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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抽象命题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背景下的展开,则是作为国际社会科学前沿话语的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前沿孕育着未来。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变革,说明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学研究纲领,是现代政治学本来就应该是的样子。
一
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断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政治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管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
第一,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一般而言,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第二,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政治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政治应该是公共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政治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等级政治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政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为者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政治单位组成,这些政治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政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政治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赖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政治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和复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政治学代替统治型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政治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旁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从官僚手中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它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赢利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果(9)关注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包括激励所有的部门和公民,为解决他们社群中存在的问题采取行动。显然,新公共管理的这些观念和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及复合政治都关心竞争、市场、消费者以及结果,公共部门围绕这些主题的转变就是脱离统治政治的、更小的政府,而另一方面则是更多的治理。
三
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这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和有质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重建社会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社会或区域之间竞争的可持续性来看,治理理论资源合法充足的利用,应当是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一种提升途径。中国正在发展公共管理制度,开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识,以便为有效地治理中国提供基础性条件,这一努力要趋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点达成共识:
首先要对政治学的知识类型的实行转换,尤其在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辩证理性与有限理性、意识形态与实证主义方法、形式主义运作和效率至上原则之间作出整合性选择,从而使得政治科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担负真正来自于公民社会而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善治目标的达成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而一个社会知识的状况或称之为存量结构总是形成发展与变革路径的根本,知识状况已成为制度学派分析社会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能掌握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知识,其结果就会形成社会的创伤。因此当代社会发展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知识存量的长期性竞争。
关键词: 公共管理;税务行政管理;借鉴
1新公共管理理念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它以现代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主张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管理,打破政府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垄断;更多地注重管理的结果,而不是只专注于过程,重视政府绩效的考核;把公众视为顾客,将顾客满意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新公共管理运动首先发端于英国,以撒切尔夫人上台为标志,随后波及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加拿大、荷兰、法国等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增强了整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
新公共管理的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七个方面。首先,新公共管理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应增强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其次,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第三,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规,轻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第四,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和竞争机制,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第五,新公共管理强调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而应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六,新公共管理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实行私有化。第七,新公共管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
虽然新公共管理也存在其自身的缺陷,比如无视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差别,盲目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把政府与公共的关系完全等同于供方与顾客的市场关系等等。但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而对我们进一步深化税收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
2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成功实践
新公共管理理念是西方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的产物,体现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公共管理改革的浪潮在传统的西方国家和新型的工业化国家中普遍展开,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需要,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通过国外税务管理部门对新公共管理理念的运行就可见一般。
美国国内收入局在1998年实施了重组与改革法案,其新使命被描述为“通过帮助纳税人了解和实现他们的纳税义务,并通过使税法公平适用于所有纳税人,来为美国纳税人提供最高质量的服务”。在组织形式上,收入局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在私营部门中广泛应用的组织,即面向顾客需求的组织。在这里,税务机构的顾客是纳税人。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收入局同时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主要单位数目,以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进对顾客的培训和服务。在绩效评估方面,美国国内收入局建立了一套平衡评价体系,对收入局内部各级组织及其员工进行评估。
新加坡国家收入局提出的目标是“税务管理在国际上要居于领先地位,由受到良好培训的、专心工作的税务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新加坡国家收入局从1992年开始改革进程,将部门式的收入管理改为独立的收入局。独立的收入局有利于提高税务管理的灵活性,并能雇用到高技术的职员。同时,新加坡国家收入局把没有完整性的以税收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改为以功能为基础的为纳税人一站式服务的组织结构。这一新结构减少了以税收为基础的原有机构中存在的功能重复问题。
韩国国家税收服务局保证以1999年9月1日作为一个新起点,开始为纳税人提供公平、透明的税务管理服务。为此采用功能导向型管理制度进行根本性机构改革,并实施高效、公平的税务管理。同时,采取从外部评价国家税收服务局的绩效等措施。
新公共管理理论给西方税务机构改革带来的变化,是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缩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加强税务机构内部管理提供了经验。这些经验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引入企业经营管理思想,注重结果、激励和绩效评估,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二是把纳税人视为顾客,将政府的职责定位在根据纳税人(顾客)的需求向纳税人(顾客)提供服务,以顾客满意度作为衡量绩效的标准;三是重视税收管理活动的结果和产出,关心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并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做出富有成效的反应。
3借鉴新公共管理理念、完善税务行政管理的启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国的经济更加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近年来,我国也积极借鉴公共管理理念,作为加快行政管理改革的有益参照,并取得初步的成效。因此,作为政府公共部门的税务机构,很有必要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成果,按照“调动人力,减少成本,优化服务”的基本方针,逐步推进我国的税务行政管理改革。
3.1 完善组织机构,进行合理布局税收组织结构是实现税收职能的组织保证,没有科学的组织结构,就会影响税收职能的实现。传统的税务机构体系纵向结构是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层级制结构,有一级政府就有一级税务机构;横向结构则是下一级比照上一级,基本对称。税务部门信息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为组织机构的扁平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谓组织机构扁平化,就是通过减少行政管理层次,裁减冗余人员,从而建立起一种管理层次少、管理幅度大的组织机构。实现扁平化,就要对目前的组织机构进行改造重组,建立横向的信息交流机构,便于信息的沟通。要利用依托信息化的税收管理机制,减少中间环节,压缩管理层级,按照实际需要,收缩没有必要存在的税收机构,前移各项税收业务,简化工作程序。按照流程再造理论,摸清税收信息管理的内在规律,按照信息的流向和结转的方式归集税收业务,从而对机构进行合理布局,找到效率和制约的最佳平衡点。
3.2 改进工作运行机制,保证机构高效运转运行机制包括各种岗责体系、规章制度、工作流程等。良好的工作运行机制是做好工作的可靠保证,是整个工作的基础,是实现税收职能的关键。没有机制的保证,税收职能的实现就会受阻,甚至难以实现。因此,必须按照整个税收工作的各个环节设定岗位,因事设岗,以岗定责,将各项工作分解落实到具体工作部门、具体工作环节、具体工作岗位、具体工作人员,使每一项工作任务都有明确指标、完成时限和基本要求;根据工作实际的需要,及时调整岗责,确保每一项工作特别是新增工作有人负责,有人管理,构建专业化的岗责体系。完善规章制度,加强制度建设,理顺工作流程,对工作运行的原则、具体工作的程序、手续做出明确规定,形成从一般规则到具体规则的层级结构和依法、简约、科学、高效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完善具体制度,搞好部门配合,加强部门间信息的传递和交接,避免错位、缺位,消除“管理空档”和“真空地带”,建立起部门职责明确、工作程序规范、运转顺畅、文明高效的政务管理体系。同时,牢固树立税收成本观念,将税收成本观念引入税收政策制定和实际征管工作中。尽快建立规范、系统、科学的税收成本核算制度,明确成本开支范围、成本核算方法、成本管理责任等内容,加强成本控制和成本分析。定期对税收成本进行统计分析,对纳税成本进行测算,向社会公开,接收舆论监督,构建科学的衡量税收成本的指标体系。
3.3 优化税收服务,提高工作实绩首先,创新服务理念。牢固树立“服务就是管理”的观念,把国家赋予的税收执法权更好地体现在为纳税人服务上,实现由传统执法意义上的“执法队”、“审判长”、“检察员”向体现全方位纳税服务的“服务员”、“导航员”、“裁判员”转变,从而通过优质的纳税服务引导纳税人的自觉纳税遵从,创建良好的征纳关系和税收环境。其次,创新服务载体。对现有服务资源和服务手段进行有效整合,逐步搭建纳税人质量认证、开业登记、注销、税种划分及税款入库的纳税服务外部平台和热线咨询、税收管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划转及税务稽查统一的纳税服务内部平台,实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服务手段的新突破。再次,创新服务内容。在依法治税的前提下,以纳税人的需求为总目标,进行具体细化,达到“六化”的标准,即纳税服务环境最优化、服务内容的标准化、纳税人办税成本最少化、纳税人待遇的公化平、办税效能的快捷化和服务过程的全面化。转贴于
3.4 实施人本管理,充分调动人力资源一方面,根据注重结果、灵活性和激励的原则,在公务员招聘、工资、培训、晋升和解聘等方面,设计强有力的税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使税务人员的行为与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统一协调起来。创新人才评价机制,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等要素作为评价人才的主要指标,完善推荐、测评、评议制度,逐步建立上级考核、同级评比、下级评议、自我评价相结合的税收专业人才绩效考核体系,完善资格考试考核、业内同行评议相结合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体系。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建立待遇与贡献相对应的分配制度,采取诸如以岗定级、竞争上岗、岗绩结合等多种方法确定报酬,逐步完善职务与能级相结合的工资、奖励制度,综合考虑工作职责、能力、业绩、年功等因素,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增强能级的激励功能。另一方面,必须充分重视行政管理环境的培育,加强税收文化建设,用先进的文化来培育人。有意识地培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奋发、健康向上的税务行政文化,创造良好的行政管理环境,在税务人员中形成一种共有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行为标准,使这种文化意识渗透到税务机关的行政管理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税务人员的行政行为。同时,通过开展丰富多彩、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营造有特色的行政文化氛围,推动行政机关的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全体机关人员的群体性和凝聚力,从而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推动行政管理现代化建设。
3.5 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指标体系,完善绩效评估机制建设
绩效评估机制的设计要以税务机构的战略目标为基础。具体可分为组织绩效评估和个人绩效评估两套机制。组织绩效评估机制要设计定量指标,在内部评估的基础上引入外部力量评估机制。个人评估机制不宜采用定量指标,应在实现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结合的基础上,由直接上司和部门负责人来评估下属的绩效。要以目标管理考核为总抓手,充分发挥考核的评价和导向作用,突出抓好对月季工作计划及年度工作亮点完成情况的考核。逐步探索建立以工作难度系数、工作数量和质量及目标管理考核为依据,以定岗定责,按劳定绩,绩效结合的激励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 公共管理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理解,公共管理实践指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公共管理理论则是指探究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活动规律的学科体系。现阶段,伴随着市场化、信息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我国的公共管理实践面临着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公共管理理论应当不断推进其在信息化、社会化、本土化及全球化等方面的研究,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公共管理实践。
论文关键词 公共管理实践 公共管理理论 公共服务 全球化 本土化
一、引言
公共管理既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研究。作为一种实践的公共管理是指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与其他公共组织一起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作为一种研究的公共管理是指探究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的价值定位和活动规律的一门学科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国包括行政管理专业在内的公共管理学科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此外,与西方国家相比,受我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我国的公共管理问题渐趋个性化。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对我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机遇,并进一步指明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
二、我国公共管理实践面临的挑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化、信息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我国的公共管理得到迅速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公共管理实践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电子政务等新兴科技兴起,公共管理日趋公开、透明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电子政务提供了技术支持,电子政务进一步推动了公共管理的公开性、透明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政府公共管理的新阶段。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普及,电子政务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的新形式和新手段。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我国公共管理的方式和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信息社会中,政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垄断信息,这对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我国的信息技术发展非常迅速,互联网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运用也日益增多。1999年,我国开启了“政府上网工程”,各级政府门户网站逐步建立,公开的内容也不断增加。电子政务的发展要求对我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提出了挑战。
(二)社会发育程度不断提高,公共管理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
我国传统的公共管理实践是政府包揽一切,公共管理的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部门,作为客体的社会公民缺少选择和参与公共管理的权利与途径,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利益格局逐渐形成。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我国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社会的主体和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各类企业不断发展。
社会发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得公共管理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既包括作为核心主体的政府,也包括由非营利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第三部门,还包括企业和公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如何不断地进行自我革新,提高服务水平,满足各类社会主体的参与意愿成为公共管理实践的重大挑战。
(三)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全球化对我国的公共政策与公共服务提出新的挑战
二十一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更加深入发展,资本、知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日益加快,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各国的公共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我国传统的公共政策大多是按照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而制定,缺少对国际环境的考察;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就必须遵循世贸组织的规则和要求,在此环境下制定符合本国实际需求的各项政策。在公共服务方面,我国传统的公共服务垄断现象严重,服务效率低下;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就必须按照WTO的规则开放某些服务领域,打破公共部门的垄断,创新公共服务提供的方式和手段。
(四)我国的经济社会有其特殊性,公共管理实践应讲求本土特色
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不断出现的实际问题,是公共管理的要义所在。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多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对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经验总结。对于各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既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状况有相似之处,经济领域的公共管理实践因此也有其共性,这些问题基于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论可以得到很好地解决;然而在政治等领域,我国又有其特殊性,公共管理实践因此也有其个性。此外,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发展十分不均衡,差异很大,因此我国的各区域之间也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国的公共管理应理论与实践当讲求本土特色,将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五)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公共管理创新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就国内环境来看,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各种公共问题日益复杂多变,并呈现出网络化、技术化等的新特点;就国际环境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对我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我国公共管理实践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为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为社会公众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需要我国对公共管理的方式、手段等方面进行创新。
三、我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
面对电子政务的兴起、社会发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化以及公共管理的本土性要求,我国的公共管理理论应当不断推进其在信息化、社会化、全球化以及本土化等方面的研究,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公共管理实践。
(一)公共管理理论的信息化研究
电子政务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公共管理的实际运作方式及社会民主制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和机构运行的效率;另一方面,电子政务也增进了公共组织、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
在信息化的新形势下,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都将面临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公共管理理论要深入研究信息化将如何更好地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另一方面,深入分析如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质量和水平。在电子政务成为公共管理新方式的背景下,公共管理的信息化研究变得日益紧迫。
(二)公共管理理论的社会化研究
公共管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政府的公共管理方式发生根本改变。一方面,政府要改变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将一些政府职能通过向社会转移或公共组织转移;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决策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因此应促进多元主体以多样化的方式进行合作。
公共管理理论的社会化研究对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公共管理理论构成了挑战。一方面,社会化研究要求对政府公共事务的类型和性质进行深入分析,探究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另一方面,公共管理社会化本质是公共管理民主化,这就要求在新形势下对民主、公民权利进行剖析,并对如何提高多元主体的参与能力进行分析。
(三)公共管理理论的全球化研究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对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的公共管理实践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相应地,在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中,我国应重视公共管理的全球化研究,推动理论的革新与发展。
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政治参与体制,是我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大议题。其次,全球化推动我国传统公共政策理论的变革,在政策环境研究时,要更加注重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分析。再者,公共管理理论要进一步深化对各类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及其能力的分析,推动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及手段等方面的理论发展。
(四)公共管理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公共管理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有着重大意义。一方面,本土化研究有助于在我国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下促进公共管理实践的成功;另一方面,公共管理的本土化研究有助于丰富公共管理的理论体系,促进学科水平的丰富和发展。
为促进我国公共管理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一方面,要认真把握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论,尤其要学习公共管理理论的最新成果,这是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在我国的公共管理实践中总结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公共管理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形成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中国风格”。
(五)公共管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在国际、国内的政策环境下,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以及公共管理理论信息化、社会化、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趋势,我国的公共管理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并通过理论的创新和指导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
一方面,要注重包括公共政策、公共行政、社区治理等公共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面对我国日益复杂的公共管理问题,结合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要在明确核心价值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公共管理的研究领域,不断创新公共管理的方式、方法,为我国的公共管理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1.新公共管理的典型实践。上世纪80年代,一场追求3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目标的政府改革运动率先在西方国家展开,并逐步扩展到全球,引起了强烈反响。新西兰改革因其系统和持久被誉为“新西兰模式”。虽然各国具体改革实践有所差异,但都表现出共同倾向:“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这里以“企业家政府”为例,介绍新公共管理的典型实践。美国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开始于1978年卡特政府实施“文官制度改革法案”。1981年里根上台后成立格鲁斯委员会负责推行改革,大规模削减政府机构和缩小公共服务范围。克林顿1993年后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塑政府运动”,成立了国家绩效评价委员会,主张放松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努力创建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改革的理论支撑是奥斯本和盖布勒的《改革政府》。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政府的改革仍延续,改革继续重点关注政府绩效。布什政府重建了总统管理委员会,负责在不同机构和跨部门之间提供政策执行的整合机制。总之,美国“以顾客为导向,以结果为中心,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表现出明显的“管理主义”。经过改革,政府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有了很大改善,政府重获了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2.新公共管理的基本主张。目前关于新公共管理尚未形成统一的内容与形式,但各国理论和实践包含着共同倾向,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的基本主张。(1)公共部门管理与私人管理并无本质差别,政府应广泛引入私人部门优秀管理方法,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等。(2)政府的管理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应将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分开。(3)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实现高效管理。(4)政府应采用授权和分权的管理方式,将社会服务和管理的权限通过民主参与方式,下放给社会基本单元。(5)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管理领域,这是新公共管理最鲜明的特点。公共服务社会化和市场化打破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极大改善了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6)放松严格的规制,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管理者应适度放权并为组织和个人制定明确目标,定期对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并作出激励,使组织更具灵活性和创新性,更好地管理和服务社会。(7)重视产出和结果,强调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按效果决定投入和预算。(8)公务员可不必政治中立,文官与政务官之间可密切互动。尤其主张对部分高级文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
二、新公共管理的成效及评价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场超越经济政治体制和党派斗争的政府改革运动吹响号角。改革不仅解决了各国的管理困境,还促成了一种新治理模式的萌生。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也遭受批评,在公共行政领域引发激烈争论。
1.新公共管理的成效。新公共管理运动起源于英美澳新,随后发展到欧洲大陆,最后波及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我国学者周志忍将西方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三方面:调整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优化政府职能;利用社会力量,实现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政府内部的管理体制。经过新公共管理改革,各国政府纷纷宣称缩减了政府规模,降低了政府支出,改善了公共服务,提高了管理效率。但改革效果究竟如何?英国政府的“雷纳评审”、“下一步行动方案”和“公民”等改革计划成效显著。但过度分权导致了公共服务碎片化,“整体政府”理论对改革进行修正。美国1993年通过《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以改善政府绩效管理,但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改革出现许多问题。法德等国渐进、碎片式的改革也没有明显成效。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改革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公。可见源于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并不具有普适性,即使在其发源地,改革也出现了新问题。新公共管理“市场无所不能”的神话被打破,人们纷纷提出新理论,以回应新公共管理改革。
2.对新公共管理的评价。新公共管理提倡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坚持管理和服务的效率至上,给政府注入了活力。但过分注重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等价值的新公共管理也遭到了各种批判,集中表现为:(1)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存在本质差别,即效率和公平的分歧。新公共管理忽视公共管理的公平价值,一味强调提高效率,最后导致公共部门公平价值和公共责任的缺失,损害公共利益。(2)新公共管理顾客导向降低了公民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合乎民主的要求。(3)新公共管理主张建立小型分散化的公共机构,专门负责某一公共服务的供给以提高效率,但却导致服务供给碎片化。(4)新公共管理过分崇拜市场,倡导公共服务市场化,夸大市场作用。诸如服务外包、合同出租等市场化方式也会产生寻租,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低效率。公共服务的盲目市场化会产生许多负面问题。此外,新公共管理对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也未清晰界定。正是由于新公共管理的内在缺陷,“新公共服务”、“整体政府”和网络化治理等一系列新理论相继诞生。新公共管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各国要结合国情批判吸收其合理因素。
三、新公共管理对我国公共管理的启示
西方新公共管理作为传统官僚制的替代物而出现,提出了与官僚制截然不同的主张。两者最重要区别在于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地位和作用。新公共管理打破了官僚制中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提倡服务社会化和市场化。但西方新公共管理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我国公共管理亦具自身特色,在借鉴国外经验时绝不能盲目照搬。
1.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同背景。新公共管理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确实取得了突出效果,但这是基于发达国家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虽然我国也面临全球化、信息化和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要求,但我国公共管理改革有着特殊背景。第一,西方正步入后工业时代而我国仍处于工业社会。作为工业社会产物的官僚制行政在西方后工业时代显示出种种弊端,不适应公共管理新要求。但对处于工业社会的我国而言,官僚制中许多合理因素仍有重要价值。官僚制在我国实际上发育不足,公共管理改革不能全盘否定官僚制而是要对其改造,克服等弊端,充分发挥其优势。第二,西方法治化水平高而我国法律体制机制不健全。新公共管理中诸如放松规制实行绩效控制、公私合作等公共服务社会化措施都需要健全的行政法律法规作支撑,使政府合理地自由裁量,保证公共责任的实现。而我国当前法律法规不健全,行政法亦缺乏统一法典,依法行政水平有待提高。政府滥用行政权力侵蚀公共利益随处可见,行政审批领域腐败案例频发。现实决定了我国不能照搬西方改革实践。第三,西方市场化程度高而我国市场经济不成熟。新公共管理强调公共服务市场化,主张通过各种方式将服务外包给市场和社会,以提高服务效率。西方发达的市场和社会为这种外包提供了基础。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社会中介组织发育不够,市场和社会还无力承接政府待转移的职能。如果盲目进行市场化和社会化,会导致公共服务偏离公共利益,损害社会公平。
[关键词] 新公共管理 政府改革 适应性 策略
一、新公共管理概述
20世纪后期,西方各国相继步入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知识经济的时代。在大工业时代形成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的官僚制行政体制给西方各国带来了政府机构臃肿膨胀、现象严重、管理成本无限增长、行政效率越发低下等诸多问题,导致了严重的政府财政危机和政府信任赤字。西方各国励志图强,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在西方各国内部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但方兴未艾的大规模的政府改革运动,这场运动被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其体现出来的核心价值为非官僚化,即政府功能定位的市场化取向、政府服务输出的市场化取向、政府内部改革的放松规制取向和政府间制度设计的分权化取向。这场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的管理水平,促进了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
与理性官僚体制的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一行政二分法的理论基础不同,新公共管理有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独自的理论基础,一个是现代经济学理论,即指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和研究传统上属于政治学和行政学领域的问题,使经济学理论向政治学、行政学理论渗透,从而构建形成新的公共管理理论;另一个理论基础是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这些具有更加、创新性、灵活性和环境适应性的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和方法,使政府趋向于“企业型政府”。
尽管众多的学者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解存在差异,但是还是有一些能够达成的共识的基本内容:
1.政府公共政策化。也就是奥斯本与盖布勒认为的政府应起掌舵而不是划桨的作用;
2.将竞争机制注入到政府公共管理领域,取消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性,让更多的社会组织与公民力量广泛参与;
3.视公众为客户,政府应根据顾客和市场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以顾客为中心,以顾客为导向,赋予顾客进行选择的权利;
4.政府应采取分权的管理方式,改变原来金字塔式的科层官僚制,建立扁平式的非官僚政府体制;
5.政府应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使组织由过去的“规则驱动型”向“目标驱动型”转变;
6.行政与政治不可能完全分开,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
7.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
二、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下对新公共管理的适应性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之上,不断解放思想,学习和借鉴在国外已被实践证明的先进的理论、知识、技术和方法,用以推动我国各项事业的建设。而通过实践证明,引进和借鉴而来先进的理论、知识、技术和方法在我国都存在与本土环境的契合问题,也就是适应和不适应两个方面,新公共管理理论亦不例外。
1.适应性方面,第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形成和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出现、扩展和社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确立、稳固化和成熟化,构成了推动我国国家现代化的政府改革的基本的历史动因和现实的经济基础。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市场经济实际上构成了我国政府改革的逻辑起点。为了适应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国家行政组织曾先后进行过多次改革。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虽然提出了丰富的关于政府改革的政策阐释,却没有提出、抑或尚未形成用于指导改革实践的较为系统和理性的、较具有前瞻性的理论阐释。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教训呼唤以市场经济为理论内核的用于指导政府改革实践的新理论,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就成为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第二,我国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于2001年9月加入WTO,遵守WTO规则成为其成员国的基本义务之一。而作为当代西方世界国家政府改革主流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其中很多内容与WTO规则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之处。在目的和宗旨上,二者都强调自由、公正、公开、公平;在基本原则上,二者均以市场为取向,即让市场来决定政府的行为标准,政府权力受到限制并且逐渐弱化,国家职能也逐渐缩小,政治权力也应当逐渐从政府社会返还于公民社会;在行为方式上,都推崇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政府职能变革和政府行为的变革,主张放松管制,认为理想的政府是掌舵型的政府而不是划桨型的政府。
2.不适应方面。首先,新公共管理自身存在着固有的一些缺陷,其在理论基础、市场化价值取向、忽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管理特质差异、政治倾向、具体政策实施和具体模式等方面受到了众多的指责和批评,这也成为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可的重要原因;其次,由于官僚制行政的政治合法性还没有从民主政治制度上得到完全确认、行政体系的运作缺乏现代制度的支撑,行政权力缺乏必要的刚性制衡机制,行政权力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全面渗透的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职业官僚队伍尚未普遍地形成基于自由契约的独立人格和职业精神、公民和职业官员都普遍缺乏对体现形式合理性的制度规范的信仰,同现代法治秩序相适应的普遍主义的行为模式尚未确立等原因的存在,官僚化不足成为了当代中国行政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以理性官僚制为发展方向的定位必将会在某些方面和领域成为新公共管理在我国引入的限制性因素;最后,践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实施尚存在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例如,我国社会还没有形成支撑新公共管理运行的良好的民主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第三部门”的社会自治能力还难以担负公共管理的重任、我国还难以达到新公共管理所要求的科学技术水平等等。
三、对于引进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策略研究
新公共管理理论上对官僚制所取得的巨大的比较优势,在西方世界国家所取的重大成就,以及其在相当程度上对我国国情的适应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会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能够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而如何借鉴和利用新公共管理,选择激进式或渐进式中的哪一种方式进行新公共管理取向的行政体制改革,成为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现实课题之一。
本文主张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借鉴新公共管理的理论。理由如下:首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渐进性是由经济转型的渐进性决定的。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指的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特点是确定阶段性的改革目标,合理安排改革的先后顺序,以及先找突破口,在试验推广,以点带面等。期间经过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多个阶段和步骤。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经济改革的阶段性的特点也必然要求行政体制进行阶段性的改革,从而为经济基础服务。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不但其试验和试错机制适应了改革进程中的不可控因素与不确定信息的安全稳妥处理,即具备了转型的可逆性,而且可以保证转型自始自终的动力充足,可预见并可控的前瞻力避开了路径依赖的误区。因此,新公共管理方向的改革也必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而逐渐在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其次,行政制度作为一种权力规范和结构,一经形成,就具有历史的惰性,较其他社会制度更具稳定性。行政制度的历史惰性,一方面是由掌握政权的精英阶层的独占地位和利益所决定,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希望维护现有秩序;另一方面,行政体制改革工程浩大,深刻复杂,往往缺乏足够的动力支持;另外,新公共管理主张权力下放的特点在激进转型的情况下容易使国家放权后中央式微、地方作大,中央与地方间产生权力鸿沟和控制真空局面的出现。所以,在必须求变的情况下,渐进式改革成为政治精英们的首选。再次,渐进性改革有利于创造民主政治氛围,有时间和有机会使个人、企业和其他单位在改革的不同阶段,为了自身利益,通过参加讨论、发表言论等参与形式参加到政府行政改革进程当中去,从而影响改革进程。这样的渐进式改革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与演进主义的特点,自下而上的局部性参与往往引导着由上而下的全局性改革。渐进式改革促进政治参与的大幅度提高,不仅有利于减少集中决策由于信息不足而导致的风险,也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体制下集中的利益结构、信息结构和决策结构,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为渐进式改革提供强大的动力。最后,渐进式改革符合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国的传统社会在政治上是高度集中的官僚政治和大一统的帝国,政治至高无上,社会发育程度低下;在意识形态上,以强调团体价值的家族主义的儒学为基础,强调整体与共性;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排斥商品经济。这种文化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血脉,世代相袭。契约观念淡薄、小生产意识、官本位思想等根深蒂固,这无疑与发展市场经济定位相违背。文化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成为了打破这种 “坚冰”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