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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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第1篇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2008年迎来了中国企业公开披露其社会责任的大潮。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在去年首度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基础上，今年6月份再次披露其2007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按照国际惯例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其报告的质量进行了验证。

2008年5月1日，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正式成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的一员。借联合国全球契约的平台，积极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以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科学的方式、更加出色的成绩，全面践行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全方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加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对全世界的郑重承诺。

应中国大唐集团的要求，挪威船级社（DNV），一个具有140多年历史，以风险管理为核心业务的第三方机构，对其2007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独立验证。

验证依据为《DNV可持续发展报告验证规章》，该验证规章基于AA1000AS和GRI（G3）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验证和编写原则，标准化、规范化、结构化了整个验证过程，使验证结果更加透明、公平和可信。

DNV组织了具有丰富经验的验证小组在大唐总部范围内进行了报告的验证，并从完整性、响应性、准确性、可比性、中立性等几方面进行了评述，验证采用了企业社会责任风险预评估、风险排序、人员访谈、利益相关方访谈、文件资料查询、平行计算、可靠性评估、敏感度分析等方法进行。DNV认为，《报告》中披露的有关大唐集团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信息和数据是基本准确和客观的，DNV未发现任何系统性的或重大的错误。并希望提高利益相关方参与和系统性，充分辨识实质性问题。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是中国五大发电企业之一，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安全稳定的运行不仅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也对合理使用资源、环境治理、社会就业、区域经济等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提供清洁电力，点亮美好生活”充分反映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诉求。

在2007年，大唐集团在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谐企业建设、尤其是经营发展方面实现了新的跨越，继续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超额完成了年度投产计划，总装机容量突破6000万千瓦；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境外投资项目实现“零”的突破；积极开展以电量为核心的市场营销工作，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逆势而上，发电量突破了3000亿千瓦时大关。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无论在企业规模（装机总容量）还是经济效益（总发电量、净利润）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如何在经济、环境、社会三方面实现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所有企业面前的挑战。身处高能源消耗和高污染排放的发电行业，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企业发展战略，通过优化电源结构，大力发展水电、风电、生物质发电等清洁能源，成为中国能源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亲历者。在实施规模效益、淘汰落后产能方面，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为根本，在关停“小火电”同时关注员工利益和社会稳定方面，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科学发展之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良好的设备运行状况和安全的工作环境是发电企业生存的根本保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实行安全生产星级考评制度和设备可靠性管理，为电力生产的安全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发电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但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依靠其有效的管理系统和应急机制，在企业先后遭受风暴潮、洪水、冰雪灾害的影响时，能够准备充分、组织有序、处置得当，在关键时刻确保了人身、电网和主设备的安全。

“风物长宜放眼量”----在社会发展中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以“提供清洁电力”为使命，加大投入力度，在节约能源方面通过技术改造和经济运行控制降低了单位发电煤耗；在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积极采用脱硫、高效除尘、低氮燃烧等环保技术，使烟尘、废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全面出现下降趋势，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向环境友好型企业转化。

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第2篇

中图分类号:F29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7-0124-06

收稿日期:2008-04-24

作者简介:周辉莉(1987-),女,福建泉州人, E-mai:l Chenruhua.省略

一、引

言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选择市场经济的取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逐步形成。90年代以来,中国房地产价格每一年的增长率几乎大于零,总体处于上升趋势,特别自2004年以来中国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远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水平;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惊人,在过去的3年间三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大约分别上涨了123.4%、38.4%、73.1%,中部地区房价也有所上涨,但增长幅度远不及东部地区,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区域差距扩大。发达国家与地区历史经验及理论研究表明,房地产价格出现不正常的持续上涨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诸如拉动经济过热,引发房地产金融风险;抑制其他消费支出,制约经济稳定和均衡发展;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1]。2006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引发了许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已引起了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央政府连续两年出台了“国八条”和“国六条”,采用金融、土地、税收等多种政策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但时至今日效果仍不明显。

房地产是指房屋建筑和建筑地块有机组成的整体,是房产和地产的有机结合体[2]。房产必须附着在地产之上,因此获取土地对房地产商至关重要。由于我国实行城市土地国有制度,目前政府的土地出让制度以协议出让方式为主,部分地区采用招标或拍卖方式出让,这就成为房地产商主要的进入壁垒,决定了房地产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国内大多数学者据此通过我国房地产商的垄断定价能力研究房地产价格机制。又由于土地的不可移动性,每一个房地产产品都有一个惟一的、不可复制的位置,即使是毗邻的建设用地有可能是类似的,但绝对不可能完全相同,相对于具有相似性和替代性的粮食、煤等有形商品或股票等无形商品来说具有完全差别性;一般而言,产品差别假设是不完全竞争理论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同样,房地产产品的完全差别性对房地产价格形成有重要影响。然而这种差别程度却是不确定的,一方面房地产商可以不断从产品的品种、质量、服务等方面强化产品差别程度;另一方面产品差别程度客观上受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影响。本文将根据房地产商品完全差别的内在特性,把我国房地产价格问题放在宏观经济背景下,从房地产特殊的市场结构探索促使我国宏观调控房地产价格政策有效性发挥的经济运行条件。

二、房地产产品完全差别的市场效应及社会影响

进入壁垒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存在的根本条件,如果不存在进入壁垒,厂商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某一市场,则市场可以达到完全竞争或可竞争状态,但某一行业的垄断势力大小并不单单取决于该行业厂商数目和规模,更大程度上与该行业各厂商生产的产品的差别程度相关。鉴于此,下文将基于差别产品垄断竞争的模型[3]分析房地产产品完全差别的市场效应。

假设两房地产商分别提供两种差别化的产品且成本都为零。房地产商1的需求q1不仅取决于价格p1,也取决于房地产商2的价格p2。显然,根据需求定律, q1随着p1的增加而降低。同时,根据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如果厂商2的价格p2增加,其需求也会增加,因为此时厂商1显得相对便宜。假设两种产品增加的影响是对称的,则可以用下面两个对称性函数分别表示对厂商1和厂商2产品的需求。

q1=a-bp1+cp2

q2=a-bp2+cp1(1)

其中, a>0,是容量参数; b>0,表示两种产品的产量对各自价格的敏感程度; c>0,表明两房产有一定替代性,反映一种商品对另一种商品的替代程度; b>c,表示每种产品对自身价格敏感程度更大,也就是说,如果p1增加一定幅度,只有当p2增幅更大时,厂商1的需求才会保持不变, b与c差距越大,两种产品差别性越大。在上式中,我们将两种产品的需求表示为价格函数,但也可以通过反解得到每种产品的逆需求函数:

p1=m-nq1-rq2

p2=m-nq2-rq1　 (2)

其中,m=a/(b-c), n=b/(b2-c2), r=c/(b2-c2)。注意n>r,即每种产品的价格对自身产量变化的敏感程度更大。根据式(1),厂商1选择最大化利润的p1:

l1(p1, p2)=p1q1=p1(a-bp1+cp2) 　(3)

一阶条件给出:

p1*(p2)=(a+cp2) /2b 　(4)

这相当于一个反应函数,即给定厂商2的价格p2,厂商1的最佳反应由式(4)给出。根据对称性,可以得到差别化产品的伯川德均衡结果为:

qib=ab/(2b-c)

pib=a/(2b-c)

lib=a2b/(2b-c)2　i=1, 2

如果两个厂商进行差别化产品的古诺竞争,

则根据式(1),厂商1选择最大化其利润的q1:

l1(q1, q2)=p1q1=q1(m-nq1-rq2)

一阶条件给出:

q1*(q2)=(m-rq2) /2n

同样,根据对称性可以得到差别化产品的古诺均衡结果为:

qic=m /(2n+r)=a(b+c) /(2b+c)

pic=mn/(2n+r)=ab/[(b-c)(2b+c)]

lic=m2n/(2n+r)2

=a2b(b+c) /[(2b+c)2(b-c)]　i=1, 2

从以上分析中,得到结论:

dpib/dc>0, dpic/dc>0, dlib/dc>0, dlic/dc>0,即随着产品差别程度的增大,产品间替代作用减弱,厂商间的价格竞争趋于减弱,利润趋于增加。qic-qib0, lc>lb>0,即在差别化产品古诺竞争导致的市场均衡产量更低,价格更高,利润更高;同时,差别化产品的伯川德竞争中企业价格和利润均大于零,避免了“伯川德悖论”。产品差别程度的大小与企业市场力量的强弱正相关,即产品差别程度越大,厂商的市场力量越强,其市场结构的垄断程度越强,以至于是完全差别产品,即使市场上有多个房地产商,也可以对自己的产品行使接近于垄断的市场力量;反之,即使市场内只有很少的几个厂商,但如果它们的产品是同质的,则它们的市场力量较弱,甚至于接近竞争水平。

下面进一步分析产品差别化的社会影响,即它所产生的福利效应[4],如图1(a), (b)所示,产品差别程度加强后,房地产产品需求弹性变小,厂商加价MV-P*变大,有更大的垄断势力,但攫取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社会的无谓损失(阴影部分)也增大了。

联系中国现实国情,如图2所示,由于历史、自然、文化等因素影响,我国形成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地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即使各大经济带内部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东部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最为发达。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客观上加剧了房地产产品的差别化,加强了房地产商的市场力量,强化了其市场垄断势力和垄断定价的能力,这也是政府对房地产业出台了一系列的抑制房地产业价格上涨的政策收效不甚明显的重要原因。下文将进一步定量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业垄断势力关系,探究我国房地产垄断定价机制对房地产价格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业垄断势力关系的实证检验

本文引进勒纳指数[5]和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指标进行分析。勒纳指数L是市场垄断势力的测度,等于价格减去边际成本再除以价格的加价率,用公式表示为:L=(P-MC) /P,式中P、MC表示产品价格和产品边际成本;勒纳指数在0到1之间变动,数值越大表明垄断势力越大。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勒纳指数为零;而在垄断市场条件下,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勒纳指数在0到1之间。这个指数本质上考察垄断者的行为,它计量的是价格偏离边际成本的程度通过建立房地产产品销售成本(ZC)与销售量(ZQ)的对数模型得到价格弹性系数来进行房地产产品的边际价格分析。结果为: ZC=-6.45E+10+1 916.663ZQ,该模型通过计量检验,数据来源于中经网,表示房地产产品每增加一平方米,房地产总价就增加1 916.663元,即房地产产品的边际价格为1 916.663元,是常数。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指标用K表示,由于具体计算各省市地区经济差别太复杂也不必要,于是按中国的东中西经济带划分来估计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指标,假设东中西三地区经济总量分别为GE、GM、GW,其占全国经济总量比例分别为GE/GDP、GM/GDP、GW /GDP,三地区经济发展绝对平衡时,其占全国经济总量均为1/3,所以K=Abs(GE/GDP-1/3)+Abs(GM/GDP-1/3)+Abs(GW /GDP-1/3),Abs()表示取绝对值,K越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越强,若地区经济平衡,K为0。利用1994―2007年勒纳指数和区域经济发展平衡性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中国商品房本年销售价格、商品房竣工房屋造价、各地区GDP及GDP等变量数据同样来源于中经网,其中东中西地区GDP等于各自包含省市GDP加总而得,三大区域划分以中经网为准。为克服异方差,分别对L、K取对数lnL、lnK。

1・变量平稳性检验

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时,首先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否则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将导致谬误回归现象。采用ADF检验方法分别对变量lnL、lnK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5.0软件,检验结果见表1。

2・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6]认为,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是不平稳的,但它们的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并且可被解释为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协整检验有多种,这里,主要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基于回归方程残差的协整检验方法。变量lnL与lnK都是一阶单整的,建立协整回归方程如下:

lnL =-0.322181+1.665190lnK

(-0.911399)　(5.007346)

R2=0.758115　R2=0.727879　DW=1.307148

F=25.07351

(注:括号内为相应的估计量的t值)

从上面的回归的统计量来看,回归方程效果比较好。再对模型估计的残差序列et采用ADF

检验,检验其是否平稳,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知,残差序列在5%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说明et―I(0),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表明了变量lnL与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回归方程系数为1.665190,是正数,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存在长期稳定正相关的均衡关系。

误差修正模型的基本思想[6]是当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种长期均衡是在短期波动的不断调整和修正过程中实现的。因为lnL与ln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ΔlnL、ΔlnK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ΔlnL=0.226359+0.224468ΔlnK-0.356157et(-1)

(3.485613)　 (0.796871) 　(-1.984627)

R2=0.398352　R2=-0.197803　DW =2.745455　F=1.986306

(注:括号内为相应的估计量的t值)

从结果看出,误差纠正项的系数在10%置信水平上显著,大小为0.356157,表明反向纠正上一期非均衡的程度约为35.62%,说明当长期均衡关系出现偏离时,从非均衡状态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比较慢。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大小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涉及到滞后阶数的选定,这里对最优滞后阶数的选取是基于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残差分析来确定的,即根据AIC定阶准则确定,最后确定最优滞后阶数K=1。从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看出, lnL格兰杰引起lnK的概率是75.294% , lnK格兰杰引起lnL的概率是82.543%,均较大。这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增强的原因,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增强反过来会加剧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

4・脉冲响应分析

以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大小间的动态关系。在VAR模型的标准式中,扰动项也称为新息,脉冲响应函数试图描述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如何通过模型影响其它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7]。根据Eviews所提供的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和函数图备选项,用组图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程度,结果如图3所示。实线部分为计算值,虚线部分为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从图3可以看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对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的影响总体上具有较明显的正向响应,从第一期开始影响幅度不断增大,到第2期达到顶峰,从第2期开始,房地产市场垄断势力保持比较稳定状态。

(二)我国房地产业的垄断定价[3]

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房地产业垄断势力的关系,接着建立房地产垄断定价模型,考察我国房地产业的垄断势力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从理论上说,影响房地产产品价格的因素是供给与需求,为分析它们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情况,分别取供给中的成本变量和需求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变量进行回归。由于我国房地产业相关统计资料的不完备,时间序列较短,所以采用我国2002―2007年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分地区商品房售价、房屋造价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情况的相关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方法在Eviews进行回归分析,数据来源于中经网。商品房售价、房屋造价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用P、C、Income表示,为克服异方差,分别对其取对数lnP、lnC、lnIncome。

回归方程结果:

lnP=1.776672+0.185917lnC+0.499254lnIncome+

(1.231170)　 (2.208723) 　(3.641586)

[AR(1)=0.844056]　(15.66469)

R2=0・933477　R2=0.931814　DW=2.229866　F=561.2994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价格变动与房屋造价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明显呈正相关,但房屋造价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房地产价格影响有差异,房屋造价每增长1个百分点,房地产价格仅增长0.185917个百分点,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房地产价格就增长0.499254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成本并不是影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主要因素,而市场状况的影响较突出,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垄断势力确实很强,进行产品定价时更多的是基于消费者的保留价格而攫取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剩余,这是当前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原因。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北京、上海、广州等影响更大,形成了经济发展―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恶性循环,加重了居民的经济负担。

另外,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总体上是地区经济发展好的衡量指标,但并不是它的完全指标,经济发展不但指经济增长状况,还指经济发展的质量,包含发展的经济环境,体育、教育、文化、卫生状况,经济发展潜力等方面,是一个综合指标。具体分析,泉州、福州GDP并不差于厦门,但房价低于厦门,杭州曾经一度是中国大陆房价最高城市,虽然这其中不排除房地产商投机炒作等因素,但归根到底由于厦门、杭州发展的经济环境,体育、教育、文化、卫生状况,经济发展潜力等方面较好,吸引了外地的资本投入房地产业,提高了房地产需求的购买力,使房地产商能更多地攫取消费者剩余。

四、结　论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由于我国政府的土地出让制度造成房地产进入壁垒和房地产产品完全差别的内在特性导致房地产市场不完全竞争性,形成垄断竞争市场;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了房地产产品的差别性,加强了房地产商的市场力量,提高了他们进行垄断定价的能力,可以攫取尽可能多的消费者剩余,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房价更高,上涨的更快,例如南昌1平方米可批2 000元,厦门可批7 000元;我国的房地产产品价格呈现总体上持续增长,区域差别扩大的局面。目前我国对房地产价格上涨控制的政策主要是集中于宏观层次,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贷款买房的利息率,抑制过热的需求,甚至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直接干预房地产价格上涨,控制其上涨幅度,或增加住房补贴等被动的针对房地产价格变动而进行调控,但并未达到理想效果。因此要有效地抑制当前持续上涨的房地产产价格,不能仅仅从房地产“过热”的表面现象出发,而必须从房地产产品的内在特性和市场结构入手,配合其宏观经济运行条件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减轻房地产产品的差别化趋势,抑制房地产商的市场力量,削弱其垄断定价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发挥当前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政策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秀光・我国房地产的内在矛盾与价格坚挺――对我国房地产价格坚挺的一个分析框架[J]・学术问题研究(综合版), 2007, (1)・

[2]　汤树华・中国房地产实务全书[M]・北京:新时代出版社, 1992・

[3]　苗天青・我国房地产产业:结构、行为与绩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38・

[4]　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297・

[5]　杨建文,周冯琦・产业组织[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3・87-88・

[6]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Eview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154-158・

[7]　约翰斯顿・迪拉尔多・计量经济学方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

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 贸易顺差 财政政策 税收

2001年入世以来，凭借成本优势和出口导向战略引导，我国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使我国贸易不平衡性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隐患。因此，研究缓减贸易不平衡状况的政策措施对于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重点讨论扭转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财政政策措施。

一、我国国际贸易现状及其隐患

（一）我国国际贸易现状

当前我国经济模式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国际贸易额逐年增加，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贸易不平衡性表现为长期的贸易顺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贸易顺差幅度有所下降，2010年顺差总额为1831亿美元，2011年降为1549.94美元。据统计，2008年至2012年，我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5633亿美元增加到38667亿美元。商品结构方面，从1998年至2008年，工业制成品中的8类杂项制品是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这些商品基本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则出现逆差的情况。

（二）存在的隐患

从我国贸易现状来看，我国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贸易顺差的趋势没有变化，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隐患：

商品结构不合理不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引导资金向出口相关产业投资，大量的资源通过出口企业转移到国外。一方面，我国大量出口对国际造成巨大竞争压力；另一方面，本国资源被大量转移到国外，造成大量的战略资源损失，不利于国家经济实力的整体跃升。例如，2009年，稀土出口额为6.49亿美元，进口额为1.84亿美元，顺差达4.65亿美元。

贸易顺差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果。1996年我国确立外汇结售制度，中央银行要以人民币购买外汇，国内货币量随着顺差的加大而增加。人民币这种别动的投入到市场上，削弱了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

二、缓减贸易不平衡的财政政策措施

（一）依靠外资向扶持本国资本转变

实施导向性的财政投资措施，引导本国资金对高新产业的投资，逐步降低对外资依赖，缓减贸易顺差。据统计， 2003年，美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达340亿美元，但同期美国对中国出口仅为290亿美元。引导本国投资，增强核心竞争力。从我国贸易商品结构可以看出，初级加工品占有重要地位。为扭转不利于局面，我国应改变重点利用外资的做法，积极稳步推进内资对行业高端的投资，助推产业升级，改善商品结构。

（二）制定鼓励重要物资、技术进口的税收政策措施

税收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政府应充分利用税收政策来缓减贸易不平衡，优化贸易结构。其一，免除重要物资和技术进口税收，刺激进口，同时提高资源出口税。利用重要物资弥补国内稀缺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掣肘，通过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其二，逐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政策为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做了积极贡献，但也导致我国长期贸易顺差的问题。因此逐步降低对初级产品出口退税力度，大力扶植新兴产业发展，可缓减贸易顺差。因此，要有重点的扶植战略进口行业发展，并逐步调整对传统出口行业的退税政策，逐步实现贸易平衡，优化产业结构。

（三）扩大内需的财政扩张政策

扩大内需是有效缓减贸易顺差，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方法。我国面临内需不足的情况，因此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有效缓减贸易顺差，增强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其一，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开发，加大出口转内销力度，使这些地区人民享受发展带来的福利，同时缓减贸易顺差。其二，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消化大量初级产品，提升其生活水平的同时缓减贸易顺差压力。其三，加大财政补贴，引导本国资金流向教育、服务、社保等行业，减少对初级出口加工行业投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并缓和贸易摩擦。

三、财政政策措施实施面临的障碍

（—）体制机制不完善

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表现为对国有企业补贴过多，教育、基础科研、社保等领域财政支持不足，财政开支监管不足，财政政策执行效果受到影响。

（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2009年至2012年债务总额均占GDP的30%以上。由于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很大一部分是土地出售收入，2010年和2012年均超过GDP的6%，可见在推行新的财政政策过程中会受到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制约。

参考文献：

[1]叶哲源.贸易收支顺差背景下我国的财政政策选择研究[J].国际商贸，2012.

[2]张清.造成我国巨额顺差的出口贸易结构分析[J].经济论坛， 2010.

[3]冯君从.近年来我国有色金属的进出口分析[J].有色金属，2010.

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第4篇

都市生活早已成为人们乐于享受的生活方式，但是拥挤的交通、污染的空气、加速转动的生活节奏已经慢慢揭示着不适宜人类舒适的居住。人们与大自然相去甚远了。因此我们需要恢复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和谐关系。人们对和谐的不懈追求使我们工业设计发展的原动力。正是这种对和谐的向往与追求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都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在于它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人类历史上，高新技术与日常生活的桥梁就是工业设计，是它将企业与消费者连接起来。工业设计不仅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也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因此它成为企业重要的资源，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设计不就是在人与产品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么，人与产品自然和谐。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工业设计随之更新甚至被，但无论如何变化，它追求和谐、平衡生存这一点不会改变。

2工业设计的视觉平衡性

“丑陋等于滞销”是80年代流行于工业设计界的一句话。设计师最为关心产品的形态，是否生动、是否悦目是否有情趣、是否有文化艺术内涵等等。设计的功能要求与艺术审美要求都是被当代学者所强调的。随着大工业时代的到来，批量生产带来的是不堪入目的丑陋。社会呼吁产品要带有设计的艺术性。而我们设计的服务对象不是设计师自己或者少数人而是面对全体大众，众口难调，我们在坚持艺术性原则的同时，要把握好客观存在的普遍性的美学和艺术标准，首先考虑大众的审美需要。作为以人为本的工业设计，在视觉上依然是产品与人的平衡点。

3工业设计的心理平衡性

工业设计的视觉平衡性与心理平衡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个是感官上的，一个是感受上的。人对物的使用心理平衡表现在我们要求所设计的产品易看懂、易操作。就是让产品在消费者的心理建立一个良好的心理模型，引导消费者正确的操作或者说让正确操作成为一种自然而然。我们希望消费者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工业设计就是要让产品给人形成的心理模型达到完美平衡。

4工业设计的情感平衡性

人性化再人性化是对工业设计不断的要求，要注重产品对人的情感因素。让处在重压下的人们感受到埋藏在心底的愉快就是工业化设计的人性化设计。注重对人性的关怀属于情感设计，同样也包括产品与人的情感交流。产品深层次的情感语言不就是产品的内涵么。人们对产品情感上的依赖与满足将是产品的未来，也是我们工业设计的发展方向。比如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产品的民族文化能唤起民族情感和民族自尊。因此，工业设计同样是人与产品的情感平衡点。

5工业设计中的健康平衡性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是我们这里定义的健康平衡，人与环境和谐相处。设计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的回归体现在现在流行的绿色设计。着眼于人与自然生态平衡的绿色设计在产品设计的每一个程序里都充分考虑到环境效益，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工业设计涉及的范围越广相应它所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甚至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命与健康。人与自然的法则让工业设计平衡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产品，让他们和谐发展。对于个人来说一个好的设计可以引领一个健康的消费。工业设计是一个能起健康平衡的平衡点。

6结论

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资本专用性；耦合成本；产业发展；技术进步

一、 问题提出

科斯（R. Coase）的交易成本理论在发表30多年之后才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后人因此发展出新制度经济学派。然而，当60多年后科斯回顾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时，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反思却又一次被人们所忽视。1998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谦虚而又诚恳的写道，“至于我的结论是否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同样适用，我想把这个工作留给别人去做”。显然，科斯已经意识到交易成本理论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局限性。

交易成本顾名思义与交易有关所产生的成本。根据康芒斯的解释，交易是“个人之间分割和获取对有形物品未来的所有权”。在市场经济下，合同是物品所有权或者说产权交换的基本形式，因此交易成本被定义为与合同准备、签订及履行有关的费用。具体来说可以分为搜索和信息费用、谈判和决策费用、监督费用和合同义务履行费用。可见，交易成本与产权间的交换密不可分。然而，在宏观经济领域，学者们往往跳出产权的范畴研究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交易成本理论的适用性便受到限制。那么究竟是什么限制了交易成本理论在宏观经济领域的适用？文章正是以此为切入口，拟从产业发展的视角，探讨交易成本理论的适用范围，提出适用于宏观领域的新概念。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交易成本理论适用范围的问题；第二部分探讨交易成本理论忽略资本的第二个维度，资本专用性维度；第三部分提出耦合成本的概念并提出有关耦合成本的两个简单推论；第四部分是给出耦合成本的简单实证；第五部分提出结论。

二、 资本的两个维度：产权与专用性

资本是指被人占有且开发利用实现增值的资源。可见，资源被人占有，拥有了产权特征；资源经过开发利用，投入到生产与再生产实现增值的过程中，便具备了生产某类专门产品的特殊功用，并且不可能轻易改变而毫不牺牲其生产性价值，拥有了专用性特征。因此，资本具有产权和专用性两个维度。

将资本分为两个维度是有必要的。新古典主义分析的是一个没有摩擦力的理想世界，除生产成本外，资本的转移和转换不会产生任何成本。交易成本理论对新古典主义做了修正，认为产权之间的转移是有摩擦的，即存在交易成本。毋庸置疑，与新古典主义相比，交易成本的提出拉近了经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然而，遗憾的是交易成本理论忽视了资本专用性这个维度，或者更准确的说，交易成本理论将资本专用性给定的前提隐含在理论假设中。

虽然威廉姆森将资本专用性作为区分交易成本理论的最重要特征，但是他也没有像考虑产权可转变一样考虑资本专用性的可变性。他认为，资本专用性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一种不可挽救的成本，会使投资一方处于谈判的劣势，易被另一方要挟，因此会带来事前谈判成本和事后维护成本的提高，从而造成交易成本的提高。不难看出，威廉姆森的分析假设中不仅有有限理性和投机行为，还隐含了资本专用性的不可变性。

然而，威廉姆森的这种假设是背离现实的。实际上，资本专用性是可以转换且有成本的。首先，资本专用性的转换是指资源从一种专用性体系中退出，进入另一种专用性体系中去的转化过程。每一种专用性体系都代表了一种具体的产业，产业不同，产业资本的专用性当然有所不同，资本专用性的转换意味着产业结构的改变；其次，资本专用性的可变性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不仅体现在专用性转换过程中资本价值和生产效率的直接损失，同时也体现在不同专用性体系间相互配合所产生的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实物资本或是人力资本从长期建立起来的资本专用性体系向新的专用性体系转换过程中，生产效率都暂时无法达到之前的水平，价值受到的损失。间接损失也不难理解，资本在不同的专用性体系下分配，由于技术进步和转换成本等缘故，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并不相同，即使资本专用性不发生改变，也不能实现“理想世界”的资本的最优使用效率；最后，资本专用性可变性的成本是有限度的。无论是资本专用性转换的直接损失，抑或是间接损失，成本都是有限度的。这种成本不可能无限度的大，以至于使得资本专用性的转变是根本无效率的。所以文章认为，交易成本理论假设的资本专用性初始给定且永远不可改变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正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忽略了这一点，才导致了交易成本理论在宏观经济领域适用的局限性。

三、 耦合成本及其推论

胡建绩（2008）将产业间分工的协作所产生的成本定义为耦合成本。通过上面分析，资本专用性的可变性带来了一定的成本。在此，本文借用耦合成本的概念，将不同专用性体系（产业）间配合协作成本也定义为体系（产业）间的耦合成本。因此，耦合成本既包括专用性发生转换时的直接成本，又包括专用性没有转换时的间接成本。

1. 耦合成本产生的原因。胡建绩（2008）从价值发展的角度分析，探讨耦合成本产生的原因，值得本文借鉴。本文认为，除资本专用性之外，技术进步不平衡性，也是耦合成本产生的基本原因之一。

首先，资本专用性是耦合成本的最基本原因。同交易成本理论一样，本文将资本专用性作为耦合成本最基本的原因，最根本的本质特征。关于这一点，本文第二节已经做了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其次，由技术进步不平衡性导致的产业发展的动态性和不平衡性也是耦合成本形成的基本原因之一。产业是指一组具有相同专用性的资本的集合，这些资本形成具有特定专用性的体系就是特定的产业。由于技术是进步的，所以产业是动态的、发展的；同时由于技术进步是不平衡的，所以产业发展是不平衡的。一个直观的例子，2010年全世界农业人均产值是30年前的1.5倍，而人均产值GDP在不到20年间就完成了相同幅度的增长。这是因为相比于其他产业，农业更加依赖耕地，而耕地资本的积累和扩张受到地理和环境等客观因素的种种限制，不可能像设备厂房等其他资本形式快速的扩张，所以导致农业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进步较之其他产业明显偏低。随后，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产业结构的改变，资本专用性的不断转换，耦合成本在专用性改变中体现的更为明显。总之，由技术进步不平衡性导致的产业发展的动态性和不平衡性是耦合成本形成的另一个必要条件。

除此之外，生产者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也会对耦合成本产生影响。有限理性意味着生产者的投资生产决策并不是完全基于长期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的。这样的假设是符合现实情况的，现实中，未来充满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生产者并不能准确的预知未来，他们的投资生产决策往往根据决策当时的产业和市场情况制定，当情况有所改变，生产者试图调整产业投资选择时，耦合成本就以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了。因此生产者的有限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耦合成本。

信息的不对称性对耦合成本的影响也容易理解。由于生产者不可能掌握产业的全部信息，生产者的决策受到一定限制的，很难是最优的。这种非最优的决策也会增加耦合成本的程度。

2. 耦合成本的简单推论。在交易费用理论中，罗伯特・库特将科斯第一定理表述为“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的角度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交换的交易成本为零”。本文参考库特的这种表述形式，将关于耦合成本的推论表述为以下形式：

推论一：

表述（1）：当资本可以在不同的专用性体系间自由转换时，资本专用性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是无关紧要的。

表述（2）：当耦合成本为零时，资本专用性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是无关紧要的。

当然，这样的表述是在假设产权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不用考虑交易成本。可以想象，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企业集团内部或者国有制国家内部，这两种表述是适用的。在更广泛的情形下，这样的表述则要求科斯第一定理成立。

推论二：当耦合成本为正时，不同的资本专用性分配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率。

如同交易成本对产权分配有影响一样，耦合成本也会对资本专用性的分配产生影响。当耦合成本为正时，资本在专用性体系间就不能无成本的自由转换，产业结构相对固化，只有当耦合成本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大于资本的转换成本（第一种表现形式）时，产业结构才会被迫改变。然而，转换之前和转换之时，耦合成本都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因此，资本专用性分配对经济效率至关重要。尤其，当耦合成本为正时，因为产业发展的动态性和不平衡性，资本专用性的分配不能时时保证经济处于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资源有效配置状态，即要素边际生产率相等的最优状态。即使某一时刻资本专用性的分配正好使得要素边际生产率相等，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将促使经济偏离这一状态。

推论三：耦合成本与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正相关。

正如推论二中分析，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促使经济偏离某一状态。当这种不平衡性越显著时，偏离速度越快，产业结构变化越频繁，在一定时间内耦合成本就越高。同时，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受制于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耦合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因此产业发展不平衡性越显著，耦合成本越高。

四、 理论模型

下面我们拟通过基本理论模型证明耦合成本存在。如上文所分析，耦合成本有两种表现形式。在第一种表现形式中，资本专用性的转换会带来价值的损失，假定这种价值损失以比例税的形式表现，比例税率用？子表示，即当资本K从专用性i转换到专用性j时，耦合成本为？子KijK。？子Kij允许不同资本专用性体系（产业）间的转换成本不同，不同形式的资本（实物资本K和人力资本L）转换成本也不同。

耦合成本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产业发展的动态性。文章借用宏观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刻画产业发展的动态过程。文章假定产业生产函数是实物资本（K）和人力资本（L）两种资本投入的一次齐次生产函数，其产出弹性均假设为常数，并且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同时为了简化模型，在不失一般性的前提下假定产业的技术进步率是外生给定的。此外考虑到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模型假设产业间技术进步率存在差异，且与资本产出弹性正相关。这一假设意味着越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其技术进步率越高（赵志耕等，2007）。

因此，产业生产函数为：

Yi（t）=Fi（Ki（t），Li（t），Ai（t））（1）

其中，K和L分别代表资本的两种形式，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A为希克斯中性的技术，增长率外生给定且不同产业存在差异；i代表不同的产业。因此令y=Y/L，k=K/L，产业生产函数又可以写作：

yi（t）=Ai（t）fi（ki（t））（2）

下面本文将借助这一模型证明，耦合成本的存在性。

当资本专用性发生转换时，耦合成本必然存在。因此，证明耦合成本的存在性等价于证明在现有资本的资本专用性不发生转换时同样存在耦合成本。为了简化证明，不妨设基期（t=0）经济处于资源有效配置状态，即对于任意产业i、j，存在：

？坠Yi/？坠Ki=？坠Yj/？坠Kj且？坠Yi/？坠Li=？坠Yj/？坠Lj（3）

现在证明问题简化为，在产业依靠自身积累的情况下，第一期（t=1）经济会偏离要素边际生产率相等的状态。短时间内，人力资本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可以近似视为增长率为零；实物资本，忽略资本折旧，且不考虑产业产出对资本投资的约束，其增长率主要受到产业储蓄率（投资）的影响，故下文对产业储蓄率（s）做分类讨论。

a.假定产业储蓄率为零，即si=sj=0

因为产业储蓄率为零，且假设人力资本增长率也为零，所以各产业第一期的人均资本等于基期人均资本量。同时根据模型假设，不同产业技术进步存在差异，其增长率不同。故有：

ki（t=1）=ki（t=0），kj（t=1）=kj（t=0）；（4）

■≠■；（5）

结合基期各产业要素边际生产率相等的假设，通过简单的代数运算可以得到边际生产率不相等的结论，即：

■≠■=1；（6）

且■≠■=1。（7）

因此，当产业储蓄率为零时，整个经济会自动偏离要素边际生产率相等的状态。

b.假定产业储蓄率不为零，且不同产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储蓄率s。

储蓄率自由选择的假设更加符合现实情况。在这样宽松的假设下，结论依然是成立的。本文通过反证法证明这一论断。

假设在第一期不同产业的边际生产率都相等，则有：

■=1；（8）

且■=1（9）

用（9）式除以（8）式，得到

ki（■-1）|t=1=kj（■-1）|t=1（其中？啄ki为产业i的实物资本产业弹性）（10）

同理，根据基期要素边际生产率相等的原假设，也可以得到类似等式，即：

ki（■-1）|t=0=kj（■-1）|t=0（11）

考虑到生产函数为常弹性函数，则有：

■=■或■=■（其中？琢为总收入中资本所占份额①）（12）

（12）式表明，如果经济继续保持要素边际生产率相等，一个必要条件是产业间实物资本（K）的增长率相同，或产业储蓄率与实物资本产出弹性保持相同比例，换而言之，各产业间新增投资与实物资本收入比例相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将（12）式代入（8）式，（8）式不成立，与原假设矛盾。

综上所述，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耦合成本是必然存在的。

五、 结论

文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证明了耦合成本的存在性。研究认为，耦合成本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受资本专用性和产业发展的动态性和不平衡性共同影响决定的。在现实中，耦合成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直接体现为资本专用性转换所带来的价值损失，另一种体现为产业间边际生产率所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损失。耦合成本的存在意味着资本专用性在产业间的分配对经济效率是有影响的，越是合理的产业结构，资本的利用率越高，经济发展的效率也越高。

耦合成本的存在性证明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在资本专用性发生转换时，依靠市场作用并不能达到的资源有效配置，产业间的边际生产率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这时，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在这一点上，本文的观点与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不谋而合。林毅夫（2012）在总结几个赶超国家的经济特点时提到，有为政府是这些国家一个显著的特点，尤其是中国，当年被认为是最差的经济制度――“双轨经济”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现在就容易理解了，结构转型的赶超国家的最大特征是产业发展不平衡，耦合成本成为影响产业发展和结构转型的重要因素，市场无法立刻解决的，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通过其努力，最大限度的降低耦合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双轨经济”正是达到这样的作用，取得经济快速发展。

注释：

①根据常弹性和一次齐次的假设，？琢和？啄是相同的。

参考文献：

1. 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段毅才，王伟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 曹玉书，楼东玮.资源错配、结构变迁与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工业经济，2012，（10）：5-18.

3. 胡建绩.产业发展学.上海：上海财（下转第65页）经大学出版社，2008.

4. 林毅夫著，苏剑译.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 袁志刚，解栋栋.中国劳动力错配对TFP的影响分析.经济研究，2011，（7）：4-17.

6. 赵志耕，吕冰洋，郭庆旺，贾俊雪.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经济研究，2007，（11）：18-31.

7. Commons， J.R.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34：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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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onald Coase.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2）：72- 7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层面及支撑体系研究”（项目号：12&ZD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