网络文学影视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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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影视化现状范文第1篇

一、网络文学审美价值的时代性取向

互联网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也是时展的必然。作为审美对象的网络文学，虽然与纸质的传统文学不同，但是它与时代同样息息相关的。中国的当代文学在经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主题以后，一时出现了即时性。时代的变革使一大批年轻人不满足于低质传统文学的束缚和单一性，于是他们醉心于网络，或泄渲情感如早期的言情小说；或为了逃避现实充分发挥想象空间的幻想小说；近年来又迎来了现实题材的创作时期。这些网络文学的出现，虽然它开始并不为所谓正统文学史家、评论家、作家们的看重。但是它毕竟是时代的产物，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征服那些指三道四的人们。2010年4月6日，凤凰卫视的《铿锵三人行》中，当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cubiu）先生认为“网络文学质量低下”时，立即遭到了大陆许多网民的反对。有网友认为，顾彬自己说从来不上网[2]。既然从来不上网，怎可奢谈网络文学水平的高低呢？还有许子东先生认为，网络时代的中国作家过于关注受众。我们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受众，任何一种文学都会走入死胡同。因为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受众。作为有上亿读者的网络文学发展至今天，虽然有过坎坷，但其辉煌也是有目共睹的。据新华网报道“网络文学十年盘点”就评出了十佳优秀作品，并于2009年6月25日在北京落下帷幕。此外，来自晋江原创网小说《大江东去》，前不久还获得了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网络文学在的获奖，说明网络文学已经得到大家认可。如今网络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形式，已为越来越多的受众关注，当然，这与作协，各大文学网站与门户网开设“文学”窗口的促进、扶持是分不开的。可以肯定地说，不久的将来，网络文学成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并不是空谈，而是指日可待的，而且现在已具雏形。因为时代的东西，它是有生命力的。作为具有时代特点的网络文学，其创作目的，就有意或无意间记录下了这一时代人的生存现状与发展奋斗的历程。这正如读当代传统纸质文学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红旗谱》、《红日》、《红岩》等作品一样。即使网络文学作者水平参差不齐，甚至过多地描绘日常生活，抑或过于关注生活的表面层次而难以达到一定的深度。不过，正因为如此，我笔写我心，我笔写我感。记录一个人的迁徙，一座城市的变化，一个时代的动态，一场情爱的过程，一个企业的兴衰……这些都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它的审美价值就在网络文学上清晰而完整地记录下来。成为时代性的最好诠释。

二、网络文学审美价值的快乐性取向

在哲学美学中，有人将审美快乐与美的本质相提并论，认为美只不过是这种快乐的客观化[3]。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创作的机会和欣赏的机会，具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它是一个不会因为种族，地域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文化修养等的不同而产生任何特权和偏见的自由世界。人们能真正拥有创作的自由和与人分享的乐趣。我们知道，审美的乐趣，并不仅仅来自视觉和听觉等感官的感受，而且还要从这种感受一直贯穿到心理结构的各个不同层次。诸如情感、想象、理解等。这种贯通性，会使人的整个意识活跃起来，多种因素发生自由的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既轻松自由，又深沉博大的快乐体验。网络文学就是这么一种愉悦的体验。网络文学无论是创作者，还是作品与人共同享受者，都是“非功利性”的，是“自由”的。因为，自由是产生快乐的基础，欲望和意志在心灵上得到了摆脱。人们在网络文学的创作和享受中，享受的是自由的世界，没有物欲和意志的限制，有一种心理的平衡与满足。并且，这种快乐是自己内心的一种心理创作欲望和欣赏欲望的刺激而唤起的，在自由的网络空间或抒发和渲泄自己的情感，利用想象理解的心理行为阅读作品，从而产生愉快。互联网最大特点是给人们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正因为如此，网络文学的诱惑正是基个这种自由带给人们的种种享受而产生快乐。网络文学与传统纸质文学相比，它没有投稿、审稿、退稿这一繁杂而挫人锐气的失败感。它对热爱文学缪斯的人来说，网络文学的自由创作是一种快乐，对于那些追求快节奏，多元化的受众来说自由的选择，以及与情感与理智的交流，同样在生活与艺术之间寻找到了一种可贵的平衡。况且受众与之间的自由交往，以及无功利性，更易让人对网络文学产生一种审美愉悦。2007年12月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国际经济科技法律人才学会等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讨峰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与会者一致认为，网络文学具有“表达的高度自由”，强烈的“个性化”和非功利性；有自由、宽容、真实、平等原则；有宽阔无比的向别人学习，自我挑战的空间；有无拘无束充分表达的民利[4]。这是对网络文学特质的一个基本认定。就是因为网络文学的自由、非功利性、真实、平等等特质，所以的快乐与受众容易产生一种情感上快乐共鸣。

三、网络文学审美价值的大众化取向

作为一种无国籍限制，超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网络文学的诞生、成长始终栖息于网络这个平台，自然而然地走向大众，表现大众，服务大众，并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1月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人数达到了3.84亿人，普及率达到28.9%。博客作者2.21亿人。并且网民上网时间长，比上年人均增加了32.1小时，域名总数达到1682万个。网络娱乐和网络文学用户使用率排名第10位。据分析师解释，随着网络技术和应用的发展，网络表达和信息传递的渠道与形式更加丰富，传播方式更具互动性、自主性、多样性[5]。《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调查结果还显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1.62亿人，使用率达到42.3%，并且有关专家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庞大，这一方面由于网络文学的开放性，使用户能够方便快捷地进行阅读；另一方面，网络文学传播的广泛性以及自由又刺激了的创作激情，实现了网络文学作者与读者的良性互动。并且读者与作者群的结构比较合理，年轻化、高端化倾向得到证实，作为精神粮食的网络文学已为年轻人，及有阅读能力的人所喜爱。1994年，国际互联网进入中国大陆，1995年“橄榄树”文学网站成立，1997年我国最大的文学网站“榕树下”使中国网络文学走出了发展的第一步。此后，一些知名网站，诸如新浪、搜弧、网易、雅虎、天涯、乐趣园、网虫等都开辟了“网络文学”版块，网络文学成为了网络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各网络文学网站的免费投稿、编审、阅读、助推了网络文学的迅速发展。至今为止有多少文学网站，已经没有人统计，也难以统计，不过早在2005年，就有资料统计全球有中文文学网站3720台，中国大陆以“文学”命名的综合性文学网站约300个，以“网络文学”命名的文学网站241个，发表网络原创文学作品的网站268个，小说网站486个，诗歌网站249个，散文网站358个，发表剧本的75个，发表杂文的31个，发表影视作品的529个。其它各类非文学网站中设有文学平台或栏目的网站3000个，特别是各门户大型综合性网站都开辟了文学视窗，登录大量文学名著与原创文学作品，使网络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正因为有互联网提供的平台，网络文学就有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局面，才被众多网民熟悉与接受。网络在拉近科技与人们距离的同时，也拉近了文学与人们之间的距离。不分性别与年龄，不分种族与民族，不分天南与地北，不分国内与国外，不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这就成就了网络文学大众化价值取向的最根本原因与发展和客观存在的现状。网络文学的发展，使人们在网络这个平台上既可以是作者，也可以是读者成为现实。人们真正拥有进行文学创作的自由和与人分享作品乐趣，并且随着PC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发展，享有这种自由与乐趣的人越来越多。一般人认为文学高不可攀的时代已经结束，人人都成为文学艺术家的理想正成为现实。由此观之，网络文学无限的贴近大众，反映大众，服务大众，已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当代社会意识和时代的一种反映，也是当代文学发展，繁荣的必然之路。

网络文学影视化现状范文第2篇

[关键词]舆情 管控 局限性 调适

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近日强调，“没有哪个国家完全管住了互联网，越要自由就越要有秩序”。在我们的观念里，网络舆情是可以管控的，但如今我们为何却说舆情是不可控的呢？这是因为，我们常说的舆情管控，追求的只是个体舆情危机的修复和平息，但若是从舆情危机的长期影响来说，舆情危害是不可逆转的，并且，个案舆情危机的解决，并不等于完成了对舆论的心理调试，舆论印象没有得到扭转，这方面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郭美美对红会形象的永久性重创。

舆情不可控现象的定义及表现

网络舆情的不可控现象包含有以下几种内涵，一是舆情危机的蔓延迅雷不及掩耳，管控永远落后于传播；二是舆情的影响（更多是损害作用）具有不可逆转性，非短期能修复甚至造成永久性伤害；三是对网民和社会公众的心理调适的过程仍没完成；四是舆情传播具有天然的反管控性，传播链条难以彻底斩断，舆情再生的无孔不入，暂时被"降服"的舆情很可能因为某种契机再生或者次生。

舆情不可控现象的表现为：

1.舆情的蔓延迅雷不及掩耳。

网络舆情的不可控首先表现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的蔓延速度之迅雷不及掩耳，因为网络舆情有时候是毫无征兆的，即便有征兆，但也不能准确预判其发生的具体时机，发散的具体规模和具体危害，因而，政府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的速度永远落后于其蔓延的速度。

2.舆情的影响不可逆转性。

无论从网络舆情危机的短期还是长期影响来说，舆情的危害都是不可逆转的，坏事已传遍千里，相关涉事部门和人员的形象损害已成事实，而进行后续处置，也以难以力挽狂澜。进行舆情处置的方法无非有删帖和回应两种方式，在人尽皆知的情况下删帖无疑于自扇耳光，留下做贼心虚的铁证，深化了民众对相关负面信息的深信不疑。而回应往往只能修复个体形象，并且在民众对官方信任度较低的情况下，澄清相关事件对形象的挽回效果十分有限。2015年十一黄金周，因为网友在新浪微博爆料其在青岛市吃饭时遇到宰客事件：“点菜时就问清楚虾是不是38元一份，老板说是，结账时居然告诉我们38元一只”，一只青岛普通的基围虾开始引爆舆论场，随着舆情处置的失当更是让山东省花费巨资打造的“好客山东”的公众形象遭受重创。

3.心理调适的过程仍没完成。

现阶段，我们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往往只限于对个体事件的解决，有的只是息事宁人，暂时按压住了引发舆情危机的主要导火索，有的甚至只是通过时间流逝追求网络关注度的降低。可以说，个案舆情危机的解决并不等于完成了对舆论的心理调试，舆论印象没有得到扭转，甚至可以说，没一起负面舆情危机的出现，都会让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在增加，不良观感也更甚。已经老生常谈了的郭美美对红会的长期损害事件，以及三聚氰胺对国产奶粉产业的致命性打击事件中，之所以一些看起来很个体化的事件，却能产生如此长期的、致命性的影响，原因就在于其中没有能实现对网民进行心理调试，他们对于我国公益慈善机构的财务不透明现状和对食品安全行业的监管漏洞的担忧没有得到彻底扭转。

4.舆情传播的反管控性。

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网络舆情的传播具有天然的反管控性。一方面其生发机制决定了管控永远滞后于传播，这一特征导致的结果是，有可能在你稍不注意，一个舆情危机已经蔓延扩大到你无法用删帖等管控手段来遏制其影响。另一方面，相关舆情信息的传播链条难以彻底斩断，舆情的再生无孔不入。

政府舆情管控方法现状

我国从中央到省级到各地市县政府，均建立了完善的舆情监测、处置、应对和理论研究机制，而今如果要说网络舆情出现了不可控的现象，我们就必须弄清楚我国有关网络舆情管控的主要方法，弄清各种管控方法的效果和现状以及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控方法无外乎以下几种：

1.正面报道塑造形象。

我国对媒体的定位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而媒体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也曾提出，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对媒体的功能定位和中央高层的领导方针决定了其必然以正面宣传报道为主，而正面的新闻报道内容则主要涉及会议动态、政策部署解读、城市发展建设、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宣扬等，追求的是水滴石穿的长期思想渗透，旨在营造和谐文明的氛围，凝聚积极乐观向上的社会情绪，让我国民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充满信心和憧憬。这些正面报道的内容对舆情的管控起到的是基础性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打造政府正面形象和公信力起到“打地基”的作用。

2.全方位领域协同灌输。

我国宣传思想工作是多方面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媒体正面宣传之外，在文学和艺术创作等领域，也要为宣传社会主流的核心主义价值观服务。具体表现则有多方面，文学领域，对出版图书进行严格编审，对网络文学也有明确规范和要求，前段时间的清网行动中，新浪读书等网络文学平台就曾因扫黄而暂停读书频道运营；在艺术领域，如文艺、广播、影视制作等，也有严格的规范和规定。如同媒体的正面宣传一样，全方位领域的协同灌输的作用也是基础性和潜移默化的。

3.回应报道扭转形象。

在网络舆情危机出现后，对相关不实信息进行回应澄清，对待落实和处置的负面事件通报最新的处置动态，是网络舆情处置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环节。在舆情危机中，回应报道往往具有四两拨千斤和扭转乾坤的作用。通过相关回应报道，能使在未知天灾人祸中的悲痛人心得到安抚，能让真假难辨的谣言恐慌里人心得到安宁，也让不法行为得到处置、矛盾问题得到解决，从而实现政府公信力的修复和政府形象的扭转。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在群体聚集期间，武汉市~口区公安局某高姓副局长参与了现场指挥。2015年10月22日，武汉市汉正街约500户商户发起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整顿黑物流。10月22日傍晚，网民在新浪微博等发帖爆料称，在群体聚集期间，武汉市~口区公安局某高姓副局长参与了现场指挥，该局长来时佩戴了金表与金手链，一时间网民关注重点向所谓“金表局长”话题发生转移，关注度甚至占据了事件主流，对有关部门形象损害较大，但23日晚间，媒体从武汉市公安局外宣负责人鲁处长证实，所谓劳力士金表为“就1200块钱，戴了十年以上”，且称现场处置为公安正常执法，该副局长在执法过程中并无违法违纪行为。此次回应报道，对舆情的纠偏和平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随后，舆情迅速回落。

4.删帖管控廓清环境。

在舆情处置中，对负面信息进行删帖处理是很多各级政府部门的做法，由于负面信息在网络空间的扩散造成了不良影响， 因而试图通过删帖将传播影响力降低，廓清网络环境。在这方面，各级政府主要对有关舆情信息进行删帖处理的主要有三种内容，一是不实信息，主要一般性不良和不实内容、恶性谣言和对有关部门和人员的中伤污蔑等，但往往配合回应澄清等处置；二是涉及有关政府部门和相关党政领导的负面信息，其主要范围往往较为有限，局限于地方论坛、贴吧、微博等未经媒体报道的信息；还有一种是对媒体已经报道了的信息进行强力管控手段进行删除，其中主要与有关部门的封堵思想有关。这方面的事件也很多，可以说，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删帖几乎成了他们处置舆情的重要手段。

5.新媒体矩阵尝试沟通。

传统报业在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新兴媒体形式层出不穷的情况下，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作为我国党和政府的宣传重要平台和阵地，各级报业集团、广电集团为了更好地发挥的功能，不得不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完善新媒体发展平台，坚守原有的视听平台和报网平台的同时，积极打造起一个全方位的新媒体矩阵，包括网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社区和App等移动媒体客户端等。这在各个省级的报业集团中都有尝试，央视、人民日报从2013年4月开通微信公众号以来，仅仅两年多时间，“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已经成为传统媒体微信公众号运营的佼佼者。其他各省级、地市级传统媒体也纷纷借助微信平台开通公众账号，利用微信多媒体兼容的传播优势向受众提供内容服务。 目前，绝大多数的传统媒体正在开展或已经完成了数字化改造，成功地将数字化的内容向多渠道、多终端输出，包括报纸电子版、微博客户端和户外LED联播网等。这些新媒体矩阵起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更有效地实现了与民间舆论场的沟通与融合。

舆情不可控现象成因

正是由于舆情管控面临诸多局限和挑战，因而我们才说网络舆情是不可控的。而舆情不可控则有诸多原因：

1.技术层面：网络场景化和传播链条的不可斩断。

新技术对舆情在传播和发酵方面的影响不言而喻。一是微信朋友圈效应和场景化参与现象，让舆情传播具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方面，热点事件在传播过程中呈现“朋友圈效应”，它往往具有集散快、影响深广等特点。其中迅速集散形成的情绪流的力量不可小觑，尤其是当这一股情绪流是负面消极的，对舆情危机的形成具有巨大的催化和放大作用。如关于姚贝娜之死刷爆朋友圈让媒体行业形象整体受损。另一方面，娱乐性、场景化体验类的舆情事件开始涌现。如去年12月初瞬间火爆朋友圈的“主要看气质”等，这些场景化现象在传播上具有不可阻断性。

二是论坛、微博、微信等新旧自媒体平台的传播链接具有不可斩断性。对于事件传播范围较小的事件，也许可以彻底清除在网络空间的相关信息，但当事人或者好事者未达到目的，可以源源不断发帖。而对于事件传播范围已经扩大的事件，好事者也可能通过保存内容、截图等方式实现信息的留存。你可以删除源头，但删除不了网民对这件事的关注和追踪。甚至有时你可以就事件进行处置和辟谣，但依然不影响原始信息的继续传播。

2.心理定势：网络的对抗性情绪和标签化认知。

在对网络舆情进行处置之时，网络的对抗性情绪和标签化认知对政府舆情处置的效果构成巨大挑战。网络对抗性情绪，是指网民对政府工作和相关政策政令的，有着一种与政府出发点背道而驰的对抗性的看法。同时，网络的标签化认知让对相关部门和人员有着固化和难以扭转的印象。这些心理定势损伤着执政部门和执政者的形象，阻碍政令和执行效率，同时也推动着社会负面情绪的滋长和挤占着事实生存的空间，让官方的媒体议程设置失效，让回应难获信任，让负面形象难以挽回，甚至通过网民的情绪积攒和不断挖掘，会次生出许多新的舆情，让负面舆情罔顾政府的处置和回应，反而愈演愈烈，朝管理部门难以预料的方向发酵扩大。如去年10月20日，发生了内地游客在香港被围殴致死事件，虽然警方将事件定性为因强制购物纠纷引发围殴导致的误杀，但舆论场仍提出了诸多疑点，涉及内地游客香港旅游，网民已经形成了港陆矛盾等心理定势，让该事件不断泛化，逐步将该事件成为港陆矛盾的新的典型案例。

3.媒体环境：话语创新不足，难以打入民心。

网络舆情危机出现后，媒体是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纽带，它在正面形象的日常维护，和舆情危机力挽狂澜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虽然作为的各路媒体已经与时俱进，建立起了新媒体的传播矩阵，但在话语技巧方面始终欠缺，在议程设置层面，也存在话语创新不足，难以打入民心的现象。由于媒体存在假新闻、新闻伦理缺失的个案，因而媒体普遍存在公信力低的情况。这在舆情危机中，会让网民存在媒体可能存在帮政府说话、遮丑、以偏概全等现象，因而增加对官方的不信任情绪。让网络舆情危机增加不可控的因素。

如发生在2015年6月9日的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中，澎湃新闻报道称“留守儿童思雨贫困，生前只吃玉米面”，遭到网民质疑，因为报道细节披露涉事主人公家盖有小楼、银行卡里有生活费等，并且当地宣传部也不认可贫困导致孩子自杀一说，澎湃新闻不得不将新闻“生前穷得只吃玉米面”的标题改成“父亲在外打工联系不上”，而关于电视报道中的遗书，也很快被网民指出并非原件，这些细节都严重透支了官方公信力，为舆情增加次生危机。

4.历史沿革：追求个案解决难以实现心理调适。

由于舆情的倒逼机制的压力，以及政府部门在舆情管控方面的维稳思维。处在舆情危机当中，如在热锅上的蚂蚁，力求在短时间内压住舆情影响。这主要跟舆情问责机制有关，让相关部门在网络舆情危机中，追求事件关注度迅速回落，有时谎称已调查敷衍回应，有时无原则地妥协退让，而有时则只是置之不理，通过时间流逝淡化关注。从舆情危机管理的角度来说，舆情处置成功与否，应以网民是否重新信任，以及舆论印象是否实现了修复和扭转作为标准。

否则，长期下来，负面事件的积累只会积攒民众对政府更多的社会负面情绪，否则类似郭美美对红会的长期损害事件也将可能还会发生。

解决舆情不可控现象对策

1.观念：由管控转向社会心理调试。

由于当前网络舆情管控手段的局限，网络舆情不可控的现象客观存在，并且随着互联网和社会的发展，其形成的挑战将日益突出。因而，我们急需从观念上实现改变。我们必须意识到，对网络舆情个案的管控，并不等于完成了对社会心理的调试，并不等于实现了个体形象的修复，更别谈负面形象的扭转。因而，相关政府部门舆情管理人员，应从观念上对网络舆情中社会心理调试层面的问题引起关注和重视。

2.研判：大数据和社会调查相结合。

对于网络舆情危机的管理，要实现由管控向社会心理调试，对于网络舆情的研判工作就必须要求更高，现阶段，相关网络舆情分析和研究，一般都建立在对网络上的舆情信息的研判上，并且能真正做到运用大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的可谓少之又少，更多是抽样分析，估摸和预测。而缺乏大数据详实可信的分析，舆情分析可能存在一定误差，并且关于社会真实的舆情，涉及也少之又少。这无法对整体的社会心理状态形成准确的客观的研判和评估，又如何能准确研判社会心态调试效果呢？

3.引导：追求长远性和实效性。

此外，在对网络舆情实体处置方面，我们在评估网络舆情处置有效度方面，也应逐步试着改变标准。从追求短期效果转向长期效果，从追求个案的暂时平息，转向追求事件的根本解决，消除长期的舆情隐患。从信息调控转向社会心态的调试，从追求传播层面的回落和负面信息的廓清，转向追求社会心理的修复和转变。从聚焦新闻舆论场转向聚焦社会舆论场，从追求新闻舆论场的理性平和，转向追求民间和社会舆论场的印象的修复和扭转效果。

4.模式：由封堵管控转向良性沟通。

在对网络舆情处置的手段上，也应从原来的要对网络舆情进行封堵管控转变为进行沟通战略机制的再造。对于社会问题要有全局的把握，列出社会问题清单，合理和适时地通过议程设置推出相对稳定社会公共议题，占据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主导权。同时鼓励网络实名制表达，并建立有效机制，保护网民话语权，形成官民之间理性和良性和观点互动。此外，在网络舆情危机管理层， 应超越单一性的思维，强化对网络舆情复杂性的认知框架。而要实现良性沟通，则必须重构官方话语体系和沟通体系，必须创新话语表达，方能更加深入民心。

5.目的：聚焦最关切问题以凝聚共识。

网络文学影视化现状范文第3篇

2009年3月28-29日，由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主办，华中科技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承办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第一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全国高校、社科院、学术报刊的共约近百名代表汇聚一堂，开展对话与研讨。本次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78篇，内容包括女性主义理论、女性的生存状况、婚姻家庭制度和生育文化、民族地区女性问题、科技号性别以及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经验交流等，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法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充分体现了妇女，社会性别研究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特质。为奖掖青年学子在妇女／社会性别学方面的研究，培育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的学术后备力量，扩大本研究领域的社会影响，大会还特设“学生论坛”，主办方全额资助了29名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参加大会，同时大会还在提交的论文中评选出教师组10篇和学生组12篇优秀论文。

本次研讨会主要对以下4个主题进行了讨论。

一、学科建设研究

关注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一直以来是研究者们的重要学术关际，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为妇女／社会性别学融入主流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体现了妇女／社会性别学为推进联合国提出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所进行的扎实工作。

因为要融入主流，学科化是必不可少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中的缺席直接限制到教学与研究的开展与发展，章立明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涉及到三个重要论证：第一，妇女，社会性别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中国妇女学能否对全球妇女学建设作出重要甚至是独特的贡献?第三，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学?她认为学科建设要以解构与建构并重为原则，20多年来通过海外留学与培训，中国妇女学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通晓与熟悉西方妇女学的师资队伍与研究人员，使中国妇女学建设进程得以缩短与促进，但单向度建设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妇女学的建设目标，使之成为西方女权主义的附庸，陷入被动建设的境地。蔡慧玲也认为女性学虽然经过了三次发展浪潮，但发展至今仍在学科地位、发展动力和学科价值等方面存在某些问题，而女性学要发展必须处理好理论借鉴与本土创新的关系、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研究热情与学术规范的关系、女性学研究与男性研究的关系。刘文菊在评述祝平燕、周天枢和宋岩编写的《女性学导论》时特别提出，要把女性问题置于性别关系的结构和社会制度中进行分析，并且在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时要坚持性别分析与其他分析视角的结合，防止出现性别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人为隔离或者简单化的“性别万能趋势”。

课程建设及教学法研究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而且在更多公共课中引人性别视角与专业课程中引入社会性别研究成果同样被关注。本次会议方刚、王宇等人带来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探索经验。方刚不仅将所在学校的“女性心理学”改造为“性与性别心理学”，在“民俗与人类学概论”课程中加入了性别教学，还以女性主义教学理念为原则，设计了独特的社会性别参与式教学：让学生走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特定情景中，进行角色扮演，激发学生对社会性别研究的兴趣，帮助学生通过自我感知与觉悟来完成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成长；教师则通过具体教学诠释和践行了女性主义教学的原则：反对权威，强调平等，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王宇的《女性健康管理概论》是在高等医药院校开设的一门女性主义与健康问题相结合的通识课程，尝试在高等医药教育领域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体现了教学实践的创新性和多样性。尽管将社会性别概念引入高校课堂，有利于青年学生提高社会性别觉悟，但如黎君所指出的问题依然存在：社会性别学课程不是列入学校教学计划的主流课程；教师对课程内容把握不够；教学过程的方式方法单一；学生的参与程度不高。所以还要努力从各方面提高社会性别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而刘文菊针对传统大学语文教育的性别盲视，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为大学语文课程开启了一扇新窗，拓展了文学理解的新视野。

此外，陈亚亚还以女权在线网站为例，讨论了国内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发展现状、组织特征、发展前景以及目前遇到的阻碍等。她认为，以传播文化理念为宗旨的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在国内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对国内女权主义学术研究从理论转化为实践、提升大众的女权意识具有特别且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人文学科分支研究

作为主流学者对性别研究的回应，欧阳康在所作的“社会性别的实质及其意义”的演讲中提出了“社会性别的基础是什么，人的自然性问题何以转化为或演化为社会性问题，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者为何多为女性，社会性别问题在东西方的差异尤其是当代差异以及当前中国社会性别问题的时代特点如何”的哲学追问，他认为从让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上看，社会性别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时代问题，它不仅有很多实践问题需要探讨，更有很多深层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王宏维提出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当代国外和女权主义立场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它显示了边缘群体对知识生产平等权的正当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方面，并试图在既有框架里对历史唯物论进行补充和修改。对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的探讨，并不能以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它所引发的是对在当代何以发展的深层思考。戴雪红关注女性主义及后殖民话语对主体和主体性的建构问题，她认为研究女性主体性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女性在历史变迁中的双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能动者；二是必须充分认识到女性之间的差异，若以“受害者”角色集结女性群体也容易看不见甚至掩盖了这些女性的主体性，必须跳脱同质化群体的概念来看待第三世界女性在其处境中的异质性。倪志娟通过女性主义“知识考古”进一步挖掘了文本中的单一男性话语是如何建构两性对立的基本思想框架和范畴体系，在二元思维模式中，女性和女性的经验被排斥在外，男性按照自己的思维构筑关于世界的抽象理想。这种追求一方面给西方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对现实世界起到了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了心与物的分离，带来人性的分裂。这是人性的特点还是男权文化传统褒扬精神世界、贬抑物质世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恶果?如果精神理想与现实世界可以和解，和解又该从哪里开始?而这正是女性主义知识建构的根本任务。方亚中则对吕西・依利加雷的性差异伦理学做了译介工作。性差异伦理学强调两个性别之间的差异性和非等级制，要求承认不同的利害关系，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认识视角。依利加雷性差异伦理学非“一”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了解构和建构的相结合，一方面试图冲破“一”的束缚，使女人不被“一”整

合或同化，同时通过三组合解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积极建构女性主体性，发展女性自己的空间，努力实现男女共存的局面，创造两个主体的文化。

历史学科的性别问题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分析与解读，来阐发研究者对历史文本中的妇女地位和女性道德、价值的思考。在厘清史料、揭示和趋近史实方面，张超考察了女留法勤工俭学生作为为女性解放而摇旗呐喊的女性先贤们最后成为有高度觉悟的男女平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过程；李洪河通过研究建国初期因实施新婚姻法这一变革举措所造成的大量的妇女死亡问题，说明仅靠大的社会运动不可能迅速改变旧有的传统习俗，因为新近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罕见地使汉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条文得以重现。夏增民由此从法律角度判别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图最大程度避免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颇；付翠莲则从古希腊史诗及希腊哲学著作中寻得古希腊人妇女观的倒金字塔式的嬗变轨迹。他们的探究所呈现的传统史学与妇女史的对话与合作，突显了社会性别视角对历史中的女性及历史本身的观察分析。

作为文学学科分支的性别研究，主要关注点仍在性别写作与文化意涵分析方面。其中吴迪对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群体作了考察，提出作为一种女性实践，同人女通过创作和欣赏耽美作品，表达了自身对纯爱、自主、平等的向往，但在表达了自主诉求的同时，却显现了男权主导下的女性自卑心态；耽美中“攻方”“受方”关系是女性构建的理想情感关系，也反映了她们无法摆脱渴望得到保护的依赖心理；耽美现象是性别不平等的男权社会的产物，诉求表达本身背负了男权文化的深深烙印，从中可见女性的无奈和挣扎。王浩认为网络文学中表现出的性别倾向十分明显，男性作者的创作似乎显得很“传统”，一方面一定将男性塑造成强者，同时又穷困潦倒，似乎显示出网络读者特别是男性心里的脆弱。女性作者的书写则透露出一种对于父系文化的强烈反驳与颠覆，一些书写常带着一股女性特有的哀怨和病态，也有回肠荡气的侠女豪情；还有通过对丑女的刻画，来表达对男性审美观念的颠覆和对传统美学定势对“身体”界定的反叛，反映出其个体性别主体意识空前高涨，这似乎也表明网络的开放环境下女性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陈力认为东北民间二人转中男弱女强的文化设置和传统文化规定的“男主女从”的两性模式迥然不同，它似乎为女性提供了一种精神释放，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主流文化的女性文化，折射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观念、文化追求，它说明在民间有着与官方文化不同的性别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与来自西方的性别观念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马藜、胡雪、鲁红霞等都对文学文本加以分析，从中看到女性的生存图景和可悲可叹又可怜的悲剧命运，胡雪对张爱玲小说冷静地审视女性本体，肯定女性的本质及其价值给予了肯定，认为张爱玲为女性意识的开掘开辟了一条道路，为后来的女性作家更好地表现女性意识作出了贡献。樊欢欢通过对《发现母亲》的批判，表达了对塑造双性化的新型父母角色的期待，她认为“母亲神话”及其对女性利益的隐形侵害在于，打着维护孩子利益的旗号，单方面规制女，抹杀女性的个体价值，夸大母性的作用以苛责女性，将“母亲”和“家庭教育”划等号，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和责任。其实这种性别气质的刻板期待也是对男性的伤害。

三、现实问题研究

本次会议研讨议题最为集中的即是对现实的性别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剖析，反映了与会者对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与价值关怀的认同以及对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的思索。内容主要分为4个方面。

1　婚姻家庭问题

王金玲通过家庭权力的分析力图证明，家庭权力是一种立体网状分布，且至少存在着婚姻、代际、个人这三个维度：由于在权力空间中的集聚点不同，占据的权力领地不同，家庭成员拥有的权力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家庭权力性别分布的变化与整个社会一文化大背景相伴随，具有本地化和受多种机制运作控制的特征，即使是女权的扩展，也并不一定就是纯粹的妇女的胜利。她认为，今天中国家庭权力的性别格局就总体而言仍呈男强女弱的不平等态势，在不同维度和权力空间存在着较大的性别差异。贺艳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伦理剧对“夫妇之伦”的建构而言，一方面在伦理表达上，自由伦理被吸纳入传统的责任伦理之中；另一方面在性别建构上，通过对男性、女性的刻板形象的再次演绎，家庭伦理剧这一当代中国最为流行的大众文化文本正传播着男女两性的性别“神话”，而这正是女性主义学者所要剖析并抵制的。关于婚姻家庭，林秀玲等人对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所作的社会调查，让人看到在潮汕地区根深蒂固的男权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虽较以往有所提高，相对男性却依然极其低下，而最让人心忧的是大多数女性默认自己的客体地位，依附于人，因此呼吁要以教育和法律为根本手段，使女性实现经济和人格的独立，成为家庭社会真正的主体。隋悦、李兴艳等对婚姻家庭制度下的女方权益给予了关注。

2　生育问题

骆桂花在资料梳理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析了回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国家话语与回族生育文化的性别观念、回族生育文化的变迁等层面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影响因素。她的研究表明，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生育观在回族民众的头脑中丰富而具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人们生活、生产的各个层面都引起了变化，国家政策引导在相关领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在传统回族社会，生育不仅仅只是生育，而是连带着人生的终极意义，不能纯用世俗的成本效益来加以衡量。对农村回族妇女来说，生育的冲动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内心的冲动是在几千年文化习俗的深深影响之下，内化到心灵深处的。她们把生育当作人生最主要的使命，把生育上的成就看成是自己人生事业的最大成功。正是这些观念的作用，使得回族社会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变得更加迁延。苗青青提出了中国在应对生殖道感染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由于妇女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生殖健康方面知识的欠缺，使女性对生殖道感染的认知较弱；而且社会性别差异也造成了妇女长期以来处于生殖道感染防治的不利地位，阻碍了感染的防治，很多妇女由于经济、权力等方面的劣势，没有自主能力，而无法获得安全的保障。社会规范与传统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两性的关系，影响着双方享有的权力和各种资源，与男性相比较，女性往往更缺乏正确的性健康信息。因此对生殖道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更需要从医学、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多方面考虑。马藜认为当下影视剧中传播的生育文化、生育观给女性施加着压力，影响着女性的命运，女性在承担繁衍人类生命的同时，接受传统生育文化的规范，逐渐地放弃了母亲自己的权利和需求。而作为参与社会发展的人，保持自我意识是争取权利的基础，是选择健康、寻求幸福及和谐发展的条件。因此人们对影视剧所传播的内容应有所思辨，生育不是女性的全部。齐佳的“尴尬的代母怀孕技术――代母怀孕技术在中国的尴尬处境及其解决途径的思考”揭示

了代母怀孕技术作为现代生殖技术发展的产物在中国两难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它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和市场需求，并且积极服务于不孕人群；另一方面，它面临着来自伦理道德的声讨和法律政策的禁止，从而引发了社会的激烈争议，而对照国外相关立法经验，中国代母怀孕技术也应采取有限合法化并严格限制的政策，进一步关于规范代母怀孕技术的运用。

对于中国出生性别比逐年升高的问题，周全德、李怀玉认为，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在公共生活领域乃至日常生活领域被某些特异的社会因素推向边缘化的一种自身地位下降或自我和群体价值缺失的显著标志，是妇女社会边缘化状态的自然结果。从生活政治的角度看，出生性别比升高与日常生活中性别政治的潜网之功能和作用不无关系，而由这张潜网所促成的家庭性别关系的倾斜及其依附恰是妇女社会边缘化状态得以形塑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高出生性别比问题，关键在于真正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决策主流，造就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和道德规范，以保证实行有利于女性健康发展的社会政策，以改善女性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

3　农村问题

赋予解除贫困以性别公正、政策公平、赋权妇女的含义是陛别研究与农村研究结合的研究取向之一。与会者不同层面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农村女性的现实困境。尹旦萍对湖北省Dc乡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研究发现，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性别意识的缺失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忽略了两性的公正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并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以研究促决策。金梅认为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传统性别歧视文化、社会机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对女性自身发展和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已日趋严重。丁玉认为母亲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给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深远的，留守儿童在家中的监护人多为爷爷奶奶，这对农村儿童教育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孔海娥也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外出打工，年迈的婆婆成为年幼孩子的抚养者，成为孙辈们的“二度母亲”，由此而带来的是农村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重大改变。刘丹的调查显示，农村妇女的从属地位表现在婚姻赋予的意义相对男性来说要重要得多，婚姻是她们人生意义的基石，妇女的一切幸福均是海上蜃楼，一旦婚姻解体，不管是责任方还是受害方，妇女都将面临各种来自社会的压力，而很多时候妇女对自身的无意识压迫，也加重了她们自身的困境。

4　就业问题

围绕女性人力资本研究与妇女经济参与研究，女性就业与女陛职业发展成为研讨的热点问题。方英认为改革开放前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和资源支配能力，通过单位制推行一种“男女一个样”的性别秩序；在市场转型时期，国家的政治理念由追求社会公平向追求经济效益转变，随着单位制的改革以及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市场根据“经济理性”的原则对女性就业造成挤压和排斥。这种急剧的转变使得国家的“男女平等”政策在就业领域面临困境，使中国城市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的性别秩序发生了很多独特的变化，开始面临就业排斥、职业隔离和女性工资相比男性增长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石彤、王献蜜的研究弥补了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大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时所缺少的性别维度，并从就业率、薪金、就业行业和职业的性别隔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熊倩认为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必须的，男女因差异可能从事不同职业，但并不代表可以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不能被看作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而应该注重其对整个社会的贡献。韩梅认为家政服务实现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事实上质疑了无薪家务劳动的合理性，肯定了家务劳动价值，家政服务也是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一座桥梁。关于女性职业生涯发展受阻问题，通过对玻璃天花板含义及成因的分析，张营认为女性自身、企业及政府等各方面都应正视两性差异，应给予女性公平的职业发展起点与机会。为了分析知识阶层女性职业发展窘境产生的外部因素，王瑁以一所研究型大学为例，重新审视并理解大学组织文化所蕴涵的性别意识形态，深感大学组织制度表面上的平等与中立背后可能隐藏更性别化的本质。对此，黄约、赵秀娥通过对女性主义的劳动性别分工的解读来分析在传统性别结构及性别文化框架下科技价值的异化，或许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四、文化研究

为了证明少数民族妇女对民族文化发展的贡献，杨国才在对少数民族独特文化考察中，发掘了少数民族妇女自己的文化和知识，这种知识通过本民族的传统手工艺，以服饰作为载体再现，并通过一系列象征图案的符号展示和传承下来。李勤对滇西北地区这个生态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多样性保存较好的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进行了调查，发现她们近百年来不但对该地区多样性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还在平衡家庭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刘秀丽的调查也发现在一些面临现代化冲击的少数民族地区，女性成为重构民族文化过程中“民族文化”的承载者，这足以引发对“女性：自然的/男性：文化的”这一曾在性别研究领域中引起广泛争议的二元论模式的重新审视。关于宗教与少数民族性别研究的关联，董锦霞对东乡族女性的正负功能分析中，发现伊斯兰教既给予东乡族妇女可贵的关注，也曾为她们自身解放增添了桎梏。卢成仁则考察了娃底傈僳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对在村落“中秋会”中所透露出的傈僳人的性观念进行了深入阐述，提出娃底傈僳人社会中存在“性／性别平衡机制”，并以此作为分析基督教信仰背景下娃底傈僳人社会性别状况的一个解释框架，与盖尔・卢宾的分析概念进行对话与讨论。这些议题的讨论显示了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性别分析框架运用以及性别研究本土化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