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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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第1篇
自从货币产生以后，追逐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利润最大化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日益扮演着支配性的角色。因此，以货币为主线来研究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进而研究货币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对于揭开金融危机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在防止金融危机中应发挥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人类社会的商品经济是从货币的产生开始的，因此，谈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从货币谈起。
（一）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基本说明了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在原始社会的后期，由于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发明了工具而出现了产品的剩余，人们自然会进行交换。这时的交换，只是偶然的物与物的交换，交换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和不便性，于是人们开始尝试采用各种人们普遍接受的东西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曾经出现过羊、贝壳和劳动工具等各种各样的一般等价物，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之后，当金银固定成为一般等价物时便出现了货币。当货币产生后，货币可以购买任何商品，货币在商品交换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第一阶段。
（二）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
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欧的兴起，以货币为代表的资本成为工业化大生产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之一。这时，货币不仅可以购买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购买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资本家凭借拥有的货币剥削没有资本的劳动者———无产阶级，货币成为了生钱的工具，也就是剥削人的工具。这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
（三）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货币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了筹集现代化大生产所需的大量资金，将货币的供给者与货币的需求者之间连接起来的中介机构———银行便应运而生了。世界上第一家近代银行是1587年诞生在意大利的威尼斯银行。16世纪末开始,银行由意大利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国家基本上都建立起了本国的银行体系。我国的第一家银行是1897年成立的官商合营的中国通商银行。随后又成立了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只是由于国内的政局动乱，没有最终形成中国的银行体系。银行体系在各国的形成，使得银行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担当着重要的作用，货币成为了工业的血液。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为了解决国家间的贸易结算问题，便产生了世界货币。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国家间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对银行的国际化要求越来越高，于是银行业开始了国际化的步伐，逐渐形成了一批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的跨国银行。世界货币的产生，银行和银行业务的国际化，使得货币的力量更大。货币不仅影响并决定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影响着与之有密切经济联系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市场经济的第一个阶段，也可以叫做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
（四）商品经济发展的第四阶段———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
经过关贸总协定的多轮谈判，国家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以及投资的逐步自由化和便利化，使得国际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家间的投资快速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先的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开始了市场化的改革，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都进入了市场经济阶段，全球经济由此进入了一体化的时代。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明显加快，出现了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齐头并进的局面。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在生产和交换组成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中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超过了生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时的交换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国之内的交换，而是包含了很大比例的国际交换。在全球范围内以货币为核心的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形成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了第四个阶段———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
金融危机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金融危机只有在金融业起决定作用的市场经济高级阶段才有可能发生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由于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甚至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交换决定生产的程度。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50-70年代，美国金融资产流量对GDP之比平均为257倍，而在1980-2007年期间这一比例上升到418倍。20世纪70年代，美国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资产之比为40%之多，到了90年代，这一比例上升到90%左右。在2004年美国金融业创造的利润约为3000亿美元，而其他行业所创造的利润约为534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银行业所创造的利润占所有行业创造利润总和的约40%，而在40年前这一数字仅为2%。”
这充分说明了金融业在美国经济中已经成为了决定性的角色。正是由于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旦这一体系出现了问题，不仅使金融业本身受到打击，而且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受到冲击。这也是为什么在金融业不发达的商品经济的第一、第二阶段，甚至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金融危机难以发生的主要原因。
（二）金融危机只有在金融创新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高级阶段才有可能发生
在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获得更多的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越来越多的资本家通过商业信用，发行各种有价证券来广泛吸收社会资本。这时的货币已经不仅仅是指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了。随着货币不断地符号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和相似性程度越来越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交易的便捷性越来越高，使得金融资产能够大量地被复制和快速地流动，从而推动了金融的急剧扩张。金融机构为了追逐高额利润，也极力通过各种金融创新来满足社会的需求，因而产生了巨额的虚拟资产，同时也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以美国为例，“据统计，在1945-1980的35年中，美国虚拟资产增长了月45%；而在1980-2002的20年中，美国的虚拟资产却增长了约400%，20年的增长量是35年的10倍，其中金融和地产所占的比重占绝大部分，在90%以上。”
而美国“2000-2005年制造业的年利润率水平既低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非金融性公司的利润率比20世纪60年代低1/3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低18%左右。”这种由于金融过度创新所导致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严重失衡终将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金融危机是由政府对货币的发行和运行
管理失误造成的在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货币的管理和运行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挑战性。组织和管理好货币就成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问题。金融危机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政府对货币的发行和运行管理出了问题。由于金融业的不断创新和金融业的国际化，货币的运行管理越来越成为了一个新课题。1995年2月26日拥有230多年历史的英国老牌银行巴林银行倒在年仅28岁的利森手里。巴林银行的倒闭不仅暴露了巴林银行运行监管存在的漏洞，而且也表明了金融创新使金融界的风险率大大提高。1997年爆发于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同样是由于政府对货币的运行监管上出了问题。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制最终导致了大量国际游资一夜之间的撤离，也最终导致了东南亚各国金融系统的崩溃。虽然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但是由于东南亚国家的货币不是国际货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冲击不大，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小规模的、局部性的金融危机。
美国为了应对信息经济破灭后而引起的经济衰退，美联储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14次降息，使利率水平迅速降至1%的战后最低水平，导致货币供应和信贷规模迅速扩张，资产泡沫快速形成。“据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12月2日，美国股市的总市值约为17.8万亿美元，而GDP总量为13.84万亿美元，金融机构杠杆负债比例达到GDP的130%以上。”
美国政府企图以发展金融业来抵消实体经济发展相对停滞所带来的影响，默认和纵容了金融机构的创新，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也流于形式，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美国的金融危机一开始就是由美国政府在货币的发行和运行管理上的失误造成的。在一开始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美国次贷危机，由于通过金融衍生品的不断放大和金融监管的不到位，逐步演变成美国的金融危机；由于美元是在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业的国际化，使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升级成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当人们在怀疑和观望全球的金融危机能否会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时候，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比人们预想的不仅来得要快，而且其严重程度也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由于美国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严重依赖金融业，金融危机无可置疑地会影响到了美国的实体经济。由于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额，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美国经济一旦出现危机将无可避免地拖累全球经济进入衰退；又由于世界发达国家都进入到了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和美国一样，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同样严重依赖于金融业，由美国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必然会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于是，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危机就会产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后果。
结束语
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第2篇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梢匀我庋竦模侨【鲇谌死喽宰匀唤绲娜鲜冻潭群透脑炷芰Γ瓷Φ姆⒄顾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揽俊叭说囊览倒叵怠崩凑绞ぷ匀唬阕陨淼男枰饩褪侨擞胱匀恢涞摹白匀痪谩笔逼冢坏鄙Φ姆⒄钩鱿至松缁岱止ぃ卑樗胬投晒辛耸S喽接兄埔院螅擞胱匀坏奈镏时浠还叵稻鸵⒃凇耙晕锏囊览敌晕〉娜说亩懒⑿浴毙问缴希慈嗣峭ü吧唐方换弧钡男问嚼词迪致阕陨淼男枰嬷死嗌缁峋没疃男问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谩狈⒄故逼冢坏鄙缁嵘Φ母叨确⒄梗股缁岵聘坏囊磺性慈汲浞钟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谝恍枰接兄埔菜嬷觯鋈说玫饺娣⒄梗鞘比死嗌缁峋没疃问骄筒恍枰ü敖换弧钡男问嚼词迪郑簿筒恍枰凹壑怠辈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葱璺峙洹钡男问嚼绰阕陨淼男枰佣搿安肪谩钡姆⒄菇锥巍?/P>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沼诒蝗鲜读说谋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颍缁岬纳拚刺腿梦挥诎凑丈缁嶙芴搴兔扛龀稍钡男枰陨械纳缁岬挠屑苹牡鹘凇！盵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梢匀我庋竦模侨【鲇谌死喽宰匀唤绲娜鲜冻潭群透脑炷芰Γ瓷Φ姆⒄顾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揽俊叭说囊览倒叵怠崩凑绞ぷ匀唬阕陨淼男枰饩褪侨擞胱匀恢涞摹白匀痪谩笔逼冢坏鄙Φ姆⒄钩鱿至松缁岱止ぃ卑樗胬投晒辛耸S喽接兄埔院螅擞胱匀坏奈镏时浠还叵稻鸵⒃凇耙晕锏囊览敌晕〉娜说亩懒⑿浴毙问缴希慈嗣峭ü吧唐方换弧钡男问嚼词迪致阕陨淼男枰嬷死嗌缁峋没疃男问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谩狈⒄故逼冢坏鄙缁嵘Φ母叨确⒄梗股缁岵聘坏囊磺性慈汲浞钟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谝恍枰接兄埔菜嬷觯鋈说玫饺娣⒄梗鞘比死嗌缁峋没疃问骄筒恍枰ü敖换弧钡男问嚼词迪郑簿筒恍枰凹壑怠辈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葱璺峙洹钡男问嚼绰阕陨淼男枰佣搿安肪谩钡姆⒄菇锥巍?/P>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沼诒蝗鲜读说谋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颍缁岬纳拚刺腿梦挥诎凑丈缁嶙芴搴兔扛龀稍钡男枰陨械纳缁岬挠屑苹牡鹘凇！盵9]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第3篇
？眼中图分类号？演G63 ？眼文献标识码？演B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03-0050-03
高中历史必修2专题1的第一个学习主题是古代中国农业，课程标准的内容标准要求“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虽然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对这个主题的叙述方式有较大差异，但是都涉及一些基本概念，如古代农业、传统农业，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等。由于教科书的叙述比较简略，一些教师反映学生在学习时搞不清楚这些概念有什么区别。概念不清，要准确、全面地认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比较困难。本文对这几个概念略作梳理，供教师们参考。
农业按照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原始农业、古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①“由于古代农业主要通过传承、应用生产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来发展生产，故又称为传统农业”。②原始农业阶段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传统农业是以用蓄力牵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现代农业阶段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的特点则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基础上。中国农业在战国时期进入传统农业阶段。③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把农业所处的状态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的、现代型的和过渡型的。传统型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技术状态长期基本保持不变，农业要素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多年前就达到了特殊的长期均衡状态，继续向农民世代使用的那种类型的农业要素投资收益率低。现代型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农民使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而且任何一种新生产要素只要是有利的，它的出现与被采用之间的时延是很短的，国家的研究机构有责任去发现并发展这些新农业要素。向新农业要素投资的收益率高。过渡型农业则介于前两者之间，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阶段。④舒尔茨所说的农业所处状态，类似于农业历史发展阶段，只是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之间加了一个过渡型农业。这种过渡型农业，相当于我国一些学者所说的近代农业。总之，传统农业是过去曾经存在过，或现在仍地方在一些存在的一种农业状态，是与现代农业完全不同的一种农业状态。
有学者认为，应该对古代农业和传统农业在概念上加以区分：传统农业是指在历史上形成的、且又系统流传下来影响至今的一种农业文化，它与古代农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传统农业来源于古代农业，是对古代农业的继承和发扬。古代农业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它并不包含与现在的关系和影响，而传统农业则包含了与现在的关系和影响。如“传统耕犁”指的是现在农村还在使用的保留古代耕犁特征的农具，而绝不是唐代或宋代制造的耕犁。①
如果用现代化史观来研究农业发展史，对古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做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古代农业与现代农业相对应，主要是用来定位农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相对应，则主要是为了反映农业发展的延续性、继承性。古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而传统则是延续到现代的事情。做了这样的区分，我们就可以把现代化看做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②这样，传统农业就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农业现代化的出发点，有利于我们思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例如：面对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传统农业做出了哪些反应？传统农业有哪些方面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需做出改进；有哪些方面可以继承和发扬？等等。
小农经济是“以户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体经济”。作为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是唯一的，但却是主要的。中国传统农业自春秋战国以来，存在过以下几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国家屯田经营、地主庄园经营、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寺院经营等。③其中富农经营、自耕农经营、租佃农经营在本质上是同一种经营形式：家庭农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主要靠自家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经营，但也不排除少量的雇佣劳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多种农业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家庭农场逐渐显示出其优越性，成为中国传统农业最基本的经营形式。这一发展趋势是由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生产必须在耕地上平面展开，而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在一个较小的空间集中作业。因此，农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很难。而且，农业生产的周期长，很多作物的生长都需要大半年的时间。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工作的质量无法按照统一固定的标准来检查。各个环节质量的好坏，都要积累到最后才能表现出来，即农业收成的好坏。解决监督难的办法就是尽量利用生产者自发的工作意愿来代替从上而下的监督工作。在这里，家庭农场就发挥了特长，因为家庭农场靠家庭成员为劳动力骨干，具有最大最可靠的激励机制，只需最低限度的监督工作。④因此，尽管中国古代农业多种经营形式并存，但是发展的结果是家庭农场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官府、地主还是寺院，都把大部分土地出租给佃户耕种，而佃户则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在家庭农场中，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且还是一个消费单位，更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承担着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功能。这是以家庭农场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
自然经济是与商品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马克思说，在自然经济中，“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⑤列宁也说：“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⑥也就是说，在自然经济中，每个经济单位都是自给自足的，而要做到自给自足，必须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对照马克思和列宁描述，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并不完全是自然经济。家庭农场的生产、生活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其农产品除了缴纳租赋、自用外，还需要拿出一部分到市场上出售，换取货币，以便购买自家不能生产的铁农具、食盐等生产、生活资料。自唐朝两税法施行以后，还要用货币缴纳赋税。到了明清时期，还要用货币交地租。因此，古代农业中家庭农场的生产，虽然大多不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但是其产品中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作为商品流向市场。另有一部分农场，则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可以说，古代农业中商品生产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始终存在着商品生产和与之相应的商品市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中的商品生产就已经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城郊园圃业、林、牧、渔业中，从事商品生产的程度较高。另外，小农家庭如果生产有余，也将剩余的粮、布出卖。那时的市场形态多种多样，主要有市井、墟市、邑市、城市等等。他们遍布城乡各地，形成不同层次的市场，共同构成商品交换经济的内容。此后，农业领域内的商品生产，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园圃种植业、林业、渔业和牧业，都广泛从事商品生产。但是由于历代政府的抑商政策和土贡政策的冲击，使我国农业领域的商品生产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只能依附于小农经济和地主田庄经济，难以独立发展。特别是唐代以后，由于人口增加及谷物种植区域的扩大，逐渐抹平了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区域界限，制约了农业领域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分化与独立发展。①宋元明清时期，为纺织业提供原料的棉花、麻类、蚕桑生产发展起来，形成各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区、专业户。随着各种非粮食生产专业户、城市商旅人口的不断增长，对商品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酿酒业的兴盛也需要大批粮食。大量粮食进入市场流通，表明粮食商品化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被卷入市场经济。
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古代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居于主导地位，商品性生产处于从属地位。在另一个历史时期，两者的地位可能持平。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则可能占主导地位。当然，从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整体来看，还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作者简介】郑林，男， 1966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科学技术史、农业史。
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第4篇
[关键词]明清；地域结构；社会结构
本文城市结构主要包括地域结构与社会结构，地域结构主要是指城市各个功能区的分布特点，社会结构主要指社会各阶层的构成特点。
一、明清城市的地域结构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城市自唐朝开始从传统的里坊式向开放的街巷式转变，在城市地域结构特点上，宋朝的城市开始开始突破方形的束缚，出现了不规整的形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元朝。元朝末年，由于连年战乱，商品经济遭到破坏，许多城市也遭到损毁，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专制皇权大大加强，在城市地域结构上的表现就是又开始将宋以来城市的城垣内缩，使城市内部更加紧凑，并将城市重建为方形。
明朝中后期之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数量也在增多，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商业街市逐渐向城外的关厢发展，而且在城市的周边出现了新兴的城镇。这样一来，城市结构又有所突破，从当时城市自身发展来看，一方面当时社会形势比较安定，这使得各城市在建设方面并不一定要建成棋盘式规整的城市布局；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和水陆交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使城市向交通便利的方向延伸；这都使得城市已经不再可能向以往一样等面积、平均安置各类功能区，而是向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以明朝的一些城市为例，曹州府、大名府、南宫县等，均采用了四门十字街的规划，但是城内已经不再划分为方形的坊区，街道也是以长街短巷定子型交叉的布局为主，类似元大都的胡同。大名府没有设计成方形十字街式的城市结构，而是沿着卫河河道展开，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也未改变，这时大名城的建设也的确只有东关和南关外与卫河之间的地区不断发展，而北门、西门始终萧疏空旷。所以，明代城市是有意识的没有给地方城市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大名城是具有明代地方城市特色的典型例子。
清朝一项突破传统城市地域结构的突破是清代满城的建立。满清为了利用较少的兵力控制全国，从清朝初年开始就实行了八旗驻防制度，即将少量的八旗军队驻扎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同时也多少带有用八旗驻防军队控制、监视数量占优势的绿营军队，对全国进行监控的意思。满城在驻防城市的选址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建于所驻守城市之中，将城市的一部分筑墙分割出来，大部分满城都属于此类；另一类是在驻防城市的另建立新城，专用于驻扎八旗军队，也称满城。这类满城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内地以宁夏、潼关为典型。八旗的营区通常都用围墙封闭起来，官兵家属也生活在被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军营里，围墙也把他们与汉人隔离起来。满城的设计思想不仅是为了防范被统治的民众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袭击，而且也可以防止旗人的汉化，随时保持战斗力。八旗驻防的城市随着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大致在乾隆时期开始稳定。清代满城的规划给中国王朝最后阶段的城市地域结构又带来新的变动。
二、明清城市的社会结构
中国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吏、地主、商人和一些手工业者。明清的城市比之前代大大发展。首先表现在城市数量的增加，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市的经济意义也日益突显，城市规模扩大，街道增多，各种设施也愈益齐全。如湖南湘潭县“城外沿湘十余里皆商贾列肆”[1]，“自前明移县治以来，杨梅洲至小东门岸帆樯云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天下第一壮县也”[2]。而且由于商业的空前繁荣，也带动了与之相关的服务性行业在城市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人口也大大增加，城市社会结构也变得复杂起来。
城市人口不仅以其本身数量的增长，而且其内部社会结构也发生着变化。以明清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为例，特大市镇之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居民人口已占绝对少数，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居民人口职业专业化程度更高，从事运输服务业的居民人口占有更大比重，这些市镇又集中了一批从事封建宗教文化活动的人口，还吸引了大批无职业的纯消费人口集聚其中。江南市镇人口在职业结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其居民人口的地域构成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市镇形成之前的村庄行集发展阶段，其内部人口基本上属于本地居民，然而当村庄行集发展为市镇后，其内部的外籍成分就逐渐增多。而在江南市镇人口结构的演变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其内部阶级构成的变化，除了市豪行霸及地主官吏作为统治阶级，一般工商业者及少量农业居民作为平民阶级，从而组成城市的基本阶级结构。明朝中后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在经济领域中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即“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就导致了城市中出现了两个新的阶级，即早起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这对传统的城市社会结构产生了冲击。
明清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由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商业集团。商帮是在古代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的流通范围在本地狭小范围内满足不了需要了，因此就需要结帮联伙走出去采购或者是推销。明中叶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商”，已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弃儒从商，在一些商帮崛起的地方，似乎成了普遍的趋势。即便是“儒风独茂”的徽州，民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3]。商人的成功对士人是极大的诱惑，明清的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商帮的出现以及商人地位的提升，是对我国明清城市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这就使得商人在城市人口构成中占得比重加大，地位提升。明清虽然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商帮，但是依附于国家权力的商业行为只是促进了官与商的结合，形成所谓绅商阶层，他们经商所得都投资于土地买卖，商业化的浪潮并没有孕育出一个具有独立政治意识并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商业资产阶级。
三、 影响明清城市结构的原因分析
明清城市史皇权统治下的城市，皇帝意志以及行政权力的观念对城市结构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是郡县治所和军事要塞。财政收支由政权把持，经济活动受到政权的主导和官僚阶层盘剥。城市结构往往随着政治变迁而变迁，政治变动和战争常常导致城市迁移和兴废。明清时期的城市在无论在地域结构还是社会结构方面都首先受到行政权力的影响。比如明朝初年，明太祖推行“高筑墙”政策，因此明代的城市一般都筑有城墙。就湖南地区而言，无论是府城、州城，还是县城，都被城墙包围着。又如明朝初年，山东、河南、河北历经元末战乱，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这不可避免的会对城市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其次，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也对城市结构起着重要作用。
皇权以及行政权力虽然对明清城市结构的形成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往往会冲击这种行政权力之下的城市结构。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使城市功能突破原有的分区，改变城市的阶级构成。比如明代城市的工商业十分发达，店铺众多，除经常性的店铺贸易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流动摊贩和一些定期的庙会和集市。一些边远的县城也出现了夜市。如黔阳县新路市，“货物日以繁富，贸迁者多久焉。开夜市灯火贸易，三更始罢”[4]。晚明江南地区则出现了一批专门的工商业城镇，这对城市社会结构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总的来说，明清是我国古代社会城市发展的最高峰，明清的城市一方面继承了以前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有所发展，特别是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无论是在城市地域结构还是社会结构上都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性。但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控制，中国古代的城市在向近代城市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以及对工商业缺少立法方面的保护，使得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缓慢，城市更多的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通过对明清城市结构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城市的发展历程，对近代城市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清光绪《湘潭县志》卷六《赋役》
[2] 清光绪《湘潭县志》卷十《货值》
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信用 社会信用体系 金融风险 信用风险
【中图分类号】 F8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10（a）-0162-01
1 信用及社会信用体系
信用是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准则，是一个企业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性因素，也是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信用显得尤为重要。所谓信用是指建立在对受信人信任的基础上、使后者无须付现即可获得商品、服务和货币的能力。[2]信用是伴随着商品交换一起的，是与商品经济存在紧密联系并反映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哲学范畴。
2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金融风险防范中的重要作用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例如，当前恶意拖欠和逃废银行债务、非法集资等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对于打击失信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经济秩序，保护群众权益，推进政府更好地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真正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可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以下两点作用：1：建设完备的信用体系是依法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保证2：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
3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萌芽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之后，我国社会信用建设逐步推进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代表性标志是信用评级机构的稳步发展，涌现出中诚信、大公和远东等一批资信评估公司。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代表性标志是信用担保机构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中投保、济南、铜陵、镇江、深圳等300 多家信用担保机构。第三阶段是进一步完善阶段，地区社会信用体系、政府信用披露系统、社会信用中介机构、行业协会信用体系同时起步并协调发展。
经过十余年的不断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取得进展和突破。但是，相对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与西方发达国家150多年征信制度的历史相比，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社会成员的信用观念淡薄，信用制度和法规基础薄弱，征信行业的发展还处在初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1：社会普遍缺乏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规范
2：国家信用管理体系机制不健全
3：征信数据未纳入有效管理
4：信用评估中介机构不规范且权威性不够
4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措施
信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和必备理念，已经越被大众所认可。因而，如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济，防范金融风险具有举足轻重用。
4.1 加快对信用管理的立法工作
由于我国尚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受发展阶段所限市场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环境都很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政府应在借鉴各国建立国家信用体系的经验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以较低的成本初步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为社会信用体系能自行运营和发展奠定基础，并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当前，应积极推进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信用资料数据库和实现信用资料的开放，并对信用资料的公开、合法、正当的收集与使用通过立法的形式做出明确界定。二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信用法律体系。[3]三是理顺监管体制。
4.2 发挥政府在信用制度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政府是国家的人，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也是法律法规的制定者，是信用的关键，整个社会信用都是基于政府信用来推动和发展的。同时政府要注重为信用产品的应用创造市场需求，从多方面、多渠道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和个人使用信用信息产品，增强企业和个人的信用需求，利用多种手段引导市场交易者进行或者利用信用评级，加强信用行业管理， 监督其合法运行，在全社会范围内强化信用建设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4.3 建设征信数据库，发展信用中介机构
我国应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经验，奉行“超脱、公正、独立”的原则，高起点、高标准地扶持、培育专业的资信评估机构；完善信用评估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评估准则、方法和管理办法。
4.4 引导企业加强信用管理
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是信用风险的主要承担者之一，因此引导企业加强信用管理就成为有效发挥信用功能、防范信用风险的必然选择。可考虑从以下两方面引导企业加强信用管理：一是引导企业加强自我信用控制能力；二是提高信用风险防范能力。
4.5 加快建立个人信用制度
从目前我国信用缺失严重的现状来看，培育社会信用文化， 树立人们诚实守信的观念，首要的问题是建立个人基本信用制度，即实行个人信用实码制及全社会个人信用计算机联网查询系统，从制度上约束个人违背信用行为的发生。通过对信用文化的相关制度建设，逐步在全社会树立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信用文化，塑造精神文明的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