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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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第1篇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样本取自1981—2013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用从业人员（L／万人）、资本形成（K总额／亿元）来反映生产要素的投入；使用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反映经济增长。我国GDP、从业人员、出口总额（EX）与资本形成如表1所示。从回归结果可知残差项是平稳的。因此，可得出lnGDP与lnK、lnL存在协整关系。基于上述协整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两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因果关系，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若两种变量（Xt和Yt）是协整的并且每个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那么，要么Xt一定是Yt格兰杰原因，要么Yt一定是Xt的格兰杰原因。在本文中，至少能说明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表2－表8回归结果也表明，本期从业人员每增长1％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43％；资本形成总额每增长1％时，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98％。（6）接下来分析短期两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EViews软件建立lnGDP关于lnK、lnL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滞后一期残差项作为误差修正项，可建立如表10所示的误差修正模型。模拟拟合优度较高，方程通过F检验、DW检验，各回归系数符合经济意义，其中，d（lnK）、d（lnGDP（－1））在1％水平上显著，d（lnL）、RESID（－1）不显著，其中变量的符号与长期均衡关系的符号一致。结果表明，本期lnK、lnL和上一期lnGDP在短期内每增长1％，GDP将依次增长0．0493％、0．3716％和0．4986％。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它表明lnGDP与长期均衡值得偏差中的27．21％被修正。此ECM模型反映了lnGDP受lnK、lnL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根据估计结果可知，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对产出的长期弹性分别为0．598和0．543，短期弹性分别为0．372和0．050。
2结论
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就业人数两生产要素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协整的，即两生产要素与国内生产总值是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这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下的资本要素弹性和劳动力要素弹性保持了一致的协调性，几乎相差无几，并且各自都以较近似的贡献率反馈到经济增长机制中，成为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的要素，也就是说，这两种生产要素在长时间范围内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这就要求经济增长与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相协调发展，保持固定的投入－产出比率，避免资本生产过剩与劳动力供给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的同时，充分发挥两种生产要素弹性的最大化。目前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实现从就业带动增长到就业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转变；而从误差修正模型（ECM）来看，在短期，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要大于从业人员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反映了经济增长受资本形成总额增长、从业人数增长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
并且此模型上的从业人数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相反，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解释能力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使得两生产要素弹性差别很大，显然，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起最主要的作用。这对中国目前制定宏观经济增长政策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都是处于资本非良性循环的状态，造成资本利用效率低下，此外，中国的短期结构性失业矛盾还是十分普遍的，这便使企业不能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游离的那部分资产也减少了，抑制了企业的下一轮资本最大化供给和消费者的最大化消费需求，社会福利不能得到健全，从而经济增长的效率就大打折扣了。鉴于此，我国企业应该保证资本在一、三阶段快速周转的同时，保证第二阶段的生产资本的技术创新，如固定资本的技术革新，存货资本的零库存管理，从整体上保持资本效率；政府也要充分了解劳动力供给缺口，做到人力资源效用最大化，充分刺激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第2篇
地区结构调整、城乡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收入结构调整顺利进行，须先进行思想结构调整，破除GDP增长的迷信。过去60年，中国从制度结构上实现了土地公有制度和土地公有制度下的经济改革，实现了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投资与出口为导向的模式上的，其增长动力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反自由贸易的汹涌暗潮下，已不可持续或者无法高效率持续。因此，通过让利于民、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改革，已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公平，通过在公平制度下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从而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主要以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保医保为特色，这一改革正在启动，有可能激发出特别高效的经济效益。富士康事件是中国制造业工人收入增长的历史性事件，也可能是新的劳动法规落到实处的历史性事件。中国低层收入者的工薪收入如果出现可控而可持续增长，如果经济保持适度增长但失业率不升的话，加上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将改变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因为在上述条件下，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将改变，原来资产可能因为工资收入的增长而改善，原来的或然负债(支出)可能因为失业救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而减轻。这种资产负债迅速改善，对于年收入3―6万元的中低收入居民消费的边际效应比高收入者更大，因此，中国将出现由中低收入者推动消费扩容的现象，特别是如果再提高征税起点的话，百姓就会更乐于消费。如果建立社会保障、减税和提高工资三者齐头并进，居民的消费激情就可能出现井喷。如果细分中高档收入者对于享受、尊严、自我教育与自我实现的消费需要的话，中国有可能在消费扩容的同时实现消费升级，新品牌、新消费、新行业将会持续出现。
当然，要真正启动以农民工为基础的低收入者的消费，不仅要改善他们的收入支出结构，改变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还得设法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让他们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工们能否获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福利，将是社会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当前，农民工仍然承担着相当的上学、就业、医疗等社会负债巨额成本，农民的手脚因此被捆住。由此，笔者以为，户口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政府能否补助农民，让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等，以换取农民消费乘数的扩大，由消费扩大而推动经济增长，由经济增长而保障税收增长，政府再通过税收增长弥补国库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与户口对称的是农村土地，如果农民享受了政府补贴下的城镇居民的福利，就得交换出或者失去原来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权转移到城镇并由城市统一调配资源，是当前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难点，但这可以弥补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转变成居民的巨额成本，如果相关的农村建设用地改变性质用作工业或者商业用地，政府就可以获得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如果地方政府不能交换到农业用地实现土地增值的补偿，那就得另想办法。由于农民工是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无法与具体城市作固化对称的统计，而一个城市也无法承担“无量”农民工的福利。一个城市承担了农民工就业，支付了相关福利，国家在税收上就得有相应的减免，吸纳农民工就业越多，承担和支付的福利越多，对称减免的税收或者地方留成越大。
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管理领域中，我国学者都已开始重视对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ee Management，HRM）的研究，同时我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深入探讨HRM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显得日趋重要。笔者通过建立HRM在我国工业经济增长贡献率演算模型，对我国2002-2011年工业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并实证分析了HRM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终得出了相应的分析结果，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我国HRM战略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格兰杰因果关系 经济增长 人力资源 贡献率
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环节，与物力资本等因素共同参与了企业的生产过程。但从管理层面来讲，HRM却并不主动参与企业的生产过程，其主要以为企业规划生产过程，从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来实现HRM 对企业生产过程的参与。由于HRM规划了企业的生产过程，因此生产过程可以准确的反应生产函数中的自变量或投入量，笔者正是依此关系展开了HRM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研究。
我国工业经济增长中HRM贡献率的实证分析
笔者对我国2002-2011年经济数据指标进行了HRM模型分析（见表1），并测算出了HRM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在现实经济情况中，由于负增长因素的存在，因此笔者在计算过程中设定了4个可能性测算，且笔者采用了抵消或克服其他生产要素贡献（劳动力投入贡献与资本投入贡献之和）的方式，测算出了HRM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个可能性测算中，笔者设定了e为HRM经济增长的贡献率、α为HRM经济增长的贡献、β为其他生产要素之和，则可得到我国工业HRM贡献率数据，如表2所示。
4个可能性测算为：一是，当a≥0，b≥0或者a≤0，b≤0时，在这种假设中HRM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是HRM贡献占各生产要素贡献总和的比重；二是，b>0，a+b≥0或b0时；在这种假设中经济便会出现正增长，正是由于HRM贡献的正增长促使了经济正增长的出现，因此，此时HRM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0%，也就是e=100%；四是，b≥0，a+b
HRM贡献率与工业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检验
笔者通过对我国2002-2011年工业经济增长与工业HRM贡献率间存在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一阶差分Y和HRM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表明Y和HRM没有单位根，所以得到的Y和HRM必然是一阶单独的时间序列，因此，最后可以得出Y和HRM两者间存在长期平稳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我国2002-2011年工业经济增长与工业HRM贡献率间存在长期平稳的协整关系。
通过对我国2002-2011年工业经济增长与工业HRM贡献率间，存在的长期平稳的协整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工业HRM贡献率变动因素和工业自身在一定时间内，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形成了显著的影响，其中工业经济增长的变动以滞后2年的HRM贡献率最为明显，而相对于选择其他滞后期工业经济增长的变动，其HRM贡献率影响力相对较弱。在此模型中模型误差修正项为φ，在模型中φ反应了该项系数误差修正模型本身纠正偏离平均误差值的作用范围，如假设纠正系数设定为1时，下一年纠正平衡状态则应是当年均衡误差（HRM贡献率和工业经济增长），通过纠正系数进行调整的。
通过演算在HRM贡献率与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检验模型中，模型系数为0.017107，这表明多种其他因素共同影响着我国的工业经济的增长率，但是当模型中的当期非均衡误差调整能力和自身纠正能力不足以被改变时，也就表明HRM贡献率与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属于长期平稳的协整关系，本文所建检验模型正是如此，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本文所建HRM贡献率与我国工业经济增长误差修正模型（工业经济增长随HRM贡献率长短期变化而改变）为：
ΔY=0.000174-0.230412*ΔYt-1-0.431083*
ΔYt-2+0.006314*HRMt-1+0.014455*HRMt-2+
0.017107*εt-1。
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
虽然工业经济增长与HRM贡献率之间存在着长期平稳的协整关系，但工业经济增长与HRM贡献率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是否是由于工业增加值的变化引发了HRM贡献率的变化，还是由于HRM贡献率的变化引发了工业增加值的变化，还需要笔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笔者依据表3的结果进行了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第一行零假设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F统计量的数值是其他各列的第一行数据；第二行零假设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其F统计量的数值是为括号内的数据，如表4所示。通过对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进行分析，笔者发现：在选择1、2、3、4年的滞后期为基本条件时，Granger原因表现较明显（HRM贡献率构成工业增加值增长）；而基本条件选择为4年后时，Granger原因表现并不明显（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构成HRM贡献率变化），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并不是形成HRM贡献率增长的Granger原因，也可以理解为HRM贡献率是到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单向Granger原因，证明了HRM贡献率与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属于长期平稳的协整关系。
政策建议
通过研究HRM对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现HRM贡献率与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属于长期平稳的协整关系。
首先，HRM管理部门要深层次的了解宏观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与人才政策，以及HRM设置的必要性。
我国HRM管理部门要深层次的了解宏观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与人才政策，以及HRM设置的必要性，从而让HRM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具体从HRM部门来讲，无论是具体的企事业HRM部门，还是独立的HRM公司来说，都应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重视HRM的发展，不断的为提高职工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职工营造一个优越的工作环境，为增强职工自信心而努力，从而确保职工可以胜任更具挑战性的工作，以及为企业肩负更重要的责任。
其次，HRM管理部门要从微观上对HRM进行全新的认识，并在HRM中融入新元素。
我国HRM管理部门不仅要从宏观了解HRM，也要从微观上对HRM进行全新的认识，深入开展管理体制改革，并在HRM中融入新元素。在全国范围内营造一个全新的薪酬福利机制和绩效考评管理体系，为我国HRM综合水平的提升提供环境保障。绩效考评管理体系作为HRM最重要的子系统，虽然其执行过程中难度相对较大，但HRM却掌控着公司战略目标的核心，从HRM的本质意义上进行分析不难发现，绩效考评管理体系作为HRM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从根本上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同时还能促进与改善公司的整体绩效成绩，为公司的竞争优势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从HRM的运行目的来分析，HRM中的绩效考评管理体系亦是公司实现按劳分配的基础与前提，同时也为培训管理体系的创新与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外，薪酬福利机制作为HRM的另一个重要子系统，薪酬福利机制的主要目的就是发现职工与公司的共通点，从而自发的与职工分享成果，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薪酬福利机制不仅能够有效的解决人力资源价值体系中收益分配问题，如果通过科学的处理，其还能够促进公司竞争力的全面提升。
再次，HRM管理部门需要更加重视HRM能够为企业经营、生产提供多少效益，及如何发挥HRM对企业经营、生产效率的带动作用。
我国HRM管理部门可在战略性的HRM构建核心体系指导下，通过对我国工业企业HRM战略体系进行重新的规划，除构建体系性结构的同时外，还应着重思考HRM战略体系的科学性，在稳固的HRM基础上，逐渐把科学的制度引入到HRM体系中来，有目的得开展HRM战略体系构建工作，实现我国HRM水平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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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龚新蜀，田砚.新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S1）
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能源利用效率 经济增长 分析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整个国家的能源消费也成指数关系增长，根据我国的经济能源研究所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在1999年能源的消费量达到100250万吨，占整个世界的百分之是以左右，在整个世界上仅仅的在美国之后，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但是，相关的数据也表明我国的人均能源的消费只有0.84吨左右，这个数据占不到世界人均能源消费量1.9吨的一般。从我国整个经济的规模来讲，1999年我国的国内平均生产总值也就是GDP占整个世界GDP的百分之四点一左右，换算到每个人的GDP还不及日本的六十分之一，不到整个世界人均GDP的八分之一。此外，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整个经济的形式依然处于发展的阶段，这就可以肯定的预测将来我国的经济规模肯定会不断的增大。相关的专家指出，依照我国当前的总体消费能力，如果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到达美国的标准，那就意味着全世界的煤炭资源、全世界的铁矿石、全世界的钢材、全世界的水泥等等一系列的资源都不够中国使用，也许这些数据不是那么的精确，但是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表明如果我国不改变现在的经济增长的模式，中国将变为整个世界的能源的黑洞，这不仅仅会影响到我国自身的发展，而且给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从当前的我国的计划经济我们可以得到在二十一世纪的钱二十年我国预定的GDP总额要相对先前的水平翻两翻，但是我们从能源的角度来看整体的能源消费只能翻一翻。这就给我们说明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的采取一系列的有效的措施，依然按照现在的形式发展下去，将会给我国的能源供应造成很大的威胁，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会给整个世界的能源供应造成很大的影响。
通过各个研究都表明要想解决当前的能源性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定的举措，总结为四个字就是“开源节流”。所谓的“开源”就是增加加大能源的开发，加大对于能源的开发主要集中表现在加大对于现有能源的开发、新型能源的开发以及起补充作用的国外进口能源的引进等等。所谓的“节流”主要就是提高各个能源的使用效率。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节流”的措施是既有利于现在也是对未来能源消耗的重要保证。我国只有全面的落实相关的“节流”措施，才能正真的实现节约型社会的建立，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更好的把握未来的能源消耗以及相应的经济增长，我们必须对我国现代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的关系进行准确的把握，然后针对现状研究一些针对性的措施来不断的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一、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现状
世界上的能源利用的效率是根据能源消费原单位作为标准的，能源消费的原单位就是单位的GDP增长带来的能源消费量，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单位的GDP增长所带来的能源消费量，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这个数值越小，说明这个国家的整体能源利用效率越高，因此，这个指标在国际上被广泛的应用。
我们通过分析现有的一些资料发展，我国的整体的能源利用的效率是比较低的。从一些相关的资料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我国的能源消费的原单位值要远远的大于世界上的一些发达的国家，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表明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以消耗非常珍贵的资源为代价的，是一种能源消费性经济增长模式。但是这种情况的经济增长的方式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我们可以降低能源消费原单位的数值，能够出现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能源消费的不增长。如果整个国家的能源消费量降低这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非常大的好处，实现正真意义上的节能减排工作。
我国现在正在处于向中等发达国家前进的重要时期，整个工业的水平也正处于一个向全面工业化产业迈进的阶段，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我们必须重视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切实的将两者保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水平上。
二、我国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
国际上一般采用国内人民生产总值也就是GDP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增长的标准。因此，我们分析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分析国内的人民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相关的资料表明我国的能源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几乎呈一种同样的态势在发展，说明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的消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内生产的增加速度要大于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
我国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经济的增长主要靠能源的投入来带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从整体上来看整个能源的投入量呈减小的趋势。九十年代之后到现在整个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能源的利用效率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改观。
三、提高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的相关的策略
（一）逐步的实现对于制造业相关产业效率的提升
相关的研究表明，我国的空气污染物大部分都是由产业部门排除的，而产业部门中制造业占据着非常大的一部分，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就要求我国提高制造业相关产业的能源使用效率，我们可以逐渐的改善小规模的投资来逐步的改善相关耗能设备的使用效率，也可以通过对现有的设备在工艺流程的很多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从根本上提高整个设备的能源使用效率。
经济增长的原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增长质量
1.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城市化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1982 年至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03%，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53.7%。城市群是城市化道路进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和高级阶段，是发展现代城市经济和城市区域化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推动着城市区域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我国计划形成包括沿海三大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等在内的十大城市群，它们是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将成为我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和国民经济的十大支撑点。
城市群能否承担带动区域发展和国民经济提升的重要职能，取决于城市群的承载力――尤其是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能否支撑其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提升。自“十七大”起就提出了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放在增长速度之前，表明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已经不难，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矛盾与问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才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十二五”规划指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发展方式，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群的生态环境状况不断恶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日益凸显，已威胁到区域甚至国家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对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质量提升的分析研究，不仅能使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还能够让我们观察和把握到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状态。
2.文献综述
2.1 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
20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年代初，人类意识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罗马俱乐部”在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构建了“世界模型” 对全球的资源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进行评价，提出了经济的“零增长”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Slesser提出了新的计算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方法――ECCO模型。9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nneth等发表了《经济增长、承载力和环境》一文引起了极大反响和广泛关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积极探讨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王学军（1992）提出了“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这一概念，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和层次分析法，从自然、社会、经济三个层面定量评价和分析了中国分省区的地理环境承载力潜力[1]。毛汉英（2001）等采用状态空间法作为量度区域承载力的基本方法，将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人类活动定义为三维空间状态，定量地描述和测度区域承载力与承载状态[2]。方创琳等（2003）采用多模型互补对接支持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绿洲系统“三生”（生态、生产、生活）承载力进行了多情景预测分析[3]。中国科学技术大会（2008）主编的《中国城市承载力机其危机管理研究报告》通过预警指标对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主要城市群的土地资源、水资源、交通和环境承载力状况进行评价。
2.2 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王积业（2000）认为经济增长是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的统一。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不断积累，质量提高的重要源泉是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4]。李岳平（2001）拟建立一套在定性规定上的、科学适用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技术进步的贡献、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居民生活和经济增长的代价等六个方面来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5]。刘亚建（2002）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为单位经济增长率所含有的剩余产品量，并认为单位经济增长率中投入的资金物资越少，经济增长质量越高[6]。
钞小静、康慧（2009）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与联系入手，构建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1978～2007年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7]。钞小静、任保平（2012）从经济增长质量视角出发，采用国际规范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8]。研究表明中国经济转型期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3.以三个城市群为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协同分析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包含了资源和环境要素的综合承载力概念，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维持区域资源结构符合持续发展需要，区域环境功能仍具有维持其稳态效应能力的条件下，区域资源环境系统所能承受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9]。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到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多变量、多层次的动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认识的深入分析、比较和选择制约因素的基础上的，要充分考虑承载体与受载体之间的互动反馈方式、强度、潜力与相互替代等特点。本文在综合借鉴毛汉英（2001）、李岩（2010）、毕明（2011）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资源承载力和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压力两大分项指标体系，这两大分项指标体系又具体包括19个基础操作指标，如表1所示。
从国内外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文献来看，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并提出要在数量基础上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依据国内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创新能力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能够长期得以提高的结果[10]。在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广义定性之后，笔者综合借鉴李岳平（2000）和钞小静（2009）等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建立一个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量化，该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代价和居民生活水平四个主要方面，在这四个分项指标体系下又设定14个基础指标，如表3所示。
在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为例，对这三个地区2012年的指标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分析和比较不同城市群的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别与联系。之所以选取这三个城市群是因为它们分别是我国北部、南部和西部地区的典型代表，在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3》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由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面积较大，所以在资源储量和地域面积的绝对量上占有优势，比如土地面积、水资源总量、主要能源储量（关中地区数据缺失）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等方面。京津冀地区主要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储量最大，达30609.42亿吨;人均GDP最大，但万元GDP水耗也最多;森林覆盖率、人均道路面积最少;经济发展的二元性较为突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较大）;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高代价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但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分配状况较好。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状况都优于其他两个城市群。2012年GDP产值达108905.27亿元，第二、三 产业产值比重达96.07%，并且在科学技术投入和成果方面最为突出，但付出的经济增长代价也最多;虽然长三角土地面积最大，但人口密度是京津冀和关中城市群的1.5和1.7倍;经济增长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都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关中城市群的森林覆盖率和人均道路面积指数遥遥领先，并且污染物排放量最少，但大部分资源还是相对稀缺，资源承载力相对较弱;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失业率、恩格尔系数和城乡收入比与京津冀和长三角相比最高，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远远落后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
4.结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资源环境承载力强的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相对较高，例如长
三角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无论是在资源环境方面还是经济发展方面都处于劣势，并且二元结构突出，但仍有其独有的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京津冀城市群资源环境条件和承载能力相对较弱，所以经济增长质量不及长三角地区。因此，城市群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其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经济发展的好坏依赖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要追求经济的又好又快增长，就不能忽视支撑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能力，不能盲目追求经济的数量增长，而要根据承载力状况调整发展战略，战略目标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发展转型，战略模式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型，战略要素依赖由资源耗费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型，战略重点由经济主导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型发展转型[11]，推动城市群的整体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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