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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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状况调查范文第1篇

1江苏省环境与健康监测现状分析

从江苏省的环境监测现状来看，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尚未构建。尽管江苏省已开展了全省污染源普查、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饮用水源地基础环境调查、饮用水源地有毒有机物调查等多种专项调查，但这些调查和人群健康结合较少，且分别进行、调查目的不同、设计和方法不统一等原因，在说明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这一问题上难以相互支持，加之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尚未纳入常规工作，对人体健康影响更为直接的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基础数据缺乏，不利于政府部门实时、动态和准确把握江苏省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损害的状况及变化趋势，也不利于有针对性地调整相关政策及措施。

2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构建

环境与健康监测是一个综合性的监测，关于环境质量方面的数据由环境保护部门负责，有关疾病方面的数据由卫生部门负责。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是在充分利用现有环保、卫生部门的相关监测网络和监测力量，结合日常监测工作，完善监测设备，培养环境与健康专业人才，不断充实和优化监测内容的基础上逐步构建的，主要包括环境污染监测、暴露监测、健康效应监测、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相关性分析与评估4个方面的内容，见图1。

2.1环境污染监测环境污染状况监测包括污染源监测及污染源主要可能扩散介质如大气、水、土壤及其他介质的环境质量状况监测。（1）污染源监测污染源监测包括排放特征污染物的历史源及现状源。历史源是指在调查年已关停并转、且排放过拟调查特征污染物的污染源。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工业企业所用燃料、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产品产量、主要污染物种类与通过各种途径的排放量、环保常规监测数据等，调查时间段自建成投产至关停或搬迁年。现状源指在调查年仍在生产经营且排放拟调查特征污染物的污染源。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工业企业的基本情况、燃料、原辅材料、生产工艺、废水与废气排放方式、污染处理设施等，调查时段原则上自建成投产日起至调查年，重点关注近10年。污染源监测可采用现场实测、排污系数估算、历史回顾与反演等方法，以确定特征污染物进入环境的主要输入途径，定量计算进入环境的污染负荷通量、时间过程、空间分布。（2）环境质量状况监测环境质量状况监测应尽可能兼顾环境和健康监测点位的匹配性，满足评价试点调查期间环境质量时空变化趋势的要求，根据污染物进入周边环境的主要途径及调查点的实际情况，选择重点调查的环境介质。调查环境介质征污染物的水平，主要包括：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及环境生物样品监测4个部分。大气应重点监测人群密集居住区的室内、室外空气，同时根据污染物可能的主要暴露途径，考虑室内室外尘土的采样；水体重点监测饮用水源、灌溉用水和养殖水，同时对应采集水体沉积物；土壤重点监测与暴露有关的农用地土壤、人群活动区域土壤，兼顾其他类型土壤；环境生物样品重点采集本地生产的初级农产品，包括农作物、畜禽水产品等。

2.2暴露监测暴露监测包括外暴露监测和内暴露监测。对人体暴露情况进行测量是判断环境污染物与健康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重要依据，对暴露水平的定量测量是判断剂量-反应关系的关键。（1）外暴露监测外暴露监测主要针对与人体接触的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物浓度和含量水平进行监测，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环境监测、个体暴露测量获得。应重点了解特征污染物人体暴露的特征，包括：暴露途径（如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接触等方式）、暴露时间、暴露频率，确定特征污染物人体外暴露量（如：通过室内空气、饮用水及家庭消费食品监测获得的暴露量）。具体应根据特征污染物的主要排放形式，确定选择以经呼吸吸入还是经口摄入为主，重点开展监测。（2）内暴露监测内暴露监测指对目标人群体内的污染物负荷水平进行监测，可以通过检测体内生物标志物来实现。生物标志物分为暴露生物标志物、效应生物标志物、易感生物标志物3类，应遵循科学性、可靠性、实用性等原则选择合适的生物标志物开展监测。一般情况下，多选择血液、尿液征污染物及其中间代谢产物的浓度水平进行测量。

2.3健康效应监测人群健康效应监测主要是对环境污染物造成的生理、生化、结构、功能改变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的过程。环境污染物导致的健康损害效应可以分为特异性损害、非特异性损害和蓄积效应3类。（1）特异性损害环境污染物对机体造成的损害具有某种典型的临床表现和特征，污染物可以引起机体特异的症状、体征、生理、病理、X-线片的改变等，具有特异的观察或检测指标。可通过资料收集、问卷调查、医学检查等方法开展。（2）非特异性损害环境污染对机体健康的影响不是以某种典型的临床表现出现，而是表现为生理功能、免疫功能、抵抗能力、劳动能力、健康状况等的下降，对有害因子的敏感性增强，以及某些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等。主要通过调查对象的基本健康信息、进行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等医学检查方法开展。（3）蓄积效应环境污染物连续、反复进入机体后，其吸收速度或总量超过机体代谢转化排出的速度或总量，污染物质在体内逐渐增加并贮存，造成机体的损害，或者污染物的量不在体内蓄积但其在靶器官靶组织产生的有害效应却可以逐渐累积，最终造成机体的损害。常用的健康损害评价生物标志物有：重金属效应标志物（金属硫蛋白、抗氧化酶类、还原性谷胱甘肽、外周血清转氨酶、免疫标志物）；农药效应标志物（胆碱酯酶、对氧磷酶、烷基磷酸酯、羧酸酯酶、植物酯酶）；有机物效应标志物（混合功能氧化酶、谷胱甘肽转移酶、谷胱甘肽过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DNA加合物、蛋白质加合物）等。

2.4健康风险相关性分析与评估通过特征污染物暴露途径与暴露水平的监测结果，实际人群饮食结构、生活习性等的问卷调查获取当地人群对特征污染物的暴露参数，计算特征污染物经呼吸道、经口饮食等途径的外暴露剂量。根据污染物的毒理学性质，确定参考剂量，分析特征污染物对调查人群健康风险的关联性。在健康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健康监测与内暴露检测结果，进一步分析环境污染与人群健康指标是否存在统计学上的关联性。

3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的应用示范

3.1应用示范过程2011～2012年，在综合考虑相关基础数据分析、媒体关注情况以及专家现场勘查的基础上，课题组选择了农药原药生产量大、公众反映强烈、受影响人群较为集中的某农药厂，开展典型区域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技术体系的应用示范。围绕该农药厂，考虑周边居住人群情况，按照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技术体系的要求，制定调查实施方案。调查内容包括基础资料收集、与特征污染物毒死蜱相关的污染源调查、环境质量状况及暴露调查、人群健康状况调查以及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相关性分析与评估。污染源调查在收集农药厂排放的历史资料、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产品产量、主要污染物种类与通过各种途径的排放量、环保常规监测数据、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情况的基础上，对废水总排口进行了采样监测。环境质量与人群外暴露调查主要了解环境空气、尘土、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粮食果蔬和肉禽蛋类等特征污染物含量水平，综合评价评估调查区特征污染物的环境污染现状，共采集环境样本300多个，取得各类环境质量指标实测数据800多个。内暴露调查主要对目标人群体内的污染物负荷水平进行调查，包括血液中毒死蜱残留水平与尿液中毒死蜱代谢产物三氯吡啶醇的含量检测；共采集污染区成人血样、尿样、儿童尿样各208份，对照区各238份，内暴露共获得1300多个数据。健康调查方面，根据毒死蜱的毒理学特性，通过污染区人群危险因素的问卷调查、体检及肝肾功能能检查、血样毒死蜱及尿样TCP检测，分析健康损害风险，共获得各类有效数据21万多个。

3.2应用示范结果基于该监测体系的调查结果表明，该农药厂周围1km范围内毒死蜱污染严重，大气和地表尘土可能是人群健康影响的重要暴露途径，周边污染居民人体血样及尿样中毒死蜱代谢产物检出率较低，但距厂界越近，外环境中毒死蜱浓度越高，对人体健康指标影响更为明显，农药污染对周边环境及人群健康的影响值得关注。通过本次应用示范，说明该监测体系能为环境与健康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4结论与建议

环境污染状况调查范文第2篇

本文以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份(不包括)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门槛回归方法，分析了环境污染与公共服务对健康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污染对健康支出具有显著性影响，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公共服务变量的引入，对环境污染的健康支出产生了门槛效应，并且不同公共服务对环境的健康支出影响产生的门槛数各不相同。其中，教育产生的门槛数为三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产生的门槛数均为一个。

关键词:

环境污染;公共服务;健康支出;门槛效应

一、引言

我国现今拥有将近14亿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9%，GDP增长速率持续24年保持在7%以上(1991－2014)。在工业化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共同刺激下，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表现得极为突出，各类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污染随处可见，不少城市常年处于空气污染超标状态。有关水污染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的河流已有82%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类水质已经占到了41%，城市河段中的90%以上已达到了严重污染的程度［1］。而对于固定污染体现出的危害为大多数城市正面临“垃圾围城”的困扰。这些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害不言而喻。其中，损害健康最直接的污染是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这两种污染的相关物质分别通过呼吸道和饮食进入人体，致使人体自身调节功能出现紊乱，免疫力下降，给人体造成健康风险、疾病甚至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并测算得出，我国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经济损害占居民疾病负担的21%，每年过早死的人数中有30000人源于室外空气污染，而因室内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的人数每年达420000人，并且居民疾病中环境因素所占的比重仍呈上升趋势［2］，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我国80%～90%的癌症病因与环境因素有关［3］。环境污染的严重化提高了疾病产生的风险，激发了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从而引起了健康支出的增加。根据清华大学与亚行联合的《中国环境分析(2012)》报告显示:我国平均每年因大气污染引起的健康经济损失已达到GDP的1.2%。由此，环境污染对健康支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但在不同地区，尤其在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差异性的地区，其影响的显著性存在差异，据有关学者研究显示，公共服务具有的功能之一就是抵御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风险和降低健康成本。对于公共服务水平供给不足的地区，其所面临的环境健康风险问题更加严峻［4］。因此，为有效降低居民健康成本和增强地区间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大公共服务投入成为了一种有效的手段。

本文改变以往学者通常从环境科学和医疗卫生的角度分析环境健康效益的方法，转而运用经济学的手段，加入公共服务因素探讨如何提高环境的健康效用，降低居民的健康支出。就理论上而言，公共服务具有增强居民抵御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风险的功能［4］，能够满足人们对健康最基本的需要，也有助于环境污染的改善，延缓健康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损害，甚至对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具有预防和治疗作用。尽管如此，但需要注意的是公共服务对健康支出的影响存在累积效应或时滞效应，即:公共服务(教育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及环境治理投入等)在供给初期，由于受供给数量不足和自身“折旧”的影响，导致其影响范围有限，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微乎其微。只有当其供给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并超过其“折旧”影响时，公共服务才能够显著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从而达到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实现降低健康支出的目的。同时，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与健康支出的降低之间有一个传导过程，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效应。因此，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政府需要了解并把握公共服务的累积效应和时间滞后效应。与此同时，由于受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加之各级政府没有有效界定个人与政府的社会责任，导致公共服务供给在我国表现得极为不公平。如:我国农村环境一直以来作为城市环境污染的消纳方，致使公共服务建设在农村存在奇缺性［5］。鉴于此，本文一方面将倡导各级政府重视公共服务建设;另一方面揭示并验证公共服务对环境污染与健康支出关系影响的内在机理，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提供依据。

本文以中国2003－2013年各省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门槛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了环境污染与公共服务对健康支出的影响，以及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差异性对环境的健康效用影响，倡导政府加大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应注重其结构的调整和效率的提升。其中环境污染主要指空气污染。

二、文献评述与假设

早在20世纪初期，国外便已经开始了环境方面的健康研究。开始时，研究者们主要采用定性研究的方式分析大气污染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如:早在1964，MedaliaNZ做了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大气污染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认为，由于大气污染会刺激到眼睛、鼻子与喉咙，降低能见度，因此这些污染物一直都不受人们的欢迎［6］。随着研究的深入、理论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环境健康方面的定量研究开始产生，并逐步取代了定性研究。而定量研究也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首先，定量研究侧重于环境污染与健康两者间关系的分析。根据NeidellMJ指出的一氧化碳对1－18岁的儿童哮喘发病率的上升有促进作用的观点［7］，由亚行专业团队和环境研究领域的专家联合完成并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国家环境分析》(2013)报告指出:大气污染导致了人体肺功能的下降，提高了支气管炎、肺心病以及呼吸系统疾病等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带来了医院就医人数的增加，甚至引起了居民过早死亡人数的上升。该研究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但并没有对空气污染造成的影响程度进行详细的解释与说明。其次，定量研究演变为环境污染与健康相关变量间的探讨。如:环境污染与健康支出和环境污染与健康经济损失。此两者可以概括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包括个人与家庭，宏观为社会与国家。在微观层面，环境污染中不论是大气污染、水污染或者其他污染，都会损害居民的身体健康，增加居民的健康支出［4］［8］［9］［10］［11］。ChristopherL.Ambrey等采集了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动力方面的数据，并用空气污染模型测得的MP10值作为空气污染指标，以调查昆士兰东南部居民对生活满意度的方式测算PM10引起的健康成本，得出污染导致平均每个家庭降低了5000澳元的收入［12］。在宏观层面，环境污染对健康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11］［13］［14］。赵晓丽等(2014)以计量反应模型为基础，将温度、湿度和饮食模式引入模型之中，并用人力资本法估算了北京市2011年中大气污染引起的过早死亡人数所产生的经济损失。结果表明: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6.04亿元。其中，心血管疾病损失值为4.27亿元，呼吸系统疾病损失值为1.77亿元［15］。这些研究探讨了环境污染与收入、环境状况、健康存量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从侧面反映出健康支出的产生不仅受环境污染的影响，还受其他相关因素的制约，为环境污染影响健康支出的研究拓宽了思路。第三，定量研究转变为环境污染、健康或健康支出与其他变量间三者关系的研究(现今的研究状况)。根据前人的研究与经验分析，环境污染与健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如何降低环境的健康风险以及探讨环境的健康风险与其他因素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了研究者们探讨的中心问题。环境的健康风险问题并非是简单的两者间关系问题，相反通过引入其他视角分析环境的健康影响，不仅丰富了环境健康方面的研究，而且让研究更趋于现实状况，对现实更具有指导价值。

如:叶小青、徐娟(2014)从人口结构的角度分析了环境质量与健康支出之间的关系。得出老年人所占比重与健康支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儿童所占比重与健康支出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同时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对健康支出的增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6］。齐良书(2008)通过构建经济、环境与人口健康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得出:工业污染对居民健康和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而经济增长对健康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相反，健康水平的提升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贡献并不显著［17］。叶小青、李先玲(2013)通过构建相关面板数据模型，从居民收入角度分析了环境质量与医疗健康支出之间的关系，并就区域间医疗健康支出产生的差异性进行了说明与解释。结果表明:环境质量的恶化会引起居民医疗健康支出上升，而收入水平的上涨能够显著的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医疗支出上涨压力的下降具有促进作用［18］。通过对上述研究和其它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显示，环境污染与健康支出之间的关系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如:人口结构、居民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等。这些影响因素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起着关键的作用，也只有将这些因素剖析出来，才能够真正理解环境污染与健康支出之间的关系，为政府提供真实有效的政策依据。本文从公共服务的角度分析环境对健康支出的影响，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结合中国自身的情况，根据公共服务供给对环境的健康影响会产生门槛效应［4］，以及健康状况与健康支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分析了公共服务对环境污染与健康支出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公共服务供给累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环境污染对健康支出的影响会出现显著性下降，即产生门槛效应。具体表现为:第一，中国经济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方式仍未改变，国有部门的产业布局主要集中于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19］，其中第三产业偏重于工业增加值高的部门，而对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环境、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的投入仍处于较低水平;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人民的健康和社会的福利效用为代价，居民的健康支出在为政府买单。第二，中国的市场化仍处于较低水平，行政审批过多，极大的束缚了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阻碍了国有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同时将民营企业阻挡在门外，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与供给效率，从而增加了居民健康支出上升的风险。第三，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引起了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加之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偏重于经济发达地区，致使区域间公共服务水平两极分化严重，总体水平难以上升。当然环境健康方面的研究在国内仍处于初始阶段，研究空间巨大，如:从公共服务结构角度分析环境对健康支出影响，或者引入政策因素、地理环境、气候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等变量。如果条件允许，环境健康方面的研究不仅仅存在于三个变量之间，而应扩展为多变量间的研究，因为环境对健康影响和环境对健康支出影响受多重因素干扰。综上，本文围绕公共服务对环境污染与健康支出关系的影响为核心展开研究，提出公共服务对环境污染于健康支出关系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并且不同的公共服务对环境的健康支出影响产生的门槛效应不同。针对以上问题与假设，本文首次以2003－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实证基础模型和门槛模型进行验证，得出公共服务对环境污染与健康支出影响的门槛值。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基本模型的建立与变量解析通过对ChayK.Y.，JosephP.Newhouse和叶小青等文献关于收入、健康与其他因素之间关系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特点，探讨环境污染、公共服务对健康支出的影响，构建的面板数据模型。控制变量: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为有效探究环境污染、公共服务对健康支出影响的关系，需要对影响健康支出具有显著性的因素进行控制，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健康状况对健康支出影响较大，需要将其作为控制变量，yit是i地区t时期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deathit为i地区t时期居民的死亡率，根据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死亡率与健康状况的关联性，文章以死亡率来表示居民的健康状况。核心解释变量1:以PM10、二氧化硫和烟粉尘为变量的大气污染状况。环境污染的恶化对健康支出上涨的影响并非是直接的，两者之间还存在健康水平这个隐含的影响因素，环境污染先导致了居民健康水平的下降，之后，疾病的产生引起了健康支出增加。由于污染程度一般体现在污染物成分的浓度上，而非量上。同时各省省会城市一般作为各省经济、文化与政府治理的中心，其城市的面貌对各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主要以各省省会城市年平均PM10浓度表示各省环境污染状况，即PM10it。为提高并保证环境污染指标的解释力，文中以sm与so作为辅助变量引入模型之中，分别为烟粉尘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核心解释变量2: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根据公共服务的特点，本文从三个方面入手分析，分别为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状况与环境治理投入。教育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人体健康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健康的多产者［20］［21］［22］，教育通过改变人的生活习惯与偏好而影响人们的健康，比如抽烟、嗜酒和熬夜等，同时教育对于改善人们的健康具有显著的正效应［23］［24］［25］，本文选择普通高校师生比来代表教育供给水平，用eduit表示。Protect与in-fra分别表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GDP比重。由于我国农村环境基础建设极其匮乏，同时鉴于环境基础建设存在外溢性以及农村环境基础建设投资数据的不可得性，本文分别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GDP比重代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模型中c为常数项，β1～β9为各变量前的回归系数值，uit为扰动项。

(二)门槛回归模型的建立环境质量对健康的影响存在基于公共服务水平的门槛效应，当公共服务供给的累积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环境污染对健康影响的程度会出现下降［4］。据此，本文以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门槛回归模型，验证并得出公共服务对环境污染与健康支出影响产生的门槛值。“门槛回归”模型是Hansen于2000年最先提出的。本文以Hansen(2000)构建的门槛回归模型为基础，结合本文研究的内容与特点构建了如下门槛回归模型。在分析公共服务对环境污染与健康支出之间产生门槛效应的过程中，本文从公共服务的教育水平(普通高效师生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GDP比重)和环境保护情况(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三方面分析了公共服务对环境污染的健康支出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四、估计结果

(一)基本回归文中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对相应数据进行平减处理(以2003年为基期)和相应的变换，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共获得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3年的面板数据(不包括)。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为解决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文选择spearman检验方法，检验结果每万人拥有卫生人员数(m)、二氧化硫排放量(so)与烟粉尘排放量(sm)等变量。为验证模型适合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文中采用hausman检验方法进行检验，结果显示:F统计量为0.000，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理，验证结果如表2。Fe与Re对应的表格数值为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下各变量的参数，根据表(2)结果可知，PM10与健康支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PM10浓度的上升会引起人们对健康的重视，增加医疗健康方面的支出。而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人们在医疗健康方面的投入，但收入水平的日益改善对医疗健康支出占消费支出比例的影响甚微，甚至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表明健康的消费呈边际效用递减趋势。同时教育资源的投入，对健康支出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教育投入增加时，健康支出的数额在不断增加，其所占消费的比重在逐渐下降，由此可知:教育的投入有助于人们对健康的理解与重视、生活习惯的改善和生活品质的提高。相应地，公共服务中环境治理投资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分别占GDP的比重对健康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的影响显著性偏弱，两者之间分别呈正相关关系，其表现出的结果与前文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需要注意一点，我国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工业产值仍然对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化建设仍然在不断的加速，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显得更为严峻，因此，我国现阶段处于发展、维护与污染三者同时并存的矛盾体中，这便不难理解环境治理投资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分别占GDP的比重与健康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呈正相关关系。

(二)门槛回归本文基于上述理论对模型进行门槛分析，采用自抽取法得出相应的P值与F值，其中对单一、双重和三重门槛抽样次数均为100次，结果如表3以及门槛图形1、2和3所示。由上表数据可知，当门槛变量为edu时，其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并通过检验，而三重门槛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同时三重门槛估计值并非位于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的置信区间内，因此以教育代替公共服务的模型存在三重门槛特征。对于以protect为门槛变量的模型，其单一门槛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而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门槛估计值均位于单一门槛的置信区间内，因此，以protect为代表的公共服务门槛模型存在单一门槛，但通过图1可知，其中的临界值大于LR值，表明所得到的门槛值可能为无效门槛值。同理分析，以infra为代表的公共服务门槛模型存在单一门槛。五、结论本文基于2003—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环境污染、公共服务对健康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其一，环境污染对健康支出影响显著;其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够改善人体健康，当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环境的健康支出影响表现显著，即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环境的健康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但其对健康支出的具体影响并不能确定，因为不同种类的公共服务或者同种公共服务的不同供给水平对健康支出造成的影响各不相同。教育的供给能够改善人们的健康，同时具有降低健康支出的作用，并且区域间教育水平的差异对健康支出影响的显著性和正负相关性也存在不同。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而言，其供给水平具有促进居民健康状况改善的效果，但会因此而增加居民的健康支出，加重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负担。据此，本文得出的结论所具有的政策含义有:第一，环境、公共服务与健康支出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相关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不应单独或者片面的考虑部分因素。第二，公共服务的供给对健康具有显著的影响，政府应加大公共服务的供给，提高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第三，政府在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应调整好公共服务供给的组成结构，注意哪些公共服务会导致健康支出增加，而哪些公共服务会降低健康支出。第四，教育投入不仅能够改善人们的健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降低健康支出的作用，政府应重视对教育的投入。

参考文献:

［1］林海平．环境产权交易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30－131．

［2］王春霞，朱利中，江桂斌．环境化学学科前沿与展望［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679－680．

［3］徐晓勇．卫生学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01－202．

［4］卢洪友，祁毓．环境质量、公共服务与国民健康:基于跨国(地区)数据的分析［J］．财经研究，2013，(6):106－118．

［5］杨妍，孙涛．农村公共服务与生态环境发展［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43－48．

［6］MedaliaN.Z．Airpollutionasasocio-environmentalhealthproblem:Asurveyreport［J］．JournalofHealthandHumanBehavior，1964，5(4):154－165．

［7］NeidellM.J．Airpollution，health，andsocio-economicstatus:Theeffectofoutdoorairqualityonchildhoodasthma［J］．JournalofHealthEconomics，2004，23(6):1209－1236．

［8］苗艳青，陈文晶．空气污染和健康需求:Grossman模型的应用［J］．世界经济，2010，(6):140－160．

环境污染状况调查范文第3篇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生产与生活的基本条件。党和政府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伴随着基本国策、伴随着新的世纪正迈着希望的脚步，作为地球村的重要成员，草木葱茏，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家园。地球是人类唯一居住的地方，人类要在地球上安居乐业，就要爱护地球，爱护大自然。地球是茫茫宇宙间唯一一艘载有生命的航船，我们人类是这艘船上的乘客。当船漏水的时候，谁能说拯救地球与我们无关?近年来，随着地区经济的

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然而在人们越来越奢侈的物质享受的背后，却是生态的失调、环境的恶化。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到处可见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污染、水土流失等一系列严峻的问题正在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同时也严重影响着经济的发展。防止环境污染，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环境的基本状况】

寒假，学校大学生实践调查的作业，因此，我对我家乡的环境进行了调查。多年了一直在外面读书，很少回家，回家也从来没有好好的了解家乡环境的变化，这一次的调查和实地走访，说实在话家乡的环境让我打吃一惊。小时候，经常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听到这样的说唱：二十年代洗米洗菜，六十年代鱼虫绝代，七十年代河水泛滥。我记得小时候，家乡的河水是清澈见底的，河里鱼虾成群结队，傍晚时分河里的石头上会有螃蟹停留在上面，我们就这样一边捡着螃蟹，一边嬉戏，这里曾是我童年快乐的回忆，是我童年迷恋的地方。那时从来不曾想过这一切都会逝去。可是现在却应征了鱼虫绝代、 河水泛滥的说法。河道里满是废器、垃圾，由于垃圾的堆积，没有清理，河水变得臭气难闻，河里没有了鱼虾，更别说小孩嬉戏了。而且许多水资源也因为人类的过度索取和开发已经枯竭。不仅仅在于河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是有是无得污染。今年来由于环境污染，天气也变得异常炎热，特别是在夏天令人难以接受。

【环境污染的原因】

由于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和村镇住宅建设的激增，不仅城市，农村的生态环境也日趋恶化，许多地区的乡镇工业由于缺乏长远规划，一方面各种工业任意布点;另一方面又因经济能力和技术力量的薄弱，企业无力处理三废，污染问题相当严重。农村地区对自然资源利用多，培育少，目前兴建的水利设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灾害的威胁。随着生产的发展，化肥农药不合理的大量使用，畜禽养殖业废水、废气和废渣的任意排放，使各种污染物在农村地区内循环，造成大面积农村面源污染，水体污染现象十分严重。小城镇卫生条件差，交通拥挤，居住紧张。村镇或布局分散，或延展过长，于生产、生活和公共设施的安排都极为不便。村庄内部结构松散，空间混杂，生活用水不卫生，道路不规范等。但城镇建设费用很少，无力改变这种现状。通过调查发现造成家乡环境污染的原因有：

(一)、白色污染

1、塑料垃圾没有得到妥善的管理和处置，垃圾没有实行分类收集，能回收回的不回收利用。

2、许多企业对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白色垃圾没有科学地处理，放任自流。

3、我国现有的法律没有对塑料包装废弃物的处理，制定出过硬的相关法规。(幸好国家新出台了禁塑令，但效果还不显著。希望能有大的作为。)

4、尽管在创建省级文明卫生城镇的口号下，我们的县城变得整洁得多，但是总的来讲，人们的环保意识比较淡薄，滥用和随意乱倒塑料制品现象相当普遍。

(二)、森林遭受迫坏，水资源污染严重：

1、森林面积减少，除了一些自然因素外，还有就是认为造成的森林面积减少。人类大量开发森林资源，然而又没有及时的进行补进;

2、由于森林面积的减少，土壤变得松散，雨水下来，泥土冲进河道，造成河道，河水可以的道换新，形成污染;

3、森林减少，造成了水土流失问题;

(四)整治仍不彻底。在城区，鸡鸭屠宰点和烧肉摊点污染严重;花盆和盆景中烟头、纸屑较多;摊点商户占道经营较多;车辆乱停乱靠现象依然存在;牛皮癣仍然很多;向河道里倾倒垃圾依然严重，河水污浊。在乡镇街道，乱丢乱吐乱倒现象严重;农贸市场垃圾较多;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严重;小食店清洁卫生问题突出;存在重城镇轻农村、重干道公路沿线轻边远村社的现象;部分乡镇对场镇和主要公路沿线外的村社还未开始环境整治。在农村，农户院坝散养家禽严重;柴草乱堆，垃圾乱倒较为普遍。

(五)设施不够完善。一是环卫设施数量不够多，尤其是垃圾池、垃圾桶、果皮箱、垃圾清运车、路灯、人行道板等环卫设施配套不足，破损严重;二是部分设施布置不合理，有的修(洗、停)车场、水果市场、畜禽交易市场布局不合理，造成市场交易秩序混乱，影响市容市貌;有的垃圾池设置、垃圾桶摆放位置不合理，造成新的环境污染和视觉污染。

(六)、交通工具(、车辆、轮船、飞机等)废气和噪音音;

(七)、使用化肥、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物质的农田灌溉后流出的水。

(八)、废水、废渣

【境污染的危害】

人类要拥有健康的身体，就必须要拥有健康的生活环境。环境污染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吸入有害的气体，影响呼吸，影响健康;白色污染的危害有：1、视觉危害，散落在环境中的塑料废弃物对破坏了市容景观。如散落在自然环境、街头巷尾、江河湖泊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和漫天飞舞或悬挂枝头的超薄塑料袋，给人们的视觉带来不良刺激。

2、潜在危害：

(1)、塑料地膜废弃物在土壤中大面积残留，长期积累，造成土壤板结，影响农作物吸收养分和水分，导致农作物减产。

(2)、抛弃在陆地上或水中的塑料废弃物，被动物当作食物吞食后，会导致动物死亡。

(3)、进入生活垃圾中的塑料废弃物质量轻、体积大，很难处理。如果将它们填埋，会占用大量土地，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分解。

(4)、部分的塑料含有毒性，如果用作餐具或食品包装的材料，这样对人体的健康不利。

【保护环境的措施】

通过调查的我得了：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所以保护环境应该是全社会的行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虽然家乡现在在的环境状况不是很乐观，但是据调查，我们的政府正在努力进行环境保护的工程：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向老百姓宣传环境保护，提高人们的环境白虎意识等;在政府的努力下，作为这片土地主任的人们，外面更应该努力保护我们生存的家园，爱护它，保护它，从手上的事做起，不乱扔、乱折、乱吐;从身边的是做起，共同把我们的家乡建成美好的家园。

环境污染状况调查范文第4篇

    据统计数据显示,江汉平原共有稻田65.10万hm2,棉花田24.83万hm2,油菜田46.61万hm2,商品性菜地21.62万hm2,农户自留地约1.87万hm2。在潜江、洪湖、仙桃和公安4个县市中随机抽取稻田、棉田、油菜田、商品性菜地和自留地各1块,采集土壤样本,选定镉、锌、镍、铅、总砷、铜、总汞、总铬、六六六、滴滴涕作为分析与评价的指标,各指标均按照国家标准和《土壤元素近代分析方法》进行分析测定,对不同农田类型的土壤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1)棉花田。本次抽样调查了4块棉田,结果显示:仙桃棉花田为轻度污染,超标因子为镉和锌;洪湖棉花田为尚洁,超标因子是锌;公安棉花田为尚清洁,超标因子为锌;潜江棉花田为清洁,无超标因子。

    (2)水稻田。本次抽样调查了4块水稻田,结果显示:洪湖水稻田为轻度污染,超标因子为镉;公安水稻田为尚清洁,超标因子是镉;潜江水稻田为尚清洁,超标因子为锌;仙桃水稻田为清洁,无超标因子。

    (3)油菜田。本次抽样调查了4块油菜田,结果显示:洪湖油菜田为尚清洁,超标因子为镉;潜江、公安和仙桃的油菜田为清洁,无超标因子。

    (4)商业性菜地。本次抽样调查了4块商业性菜地,结果显示:潜江和公安商业性菜地均为尚清洁,超标因子为镉和镍;仙桃商业性菜地为尚清洁,超标因子为锌;洪湖商业性菜地为清洁,无超标因子。

    (5)自留菜地。本次抽样调查了4块自留菜地,结果显示:综合污染指数均低于警戒水平,无超标因子,污染水平均为清洁。

    1.1江汉平原农村垃圾污染现状

    江汉平原农村垃圾的来源主要有3个途径:一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包括秸秆、农膜和农药瓶等;二是来源于居民的日常生活,如厨余、废纸等;三是乡镇企业产生的废弃物。本次调研主要采用发放问卷、入户访谈、查询资料、称重计算、实地观察等方法对江汉平原农村垃圾污染现状进行研究。

    (1)农业生产垃圾污染状况。秸秆是江汉平原主要的农村生产垃圾,总体看来,秸秆以燃烧为主,田间燃烧占的份额最大,如果加上生活燃料部分,2项份额达到64.7%,是作物秸秆生产量的2/3。本次抽样调查了4个县(市)的作物秸秆利用状况,4个县(市)的秸秆用于田间焚烧的比例最高,基本都在40%以上;其次是作为生活燃料用途的比例,平均值达到20.3%。被焚烧的秸秆(包括田间焚烧和作生活燃料)平均为65.03%,即超过2/3的秸秆都被焚烧掉了。秸秆丢弃情况在4个县市不是很严重,平均仅有1.9%。秸秆堆肥率很低,平均1.2%。潜江市和公安县作物的秸秆饲料化利用率较高。秸秆作为原料在四湖流域的利用水平较低,平均0.73%(低于丢弃量),除潜江的利用水平较高,其他县市利用率很低。关于地膜污染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江汉平原2009年地膜使用量1213.42t,平均残留率为26.6%。

    (2)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状况。为了解江汉平原农村生活垃圾的种类、数量及处理方式,选择了潜江市熊口村、潜江市孙桥村、公安县新岗村、洪湖市南昌村、仙桃市兴隆村共5个村庄,每个村随机抽取15户农户,收集他们在7d内产生的所有生活垃圾,并进行分类、称重,记录数据,由此推算出各村每人平均1年产生的不同类型生活垃圾的数量及生活垃圾总量,再根据该村常住人口数推算出1年全村产生的不同生活垃圾的数量及生活垃圾总量。调查结果显示:5个村庄的有机废弃物中厨余和废纸所占比例均较大。

    (3)乡镇企业废弃物污染状况。采取听取报告、座谈、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取样分析等方式,调查了6家乡镇企业的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养猪场对周围环境造成了污染。养殖固废造成的污染很少,然而生猪尿液及干湿分离处理的上清液一般都直接排放到附近沟渠,使得周边沟渠水质恶化发黑、发臭,总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严重超标,水质为劣Ⅴ类,丧失了使用功能。

    2江汉平原农村环境污染成因分析

    江汉平原农村水源、土壤、垃圾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出现与该地区自然地理特征、生产生活方式、农民群众环境保护意识以及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

    2.1江汉平原地形、地貌、水文、气象等自然条件限制极易

    导致该区域环境污染问题的形成江汉平原地势低洼,每年5—9月的汛期大部分时间地面低于江水位几米甚至十几米,容易形成外洪内涝;枯水期江河水位低,引水困难,水资源显得不足,干旱随之而来,这些灾害成为江汉平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血吸虫病蔓延等问题的诱因。

    (1)气候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导致该地区呈现涝滞相随、旱涝并存等生态劣化现象。江汉平原属于北亚热带大陆湿润季风气候区,降水多,70%以上集中在5—9月的江河汛期,同时过境水量大,长江、汉江等多条大小河流汇集于江汉平原,致使江汉平原地区水高田低、农田受涝面积大,农业生产面临巨大的防洪压力。另外,由于围垦和自然演化,湖泊大量萎缩,调蓄洪水和维持良好生态的能力削弱,加重了抵御洪涝的负担,导致该地区洪、涝、渍害频发,作物生长发育不良、产量下降,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2)水资源季节性过剩但总体匮乏,旱涝灾害加重了水源污染。江汉平原水源充足,但在时空上的分布很不均匀,丰水年与枯水年水资源相差达10~15倍。该地区地表水、大气降水和地下水都很丰富,雨季集中,并且与作物生长同季,河流纵横、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流经江汉平原的境外水数量也很大,这些客水多在汛期到达,很难得到有效利用,致使洪涝灾害频发,江汉平原中部地区部分农田长期处于高水位状态,而盲目围湖造田、填湖开发等人为对自然的干预,加快了湖泊湿地萎缩,湖泊调蓄、行洪能力减弱,淡水储量减少,水质日趋富营养化,河湖淤塞,涝渍相随、旱涝并存,导致水质变劣,农民群众的健康和农产品质量均受到了严重威胁。

    (3)长期滞水或淹水导致江汉平原农村环境不断恶化。江汉平原涝渍时间长,土壤潜沼化程度逐步加重,导致大量还原性有毒物质产生,这些有毒物质或渗入地下或排入江湖之中,从而加重了农村环境的污染。由于整个江汉平原涝渍地域农业生态环境不断受损、退化,围垦中水利工程与血吸虫病防扩散措施又不得力,血吸虫的寄生钉螺随洪涝灾害的频发而扩展,导致血吸虫病疫控制难度随之加大,该地区农民因病返贫人口日益增多,再加上农业投入增加缓慢,农业的比较效益越来越低,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2.2长期沿袭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环境污染加剧

    传统的发展观以资源可以无限供应假设为前提,忽视了环境、资源、生态等自然系统的承载能力。当前,江汉平原农村环境污染就是由于近几年来该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超越了自然环境系统的自净能力,导致环境质量逐步下降。

    (1)水产养殖投肥过量严重污染水体。江汉平原湖泊河流众多,水网密布,是全国内陆水域最广,水网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水产养殖十分发达,而黄鳝、“四大家鱼”等养殖过程会投放大量的饵料,成为加重江汉平原大中小湖和鱼塘等养殖水面水体水质富营养化的主要因素,局部区域的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据统计,江汉平原目前共有水产养殖面积约10.67万hm2,水产品年产量约14万t,年投鱼饲料约27万t,水产养殖业是江汉平原流域农业源COD、总氮和总磷污染的主要来源,占总量的50%~60%。这些污染物直接进入水体,对水体造成严重污染。此外,养殖过程中投撒过量的鱼药也会对水体产生污染。

    (2)畜禽养殖固废及废水污染周边环境。据统计显示:2007年江汉平原仅四湖流域地区畜禽养殖粪尿排泄的总量就达到10929万t,其中,粪便排泄总量为4853万t,尿液排泄量为6076万t。江汉平原部分县市区畜禽养殖业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最大的是COD,其次是总氮和氨氮,总磷产生量最小。这些畜禽养殖粪尿排泄物大多没有经过处理就排入周边沟渠、河流、塘堰,造成严重污染。

    (3)传统的耕作习惯导致环境污染。一方面,种植区化肥使用过量造成了水体富营养化。江汉平原是湖北省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粮食产量达到5332kg/hm2,棉花产量达1208kg/hm2,如此高的产量使得江汉平原化肥的投入达到742kg/hm2。化肥流失造成的农业面源氮、磷污染较大,而且流失的化肥多为溶解态,进入湖泊、河流、沟渠及塘堰等水体,极易导致藻类过度生长,形成水体富营养化。另一方面农药使用不当导致了土壤质量下降。有机氯农药对于防治病、虫、草害,保证作物增产方面,有很明显的作用,但有机氯类化合物制剂因性质稳定和不易消解,易引起农业环境的污染。一些违禁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施用现象仍较普遍,加上施药方法不科学,造成农产品有机氯农药残留超标现象十分突出。已有研究表明:有机氯农药残留是六六六和滴滴涕在土壤中分布的主要原因。

    2.3农民生活陋习和环境意识薄弱造成环境污染

    农村群众普遍缺乏生态环境知识,环保意识不强,对自己生产、生活环境的安全性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这是引发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原因。

    (1)农村生活污水直排导致地表水污染。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环保投入严重不足,乡镇政府、村委会提供环保公共服务能力较弱,农民环保意识不强,加之缺乏有效的投融资机制和政策,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大量的不达标污水排入河湖水体,成为地表水主要的污染源之一。

环境污染状况调查范文第5篇

近年来，由城市垃圾填埋引发的地下环境污染已受到普遍重视，研究人员相继使用地球物理物理方法对由城市垃圾填埋引发的地下环境污染进行研究．Texkan［1］利用瞬变电磁法和音频大地电磁法圈定科隆垃圾填埋场的范围，Benson［2］采用甚低频电磁法和直流电法开展地下水污染填图作业，Park［3］利用电阻率法监测地下水污染的扩散，Ogily等［4］应用3D电阻率层析成像法对垃圾填埋场进行探测，Beselli［5］通过电磁法和多道直流电法对地下水污染进行监测，闫永利等［6］采用大地电磁测深法对北京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进行检测研究．但从目前国内外解释与推断垃圾填埋地下环境污染状况的方法技术看，大多是通过人为确定的电阻率值，如10Ωm），对地下环境污染区域进行粗略的划分，很难真实地反映出垃圾填埋场地下环境污染的程度．EIS（El，电阻率成像观测）是20世纪末发展起来的一项新的观测技术，采用的是阵列式观测方式，信息量大、分辨率高；特别是使用直流激发源，有效地抗人文电磁噪声干扰，成为工程地质、地下水污染勘查的强有力的手段［7－12］．模糊数学理论是由Zadel［13］提出，目前已广泛用于天气预报、农林业规划及地震危险性分析和矿产评估等领域，成为定量解释客观事物差异中界限标志“不分明性”的有效方法［14－17］．本文将EIS观测技术与模糊数学理论有机结合，通过对通州某垃圾填埋场的面积性EIS测量，获取了垃圾填埋场地下介质的视电阻率分布；应用模糊数学隶属函数的理论，给出了分辩地下环境污染的量化指标，并对填埋场地下环境污染状况进行了分区划分．实际钻孔资料表明，分区结果与填埋场地下环境污染的分布状况吻合较好．

2垃圾填埋场概况和EIS现场观测结果

垃圾填埋场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占地约11000m2，为非正规简易垃圾填埋场．该填埋场西边是荒地，北边是果园，东边为耕地，南边是林地．整个区域地形平坦，适合EIS观测．填埋场周边表层为第四纪泥土，厚度不足1m，底下是泥沙层，厚度大约13m，其下为粘土层，地下水位大约10m．填埋场从2007年开始填埋，填埋物主要是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本次野外观测使用GeoPen公司生产的EIS观测仪．在整个填埋场沿东西方向布设了11条EIS测线，由北向南编号1—11号．其中，1—3号线位于填埋区之外，4—9号线为混合垃圾（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填埋区，10—11为生活垃圾填埋区．野外观测采用Wenner装置，电极距为3m，EIS测线布设见图1．其中阴影区域是通过EIS观测结合钻孔资料共同确定的垃圾填埋的平面范围．根据EIS观测结果，填埋区与非填埋区的电性结构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图2（a，b）分别是位于非填埋区1号测线和3号测线的视电阻率断面．从图2可以看出，整个剖面以大约60m处为界，可分为东、西两段．西段视电阻率较高，普遍介于100～200Ωm之间；而东段视电阻率相对较低，大约在20～100Ωm的范围．除在东、西两段交界的、大约60～80m地带外，地下介质的分层性较好．对比图2a和2b电阻率变化不难看出，3号测线虽较1号测线距离垃圾填埋区更近，但未发现明显的低阻异常，这说明垃圾渗滤液的污染以纵向迁移扩散为主，横向的迁移扩散区域很小．混合垃圾填埋区5号测线视电阻率断面如图3a所示，存在1个10～20Ωm的低阻异常．异常的横向范围大约在70～90m，深度范围约为5m．在剖面的西段0～60m的地带，视电阻率较高，普遍在100～200Ωm之间．而在东段90～170m的地带，随着深度的变化，视电阻率逐渐增大，从近地表的大约20～30Ωm，逐渐增大到超过100Ωm．符号︱是钻孔确定的填埋场边界．生活垃圾填埋区EIS探测结果非常明显，如图3b所示．在40～80m的地带，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10～20Ωm的低阻异常，其深度大约为10m．从EIS观测结果分析，整个测区0～40m深度上，视电阻率分布具有西边高、东边低，深部高、浅部低的特点．填埋场周边的砂土分布较为均匀．影响地下介质电阻率变化的因素除了垃圾填埋物外，主要是近地表土壤的疏松度与潮湿度．西段因缺乏耕种，土壤的疏松度与潮湿度较低，电阻率较高；而东段连年耕种浇灌，土壤的疏松度与潮湿度较高，电阻率较低．

3地下环境污染程度的划分与钻探结果

该填埋场EIS观测到的结果表明，测区东、西两侧的视电阻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西侧视电阻率较高，普遍超过100Ωm，远高于填埋区10～40Ωm的视电阻率；东侧则不同，在0～10m的深度范围内，视电阻率大致介于20～40Ωm之间，与填埋区视电阻率的变化范围区别不大．而10m深度以下，视电阻率高阻特征表现较为明显，普遍超过70Ωm．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直接采用EIS观测到的视电阻率结果计算隶属函数的方法．采用Zadeh（1965）表示法，将地下单元ei的视电阻率值ρi视为分辩地下环境污染程度的模糊集合A的元素：其中ρe0＝20Ωm；ρw0＝40Ωm．这里ρe0、ρw0分别是东、西两侧戒上型隶属函数截断视电阻率值，μ（ρi）表征地电单元ei隶属污染区的程度．根据钻孔资料确定的填埋场的边界，我们针对填埋区及邻近区域进行了地下环境污染程度的计算和成像，图4（a，b）分别为5号剖面和10号剖面的成像结果．根据闫永利（2007）划分标准，该填埋场地下环境严重污染区（μ（ρ）≥0．75）的深度范围大约在0～13m（混合垃圾区深度大约10m；生活垃圾区深度约为13m），轻度污染区的深度范围大致为0～20m．整体上污染区的深度变化为南深北浅．为对EIS观测结果进行检验，我们对勘探现场进行了打井验证．采用2台冲击式打井机，共完成8个钻孔．其中15m勘探井1个，8m井3个，6m井14个，采集样品22个．为了解调查场地土壤污染物背景水平，我们在紧邻垃圾填埋场的南侧采集背景样品2个，根据检测结果，调查场地未受垃圾渗滤液污染的土壤氨氮背景值均为“未检出”．图5给出的是10号剖面以北15m深井（垃圾物8m）之下8．5～13．4m的氨氮检测结果．该钻孔介于混合垃圾填埋区与生活垃圾填埋区之间．从图5可以直观地看出，在深度9．7～11．5m范围氨氮含量快速衰减．表明该深度范围存在划分地下环境污染程度轻、重的合理界面．这与EIS资料隶属函数给出的严重污染区深度（混合垃圾区10m；生活垃圾区13m）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