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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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1篇

关键词：联立方程 经济增长 2SLS

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消费是GDP增长的主导因素。消费占GDP的贡献率中通常占50%~60%左右，国外消费占GDP的贡献率一般高达70%~80%左右，美国、英国甚至高达85%以上。投资主要由企业及个人投资和政府投资组成，企业及个人投资仍然主要取决于销售，取决于消费。政府投资的适当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依靠财政收入的政府投资毕竟是有限的，政府投资和财政收入仍然与消费密切相关。可以看出，消费的地位是如此地重要，所以有必要对经济增长的消费结构进行统计分析。

吴巧云等（2007）在《利率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调控效果分析》一文中通过实证检验，指出利用利率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进行调控效果不理想，并进一步建立模型分析发现，调控效果不明显的原因有:央行对利率的管制，导致利率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关系不确定;我国当前投资收益偏高，使投资主体对成本不敏感；行政控制力或货币政策对货款的直接作用，也使利率对投资的影响效果不显著。杨江娜等（2007）在《我国贷款利率对固定资产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一文中指出，理论上贷款利率的高低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低利率对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有刺激作用，高利率对固定资产活动有抑制作用，但是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贷款利率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

本文在相关模型的构建上通过数据分析同样得出了实际贷款利率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从而重新构建模型，最后很好地说明了经济增长的结构分析。

模型设定

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有人均国民收入、农业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等。GDP是国际公认最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现代化以及经济实力和增长的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区域内一定时期经济生产过程的最终成果，能够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因此，本文用GDP来反映一国的经济增长，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是研究GDP与消费、投资、净出口等之间的关系。

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由于人们消费心里因素等原因，最终居民消费决定于上期的产出水平，同时它又是同期产出的一个部分，因此必定受它的影响，故应将总产出滞后项列为解释变量。同时，通常情况下税收水平会间接地影响居民的最终消费，因此，考虑到相关因素，最终建立消费方程为：

其中Ct为最终消费，Yt为总产出、用GDP表示， Tt为税收水平，β0、β1、β2、为对应系数。

投资发展水平取决于上一期的经济规模和利率影响，由于经济活动中往往存在滞后性，上一期的效应往往会传递给下一期，利率相当于资本的价格，直接影响着投资。据此，建立投资函数（虽然下文我们剔除了利率这个因素，但这里为了使得问题的周全，暂时可以实际贷款利率这个因素考虑进来，这不会对本文的分析造成影响）：

式中相关系数解释同上面的消费函数。

税收水平决定于一国的经济规模，随着经济规模不断壮大，税收快速增长，因而，建立税收函数：

式中相关系数解释同上面的消费函数。

净出口受经济体整体水平的制约，同时也会受到国内消费需求的影响，因此最后确定的净出口方程为：

根据模型可识别的阶条件，构建的模型都是可以识别的，虽然阶条件只是模型识别的必要条件，但是在Andrew Harvey的《The Econometrics Analysis of Time Series》的第二版指出，阶条件通常已足以保证可识别性，虽然当心秩条件是重要的，但不去验证它，一般不会造成什么危害。综上所讨论，建立联立方程模型为：

消费函数：

投资函数：

税收函数：

净出口函数：

收入恒等式：

其中： C：消费支出，，Y：收入，I：投资，T：税收，G：政府购买，r：实际存款利率，u：干扰项，NX：净出口。

模型中的内生变量是C、I、T和Y，而前定变量是G（政府购买）、r、Yt-1 。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运用1990~200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实际存款利率的数据根据相关利率加权而得）。

样本数据是将现价数据换算成1978年可比价后的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净出口用GDP缩减指数换算；居民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和税收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由于1991年前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是没有的，所以固定资产投资用199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换算 （991=100），199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设为（1991=85）。处理后的样本数据如表1所示。由于利率已经是实际贷款利率了，所以本文没有对利率再进行处理，相关数据都保留了两位小数。

实证研究

运用Eviews 6.0对所构建的联立方程进行参数估计，用到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方法。联立方程模型的参数估计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不论是从参数的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意义上出发，整体上除了投资方程中利率的系数不显著外，联立方程模型的构建都是合理的，进一步验证了利率对固定资产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联立方程进一步构建成以下形式：

消费函数：

投资函数：

税收函数：

净出口函数：

收入恒等式：

投资方程剔除利率后的两阶段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不论是从参数的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意义上出发，联立方程的构建是合乎人意的，各个方程的具体形式如下：

调整R^2=0.999DW=1.42

税收系数为0.45，表明税收增加1亿元，消费将增加0.45亿元，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税收的增加使得政府的消费支出大于居民的消费减缩，从而使得税收的增加对消费产生正的效应。

调整R^2=0.937 DW=0.19

前一期的收入对当期的投资有较大的影响，原因在于上一期的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构成了当期投资的基础，对当期的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调整R^2=0.953DW=0.28

该方程的各项系数均可以通过检验，说明国家可以通过调节税收反过来影响收入（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调整R^2=0.713DW=0.54

该方程的各项系数均可以通过检验，由此可见当期消费对净出口产生显著的影响，当期消费每增加1元，会带来净出口增加0.24元。

为了进一步研究前定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估计出关于模型的简化式。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所以构建了政府购买和经济总量滞后一期的计量模型，结果为：

调整R^2=0.999DW=0.60

由于模型的简化式参数表述的是前定变量对内生变量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总和，因此可由简化式模型的参数找出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每当期政府消费每增加1元，会带来当期的产出增加0.57元。

结论

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投资和税收都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正向的，即经济的增长会带来消费、投资和税收的增加；政府的税收用于购买与个人因税收而减少消费相比，政府的购买规模大大超过了个人的消费抑制。前期的经济总量对当期投资的影响具有正的作用，因此要想未来投资具有更大的规模，必须在现阶段增加经济总量；与人们观念不同的是消费反而增加了净出口，说明消费的很大一部分还是国内生产的，这使得国内的产业有条件扩大规模并间接地带动了净出口；在适当的程度上，应该加大政府的购买力，以进一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占风，袁知英.我国投资、消费、净出口与经济增长[J].统计研究，2009

2.达摩达尔・N・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格利高里・曼昆.宏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张斌,杨越．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联立方程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2（6）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技术进步；索洛模型；贡献度；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要素

中图分类号：F012/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6.02.03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王珏.技术进步对克拉玛依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度实证分析[J].克拉玛依学刊，2016（2）17-2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高投入、高能耗以及人口红利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随着环境污染、劳动成本加大、资源瓶颈问题的出现，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正迫切需要转变为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作为主要动力，其贡献率大小已成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模式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当前经济增长研究也多倾向于技术进步贡献率分析。

一、模型的选择

索洛模型作为技术进步增长理论的先驱，首先提出技术进步的概念，即除了资本和劳动以外的各要素之和为技术进步，又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虽然这种说法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相比仍显粗犷，但其简便的计算方式仍是衡量技术进步贡献度的最优途径。根据1992年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测算工作的通知》中使用增长速度方程的建议，考虑到充分利用现行统计体系（指标、采集口径、加工方法等），本文确定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结合“索洛增长速度模型”对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作用进行测度。

1.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Y=AKaLb

其中Y代表生产总值，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A表示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a、b为假定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的弹性系数。在CD生产函数计算时，由于部分年份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力变量之间常常相关程度很高，因而参数估计时会遇到多重共线性问题，系数矩阵将是奇异的或接近奇异的，其逆矩阵或者不存在，或者存在但极不稳定。因而，当二元回归式不能直接应用时，可将生产函数做如下变换取对数得：

In Y=In A+alnK+b In L

由于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即a+b=1，则上式可变换为：

InY/L=In A+a InK/ L

采用这种方法，需要较多年份的历史数据，样本过少会使回归结果缺乏代表性。同时，对回归结果必须进行统计检验，只有当检验获得通过，并且经济意义合理时，才能用回归出来的参数评价技术进步。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参数时，回归方法和模型密切相关，模型不同，回归估计的参数可能差别很大。

2.通过步骤1得到资本弹性系数a后，根据规模报酬不变得到劳动的弹性系数b，然后依据索洛增长速度模型如下：

Y/Y=aK/K+（1-a）L/L+A/A

其中Y、K、L、A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劳动、技术进步的增量，Y/Y则代表产出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可以推出：

A/A =Y/Y -aK/K-（1-a）L/L

从而得到技术进步增长率，其中A/A解释作为新的要素，当资本和劳动要素出现边际收益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是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

二、克拉玛依市技术进步增长模型的建立

（一）克拉玛依市概况

克拉玛依市是新疆仅有的3个地级市之一，以石油石化工业为支柱产业，2014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47.5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5.6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719.8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22.1亿元。“十二五”初步估算年均经济增长率为8.3%，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0.66∶84.93∶14.41，处于工业化后期前半阶段，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1]

（二）指标数据的采集

合理的指标是开展实证分析的前提，全面而翔实的数据是模型得以成功运用的基础。选取指标时，首先要求指标要具有现实意义；二是指标应为增长要素或关键要素，剔除异常数据；三是确保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具有相关性，对各指标进行关联度检验，关联性较大的予以保留。本文选取克拉玛依市1978―2014年度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克拉玛依市宏观经济数据库系统。[2]资本量K投入指经济系统运行中所使用的资本量，可用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表示，劳动力L投入体现可用在岗职工人数表示，产出Y用生产总值表示。

三、克拉玛依技术进步增长模型推算

（一）克拉玛依1978―2014年技术进步增长率推算

将克拉玛依1978―2014年数据标准化处理后代入IBM SPSS19分析软件，设定因变量为InY/L，自变量为lnK/L，结果如表1、表2。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系数通过t检验，R2拟合程度很高，F值符合要求，自变量和因变量直接的相关关系是成立的。从而得出a=1.326，根据假设规模报酬不变，b=-0.326，资本、劳动力与GDP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线性方程表示：

Ln （Y/L） =-3.058+1.326ln （K/L）

但问题在于测算的劳动贡献系数为负，与传统经济理论相违背，需要进一步展开定量及定性分析，从定量角度将劳动、资本与产出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

在岗人数与产出相关性不大，固定资产投资与产出高度相关。进一步展开定性分析，1999年前，克拉玛依市是新疆石油管理局一家企业独大并由它承担教育、医疗、广电、物业等各项企业办社会职能，职工人数在全市就业人口中占绝大多数；1999年后，随着中石油全面深化改革，新疆石油管理局职工大量买断下岗和改制分流，3年间职工人数下降近26%，同时驻市央企一分为五，在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后的3年间，总产值上升63%，可以解释为原有劳动力冗余，减员增效效果明显。为了剔除这一劳动量异常因素，以1999年为节点分为两个阶段，从央企改革前和改革后再次进行检验分析。

（二）分阶段回归分析

首先，对1999年克拉玛依经济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符合要求，K、L与Y均高度相关，劳动投入数据可以保留，然后进行回归分析。

将2000年之后数据进行同样相关性分析，K、L与Y均高度相关，进行回归分析。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系数仍然通过t检验，R2拟合程度很高，F值符合要求，自变量和因变量直接的相关关系是成立的。从而得出：

央企重组前 a=1.119，b=-0.119

央企重组后 a=1.13，b=-0.13

对比表1全阶段时期的K和L弹性系数，可以作出判断，央企重组对克拉玛依经济影响是巨大的，结合表3、表4，说明在不同阶段克拉玛依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小，说明劳动效率仍然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

（三）分阶段贡献率分析

1.前阶段要素贡献度分析

利用以上表3数据代入索洛增长速度函数，计算出不同阶段产出要素投入的增长率以及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度，计算结果如下：

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经济增长要素作用，将表5中各要素用下列各图对比。

从表5、图1、图2、图3、图4可以看出，1978―1999年克拉玛依经济规模受新疆石油管理局一家企业独大的影响，城市经济体系基本依赖石油勘探开发及矿区建设，而油田发展又受集团公司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在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贡献额度最大，但资本投入方式仍是粗放式，其作用受油田开采难易影响，忽上忽下、波幅巨大，比如1978年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增长一倍，但产出仅增加6%。本阶段劳动贡献度围绕轴线不明显，表现为劳动力贡献副作用明显，这与在该阶段管理局对油田职工子女包分配，导致劳动力冗余、生产效率低下、新增就业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很小的实际情况是吻合的。技术进步贡献度则围绕轴线上下波动，波幅相对较窄。通过比较，技术进步与资本贡献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表明克拉玛依技术进步要素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稳定剂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缓冲资本负增长带来的副作用。这一时期资本投入决定性大而效率低，平均资本投入增长为12.05%，但带动的产出为9.21%，多数年份投资决定经济增长幅度，部分年份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幅度。

2.后阶段要素贡献度分析

将央企重组后阶段表4的弹性系数代入索洛增长速度函数，形成表6。

可以发现，2011―2014年，K贡献率和技术进步全要素贡献率严重异常。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在央企投入基本不变的情况下，2011―2014年，克拉玛依市财政累计融资140亿元用于会展中心、文体中心、工程教育基地等民生工程建设，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经济收益，故反映在经济指标上是K增长率40%以上，而Y增长率仅为1%～5%。因此，将异常年份数据剔除，得到新的平均增长率。

从表7和图5、图6、图7、图8可以看出，在此阶段最明显的是劳动贡献度开始上升，主因是克拉玛依第三产业得到较快发展，第三产业在经济中占比从10%上升到21.9%，第三产业吸引了大量就业人员，新增就业对经济贡献度开始显现，年均贡献率从-4.8%转为4.03%。资本贡献度有所下降，但占比仍然很大，主要是石油石化央企在克拉玛依经济中占比仍在77%以上。由于国内原油价格与国际接轨，克拉玛依经济受国际油价影响开始增大，2002―2006年国际油价从20美元起步至70美元左右，克拉玛依经济同期实现两位数的增长，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油价从147美元高点跌至60美元，下降55%，克拉玛依经济应声下跌27%，其中值得欣慰的是地方经济的增长开始产生一定的缓冲效应。在此阶段，技术进步贡献度围绕轴线波动明显增大，表明技术进步在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加大，其三个特点：一是在央企重组前技术进步贡献率为正的年份占全部的年份54%，央企重组后占到73%，技术进步正逐步成为推进克拉玛依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二是技术进步在经济波动中的稳定剂作用也日益明显，技术进步对资本贡献度的缓冲使得经济增速波幅收窄；三是除个别年份外，技术进步与资本贡献开始呈现正相关，说明资本投入中技术进步含量在增加，生产方式正向科技型、集约型转变。

四、结论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后克拉玛依市的技术进步呈现了这样一些特点：波动很大，作用增强，有效缓冲。首先，相对于绝大多数的城市技术进步贡献度分析，我们发现技术进步贡献度在克拉玛依市波动幅度很大。这是因为克拉玛依市的经济目前是特例，不仅对一般城市，就是相对东营、库尔勒等石油城市，克拉玛依也缺乏其他规模支柱产业弥补石油产业，导致单一资本投入占比高，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必然造成技术进步贡献率波动大。其次，技术进步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可以量化的科学技术进步作用，也包括政策、制度、创新等不能量化预测的部分，站在这个角度看待克拉玛依的技术进步作用日益增强，无疑证明克拉玛依的科技发展、技术创新以及科技、经济政策是有效的、成功的。最后，从克拉玛依近40年的经济增长来看，虽然有波动但日益稳定，在劳动力贡献不明显、资本贡献波动大的情况下，技术进步起到非常重要的缓冲稳定作用，对城市经济、社会民生的稳定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促使劳动贡献度逐步趋稳，技术进步贡献度更呈现逐步走好的态势。

五、发展建议

1.以技术进步推动主导产业升级

石油工业今后一段时期仍是克拉玛依的主导产业，它既有成本高、投入大、远离市场的劣势，也有资源独特、产品特殊、区域核心的优势，这种优势资源的稀缺性在过去是克拉玛依科技进步的基石，抓好稀缺性开发就能使产业具有市场活力，而稀缺性开发的关键就是技术进步。因此，克拉玛依要更加注重技术进步的力量，通过不断提升石油产业中技术进步要素含量，保持并促进石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保障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

2.以技术进步发展新兴替代产业

产业替代是最彻底的集约发展模式，它可以摆脱原有产业的束缚。[3]46在资源型产业稳产期积极推进产业替代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关键点。克拉玛依在新疆已经具有比较高的技术积累，也具有发展替代产业的物质基础，发展3大新兴产业，充分利用已有的技术、资金和人才优势，借助中国石油大学克拉玛依校区、工程教育基地建设东风，完全有可能形成新疆科技创新高地，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创新体系，实现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

3.以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衡量标准

在经济新常态下，从国家到地方已逐步放弃单纯GDP考核经济发展的做法，克拉玛依无论经济规模还是产业结构都不应再维持单一的GDP考核机制，应纳入以新加坡经验的技术进步要素生产率改善做相应评价，特别是把经济分解为3个产业，进行技术进步要素生产率的统计和核算，克拉玛依正在申报的“创新驱动发展试验区”建设就可以将其作为试点，当然，这需要一系列制度、机制、资本、人力等环境要素改革的相应科学研究。

参考文献：

[1]宋岭，秦放鸣，孙庆刚.大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3篇

关键词：增长模式；要素积累；技术进步

在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大力推崇东亚经济的“神话”时，美国的克鲁格曼教授于1994 年底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东亚“奇迹”的神话》，这篇篇幅不是很长的文章，颠覆了当时许多人对于东亚经济的看法。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不断扩大“有形资本”，如固定资产、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投入，而不是像西方老牌发达国家一样是靠“无形资本”—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如此一来，投入过多导致的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出现边际收益递减，而不能带来人均收入的可持续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实际上只是“纸老虎”，是不可持续的。对于这个问题，国际上一直持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看法。而我们所知道的是，东亚的中国，在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经济高速的增长，那么，它的增长模式是要素积累呢，还是技术进步呢？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是不是可持续的呢？

1经济增长的源泉分析

哈罗德.多马提出：g=s/v，其中g代表产出增长率，v为资本产出比，因为这里v为常数，所以这里的资本产出比也即增量的资本产出比。这个方程式表示：厂房和设备投资所创造的资本，是增长的决定因素，而个人与公司的储蓄，则使投资成为可能，这代表的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早期增长理论；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在哈罗德-多马的基础上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认为资本收益存在递减，技术进步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后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了技术的内生性。索洛还率先提出一个建立在实际数据基础上的会计分析框架，企图解决经济增长有多大部分可以归因于资本存量、劳动力的增长以及总体效率的变化，这种做法也即增长的源泉分析，推导后的方程为：gY=a+WK*gk+WL*gL

上式中，gY，gk， gL分别为，Y、K、L的增长率，WK， WL用于衡量资本，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样可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a相对应的值。这个公式可以推算要素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如果一国强调增加投入，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这种靠投入驱动的增长类似于一种“粗放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通过外延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片面追求产值和产量，不注意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不注意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不注意保护环境， 因而也被称为数量型、速度型、外延型的增长方式；而可持续的增长方式类似于一种“集约型”的增长，即强调改善投入产出关系，主要通过提高效率和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它的增长动力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劳动力素质的改善， 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提高综合生产率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被称为质量型、效益型、内涵型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与“粗放型”增长方式相比，伴随着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2要素积累是主要贡献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其增长率几乎达10%，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同期的增长水平。而Young 在对我国的官方统计数字做了详尽的调整和修正后，在测算了我国1978- 1998 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和要素生产率后，他的主要结论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实物投资的增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的农村经济改革)；Chow和Lin的研究也认为，在1978-1998年间我国GDP增长中，物质资本、劳动力和TFP的贡献率分别为62%，10%，和28%左右。世界银行得出的结果也是资本与劳动力的贡献达到将近2/3。这说明，虽然教育普及程度的改善，劳动力从农业向外的转移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所贡献，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增长并不快。从一系列数据的统计中可以看出，要素积累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这种增长方式势必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①无效的资本积累。我国改革后，虽然在消除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和社会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影响的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是存在很大的不足。

由于要素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依然存在，基础产业供应不足，能源、原材料、运输服务的供给缺乏市场价格这种筛选机制，有没有竞争力并不是企业能否取得这些资源与服务的条件，由此形成了基础条件与运行不佳的高速度，造成了投资过热，这种粗放型的靠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并没有伴随着效益的提高，实际上是以对效率的损害为代价的。

②“流汗而非灵感”的增长。我国人口基数大，并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技术升级与产品升级，例如，在制造业中尽量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上下游延伸。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许多地方政府看重的还是短期效益，由于高技术产业很难在短期内有回报，投入不能立即收回，所以他们宁愿依靠投入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以数量扩张取胜，而不愿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自主技术开发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并取得较大进展。

所以，由于出口企业产品附加值和盈利率过低，我国许多出口加工企业只能以量取胜，靠增加出口数量来维持。这种出口战略导致贸易摩擦、倾销诉讼的增多，据江苏省外贸厅统计，单江苏省今年1月至九月的贸易摩擦案件就达31起。

3技术进步的作用不容忽视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集约程度还是不高，但是快速增长的中国，资本积累在GNP的比例减小，劳动力人数也开始减少，而GNP的增长率从1979年以前的4.5%增至9%，由此数据可知相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存有较快的全要素增长率。实际上，在1973-1994年间，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平均要素生产率增长全部为负值。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中国大陆地位明显。因此，即使全要素生产率不是中国增长的主要推动者，但它确实为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提高最显著的一个部门是农业。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比例虽然不高（通常低于10%），但从1978到1984，农业部门年增长率达到7.3%。这一期间地方农产品市场开放，实行自由贸易，以比国家收购价格更高的市场价格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同时集体化生产体制解体，到1983年新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体制就建立起来了，也就是农民从市场得到了生产动机，能自由地采取相应的措施。由集体耕作到的改革，以及一些农产品价格的上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大量生产潜能，导致了农业生产率和产出在数年内的快速上升。②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国家通过对微观经营机制进行改革，放松了管理机制，为非国有企业，包括城镇集体经济、农村乡镇企业和城乡私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这些企业得不到政府提供的优惠，职工得不到政府发放的各种补贴，必须在市场的竞争中维持生存与发展，然而，也正是因为市场竞争的压力，使这些企业产生优化资源配置的动力，而职工报酬与他做出的实际贡献相对应的分配制度，也极大地激励着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使非国有企业迅速地发展起来了。③FDI对技术进步的贡献。FDI不仅为我国带来先进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还具有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由于FDI的进入，导致我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以间接的方式获得技术。技术外溢是通过示范和竞争及人才流动过程实现的。外企会为潜在的供应商提供生产设备，向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以提高供应产品的质量，在质量管理和组织方面给予培训帮助，在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时给予技术和信息支持等，随着外企与本地企业建立起越来越多的联系，技术扩散会越来越普遍。技术转移、技术外溢和技术扩散促进了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

4怎样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依靠的主要是要素的积累，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因此，要实现我国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对旧式增长方式中潜在的问题予以改进，同时努力提高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份额，逐渐地使我国走上依靠“灵感”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增长道路。

①确保国民经济适度稳定的增长。适度增长是可持续的，是动态有效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对速度要求过高，往往导致经济不稳定。在改革中的急于求成，会使得高速增长没有伴随着效率的提高，形成“活—乱”循环，经济出现过热，进而速度与“瓶颈”相互制约。②健全适合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技术创新基础性的条件，要使得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业都力争技术进步，这些不能依靠政府的指令，也不是靠政府的政策，而需要市场竞争环境和盈利的激励，让每个企业根据价格信号来选取最适当的技术，改革后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国有企业因为负有一定的政策性任务，改革还未完全奏效，其生存尤其是发展要靠制度的改进，此时，政府要灵活地进行调控。③加大教育投入，推动学校改革。仅仅增加资金投入是不够的，目前我国的教育机制存在问题，学生无法好好发挥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死读书，读死书”的现象十分普遍，所以，要对现有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为广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使他们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上海:三联书店，2008.

[2]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3]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

[4]Krugman.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J].Foreign Affairs，1994，(11).

[5]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美)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要素投入 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

一、有关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根本。经济增长问题的渊源至少可上溯至古代财富增长的思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提出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国民财富的增长归结为分工的发展与资本的积累，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并要更有效的发挥资本的作用，以更多的增加社会财富；以哈罗德，多马，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假定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作用；而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源泉完全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机制的关键，而技术进步又是知识积累的结果，所以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综上所述，从经济增长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分析，可归纳得出劳动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源泉。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的建立

通过以上理论综述，我们首先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K）、劳动力（L）人力资本（H）几个指标来分析劳动、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中数据可从统计年鉴中找到，而人力资本存量（H）我们采用受教育年限累计法。

其次，我们采用以下两个经济增长模型对湖南省经济增长进行分析：1.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其一般形式为。本文将采用双对数经济计量模型估计各种要素的产出弹性，其回归方程为;2.有效劳动模型。为估计要素产出弹性，采用的双对数回归方程为。

三、湖南省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阶段性实证分析

湖南省的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根据GDP增长率态势我们可将湖南省的经济发展状况分为两个阶段来研究，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阶段（1978～1990）；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的深入阶段（1991～2005），数据收集截至到2005年。

根据收集整理的数据，在湖南省两个阶段的发展进程中，分别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有效劳动模型，通过OLS回归得到各因素的产出弹性系数。具体情况如下表：

下面根据估计的模型结果进行如下分析：

1.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要素分析。对于物质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得出：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产出弹性）（1.33）远远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0.24）；在改革开放的第

二个阶段劳动力变量产出系数t检验未能通过，劳动力的贡献被挤出，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为零，但在改革开放的总过程中劳动力要素的贡献率（0.66）要大于物质资本要素的贡献率（0.56）。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湖南省在加大物质资本投入的同时，不断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大从业人员的数量，湖南省的经济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劳动力要素的贡献为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国内外同内研究中均有出现，这当然有其他原因，例如劳动相对资本相对富余或本阶段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本积累所推动，但仅仅用劳动力数量作为测度劳动投入的指标只能反应劳动投入的数量而不能反应其质量，因此去改进选择既能反应劳动者人数有能反应其素质的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劳动投入的指标。

2.有效劳动模型的要素分析。对于物质资本要素、人力资本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及第二阶段物质资本的贡献率（0.23，0.35）均小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0.87，1.32），总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也优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

这种模型的分析结果更能反应湖南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即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投入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对湖南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加明显与重要，人力资本即人才资源将日益发挥收益递增作用。由于这个模型既考虑了劳动者数量又考虑了他们的素质――人均受教育程度，因此能够真正反映出有效劳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四、湖南省经济增长政策建议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转变是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提供以下建议：

1.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发展教育科技，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新经济增长理论证明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这样一些内生因素。上述实证结论也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益明显。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湖南省的人力资源在全国都占据前列，湖南省要充分利用这种比较优势提高教育质量鼓励创新，发展高科技，加强人才资源管理，实现人才强省的腾飞。

2.扩大资本积累优化融资机制。资本积累对推动湖南经济增长功不可没，资本积累的扩大与知识技术相结合必定产生巨大推动力。湖南省储蓄率较高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造成巨额的资金闲散与浪费，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政府必须改革融资体制简化或取消先行审批过程，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优化融资机制，推进经济增长。

3.推进制度创新，加强政府管理。任何的经济增长过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中发生，制度因素贯穿于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影响和改变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作用程度，从目前来看，束缚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因素还有不少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理中的短视行为、趋利行为、寻租腐败行为等问题尚未较好解决，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改善政府的治理模式，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总之，正确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至关重要，要素投入不仅要求数量上的优势，更应强调其质量上及组合上的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张一力: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温州与苏州比较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贺东伟: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与发展战略选择.西安财经学报，2007（1）

[3]龚六堂:经济增长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4]湖南统计年鉴（2005）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质量 粗放型 集约型 转变路径

十报告指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同时，报告也强调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综述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有很多种提法，如数量型与质量型、外延型与内涵型、粗放型与集约型等。尽管划分角度不同，但在本质上，数量型、外延型和粗放型是一致的，主要依赖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来实现产出的增长；而质量型、内涵型和集约型是一致的，主要依赖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实现产出的增长。

从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开始，就对经济增长的性质、原因和条件等进行了探讨。亚当·斯密把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生产性劳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约翰·穆勒深入研究了人口增长、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劳动分工和合作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此后，马歇尔注意到组织管理以及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熊彼特强调了企业家创新对与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述研究所涉及的影响因素都可以归入“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两个方面。

1939年，哈罗德-多马模型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主要分析了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但不能解释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哈罗德-多玛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进步因素，提出了著名的索洛模型，并推出增长速度方程：

y=a+αk+βl

式中y为产出增长率，k为资本投入增长率，l为劳动投入增长率，a为全要素生产率，α为资本弹性系数；β为劳动弹性系数。从该方程式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因素分为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投入增长率两大类，而要素投入增长率又细分为资本投入增长率和劳动投入增长率。

索洛模型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为“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两大类，在比较完整地描述和解释经济增长动因的同时，把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解带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人们从量化角度分析和把握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以索洛模型作为经济增长方式划分的依据，主要是从该模型的经济增长因素贡献的量化分析角度进行的。当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全要素生产的贡献率时，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当全要素生产的贡献率高于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率时，这属于集约型增长方式。

由于索洛模型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因此全要素生产率（TFP）成为所谓索洛余值的暗箱。之后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打开了索洛余值的暗箱，使人们看到了劳动分工、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等带来的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也为探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供了新的思路。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特征相关文献综述

李京文（1991）分析了1953-1988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因素，采用了乔根森等人提出的超越对数形式的生产函数方法，估算了资本、劳动投入和生产率增长（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高于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而要素投入又主要依赖于资本要素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至1988年，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其作用日益重要，显示出这一阶段的农村改革以及城镇的企业改革，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推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尽管这一时期粗放的程度有所下降，但要素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超过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占到59.9%，因而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属于粗放型。

陈琳（2008）采用C-D生产函数，研究了1978-2004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情况。估计的资本产出弹性为0.54，劳动产出弹性为0.46。根据其研究，1978-2004年期间，资本年均增长率为10.1%，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2%。劳动力投入在此期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7%，资本投入贡献大大高于劳动力投入贡献，二者的贡献率之和为67.9%，说明要素投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年平均增长率在此期间达到3.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1%。从1978-1990年和1991-2004年的分阶段比较来看，1990年之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急剧下降，由19.7%降为4.9%，资本贡献率有所上升，由51.1%提高到60.6%，但要素投入的总体贡献率是下降的，由70.8%下降为65.5%。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有所提高，由29.2%提高到34.6%。就经济增长方式而言，两个阶段都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来推动，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属于粗放型增长。

杨飞虎（2010）进一步分析了1952-2008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各因素贡献情况。研究采用C-D生产函数，设立了我国总量生产函数模型，分别对1952-1977年、1978-2008年、1993-2008年、1952-2008年这四个时期进行了分析。估计的要素产出弹性为，在1952-1977年期间，资本产出弹性为0.398，劳动产出弹性为0.239。在1978-2008年期间，资本产出弹性迅速上升到0.939，劳动产出弹性为-0.04。在1993-2008年期间，资本产出弹性高达0.934，劳动产出弹性急剧下降到-0.062。在1952-2008年期间，资本产出弹性高达0.813，劳动产出弹性为0.112。

根据杨飞虎的分析，资本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52-1977年期间的50.47%上升到1978-2008年期间的95.33%；而劳动投入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52-1977年期间的9.72%急剧下降到1978-2008年期间的-0.01%。在整个1952-2008年期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9.58%，劳动投入仅为3.23%。在1952-1977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81%；而1977-2008年期间，贡献率急剧下降为5.67%，但在1993-2008年期间，其贡献率缓慢上升到7.016%。在整个1952-2008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7.19%，略高于劳动投入的贡献率。

上述分析尽管因研究方法和数据口径的差异，在结论上存在着一定分歧，但都反映出一个事实，即：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而要素投入又主要依赖于资本的投入，资本投入增长迅速且增速提高，劳动投入增长缓慢且增速下降，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十分缓慢。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具有高投资、低就业、低技术含量的典型粗放型特征。

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特征与政府的不当干预

经济增长是由企业活动实现的，而企业依赖于要素价格体系，其决策是在给定产出的前提下，根据要素的相对价格来选择要素投入组合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因此，企业面对的相对要素价格体系决定了企业选择的要素投入组合，因而也最终决定了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方式。一国的要素价格体系又主要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和政府的干预。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某种要素越丰裕，它的相对价格就越低；而越稀缺的要素的相对价格就越高。

（一）与经济发展阶段同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生产要素一般可分为三种，即劳动、资本和土地，这3种要素如何进行组合以从事生产则依赖技术。一个企业要获取这三种要素和技术，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就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来看，劳动力资源最为充裕，资本和土地（自然资源）次之，而技术最为短缺。由此形成的要素价格体系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相对最低，资本和土地次之，而技术相对最为昂贵。此处技术是指凭借自主研发实现的。由于我国尚处于发展中阶段，进行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进步往往需要很高的研发投入，而且风险较大，因而价格高昂，在其他国家有现成技术可以引进的情况下，通过引进技术来推进技术进步，取得技术的成本和风险都较低，更具有经济合理性。不过，引进的技术一般包含在所购买的技术设备里，在进行经济增长核算时会表现为资本的增加，而不是索洛余值的增加，即不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反，如果以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进步，研发的成本不被包括在经济增长核算中，所以，自主研发所获得的技术进步就会表现为经济核算中的索洛余值，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出现相对上升趋势，迫使企业逐渐改变要素投入结构，开始重视研发投入，以促进技术进步。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的粗放型模式，一方面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产生大量以加工组装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不高，但出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尽管资本价格相对较高，但在发达国家主导的技术进步以资本密集性技术为主的情况下，企业不得不通过加大资本投入提高竞争力，这在宏观上就表现为以大规模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这与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模式是吻合的。可以说，这些粗放型特征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适应性。

（二）政府不当干预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过度粗放

从我国要素价格体系中的政府干预来看，存在着对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资源（包括能源）价格偏低。我国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仍然没有市场化，自然资源价格形成体系不合理，对环境成本的估计不足，价格偏低，不能反映我国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由此导致我国生产过程中的自然资源消耗惊人。我国单位GDP能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是日本的10倍，德国的7倍，甚至相比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还要高出31%-45%。我国对石油、水资源、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资源的消耗同样居于世界前列，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万美元的GDP消耗的石油、水资源、钢材和水泥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4倍、6.8倍和11.6倍。

2.资本价格长期偏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人为压低利率，使利率水平长期低于市场利率，这一现象在改革开放后仍未做到实质改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原本不充裕，但名义利率在有的时期却低于美国，如2007年6月我国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6.57%，与美国当时6.5%的再贴现率水平持平。另外，我国特有的所有制结构，国有银行控制了大部分金融资源，主要贷放给国有企业，银行没有谨慎贷款的激励，国有企业也没有还贷的动力，甚至一些非国有企业凭借人情借贷也是如此，这使得企业实际支付的贷款利率可能更低。企业赖账得不到应有的制约，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3.劳动者权益不能有效保障降低了劳动力实际价格。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导致劳动力价格低廉，但其底线应该基本能够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在我国，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拖欠工资甚至逃避支付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工作日、节假日加班往往不支付或者少支付加班工资的现象很多，农民长期离乡背井打工，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劳动往往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身心健康严重透支，工人、农民等劳动者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很低。这些方面的影响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力的实际价格。

4.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提高了技术的实际价格。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自主研发的投入高、风险大。即使取得研发成果，由于市场的法制环境不完善，也导致知识产权被侵犯的现象较多，某种新产品一上市，市场上很快就会出现大量假冒伪劣产品，企业为维权还需支出打假、诉讼等费用。这使得企业自主研发的实际成本提高，提高了技术要素的实际价格。

政府的干预不力导致了我国要素价格的扭曲，表现为资本价格严重偏低、劳动力价格偏低和技术价格偏高，由此形成的要素相对价格体系，这促使企业倾向于多使用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而不愿进行自主研发。由此形成了比合理情况下更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与经济发展阶段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更低的资本利用效率、更高的自然资源消耗等特征。

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

我国的要素价格体系受到了政府过多的不当干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了过度粗放的特征。这带来了环境被严重破坏、资本被浪费性使用、技术进步缓慢等一系列问题，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对政府的干预进行矫正，在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调节的辅作用下，形成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和创新激励体系，来引导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一）营造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法制环境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在知识产权保护、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和严格的执法体系，做到了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而我国一方面相应领域的法律不完备，在执法上更是问题重重，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加强和完善促进技术研发和利用、知识产权保护、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将一些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上升为法律层面，尤其是加强执法体系建设，使法律法规落到实处更是当务之急。

（二）有效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

产业政策是通过确定产业发展的优先顺序、限制落后产业扩张、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措施来达到产业结构升级、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最常用的工具是市场准入制度，政府应重点针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产业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和监管法规。技术落后、单位产出能耗高、达不到技术准入和环保要求的项目不能进入市场，现有企业达不到标准的应逐渐关停或转产，对于产能过剩产业严格限制企业进入。产业政策还应进一步加大对技术先进、绿色环保、市场前景广阔的产业的支持，优先审批，优先投资。在产业布局上，应支持产业投资向落后地区倾斜，并避免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以此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高要素使用效率。

（三）有效发挥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引导作用

政府可以通过财政、金融政策来激励和约束企业的投资行为，以此引导企业进行集约式生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可通过财政政策对实施自主创新、不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的企业给予激励，为其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加大研发费用的扣除比率，通过金融政策予以优先贷款，使企业愿意加大创新研发的投入，愿意通过重大技术突破和对现有技术、工艺的改进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来增强企业竞争力，愿意采取节能降耗措施进行生产。同时，政府可提高高能耗、高排放企业的税收比例，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为，鼓励其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来节能降耗。

此外，为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还可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逐步提高资源税的税负水平，改革“从量定额”的计征方式为“从价定率”，从而使财政政策能够促进资源的更加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促进环境保护。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于2011年11月1日起施行。新方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改变：一是增加了从价定率的资源税计征办法，对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并相应提高了原油、天然气的税负水平，税率为5%-10%，这次改革暂按5%的税率征收。二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油气资源税收制度，取消了对中外合作油气田和海上自营油气田征收的矿区使用费，统一改征资源税。

（四）提高教育投资的利用质量

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可以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奠定人力资源基础。近年来，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但人才的培养质量还有待提高，人才的培养结构也不太合理，表现为人才的创新能力不强、大学生就业难、熟练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等方面。因此，在加大教育投资力度的同时，政府应注重提高教育投资的质量，如加大对职业学校的硬件投入、加大对优秀学生的奖励力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

总之，在我国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要发挥政府干预的推动作用，以有效的市场机制结合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引导企业的要素使用偏好，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J].管理世界，2007（11）

2.钱颖一.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轨问题的几点思考[J].当代财经，2011（1）

3.王振江，蔡啸虎，李万春.经济增长方式类型划分[J].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7（1）

4.李京文，张守一.数量经济学的新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5.杨飞虎.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1952-2008[J].经济问题探索，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