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类型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第1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综合评价；类型特征；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D0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5）04-0107-06

循环经济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式，近年来在政策、机制、技术等方面实现了突破，并在区域、园区、企业等层面构建出发展典范。现阶段，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资源能源短缺与生态环境脆弱形式更加严峻，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循环不经济、经济不循环”的问题越发凸显；同时，我国国土面积辽阔，自然资源特征较为复杂，各省域因地理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禀赋、产业结构分布等条件差异所反映出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及制约因素也有很大差异。[1]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类型进行划分，分析不同类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问题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省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以推进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协调发展。

一、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涉及自然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基于整体科学性、系统层次性、动态可比性的设计思路，遵循循环经济发展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优先”的原则，参考国家发改委、统计局等制定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2]，从资源减量、循环利用、防污减排、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等五个层面，构建起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评价过程

通过查找《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收集2005―2013年的相关指标原始数据，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因受数据可得性等因素的制约，未将、台湾、香港和澳门纳入研究中。将收集到的2005年―2013年30个省市的24项指标数据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构成（30×24）×9的全局样本数据表并进行正向化和标准化等处理，利用多元统计分析软件SPSS16对样本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假设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变量间偏相关性的KMO统计量数值为0.793，球形假设检验的结果显著性水平为0.000，样本数据适合用于全局主成分分析。在此基础上，计算标准化数据表的特征根、特征向量以及贡献率，并提取前八个全局主成分作为新的综合变量（累积贡献率达81.085%），根据主成分负荷矩阵、特征值和贡献率可计算出2005年―2013年我国30个省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如表2所示）。

表1 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三）评价过程结果分析

从全国来看，2005年以来全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高，30个省份的综合得分每年都有不同幅度地增长，全国均值水平从2005年的―0.70提高到2013年的0.78，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加大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投入、制定执行循环经济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开展循环经济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综合成效。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各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东北和中部地区较为接近，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较低。2005年―2013年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前8名的省份均集中在东部地区，排名后7名的省份均集中在西部地区。从各省份循环经济发展变化态势来看，2005年―2013年前8位和后7位的省份排名相对稳定，排名9―23位的省份变化较大。内蒙古和重庆的综合得分有大幅提高，2013年排名分别比2005年上升了11位和9位；海南、黑龙江、四川等省市增长幅度相对较慢，排名分别下降了13位、11位和9位。

二、我国省域循环经济的类型划分与发展形势分析

为分析我国不同类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存在问题，根据2005年―2013年我国30个省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的平均值，运用四分位分类法，将30个省市循环经济发展分为四大类型：领先型地区、挑战型地区、追赶型地区和后进型地区（见表3）。

表2 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及排名变化

（一）领先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优势与挑战

领先型地区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典范，具有经济社会条件优越、产业结构相对合理、市场化程度较高等优势条件，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资金、人才、制度等方面的支撑。在2005年国家提倡“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之时，领先型地区就已经开展循环经济实践工作，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天津等省市陆续被纳入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单位，依托循环经济项目、企业、园区（基地）建设，初步构建起了以资源节约集约和废物循环利用为特征的循环型生产方式，“三废”资源的处理率和回收利用率不断提高。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雾霾等新的资源环境问题形势严峻，循环经济发展的外在压力逐步加大；同时，以政府财税政策支持为主的循环经济动力结构不够合理，尚未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动力机制，导致领先型地区循环经济技术研发能力较弱，循环经济市场化程度较低，部分企业出现“循环不经济、经济不循环”的现实问题。因此，领先型地区必须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在循环经济发展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任务，成为我国循环发展的先行示范区。

（二）挑战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不足

挑战型地区是我国煤炭、铁矿等矿产资源集中的区域，重化工业特征突出，能源、钢铁、有色冶金、机械、化工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依托资源优势有力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同时，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和资源循环利用，通过实施循环经济项目综合利用重化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余热余压、工业废水和固体废物，初步建立起了以矿产资源为核心的循环型重化工业生产体系，增强了各产业间的横向耦合度，推进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日益协调。挑战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突出表现为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率较高、污染物排放强度较低，但资源消耗量偏高、资源产出率较低、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受资源有偿使用、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损害赔偿、生态价值补偿等制度因素制约，在资源型城市循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难以突破的瓶颈。因此，必须以制度设计为突破口，持续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三）追赶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条件与问题

近年来，以四川、江西为代表的追赶型地区逐步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发展方式正处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渡阶段。但受工业化程度不高、高新技术发展缓慢等多种因素制约，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第一，部分内蒙古、山西的县市属于资源丰富地区，在资源开采和利用过程中过度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循环利用；第二，工业化发展程度不高，企业规模不大，产业集群程度不够，难以形成高度关联和有效互补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第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尤其是循环经济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不足；第四，节能环保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发展较慢，污水、垃圾、固体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率和回收利用率较低，环境治理能力不高。因此，追赶型地区必须以产业循环为主导，加快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快速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四）后进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循环经济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资源环境作为支撑。后进型地区集中于我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较为薄弱，同时受生态环境相对较为脆弱、法规政策支撑不足等多种因素制约，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首先，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大多省市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产业结构以“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为基本特征，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其次，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森林草原退化、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严重，这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后进型地区发展循环经济提出了更高要求、再次，政策法规的激励与约束力度不够。一方面，政府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监管缺失，对于滥用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处罚力度不够，造成整体污染排放较高，资源循环利用率低；另一方面，政府财政资金有限，对循环经济的投资强度小，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滞后，企业缺乏循环经济技术研发应用、设备改造更新、人才培育引进的积极性。因此，后进型地区必须以政府引导为重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

三、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协调发展的提升路径

围绕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遵循“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的设计原则，综合考虑各类型地区所处阶段以及发展形势，以系统化、差异化理念有针对性地引导不同类型地区选择和制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一）领先型地区：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引领循环经济发展

1.创新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加快转变以政府政策为主导的动力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高度重视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要素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逐步形成以节能量和排污权交易、合同能源管理、清洁发展机制为重点的循环经济市场体系。首先，加快建立节能量和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和完善节能量、排放权交易的法律法规，明晰节能量和排污权归属，科学合理确定地区节能和排污上线；完善企业节能和排污数据监测体系，建立信息数据库。其次，大力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出台更多激励政策鼓励节能服务公司发展，支持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建设；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拓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融资渠道。[3]再次，积极建立碳交易市场。加强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不断吸取国外清洁发展机制运作的先进经验；完善清洁发展的申报机制，简化审批流程，推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加强碳排放的监督管理，建立碳排放交易平台，为建立交易市场提供信息服务和平台支撑。

2.构建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

坚持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思路，以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要方式，以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生态环境修复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等方面的技术研发为重点，构建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4]依托沿海地理区位优势和基础条件，加强与国外先进地区技术交流合作，引进循环经济先进技术。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和平台建设，鼓励组建以企业为主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的循环经济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技术联合开发中心，设立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研发项目，集中优势资源对节能减排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技术、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等开展联合攻关，形成以关键技术为核心的循环经济技术链、产品链和产业链，提高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效益。制定循环经济技术推广目录，建立循环经济技术推广应用的网络平台，促进循环经济技术成果转化与推广。

（二）挑战型地区：以制度设计为突破加快循环经济发展

1.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是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核心。一方面，政府应加快资源性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积极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开展资源的全成本定价，让资源以价格的形式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5]另一方面，对于重要的资源性产品，收取高于同一时间、同一地区、同一市场均衡条件的环境补偿费用，加大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生产成本，使其价格利润不能弥补企业的环保成本支出，倒逼污染型企业开展技术改造、产品更新和生态化转型。

2.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以土壤环境、水环境、大气环境为重点，建立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优质的生产、生活环境。首先，建立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制度。遵循“谁开采、谁修复”的原则，要求修复主体综合采用风险评估技术、工程修复技术、化学与生物修复技术等手段，制定严格的生态修复标准，开展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其次，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加大对重点污染排放企业的监督管理，对于超标排放或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依托第三方机构对污染情节和影响程度进行评估，科学合理确定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对于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企业，要加大环境损害赔偿力度，并严厉查处。再次，建立跨区域协同治理大气污染制度。针对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成立跨区域协同治理机构，统一部署、科学决策，协调相关省份之间的行动安排。

3.建立生态补偿制度

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发展为目标，以省域间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方式，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推进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根据生态保护者投入、生态受益者获利、生态破坏恢复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科学合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16]成立流域生态补偿管理委员会，综合协调各省份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民主协商生态补偿的重大问题。建立生态补偿纠纷协调制度，以生态利益至上为原则，协调处理好整体利益与地方利益、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建立省域间信息通报制度，加强各管理机构的交流沟通，促进流域生态环境等相关信息的互通共享。

（三）追赶型地区：以产业循环为主导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1.选择性承接沿海产业转移

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充分把握好沿海产业向内陆转移的机遇，积极发挥土地、劳动力、市场的优势，科学规划产业空间布局，有序、有选择地承接产业转移。在项目引进上，要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必须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范围内围绕主导产业有选择地引进项目，不断延伸主导产业链条，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严格审查项目的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节能环保指标，严禁引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项目。在空间布局上，对于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新开发的产业园区，要以物质流和产业关联性为切入点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居住布局、绿地布局，充分发挥产业集群和循环链接效应，避免盲目、无序开发。

2.因地制宜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加快发展壮大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根据产业发展特色因地制宜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高效方向转变。围绕项目间、企业间、产业间的物质、能量、信息流动态势，以纵向闭合、横向耦合、循环共生为总体思路，重点加强对煤炭、能源、化工、冶金、建材等产业的物质循环利用和能量梯级利用，构建水资源回收利用、废物资源循环利用、余热余压梯级利用、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等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建立一批循环经济示范项目、企业、园区（基地）。加强农业、工业、服务业、社会领域等层面的共生耦合，逐步构建工农业复合、工业与服务业协同、工农与社会互补、多产业共生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多领域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3.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节能环保产业是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必须将其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快建立和完善节能环保产业生产运营体系、技术创新体系、管理服务体系和政策标准体系，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市场化和规范化发展。[7]加快发展高效节能电动机、新型节能材料、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照明等节能产业；大力发展大气治理技术装备、污水处理技术装备、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等环保产业，推进环保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积极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重点加强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旧轮胎、废旧汽车、废旧电子产品的加工处理和再制造。加快建立和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守一批“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推进废物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

（四）后进型地区：以政府引导为重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1.充分利用好国家政策扶持的机遇

目前，国家层面已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支持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城市矿产”基地等项目建设。后进型地区应积极了解国家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精神，制定省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或实施方案，确定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领域、工程和重大项目，争取国家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的支持。国家层面应针对后进型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薄弱等实际情况，专门制定后进型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每年划拨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循环经济项目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2.完善循环经济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紧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围绕各行政区域循环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加快出台节约能源、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法规条例，并研究制定水土流失治理、土地荒漠化治理、森林植被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废旧家电间收、污水处理与回用、垃圾排放与处理等方面的地方政府规章，规范企业的生产行为和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提高循环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意识。

3.健全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建立以政策激励为主、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循环经济政策体系。第一，制定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落实淘汰落后产能政策，严格淘汰生态功能保护区、水源地及其汇水区、城市中心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内的企业；引导企业入驻产业园区，积极构建循环经济产业园，实现废物资源的集中治理、处理与排放。第二，制定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每年安排循环经济专项资金鼓励企业和园区的节能技术改造、环境治理设备购置和基础设施建设；针对企业在循环经济科技研发、推广应用项目给予税收优惠，对投资“减量化、资源化和再利用”项目的企业实施税收抵扣。第三，制定后进型地区政绩评价考核政策，切实转变以GDP为核心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价考核体系[8]，加大资源综合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与修复等评价指标的权重，以更加全面、综合的视角评价地方政府绩效。

[参考文献]

[1]曹旭.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类型以及区域效果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3（8）.

[2]国家统计局“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课题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统计研究，2006（9）.

[3]商惠敏，李朝庭. 美国合同能源管理融资模式及经验探析与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13（13）.

[4]曹光辉，齐建国. 循环经济的技术经济范式与政策研究[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06（5）.

[5]沈丽，张攀，朱庆华. 基于生态劳动价值论的资源性产品价值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11）.

[6]才惠莲.我国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J].中国行政管理，2013（10）.

[7]王宁，薛维梁，韩晓丽，王永昌. 山西省节能环保产业制度体系的创新与完善――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措施[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8）.

[8]申亮. 实施节能减排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J].经济评论，2011（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ype Analysis and Paths of Provincial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

Xi Yongqin Ai Liangyou

[Abstract]Influenced b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re is a big divergence in the development lever of China's provincial circular economy. Based the data from 2005 to 2013 ， the provincial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the advanced， the challenged， the chased and the backward. There are different basic conditions and causes of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in different types of areas， which should respectively apply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novation - driven ， institutional breakthrough ， industrial circulation and government guidance to improve its paths， and harmonically push China' s circular econom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第2篇

关键词：非线性经济发展系统 半离散模型 存在性 唯一性

引言

经济系统是一个演化着的复杂系统，具有复杂的层次结构。近年来，系统科学理论的进展为研究经济系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对资产发展方程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经济系统是人参与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功能归根到底是为了生产和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个生灭系统，生产过程代表了生的过程，为居民提供消费品并且为再生产注入新的资产；消费过程和生产过程中的资产消耗代表了灭的过程。生灭过程在客观世界中是广泛存在的，如生物种群的繁衍，人口的出生和死亡，森林的开采和种植等。本文从这个思想出发，应用系统科学和控制论方法，引入双变量的连续函数，既考虑资本与时间的关系，又考虑资本的役龄，用积累率控制投资规模，建立如下资产的连续发展过程的线性模型：

（1）

其中Ω=(0,am)，Q=(0,am)×[0,T]，p(a,t)为时刻t资产按役龄a的分布密度函数，μ(a,t)为时刻t役龄为a的资产相对折旧率，r(t)为时刻t资产的积累率，b(a,t)是按役龄的资产产出率，它与劳动力构成和技术以及管理水平等因素有关，p0(a)为初始时刻资产按役龄a的分布密度函数，N(t)为时刻t的资产总量。

线性系统模型（1）忽略了企业与社会环境间的制约关系，而环境制约在动力系统中普遍存在。对于企业的发展过程而言，环境制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受科技进步的影响，企业资产除了物理磨损外，还存在着精神磨损的问题，也就是企业的部分资产在报废前脱离生产过程，其实际使用年限低于其物理使用年限；二是由于受消费总量的制约，企业在一定时期会出现生产负荷不足，部分资产长期闲置、转让或改为它用，也就是脱离其原来所在的生产过程。这就使得企业的生产规模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从长期观点来看，呈现非线性发展趋势。

设f（N(t)）为t时刻单位时间内退役的资产与企业资产总量的比值，称为环境制约函数（俞迎达，1997），它是仅与资产总量N(t)相关的非负函数，f(x)≥0为定义在[0,+∞]上的连续单调增加函数，且f(0)=0，将环境制约函数引入到方程（1）中得到如下非线性非定常企业资产发展方程：

（2）

半离散逼近法是求用抛物型方程描述的物理和工程问题的数值近似解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利用半离散逼近法可以把一个抛物型偏微分方程化为一个矩阵常微分方程，而后者在许多问题上都可以作为原问题的近似，半离散逼近方程还保持了原问题的许多重要物理意义。本文利用此方法将经济发展系统中的一类非线性模型（2）化为一类具有广泛意义的半离散模型，该模型是按时间连续役龄离散得到的，本文证明半离散模型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这为今后经济决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半离散模型

在本文中，假设μ(a,t)∈C(Q)，r(t)∈C(0,T)，b(a,t)∈C(Q)。对资产分布密度函数p(a,t)关于役龄a离散，保持时间变量t连续，用半离散逼近法求经济系统（2）的半离散模型。

首先，对区间[0,am]作如下划分：0=a0

由（其中），可得 （其中）。

其次，对方程（2）中第一个等式的两边从ai到ai+1积分，可得：

(i=0,1,…,n-1)。

即，所以，。

记，略去高阶项，可得：

记X(0)=(x1(0),x2(0),…,xn-1(0))T=X0，如果定义范数：，则，对方程（2）中的边界条件离散化：（其中bi(t)=b(ηi,t)，ai≤ηi≤ai+1)，所以，

由公式（3）、（4）、（5）可得方程（2）的半离散模型为：

本文引进向量与矩阵表示，令X(t)=(x1(t),x2(t),…,xn-1(t))T，X(0)=(x1(0),x2(0),…,xn-1(0))T，则有：

半离散模型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

当f(N(t))=0时，可建立如下的线性半离散模型：

对方程（8）进行分析，有如下结论：

定理1：设r(t)，bi(t)，μi(t)(i=1,2,…,n-1)为t≥0的连续函数，则方程（8）对任何初始状态X0都存在唯一古典解。

证明：任给T>0，取状态空间H=C([0,T]；Rn-1)，选择Rn-1中的通常范数，令，定义映射，则

（其中）。

类似地，可得 ，一般地，，因此，对任意正整数n及0≤t≤T，有 。

现在，取n充分大使得，则由Banach压缩映像原理（张恭庆，1978）知，F在C([0,T]；Rn-1)中存在唯一不动点X(t)，满足，两边求微分可知X(t)是方程（8）的解。

由T的任意性，对t≥0，方程（8）存在唯一古典解，定理得证。

定理2：方程（7）有古典解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非负连续函数N(t)，使得（其中Nq(t)=y0(t)+y1(t)+…+yn+1(t)，(y0(t),y1(t),…,yn+1(t))T是（8）的解）。

证明：记。若X(t)是方程（7）的解，则 ，易证

yi(t)是方程（8）的解。

因此，

，从而，即。

反之，若存在一个非负连续函数N(t)，满足，则，易证X(t)是方程（7）的解，定理得证。

定理3：若f是非负单调增加连续函数，则方程（7）的解是唯一的。

证明：由定理2可知，方程（7）存在古典解。

假设X(t)=(x0(t),x1(t),…,xn-1(t))T，Y(t)=(y0(t),y1(t),…,yn-1(t))T都是方程（7）的解，则N1(t)=x0(t)+x1(t)+…+xn-1(t)，N2(t)=y0(t)+y1(t)+…+yn-1(t)。

由定理2可得， 与都是方程（8）的解。又由定理1可得，=

，从而=

若xi(t)>yi(t)，则N1(t)>N2(t)，从而>，这与（9）式矛盾，所以xi(t)>yi(t)不成立。

若xi(t)

定理4：若f满足Lipschitz条件，则方程（7）的解是唯一的。

参考文献：

1.于景元，郭宝珠，朱广田.人口分布参数控制系统理论[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2.周天勇.劳动与经济增长[M].上海三联书店，1994

3.宋建，于景元.人口控制论[M].科学出版社，1988

4.Jiao Hong-bing，Yu Jing-yuan，Qi Chuan-da.Solution of a class of Investment Developmental Equations[J].系统科学与数学，2000（2）

5.Zhang Qi-min，Nie Zan-kan.Existence and Uniqueness of Solutions for Stochastic Forest Evolution[J].应用数学，2003（4）

6.焦红兵，姚兰，刘文菡等.含有时滞的CES生产函数的资产投资模型解的稳定性[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6（2）

7.焦红兵，刘会茹.一类非线性的经济系统控制模型的稳定性分析[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6（8）

8.于景元，赵军.经济系统的控制模型及其解的性质[J].控制与决策，1996（4）

9.于景元，赵军.经济增长中的投资控制模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6，16（4）

10.刘会茹.带有环境制约函数的非线性企业投资方程解得渐进性[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7（4）

11.张红梅，刘会茹，蔡慧萍等.线性经济发展系统解得性质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0（23）

12.李红，李大潜.经济增长的控制模型研究.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博士论文，2002

13.俞迎达.投资经济数理分析[M].海洋出版社，1997

14.于景元，郭宝珠，朱广田.半离散人口发展系统的控制[J].系统科学与数学，1987（7）

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第3篇

1.1研究区概况

江苏省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之一。2012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54058.22亿元，占全国10.4%，省内经济发展与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差异格局有着相似之处，大致呈现出“苏南—苏中—苏北”的阶梯状发展态势。截至2012年，全省共有13个地市、48个县(市)和931个乡镇。农村人口2929.89万人，其中，从业人口2620.82万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2202元，其中，苏北地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0502元，苏中地区为12877元，苏南地区为17160元。全省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0.37，农民生活水平处于我国上游水平。其中，苏北农民生活恩格尔系数为0.40，这说明苏北地区农民生活水平总体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1.2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

1.2.1数据来源。本研究以江苏省1∶50000地形图为基础图形数据，属性数据来自于《江苏省统计年鉴(2001—2013)》、《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01—2013)》。由于1990年代中期以来，江苏省县域行政区划有过多次调整，为保持样本的可比性，以2012年县域行政区划为标准，对相关年份的数据进行归并处理，共有61个分析单元(包括13个地级市市区和48个县市)。由于市辖区数据无法准确获取，暂用各市平均数据代替。而事实上由于市辖区农村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故市辖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市平均发展水平。经整理，以该省61个县(市)的2000，2006和2012年3个时相的统计资料建立属性数据库。

1.2.2指标体系。农村经济地域差异最集中表现在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上。因此，本研究遵循系统性、典型性、可得性和通用性等原则，建立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由于农村的发展通常是以产业为载体，因此，可以采用产业发展来刻画某一地域的农村发展状态:通常情况下，如果某一县市的一、二、三产业中某一产业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超过全体样本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之和，则该产业无疑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规定，如某一县市其某项指标超出该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之和，即判定该县域的农村发展状态为某类指标因素所主导。据此，构建农村产业结构的评价指标。

1.3类型划分的方法

由于农村始终处于动态性的演变过程之中，影响农村发展的各要素对农村发展的贡献程度及其交互作用难以定量把握，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对农村发展的类型及其所处阶段判断的难度。模比系数法是一种较为简便、直接的衡量经济发展类型的方法，本研究采用模比系数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从而进行经济发展类型的划分。江苏南北跨度较大，各县(市)的产业结构类型多样。本研究选取“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的方法对江苏61个县(市)的经济发展类型进行命名。(1)选取各产业结构总产值，通过确定某一县市的一、二、三产业中某一产业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超过全体样本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之和来确定该县(市)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2)利用模比系数，通过给所选取的指标赋予权重来评判某一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3)在产业结构的基础之上划分农村经济发展类型。

2结果分析

2.1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异及演化

基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模比系数的测度值，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可将3个时相的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分成5种类型:经济发达型、经济较发达型、经济中度发达型、经济欠发达型和经济不发达型。

2.2农村产业结构的分异及演化

比较各县市三次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与61个县市的平均值、标准差之和，可将3个时相的江苏省农村产业结构分成4种类型: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第三产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

2.3农村经济发展动态分析

2000—2006年，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从农村经济发展类型上来看，2006年农村经济不发达和欠发达类型的县(市)个数相对于2000年来说明显减少，尤其是苏北地区最为明显。而经济较发达的县(市)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在分布上也呈现出向北移动的趋势，尤其以东部沿海地区为甚。从产业结构来看，农业主导型的县(市)个数也有明显减少，但仍集中分布在苏北地区。而第三产业主导型地区的数量则有一定增加，且主要分布在苏南广大地区。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尤其是“十五”规划以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发生了变革。农业生产目标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品质和效益;农村经济结构也由过去的以农业为主转向非农业为主，尤其是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足利用，产业结构向多样化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农民生活得到了保障，从而带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2006—2012年，江苏省农村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经济不发达型县(市)的个数有了明显减少，主要分布在苏北内陆地区，苏中和苏南广大农村地区则主要以经济发达型和经济较发达型为主。从产业结构来看，农业主导型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苏北内陆西侧和东部沿海等农村地区。而苏南地区工业主导型县(市)的个数则明显减少，相反，第三产业主导型县(市)的个数明显增多。这主要由于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投入，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使得农民创收方式多样性，从而促进了多种产业的发展。

2.4农村经济发展的地域类型划分

基于对各县市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定量分析，选取2012年的评价结果，采用“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分类方法，最终可将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分成四大类、12小类。从图中看出，农业主导型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比较落后，其中不发达县(市)的数量占了绝大部分;而工业主导型和第三产业主导型地区的经济则处于发达和中度发达之间;均衡发展型地区所包含的县(市)数量最多，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农业主导型县(市)主要分布在江苏的东北和西北地区;工业主导型和第三产业主导型县(市)大多数分布在江苏的南部和中部地区，很少或几乎没有分布在北部;均衡发展型的县(市)在省内均匀地分布着，其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从图中可知，宿迁、沭阳、淮安、阜宁、连云港、靖江等9个县(市)属于均衡发展经济欠发达型，沛县、徐州、邳州、赣榆、如皋、句容等14个县(市)属于均衡发展经济中度发达型，建湖、盐城、宝应、宜兴属于均衡发展经济较发达型，大丰、如东、启东、太仓4个县(市)属于均衡发展经济发达型。从分布来看，均衡发展类型中，苏南地区经济发达的县(市)的数量高于苏北地区。据此得出江苏省农村经济发展类型形成原因与发展对策。

3结论

(1)从经济发展水平分异与演化来看，2000—2012年，江苏省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产业结构类型出现多样化的趋势，产业布局也日渐合理。2000年，江苏省乡村模比系数均值为0.69，而到2012年，模比系数均值上升为1.42。2000年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已经有较为明显的差异。苏南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苏中、苏北地区。苏州、昆山、太仓、无锡和盐城5个县(市)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属于发达类型;南京、常州、南通、徐州等10个县(市)则属于较发达型;宜兴、常熟、丹阳、东台等14个县(市)属于经济中度发达型;相对于前3种经济发展类型，剩余的32个县(市)则分别属于经济欠发达和经济不发达类型。到了2012年，苏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依然高于苏北地区，但已有明显减弱的趋势，各类型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呈现出“组团”的走势。苏州、昆山、太仓和常熟4个地区形成了“块状”分布的经济发达区;丰县、徐州、睢宁和泗洪则形成了“带状”分布的经济不发达区;以宿迁、沭阳、涟水、淮安为中心的11个县(市)则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经济欠发达区;以南京、句容、镇江、扬中、泰兴和如皋为中心的9个县(市)则形成了“东—西”走向横穿苏中地区的“条状”分布的经济中度发达地区;以高邮为代表的8个县(市)和以金坛、宜兴为代表的6个县(市)则形成了两个以“条状”类型为分界线的经济较发达区。在这些县(市)中，高淳虽地处苏南，但由于其落后的经济基础等原因，属于欠发达型;而沛县、邳州虽地处苏北，却属于经济中度发达地区。大丰、如东虽地处苏中，却因其沿海的有利区位转入经济发达类型之中。

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第4篇

关键词：独霸性；省域旅游经济格局；类型划分；ABC分类法；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章编号：1008-4355（2016）05-0111-0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5.13

经过三十多年高速稳定的发展，我国旅游业总体规模持续扩张，对经济的贡献越发显著，其产业地位由早期的先导产业、20世纪90年代末的支点产业提升到如今的支柱产业，并被多数省份作为主导产业加以扶持，这与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带动性不无关系，与其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不无关系。2012年，我国全年旅游总收入突破2.57万亿元，同比增长14%，中国已然成为旅游大国。但是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极其不均衡，2012年，旅游收入排名第一的广东和排名倒数第一的宁夏相差高达27倍之多，前者全年实现旅游收入多达数千亿人民币，后者仅有200多亿人民币，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可见一斑。

一、文献回顾和相关概念界定

（一）文献回顾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早在1998年，张凌云就对旅游非均衡性增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大尺度的国家层面和省域范围[2]。研究的内容从早期的入境旅游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到近来更多关注国内旅游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或旅游业总体发展差异。研究主题多集中于旅游经济发展时空差异的特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较少关注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对集中性问题和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分类归属问题。

研究的技术从定性研究逐渐转变为定量研究，研究的方法包括三大类：统计类――早期借助excel对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进行极差、标准差等简单的数理统计，随着spss统计软件的普及，近期研究更多是通过该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计算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区位熵和首位度来衡量旅游经济地区发展的差异和非均衡性；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借助ArcGIS软件对旅游经济地区发展差异进行空间分析和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3]。

研究的结论包括：旅游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普遍存在。总体上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表现为非极化不均衡状态[4]，东部沿海为发达地区、东北沿海和中南部地区为较发达地区、北部地区为欠发达地区、西南地区为不发达地区，具有典型的梯度分布特征。东部地区省间差异明显，对总体差异影响显著，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较高[5]；中西部各省份间旅游业发展相对均衡，但因中西部省份的旅游经济占全国的比重较低，因此中西部省内差异对全国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不高。入境旅游经济的地区差异大于国内旅游经济的地区差异[6]。随时间推移，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缩小，均衡性增加。省域内，地区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在波动中缩小。旅游资源的等级、质量和规模，旅游资源的开发阶段与趋势，旅游产品的开发水平，地区的对外开发程度、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商业服务业的发育程度[7]等均会影响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

综上，前人研究对象的选择自上而下，较少涉及小尺度的范围，较少关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类型划分，因此，笔者拟从较小的市域的尺度并基于旅游经济的独霸性来研究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类型的划分。拟采用基尼系数分析法和ABC分类管理法进行分析。希望通过对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的再研究再解释，提供一种新的旅游经济区域格局认识的视角，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分类管理奠定基础。

（二）相关概念界定

独霸释义为“独自霸占；单独垄断”，强调排他性和垄断性。国际政治博弈中，独霸一词经常被提及，用以衡量某种政治力量的超然地位，诸如“美国独霸世界”、“美国一超独霸”等。区域经济学中，常以集中度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该指标虽能够反映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一定的垄断特征，但不足以衡量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排他性和垄断性。

为了衡量省域旅游经济发展中某个或某些城市的超然地位，拟引入独霸性分析研究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的类型。文中旅游经济的独霸性是指若干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在更大尺度区域里所体现出来的具有极强排他性和垄断性的超然的经济地位。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拟采用修正的基尼系数分析法与ABC分类管理法对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状况和城市独霸性进行分类研究。

1.基尼系数分析法及修正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科拉多・基尼在洛伦兹曲线的基础上定义了基尼系数。它是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数值，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公平或均匀程度的指标。当基尼系数等于1时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反之，当此值为0时，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基尼系数越接近于0，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接近于1，收入分配越不平均，见表1。

本文拟引入基尼系数用以衡量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度，具体见上表修正后的基尼系数的涵义。拟采用的公式（高技，2008）如下：

2. ABC分类管理法及修正

ABC分类管理法是经济工作中的一种基本方法，是根据事物在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主要特征，进行分类排队，分清重点和一般，从而有区别地确定和处理。该方法常用于库存管理，实际上它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管理工具，各项事务都可能用到它。实际应用中，学者一般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设定不同的分类标准。

修正后的ABC分类管理法应用到本研究中，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省域中各地级市旅游总收入。

第二步，按旅游总收入由大到小排序并列成表格。

第三步，计算每一地级市旅游总收入占该省旅游总收入的比率。

第四步，计算省域内地级市占比的累计比率。

第五步，分类。库存管理中，常见的分类情况如下：累计比率在0%～60%之间的，为最重要的A类材料；累计比率在60%～85%之间的，为次重要的B类材料；累计比率在85%～100%之间的，为不重要的C类材料。基于旅游经济的独霸性并结合ABC分类管理法，将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6种类型：

（1）一枝独秀型：某一城市年度旅游收入占全省年度旅游总收入的30%以上，且其他城市的旅游经济实力不能与之抗衡。

（2）准一枝独秀型：某一城市年度旅游收入占全省年度旅游总收入的30%以上，但排名第二城市的旅游收入与之相比超过1/3。

（3）双雄争霸型：排名第一第二的城市旅游经济实力接近，排名第三城市不能与之抗衡；且排名前两名城市的旅游收入之和与该省旅游总收入之比接近40%或超过40%。

（4）三足鼎立型：排名前三城市的旅游经济实力接近，排名第四城市不能与之抗衡；且排名前三的城市旅游收入之和与该省旅游总收入之比接近50%或超过50%。

（5）准三足鼎立型：排名前三的城市旅游收入之和与该省旅游总收入之比接近50%或超过50%，排名第四城市不能与之抗衡；但排名前三城市的旅游经济实力差异显著。

（6）群英荟萃型：占比排名靠前的城市中，不少于四个城市的旅游经济实力接近。

（二）数据来源

主要旅游城市的数据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其他城市的数据来自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整理而得。研究对象的确定，首先排除没有辖县的四大直辖市，且直辖市的许多区连成一片计量难度大；其次港澳台情况特殊，旅游经济统计独立于大陆地区计算，予以排除；再次，行政区划过少的省份，如海南（2个）予以排除；最后，地区缺乏旅游发展的统计数据，无奈放弃。本文最终选取全国25个省域作为研究对象。

三、省域旅游经济格局类型划分研究

（一）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度分析

依据上文的公式用excel软件计算25个省域的基尼系数，从小到大排序，并依据表1划分的类型将25个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情况分成5类：非常均衡、很均衡、一般均衡、不均衡和很不均衡。计算、排序和分类的结果见表2。

25个省域中，无一省域基尼系数小于0.2，现阶段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市际分布非常均衡的省份还未出现，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差异较大。若以0.4作为警戒线，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的省域仅有8个，相对不均衡的省域高达17个； 17个旅游经济发展相对不均衡的省域中，基尼系数大于0.5即旅游经济发展很不均衡的地区有7个之多，部分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独霸性强。

东部地区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6省份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389105，低于警戒值0.4，这与东部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然而东部旅游经济发展的翘楚――广东省的基尼系数值大于0.5，旅游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市际差异显著。

中部地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6省份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416055，略高于警戒值0.4。其中河南和湖北两省超过0.5，山西的基尼系数为0.214101。

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53016，区域内差异显著，其中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对地区差异的贡献率高。

西部地区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新疆和青海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477145，接近0.5，区域内大多省域基尼系数超过0.4，这与西部地区经济落后、旅游开发水平低下有一定关系。

综上，我国多数省域的旅游经济发展呈非均衡状态，旅游经济发展市际分布差异显著，其发展集中于省内部分地区的现象普遍。

（二）省域旅游经济格局类型研究

基于对旅游经济独霸性的认知，采用修正后的ABC分类法，将我国省旅游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六种类型，结果见表3。

一枝独秀型的省份有湖北、四川、陕西、湖南、青海、黑龙江和新疆，省会武汉、成都、西安、长沙、西宁、哈尔滨和乌鲁木齐占比分别为53.1%、32.1%、40.4%、31.4%、62.7%、56.1%和53.1%。其中，湖北、青海、黑龙江和新疆4省省会旅游总收入占到全省旅游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可见一斑，省会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独霸性强。

准一枝独秀型的省份有贵州、甘肃和广东。省会贵阳、兰州和广州占比分别为33.4%、31.6%和32.5%，旅游收入与首位城市相比超过1/3的城市分别是遵义（17.3%）、酒泉（14.6%）和深圳（14.3%）。相较一枝独秀型的省份，准一枝独秀型省份中单一城市的占比有所下降。

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格局呈双雄争霸型的省域有广西、河南、辽宁、宁夏和浙江。双城南宁和桂林、郑州和洛阳、沈阳和大连、吴忠和银川、杭州和宁波旅游收入占比分别为41.3%、43.2%、37.9%、84%和40.7%，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集中于两大城市，形成双雄争霸的态势。

三足鼎立型的省份有江苏和江西。苏州、南京和无锡占全省旅游收入的56.2%，上饶、九江和南昌占全省旅游收入的48.8%，三大城市“三分天下”的省域旅游经济格局已然形成。

准三足鼎立型的省份有吉林、云南和福建。昆明、丽江和大理占云南省旅游总收入的48.9%，长春、吉林和延边占吉林省旅游总收入的81.5%，厦门、泉州和福州占福建省旅游总收入的62.6%。

群英荟萃型的省域有内蒙古、山东、河北、山西和安徽。5省中分别有6个、6个、7个、8个和5个城市的旅游收入占比超过8%，且城市间年度旅游收入比较接近，区域独霸性不明显。

四、基于旅游经济独霸性的省域旅游经济格局的类型划分综合上述基尼系数的均衡度分析和ABC分类管理法的聚类分析，得到表4的结果。

省域旅游经济发展非均衡且集中于省会城市的省份有湖北、青海、新疆、四川、陕西、贵州、甘肃、黑龙江、广东，西部地区密度较大，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源向省会城市倾斜有关。湖北、黑龙江和广东3省省会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极强的独霸性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湖南旅游业发展相对均衡，但因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省会长沙因其固有的区位优势在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中独领。

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非均衡且集中于两个城市的有河南和宁夏。郑州和旅游城市洛阳独霸性强，回族之乡吴忠和省会银川独霸性强。省会城市因其得天独厚的区位和经济优势在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固然能抢得先机，但其他城市旅游资源禀赋的后发优势也不容小觑。

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且集中于两大城市的省域有广西、辽宁和浙江。其中，广西旅游经济发展集中于省会南宁和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省会沈阳和浪漫之都大连在辽宁省旅游经济的发展中具有独霸性，省会杭州和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宁波在浙江省旅游经济的发展中交相辉映。

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非均衡且集中于三个城市的有吉林、江苏和云南。吉林省三核是省会长春、优秀旅游城市吉林和朝鲜族聚集地延边；江苏省旅游经济的发展集中于人间天堂苏州、省会南京和太湖明珠无锡，其中苏州以其旅游资源禀赋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在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方面超越了省会南京；云南省的“昆大丽”即昆明、大理、丽江是我国经典旅游线路之一。

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并以三核驱动的有江西和福建。江西省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上饶、昌九一体化双核之一的九江和省会南昌独霸性强，福建旅游经济的发展集中于鹭岛厦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和省会福州。

综上，中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显著，部分城市旅游经济的独霸性强。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相对均衡且不显著集中于某个或某几个城市的只有河北和山西两省；旅游经济发展不均衡且不显著集中于某个或某几个城市的有内蒙古、山东和安徽。除上述5省外，其他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格局无论是均衡型还是非均衡型，其旅游经济发展均集中于某一个或某几个主要城市，表现为单核模式、双核模式或三核模式，旅游经济发展的城市独霸性强。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旅游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明显， 25个省份或自治区中，发展相对均衡的仅有8个，多达7个省域旅游经济发展呈极度不均衡状态。

第二，我国省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市际分布中，某个或某几个城市的独霸性强，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集中于省会城市（一枝独秀型的旅游经济发展格局），二是集中于省会城市和历史悠久且资源禀赋的旅游城市（双雄争霸型的旅游经济发展格局），三是集中于省会城市、旅游资源禀赋的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三足鼎立型的旅游经济发展格局）。

第三，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省会城市因其得天独厚的经济、区位和政策优势在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中独领。非省会城市凭借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和较好的区位经济优势在省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中能与省会城市一较高下甚至超越省会城市。

因部分数据获取的难度，本文仅选择了25个省域的静态数据进行分析，不能说明省域旅游经济格局随时间变化而演变的特征与规律。此外，后续研究应就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做量化分析，而非简单的定性解释，以判定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重要因素和一般因素。

参考文献：

[1]张凌云.我国旅游业地域非均衡性增长研究初论[J].南开经济研究，1998（2）：71-72.

[2]王凯，李华，贺曲夫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省际差异的空间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26（1）：63-67.

[3]胡文海，孙建平，余菲菲.安徽省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J].地理研究，2015，34（9）：1795-1806.

[4]方叶林，黄震方，王坤，等.不同时空尺度下中国旅游业发展格局演化[J].地理科学，2014（9）：1025-1032.

[5]张振国，李雪丽，温家洪.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旅游业发展空间差异演变研究[J].经济地理，2010（9）：1552-1556.

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第5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各种社会矛盾集中反映在利益关系调整的公平性上。由于社会保障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 他阐述了通过“看不见的手”来推动个体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共同增长。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差异造成经济发展极不均衡，省际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省域层面的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到底呈现什么样的协调关系？是不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就高，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就低？为了弄清以上问题，有必要从省域层面开展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事实上的参考和依据。

二、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

1.指标体系的构建

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质与量相统一的概念，社会保障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构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系统的指标体系。

本文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覆盖水平以及待遇水平3个层面，使用10项指标来反映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其中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保险覆盖率借鉴了贾智莲的计算方法。通过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两大系统，共同构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系统的指标体系（见表1）。

2.综合水平计算方法

本文研究的时间序列为2003～2011年，由于这一时期是改革后第三次较明显的经济波动期，同时又是社会保障改革全面展开的关键时期，因而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2）、《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2012）和分省市的统计年鉴等。

为消除数据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需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是uij′=uij/Max（ui），其中uij′为标准化值，uij为实际值，Max（ui）代表不同年份或不同地区第i指标的最大值。各指标权重赋值采用德尔菲法，通过征询不同专家的意见，依据各指标代表的含义及重要性、基础性程度，综合权衡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见表1。根据各指标的权重及标准化的数据，通过逐级加权求和计算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计算公式为：

三、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分析

1.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时序耦合

从时间序列角度分析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变化可以更清晰地揭示两者相互作用的阶段特性。如表3所示，2003～2011年，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0.45稳步上升到2011年的0.71，协调等级从轻度失调逐渐向良好协调演化，表明2003年以来，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保持良性互动，两者关系从磨合阶段逐渐趋向协调适应。

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5倍。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从2002年的2632.2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1109.4亿元，年均增长17.3%。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成果更多惠及民生，社会保障水平也大幅提高。从覆盖面来看，截至2011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84亿人、3.2亿人、4.73亿人，比2002年分别增长了246.3%、481.8%、403.2%[20]。从待遇水平来看，2005～2012年，国家连续8年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012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达到1721元，是2002年的2.8倍[21]。由协调等级的变化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断趋向协调适应，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得益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高低，因此，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保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根本。

2.中国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省际格局

（1）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 特征。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区域间差距不断扩大。从图1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明显高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从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阶梯”分布格局。2011年全国人均GDP达到35181元。其中，天津、上海、北京3个直辖市位居前三，分别达85213元、82560元、81658元。东部沿海地区显示出强劲的经济实力，江苏、浙江、广东、辽宁等省份紧随之后，人均GDP水平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62290元、59249元、50807元、50760元。山东和福建的人均GDP水平也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省份的人均GDP大多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按照人均GDP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单元中，西部地区占了6席，分别是广西、西藏、四川、云南、甘肃、贵州；中部地区占了3席，分别是河南、江西、安徽。其中贵州省人均GDP水平最低，仅为16413元，约占天津市的1/5。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特点，不同省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2）社会保障水平空间分布特征。

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国社会保障水平整体呈现了两头高、中间低的“U”型分布格局——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较高，而中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从社会保障水平指数来看，东部地区平均值为0.547，东北地区为0.572，西部地区为0.505，而中部地区平均值最低，为0.458。其中，上海、北京、青海

社会保障

水平指数列居前三，达0.776、0.771和0.672。按照社会保障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单元中，中部地区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中。社会保障水平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不匹配性，经济落后的地区，其社会保障水平并不一定低，比如西藏、甘肃等省区（见图2）。

从社会保障支出来看，201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的是经济不发达的青海，其次是西藏和甘肃，而排名靠后的则是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最高的也是青海，其次是辽宁和甘肃，而排名靠后的仍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如浙江、江苏、广东等。鉴于中西部地区财力较弱，中央对中西部省份社会保障投入力度远远大于东部地区。2005年以来，中央财政对全国社会保障的投入中，中西部所占比重保持在80%左右[22]。从养老金支付水平指标来看，区域之间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2011年，全国人均养老金为18700元，有一半省份的养老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个省份中，除由于近年西部大开发带动的人均养老金水平快速提高的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陕西五省份和中部省份山西外，其余9个省份都位于东部地区。从省际的比较来看，江西的人均养老金水平最低，为13831元。西藏的人均养老金水平最高，达到33106元，是江西的2.4倍。按照人均养老金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1名省域单元中，中部地区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内。

总体来看，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在全国表现出不平衡性。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社会保障改革的步伐也最快，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成熟。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水平偏低，财政供养人口比例偏高，大量就业集中在政府部门，因而，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较高。而中部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成“塌陷”态势。

（3）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类型划分。

将社会保障水平指数（SSL）和经济发展水平指数（GDPP），采用Zscore法标准化处理，生成两个新变量数据列ZSSL、ZGDPP，ZGDPP表征样本点在散点图中偏离GDPP 样本的中心位置程度，ZSSL表征样本点在散点图中偏离SSL样本的中心位置程度，那么符号正负实际表征的就是两者偏离程度的协同性。以ZGDPP为X轴，ZSSL为Y轴，绘制出不同省份的人均GDP和社会保障水平的象限图，如图3所示。

根据象限图，将全国内地31个省级单元的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划分为4种类型，具体来看：①第Ⅰ象限，即高级协调型，以北京、上海为代表，该类型特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都比较高。②第Ⅱ象限，即社会保障过度型，包括青海、新疆、西藏等8个省份，该类型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社会保障水平较高。③第Ⅲ象限，即低级协调发展类型，包括除山西外的所有中部省份、广西、贵州、云南等13个省份，该类型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水平也较低。④第Ⅳ象限，即社会保障滞后型，包括广东、浙江等5个东部沿海省份，该类型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

从象限图来看，我国一些省份的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不相匹配的现象，为了能够对我国各区域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联系有更深入的了解，进一步选取典型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总体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低于经济落后地区，尤其在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和财政社保支出比重两项指标上，以青海和上海为例，2011年青海省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为14.6%，财政社保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为16.9%，分别高于上海市5个百分点和6.2个百分点。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发达省份经济发展水平高，GDP和财政支出总额大，导致了社会保障支出占比相对偏小；二是由于国家近几年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一定程度提高了经济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当然，经济落后省份的财政支出中用于

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很大，表明社会保障支出的财政负担也很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造成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看，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为社会保障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3.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空间耦合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社会保障水平也不尽相同，为进一步明晰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特点，从机制上揭示社会保障与区域经济耦合的规律性，本文以中国内地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对2011年的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情况做了进一步研究。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2011年各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绘制出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图（见 图4）。由图4可知，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特征如下。

第一，东部地区，除河北、福建、海南轻度失调外，其余各省均实现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但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北京、上海、天津达到良好协调发展类型；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属于基本协调发展类型。

第二，东北地区除了辽宁达到基本协调发展外，其余省份轻度失调；中部地区全部处在轻度失调发展阶段；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属于失调类型。除了内蒙古为基本协调，贵州、云南为中度失调类型外，其余均为轻度失调。

第三，从协调等级来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省域特征呈现“橄榄型”，良好协调和中度失调的省份较少，其中，良好协调的有北京、天津和上海，中度失调的只有贵州和云南；绝大多数省份属于协调等级的中间类型——轻度失调和基本协调。其中，属于轻度失调的省份个数最多，达到20个，基本协调的个数次之，有6个省份。从地域分布来看，基本协调及以上类型基本上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省份大部分属于轻度失调。

总体来看，2011年来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情况不容乐观：超过2/3的省份处在失调状态，除了贵州、云南为中度失调外，其余都为轻度失调；两者协调的省份基本上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北京、上海、天津处于良好协调发展，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达到基本协调。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及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空角度研究了我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状况，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03～2011年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不断提高，两者关系从磨合阶段逐渐趋向协调适应。第二，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从东部向中部、西部逐渐递减的“阶梯”分布格局；而社会保障水平整体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U”型分布格局。第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对较高，如北京、上海等地区，但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不匹配性，如青海、甘肃、西藏等，尽管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社会保障水平并不低。第四，从耦合协调度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度的省域特征呈现“橄榄型”，即良好协调和中度失调的省份较少；绝大多数省份属于协调等级的中间类型——轻度失调和基本协调，且东部地区协调度明显优于中部、西部地区。

虽然我国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整体处在协调发展阶段，但从区域来看，大部分省份仍然处于轻度失调状态。长期来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两大系统的失调，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通过分析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以及两者的演变关系，本研究为各省份认识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因地制宜地推动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本研究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形成的机理尚未进行分析，还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尹蔚民.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推动社会保障事业可持续发展[J].今日中国论坛，2010，（9）.

[2] 郑功成，蒋云龙.更可靠社保如何实现[N].人民日报，2012-11-26 （13）.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12-120.

[4] 庇古.福利经济学（上卷） [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6：94-98.

[5] 穆怀中.社会保障水平发展曲线研究[J].人口研究，2003，（2）.

[6] 杨翠迎，何文炯.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关系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04，（1）.

.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8] 谭伟，吴永求.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比较及原因分析[J].西北人口，2011，（3）.

[9] 陈寿江，李小建.县域尺度下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2）.

[10] 穆怀中.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研究 [J].经济研究.1997，（2）.

[11] 陈颐.论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J].江海学刊，2006，（6）.

[12] 褚福灵.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指数报告2010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6-20.

[13] 谭伟.社会保障与区域经济互动机理及协调度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5）.

.中国人口科学， 2012，（3）.

[15] 贾智莲.财政分权与教育及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有效性[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6）.

[16] 刘卫东.我国省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历史过程分析[J].经济地理，1997，（2）.

[17] 李小建，乔家君.20世纪90年代中国县际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J].地理学报，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