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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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 公共政策 理论向度 现实路径
问题综述：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日渐凸显，气候灾害、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北方地区的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现象加剧，沿海地区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2006年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预测，我国的气候变化将会加剧，沿海地区的海平面将会继续上升，并将严重影响水稻、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生产。如今，我国已成为碳排放大国，2007年我国碳排放为约61亿吨，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1%左右，成为全球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但我国的人均碳排放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2006年美国人均碳排放为20吨，而我国仅为4.6吨。随着我国能源需求的增长，我国的碳排放日益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根据《京都议定书》的有关原则与规定，我国并没有减排义务与具体的减排指标，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仍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并实施了积极的节能减排政策（金乐琴，2009）。2004年，我国政府出台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明确了节能减排的目标；2005年我国制定的《可再生能源法》将生物质能、地热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发展的新方向；2007年我国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优化能源结构、减少单位能源碳排放、建设低排放型社会的目标。
（二）制约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因素
1.经济发展阶段与低碳经济发展存在矛盾。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与重工业快速发展期，根据国际经验，这个时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会急剧增加。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规模之大、发展速度之快前所未有，这必将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当前，我国正处于大规模建设时期，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多，建设中的大工程、大项目的数量多，但这种经济扩张只是常规技术的简单复制，会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排放较多的温室气体。可以预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源需求将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使得低碳经济发展受到严峻挑战。
2.产业结构问题制约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虽然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但科技创新能力仍然较差，缺少核心技术、关键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在新能源开发利用、节能减排、先进装备制造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此外，我国采用的是资源密集型、“三高一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工业生产与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落后工艺多，有着明显的高排放特征，并形成了很强的发展惯性，使经济发展陷入“碳锁定”的困境，这无疑会增加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成本。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比重过高，服务业发展滞后，在第二产业中重工业又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水泥、钢铁、火电等高能耗产业迅速扩张，使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急剧增加（杜飞轮，2009）。
3.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制约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我国资源储存有着煤多油少的特点，煤炭资源丰富，约占全球储量的13%，而石油储量却远远不能满足国内能源需求，这种资源禀赋使我国形成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当前，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在我国能源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新能源的比重尚不足10%。据有关部门统计，2009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据70%，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9%。煤炭燃烧后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粉尘，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因而，我国的能源结构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4.法律制度不完善制约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当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宏观管理机制不完善，低碳市场不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标准、战略规划、政策体系等存在很多缺陷，关于碳排放的市场准入机制、低碳消费理念、低碳采购标准等尚不能满足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企业与行业仍是高碳运行。
理论向度：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理论
（一）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性，在公共产品消费过程中会出现“搭便车”的行为，消费者可以不付费而享用产品，私人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动力，因此，通过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公共产品供需平衡。由此可见，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而税收就是公共产品的价格（付允等，2008）。发展低碳经济，使用新能源、环保技术等可以减少碳排放，增加社会福利，但这样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而企业缺少发展低碳经济的内在动力，这时政府要对能产生正外部性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以补偿企业损失的利润。同样，对碳排放过高、产生负外部性的企业，政府应向其征收碳排放税，以弥补污染环境而带来的损失。
（二）技术创新理论
技术创新理论是通过技术理念或技术手段来研究技术对经济增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性与贡献度的理论体系。学者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改变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组合方式，能够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索洛、兰斯・戴维斯等学者认为，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与内生变量，创新环境、政策因素、产权因素等直接影响着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理念创新等对低碳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如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低碳发展制度等直接影响着低碳经济的发展。
（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用来描述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关系的。具体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会逐渐恶化，当经济发展到临界点时，生态环境就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好转；但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呈现出这样的发展态势，因为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如果环境恶化超过临界点，环境恶化就会呈现出不可逆转的态势，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来恢复生态环境。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启示人们，工业化初期产生环境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政府应采取措施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发展低碳经济可以减少环境污染，减少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良性循环。
现实路径：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选择
（一）建立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政策体系
2005年我国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这标志着新能源产业开始进入国家基本法的层面；2008年制定了《循环经济促进法》，新法律要求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低碳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虽然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已经出台，但配套法规还不完善，缺乏实施细则与可操作性（朱四海，2009）。同时，由于我国的低碳市场尚不成熟，法制环境较差，导致相关法律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为此，应加强立法建设，制定与基本法相配套的法规政策，完善低碳经济发展法律体系。
另外，应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应建立能源效率标准体系，完善能源标识制度，建立适合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金融、科技等政策体系，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为低碳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财税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合理的财税政策有利于低碳产业模式的建立。
例如可以通过税收奖惩机制解决低碳发展带来的市场外部性问题，通过对使用低碳技术、环保设备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对高污染、高消耗企业和资源出口型企业施以重税，从而实现低碳发展；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税收体制改革、征收碳排放税等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同时，政府应完善财政补贴制度，加大对新能源产业、文化产业等低碳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大对节能技术、环保技术研发的扶持力度，促进低碳经济发展。金融业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低碳经济的迅速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撑。为此，应将碳金融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助推剂，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金融与环境互动的金融工具，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低碳领域，通过金融市场培育低碳产业龙头。
（二）调整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
发展低碳经济是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需求快速增加，对国际能源的依赖度也在不断增加，为此，应积极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经济来降低能耗。出于能源安全的考虑、资源禀赋的制约，我国建立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体系，这种能源结构成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大障碍（陈振明，2001）。因此优化能源结构，减少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消耗，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成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举措。为了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推进能源供应多元化，我国先后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等法律规范。
同时，还应加大对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开发清洁煤电技术和煤层气资源，通过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带动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逐步提高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应根据低碳发展的理念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低碳生产与低碳消费，抑制高能耗产业的发展；通过产业发展规划、政策引导等多种方式发展低碳产业，限制高能耗产品的出口。此外，服务业有着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特点，完全符合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因而应将现代服务业作为发展的重点，加大生产业、高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优化产业结构；应通过发展现代农业、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的优化升级，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淘汰落后产能等方式，优化工业生产，提高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
（三）强化低碳技术的研发
低碳技术关系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决定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央政策明确指出，应对低碳技术开发进行超前部署，建立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持体系。因此，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加强专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创造有利于科技人才发展的环境，建立能体现人才价值的薪酬激励机制，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低碳产业等关系到国家的能源安全与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国家通过宏观政策进行扶持，需要政府积极参与能耗技术标准的制定、节能减排指标的实现、低碳技术交流等。
为此，政府应加强低碳技术研发资金投入，应对先进技术、新能源开发等给予政策优惠和财税支持，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装备制造的国产化水平（庄贵阳，2008）；完善低碳市场服务机制，扶持中介机构的发展，开展低碳行业的技术服务与认证活动，增强民众对低碳产品的市场认同度。此外，应制定合理的技术引进政策，通过引进外资提高我国新能源产业、低碳产业的竞争度，提高先进技术的扩散程度。还要引进市场营销、生产制造、组织管理等技术体系，在工程招标中可以附加技术含量的要求，迫使跨国公司提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破除新能源开发、节能减排等方面的技术垄断。
综上所述，发展低碳经济是解决我国能源安全问题与环境危机的有效途径，是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此，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制定各种有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建立以政策法律为基本保障、以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手段的低碳经济支持体系，促进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金乐琴.中国如何理智应对低碳经济的潮流[J].经济学家，2009（3）
2.杜飞轮.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考[J].中国经贸导刊，2009（2）
3.付允等.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
4.朱四海.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选择[J].发展研究，2009（5）
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城市化 城市化加速阶段 问题及对策
一、安徽省城市化历史进程及所处阶段的判别
(一)安徽省城市化发展历程
纵观安徽省城市化发展历程,安徽省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镇数量的增加。1949年安徽省只有合肥、芜湖、安庆、淮南和蚌埠5个城市;2008年,安徽省共有城市22座,其中地级市17个,县级市5个,市辖区44个。二是城镇人口的增长,城镇化率不断提高。1949年城镇人口为266万人,城镇化率为8.69%;2008年,安徽省市镇人口为2485万人,城镇化率为40.5%,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2000年的8.4个百分点,缩小到2008年的5.2个百分点。
笔者归纳安徽省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如下:
首先,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从1953年的8.69%,到2008年提高到40.5%,年均提高0.58个百分点,而全国城市化速度为0.5个百分点,安徽省城市化速度均值高于全国。
其次,城市化进程滞后。1953年安徽省城市化水平滞后全国4.62个百分点,2008年滞后5.18个百分点,滞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经济较发达的省份相比,甚至与中部和西部部分省份相比,安徽省城镇化水平较低。
第三,近年来出现加速趋势,且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速度。1978年以前年均增加0.16个百分点,1978-2008年年均增加0.93个百分点,其中1978-1990年年均增加0.44个百分点,1990-2000年年均增加1.01个百分点,2000-2008年年均增加为1.56个百分点。
第四,城市化出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来看,安徽省城市化大体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
1953-1978年的缓慢增长期。1953年城市化率为8.69%,到1978年提高近4个百分点,达12.62%,1953-1978年安徽省年均城市化速度为0.16个百分点。期间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三个小的阶段:第一阶段(1953-1957年):城镇化的缓慢增长期,1957年城镇化率为8.96%,比1953年提高了0.27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07个百分点;第二阶段(1957-1965年):城镇化的波动期,1958-1960年,城镇化率由1957年的8.96%提高到了1960年的16.5%,年均增长2.51个百分点,而1965年城镇化率下降到了11.59%,年均增长-0.98个百分点;第三阶段(1965-1978年):城镇化的停滞期,1978年安徽省城市化率为12.62%,低于1960年的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0.39个百分点。
1978-2008年为城市化平稳快速发展期。1978年安徽省城市化率为12.62%,到2008年,安徽省城市化率为40.5%;1978-2008年其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93个百分点。其间根据城市化速度又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1978-1995年为城市化平稳发展期,1978年安徽省城市化率为12.62%,1995年为19.09%,年均增长0.38个百分点;1996-2008年为城镇化的加速增长期,2008年城市化率为40.5%,比1996年提高21.41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65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安徽省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全国城市化进程,近期出现加速发展趋势;安徽省城市化进程以1978年为界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二)对安徽省城市化所处阶段的判别
本文运用叶裕民对城市化阶段性的研究,运用城镇人口增长系数加以分析。笔者计算了1953-2008年安徽省城镇人口增长系数,以此为据来分析安徽省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
从城镇人口增长系数看,1953-1978年安徽省为0.2;1978-2008年为1.053,说明1978年以后,安徽省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城市人口增长规模超过总人口增长规模,农村人口绝对数开始下降,人口的增长表现为城镇人口的增长。
1978-1990年安徽省城镇人口增长系数为0.444,1982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82年以前,安徽省城镇人口增长系数小于0.5(1958、1959年除外);1982年以后大部分年份,安徽省城镇人口增长系数超过0.5,即1982年以后城镇人口规模增长超过农村人口规模增长,安徽省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1990-1996年城镇人口增长系数为0.858,城镇人口规模增长超过农村人口规模增长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其中1996年城镇人口增长系数为2.73,说明1996年,城镇人口增长规模超过总人口的增长规模,农村人口规模绝对下降。1996年以后大部分年份城镇人口增长系数超过1,1996-2000年为1.982,2000-2008年为1.053,乡村人口绝对规模开始下降成为常态。
据此,笔者认为从1982年开始,安徽省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1996年是安徽省进入城市化进程的另一个转折点,即农村人口规模绝对下降,城镇人口规模增长超过总人口规模增长。
综上所述,以城镇人口增长系数为依据,安徽省城市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53-1982年为前城市化阶段,人口增长系数小于0.5;1982-1996年为城市化前期阶段;1996年以来为城市化中期阶段。1982年是安徽省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起点,1996年是城镇人口规模增长超过总人口,农村人口规模绝对下降,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的转折点。安徽省已经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
二、安徽省城市化存在的问题
(一)城市化水平滞后,就业压力显现
安徽省人口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稳定在5%左右,城市化水平滞后,2008年为40.5%,比全国平均水平落后5.2个百分点,远没有实现城市化。
笔者研究了1978-2008年间安徽省经济增长与城镇就业之间的关系,以城镇从业人员增长为自变量Y,经济增长为因变量X,数据以1978年为基期,构建二者的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Y=44.904+0.641X
(0.867)(7.307)
结论:经济增长与城镇就业增长相关度为0.867,高度相关;经济增长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城镇就业相应变动0.641个百分点,模型通过检验。
2008年安徽省经济增长率为12.7%,相应城镇从业人员增加8.141个百分点;2007年城镇从业人员为818.1万人,以此为据,城镇新增岗位66.6万个,大约70万。安徽省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不考虑城市化人口的自然增长,意味着每年近70万人口进入城市生活。2008年城市化率比2007年提高1.8个百分点,约150万人进入城市,城镇需要新增岗位约100万个,才能满足需要。笔者认为城镇新增岗位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化进程的需要。
(二)城市化进程的地区差异大
一是从横截面看,安徽省城市化进程存在较大的差异。2008年城镇率较高的地级市有:铜陵、马鞍山、芜湖、淮南、合肥、淮北。铜陵最高,为75.3%;合肥为62.4%,在安徽省居第五位。城镇化率最低的是阜阳市,为30.6%。从区域看,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形成皖江经济区,马芜铜为安徽省城镇化率前三位,城镇化水平较高;皖中地区的合肥市是省府所在地,是安徽省唯一超级大城市,2008年总人口近200万,是区域城镇化率较高的地级市;皖北和皖南地区城镇化率较低。
二是从时间序列变化看,安徽省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但是地级市的城镇化率并不都是稳步提高的,地级市的城镇化率排序不断变化。
首先,合肥、淮北、马鞍山、滁州、蚌埠、巢湖、芜湖、铜陵、宣城、安庆数据较为稳定,城镇化率快速提高,在安徽省地级市城市化率排序中前移。其次,宿州、淮南、亳州、六安的城市化率下降,阜阳、黄山城镇化率小幅提高。第三,合肥、池州、芜湖、宣城、铜陵提高幅度达到20个百分点,位序前移大。
综上所述,安徽省地级市城市化水平空间分布具有不平衡性,差异巨大。
(三)城市首位度不高
一般认为“区域内城市首位度为小于2,说明区域内城镇空间分布较均衡,资源配置较为合理;当首位度超过6时,就认为区域内各城镇处于一种极度失衡的发展状态,两极分化现象明显”。
笔者以非农人口为基础,计算了安徽省城市首位度。1998-2008年首位度在1.2-1.8之间,说明安徽省城市首位度目前处于较为合理的状态,省域城镇体系规模分布相对较为均衡。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安徽省首位度不断提高,1998年为1.22,2008年为1.77。说明人口要素正向以合肥为中心的大城市积聚,聚集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安徽省城市化进程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经济、人口等要素向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集中,聚集效应明显。
(四)近期城市化速度过快
一般认为我国在快速城市化时期,以0.5-1%的速度增长是比较合适的。按照国际经验,1%的速度也是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安徽省的城市化速度近年来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年以来年均为1.56个百分点,2008年比2007年提高1.8%,这是城市化历史上罕见的高速。
(五)粗放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模式产生一系列问题
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相应而生的是城市化模式的粗放,集中体现在城市用地摊大饼式扩张,造成的耕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紧张。一是市辖区、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市辖区从1999年的17647平方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27467平方公里,扩大55.65%;建成区从1999年的645平方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1220平方公里,扩大89.2%。二是耕地总量、人均耕地减少。1990年耕地总量为4365.497千公顷,2008年仅为4144.98千公顷,减少20多万公顷;人均耕地从1990年的人均1.15亩下降为2008年的0.92亩。
城市用地的扩张产生城中村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土地紧张问题等等,实质上是社会利益矛盾冲突的集中反映,而在利益博弈中政府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弱势群体如农民或拆迁户的利益无法通过固定的渠道得以保护,由此而引发的暴力抗法问题成为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隐患。
(六)城市规模分布不合理,城镇体系不完善,中心城市辐射力有限
安徽省大中小城市比例为1:1.5:1.2。城市等级结构不合理,中小城市发育滞后,尤其是小城市数量较少,分布不均匀。
城市化规模过小,聚集效应不明显。根据学者的研究,城市效率与城市规模密切相关,城市规模(非农人口)只有在大于25万的时候,才会产生聚集效应,城市的最佳规模在100-400万之间。按照这一标准,只有合肥达到了比较理想规模的下限。
综上所述,快速城市化时期,安徽省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安徽省人口多,农业人口比重大,人均资源少,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质量不高,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安徽省城市化进程滞后;城市化进程具有较大的不平衡性;城镇体系不完善;城市规模较小,对腹地的辐射力弱。而安徽省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各种矛盾显现,成为制约城市化安全的隐患。
三、安徽省城市化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原因
1、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二元性特征明显。
一是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不协调;二是非农产业发展滞后;三是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究其原因:安徽省的城市化不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积聚和扩散作用都比较弱;城市化是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政策的重点在城市,而非农村;最后制度上安排的二元性加剧了城乡的二元性。简而言之,非农产业不发达、农业发展薄弱、城乡差距扩大是制约安徽省城市化进程的经济原因。
2、技术创新不足,城市产业升级缓慢,城市化动力不足。
一是技术创新不足直接制约企业的发展,表现为没有核心技术。二是城市产业升级缓慢。产业结构不合理不仅表现在三次产业结构上工业不强,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而且表现在产业内部结构扭曲,水平低,区域化的专业分工没有形成。三是产业技术含量低,多是资源耗费大、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加剧了资源环境的恶化,资源瓶颈凸现。四是城市产业发展对区域的拉动不强,区域经济联系不紧密,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极不协调。五是城市就业不足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就业压力大,城市化进程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3、经济增长方式及城市化模式粗放,资源环境恶化。
在人均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以资金和资源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的济增长方式,是难以持续的,造成了环境恶化,污染严重。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相联系的是粗放的城市化模式,结果之一就是城市用地在规模上的扩张、在用地结构上不合理,城市在空间上的扩张与有限的农业耕地资源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一方面直接威胁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城市用地的无序、过度扩张,产生了城中村现象,失地农民问题凸现,农民利益受损,直接威胁城市化安全的实现。
(二)制度原因
1、制度改革滞后,严重制约城市化安全的实现。
一是以户籍为核心的制度二元性严重制约了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二是财政体制的二元性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三是以户籍为基础的福利政策,城乡分割的措施,使进城农民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市民。陈前虎把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危机归纳为:发展阶段的危机;资源利用的危机;认识决策的危机。并认为这种危机实质是制度供给的危机,这种恶性竞争的、粗放的制度损害地域分工和资源的自由流动,从而导致资源无法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配置。
2、政府的经济政策及战略是制约城市化安全实现的重要因素。
分析世界城市化历程,可以发现,城市化安全是建立在城市化与产业城市、空间城市化协调基础上的城市化。世界城市化经验说明: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实现城市化安全经济基础;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实现城市化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在各种矛盾凸现的时代,统筹各种矛盾,化解城市化安全的威胁,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3、城市化进程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城市体系不完善。
一是城市化在空间上出现较大的差异;二是城市等级体系不完善;三是缺乏能够带动全省的中心城市。
综上所述,安徽省面临的城市化问题可以归结为:一是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而产生的问题;二是城市化地域空间分布不协调而产生的问题;三是经济发展、城市化速度与资源环境不协调所产生的问题。
四、应对之策
(一)大力发展经济,强化城市化的动力基础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竞争力是关键;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优化、高度化,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优先发展经济发展较快城市的同时,通过生产力平衡布局,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差距,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不发达地区,尤其是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二)深化制度改革,促进制度创新,建立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一是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为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方向;二是进行制度改革与创新,尤其是促进福利制度、佣工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改革;三是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提高政府人员的认知水平和能力,改革人事任免制度及分税的财政体制,消除城乡制度上的二元性,鼓励人口城乡、跨地区流动。
(三)充分利用国家相关政策
充分利用国家的“中部崛起战略”、“皖江城市带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转移承接规划带”等新农村运动的政策红利。坚定东向发展战略,与长三角城市进行有效的合作;进行体制改革,鼓励人员跨区流动,早日融入长三角地区。
(四)在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城镇体系的同时,在全省范围统筹规划,为城市合作搭建平台
优先发展大中城市,培育若干具有地区影响的、辐射大的中心城市,为安徽省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引擎;积极发展小城市,大力扶持小城镇,积极探索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式。
综上所述,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是实现安徽省城市化安全的关键所在;在大力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推动制度改革,是解决安徽省城市化面临问题的重要举措。安徽省城市化进程才能平稳推进,才能实现城市化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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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前虎.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发展危机与出路〔J〕.城市规划,2006;30
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范文第3篇
文化遗产为了融入现代社会,为之发展而服务,就必须全方位大力开展各项商业广告宣传和公关活动,以便让受众了解和接受,同时争取社会资源。
为了弘扬韩国的传统文化遗产,韩国十分重视文化遗产和旅游业的互相促进发展,具体实施主要从两方面入手：①地域选择。以民俗村来选定地域,韩国人把民俗村的活动组织得有声有色,在汉城城南有一个古代民俗村。一进民俗村,村口就有韩、中、英、日四种文字的介绍。进入村内,可以看到李朝时期先民们的衣食住行、建筑景观和祭祀活动。宗庙的祭祀典礼和音乐都被看做无形文化财产。②时间和内容的选择。韩国还十分注重以民俗节和祭祀活动来吸引游客。例如江陵端午祭和祭日演出的假面戏年年在当地举办盛大的旅游活动,吸引了国内外百万人次参与和观光,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巨大的文化产业,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为了吸引外来游客,那些表演人士每天都要去不同的场地进行传统技艺表演。
同样,意大利的乡村生态旅游、美食文化旅游很发达,尤其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傀儡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意大利政府积极抢救和保护这一古老剧场木偶艺术。木偶艺人们根据一些古代诗歌、浪漫传奇或流行的歌剧情节,用精雕细刻的木偶和道具进行即席创作,吸引众多国际游客。这里的商店和地摊到处都可以买到制作精美、造型各异的木偶——它已经成为西西里岛的著名纪念品。政府还计划为青年木偶艺人开办培训机构,举办西西里木偶节,在国内外举办展览,兴建木偶戏学校等。
2“文化遗产日”打造国家文化品牌
法国的国家集中管理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保证了国家管理的权威性。作为文化大国,法国是最早设立“文化遗产日”的国度。这项活动是由法国中央政府主导、各级地方政府执行、社会各方支持的整体工程。活动期间,所有公立博物馆免票,私立博物馆门票减价并给予税收优惠，旨在引导和动员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文化遗产保护。20多年来,该活动调动了社会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热情,群众性的保护活动随之兴起。法国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着巴黎凯旋门、卢浮宫等112处“民族古迹”和4万余处“纪念建筑”,此外,未列入保护行列的全国各地40余万处“地方宝藏”均妥善得到相关部门和民间协会、民间人士的有效保护。一些民间组织积极讨论国家文化遗产政策,向议员提出建议。很多民间组织还颁发奖金鼓励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奖励在此领域作出贡献的人士。文化遗产学校、文化遗产基金会、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等纷纷建立。
这种特定节日的设定以及所带动起来的社会各方的反应和行动,对法国的历史文化品牌无疑有着巨大的塑造和宣传效益,显示了法国民众的文化品位,对促进法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拥有6000多万人口的法国,2006年接待了7800万名外国游客,当年的旅游收入达350亿欧元,继续蝉联“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国”称号。可以看出,文化遗产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文化生态博物馆
所谓生态博物馆就是把文化遗产原状保存和保护在其所属的社区及环境中,它不是一座封闭的建筑场馆,而是动态、开放的展示社区,被称为“无墙的博物馆”。自然、人文、环境、传统、民俗等无形和有形的遗产在其原生地由发明和使用它们的居民自发保护,使人、物、环境处于固有生活关系中。游客也是在这种环境中观看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可移动实物、传统习俗和民间表演等系列的、完整的文化。这种营建“活的文化”的博物馆由于契合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理念,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目前世界上共有300余座生态博物馆。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造乡运动”就类似于这种生态博物馆。当时,由于日本经济飞速增长和城市进程加快,城乡落差加大,人口疏密失衡,对日本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极大冲击。有些学者提出：如何让乡村挖掘富有乡土特色的人文资源,营造一个优美、自然、富有人情味的故乡,以吸引都市人群,于是,“造乡运动”应运而生。“造乡运动”强调内发性,即一村一品,各不雷同,例如福岛县大沼郡的三岛町宣布,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只要交纳一定费用,全家都被视为特别町民。他们可以自由出入,让孩子们呼朋引伴在小溪中捕虾,到山上采蘑菇。村里还成立了生活工艺馆,馆内设木工、陶艺、编织、涂装等工房设备。观光客只要交纳一定的费用便可亲手体验器物的制作,并有专人指导,接受咨询。这是一个在城市里的人无法想象也不可能具备的空间。1995年,中国与挪威两国的博物馆学界提出了在贵州六枝特区梭嘎乡苗族地区创族生态博物馆。这支久居深山只有4000余人的苗族,头饰独特,有繁多的婚丧、祭祀礼仪,有别致的音乐、舞蹈和精美刺绣,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遗存。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后沟村的民居、神龛、庙宇、戏台、作坊、油坊、剪纸、刺绣等文化遗产均保持完整,婚礼、葬礼和游戏的整套仪式规矩复杂,饮食品种繁多,在政府投入和保护下,已成为北方农耕桃花源和文化遗产抢救示范基地。这种乡土艺术、农业文化是一方水土的产物,生态博物馆就地取材,化陈旧为神奇,在生活中得以创造、使用和传承。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非常值得在我国进行探索和推广。
4文化遗产主题公园
主题公园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模式,这是因为公园的历史文化主题内涵的不同,而国内外各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中国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成功案例,深圳华侨城控股公司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主题公园比较典型。经营者就着眼于历史文化,从中寻找主题经营的灵感。可以说该产业的发展历程无一例外都建立在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过程上。1989年开业的“锦绣中华”,以微缩景观为表现手法,再现了中国历史和文明的80处名胜古迹,成为中国旅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991年开业的“民俗文化村”,将24个村寨、56种风情集于一身,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1994年建立的“世界之窗”,荟萃世界文明精髓,一直是珠三角旅游的第一品牌。
主题公园是以游客体验为目的,游客体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难以量化,又牵涉投入、产出、技术水平、行为习惯、时尚追求等众多因素,因而主题公园是最需要创意的产业形态。对主题公园而言,产业经营模式主要表现为：
（1）娱乐体验结合历史景观。自主创新不仅仅体现在历史文化的选择上,更体现在素材的组织和运用上。“世界之窗”如果没有108个景点和气势恢弘的广场巨幕,就不会有“你给我一天,我给你世界”的展示方式。在对游园设施的组织、运用中渗透着创造者对历史、文化的理解、阐述和演绎,并且注入了一种时尚娱乐元素。脱胎于国外的欢乐谷公园,既有美国的小镇,又有加勒比的港湾,还有香格里拉的生灵,这些差异巨大的文化背景都源于“智慧创造情景”的理念,并借助娱乐设施给予消费者不同文化的娱乐化体验。
（2）广场表演和节日狂欢。源远流长的中华民间文化中升华出“广场演绎”的形式。深圳“世界之窗”斥巨资建设了大型舞台,在“锦绣中华”建立了中华广场,创作“龙凤舞中华”等大型的广场演绎节目,在市场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此相配套的是剧场式的演出和大量的村寨表演。过节是我们民族格外重视的风俗,造节是经营文化的手段。为了塑造独特性,管理经营者提出了月月有节日的口号,使节庆活动成为亮丽的风景,国际啤酒节、狂欢节、泼水节都成为经典的文化品牌。从2002年开始又集中所有的文化品牌创办了唯一的旅游狂欢节,游行队伍与观众一道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形象,使主题公园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从以上各国的文化遗产开发模式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第一,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把抢救和保护放在第一位；第二,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流变性,决定了我们要尽可能避免以静止、凝固的方式去保护,在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演变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及与旅游开发等的良性互动结合；第三，坚持“创意产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自主创新不仅体现在对历史文化的选择上,更体现在文化素材的整合运用上,并使之转化为有形的、具体的消费体验方式,与市场和受众接轨,最终实现产业链的完善和规模经济。［论文关键词］文化遗产；产业模式；经营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世界文化遗产开发管理进行描述和考量,力图挖掘出一些先进经营模型,为我国文化遗产开发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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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颜文洪.世界遗产与保护地管理模式比较研究［J］.城市问题,2006(3):79-81.
地摊经济的发展历程范文第4篇
关键词：并存；同化；浙江村；移民；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2-0136-006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将不可避免地与城市文化发生碰撞和整合，对此不同学者进行了不同的阐释。运用传统-现代的思路来解释人口迁移过程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是同化论，源于美国芝加哥学派。“同化假设”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传统文化的人必将会“与过去决裂”，失去“特殊群体感”，会被统一地融入现代文化。[1]沃斯和瑞得菲尔德相应的研究取向被称为Wirth-Redfield模式，即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被视为一个原有人际关系解组、移民不断个人化、而最后失去自己原有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的过程。[2]另一种观点是多元论或并存模式，这一论点缘于犹太裔学者Kallen，他对同化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不同种族或社会集团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精神，基于对移民社区、移民网络的研究，人口迁移也可以是“无现代化的迁移”，传统社会要素和现代要素也可以共存。[3]曾经闻名全国的北京“浙江村”其变迁过程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理论模式和运作逻辑呢？从传统与现代、乡村和城市的并存形态，到今天的半融合、半同化的状态，以及未来愿景中的与城市社会融为一体，“浙江村”与北京社会双重建构着一个独具特色的移民村的生存和发展道路。探讨“浙江村”的历史嬗变，在当今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对促进外来移民的社会认同与城市接纳，防止社会失范和降低社会风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浙江村”的形成过程——
改革推进与文化传承的产物
北京“浙江村”的称法始于1988年，其中居民绝大多数来自温州的乐清县和永嘉县，以北京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一带为主要聚居区，这些人来到北京，主要是经商赚钱，90%左右从事服装加工和销售活动。后又根据内在需求，发展出了内向行业，如餐饮、诊所、幼儿园、理发店等，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行业体系和生活体系。王春光把“浙江村”界定为由来京务工经商的浙江人聚集形成的，并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准社区体系。[4]30项飚将“浙江村”定义为超越了地域、体制、身份体系等社会边界的限制，自己所创造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空间，是进城农民适应社会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成为了居于体制之外的“新社会空间”。[5]43这个自成一体的，传统特性显著、内聚力强的聚居区与北京社会存在着典型的地理、心理与文化上的边界。
“浙江村”的形成具有内外两方面条件，一是改革的推动。改革开放前，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城市的单位制、农村的公社制，和市场的被取消与物资调配权的高度集中，构筑了中国“无流动”的封闭模式。[6]由此造成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完全禁锢在土地上，无法实现其边际效益，黄宗智将此称为“过密型增长”。人多地少、生活贫困，以及城乡利益差别、工农业利益差距对农村人口产生了强烈的流出冲动，形成了强大的流动势能。城市集聚效应这一拉力和人地矛盾、农业比较利益低这一推力相配合，使农村人口涌向城市。[4]60但这一时期，流动人口规模相当小，而且大都属于体制外的流动，随时上演着外出-被抓住遣回-再外出的一幕幕场景，“躲着走”是当时流动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在浙江温州地区尤为典型。
1978—1982年，是我国改革的启动阶段，一方面的实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另一方面国家改变了对农村生产生活的高度集中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恢复农民一定的自由支配资源权和生存空间，并改变单一化的所有制结构，重新肯定个体经济的地位，并使之合法化。但这一时期城乡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个体经济基本上是就地发展，限制城乡流动。这一系列政策的松动对农村人口则产生一种暗示作用，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开始突破制度控制向城市流动，向以往僵化的限制城乡流动的各项体制提出挑战，而这又进一步形成示范效应和“破窗效应”，外流的人员越来越多，最后反而迫使国家不得不对旧的城乡二元体制进行改革。1982年以后，进入改革深化阶段，国务院首先从改革城乡商业流通体制入手来改变城乡二元体制。在《国务院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农村个体商业者可以进城经商，以及在《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移居小城镇，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进一步疏通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流动的通道。虽然大中城市没改变旧的户口制度和就业制度，但却以有控制的人口迁移与较自由开放的人口流动态度，默许（甚至欢迎）农民进城务工、经商。[7]26从1983年开始，流动人口如潮水般向城市涌入，绝大部分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务工人员和个体户。1984年后形成了以沿海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体的第一次进城热潮，尽管这次热潮席卷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等地，但向来有流动传统的温州农民却是当之无愧的排头兵。[8]由于城市的外来人口骤增，给城市的管理带来一系列问题，随后国家又通过暂住证制度、个体工商户管理条例、税收政策等多个方面对外来人口实施管理，这些新的改革措施主要优点在于经济管理多于行政管理，反映了国家在调整管理职能，不断缩小、减弱行政干涉范围和强度，给予民众远多于改革前的自由活动空间。“浙江村”正是在改革使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它一方面是改革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变迁和改革的加速。
二是浙江温州的经商传统及文化强化。北京的移民聚居区不仅有“浙江村”，还有“安徽村”、“河南村”、“新疆村”，为什么其他移民区没有形成像“浙江村”这样规模庞大、聚合性强的商业网络呢？这与“浙江村”独特的文化传统有较强的相关性。
温州人自古就有经商和流动的传统，特别是手工业和小商业传统，最形象的一句话是，“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温州人。”有悠久历史的发达商品经济，使温州人形成了强烈的商品意识和观念，后者反过来又促进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两者是互相促进的。温州流传的重经商和手工业的民间故事代代相传，潜移默化，使温州形成了重商的社会氛围。温州人的商业行为和意识也得到了南宋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的支持。该学派不但否定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的观念，给予本末以同等的地位，而且肯定了士农工商平等分工和互惠互利是经济繁荣、社会兴盛的先决条件或前提。因此它与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相左，构成了温州区域性文化即“瓯越文化”的核心，它是温州一带工商业繁荣发达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后来的温州人注重功利、重视商业的思想观念。[4]77瓯越文化为温州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环境，使温州人对工商业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认同和期待，并积极从事各种工商业活动。这一文化传统也使他们敢于冲破区域界限和制度禁地，积极寻找就业和发展机会，同时流动经历和城市体验又进一步成为其在现代城市社会得以生存的重要资本[8]。早在改革开放前，温州农民就能够无惧政治责罚冲破层层障碍，外出劳动力每年达数万人，由此创造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独特发展模式，即“温州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9]19北京的“浙江村”是“温州模式”异地城市化最典型的代表。
温州悠久的经商传统以及瓯越文化的强化使温州的农民具备外出经商务工的内在动力和欲望，这是“浙江村”形成的前提条件，体制的变革又为“浙江村”的形成提供了契机。但一方面由于传统行政管理的路径依赖性使改革的效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由于体制改革的进度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变迁速度，典型的城市二元分隔的管理格局（本地人—外地人）无法有效应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对大量的外来移民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和规划，从而使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在陌生的环境下为了降低经济、社会、文化及心理成本，自发地形成了与北京社会相分隔的聚集区，在北京这个资源丰富、潜力巨大的城市以求生存。在这个“空间”里，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行为规则、关系网络乃至观念形态，而且这些要素在不断地被“再生产”着，这个空间超越了原社会中的一些重要边界，不能为既定的社会构成方式所接纳，甚至也不能与之接轨[6]，即更多地处于并存模式。
二、“浙江村”的生存机制——
在寻找体制机会
改革期是新旧体制的交替期，当旧的体制逐步被削弱，而新的体制又没有全面建立起来，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混乱和障碍。我国的改革是先农村后城市，先经济后政治，结果出现社会结构变化的异步性或不协调性，主要表现在对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缺乏新的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措施，各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强有力的配合，例如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各自为政，出现错位和缺位现象。北京市尽管也针对大量人口的流入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其改革是出于外部压力而作出的被动调适，仅就表面化的问题进行治标不治本的调整，而没有进行实质性和彻底的改革，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造成了社会变迁出现脱节、失范以及整合减弱等问题。“浙江村”居民一方面利用改革带来的有限空间和资源，另一方面又沿用自己原有的资源优势拓宽体制外的活动空间，以求得在城市社会的生存。他们游离于城市体系和农村体系、体制内与体制外、正规市场与非正规市场、传统行业与现代行业之间，处于“边际人”的地位。[4]74
在经济体系方面，因为体制和身份所造成的区隔，使外来者不能取得充分的、平等的“市场进入权”，造成“浙江村”在生产和经营领域面临着诸多困境。由于没有固定的住所，而且随时都可能被驱逐，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从而降低了市场的竞争力。由于不能合法地参与诊所、房地产业建设等方面的经营，阻碍了内部行业的分化和发展。当社会需求受到社会结构和体制的限制时，如果需求不强烈，它就不会引发冲破现存社会结构和体制的社会分化，否则，这些需求就会以各种隐蔽的、非法的方式来得到满足。“浙江村”人利用各种网络资源通过体制外手段与体制内的各部门形成紧密的利益关系，寻求自己的“庇护网”，以降低合法性问题所造成的风险系数。例如，通过贿赂商场负责人获得商业企业的柜台经营权，通过贿赂工商税务部门减少各种税费开支以及简化办理各种证件的手续，通过发展和村级组织及北京人的关系获得房地产业的经营权。“浙江村”人正是在体制的缝隙中挣扎前行，努力争取并紧紧抓住各种生存的机会，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和代价。上世纪90年代专业市场的建立，特别是“京温大厦”的建成对“浙江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意味着“浙江村”进入外部社会的成本代价降低，发展规模扩大，而且表示北京市政府对“浙江村”的管理从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向有序化管理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同时也标志着“浙江村”在向着规范化、合法化方向发展。如果不是“京温大厦”等专业市场的建立，“浙江村”在1995年的大清理中可能会被彻底根除。
在社会管理方面，北京市并没有将“浙江村”纳入其城市行政管理系统。“浙江村”之所以会聚集于北京的城乡结合部，一方面是由于北京的改革是从开始然后向中心推进的，首先放松了对在地理、体制和经济上的控制，使外来人口在北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由于北京市对“浙江村”的管理政策是以“赶”为主，从1986年到1995年基本上每年都会在8—9月份对其进行轰赶，而城乡结合部的管理相对较为薄弱，往往成为了行政管理的真空地带，从而使“浙江村”有了狭小的生存空间。但这一空间并不稳定，“浙江村”人是在“驱赶—逃跑—撤退—回潮”中上演着马拉松式的拉锯战，在每一次轰赶、清理后，一些人重新回到原地，而另一些人则留在了更为偏远的地带，但这后一群人在中心产生的空缺很快又被新来者填补，这种运动反而使“浙江村”在面积上不断扩大。
“浙江村”与北京社会存在着相异的图景想象，尽管“浙江村”人在意识中已将自己与在家乡种田的农民区别开来，不少人将自己认同为“生意人”而不再是农民，但在北京人的想象图景中，“浙江村”人是一群“在北京做生意的浙江农民”，是外来人口，这种“外”不仅仅具有地域的内涵，更指称一种文化和体制之外。北京政府和市民对“浙江村”常持有社会刻板印象，甚至带有偏见，即“浙江村”是脏、乱、差的代名词，因此相应的政策导向便是清理，并没有将其视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从1990年开始“浙江村”内部治安状况明显恶化，到1992—1995年期间，已经陷入了完全的无序和混乱状况，帮派和黑恶势力横行，恶性案件经常发生，而当地公安部门严重的不作为，当正式的社会管理机构实施其功能出现障碍、失效时，人们只能寻求体制外的“替代品”，最后造成以乱治乱，进入了“乱”的恶性循环。“浙江村”出现的此类问题并不是其自身所造成的，而是城市管理缺位的必然结果。根据刘林平的调查，目前在珠三角的一些城市仍然存在着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同乡会，他们的存在反映了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在提供权益保护和社会服务中的缺位。[10]272学者们的此类研究具有一定的共性，移民聚居区只有在威胁到城市社会安全的时候才会引起普遍关注，而往往缺乏预防性、防范性的社会管理思路和管理体系。
在社会整合方面，“浙江村”内外部关系主要以功能互赖性整合为主要调节机制，制度性整合力度严重不足，认同性整合畸形发展，所以“浙江村”的社会整合处于低水平，或者说低度整合。[4]231
“浙江村”内部存在着相当强的功能互赖性整合，各户、各行业之间为了提高生存能力，降低生存风险，增强生产和经营的集聚效应，形成了一个高度依赖的分工合作体系。“浙江村”内的每个人都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关系丛，也即项飚所称的“系”，一个系包含两个“亚系”，一边以亲友关系为主，叫做“亲友圈”，另一边以合作关系为主，叫做“生意圈”，两个亚系中间重叠的部分即为核心系，这个部分构成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5]27，在“浙江村”这个部分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不同人之间“系”又存在着交叉和重叠，由此在内部就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浙江村”与外部社会也形成了一定的利益互赖纽带，因为其快速发展也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带动了北京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北京难以割舍的部分，这也是后来“浙江村”能够被北京接纳的主要原因。但这种功能互赖性整合由于缺乏正式的制度保障，具有很大的脆弱性。
制度性整合即制度化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国家和各级政府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规和制度对社会实现正式的管理和控制。制度性整合的基本功能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但在“浙江村”，制度性整合水平相当低，相应的政策、法规等制度性规范没能适应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即使制定了一些新的制度规范，但由于执行乏力，造成了权力的寻租、社会的无序，这也是“浙江村”混乱的根源。
认同性整合是建立在个人自觉认同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化来实现。“浙江村”人在生活、社会交往、情感等许多方面对所在共同体具有强烈的认同，传统乡土人情、民间信用及非正式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Portes通过对国际移民现象的研究，注意到了社会资本在人口迁移行为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依赖网络或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中互相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当大量迁移者在迁入地定居，移民网络可能形成，移民网络实质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是血缘、亲缘、乡缘和业缘等。[11]12-15在移民网络内部往往形成较强的社会认同。“浙江村”依赖社会资本等资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于北京社会的经济、文化和心理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缺乏现代社会的正式社会组织和制度性机制，带有狭隘的家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偏见的认同性整合反而阻碍了“浙江村”和外部社会的整合。群体成员将他们自己的群体称为“内群体”，对它怀有特殊的忠诚感；同时，他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其他群体，将其视为“外群体”。[12]334 “浙江村”人和北京人正是将彼此视为“外群体”，从而造成了互动、融合的障碍，无法在认同上达到有效整合，由此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
三、“浙江村”的最终命运——迈向制度化轨道
沿着“浙江村”的发展脉络，今天这个移民村究竟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景况、是被彻底清除还是被完全接纳？是延续着传统的共同体模式还是走向现代化的组织结构、是停留在非制度化的境地还是全面进入了制度化轨道、是保持并存模式还是已实现了彻底的同化？如果把这一系列理想类型看作是一个两端连接的连续谱，那么可以说“浙江村”目前正处在中间偏右的位置，离制度化的轨道愈来愈近，且仍在不断地向终点迈进（如下图）。从摆地摊到租柜台再到建市场建大院，“浙江村”不断分化重组，一步步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形成了覆盖全国乃至全球的“流动经营网络”，在北京打下了自己的根基。
传统意义上的“浙江村”已消失在人们的视阈中，成为历史的记忆，目前的“浙江村”已发展为另一种形式的“温州城”或也可以说“浙江城”。从1997年“浙江村”一带开始拆迁改造，经过地方政府多年的整顿、疏导和建设，“浙江村”现今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旧村落已被现代化的商贸城和住宅区所替代。目前在京的温州人拥有木樨园一带80%的商铺和住宅，以木樨园环岛为辐射中心，周边近3公里范围的区域，聚集了大小24个现代化商贸城，这个以服装批发、零售为主的华北最大的服装集散中心，已经成为京城著名的“商圈”之一。[13]原先家庭作坊式的服装加工现亦大都通过办服装厂转向了组织化、专业化生产模式。在经济体系、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等诸多方面基本上已进入了制度化的框架。“浙江村”居民在地域上不断分化，在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上也逐渐趋同于现代城市社会，血缘、地缘关系逐步弱化，传统的因素逐渐削弱，现代的因素日益增强，流动将越来越快速，边界也将越来越模糊。“浙江村”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和变迁体现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个典型的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性特征，即：城乡社会从隔绝走向沟通、从对立走向一体化的方向转变。同样，“浙江村”的未来走势也反映出国家的改革方向与城市的开放态度。“浙江村”所发生的变迁证明了外来人口的生存机制正在由“并存模式”向“同化模式”的转变之中，尽管“同化”未必是最优状态，但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帕克所言，“边际人”或“边缘人”身份会令其不安焦虑、敏感好斗，只有不断褪尽自己的“异性”，填平文化的沟壑，以同化而告终，才能消解“边际人”的心理障碍。
但实现完全的同化还需迈过一道坎，制度和心理的障碍还没有彻底清除。传统的“浙江村”尽管已经慢慢向现代化的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转变，居民已经逐渐渗透进北京社会，却仍处于半融入半整合状态。他们在经商和居住地域空间上与北京人、其他省籍人越来越混合、杂化，但是他们依然尚未真正融入北京社会，尤其是在社会心理上呈现出马赛克般、小团体化的群体分割。[14]传统因素的顽固性和惯性，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他们形成无形的内在束缚，由此带来认同危机。尤其是户籍制度的阻隔，使他们在身份上仍没有得到政府的制度认可，在心理上也没有完全得到城市居民的接纳。这已然不仅仅针对“浙江村”人，而对来自于农村的城市移民均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共性。外来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与流入地的接纳是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的过程。如果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城市能够产生心理认同，即会倾向于用城市的文化、规范约束和指导自己，从而能够有效地降低各种失范风险，如此进一步推动城市的接纳；相反如果外来人口把城市仅作为短期居留地，而不是永久定居地，就很难对城市文化产生认同，则容易偏离城市规范，产生越轨行为，结果又加剧了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与此相应，如果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能够将外来人口作为城市体系的一部分，将其纳入等同的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范围之内，则会有助于消除各种隔阂，促进外来人口对城市的认同。看得见的城乡壁垒和看不见的乡里人和城里人的隔膜，使得无论是农民进入城市生活还是城市生活接纳农民都十分困难，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打破这城乡壁垒，中国农民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将会变得更加开放、更加自如。[15]283因此，打破城乡之间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壁垒，消除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隔离，促进其交流与融合，对今天的社会治理、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未来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大规模城市移民的出现，我们应努力消解各种主客观障碍，实现有序转移，减少社会震荡，推动外来人口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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