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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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政治哲学范文第1篇
方法：对84例重症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乳酸水平分别进行测定，对治疗6小时后的乳酸清除率进行计算，并进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Ⅱ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Ⅱ，APACHEⅡ）和急性生理学评分，将患者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对两组患者的各项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治疗前的血乳酸水平，存活组与死亡组比较，P>0.05，两者没有显著性差异；治疗6小时后的乳酸清除率，存活组明显比死亡组高，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血乳酸水平和乳酸清除率对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早期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血乳酸水平重症肺炎乳酸清除率
【中图分类号】R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3）11-0112-01
乳酸作为判断细胞是否缺氧以及组织低灌注状况的一项敏感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预后进行判断，近年来被广泛用于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判断[1]。有研究表明，乳酸清除率的连续监测对于反应重症患者对于治疗的反应以及预后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84例重症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了血乳酸水平和乳酸清除率对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早期评估的价值，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2009年1月～2012年12月在我院ICU进行治疗的重症肺炎患者84例，其中男45例，女39例，年龄56～82岁，平均年龄68.4±9.6岁。经诊断，所有患者均符合重症肺炎患者的标准。其中查明病原体的患者56例，28例患者的病原体没有查明。根据在住院期间的存亡状况，将患者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其中存活组62例，死亡组22例。
1.2方法。
1.2.1治疗方法。尽早对患者实施抗生素、营养支持、控制感染源、血管活性药物和液体复苏等治疗。
1.2.2血乳酸水平的测定和6h乳酸清除率的计算。采用美国Nova Stat Profile M型血气生化分析仪，对患者血乳酸指标进行急诊生化检查，在患者入院时，采集患者的动脉血。 经过6h的积极治疗后，采集患者的动脉血，对血乳酸水平进行测定，根据公式对乳酸清除率进行计算：[（初测乳酸水平-治疗6h后乳酸水平）]/初测乳酸水平×100%[2]。
1.2.3研究方法。在患者入院时对患者的APACHEⅡ评分[3]及一般资料进行记录，其中病情严重情况与APACHEⅡ评分呈正相关。并且在治疗前后分别对动脉血乳酸水平进行检测，同时计算早期的乳酸清除率的。研究的起点为患者入住ICU病房，研究的终点为患者死亡或好转转科。
1.3统计学方法。数据采用软件SPSS 13.3进行统计学分析，X±S）来表示计量资料，计量资料间的比较采用t检验，P
2结果
存活组与对照组相比，初始血乳酸水平，P>0.05；6小时乳酸清除率，存活组明显比死亡组高，P0.05，具体数据详见表1。
3讨论
血乳酸是判断机体氧代谢和灌注的一项重要指标，动脉血乳酸的正常水平低于2.0mmol/L，无氧代谢的增长可通过其水平的上升反映出来。乳酸由糖酵解途径产生，是葡萄糖经过无氧代谢的产物。组织缺氧及灌注减少导致糖有氧代谢的途径三羧酸循环不能正常进行，但是被激活的糖酵解途径产生的丙酮酸进一步产生乳酸，组织将过量乳酸在血液中释放，从而造成血乳酸水平的增加[4]。当肝功能不出现异常时，组织的缺氧血乳酸水平呈正相关。休克是导致危重患者血乳酸水平上升的主要原因起。乳酸作为判断细胞是否缺氧以及组织低灌注状况的一项敏感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预后进行判断，若短期内血乳酸水平能够恢复正常，表明预后良好。重症肺炎患者具有患高乳酸血症的可能性，因为其氧合与组织灌注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抑制。因为不同患者的基础状态存在差异，仅一次对乳酸水平的检测结果，不足以将疾病的程度、机体状态及治疗的反应准确的加以反映，所以对血乳酸水平进行动态监测具有重要意义。血乳酸清除率是对预后进行评估的另一重要指标。
本实验研究表明：存活组与死亡组相比，初始血乳酸水平无显著差异；6小时乳酸清除率，存活组明显比死亡组高，P
综上所述，6 h乳酸清除率和血乳酸水平对于判断重症肺炎患者预后的早期评估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杨福堂，王淑云，吕培瑾，等.重症肺炎40例临床分析[J].临床肺科杂志， 2009， 14（5）： 601-602
[2]沈晔，吴双华，潘景业，等.碱剩余早期动态变化和乳酸清除率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评估[J].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2008， 3（11）： 668-670
儒家政治哲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瑞舒伐他汀；阿托伐他汀；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C-反应蛋白；再狭窄
[中图分类号] R5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07（a）-0030-03
Effect of Rosuvastatin and Atorvastatin on lipid, hs-CRP and restenosis after coronary stenting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MA Wenxue JIANG Zhigao GU Yuyan BI Jiancheng XU Zhiqi ZENG Jianxin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Huadu District of Guangzhou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8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Rosuvastatin and Atorvastatin on blood lipid, CRP and restenosis after coronary stenting of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leven patients with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fter PCI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Rosuvastatin group (Rosuvastatin 20 mg＋routine treatment) and Atorvastatin group (Atorvastatin 40 mg＋routine treatment).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 for 6 months, TC, TG, LDL-C, HDL-C and hs-CRP were detected, the coronarography was rechecked, the rate of restenosis was measured, the incidence of angina was recorded,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C, TG, LDL-C, hs-CRP and the incidence of angina in Rosuvastatin group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in Atorvastatin group (P ＜ 0.05), while HDL-C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Atorvastatin group.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incidence of restenosi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Rosuvastatin has stronger effects in regulating lipid, anti-inflammation and lowering incidence of angina than Atorvastatin.
[Key words] Rosuvastatin; Atorvastati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Hs-CRP; Restenosis
急性冠脉综合征（ACS）包括不稳定型心绞痛、非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和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等，属心血管急危症。血脂和炎症因子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部分ACS患者需要尽早进行经皮冠心病介入治疗（PCI），但支架术后再狭窄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限制了支架植入术的发展。预防支架术后再狭窄是目前临床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他汀类调脂药治疗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可产生良好的效果，其机制包括降脂、抗炎等作用[1-2]。瑞舒伐他汀和阿托伐他汀是目前最强的两种降脂药物，本研究旨在对比这两种强效调脂药物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血脂、炎症因子和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再狭窄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儒家政治哲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儒家政治哲学范文第4篇
然而，如果从更为积极的态度着眼，儒家政治思想更为注重人的“主动性”，即相信圣人创设了好的秩序，不过如果要使这些秩序发挥作用，则更需要依赖制度中人的道德品行的配合。如果没有“君子”的参与，秩序就难以发挥其效能。反之，即使秩序崩坏，若有君子，亦可勉力维持。在《中庸》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这一方面是说制度和政策的设定要因人而异，另一方面则是强调了制度对于人的依赖。所以，儒家的政治理念向例是强调修身的重要性。
在如何修身的问题上，经典的儒家思想有多种角度的思考，其分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于人性的不同“信念”。人性问题奠基了自我修养和社会教化的方式。以此来看，儒家的政治哲学的制度维度和心性维度是相即不离的。
自从孔子的性近习远说法提出之后，有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作为主轴，并有善恶混和董仲舒的“善质”论等多重倾向，但总体而言，自唐代之后，孟子的性善论逐渐被人们所肯定，并因此发展出道学家的以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来处理善恶问题的理路，而荀子的人性论则被摈斥。
不过，到清代自戴震始，在肯定孟子的性善论的前提下，荀子的思想不断得到重视，由此，人性恶的观点与清代的礼学复兴或许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联。这些观点和清末的人h}论之间的关系需要专门的文献梳理。
自19世纪末起，儒家思想的解释力遭受空前的质疑，儒家论域中的关注焦点在经学体系内的古今之争上。在公羊学成为政治变革的经学基础的背景下，对作为传统儒学思想中最为基础性的人性论，则用力甚少。在这样的背景下，康有为却一直重视人性问题，并由此来展开他的政治秩序构想。
要理解康有为的人性论，除了其与公羊三世说的关系之外，最需要关注的是他的人性讨论的双重目标:一是他企图从人性的讨论出发为其“改制”和容纳西方的政治观念奠定新的逻辑起点;二是由此提出适应未来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新人”标准。
儒家政治哲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董仲舒；天人合一；政治论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8-000-01
董仲舒（前179年D前104年），广川郡（今河北省衡水市境内。）人，西汉初期著名的公羊学大师景帝时任博士，武帝继位后，他以对策得体，擢升为江都王相，后改任胶西王相，晚年居于家中。
一、独尊儒术
董仲舒有着极其深刻的政治思想，在其政治主张上推崇“独尊儒术”。
汉朝初，文帝景帝时期实行的是黄老政治思想，讲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积累了丰厚的物质财富。汉武帝上台之后，便想着有所作为，但是对于以“黄老思想”为政治指导的思想上却毫无办法选择更有利于当时国家建设的政策。董仲舒则根据汉武帝“如何治理天下”的提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天人三策”的最后“一策”中，他提出了“统一思想”的政治主张。
他在其策论中提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其中“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指的便是儒家的思想文化，而他提出的方法则是“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断绝非儒家思想的学子的仕途，使其不能介入体制。这里的“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只是断绝了非儒家学子“学而优则仕”的官路，这里的“独尊儒术”与秦初的“焚书坑儒”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一主张实现了统治者统一思想的目的，而且这一方法采取的是自由选择的方式，避免了秦初时期由于统一思想而引起的巨大的社会矛盾。同时，这一主张也奠定了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也奠定了董仲舒在学术界和政界的权威地位。
二、天人合一政治论
（一）天的体系与“天副人数”
董仲舒将儒家传统政治理论与先秦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建立了天人合一政治论，亦称天人政治论。
在传统儒家看来，并没有把“天”作为最高权威。“子不语怪力乱神”；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曾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由此可知，在春秋战国时期，天的地位在下降，人的地位在上升，当时的诸子更乐忠于讨论人性问题，并且通过对人性问题的讨论来解答政治以及现世的问题。董仲舒认识到精神上的权威是思想统一的前提和基础，于是在天人政治论，构造了“天”的最高权威，重新构造了天的体系。
董仲舒提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天又是“百神之大君也”，即天是所有神的最高主宰。而后又提出：“天有十端：‘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即说天并不是孤零零的一个神，天与人之间通过地、阴、阳、木、火、土、金、水这其他“八端”相勾连，有着一种密切的关联，由此便形成了天的体系。
如此解释天与人的关系，旨在说明人类社会和最高的神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关联，为了强化这种理念，他还提出了“人副天数”的说法。人是天的造物，因此人的形体构造与天的运行规律是完全相符合的。例如，“天有四时，人有四肢”等等。董仲舒提到：“小而为人，大而为天”，人是按照天的规则和格局构造出来的，因此“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这些说辞在现在我们看来略显荒唐，但是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年却也是颇具说服力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董仲舒将作为最高神的天和人类社会勾连在一起，并以此来解答社会政治上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
（二）君权天授与“天谴论”
董仲舒又考虑到倘若将权力完全地交给君主，君主能否按照统治集团的意志、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去统治天下呢？回顾历史，确不乏所谓的亡国之君。为了制约王的至高权力，董仲舒又提出了“天谴论”的说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天谴论”并不是封建迷信，而内含着极其深刻的政治理性，因为它解决了权力的相对制约问题。董仲舒既要维护君主的至上权威，同时也不想影响到决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于是便在不影响君威且必须保持决策正当合理的情况下，只能“请”出一个比君主还要高的权威，以此来制约君主的行为，约束君主的意志和欲望。自汉代以后，“天谴论”这种说法沿袭至历朝历代，可见“天谴论”在封建政治体系当中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三）阴阳合分与德治
自阴阳合分论要解决的是社会秩序问题。
董仲舒提出：“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就是说世间万物当中有阴有阳，不能是单独存在的个体，例如“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以上均为各种社会政治关系，而按照董仲舒“阴阳合分论”的说法，可以放置在世间万事万物之中，比如空间中的右前必有后，有左必有右；时间中的有昼必有夜，昼则为阳，夜则为阴。同时，董仲舒提出阴阳之道的内在秩序为“阴兼于阳，阳制约阴”。也就是说，在相互关联的两个事物之中，阴附属于阳，而阳则是主宰，制约着阴。
阴阳和合论最后推得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结论便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汉朝这样一个较为典型的身份等级社会当中，董仲舒概括出三种基本社会政治关系，即君臣、父子及夫妇，夫、父、君是主宰，而妻、子、臣则是附属，这样他就使这三种基本关系就构建成为社会政治的基本秩序。所以无论战乱亦或稳定，无论一代王朝改朝换代亦或政治动乱，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格局就是由君、父、夫组成的男权社会，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而且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即“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从总体上看，董仲舒天人政治论的政治主张的立足点是调和，一方面严格社会等级规范，另一方面有力图缓和社会冲突。儒家政治理论经过董仲舒的一番加工和改造，更具坚定的原则性、灵活性以及调节性，增强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应变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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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毅娟.浅析董仲舒天人合一政治论[J].学习与思考第13卷2期，2011年5月.
[4]周绍华.董仲舒君主观念探源[J].泰山学院学报，200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