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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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绿色保险；经济学；分析

本文为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河北省“两型社会”建设中的绿色保险制度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1204129）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两型社会建设中“绿色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收录日期：2013年1月30日

当前，我国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作为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保险业，其“绿色保险”为处理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绿色保险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形象称呼，是以被保险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或空气，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作为保险对象的保险。绿色保险不仅对企业造成的环境破坏和人员、财产的损失提供保障，而且能起到分散环境风险和治理环境风险的作用，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绿色保险通过引入商业保险机制防治污染，已被发达国家实践证明，是帮助企业实现由“污染末端治理”向“污染全过程控制”转变的有效方式之一。

一、绿色保险的供需分析

一方面由于绿色保险是一种新险种，我国保险公司缺乏历史统计数据可用，因此在厘定适合我国企业绿色保险产品费率时会缺乏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绿色保险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标准，保险公司在勘查、定损与责任认定上存在困难，灾害损失风险难以精确把握，也影响到绿色保险的费率厘定和产品开发。此外，保险公司根据大数法则来承保，需要大量的环境污染侵权事实作为基础，来确定每个企业污染风险的等级。风险单位数量愈多，实际损失的结果会愈接近预期损失可能的结果，但目前企业参保比例太低，保险人不可能精确地预测危险，不可能很合理地厘定保险费率。这些都影响了保险公司提供绿色保险产品的供给弹性，市场机制没有足够的激励促使保险人提供丰富的保险产品。

从企业参保情况来看，采取完全自愿的投保方式，企业投保绿色保险的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一是在实际生活中，环境污染事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追究制度很不完善，责任追究主要依靠行政处罚，而法律赋予的行政处罚额度有限。在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责任事故发生后可以少赔、迟赔甚至不赔，企业自然缺乏购买责任保险的意愿；二是企业风险管理的意识不强。有的企业存在侥幸心理，认为不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有的企业认为发生了环境污染事故自己也能应对；而有的企业出于企业减少支出的考虑，也不愿主动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甚至有的企业认为即便发生了污染事故，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会“埋单”，有政府兜底，企业没必要去投保；三是保险责任范围窄，保险费率过高，而赔付率过低。保险责任范围窄，对投保企业的环境风险转移得太少，只把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而将常见的累积性环境污染事故排除在外，造成环境责任保险可适用的救济场合有限。而其费率又较其他险种要高出几倍，赔付率远低于国外保险业的赔付率。高费率会压制企业参保的兴趣，低赔付率会使企业丧失投保信心，必然会影响企业投保积极性。

正如上述绿色保险市场供求分析，绿色保险市场呈现出供求无激励，交易无动力的“冷淡格局”。除此之外，环境污染及保险市场的特殊性，也会造成市场失灵。

二、绿色保险的市场失灵分析

一是绿色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逆向选择是指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价格下降产生的劣品驱逐良品，进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在保险市场上，由于投保人比保险公司掌握更多的信息，可能会出现逆向选择。保险公司根据全体投保人的平均风险水平厘定费率，那么费率对于低风险的投保人来说是高的，也就可能出现污染风险高、风险管理能力弱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保险来转嫁损失、转移风险，而污染风险低、风险管理能力强的企业由于保费厘定过高而退出或推迟需求。由于参加投保意愿强的多是风险高的企业，低风险的企业不愿投保，保险公司没有足够数量的保险标的，分散行为人责任风险的能力会降低。

二是绿色保险市场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指保险单持有人拥有保险后改变其行为所导致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加大会对社会或者第三方造成损害。企业投保环境责任保险后，在合同有效期内，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投保人恶意图谋保险赔偿金而故意诱发保险事故的发生。比如，企业故意增加排污量加大对环境污染，从而对环境和受害人造成损失，获取保险公司赔偿，给保险经营带来了很大风险。

三是环境污染及绿色保险的外部性。从经济学角度看，环境污染问题属于负外部性，生产者的生产行为给其他经济主体带来了损害或者额外成本而没有相应补偿。在环境产权没有明晰的情况下，当环境责任问题出现时，往往需要政府的介入才能迫使肇事企业为公众责任权益买单，完全依靠市场所带给保险合同双方的利益驱动明显不足。类似的，绿色保险具有正的外部性，企业购买保险后可减轻环境侵权人的经济负担，又能最大限度弥补受害人的损失，政府也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即可享受绿色保险带来的好处，因此企业购买绿色保险对社会来说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随之出现。

根据经济学的知识，市场失灵时是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因此还需要借助法律及政府的支持和企业自身的努力。综上，尽管绿色保险在运行中遇到种种困难及问题，但在实践中渐行渐远。近几年，部分地区通过试点逐步探索非强制保险的经验，保险公司也在条款完善、贴近客户需求以及科学合理厘定费率等方面做了较多尝试和努力，未来绿色保险制度一定会日趋完善，通过绿色保险进而推动经济和环境的双赢。

主要参考文献：

[1]卢爱珍，我国发展绿色保险的经济学分析，新疆财经，2008，6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环境问题;经济学;生态技术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识码:A

一、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机制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但要有一系列严格的条件。只有当这些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亚当・斯密所描绘的神奇的“看不见的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如果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时,就出现市场失灵。所谓市场失灵,就是市场机制的某些缺陷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使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

(一)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环境既包括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环境实物资源,也包括环境容量、生态平衡和调节、空气质量等环境质量资源。其中一些资源可以被所有人共用,一些资源被一部分人共用,还有一些资源被私人利用。这就涉及到环境的物品属性分析。经济学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把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具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的物品。将物品属性分析引入环境领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环境质量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像清新空气就是最纯粹的公共物品,既无消费的竞争性和也无排他性。即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同一环境物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一个人不论付费与否,都不能从这一环境物品的消费中被排除出去,即环境质量作为公共物品,使得无法、很难或不必对其进行收费,私人企业赚不到利润,市场机制就无法激励其减少空气中污染物的排放来提供清新空气这一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是失灵的,必须政府干预,由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

2、环境资源的共有资源属性。像森林、地下水、野生动物等就是典型的共有资源,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由于共用资源产权不明以及不能或很难向使用共用资源的人收费,即人人都可以自由取用而不负担成本,必然导致环境资源消费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滥用环境资源。以我国的草场为例,由于草场属于共有资源,任何牧民都可以随时到牧场免费使用牧草,牧民们为了从牧场上获取最大收益,竞相增加畜牧数量,结果导致出现过度放牧现象,导致草场退化,甚至毁灭性破坏,这就是“公地的悲剧”。经济学分析认为,当今社会,资源的枯竭、生态的恶化,与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有密切关系。

(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环境污染是指经济活动的污染物或污染因素排入环境,超过环境容量和环境的自净能力,使环境质量恶化。“外部性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利益。”经济学认为,“市场之所以能有效率的运作,是因为价格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双向传递了信息。然而,有时市场价格并不反映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当一种生产或消费活动对其他生产或消费活动产生不反映到市场价格中的效应时,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的内涵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当企业或个人的行为不是通过影响价格而影响另一个企业或个人的环境时,便有了外部性存在;(2)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不一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价值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导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这种非市场性的影响,对社会有利的称为正外部性,对社会不利的称为负外部性。将外部性理论引入环境领域,实质是把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放到环境-经济复合系统中考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产生了不能全部反映到市场交易价格中去的额外社会成本。如上游化工厂向河流中倒入废酸液,使下游的游乐场所不能用于游泳或钓鱼。由于无须向任何人赔偿损失,从而导致外部不经济的产生。由于环境污染并不构成私人生产成本,必然出现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这一差异被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外部性成本的顺利转嫁,必然导致这种带有负外部效应的物品的过度供给行为,使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社会福利损失。

二、环境政策的创新:与市场的整合

(一)国际的启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环境问题既要用足市场机制,又要依靠政府干预,但政府的干预应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为前提,以弥补市场的功能缺陷。近10年来,西方国家环境政策手段已经开始由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向基于市场的经济手段转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1年提出的《关于在环境政策中使用经济手段的建议》,建议成员国更加广泛、坚定地采用经济手段,以作为其他政策手段的补充或替代。该建议提出了4类经济手段供成员国参考:一是环境税和收费;二是许可证交易;三是押金制度;四是财政补贴。该建议推动了经济手段在欧美国家的应用。

目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已有许多国家征收环境税,尤其是欧盟一些国家,已将环境税作为优先使用的环境政策工具。环境税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凭借其权力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个新税种。它主要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税和有污染的产品税两种。前者如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税;后者如含铅汽油税、含氯氟化碳产品税。发达国家现在应用最广泛的环境税是燃料环境税,如对含铅、无铅汽油实行差别税,对含硫、含碳燃料征收硫税、碳税等。

对我国来说,应借鉴发达国家对污染大户课征高额环境税的做法,大幅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待条件成熟再逐步向环境税过渡。排污收费标准的提高和收费方法的改革,在短期内可能会给企业的经营带来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对社会、对整个城市的发展是有利的,可以促进企业积极开动脑筋来控制污染,降低环境成本,最终也能使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得以提高。

(二)环境政策的经济学基础。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起源于20世纪初关于福利经济学的分析,以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所表述的政策措施为代表,即为了消除外部效应,对产生负外部效应的单位征税或收费,对产生外部正效应的单位给予补贴,这就是“庇古手段”。虽然这种环境经济政策需要政府对费额、税率制定的科学性,但对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会产生动态有效的刺激,促使企业开发新技术,新的环境友好产品和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因为每一单位的污染削减,都将以节税的形式得到回报。随着20世纪七十年代著名学者科斯的“产权理论”的兴起,运用“科斯定律”来创新环境经济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很大发展。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污染问题是相互的,因为制止污染也会给企业造成损失。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换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利(产权)的交换,那么污染权也能够交换,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使污染问题达到最有效率的解决。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排污权交易、自愿协商为代表的“科斯手段”。排污权交易的主要内容是:充分利用市场主体的自发的趋利避害本能和市场交易工具,在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进行环境保护。即政府向企业发放排污许可证,企业根据排污许可证向特定地点排放特定数量的污染物,排污权是可以买卖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排污权。“科斯手段”的管理成本低,有利于刺激企业革新技术,减少污染排放,以多余的排污权在市场交易而获得利润回报。

综上所述,环境经济政策与命令控制型政策相比较,命令控制型政策需要直接决定污染控制,需要实施者监测污染物排放,具有强制性,以政府行为为主;而环境经济政策是为污染控制提供财政上的激励,不需要实施者监测污染物排放,具有诱导性,以经济主体参与为主。通过要么在污染者与公众之间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如环境税收或收费、财政补贴和产品税等;要么创建一个新的市场,如排污许可权交易,使经济主体以他们认为最有利的方式对财政刺激作出自主反应,从而达到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的目的。

三、更好地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综合利用资源

1、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有的国家发展以节能、节材、节水、节约资本等重效益、重品种、重质量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制度;有的国家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由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向深加工、精加工的“朝阳工业”转变,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

2、重视二次资源的开发利用。很多国家提倡废物资源化,把再生资源称为“第二次物料革命”,或“第二矿产资源”。例如,巴西、意大利每年所消耗的贵金属几乎全部来自再生,其他废旧金属的80%～90%均被回收利用,变废为宝。为减少水资源消耗,有些国家工业用水的回用率已接近100%。

3、对资源内涵的认识愈来愈丰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从注重物质投入的外延正在向注重资源内涵扩大的方向转变。如回收利用垃圾也能创造新的价值,日本对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90%,法国每年从垃圾中回收废纸占造纸工业原料的40%。现在世界各大国正在进一步对回收垃圾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以保护地球生态环境。荷兰正设计用“雨”(利用雨水下降冲击力)发电。此外,将还有更多的替代资源、人造用品面世。

(二)推行清洁生产。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业与环境规划活动中心首先提出清洁生产,定义为:“清洁生产是指将综合预防的环境策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以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性。”《中国21世纪议程》将清洁生产定义为:“既可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可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并保护环境的实用生产方法和措施。”

很多国家为推行清洁生产,正在实施“零废物排放”工业(简称零排放工业或闭环式工业),其实质是从生产过程和产品两方面理解的:一是就生产过程而言,为实现废物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将生产过程中一端的废弃物排出,转为另一端的原料输入的方法;或者将一个生产部门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原料供应;二是对产品而言,近年来世界各国竞相研究和开发一些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也称“绿色产品”或“环保产品”,其含义是指能够保持社会环境和对人类无害的产品。例如,德国制造世界第一种生态轮胎、生态电视机、生态冰箱,日本制成生态电池、生态塑料渔网,加拿大开始生产实用的燃料公共汽车(无污染物排放),美国研制出生态服装,瑞典推出一种生态画,我国生产出安全、营养、无公害的绿色食品等等。可以预料,绿色产品将随着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深入,而日益成为今后产品生产的主导方向。

(三)树立生态技术观。每当新科技成果向经济建设转化时,总会带来生产的大发展,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质变效应。然而,进一步深思,又发现另一种倾向,大多数技术的应用,如果是以单一目的性――经济效益为前提,那么技术越尖端,单一目的性越明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就越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技术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这主要取决于人类自己,而非技术本身。

21世纪的技术观应当是生态技术观。生态技术观的含义为:1、科技发明的指导思想,要坚持技术的单一性目的与多元性目的的统一,即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为双重目的,或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为多重目的;2、科技成果的应用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内在承受性和外部承受性,如资源再生循环技术、环境无害技术,都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

我国2000年经济发展目标规定:“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改善发展的质量。”将经济发展区分为数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高,这是人类在发展上的一次跃进。旨在把经济发展引导到低投入、低消耗,少污染、高效益的持续发展道路上来。

可持续发展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并强调把环境保护作为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衡量发展质量、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客观标准之一。因为现展越来越依靠环境与资源基础的支撑,但随着环境恶化和资源耗竭,这种支撑已越来越薄弱和有限。因此,越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越要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以获得长期持久的支撑能力。这是可持续发展区别于传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我们要更好地处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部)

主要参考文献:

[1]孙惠丽,江华锋.对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生态经济,2007.7.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环境关系；环境社会主体；环境污染；农村；博弈论

Abstract：Theenvironmentalrelationsarebenefitrelationsbetweentheenvironmentalsocialmainbodies，theoccurrenceoftheenvironmentalrightinfringementismainmanifestationoftheunbalancedenvironmentalrelations.Theprogressofenvironmentalpollutionisagameprocessbetweenenvironmentalmainbodies.TherearemanycharacteristicsofthegamebetweenenvironmentalmainbodiesinChina’scountryside，asaresult，theanalysisofmicro-mechanismofChina’sruralenvironmentalinfringementcanaccuratelymastertheessenceofChina’sruralenvironmentalimbalance.Theconclusionisthat，inordertochangetheenvironmentalpollutionconditionsinChina’scountryside，theweakstatusofChina’sruralinhabitantsinthegamingprocessmustbechangedtoformabenignrestrictionmechanismofenvironmentalrelationssothatChina’sruralenvironmentalrelationscandevelopfromimbalancetoharmony.

Keywords：environmentalrelations；environmentalsocialmainbody；environmentalpollutedcountryside；GameTheory

一、引言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然基础和主要目标之一，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又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在环境资源利用上所形成的环境关系的和谐。环境关系是指建立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核心和实质是在环境资源利用中形成的人与人以及由人组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1]；环境关系是以社会作为背景运行的，由于人与人在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同会导致在环境资源利用能力上的差别，因此环境关系的决定因素是个人及其由个人组成的组织、集团在社会关系链条中所处的位置；环境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利益是环境主体之间进行环境利用的动力[2]，是分析环境关系的细胞，因为有了利益才会有各个环境主体之间的对抗与合作。环境主体可以分为自然主体和社会主体，环境关系中的主体是环境社会主体，主要包括环境资源的使用者、受害者和管理者。中国农村环境关系主体主要有污染企业、地方政府、农村居民和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环境关系运行主要是环境社会主体以利益为动力、以环境权利为内容所进行的博弈过程，一般以环境关系失衡和和谐为表现形式。

环境关系失衡会引起环境侵权的发生，而环境关系失衡实际上是环境关系中有一方主体环境维权得不到实现，因此环境侵权是环境污染主体、受害者和政府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在博弈过程中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根据公民环境权理论[3]，环境侵权可以分为污染预防阶段和污染侵害阶段，如果在污染预防阶段公民就能顺利维权，污染侵害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而在现实中，中国农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就要考查中国农村环境侵权的发生机理有什么特点、在侵权过程中地方政府、污染企业和农村居民的行为受哪些因素制约、这些主体有哪些路径可以选择以及这些主体经常会选择哪些路径等问题，本文主要围绕这些问题逐步进行分析。

二、环境关系主体间博弈的一般分析

环境侵权发生的两个阶段中的第一阶段即污染预防阶段，进入博弈局势的主体主要是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这个阶段居民主要是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通过听证等形式对企业的建设规划合理与否进行博弈；第二个阶段即污染侵害阶段，进入博弈局势的主体主要是污染企业和居民，这个阶段居民主要是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与企业进行博弈[4]。

(一)污染预防阶段的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

博弈的假设前提：所引进的项目都有一定的污染发生；地方政府对项目潜在的污染危害信息非常清楚；居民对项目潜在的污染危害信息也非常清楚；潜在的受害者能够参与到项目引进中来；地方政府是项目审批和引进的管理者；政府对潜在受害者的意见给予认可。

1.地方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博弈

在项目引进的初期，居民可以通过行政诉讼预防污染的发生。本文把诉讼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模式简化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

第二，当居民的诉讼成本大于受害或者潜在的受害成本时，居民会选择不诉讼，地方政府有选择不作为的可能，但是它也许会由于自律而进行作为。

2.居民和企业之间的博弈

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环境质量的收益和居民因为环境污染而带来的损失需要讨论一下，因为这里有几个重要假设：对一般人来说环境质量是正常物品，因此收入增加时，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也增加；不同的收入的人们的效用函数是近似的；环境质量的价格是固定的[5]。有了这几个假设，关于环境质量的收益和污染带来的环境损失的比较才会在同一个效用水平上[6]。

(二)环境污染侵害阶段的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博弈

环境侵害阶段主体间博弈的假设前提：环境资源属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没有明确的产权归属，因此，就必须由政府来代表全体公民行使产权主体职责，对环境进行管理；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政府与企业在环境污染监督上的信息不对称；受害居民的行为受诉讼成本和诉讼收益所得决定；政府对环境污染的监督通过同级环保部门进行贯彻，并且同级环保部门能够完全按照政府的要求完成污染监督的职能。

1.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博弈

(三)影响环境主体行为的因素

通过一般博弈分析可以看出：(1)在污染预防阶段，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政府作为与居民诉讼的成本有关，诉讼成本高于潜在损失时，居民一般选择不诉讼，地方政府的作为只能靠自律；诉讼成本低于潜在损失时，居民一般选择诉讼，如果地方政府特别注意环境质量，它会选择作为，如果地方政府不注意环境质量，它会选择不作为；居民与企业的博弈主要取决于居民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建设项目带来污染损失与经济收入的对比。(2)在污染侵害阶段，假设成立的情况下，居民是否选择诉讼取决于诉讼成本高低、诉讼成功后的收益和诉讼是否能够胜诉；企业对污染的治理取决于政府监督的成本和居民诉讼的成功与否及诉讼所需赔偿的金额；政府监督取决于政府监督成本、污染治理的成本、居民得到补偿的多少和对企业罚款的多少

三、中国农村环境关系主体间的博弈

(一)中国农村环境关系主体间博弈的特点

第一，博弈主体的地位不对等。由于地方政府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源、企业拥有强大的经济资源，而中国农村居民由于历史、制度的原因经济收入微薄，政治表达路径和能力有限[7]，因此博弈主体之间不是一种平等的博弈，这种博弈不利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博弈主体。

第二，博弈主体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污染企业在信息方面具有优势；政府对污染信息的拥有次之，所以政府在监督上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而农村居民对污染信息的拥有最为少。因此这种博弈是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下进行的。

第三，博弈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很容易形成合作。由于目前中国的政治管理体制还存在一些弊端，使地方政府做到中立很难[8]，并且地方政府和企业会产生合作，并成为利益共同体。这样强大的两个集团的合作使农村居民很可能无法进入博弈局势而被排除在外。

(二)污染预防阶段居民和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博弈

在前面分析污染预防阶段的潜在受害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几个假设中，第三个假设和第四个假设前提在中国农村的现实中基本上不存在。在博弈论中，信息的拥有情况决定了双方的行为选择战略空间。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当一方参与人拥有更多信息时，这会影响到对方的行为[9]。同时由于信息的缺乏，一方很可能会选择不利于甚至是有害于自己的战略空间[10]。在中国农村环境污染预防阶段，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农村居民根本不可能做出合理的选择，不能及时地维护自己的环境权利。因此在污染预防阶段由于环境信息的不公开，导致农村居民被排除在污染预防之外，只能被动地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而在企业与居民的关于企业创建的博弈的分析中，首先是信息的不对称，居民根本不知道企业的环境影响；再者是居民的意见对政府审批企业的决策影响较小；第三，在对污染损害不知情的情路况的下，农村居民强烈的摆脱贫困的愿望会使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摆脱贫困，增加收入。因此这一阶段农村居民是被动的，他们只能被动地进入污染侵害阶段。

(三)污染侵害阶段地方政府、受害居民和企业之间的博弈

1.政府中立时的博弈局势

第一，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由博弈变成了合作[13]，在很多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考核，不惜以污染当地的环境为代价引进污染项目，这时地方政府与企业已经不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二者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各取所需。当农村居民进行环境维权时，他们会联合在一起对农村居民进行百般阻挠，使农村居民环境维权没有任何希望。这时就不存在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的博弈问题，就直接进入到地方政府、污染企业与农村居民的博弈局势。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博弈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农村环境关系失衡的本质是相关主体间的利益失衡，其主要表现是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失利，使中国农村居民在污染预防阶段维权缺位、污染侵害阶段维权地位微弱，因此中国农村环境污染态势仍在加剧。

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的状况直接决定着整个中国生态环境的转变，所以要从根本上实现中国生态环境的转变，就必须协调农村环境关系。协调农村环境关系的关键就是改变这种不平等博弈的局势，就是使农村居民在污染预防阶段能够参与建设项目的决策，在污染侵害阶段能够得到相应的赔偿，形成作用于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压力机制；运用综合手段形成企业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双赢的内部动力机制[14]；以规则制度形成规范企业污染行为的外部约束机制；培育农村社会中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形成监督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社会制约机制；从而以综合机制的运行形成良性的农村环境关系制衡机制。这样才能够实现中国农村环境关系的和谐，以此来实现中国生态环境的转变、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中国社会的全面和谐。

参考文献：

[1]苏宏章.利益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2]王伟光.利益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蔡守秋.环境权初探[J].中国社会科学，1982(3).

[4]罗伯特·吉本斯著.博弈论基础[M].高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威廉J鲍莫尔，华莱士奥茨.环境经济理论与政策设计[M].严旭阳.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6]Asch，Peter，JosephJSeneca.SomeEvidenceonthedistributionofAirQuality[J].LandEconomics，1978，54(3).

[7]陆学艺.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3).

[8]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9]肯尼思·阿罗.信息经济学[M].何宝玉，姜忠孝，刘永强.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0]Anderson，NormanHenry.FoundationsofInformationTheory[M].NewYork：AcademicPress，1981.

[11]成金华，吴巧生.中国环境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评论，2005(3)：12-27.

[12]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严旭阳.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4篇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环境侵权的动因。企业在“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指导下，时刻都在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期望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高的收益。而环境侵权是为实现其终极目标所附带产生的一种副(负)产品。作为一个排污企业，它会尽可能地把治污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以减少生产的总成本。因为大部分治污成本对企业来说属于外部成本，企业不会主动支付这部分成本。而未加治理的污染，会侵害他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环境权益，从而产生环境侵权。按照传统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环境经济学者揭示了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是外部性问题。环境权益的冲突，是竞争性环境功能在环境资源稀缺性条件下发生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的经济学理论形态就是人们所熟悉的“环境外部不经济性”。“外部不经济性”理论由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于1910年提出。1920年马歇尔的学生庇古(Pigou)在发展福利经济学理论时指出，外部性是指厂商或者某项经济活动所引起的与本活动的成本与收益没有直接联系，从而未计入本经济活动之内的外部的经济影响，它是相对于本项活动财务上所付出的费用及取得的效益出发考虑的。环境侵权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

明知要赔偿还是进行污染，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因为污染是有效率的，其所受到的损失要低于防止污染所需花费的成本。行为人从不法行为中获利，其获利数额越大，行为人就越可能宁可选择污染后进行赔偿也不事先采取预防措施。其实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事故的发生，任何人也都会愿意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但问题在于当事人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来避免事故的发生。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要对促使潜在的加害人采取预防措施产生有效的激励，其先决条件是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赔偿必须等于或者大于事故成本；也就是说，赔偿必须是完全的。

二、环境侵权的责任比较

环境侵权案件中，侵权人和受害者之间的经济实力、信息掌控能力相差悬殊，这种不平衡使得在实践中环境污染案件受害者败多胜少；即便胜诉，受害人也仅仅只能获得因为身体或财产受到损害而给予的赔偿。单纯的同质赔偿常常使受害人感觉得不偿失，认为自己为诉讼付出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很多，而实际获得赔偿较少，导致污染受害者面对司法救济时态度消极。这使得加害人对于环境的谨慎程度会大大降低，从而造成环境侵权现象泛滥，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公平价值。仅仅赔偿有形损失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在现实的环境侵权案件中未能有效地阻止侵权甚至还有激励侵权的嫌疑。当侵权人在衡量其预防侵权的成本大于赔偿侵权损失的成本时，他宁可侵权，还有可能采取策略或利用机会主义因素逃避被追究的责任；受害人没有正确的激励采取积极的行动寻求损害赔偿，还有可能得不到救济。这样持续的结果便是，环境侵权行为依旧大量发生，社会上的公民仍要为企业的生产获益付出沉重的代价，社会的总体效益下降。

一般性的等价于受害人所受损失的赔偿不足以控制环境侵权，一种更为严厉的惩罚性赔偿在我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上自法学专家下至普通民众，都在呼吁将其尽快引入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之中，以弥补现行环境侵权救济制度的缺陷。作为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等国家中广泛适用的一项原则，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环境侵权救济方面正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它是在同质赔偿的基础上通过对加害人课以高过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的形式，对受害人因诉讼而付出的诉讼费、律师费、诉讼过程中的鉴定费以及在诉讼过程中所遭受的心里创痛和消耗的精力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偿；它在有效救济原告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可以加大加害人的违法成本，并能有效地剥夺加害人原本所预计的在补偿性赔偿之外依然可以获得的额外利益，可以对环境侵权加害企业产生实实在在的威慑力。此外，惩罚性赔偿还能够激励受害人提讼，对加害企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进行监督、抑制，防止环境侵权现象的泛滥，从而使法律得到充分的实现。可见，惩罚性赔偿不仅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还同时具有制裁及预防和激励的功能。

所谓惩罚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大大提高损害赔偿金，使得侵权成本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可以促使侵权人将外部性纳入考虑，变得更加小心，从而大大减少环境侵权事件的发生。但是，赔偿范围被过分扩张的话，就是将预防或注意的成本过多地分配给企业，会产生生产的低效率，严重限制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企业有可能会为了避免污染的高责任成本而严格限制自己的生产规模。所以，如此设定环境损害赔偿范围，虽然避免了外部效应的发生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公平，但却是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的，并且可能导致经济停滞，最终将影响社会的持续发展。这对于社会总体利益来说仍然是不经济的，也是无效率的。正如大卫·D·弗里德曼指出的：我们的目标是取得有效率的预防措施，从而得到有效率的风险水平。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世界：只有在检查成本至少与减少可能发生事故的成本相等的情况下，我才会再检查一次我的刹车系统。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没有风险的世界，而是一个只发生有效率的事故的世界，只有一个事故其本身的价值高于采用预防措施来组织它的成本时，它才是有价值的。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会而且只会采取成本合理的预防措施。当一种制度课加给人们过重的注意义务以至于超出了这个注意程度能够带给社会的效益时，这个制度必然不利于社会总体效益的提高，是不值得提倡的。我们规定责任范围的目标在于，促使社会只发生经济的或者说有效率的环境污染，而不是为了防止污染而杜绝生产。惩罚性损害赔偿运用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仍然是不经济的，因而仍然是不可取的。

三、改进路径的选择

在法经济学领域，损害赔偿制度应当是一种将外部性内化并因而产生出有效率的选择的法律机制。效率一词被波斯纳用来表示使价值最大化的资源配置。科斯指出，公害普通法可以被看作一种通过将财产权分配给对他最有价值的那一方当事人而增进资源的使用价值的一种尝试。确定加害人应在何种范围内进行赔偿取决于何种赔偿范围的设定更有利于社会财富最大化，因此社会财富最大化原则是判定是否应当赔偿以及赔偿多少的标准。在波斯纳看来，所谓财富乃是个人为某物进行的自愿的支付或者自愿接受的数额，财富最大化原则就是支配法官所进行的对较高价值的选择原则。

(一)财富最大化原则

在经济学家看来，环境污染是经济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确定最有效益的污染水平。也就是说，外部效应也有个最优值的问题。环境损害赔偿范围的设定以实现最优污染水平为目标。企业有了一个合理的预期，会将预防成本和污染的责任成本进行综合考虑，其生产规模将会控制最优污染水平所对应的生产总量，从而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也正是经济学家所苦苦追求的目标。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应规定的赔偿范围是能够完全将外部性内部化的赔偿范围，即应确立充分赔偿原则：侵权人赔偿受害者所有的损失，使受害者恢复到侵权发生前的状况。只有这样，外部性因素才会被行为人充分考虑到行为的成本中。使受害者恢复原状也正是庇古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方法所暗示的，侵权者强加给受害者一定的成本，所以要支付与受害者因此所遭受的损失相同的数额，这样就给了侵权者一个动机，使其在做决定时恰当地考虑外部成本。

(二)环境侵权责任的改进方案

既然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所有损失，使受害人恢复到原有的状况，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既有人身、财产损害，也有对公众的环境损害，那么环境侵权财产损害赔偿范围应包括如下：

1.财产、人身损害的赔偿

财产损害是指由于侵权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财产权或人身权而致其经济利益之损失。对这种行为而致的财产损害各国一般实行全额赔偿原则，包括赔偿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也就是既要对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在正常情况下实际上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人身损害指侵权行为对受害人的人身权、健康权等的侵害，并致受害人伤残或死亡。对于人身损害应当赔偿由此引起的全部财产损失，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它必要的费用。

环境侵权对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均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可以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的身体健康。而这种已经形成的损害和潜在的危害，采用排除侵害等方法难以消除，而基于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的实际赔偿费用也远不能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因此借助精神损害赔偿给予经济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抚慰是合理的。

2.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

由于自然环境具有特殊性，在污染损害情况较重时环境往往无法恢复而导致一种连续性的损失，因此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其实应该作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现实中往往是被忽略的。从中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例看，由于中国的法制水平还很低，对环境的损害以及恢复的费用的主张非常少。这种现状使得企业可以将污染的后果强加给社会，企业必然会怠于采取环境损害的预防措施，从而导致社会承担巨大的、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成本，因此既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公平的。无论是基于效率的考虑，还是基于公平的考虑，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都应该纳入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环境资源损失的赔偿具体应包括三个部分：环境资源经济价值损失的赔偿；环境资源生态价值损害的赔偿；环境污染后的恢复费用的补偿。

(1)环境资源经济价值损失

环境经济价值的损失作为法律认可的一种实质性损害，已经成为法律救济的对象。但是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由于中国法制水平及受害人的法律知识有限等原因，在现实中提起这种主张的很少。例如，一个农民的农田被污染，导致农作物绝收，他最多只会提出对农作物的损害赔偿请求，而不会提起对土地使用价值降低的赔偿请求。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应明确包括这一点。

(2)环境资源生态价值损害

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不是传统意义的财产。法律认可的损失通常是那些可被认识、感知，进而可被界定。再进而可被数量化，最后又能被社会的某种规范或标准认可，如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损失。在当今的科学技术水平下，虽然人们已经揭示了环境资源的多方面功能，如调节功能、承载功能、生产功能、信息功能等，但是能在传统经济学中真正获得规范和恰当的价值计量的，仅占少数，主要集中于承载功能和生产功能的一些内容。不可能期待环境资源的损失有一个全面、精确的计算，因为人们是用永远有限的知识去认知一个无限复杂的自然体。的确，目前我们只能在知识残缺不全的情况下计算环境资源的生态损失。在实践中我们一方面要应用已有的成熟知识去计算环境损失；另一方面应以一种开放式的态度去容纳新的科研成果，通过司法实践去传达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在计算环境损害赔偿数额时也要将环境的生态效益考量在内。至于具体的计算方法，我们可以采用波斯纳提出的“影子价格法”等间接计量的方法。

(3)环境污染后的恢复费用

环境污染发生后，治理污染和恢复受破坏了的环境的费用是必然发生的。既然污染是行为人造成的，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行为人当然有义务采取措施尽可能地减轻其不良影响并恢复环境的原有状况。因此，环境污染后的恢复费用也应纳入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保护自然促进可持续发展，不仅对我们同代人，也包含对我们的后代，都是一种义务。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分析范文第5篇

【正 文】

一、环境经济学的产生与

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的日益严重并引起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经济与经济学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