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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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第1篇

1.增长极理论的提出

经济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一国经济平衡增长抑或不平衡增长大论战的产物。佩鲁最早提出以“增长极”为标志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是在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的，经济增长首先出现和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而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的部门，这些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常常在空间的某些点上集聚，于是形成了增长中心或增长极。它们会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离心力和向心力，即极化作用和扩散作用。佩鲁的发展极理论虽然涉及产业和企业的不平衡发展，但最终归结为城市和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并且强调聚集和吸引效应，扩散效应，以及地理、区位和中心优势。

2.增长极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总体上看，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还有两大缺陷：一是过分强调发展极的正面效应而对负面效应不置一词；二是将发展极建筑在抽象的经济空间基础上。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弥补了这二方面缺陷。

(1)缪尔达尔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的或积累的因果关系”原理，即“累积的地区增长和下降”理论，并使用“回波”和“扩散”的概念，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极)对其他落后地区的双重作用和影响，因此而形成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论，以及相应的政策主张，丰富和发展了区域经济和增长极理论。

(2)赫希曼的“边际不平衡增长理论”。赫希曼认为，凡有关联效应的产业，不管是前向联系产业还是后向联系产业，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张和优先增长，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

(3)布代维尔的“地理性增长极”理论。布代维尔把增长极概念从抽象的经济空间发展成具有更广泛的区域范畴，将地理学中的“增长中心”这一地理空间概念引入佩鲁增长极，并正式提出“区域发展极”概念。认为创新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主导产业中，而主导产业群所在的城市就是增长极，它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腹地的发展。

3.增长极理论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至今，增长极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向新区域经济理论的渗透。在向新区域经济理论渗透的过程中，很多理论推动了增长极理论的发展，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①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不存在规模收益递减对经济增长的约束；②新经济空间(场)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大空间是自然空间和经济空间的总和，内含各种事物,具有广泛性、叠加性、波动性、联系性和相互包容性；③地域集群理论，该理论指出增长极定位的原则是竞争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④核心-理论，该理论认为核心和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发展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会阻碍核心区本身的发展，但随着市场的扩散和基础设施的完善，核心、之间的差距将逐渐缩小，空间经济将呈现一体化格局；⑤点轴理论，该理论更加强调非均衡发展、区位优势和区域效应，凸现凝聚力、协同力、聚集效应或规模效应，以及多种生产要素的互补，并力图打破僵化的行政区划的约束。

(2)向新产业空间理论的渗透。这里讲的新产业主要是指高科技产业，在向新产业空间理论的渗透的过程中，诞生的主要理论有孵化器(创新中心)理论和“粘胶效应”理论。孵化器(创新中心)理论强调：新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崛起和繁衍是新兴区域发展的重要标志，政府应通过各种措施和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孵化环境和生长机制，用以降低创新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开发成本，提高新兴企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为防止新兴增长极或增长中心资金、企业和人才外流的“空沿化”和“空壳化”，“粘胶效应”理论应运而生,同时衍生为四种类型的粘性区域：一是马歇尔或意大利式工业区；二是舵轮式工业区；三是国家拉动式工业区；四是卫星式工业平台区。

西方增长极理论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演衍和有力的经验验证，日臻成熟。它尽管有某些缺陷和局限性,但仍

不失之为发展区域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之一，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增长极理论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

1.合理选择增长极。增长极要能够完成区域技术的创新和扩散，资本的集中与输出，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产生聚集经济效果。通过极化和扩散作用，增长极不仅要促进自身发展，产生“城市化趋向”，并且以其吸引和扩散作用进一步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区域和经济网络。

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物流;发展战略;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078-02

1 襄樊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分析

物流产业的布局和发展战略要服从和服务于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战略,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又要服从和服务于更大经济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因此,必须把襄樊经济区域物流发展问题放到市域、省域和国家域的大棋盘中去认识和讨论,才能得出高瞻远瞩且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

1.1 催化中部崛起的增长极: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过了持续高速增长的近30个年头,中国GDP总量增长了10倍左右,年均增长率高达9%。按世界银行的话来说堪称“中国奇迹”。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无法独善其身,并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始了实质性的调整过程,中部崛起开始真正成为我国经济振兴的新突破口。

金融海啸后,国家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以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国家也希望从地域方面寻求新的突破口,将中部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来促进经济的复苏。为此中部崛起被重新提了出来,并于2009年9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性通过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计划》(下称《规划》)。《规划》中提出国家推进中部崛起的重点是加速推进或尽快组织实施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等重点区域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同时明确了中部崛起的发展方向是“三个基地一个枢纽”的战略任务和“两横两纵”的发展思路。

此次《规划》出台,是继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长三角、珠三角规划后,国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中的又一重大布局,标志着中部崛起这一国家战略实施向纵深推进,中部崛起开始真正成为我国经济振兴的新突破口。这是因为一方面,中部地区是连接沿海和西部的主要纽带,发挥出中部地区的作用,能起到有效盘活全国一盘棋的效果;另方面,近年来中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中部六省GDP总量占全国GDP的总量,基本上是一年平均提高半个百分点,现在已经达到21%左右。同时中部地区由于并未继承东部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拉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投资和消费,所以2008年在遭受金融危机冲击情况下,中部地区的经济仍能保持较快的速度发展,说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更为稳定和具有可持续性。

1.2 打造鄂西北经济制高点:湖北省域发展战略的调整

湖北承担着促使中部地区快速崛起的重大使命。但是,作为九省通衢的湖北在拥有众多优势的同时,又存在着发展战略上的明显缺陷,其中最严峻的一点体现在湖北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上。湖北原来的经济发展战略定位为一手抓“武汉城市圈”建设,一手抓县域经济发展。其结果县域经济没有发展起来,武汉一枝独大和其他二级城市发展缓慢并存,成为湖北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新形势和新使命要求湖北省域经济的发展战略必须作出重大调整。一方面,湖北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更多的强力引擎,需要更多的持续发展增长级;同时武汉城市经济已经有了足够的经济和社会自我发展实力,在整个中部区域的优势竞争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并且已经无法撼动,可以充分放手进而换档提速启动省内新的经济发展引擎;另方面,从近年“武汉城市圈”的快速发展和武汉的带动作用中受到巨大启发,就是要坚定的加强中心大城市的建设,精心建设具有一定辐射能力和带动力的中心城市,精心培植起面向未来的产业群。有了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县域经济一定会被强行带动发展,而不是本末倒置。这种新认识和新的现实条件构成了对湖北现行发展战略的修正和调整,代之而出的是一个“武汉城市圈”和两个“副中心城市”建设同步发展的新战略思维。新战略的经济目标是在经济总量上(GDP),襄樊和宜昌两个副中心加起来等于武汉这一个中心(武汉市2008年GDP接近4000亿,襄樊、宜昌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GDP之和刚过2000亿元,只有武汉的一半)。在经济格局上真正形成武汉-襄樊-宜昌多极发展的湖北经济大三角。

新战略的出台标志着湖北经济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新阶段。不久前推出的湖北深圳工业园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成为湖北经济发展新战略的启动标志和重要抓手。说明湖北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出现实质性重大转折,那就是继“武汉城市圈”的发展战略部署和实施之后,实质性的启动了湖北经济发展副中心城市的建设进程,而且已经找到了这个第二阶段现代化发展的切入点襄樊,同时也为襄樊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作了厘清和定位,那就是打造鄂西北经济制高点,塑造新的区域增长极和西部经济发展推进器。

1.3 增长极和推进器:襄樊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

抢占区域制高点:以不久前“湖北深圳工业园”落户襄樊为标志,说明湖北的经济发展战略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更为实质性的发展举措,那就是以襄樊作为湖北第二阶段现代化发展的切入点,着意在鄂西北打造争霸区域经济制高点,抢先占领渝东北、陕东南、豫西南、鄂西北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积聚最高点。襄樊这个经济“桥头堡”的建设,其在湖北战略棋盘上的意图十分明显,而且针对性强,时间点选择好,露出了占先而后争霸的深远意图。这也是对襄樊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

培植新的增长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打造产业转移平台”,这是湖北经济发展新战略中对“武汉城市圈”以外的广大地区的产业发展思路所作的基本定位。将湖北深圳工业园落户襄樊,不仅仅只是标志着襄樊在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在主动加强与深圳的战略合作方面走出关键而又坚实的一步,而且似乎还蕴藏着由襄樊代表湖北去主动承接来自深圳的产业转移,代表湖北去加强与东南部经济体的战略与产业合作,代表湖北去建设面向未来的新的产业发展基地的更深的意味。加之香港工业园协议的草签,襄樊占尽优势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推出,把襄樊作为振兴汉江经济带的重要力量进行规划等,无不蕴涵着倾力打造襄樊区域新增长极的良苦用心。

打造西部经济推进器:襄樊处于中西结合部,承担着西部经济发展推进器的责任。襄樊作为湖北仅次于武汉市的一座大城市和鄂西北唯一的一座大城市,在鄂西北地区又具有独特的交通、地理和资源优势。襄樊不仅要积极接纳、融化东南部地带传递过来的各种新技术和一些产业部门为己所用,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而且还承担着将本地区积累的管理经验、技术、产业等有计划地传递到西部地带,带动西部地区特别是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的秦巴经济走廊地区的发展。这是作为区域大城市的襄樊不可推卸也无法回避的经济社会职责。

襄樊区域经济作为湖北新的增长极一旦成功,必将对周边地区产生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强大辐射作用。增长极有着强大的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物流的发展尤其使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时,物流业的发展,也会使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加大,使商品、技术、信息流动到西部地区,推动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

2 发展物流业在襄樊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2009年2月25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物流业调整振兴规划等。会议指出,必须加快发展现代物流,建立现代物流服务体系,以物流服务促进其他产业发展。物流业列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是我国物流业加速发展的重要标志。

2.1 物流业的宏观和微观作用

物流即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是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结合。物流业是融合运输、仓储、货运和信息等行业的复合型现代服务产业,与物流有关的产业在我国的GDP中占20%以上。

发展现代物流的究竟意义,在于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用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更多的产品;创新发展方式,使制造业和流通业在现代物流业服务的支撑下形成产业集聚,由此形成新的产业布局调整,为经济的高效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2 物流业与襄樊区位优势的发挥

襄樊最大的优势是区位优势。在全国区域经济棋盘上,襄樊位于秦巴经济走廊东端的山前平原地带,其与周围的武汉、西安、郑州、重庆等特大城市之间形成一个方圆近10万km2 以上的吸引和辐射范围。从省域经济格局看,襄樊是湖北经济“大三角”中仅次于武汉的重要一极,其经济吸引和辐射范围覆盖整个汉江中上游。从鄂西北地区看,襄樊是鄂西北地区唯一的铁路枢纽、高速公路交叉点、国家一级光缆干线交汇点,也是鄂西北地区的经济、物资贸易和交通信息中心。

得天独厚的物流区位优势。襄樊古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在当代则是联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重要的区域通枢纽、物资集散基地和信息港之一。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襄樊境内有一条水路、二座机场、三条铁路、公路四通八达;汉丹、焦柳、襄渝三条铁路在襄樊交汇,是我国铁路运输八纵八横网络中的枢纽之一;襄北铁路编组站是全国13个特大型编组站之一。麻竹高速的开建和郑渝铁路的规划,更会直接改善南漳和保康这两个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都很丰富的山区县的交通和物流条件,为襄樊地区的区位优势再加一分。

充分利用罕见的物流区位优势打造大物流,把区位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营造强势经济体,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应该是襄樊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不二选择。

2.3 物流业与襄樊区域经济战略的推展

襄樊近年经济总体发展速度加快。五年来首次超过全省的发展速度,2007年襄樊县域经济的发展走在了全省的前列。在金融危机肆虐、自然灾害频发的2008年,襄樊GDP增长了14.6%,主要经济指标都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取得了GDP过千亿、工业总产值过千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家数超过1000家的优异成绩,成为继武汉、宜昌之后省内第三个“千亿城市俱乐部”成员。襄樊旋即提出GDP 4年再翻一番的宏伟目标,即到2012年GDP达到2000亿,年均递增14%至15%。

襄樊实现新目标的重要举措是超常规地发展工业经济。计划全市工业增加值3年翻一番,到2012年突破千亿元大关,从2008年的412.9亿元发展到2012年的1040亿元。为此推出了六项战略措施⑥一是大力实施“百亿产业”工程,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到2011年,形成一个千亿元龙头(汽车产业)、7大百亿元支柱(食品、纺织、电力、医药化工、建材冶金、装备制造、电子电器)为主要支撑,其他传统产业明显提档升级的产业发展格局。二是大力实施“百亿企业”工程,提升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到2011年,全市过200亿元企业达到2家(东风汽车股份公司、风神襄樊公司),过100亿元企业达到1家(航宇救生装备公司),过50亿元企业达到4家(德纳车桥公司、骆驼蓄电池公司、神龙襄樊工厂、3611工厂),过10亿元企业达到40家,过亿元企业达到300家以上,规模以上企业达到2000家以上,工业企业达到10000家以上。三是强力推动“百亿园区”工程,促进工业经济聚集发展。市区重点建设汽车工业园、高新工业园、湖北深圳工业园、余家湖能源化工工业园、樊西都市工业园五大工业园。四是大力实施企业成长工程,加大市场主体培育力度。五是进一步加快县域工业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县域经济实力。六是扎实推动科技进步,不断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一方面,未来物流业的发展状况关乎着襄樊未来区域经济战略的有效实现;另方面,物流产业本身作为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襄樊物流产业的发展必须高瞻远瞩,与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战略相适应,选择合理的发展战略取向和路径,从而奠定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有效提升区域竞争力。

参考文献

[1]丁俊发.中国物流[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7.

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政府投资环境 区域经济 竞争力

政府投资环境是政府为各种投资主体的投资回报提供的条件和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政策环境、政务环境、政府信誉环境和服务环境等。就政府投资环境与其他投资环境相比较而言，任何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都具有共同的特性，即政府投资环境具有同质性。然而，就不同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相比较的角度而言，政府投资环境又存在着区别，有的甚至是巨大的区别，即政府投资环境又具有差异性。在了解政府投资环境同质性的同时，更清晰地认识其差异性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是寻求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有效路径的关键点。

一、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

从哲学上讲，政府投资环境的同质性，就是研究政府投资环境的本质或一般特性；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则是研究政府投资环境的特殊性。从政府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的关系来看，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对差异性的认识水平，也是消除政府投资环境质量差异和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最重要的认识平台。从政府投资环境建设的实践来看，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政府投资环境的客观差异性

政府投资环境的客观差异性，主要来自于不同行政区域的自然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的不同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往往会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特色，由此需要政府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提供不同的服务，进而形成特点各异的政府投资环境。

地理位置不同，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客观差异性的首要因素。地理位置对于政府投资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因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构成的影响上。这种影响虽然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而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却不可能完全消逝。不同的地理位置，因其气候条件和适宜于人类生存的条件不同，往往会历史地形成不同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这种因地理位置的影响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性，在客观上促成了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政策上的差异性和政府其他方面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如沿海和内地在具体的政策供给上，就会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相对于沿海地区而言，内地就无法提供临港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又如处于交通要道的行政区域，往往是商品的集散地，需要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等等。这种具体政策环境的差异性，往往是难以通过主观努力加以改变的。

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性，是形成政府投资环境客观差异性的又一个基本要素。从根本上来讲，经济发展的过程，都是通过对资源的加工形成适合人类生存的产品的过程。因此，自然资源永远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要素。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加工自然物质能力的提高，自然资源的分布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和全覆盖的特点。但具体到某一种或某一类资源而言，其在自然地理上的分布却永远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往往构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的核心要素。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又往往会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政策需求和供给的差异性，由此形成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与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的是，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往往会使拥有资源和拥有不同的资源的区域，形成资源性经济区域，在具体的政策环境的形成上，往往会出现排斥其他产业的屏障。这种屏障实际上就是资源型经济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单一的重要成因。

政府投资环境的客观差异性，有些是无法改变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呈现日趋缩小的趋势。特别是由于整个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上，某一区域相对过剩的资本总要找到新的增值空间。资本的流动性会对区域经济结构的改变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在客观上对政府投资环境产生影响，使政府投资环境在质和量上呈现出某种趋同的态势。

2.政府投资环境的主观差异性

所谓政府投资环境的主观差异性，主要是指由于人的主观选择而使不同的行政区域形成不同的政府投资环境。这种差异性来自于特定行政区域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的理念、观念创新能力以及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等多个方面。这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差异性最重要而又经常发生作用的要素。

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主观差异性的根基。不同的行政区域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别，是一个永远存在的事实。这种差异性虽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在旧的差异性消除的同时，还往往会产生新的差异性，反映到政府投资环境上，就导致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即使存在雷同的情况，但也不会是对其他行政区域的翻版和克隆。由于历史文化的作用，使得一个行政区域会产生集体的历史记忆和观念取舍，由此使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在政策的设计与选择上形成不同的特点，营造了不同的政府投资环境。如江浙等地，历史上就有商业文化的基因，一旦有适宜的气候，就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并由此构成了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政府投资环境。

经济发展理念上的差异性，是政府投资环境主观差异性的重要因素。从宏观上讲，人们一般都对计划经济观念和市场经济观念的差异有着比较清楚的认知。但就形成区域间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来看，经济发展的理念又不仅仅体现在这两个方面，而是大量的经常的体现在政府和民间对于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好恶上。从理论上说，理念也是历史文化的现实表现。具体到政府投资环境来说，理念又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的主观因素。由于不同的行政区域的政府和民间在经济发展理念上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政策，尽而形成了对市场主体产生不同影响的政策环境、政务环境、信誉环境和服务环境，使同一投资者在不同的行政区域，发生着不同的投资成本和获取不同的投资收益。

观念创新能力是构成政府投资环境主观差异性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就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实际发生作用的观念创新，并不表现在认识水平和能力高的个别人身上，而是一个行政区域集体的观念创新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少数人对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快速演化为本行政区域的集体认同上。观念创新与一个行政区域的国民教育文化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地说，国民教育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地区，对创新观念认同与接受的就相对较快，观念更新的周期也相对较短。观念创新是政府投资环境创新的基础和认识来源。观念创新能力的差异，也就构成了政府投资环境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是政府投资环境主观差异性的现实要素。不同行政区域的政府，对于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有着不同的定位和选择，由此形成了政府投资环境的具体差别。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选择正确，政府投资环境就往往呈现良性发展的趋势，反之则呈现恶性循环。这方面的实例无论在沿海地区，还是在内陆，都不鲜见。如东南沿海的某个市，由于政府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一直摇摆不定，且几任政府几经结构性的政策调整，使其不仅没有抓住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给予的优惠政策，形成先发优势，而且还丧失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时机，至今也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

3.政府投资环境的累积差异性

所谓政府投资环境的累积差异性，主要是指政府投资环境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由于历史积累的原因而形成的不同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存在的差异。累积性差异是客观差异性和主观差异性综合作用的体现，是政府投资环境存在差异性的历史成因。

政府投资环境的生成和改变，尽管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但并不由人的意志任意去改变。从实践上来看，改变一个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既不像变形金刚那样来得随便，也不像换一身衣服那样容易。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无论是良好的政府投资环境，还是不如人意的政府投资环境，其形成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由于历史积累形成的差异性，往往又带有很强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同样来自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从客观上讲，由于客观上的差异性形成了不同行政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进而形成了政府投资环境上的差异性。经济发展是和人的现实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形成，往往意味着一种现实的利益结构的形成。政府投资环境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对利益结构的调整。在客观上的差异性还足以支撑既有利益结构的条件下，这种调整往往并不容易做到。比如对于资源型行政区域，在资源远未接近枯竭期前，要调整经济结构就往往得不到广泛的支持。由此也可以看出，客观上的差异性形成的历史积累，往往是政府投资环境差异性的重要成因。

从主观上讲，主观差异性的历史积累，对于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特别是其历史惯性影响最大。政府投资环境从外在上体现为政策环境、政务环境、信誉环境和服务环境等方面，但从内在上看则是一种具体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模式的体现。一个行政区域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具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改变的。从根本上说，不同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结构，更多的并不来自于客观上的差异性，而是来自于主观上的差异性。由于长期的历史积累形成的区域文化特点和经济发展观念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不仅会形成特定的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进而形成维持既有政府投资环境的强大社会力量，而且政府投资环境的改变，又往往是提供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预期，因而在获得社会支持的力量上，常常又会处于相对的劣势。这就使特定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具有极强的历史惯性，进而形成不同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

二、政府投资环境差异性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系

政府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讲是不同行政区域政府间投资环境质量的对比。这种对比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它们不是各种经济要素及其构成相同的行政区域的对比，而是所有行政区域政府投资环境的对比。因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上，所有的行政区域都在同一片蓝天下既相互合作，又要相互竞争。而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并不等于政府投资环境质量的差异性。相反，正是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为缩小以至于消除政府投资环境质量上的差异性创造了条件与可能。

1.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基本特点

认识政府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系，首先需要对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特点进行简要的分析。一般地说，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与市场主体的竞争有相同之处，但又与市场主体间的竞争不同。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竞争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相同对手”的竞争。一个行政区域无论占有怎样的竞争优势，都不可能将另一个行政区域挤出竞争的行列，也不可能彻底排除另一个行政区域与其存在的竞争关系，除非中央和上一级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这一特点决定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竞争，是“相同对手”之间永远存在的竞争，竞争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从理论上讲，不能定义一个行政区域永远保持对于另一个行政区域的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在竞争中出现此强彼弱的不断转换，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

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综合性竞争。普遍来说，市场主体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在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产业中的竞争。但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则表现为不同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性竞争。这种综合性竞争，并不是指一个行政区域在所有的领域和产业,都要对其他行政区域形成比较优势，而是依托某一两个或几个优势产业，有效地吸引相关市场主体和集聚更多的资本，形成相比较的优势，进而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总量、效益和社会发展上形成优势。

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是一种合作和互补性的竞争。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如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为全球市场以至于本国市场提供所有的产品和服务一样，任何一个行政区域也不可能为自身，以及国内外市场提供所有种类的产品和服务。作为“相同对手”，不同的行政区域之间，既存在着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长期占有或赶超对方的竞争关系，更存在着因自然和历史上形成的分工而相互合作的关系。这种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会因不同行政区域的产业结构、资本总量、资源占有情况等的不同而不同，也会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日益丰富，但从整体上来说都集中体现在相互提供市场和服务上。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既是在竞争中不断增强的，同时也是在合作中不断培育和生长的。没有合作就没有区域间的有效的竞争。

2.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竞争比较优势的基础

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就其具体的技术层面来看，更多地体现着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的主体，政府投资环境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提升的角度来分析，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不仅不是降低，反而是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这主要是因为：

一是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并不等于政府投资环境质量的高低。不同的行政区域的政府投资环境都是因其具体的经济发展实际需要而形成的。一个资源匮乏或没有海上交通条件的行政区域，不可能去制定特定资源开发和保护或临港经济发展的政策，也谈不上这方面的政策环境问题，只能根据本行政区域在提品和服务的特殊优势和发展潜力等方面，加强政策环境建设，以及其他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政府投资环境每一个基本要素的具体构成，只要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就不存在质量上的问题。同时，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才能形成比较优势。

二是不同行政区域占有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实际上是扩大区域间经济发展互补的空间。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管理资源等。任何一个行政区域，在上述资源的占有上，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资源占有的情况不同，决定了其政府投资环境的具体构成也不同。如同任何一个行政区域的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上，都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样，其政府投资环境的建设也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主要应通过突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的差异性，形成本行政区域的优势产业，增强与其他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互补性，提升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地位和综合竞争力。

三是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提升政府投资环境质量的重要基础。政府投资环境质量建设，不能简单地复制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服务环境等，而是必须结合本行政区域的实际。这就决定了某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在政府投资环境的建设上，必须突出与其他行政区域的差异性，以此为基础加强自身的投资环境建设。如在政策环境的建设上，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就不能随着经济发达地区跳舞，而要在市场准入等方面相对降低门槛；在服务环境建设上，也不能一味效仿，只能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和产业结构，来提供相应的服务等等。用一种形象的比喻来说，政府投资环境如同一人的穿着打扮，不是越洋越好，而是越适合自己的身份和体型越好。而要做到合身、合时、合用，就必然要以突出差异性为基础。

3.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基本途径

政府投资环境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力。而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竞争的比较优势，又决定了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关键是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

一是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基本途径。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从其发源与起步来看，都是来自于其特有的资源优势。有的是因交通便利而繁荣的；有的是因发现了丰富的矿产资源而发展的；有的是因政治和历史原因拥有丰富的科技和人力资源而发达的等等。但资源优势并不等于经济优势。政府在培育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其他方面环境时，只能是依托本行政区域的资源条件，通过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来培育和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获得更强的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是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有效吸引市场主体的基本途径。人们习惯上都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上，也是如此。不同的行政区域，往往集聚了不同的市场主体。所集聚的市场主体中，资本量最多的又往往是与其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相关。从政府投资环境对于市场主体的关系而言，除了极少数特殊的资源性产业以外，对于不占有垄断性资源的行政区域而言，优势产业是可以跨区域流动的。政府只有基于本行政区域的实际，通过突出差异性，加强政府投资环境建设，才能吸引更多的与本行政区域优势产业相关的市场主体，壮大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三是突出政府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平均成本的基本途径。区域经济发展的平均成本，主要取决于其优势产业和相关的产业链条的平均成本。政府投资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平均成本，为市场主体提供最大的合理利润空间。当然，降低区域经济发展的平均成本，首先是降低其优势产业特别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优势产业的平均成本，以此来吸引市场主体和集聚民间资本，发展和壮大优势产业。这就要求政府在加强投资环境建设的过程中，要把降低优势产业的投资成本作为首选政策目标，以此来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宋贤卓：中国经济发展软环境理论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

[2]李建平李闽榕高燕京: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5～2006）[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第4篇

一、要素流动是区域差距形成与扩大的直接原因

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由于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所以要素流动主要是指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的流动。三者在因果链关系上是承前启后的关系:资本的非均衡性流动导致的劳动力流动,才使得要素产生了积聚效应,最终导致区域性差距出现并扩大。

(一)资本的非均衡性流动是区域差距形成的动力源

境外资本是改革初期全要素中的主要成分,为经济发展准备了条件。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全要素中,资本是最稀缺的资源,因此其边际回报率比土地和劳动力的回报率高,必然导致了外资向我国大规模集聚。此外,由于东部地区率先改革,解除了制度性束缚,占据了经济发展先机,为外资流向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出现,这种外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反过来又加剧了外资向东部地区集聚。从分工的角度来看,这种前期资本的投入状况也会进一步加剧各自的比较优势,即东部更多地依赖于制度、技术和资本,而西部则更多依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进一步形成了资本流向的锁定。

(二)资本与劳动力由互补关系向替代关系转变

要素流动中资本流动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比较复杂,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从互补关系到替代关系的转变。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实现经济的发展,进而实现了初期原始资本的集聚。在发展的初期,这种资本集聚与劳动力的集聚是呈正相关效应的,资本的集聚为更多的规模化生产和劳动力利用创造了条件。这一过程资本与劳动力是互补的关系。

第二阶段,当产业层次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性需求越来越强烈,资本与劳动力的互补关系逐步转向替代关系,也就是产业资本化程度的提高,将逐步减少产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这也就是造成近10年来东部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随着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输出,资本以工资的方式反方向流入中西部地区,这种资本的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西部地区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东部地区在前期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正汰效应,其在产业发展中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高于西部地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西部地区资本向东部地区的倒流。

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入。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在政策上经历了一个从限制到放松的过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随着农民增收愿望强烈,加上政府对待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农村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转移:1992―1998年,平均每年转移468万人左右;1998年以后,伴随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步伐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又开始大幅增加,1998―2004年年均转移380万人,年均增长4%。2001―2004年间,农村外出劳动力以每年500万左右的速度增长,2005年以来增长更加迅猛。

与“农民工进城”并存的是高层次人才在发达地区集聚。这种集聚带来的是技术、资金、信息的流动方向单一性,使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有效地结合起来,为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也正是这种集聚造成了难以改变人才分布的不均衡局面,造成了不发达地区优秀企业家、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的奇缺。

(三)要素集聚最终导致区域差距扩大

要素集聚包括行业集聚和空间集聚。产业空间集聚是由于资本要素的逐利性和风险规避的原因,导致某些产业内的资本要素在增殖率高和风险率低的地区内集聚,形成聚集经济。发达地区的要素集聚已经并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成为促进这一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要素所带来的价值增殖已超出要素原本具有的一般投资的回报率,资本、技术、劳动力、管理人才和市场等资源分配的有效性与规模化,将引致整个社会达到资产组合的最优化,而这个过程的形成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在摸索中前进并取得巨大成果的过程。发达地区形成的要素集聚下的经济扩张型发展,使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产生集中的经济效果和吸引经济活动向这一地区靠近的向心力,这就是集聚效应,这也是导致城市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

大量资本、技术、品牌、优秀人才等高级要素在发达地区的集聚,形成了各厂商之间对资源、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庞大的规模经济。这些在其他非要素集聚地是无法拥有的持续优势。要素集聚产生的经济效应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国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扩大、经济集聚程度提高的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二、积极利用要素流动,实现西部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是整体经济提升不可逾越的阶段,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完全符合“部分先富”的发展策略,但区域差距的扩大将会激化社会矛盾,也与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相悖,最终将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巨大障碍。因此,消弭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必将是一项极富有战略意义的工作,而合理推动要素流动在缓和这种发展差异上的直接作用力上将更为显现。

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国目前的产业转型迫切需要努力抢占国际市场产品生产的制高点,控制高级要素,这是未来发展的必须。在这个大背景下,由于东部地区低级要素的比较优势正在失去,中西部地区相对于沿海地区较低的生活成本、迁移成本和工资水平而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较低的商务成本也加大了这些产业在西部转移的可能性。形成东中西部经济的梯度式发展,这样既符合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的现实,调动闲置资源优化配置,又可以缓解东部地区与中西部的要素争夺矛盾,为东部地区发展培育高级要素腾出资源和空间,也可以为中西部崛起和跨越式发展创造机会。

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 长江上游地区 低碳经济发展能力

自工业革命伊始，伴随着化石能源的开发使用，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被排入大气。目前，大气中过高的温室气体含量已经导致全球气温升高，冰川大幅度消融以及各种气候异常事件频繁发生，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发展低碳经济己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改革开放30年，传统的粗放式经济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向低碳化方向演进，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长江上游地区处于我国西部的源头区域，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同时长江上游地区也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面对着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因此，对长江上游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一、低碳经济概念的内涵

“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官方文献是2003英国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一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此后，IPCC及联合国多项评估报告都对低碳经济进行过进一步的讨论，但由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地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差异，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全面的界定，在低碳经济的评估方法上也缺乏深入的研究。

中国低碳产业联合会将其定义为一种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形态。

对于低碳经济内涵的理解，本人认为低碳经济的本质主要涉及三层涵义：一是技术创新；二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三是国际低碳政治博弈。技术创新本质是低碳经济的核心。其本质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由传统的以资源、能源等要素投入为主导向着以技术创新、治理创新等创新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实现区域发展由经济增长为主，转向经济、环境、生态、民生等多目标协调发展的转型。于此同时，在世界多极化发展格局的新形势下，低碳经济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全球气候变暖为契机，争夺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新博弈。

二、长江上游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长江上游地区是指长江干流从源头格拉丹东雪山至湖北省宜昌地区，主要包括青藏高原、四川盆地、重庆及湖北宜昌以西的部分地区。这一流域被誉为“黄金水道”，具有重要的交通地位，也是沟通我国南北经济、加强东西经济交流、促进海陆经济融合的重要桥梁。中央政府的“十五”计划中明确指出要把长江上游经济带建设纳入到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中，并将其作为西部大开发三大典型区域之一。

长江上游地区作为我国资源富集区，蕴含着巨大的水能资源和丰富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也极为丰富，并且极具开发潜力，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前沿阵地。同时，长江上游地区居高临下，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对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安全和发展至关重要，在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长江上游地区的现状是环境与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和衰退，生态屏障功能十分低下，严重制约着本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成为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安全运行以及中下游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据水利部水利司统计，每年废污水排放总量约150×108吨，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2%，而且每年以3.3%的速度增长，在直接入江的394个排污口中，70%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因而，长江上游地区发展低碳经济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

三、长江上游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低碳产业经济体系。企业应担负起自身发展低碳经济主体的责任，努力构建新的低碳型企业的循环经济模式。政府应出台更多扶持、引导和鼓励企业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同时，政府还应对现有的产业政策进行调整，以减少碳源为目的，对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从根本上改变由高消费化石能源导致的高碳排放，建立低碳产业经济体系结构。

(二)构建低碳技术体系。加快研发低碳排放技术，以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自然碳汇等现代化、多元化的低碳技术体系，对现有能源技术方案进行改造以更强地支持低碳转型及经济增长。

(三)构建低碳生态文化教育体系。将低碳教育纳入文化教育体系，在学校教育中融入低碳教育，切实把低碳教育落实为一种政府行为，并依照不同需求，编制不同的低碳教育内容，强化低碳节能概念。

(四)构建低碳经济的管理体系。完善现有的环保采购立法，积极构建发展低碳经济的公众参与机制，以《循环经济促进法》为依托，出台相关的适应各个领域的子法，强化节能减排的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DTI). Energy white paper: our energy future -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Z]. London: DTI，2003.

[2] 周婷.长江上游经济带与生态屏障共建关系研究[J].生态经济，2006(2):5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