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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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指标范文第1篇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以其产出与投入的比例来衡量。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要素投入增长模式，另一种是知识投入增长模式。要素投入增长模式，主要以劳动力、机器、能源及其他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实物资源为主，但却没有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将很容易受到报酬递减定律所支配，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总和要素劳动生产率必然下降，经济增长率亦随之下降；知识投入增长模式，主要是依赖知识与技术的创新、传播及应用，使每单位生产率提高、效益增加。因此，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是靠知识投入和技术进步，创造更有效的生产组合方式及生产方法。知识与技术的累积及使用愈多，愈使价值增值，产量增加，单位成本降低，称之为报酬递增定律。当要素投入增长模式不能促使经济发展时，经济的增长模式必联发生转变。目前，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较多，但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研究，国内外相关研究较少，本文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综述开始，对构建经济增长方式测度指标体系的原则,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测度指标体系的设计和具体指标的赋值与衡量标准进行研究。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经济学领域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由来已久，从经济思想史角度考察，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为界，可以把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传统增长理论和现代增长理论。尽管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现代增长理论是基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传统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
在瓦尔斯提出“一般均衡理论”和德布鲁提出“最优化”理论之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考察就倾向于研究经济在何种条件下可实现均衡增长及增长最优化增长，后者就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是建立在边际生产力递减假设的基础上，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粗放型的生产方式能较快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依靠投入量的增加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其作用就会越来越小，甚至出现负作用。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就是使经济增长由产值型、速度型和数量型增长向效益型、结构优化型和质量型增长转变。根据上述定义，对于增长方式转变，我们从以下两个层面来把握：首先，对于经济增长方式把握，即对国民经济整体经济效益的把握，经济效益的高低及其变化趋势，可以综合体现经济增长方式所处的阶段，转变的程度，以及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其次，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因素去把握，即剖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如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效益，科技进步水平，资源配置，市场化水平，以及可持续发展水平等。
二、测度经济增长方式进程统计指标体系的原则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项涉及诸多因素和方面的系统工程，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与考核不是单一指标或部分指标就能完成的，必须根据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与主要特征，构建一个系统化的、既能测度经济集约化程度、又能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源泉与机制的指标体系。本文以为：建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统计指标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
1.可行性原则
目前，国内外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很多、很繁杂，许多指标与工业化、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等指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指标的相关性很高，但特色还不够鲜明，有的数据在实践中既难监测，也难于在历年统计资料中搜寻。因此，构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的指标体系和衡量标准，必须具有操作性和针对性，这就要求所选取的指标符合以下几点要求：一是指标数据便于搜集整理；二是与现行统计方法相衔接;三是适宜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比较;四是指标体系简单明了，指标不能太多，换算不能太复杂。
2.可比性原则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评估体系内部来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根本约束是政府行为及由此产生的高质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因此，在设计指标是要着重突出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关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成长过程和经济发展状况。
3.典型性原则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指标的设置要力求简明、概括，具有代表性和独立性。在众多指标中选取尽可能少的但却最典型性的指标，尽可能采用综合性指标，并避免指标之间的信息交叉。同时，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地区的特殊性，使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4.科学性原则
指标体系的设计要能较客观地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面临的和所处的状态，并最终能较好地测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程度。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的指标体系的设计
构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的指标体系，必须体现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合对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测定的需要，全面反映经济增长涵盖的经济结构、经济效益、技术水平、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等主要方面，推动地区建立“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集约型经济和节约型社会。本文认为，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的研究是通过对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进程来实现的。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地区进程测度指标体系。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的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应由经济结构、经济效益、科技进步、资源配置和可持续发展五个子系统构成。
1.经济结构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内容。该子系统拟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工业行业集中度、出口结构优化程度、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以及消费率与投资率之比等指标，以反映产业结构调整、工业规模经济、出口结构水平、劳动力结构和经济内在机制等状况。综合反映宏观经济效益的水平和状况。并以此五项指标为基础，分别测算劳动、能源、投资、贷款、工业集约化指数，从而计算出经济增长集约化的综合指数，集约化的综合指数越接近100%，经济增长方式就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程度越高，反之，经济增长方式就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程度越低。经济结构优化水平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依赖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的升级，只有经济结构趋向合理，优化的经济增长，才是集约型的经济增长。
2.经济效益
从投入产出角度，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带来经济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该子系统中拟采用人均生产总值、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地方财政总收入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和投资效果系数等指标，以反映居民、企业和政府从经济增长中分享成果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产出水平等状况。
3.科技进步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科技进步水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率，高新技术产业化率，生产技术装备水平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该子系统中拟采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高技术产业化率、发明专利占授权专利的比重和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等指标，以反映科技投入强度、经济创新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政府对科技的支持力度等状况。
4.资源配置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的背后有着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这一深层次的经济体制问题。该子系统中拟采用万元GDP能源消耗、万元GDP水资源消耗和新增亿元GDP建设用地量等指标，以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消耗的能源、水和土地资源的总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突显出能源、水和土地等资源的使用成本。
5.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建立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的，脱离于此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都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可持续发展水平该类指标从宏观经济运行质量与稳定性，经济发展后劲，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反映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能力。该子系统中拟采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三废”排放强度、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和就业状况等指标，以反映资源化利用程度、环境污染程度、收入水平差距和失业率等状况。
四、具体指标的赋值与衡量标准
1.具体指标的赋值及得分的方法
为了综合比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首先用等距法对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进行分类，分为正指标和逆指标，并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将正指标和逆指标进行汇总，采用连加法的方法得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指标综合得分，再依次进行排序，这样，就能得出地区在一定的时间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总体情况。
第i个指标正指标得分=(Vi-V下限)/(V上限-V下限)×100
第i个指标逆指标得分=(V上限-VI)/(V上限-V下限)×100
综合得分=正指标得分之和+逆指标得分之和，其中，VI是地区第i个指标的原始数据；V下限表示第i个指标，即所选取的样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低情况下该指标的赋值；V上限表示第i个指标，即所选取的样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高情况下该指标的赋值；得分值统一乘以100，目的是将得分控制在1～100之间，便于分析和统计。
2.指标测度的衡量标准
采取加权平均的方法，权数的确定可以采取国家计委课题组(1996)的方法说明:
(1)构造主观比较距阵[Mij]n×n当指标i比指标j重要时，Mij=1,反之Mij=-1;当i=j时，Mij=0。
(2)建立感觉判断距阵[Kij] n×n，其中Kij=di-dj，di=∑mt。
(3)计算客观距阵R=[rij] n×n，其中r=p（Kij/ky），Ky=max(di)-min(dj)，p为自定义的标度扩展值范围。
(4)客观距阵R的任意一列元素做归一化处理，即为n个指标的全重向量。
参考文献:
[1]方福前: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问题[J].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2007.11
[2]石良平:中国经济发展展望浙江人民出版社[M].2007
[3]景维民等: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演化与相对市场化进程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M].2006
[4]冯舜华等: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经济增长的指标范文第2篇
通过对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指标影响强度使用方差分解的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财政税收指标在1~3年内，会使经济增长指标进入迅速上升的状态，随后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发展状态，滞后期达到10年时，财政税收带来的经济增长达到最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0%作用。②投资总额在滞后期为3时，投资总额带来经济增长达到最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达到了90%左右，在随后的7年内，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在不断下降，但是这种下降的趋势基本比较缓，并且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维持在80%以上。这表明在各种相同的经济环境因素影响下，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远远小于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通过在相同的经济行为因素情况下投资总额和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为基础，对如何协调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指标关系做进一步的分析。在VAR模型下，可以推导出财政税收与经济增长和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通过对财政税收与经济增长和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期10年内的分析研究发现：1、如果财政税收的标准差是正值时，在1～3年内，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呈上升趋势，财政税收在第3～5年内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断下降，在第5年以后，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又会变得明显。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保持在0.00～0.02的范围内。2、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规律为平和上升致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能力在0.02～0.04的范围内。这表明在各种相同的经济环境因素影响下，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二、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
通过对财政税收、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经济影响分析，可以总结出财政税收、投资总额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1、一般情况下，财政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为负相关关系。通过对经济增长滞后期的研究发现，调整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在短期内的推动作用比较显著，若以滞后期10作为一个周期，调整财政税收只能给经济增长带来40%作用的贡献率。2、投资总额在一般情况下会显著推动经济增长。在整个滞后期内，投资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比财政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大得多，甚至是财政税收的一倍以上。因此，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调整或者控制在投资总额方面采取相应措施比调整财政税收的效果更为明显。
三、结束语
经济增长的指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金融市场 协整分析
一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
有关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一直是金融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提出了一组用以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在计算出有关国家的总体指标值之后，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发现，在人均实际GDP和股票市场发展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对应关系。阿切和约万诺维奇实证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发展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影响显著。莱文和泽尔沃斯结果显示，在股票市场总体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另外，在预定的股票市场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也有很强的相关关系。斯蒂格利茨进一步从流动性和上市公司融资成本角度分析股票市场的作用。他指出，股票市场分散风险的能力并没有理论上所论证的那么强。谈儒勇对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韩廷春得到的结论是：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
二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
股票市场可以通过分散风险、提高资源分配效率、监督经理层和运用公司治理、影响储蓄率等功能来减少信息和交易带来的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速度很快，与国民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但是相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我国股票市场发展时间很短，因此发展程度很不完善。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为此，我们建立模型，利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
1、变量与数据的选择
在此，我们运用莱文和泽尔沃斯提出的方法利用1998-2006年期间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需要确定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
（1）反映我国股票市场发展情况的指标。第一个指标是每季的平均市价总值与季度GDP的比率,它用来反映股票市场的规模,我们用CAPITALIZATION来表示这一指标。第二个指标是每季的总成交金额与季度GDP的比率,用VALUE表示。每季的总成交金额等于该季度三个月上交所和深交所股票(包括A股和B股)成交金额之和。第三个指标是季度周转率,用TURNOVER表示。某季度的周转率等于该季度的股票总成交金额除以该季度的股票平均市价总值。
（2）反映我国经济增长的指标。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用GY表示。使用季节调整后的GDP环比增长率(GY)作为季度经济增长指标。
2、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结果1：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1998年第1季度-2006年第4季度)。
从图中可看出，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GY主要受上年同期的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GY(-4)影响，6个方程中GY(-4)系数都是显著的。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三个指标都不显著地进入增长回归模型中,不仅如此,这些指标的滞后变量也都不显著地进入增长回归模型中。这三个指标及各自的滞后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这告诉我们,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国外学者在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的主流看法――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是不适用于我国的。
3、因果关系检验
（1）变量平稳性检验。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变量的平稳性作检验，只有变量在同阶平稳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协整分析。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再对各序列进行对数化处理，新序列分别记为LREALGAPsa、LTURNOVERsa、LCAPITALsa、LVALUEsa。处理后的各数据序列单位根检验检验的结果如下。
从以上检验我们可以看出，原序列水平序列不平稳，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的，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它们都是一阶的同阶单整序列。
（2）Johansen协整检验。由以上结论可知，我们所得到的经济增长和股票市场的指标均是一阶单整的，因而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在此，我们用经济增长的指标(LREALGAPsa)与股票市场的指标作协整，以观察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将协整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并令其等于vecm1，得到：vecm1=LREALGDPSA+78.90*LCAPITALSA77.50*LTURNOVERSA-77.61*LVALUESA
现对序列vecm1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的检验结果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序列vecm1是平稳的，验证了经济增长的指标与反映股票市场的指标存在着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与反映股票市场的指标作检验进行因果关系检验，该检验的判定准则是:依据平稳性检验中的滞后期选定本检验的滞后期,根据输出结果的P-值判定存在因果关系的概率。检验结果如下表。
结果显示,资本率、交易率、换手率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也不是资本率、换手率和交易率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了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股票市场的发展的关系不显著。
三、结论
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状况有深刻的关系。第一与股票市场的发展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关制度很不完善，股票市场不能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作用。第二是股票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甚至有歪曲信息以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这就扭曲了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三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不仅高,而且与实质经济发展状况相脱离,可以看出,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性非常强。。第四是上市审核制效率低下,我国股市的审核制基本上是行政性的安排,由于资源的稀缺,造成了种种寻租行为,上市公司质量无法保证,破坏了市场对企业的评价机制,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运行良好，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股票市场也取得了很快的发展，因此应该进一步规范股票市场秩序，使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达到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1] Atje,Raymond,and Boyan Jovanovic,1993,“Stock Markets and Develop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April。
[2] Demirguc－Kunt,Ash,and Vojislav Maksimovic,1996,“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and Financing choices of Firms”,The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May。
经济增长的指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宏观税负； 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052 ― 05
[收稿日期]2014 ― 09 ― 25
[作者简介]卢翔宇（1989―），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财政理论。
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税收体制进了多次的调整和改革，至今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体制。特别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我国税收大幅度增长，远远超过GDP的增幅。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的财力，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同时税负的增加会加重国民的负担，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影响。这会使人产生疑虑，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和路径来影响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对宏观税负的实证分析，剖析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税收决策提供参考。
事实上，关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学家一般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对此进行研究。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税收只会改变稳态的人均产出水平，但对稳态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作用。而只能在经济趋于的稳态的转型路径上影响经济增长率。而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将增长率解释为内生现象，认为提高劳动和资本所得税的税率会降低经济的稳态增长率。Barro（1990）将政府公共开支引入模型，研究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税收之间的关系。得出增加税率会降低经济增长率。Scully（1995）用OLS方法回归分析了美国1929-1989年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宏观税负超过23%时，经济增长率是下降的。关于中国宏观税负，郭庆旺、吕冰洋（2004）得出收税收入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会抑制经济增长。但是经验研究中也存在税收对经济增长基本上不产生影响的结论。Garrison和Lee（1992）利用六十多个国家近15年间的数据，发现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都不影响经济增长。
总的来说，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文献来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过高的宏观税负会阻碍经济增长。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多途径的，如通过财政支出、公共服务等，但笔者在众多途径中，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也是重要一环。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对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探讨。基于此，我们还有必要从既有的文献中理清一下两个问题：一是税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二是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税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目前我国学者在研究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主要是从税制角度研究不同的税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直接税主要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这类税是对所得和财富进行征收，一般难以转嫁。理论上直接税被认为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在累进性方面，王亚芬（2007）测算我国1985-2005年的个税再分配效应，发现累进税率改善了分配结构。彭海艳（2011）利用1995-2006年的数据，得出目前税收负担与收入水平相适应，但总体累进性呈下降趋势。万莹（2011）应用K指数、税前后基尼系数等指标进行分析，认为个税的累进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且累进性不断增加。李青（2012）运用2000-2009年数据得出个人所得税具有累进性。而间接税主要是对流通领域进行征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这类税通常容易转嫁，具有累退性。我国税收主要是以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往往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王剑锋（2004）构建了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计算了不同消费结构对三大流转税税收负担的影响。张阳（2008）运用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分别计算城乡居民负担的流转税份额，得出我国流转税在城镇和农村都具有较强的累退性。刘怡、聂海峰（2009）通过比较1995-2006年城市不同收入组，发现流转税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万莹（2012）也通过考察2002-2009年流转税在不同收入组居民之间的分布情况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对收分配具有逆向调节作用。
2.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文献从政治经济机制角度进行分析，这些文献在内生财政政策框架下研究收入分配如何决定财政政策，从而影响经济增长。Persson和Tabellini（1994）以财政纯粹进行再分配为前提，得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经济增长率越高。Alesina和Rodrik（1994）将劳动和资本作为基本要素加入内生增长模型中，得出中间投票人资本越匮乏，资本税率相对较高，经济增长率就会越低。伊恒等（2005）运用政治均衡和经济均衡的分析框架，指出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时，经济增长率和税率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税率的提高，经济增长率会先上升后下降。而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与税率呈正相关。因此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关系。还有一些学者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进行研究，Galor，Zeira（1988）年提出收入分配公平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其机制是由于收入分配公平，对于那些不能通过借贷筹措教育费用的穷人，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便于人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Dahan和Daniel（1998）引入生育决策机制，发现收入分配不平等会提高生育率而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Galor和Moav（2004）指出在工业化早起阶段，物质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投资会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时收入不平等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Aghion等（1992）从信贷市场的角度，研究了在信贷市场完全以及信贷市场不完全的两种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为收入的不平等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综上所述，围绕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种主题，现在有的研究已经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但是将宏观税负，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运用1994-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考察收入分配是否是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途径。以期通过细致的经验研究为我国科学的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从统计指标来看，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指标各年变化较大，本文选取了全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并分别从全国及东中西部三个地带的角度进行数据分析。考虑到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本文使用的是1994-2011年的相关数据。本文资料及数据来源主要取自中经网数据库和《财政统计年鉴》（1994-2011）。
（一）指标选取
1.宏观税负指标（T）
目前衡量宏观税负的指标按其口径大小可分为三种（安体富2002）：第一、小口径宏观税负，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第二、中口径宏观税负，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第三、大口径宏观税负，用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衡量。本文所选指标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因为相对与小口径宏观税负，中口径包含政府的非税收入，这部分收入没有形成税收，但事实上对国民整体来讲仍然形成了一种负担。应当将其纳入研究范畴。大口径的指标可以全面的反映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国民经济负担水平，但由于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收入，以及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制度的收入。该指标不易准确测算，为保证结果的真实可靠，本文选择中口径宏观税负作为衡量标准，文中用T来表示。宏观税负的具体测算公式为：
T=■
我国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我们选取1994-201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2.收入分配指标（G）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国居民收入分配水平的重要指标，之前学者研究收入分配主要采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衡量指标，笔者认为相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更能够真实客观的反映一个地区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基尼系数取值范围在0-1之间，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目前国内的文献较少运用省级的基尼系数。本文的基尼系数数据来自（田卫民，2012）中测算出的中国各省份1995年至2010年的基尼系数，自治区的样本由于数据质量问题剔除，据此我们可得到1995-2010年30个省份的收入分配水平。文中用G来表示收入分配指标。
3.经济增长指标（Y）
目前学者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有多种，GDP增长的绝对量以及GDP年增长率等等。本文选取GDP的人均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因为如前述本文中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均采用相对量来衡量，为保证模型中数量关系的一致性，经济增长同样采用相对数即GDP增长率该数值来衡量。此外本文采用分省区数据进行分析，为减小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人均的GDP增长率，在文中用Y来表示。该公式为：
Y=■
4.控制变量指标（X）
考虑到一国的劳动增长与资本增长都是影响一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其中Lr为衡量劳动增长率的指标，由年底劳动就业人口增长率来刻画，Kr为衡量资本增长率的指标，由各省新增固定资产的增长率来衡量。
（二）理论模型
本文在控制劳动增长和资本增长变量的情况下，讨论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收入分配是否是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根据前述的有关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下面将在传统研究经济增长的框架内，运用中国30个省份的1994-2011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考虑到不同模型设定可能导致不同结论，我们将以静态和动态两种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已验证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模型设定如下：
Yit=？浊0+？浊1Tit+？浊2Tit+？浊3Tit*Git+？浊4Xit+Vi+？着it式（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Y表示各省区人均GDP增长率，T表示各省区宏观税负，G表示各地区的收入分配，T*G是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交互项。X为控制变量。ν是难以观测的个体效应，ε是扰动项。T*G用以检验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为研究宏观税负通过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引入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交互项。考察交互项对整体的影响，还应对上式求偏导。对式（1）求导，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偏效应为：
■=？浊1+？浊3Git 式（2）
上述为未考虑时间因素的静态模型，理论上，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在长期内经济增长是个动态的过程，现实的增长既决定于当前因素也受过去因素影响，因此还应对模型进行动态化处理。我们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和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交互项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将模型扩展为动态模型，考虑如下方程：
Yit=■？琢jYit-j+？茁Tit*Git+■？酌jTit-j*Git-j+？兹Tit+？姿Git+？啄Xit+？淄i+？着it
式（3）
其中Yit-j是人均GDP增长率的滞后项，Tit-j*Git-j是交互项的滞后项。M是最大滞后阶数，其他解释变量与上述相同。本文在此选择Y的滞后一期和T*G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所以模型中M均为1。
三、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静态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在静态面板模型的设定下，经Hausman检验，我们拒绝了面板数据下的随机效应回归，采用面板模型下的固定效应回归，增强结论的稳健性。估计结果见表1。可以看到从全国范围内看，宏观税负系数和收入分配系数均为负，表明宏观税负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符合人们的普遍认知，过高的税负与过大的收入分配差异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但是该两项均不显著。随后在回归2中加入收入分配和宏观税负的交互项。可以看到列2的结果中，宏观税负和收入分配的系数显著为负，而交互项系数则显著为正。交互项的加入使得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得显著。可以说在考虑到了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影响后，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显著性加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更加明显了。在式（2）中，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偏效应为η1+η3*G，交互项系数η3=5.820>0，这表明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被增强。这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时，提高宏观税负，会对经济增长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在收入差距较大时，提高税负，会更多的对富人尽心征税，随后国家利用转移支付，或是进行投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两者各自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效应，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增长影响路径则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控制变量资本与劳动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呈显著地相关关系，资本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符合人们符合预期，资本增长率的增加将促进经济增长。而劳动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劳动力的增加，就业人口的提高，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与我们的直觉并不相符。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人口数量庞大，而且老龄化加剧。社会包袱较重，每年新增的劳动人口以为着有，有更多的劳动负担。而且本文指标均选取的是就业人口数量的增长率，劳动增长没有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也说明我国应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从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来分析，可以看出在不考虑交互项的情况下，宏观税负增加会对经济明显造成抑制作用，而且在西部地区去阻碍作用最大，收入分配在中部和西部的情况相同，都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但是在东部地区则为正。表明在东部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加大，会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和东部地区普遍较发达有关。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富人会积累到更多的财富。而东部地区的投资机会和资产升值的空间较大。而富人可以有效地使用大量资本。这会促进这一地区的发展，经济会有所提高。同时还可以看到，控制变量劳动在东部和中部对经济影响不大，相关系数仅为-0.003和0.01，但在西部地区则显著为负。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相对不发达，资本是有限的。根据生产者理论，劳动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当提供了大量劳动时，由于没有足够的机器设备，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
表1中，可以看到在东中西部地区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将互相普遍都是显著的。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对影响经济增长。东部和中部地区交互项系数是正的。这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会扩大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这与全国范围下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是宏观税负的增加有助于更加合理的进行社会再分配。可以提高全社会整体的福利。利用税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收入较低的人增加了收入之后，会提高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而西部地区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的人们整体的收入较低。即使提高了宏观税负的比例，政府的收入也没有大幅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起不到很好的调节作用。阻碍了经济增长。
（二）动态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表2报告了对动态增长方程的估计结果。采用系统GMM估计模型得出的估计结果。由于在动态面板数据中，引入滞后一期会带来内生性问题。由于个体效应影响所有期限内的因变量，使得固定效应模型难以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而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可以将自身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作为相应的工具变量，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弱工具变量问题。我们认为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在检验动态面板数据结构中是稳健的。表中AR（1）检验P值小于0.01的显著性水平，AR（2）P值大于0.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模型很好地满足了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更高阶自相关的设定条件，这意味着GMM估计量是无偏和一致的。衡量整体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检验结果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这意味着模型中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GMM估计结果显示宏观税负与收入分配的交互项的滞后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说明宏观税负通过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将具有滞后效应。相对于本年上年的收入分配状况会增强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为了考察收入分配作为影响路径对宏观税负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动态回归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地区交互项和滞后一期的显著性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当期的交互项影响较大，也就是说当年的收入分配状况会更大程度上影响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影响。而中部地区则相对于本年的收入分配差距，上一年的收入分配状况对其影响更大。
四、结论
本文在研究宏观税负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收入分配和收入分配和宏观税负的交互项，对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进行验证。本文运用中国30个省区近15年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构有力支持了上述预测：宏观税负通过影响收入分配，来影响于经济增长。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被增强。尽管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还存在多方面尚不清晰的途径，但其通过影响收入分配从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则可能是个显著地途径。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意义，在东中部地区当收入差距较大时，宏观税负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越显著。可以适当的提高税负，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可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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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指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原经济区；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3）08-0013-03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浪潮的激烈竞争中，人才、知识和技术已经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区域间人力资本的差异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显著差异，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中原经济区区域内的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进行分析，探寻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提出对策建议。
1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1.1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概念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Smith），这一时期对人的才能培养进行投资所产生的价值已经被视为是一种资本。直到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首次对人力资本的概念作了明确阐述，人力资本理论登上西方经济学界的舞台。
人力资本指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存在的一种资本形态，具体表现为劳动力本身所拥有的经验、知识、技能、健康状况等，是体现在劳动力身上、可为劳动力提供未来收入的一种资本。一切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的活动，有利于提高人的知识存量、技能存量以及健康存量的经济行为，有利于改善人力资本利用的开支，都是人力资本投资。投资形式主要包括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卫生保健、迁移流动和科研投资五种途径，其中正规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和存量增加的最重要途径。
1.2 经济增长
就一般意义而言，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产出（国民收入）与上一时期比较所实现的增长。从函数角度看，经济增长就是描述投入与产出之间关系的一种总量生产函数，投入要素可以是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
1.3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随着社会发展，人力资本已经被公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舒尔茨发现，不同受教育层级的劳动力“智力劳动”能力比为；小学∶中学∶大学=1∶7∶25，说明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在经济增长总量中的贡献越大。巴罗（Barro，1991）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现为两方面：第一，人力资本的生产功能有要素和效率两个特性。前者对能否进行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而后者在生产效率能否得提高上起关键作用。第二，从人力资本具有的知识效应与外部效应分析，知识进步的需求、替代及收入效应共同构成了人力资本知识效应。
2 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2.1 中原经济区的范围界定
中原经济区指以河南省为主体，延及覆盖周边部分地区的，具有自身独特优势及特点、在其他经济区辐射范围外以致无法依存的区域经济体。具体范围包括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安徽的30个地级市和两个县，面积28.9万km2，人口约1.7亿。
2.2 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原经济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GDP总量由1985年的798.26亿元，到1995年突破2 000亿，至再到2010年的10 456.96亿元，26年间增加十几倍。
2.3 中原经济区人力资本现状
2.3.1 中原经济区人力资本数量
中原经济区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原经济区人力资本数量逐渐增加，1985年中原经济区劳动力人数为6 980万人，2010年达到11 313万人。
2.3.2 中原经济区人力资本质量
本文主要从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存量两方面分析中原经济区人力资本质量的基本状况。中原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水平由1985年的4.83年增加为2010年的7.62年，说明中原经济区的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在不断增加。
随着教育经费投入稳步增长，中原经济区大专及以上、高中及普专人力资本存量结构呈逐年增长态势，基础教育基本稳定。
3 研究方法
3.1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模型构建
本文以CD生产函数（其函数关系为：Y=AKαLβ，其中：Y为总产出，A为技术水平参数，K为物质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α、β分别为K和L的产出弹性系数）为依据，以其函数变形式——卢卡斯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作为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生产函数，揭示人力资本在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人力资本模型的标准形式为：是一个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式中，Yt为t时期中原经济区的国内生产总值；At为不变的技术水平；Kt为物质资本存量；Ht为人力资本存量；ht为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其中Ht=劳动力数量×ht）；α、β分别为模型方程待估参数，α、1-α、β分别为物质资本指标、人力资本存量指标、人力资本水平指标的产出弹性系数。由于要素产出弹性估算需使用对数线性模型，故将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作对数化处理，可得：
3.2 指标度量与数据处理
本文主要涉及到产出总量（GDP）、物质资本存量（K）、人力资本存量（H）、人力资本水平（h）、劳动力数量（L）等指标。本文选取中原经济区1985～2010年共26年的数据构建模型。
3.2.1 产出总量指标度量
测度经济增长最常用的指标为国民生产总值（GDP），本文选择实际区域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3.2.2 物质资本指标度量
为得到中原经济区1985～2010年物质资本存量，在Goldsmith（1951年）提出的永续盘存法基础上，直接采用当年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作为衡量物质资本存量的指标
3.2.3 人力资本指标度量
本文将采用劳动力数量乘以人力资本水平来计算人力资本存量。其中， 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素质）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小学年限数定为6年，初中为3年，高中和中专为3年，大专和本科为4年、研究生为3年。
3.2.4 劳动力数量指标度量
本文用历年年末从业人员总数表示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如表1所示。
3.3 分析方法
运用Eviews6.0对模型进行残差平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
4 中原经济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4.1 残差平稳性检验
由于涉及到的数据是时间序列，因此在考察产出总值（GDP）、物质资本存量（K）、人力资本存量（H）、人力资本水平（h）四者间的关系时，本文采用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并事先利用Eviews6.0软件对变量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表明各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具有平稳性，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4.2 模型回归分析
采用Eviews6.0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对回归方程的检验如下：
①拟合优度检验。由于R2=0.972634，非常接近1，所有变量能够解释地区生产总值GDP的97.3%，可判断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较高，总体回归效果较好。
②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方程的显著性水平只有0.000017，小于0.01，说明所选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能够正确反映中原经济区人力资本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
③F 值检验。一般情况下， F值越大越好，本模型数据显示F=145.7401，因此认定技术进步、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变量对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4.3 回归分析结论
分析可见，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各解释变量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0.879、0.121和0.136，说明物质资本存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而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于人力资本水平，说明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没有起到主导性的关键作用。因此必须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构建人力资本主导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4.4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了准确判断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对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求其增长方程，并写为差分形式得到：
式中，为技术进步（全要素）增长率，即除资本和劳动力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α、（1-α）、β分别为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他们除以即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计算得到各个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表4所示。
从表4可见，1985～2010年间，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4%和2.8%，说明人力资本对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外溢效应，但贡献份额不大。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是经济高速增长原动力的主要来源。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①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但贡献程度远不如物质资本大，物质资本要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原经济区对人力资本投入敏感度不高，其经济增长方式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
②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8%，侧面反映了中原经济区目前的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能力来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很大。
③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4%，说明中原经济区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流动，造成中原经济区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低。
根据分析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①加大中原经济区教育投入。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通过加大教育投资，不断提高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及其劳动技能水平。鉴于所辖省市农村人口比例高，相关部门应使教育的人力资本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相适应。
②培育多元化人力资本投资机构。鼓励私人人力资本投资机构发展，拓宽教育渠道，对于区域内优势产业所需紧缺人才，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满足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
③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减少人力资本外流。通过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丰厚的薪酬、优越的生活条件，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努力营造宽松的工作环境和现代化的科研条件，同时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逐步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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