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阶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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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格兰杰因果检验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的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基于一国的实践，很少从中国转轨经济的实际出发探讨在两者的关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能直接用于中国实际。而今，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金融改革也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迫切需要从理论的角度来来回答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给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给予理论支撑。本文拟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论”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中国实际情况下的适用性，并选取中国相关数据设计实验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其滥觞可以追溯到Hicks（1987）、Roussean和Sylla（1999）。他们从经济史的角度，分别从工业革命和1790～1840年美国金融系统的发展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的结论。

从国家层面，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的是戈德·史密斯（1969），其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但是其没有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不能确定“到底是金融因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抑或金融发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的反映[1]。”McKinnon和Shaw（1973）一起研究了受抑制发展中经济，得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他指出在所有情况下，“金融抑制”都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金融深化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之后，King与Levine（1993）在1993年，设计了四个金融发展指标和四个经济发展指标对80个国家在1960～1989年的数据进行了跨国回归。他们发现，不仅同期经济增长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是正相关，而且在10年初的金融发展指标和随后10年的经济增长指标也是正相关的。他们断言，金融并非是仅仅跟在经济发展的后面，而是金融导致了经济增长[2]。Rioja和Valev（2004）对74个国家1966～1995的数据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在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确定；在中级阶段，对经济增长又较大的正向作用；在高级阶段，其虽是正向作用，但比中级阶段作用要小。

一些学者从行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Jayaratne和Strahan在1996年研究了美国银行业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认为放松管制是金融发展的一个跳跃，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Rajan与Zingales（1998）考察了金融发展水平对不同产业的影响，进而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另一些学者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研究。Levine（2002）年通过对48个国家1980～1995年大量数据进行了跨国分析，发现市场与银行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难以确定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是哪一种金融体制。Beck和Levine（2004）采用GMM技术处理了遗漏变量和因果关系，其结果依然与上面相同。Carline和Mayer（2003）研究表明，在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不同的金融机构。早期应当建立有效的银行体系；后期应当关注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场。

这些理论纷繁复杂，但其结论无外乎为以下几种：

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这多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持有。

二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但却是其障碍。其原因是金融泡沫与货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三是需求遵从论（demand—following），即认为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带来金融结构的变化，促使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四是供给主导论（supply—leading），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五是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双向关系。这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两者的关系可以是需求遵从也可以是供给主导。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关于上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观点，笔者认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双向关系更为符合新兴的经济转型国家。虽然这种理论考虑到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但是没有考虑一国具体实际的理论不能用来指导一国的实践，还需要根据一国的实际加以调整才能用于分析中国转轨经济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帕特里克（Patrick）[3]对需求遵从、供给主导进行了总结，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了双向关系论。他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在发展早期，金融部门的扩张通过金融机构的产生与金融服务的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至于“供给主导”的观点一致。但是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金融部门则处于“需求遵从”的地位，即经济增长诱导金融发展。

金融部门在生产中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部门的生产进行融资。随着经济的增长，必然产生基于实际生产需要的资金需求，这些资金很多时候需要从金融市场获得，且不论这种需求的满足是金融市场量的扩张还是质的提高。因此，首先要区分的概念是金融的发展仅是指量的增长还是包含了质的提高。若指前者，则经济的增长必然导致“金融发展”；但若是指后者，显然不是所有金融增长都是金融发展，帕克里特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这种促进往往反映为量的扩张；只有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表现为质的提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两者的区分有往往不是那么明显，往往是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质的提高。可以这样解释：经济增长所导致的金融发展过程中，首先体现在量的增长，在资金来源的潜力都被挖掘几近殆尽时，其量的扩充没法进行下去，这时就要求其内在效率的提高，即金融质的提高。因此，其内在逻辑是经济发展金融量的扩张金融质的提高。

发展中国家经济起点较低，往往处于金融量的扩张阶段，而发达国家其量的扩张潜力有限，很多时候表现是金融质的提高。因此，无论从量还是质的角度来说，都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仅仅认为是供给主导了经济增长的观点忽视了只有实际需求才是导致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力量，当没有实际的需求时，提供再多的金融供给，只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泡沫，而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供给主导发挥作用往往是需求未被满足（这种需求可以是“潜在需求”，即在现有的技术、制度等外在约束的条件下，本可以满足而现实未满足的需求）的条件下，这个结论无论是从金融角度还是在经济学的角度都是如此。

然而，不是所有的金融发展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金融的发展，会使融资更有效率。资金更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满足生产部门对资金需求，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没有反映或者超出了经济需求的金融发展，仅仅是会产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阻碍经济的发展。

因此，最终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从理论上分析是如此，但其正确与否，还需要实证进行检验。下面以中国来进行实证分析来验证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三、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案的设计

1.实证目的。实证的主要目的是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需要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就无法去验证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必须要经历两个阶段，其一是检验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其次是在两者均衡的基础上检验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2.数据和变量选取。变量选取采用了两个指标麦金农指标：M2/GDP，来表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4]。戈德·史密斯指标：FIR，即金融相关程度指标，FIR=（M2+L+S）/GDP，其中L为各种贷款（包括向政府提供的贷款）；S为有价证券（包括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保险费及股票市值等）[5]。

检验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1），部分来自其他论文及网站。原始数据。

3.实证方法。考虑到实证的目的，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金融发展变量和经济增长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6]。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检验，如果数据平稳，可以直接进行因果检验；如果数据不平稳，先对数据进行差分后进行协整检验，再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本文分析借助与EVIEWS76.0完成。

（二）实证分析过程

1.描述性统计。从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GDP、M2/GDP、FIR的波动都比较大，分别为108439.3、1.009881、0.071583。于是对有关变量取对数，一方面可以减轻波动，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异方差性。

2.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使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即检验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即不存在单位根），若数据是平稳的，就可以直接对数据进行格兰杰检验，以确定因果关系；若数据不平稳，此时可以对数据差分项进行ADF检验，检验差分项是否平稳，若协整阶数一致，则数据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所谓的协整关系是指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通过ADF检验可知，LGDP，LM2/GDP，LFIR均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项DLGDP，DLM2/GDP，DLFIR却是平稳的。因此，对三个平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3.Johanson极大似然检验。在检验协整关系时采用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来测定协整关系。相比较E-G两步法，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的误差更小，并且可以测定两个以上变量的协整关系。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VAR模型结构，这里选取带截距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选择滞后阶数为2，得到实验所需的模型。

当滞后阶数选择2时，由检验可知不存在单位根，所以VAR系统是平稳的，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由协整检验可知，没有一个、仅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通过了检验；至少有两个协整关系没有通过检验。由此可以得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4.格兰杰检验。由Jonhanson检验可以知道，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两个协整关系，可以对他们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确定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为上述VAR模型我们选择滞后阶数为2，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DLGDP与DLFIR存在单项因果关系，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得到结论，DLGDP与DLFIR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M2/GDP与GDP成反比，这与谈儒勇[7]（1999），曹啸，吴军（2002）的结论相仿，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货币当局逆风向操作引起。另外，M2/GDP和FIR更多是从量而非质的角度来说明，并且无法说明在何种条件下金融发展引致经济发展。未考虑通胀因素。在选取指标时，存量指标未剔除通胀。事实上[8]，在把通胀作为一个变量考虑时，其结论往往会有很大不同。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增长[M].浦寿海、毛晓威、王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41.

[2]King，Robert.G.Levine，Ross，“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5-542.

[3]Patrick，H.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34）：174-189.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4（5）：24-31.

[5]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金融研究，2010（5）：58-67.

[6]范学俊.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6（3）：57-66.

[7]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45-62.

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消费经济增长　储蓄　投资

在现代的开放经济中，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来推动，作为总需求构成因素之一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力。当前，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在70％左右，发展中国家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在60％左右。因此，消费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专门领域。本文将对传统的消费一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回顾，并介绍发展经济学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提出的消费一经济增长理论，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理论进行述评。

一、关于消费一经济增长模式的传统理论和观点

(一)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集中考察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三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即：资本一产量比(C)、储蓄率(s)、有保证的增长率(Gw)。得出的基本方程为：

Gw=s/c

从基本方程可以看出，哈罗德强调了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只要一个国家的资本的积累率即储蓄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它的经济就会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增长。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索洛模型为代表)延续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经济思想，强调储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索洛模型提出，一国的人均储蓄有两种用途：一是为每一个人配备更多的资本设备，这被称为资本的深化；另一部分是为新生人口配备每人平均应得的资本设备，这被称为资本的广化。索洛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一条稳定的均衡增长途径，均衡条件为：人均储蓄=资本广化。由于人均储蓄：储蓄率文人均产出，因此储蓄率越高，均衡的人均资本水平越高，从而均衡的人均产量水平就越高。显然，他们认为，消费水平高会使资本积累减少从而降低人均产出水平。

20世纪60年代之后，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在这一认识下，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费尔普斯于1961年找到了与人均消费最大化相联系的人均资本应满足的关系式。这一关系式被称为资本积累的黄金分割律。其基本内容是：人均资本量的选择使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劳动的增长率时，均衡状态时的人均消费达到最大。黄金分割律揭示了人均消费与人均资本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经济拥有的人均资本少于黄金分割的数量。则该经济能够提高人均消费的途径是在目前缩减消费，增加储蓄。直到人均资本达到黄金分割律的水平。从消费的角度，我们可以把“黄金分割律”通俗地解释为：如果我们对每一个当代和未来世代的社会成员提供同等数量的消费。则人均消费的最大数量即为“黄金消费”。

(三)凯恩斯的消费需求不足会抑制增长的观点

凯恩斯认为，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是由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构成的总需求不足以致无法实现充分就业。而消费需求不足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也会增加消费，但消费的增加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的作用，人们不会把增加的收入全用来增加消费。

二、发展经济学家关于消费一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和观点

(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率的“U”型曲线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看。投资率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近似一条平缓“倒U”型的曲线(或称为“马鞍型”曲线)；消费率变动过程则呈现与投资率相反的平缓的“U”型曲线(或称为“倒马鞍型”曲线)。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是由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引起的。

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提升，食品等初级产品消费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制成品消费比重逐步上升，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较快，造成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当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经济发展迈向发达阶段时，消费结构由工业品消费为主转向以住房、教育、旅游等产品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造成投资率出现下降，消费率相应上升。从长期看，第三产业发展必须以第二产业为依托。为满足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需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这样。投资率和消费率在维持一段时间的下降和上升后，又在新的起点上形成了平衡并维持相对稳定。

(二)罗斯托关于消费一增长具有阶段特征的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1960年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首次将各国经济增长过程概括为六个阶段，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消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不同的。

第一，传统社会阶段即农业社会。经济增长缓慢。消费在国民收入中占较大的比例，消费率较高，但这一阶段的消费处于低水平。

第二，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费率有所下降，而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储蓄率上升较快。

第三，起飞阶段。一部分人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他们具有很高的储蓄、扩大的投资和上升的消费水平。罗斯托把生产性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到10％以上看成是实现经济起飞的三个先决条件之一。

第四，走向成熟阶段。经济持续增长，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在经济增长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比较大，消费率比较高。

第五，大众高消费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的提供，耐用消费品产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中的主导部门。

第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追求闲暇和娱乐，而不是把收入增长看得最重要。此阶段，消费质量提升很快。

(三)钱纳里关于消费率与人均GNP动态变化的实证研究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不同水平时的消费变化呈动态分布。以1964年的美元来衡量。居民消费率在人均GNP低于100美元时(中值70美元)为最高。达到77.9％，为贫困型高消费。此后，随着人均GNP提高到1000美元，居民消费率开始直线下降，累计下降16.2个百分点。但是，当人均GNP迈过1000美元门槛以后，居民消费率的图景出现了转折性变化，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此时，消费结构升级显著加快。根据钱纳里等的标准结构，在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以后，食品和衣着类等生存型消费比重下降，发展享受型消费比重迅速上升。代表居民食品、饮料、烟草等消费支出比的恩格尔系数，从100美元时的53.2％下降到1000美元时的28.4％，降幅达24.8个百分点。在人

均GNP达到1000美元以上(中值15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降幅趋缓，仅下降1.6个百分点。

三、对上述理论观点的评价和结论

传统的经济理论是非常忽视消费对增长的作用的。认为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小，经济增长率越高。即使消费与增长有关系，那么这也是通过其他指标间接作用于增长的，消费对增长拉动往往遵循消费一储蓄一投资一增长这样的逻辑推导链，如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等。因此，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都同意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提高储蓄率以促进资本形成。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该暂时牺牲消费以获得工业发展所需的大量投资。这些理论在少数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大国(前苏联、我国建国初期)曾经实践过，但事实证明，虽然曾经一度有过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超越现有条件的过快过大规模的投资抑制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

从凯恩斯开始，消费才真正成为关心的问题。凯恩斯的观点与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观点截然相反。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是消费需求不足。政府应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的理论符合他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而罗斯托和钱纳里的观点更多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强调消费与经济增长是一种动态的阶段性相互推进关系，

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第3篇

市场和政府各占多少的问题和经济学一样古老，因此，政府规模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由于对发展认识的不同，政府规模研究经历三个主要阶段的变化。从庇古时期的“守夜人”的政府，到凯恩斯主义时期的全能政府，再到公共选择理论的适度规模政府。政府规模的研究首先经历了研究政府规模大小及其理论解释阶段和适度政府规模研究阶段。虽然研究的内容有一定的区别，但这两个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所关注的最终目的都是经济增长。

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选择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损害经济增长和公民生活质量。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却解释不了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依据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增长是有限的，而质量的改善是无限的。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那么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因此，新的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转型，不仅仅限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但是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规模的扩大应该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密切相关，即评价政府工作的好坏应该是看社会福利的改善，而不是看GDP的增长。因此，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面向福利增长的转型。

基于这些认识，本文深入研究了国内外有关政府规模研究的相关文献，并依据政府规模研究的理论解释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提出新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向注重福利提高转型。并论述研究转型的理论根据和意义。

二、政府规模研究的演进

(一)政府规模的概念及界定

广义的政府规模指以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一定组织原则建构的政府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政府规模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内在规模指政府职能和行政权力的范围及结构，即职能规模和权力规模。外在规模是指政府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的数量、结构以及行政成本消耗的数量，即机构规模、人员规模和费用规模。”

政府规模对经济与社会影响的主要方面。表现在政府所掌握和调控的经济资源的规模和大小。国际上的研究主要采用政府总支出或各项目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

(二)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转型前的政府规模研究及理论解释

考察国内外相关的文献，根据其依据的理论，政府规模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层次。

第一阶段，对政府规模大小的研究和解释。早期对政府规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的变化及探讨背后的理论解释。主要结论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规模逐渐增大。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注意到一个经验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逐渐增大，即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鲍莫尔(Baumol)则推测，由于政府部门生产率低于其他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部门的产出成本将大于其他部门，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价格无弹性，意味着随着需求的增长。只能以政府规模的扩大来满足，即所谓的鲍莫尔成本。

研究者依据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大多数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需求导致的。一方面由于要纠正市场失灵。要求公共部门进行干预：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长，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增长，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Kauand Rubin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供给增加。因为技术进步使纳税经济活动增多及税收成本降低，从而使政府收入增加及劳动力供给增加，如果需求不变，则政府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

在实践上，现代政府早已摆脱庇古时期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凯恩斯的大政府论在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之后备受推崇。总之，对于政府规模大小的争论永远不会停止，当经济高速增长。市场运行良好，人们就希望政府退回“守夜人”的角色。管得越少越好：而每当经济危机袭来，人们又很自然地期望政府充当“救市者”。

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研究。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同样很好地解释了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例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官僚体制和财政幻觉导致了政府规模的增长。但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规模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指出政府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会损害经济增长。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中的官僚也是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官员函数中包含的变量包括薪酬、所在机构及人员规模、权利及地位等，这些变量与政府预算成正相关。因此，追求政府预算最大化是官员的目标。这种官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导致了“政府失灵”，从而使经济和社会福利恶化。公共选择理论主张限制政府的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Borcherdingand Lee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规模的研究转到关注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阶段。

Ram、Rubinson和Kormendi and Meguire总结出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扩大致府的规模将促进经济增长。而Landau和Barro的研究认为。政府规模扩大会降低人均收入，不利于经济增长。Folster andHenrekson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过度扩大政府的规模会造成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对于上述结果的不一致，一些学者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调的关系。Grossman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和证明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Armey证明并用曲线表达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称阿米曲线。而更进一步，Vedder and Gallaway、Pe，den等还证明了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最佳规模。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并不多，而且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与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占主导地位是分不开的。马栓友、李国柱、马树才和刘方等学者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为政府规模指标，研究并估计了我国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最优政府规模水平，得出大致相近的结果。

三、从经济增长到生活质量：政府规模研究的福利转型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占主导的情况下，对政府的评价是根据GDP和GDP的增长来判断的。但在发展已经定义为人的发展和福利提高的情况下，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国际国内的研究者已经从实证上做出了尝试。

第三阶段：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近两年，国际上

关于政府规模研究的新动向是学者们开始关注政府规模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美国学者Antony Davies研究了政府规模对福利的影响。使用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投资支出分别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指标，利用15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发达国家DHI最大化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7％，政府投资支出占GDP比例为13％。总的最佳规模为30％。而发展中国家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与HDI正相关，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达到40％以后才对HDI有促进作用。

Christian Bi・rnskov等人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生活满意度作为福利指标，用政府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实证分析74个国家的政府规模是否有利于或不利于生活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刘长生等首次研究政府支出规模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作者构建了社会福利指数，以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政府规模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最优规模估计，估计出我国最优政府总支出规模为39.21％。潘雷驰对政府支出的增长率和HDI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得出政府支出增长率的变动对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影响不显著。这些研究虽然使用的指标与国际上的研究相似，但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因此，值得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我国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实证结果和理论基础。

四、政府规模研究福利转型的理论根据

(一)生态经济学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理论基础

新古典理论从需求或供给方面可以解释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公共选择也可以说明过度的政府规模会对其他经济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和为什么会影响经济、社会，却解释不了政府掌握和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新崛起的生态经济学，作为对传统经济学的反思，在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政府调控目标上可以解释上述问题。

1　新古典理论及传统增长理论是建立在以下两个主要假设基础上的，但是这些假设遇到了挑战

假设一：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

假设二：福利的提高需要加强政府干预和扩大政府规模，以便纠正市场失灵。

第一，许多研究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福利的持续增长。Manfred Max-Neef提出“门槛假说”，即“在每一个国家似乎存在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生活质量的改进到达一个点，即门槛点，超过这个点，如果更多的经济增长，生活质量可能下降。”之后，生态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了经济增长存在福利门槛，超过这个门槛经济增长不再导致福利增长。

为了克服GDP作为福利测量的不足，Daly and Cobb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0f SustainabIe EconomicWelfare，ISEW)，Cobb又提出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Progress Indicator，GPll作为GNP替代指标来测量福利，发现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GNP持续增长但ISEW开始下降。之后ISEW被应用到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国。计算不同国家的ISEW发现，ISEW随着GDP的增长会达到某一点，超过这点ISEW的增长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原因是经济增长引起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使得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没有全部转化为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福利。生态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成为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这些研究显示经济增长不一定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

第二，相对于福利的提高，并非政府规模越大越好，最新研究显示存在福利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前面介绍的Antony Davies的研究结论，即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Biornskov等的结论是，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这些结论构成了对假设二的挑战。

2　生态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评价政府的标准是什么

1977年赫尔曼・E・戴利fHerman E.Daiy)发表了《稳态经济学》，重新将经济和物质世界联系起来。在《稳态经济学》及之后的著作中。戴利反驳了传统经济理论将经济过程与能量和物质资源脱离开来，提出了为古典经济学家所不熟悉，但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完全排斥的概念：增长的极限。戴利指出，经济理论和实践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用熵定律可以解释经济过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将潜在的、有用的能量和物质转化为这样那样的商品，商品经过一定的时间被用光或损坏最终被抛弃。因此。所有的商品是将低熵的资源转化为高熵废物的中间物。由于地球本身不能增长和以不变的比率接受太阳能。所以。以无限制地将能量和物质输入经济过程。无限制地向环境输出废物为特征的无限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那么，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可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最终仍然缺乏根据。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其规模的调整应该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即评价政府应该使用福利标准，而不是GDP或GDP的增长。

(二)生态经济学对福利衡量的反思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推动力量

自从庇古区分了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的概念，指出非经济福利是不可测量的，经济福利是福利中能够用货币加以量度的部分，国民收入(GDP或GNP)就一直是福利的代名词，

但是，GDP作为福利测量存在许多不足(Costanza)。生态学家对如何更好地测量福利进行了许多探索。Dalv和Cobb等先后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和真实进步指标GPI。Pearce和Atkinson提出了真实储蓄GS(Genuine Say-ings)的概念。

阿马蒂亚・森发展了福利经济学，认为人的福利主要取决于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与健康、知识和收入密切相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福利的新指标与阿马蒂亚，森的贡献分不开。阿马蒂亚・森认为，HDI是广泛认可的用于比较国际之间福利的指标。

从福利研究的进展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福利，而且仅靠经济增长单一手段也不能持续地推进福利增长。那么，政府规模研究仅仅考虑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实现福利转型。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其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应该有利于国民福利的提高。

五、结论

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第4篇

一、理论证明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求技术创新

马克思《资本论》所体现出的经济增长思想就包含有技术进步的因素。尽管马克思在其论著中并没有直接地使用经济增长的概念，但在他在《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所阐述的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方式和机制，无疑是为后人分析经济增长及其方式打下了基础。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强调扩大再生产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因此再生产理论分析的也主要是扩大再生产理论。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实现扩大再生产有两种方式：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靠追加资本而实现的生产扩大是外延上扩大；在既定的资本价值下靠提高资本使用效率而实现的生产扩大是内含扩大。

上述外延上扩大和内含上扩大，是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情况，着重从生产场所、生产资料和资本投入的角度来说的，我们可以这样归纳：主要以要素数量的增加而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就是外延上的扩大再生产；主要以要素质量的改善和使用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就是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就其实现条件来看，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要求更多的生产要素的存在，更多的资本、更多的劳动力、更多的资源；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必然要求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和技术的进步与创新。

西方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开端于凯恩斯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之后又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著作，共同形成和发展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中，假定资本―劳动比率不变，因而资本―产量比率也不变，这样产量的增长率即经济增长实际取决于投资量，更进一步说是取决于储蓄能否转化为投资和转化的量，即资本积累率就成为唯一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在哈罗德―多玛模型中不含技术这一重要参数，这一缺陷后被索洛加以修正并提出加速技术决定作用的增长模型。

在索洛的增长模型中，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产量比率可以按需要通过市场价格进行调整改变，更重要的一点是该模型表明，经济增长率不仅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而且还取决于技术进步。从长期以及人均产量的角度来看，资本增长率与劳动增长率的作用不大，这就更加凸显出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因素的关键作用。后来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为代表的增长分析理论，对你做了进一步的实证与补充，把总增长率中的大于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增长率的“余值”归结到技术进步上，并且证实技术进步对总产出的贡献有增大的趋势。

总的来说，每一个增长理论都从它特殊的研究角度，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和揭示了经济增长实践的部分现实，每一个经济增长理论的里程碑都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其连接起来清晰地表明一条人类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经济增长源泉、结构的变化轨迹。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一个关键因素。

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实践证实了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

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靠的就是用机器代替手工;为了要用机器代替手工，就要发展大机器工业，就要生产机器;为了生产机器，就要生产机器的机器；为了生产机器和和生产机器的机器，就要发展重工业。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的，所以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就要靠投资去驱动，所以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积累，用资本积累去投资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利用重工业来生产机器，利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是以资本、劳动投入驱动的要素扩张粗放型数量增长为特征的，与马克思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相一致。

但是这种增长方式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在总资本里面资本对劳动的比重不断提高，马克思把它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又叫资本深化。这种增长模式会带来的各种负面的社会效果，比如说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比如说污染的严重。《资本论》第一卷主要就是分析这个问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总资本中不变资本就是买机器设备、买原材料这个物质资本部分比重越来越高，可变资本就是开工资的那部分资本比重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一定会出现两条规律。一个规律就是平均利润率的降低，因为资本总量里面不变资本的部分越来越大，而能够创造利润的部分越来越小，平均利润率就会降低。另外一条规律就是开工资的可变资本部分在总资本里中的比重越来越低，那么它能创造的工作岗位就少了，工人的工资就提高不了，所以马克思就把另外一条规律叫做“相对过剩人口增加”的规律。

索洛也说如果说增长取决于这一种要素，就是资本的话，一定会跟土地那种要素一样出现报酬递减的现象。猛往上增加资本，开始的时候增加一点资本的效果很大，即产出会有很大的增加；但资本加多了以后，效果就会下降，这就是报酬递减的规律，所以就会出现增长率下降。

但预言与事实背离，是因为后来经济增长的模式变了。第二个阶段大致上是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也就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阶段，从内燃机、铁路到电力、电动机，这些普遍实用技术或通用技术革命性地推动了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后现代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以深化的集约型质量提高为特征，与马克思的内含扩大再生产、索洛的增长模型相一致。技术进步开始作为一个促进经济进步的最重要因素出现。索洛也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

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表明,技术创新促进了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工业的出现和发展就是技术创新的必然产物。我们可以看出,技术创新直接推动工业结构的变革,它不仅引起工业部门劳动力、设备和资本投入的重大变化,而且产生了许多新型部门和新产品,从而将工业不断推向高层次结构。技术创新促使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引发了产业革命,进而带来了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变革,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三、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系问题的出现迫切要求技术创新

工业化在我国大规模推进是从1952年“一五”计划实施开始的，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阶段。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逐步进入加速增长的阶段，此阶段以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出口替代为特征。第三阶段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工业化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化的阶段。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普遍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从产业结构演进情况来看。我国学者根据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情况分析得出结论:与人均收入水平1000美元相适应的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大致为18.6∶31.4∶50，就业人员比例大致为28.6∶30.7∶40.7。相比较我国现阶段在三次产业结构与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上还有较大的差距。综合上述，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典型特征，但是还有明显差距。

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的结果是滥用自然资源，过度地消耗石油、煤炭、淡水、木材等，经济活动产生的废物任意地排入周围环境，造成环境的严重恶化，同时伴随着严重的就业问题。这是我国现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基本问题。

水、土、煤、电、油、运等基本资源的高度紧张。例如，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电力供应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一般保持在0.8～1.0之间，我国过去40年此一系数的平均值也约为0.8，但是近年来由于大量发展耗能工业，此一系数已经提高到1.6左右，大部分省份仍然严重缺电，甚至连居民生活用电都得不到保证。电力紧缺导致煤炭紧缺，价格飞涨，一些煤矿为了增产，不顾安全操作要求，超能力大干、蛮干，致使矿难频发，造成极大的经济和生命损失。

生态环境恶化。例如水的污染问题，全国70%的河流污染严重，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森林方面的生态破坏已经使我国在1998年不得不全面停止天然林砍伐。

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第5篇

一、金融发展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研究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优化金融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并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早进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应该从银行出现开始，研究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对金融进行专门研究，只是把金融作为促进交易的工具，直到二战后，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影响到部门国家经济增长的现象明显显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这个阶段典型代表是格利、E.S.肖和帕特里克。格利、E.S.肖分别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专著中提出金融发展是金融机构、金融制度、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发展，金融的作用的是实现资金的顺利流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资金，从而提高生产资金，提供社会经济增长。

二、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潜在国民产量或潜在实际GNP的扩展。经济增长既可以是国民收入的总产量，也可以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解释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制约因素的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有资本、技术、土地、分工。代表性的有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他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两种途径是劳动数量和劳动效率。之后不断有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包括了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基础上哈罗德和多马提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成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和储蓄率成正向关系，和资本与产出比成反比关系，资本是经济增长主要决定因素。但该模型基于储蓄率和资本与产出比不变的假设，存在缺陷，麦金农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储蓄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之后经济学家又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索洛模型为代表，他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各自的产出弹性以及技术进步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同时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金融的作用仍然没有提及。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的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但是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研究的成果和结论大体分为以下几种。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只是促进交易的工具，对生产和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计量统计中的相关性仅仅是金融对经济的反映和体现而已。经济学家托宾和熊彼特从货币功能角度认为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和流通功能影响社会储蓄增加资本，满足了企业信贷需求，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人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发展。原因是社会经济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要求相对应和匹配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发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良好的金融市场能够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社会投资，最终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客观上要求与之对应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凯恩斯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则认为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等行为导致了金融风险的产生，有可能影响实体经济领域导致经济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显著的相关关系。 一是从我国各省份的总体情况分析，金融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较明显的正面影响，且金融发展得越好经济增长越快。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规模与效率在促进经济实现规模增长与质量效率提升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完善金融服务功能、丰富金融服务产品、提升金融运行效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 二是从我国各省份不同时期时间序列分析，1995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化，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加大，且经济发展阶段越高作用越强。 三是地区经济越发达，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与自身实际禀赋，采取不同的金融发展政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四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金融发展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通过乘数效应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循环增长模式。金融通过影响、调节固定资产投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因此，金融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

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机理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大家关注的都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论证.而较少关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即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问题。所以其作用机理分析主要是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分析内在作用机制。即研究金融功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增长又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

金融机构可以以专业化和规模化的优势帮助金融交易双方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通过金融市场帮助资金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和单位，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正是由于金融系统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特点，金融市场的机构和制度可以以其专业化和严格的审查帮助储户分散和降低风险，增加储蓄，同时帮助投资者提供长期流动性使企业获得资金，高效促进社会资金流向投资领域促进经济增长。为了降低交易和信息费用，金融市场会在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上下工夫，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交易工具创新，使金融交易更加高效，加速资金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参与，金融制度加强了对公司的监督和监管，避免了委托风险和道德风险，改善公司治理，促进资本更快积累和长期增长，最终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根据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资本的投资效率、储蓄率以及制度安排，金融系统通过上述资源配置、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增加储蓄、创新交易手段和改善公司治理等功能最终影响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