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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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兰州经济区；城镇化；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132-04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城镇化战略［1］ 。这充分显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措施，是解决长期困扰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的根本手段［2］。为此，欠发达地区应抓住西部大开发的良好机遇，立足当地实际，以新的理念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战略，加速城镇化进程，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追赶型、跨越式发展。

兰州经济区位于甘肃省中部，包括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武威市的天祝县，共计29个县区，总面积约70012.4Km2（空间范围界定见表1），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经济区。目前，兰州经济区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城镇化滞后严重制约了该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资源环境矛盾等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也表现得较为突出。在兰州经济区实施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战略，不仅有利于促进该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有效缓解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

1. 兰州经济区城镇化现状特征

1.1 兰州经济区城镇化现状特征

1.1.1 城镇化水平较低，内部差异明显

兰州经济区内分布有特大城市兰州市，中等城市白银市，小城市定西和临夏市，各类建制镇163个。截至2005年末，经济区总人口997.93万人，非农业人口为279.72万人，城镇水平为28.03%，远低于43.00%的全国平均水平。以县区为单位考察（图1），兰州经济区内部各县区的城镇化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城市化水平超过70%的有兰州市区和白银市的白银区；城镇化水平在50%～60%，具有较高城镇化水平的有红古区、平川区和临夏市；城镇化水平在10%～20%的县区有7个，小于10%的县区达14个之多，差不多占经济区县区总数的一半。总的来看，各地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密切，县区之间城镇化水平差异明显，各市市区的城镇化水平基本上都超过了50%，但大多数县的城镇化水平尚在20%以下。

1.1.2 城镇化水平发展速度缓慢，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兰州经济区城镇化进程缓慢，1994年的城镇化水平为23.34％，经过十年的发展到2004年为27.53％，年平均增长约0.42个百分点，不到全国平均年均增长速度0.86%的一半。此外，区内各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兰州市从1994年的52.21％增长到2004年的59.09％，年均增长约0.69个百分点，而同一时期白银市年均增长约0.45个百分点，定西市年均增长约0.19个百分点，临夏州年均增长约0.19个百分点，天祝县年均增长约0.3个百分点。不同的城镇化速度加剧了原本地区差异明显的城镇化水平。

1.1.3 城镇体系不够合理，空间布局地域差异明显

经长期发展，兰州经济区内城镇体系规模初步形成了由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建制镇组成的规模等级结构，但是结构失衡，城镇人口规模等级序列呈典型的首位分布。2004年城市首位度为4.21。目前,城镇人口主要集中在兰州、白银、定西、临夏的市区和县城,这些城镇人口占经济区城镇总人口的80%以上,经济区发展缺失大城市，中等城市规模小、实力弱，城镇体系发展仍处于首位中心城市集聚增长阶段。与此同时，受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布局、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兰州经济区城镇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从空间分布来看，具有以中心城市兰州为中心，城镇沿河流、交通线、资源开发带呈串珠状分布的特点。区内其他地域城镇分布则相对稀疏，尤其是交通比较闭塞的区域，属于一定规模城镇分布的空白区。

2.兰州经济区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障碍

2.1 就业压力和社会保障形势严峻

目前，兰州经济区城镇化水平为28.03％，乡村人口仍占很大比重，经济发展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级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的扩展，经济区将面临城镇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新增就业人口重叠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就业将成为经济区目前和今后较长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另外，与发达和先进地区相比，兰州经济区科技教育事业不够发达，特别是农村教育比较薄弱，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产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升级，其总体趋势是以资本和知识密集为发展方向，资本和技术增密不仅排斥劳动，而且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提高了，使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能力减小［3］。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富余人员隐形失业状态逐渐显性化和城镇失地农民数量的增加，经济区社会保障问题也变得较为突出。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是兰州经济区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2.2 城乡二元结构突出

兰州经济区内既有社会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兰州、白银等城市，同时也存在大量贫困的乡村地区。兰州市与白银市的白银区2005年人均GDP分别达到18 296元/人、24 722元/人，分别超过全国人均GDP13 944元/人的水平。但是经济区内5个县的人均GDP只有1 200～2 000元/人，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61%～14.3%，人均GDP低于5 000元/人的县市区占到经济区县区总数的55.2%。2005年，兰州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8 52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 713元，而同期临夏州积石山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 149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二元结构明显。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和人口素质限制了兰州、白银等中心城市的重化工业化经济体系与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联系，形成了目前经济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突出的特征。

2.3 城镇布局受资源环境约束严重

受兰州经济区干旱与半干旱和山地为主的自然环境条件影响，区内城镇和产业发展主要沿黄河、洮河、大夏河、大通河、湟水、庄浪河、渭河等河流分布，沿河分布的城镇占城镇群城镇总数的80%以上，呈现出城镇和产业区沿河流、沿交通轴线串珠状的分布特征。在水土资源组合较好的河谷盆地内，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规模扩张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用地矛盾突出。多数河谷盆地城镇发展用地有限、大气环境容量较小、规模发展“门槛”较高、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较为突出，尤以兰州市最为典型。

2.4 行政区划障碍和市场分割明显

受行政区经济和管理的影响，兰州经济区内市场分割十分突出，各市州和县区之间缺乏区域统筹发展的紧迫性认识，城镇各自为政，各打各的优势仗，不但没有形成优势互补，相反还在进行优势抵消。各城镇、县区之间的封锁、壁垒和局部利益驱动，导致资源不合理开发、开发区开而不发，生产要素难以合理流动、集聚和优化组合，难以形成整体竞争优势和集群发展格局。

3. 兰州经济区城镇化水平预测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城镇化水平是衡量城镇化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正确有效地进行城镇化水平预测，是实现科学决策和加快发展的重要前提。由于城镇化是一个受经济和社会等众多因素影响的、极其复杂的系统过程，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企图用一个包罗所有因素的模型去描述城镇化的发展过程，是难以实现的［4］。为保证预测结果的可靠性和可比性，文章利用1994年以来兰州经济区及其内主要地区城镇化水平数据，分别采用指数函数、灰色模型、联合国法三种城镇化水平预测方法对各区2010年、2020年城镇化水平进行预测，综合预测结果见表2。

综合以上三种方法的预测结果，即到2010年和2020年兰州经济区城市化水平分别为32.35％和37.45％。但考虑到区域城镇化水平在30%以上城镇化发展速度会呈加速状态，同时由于在城市中的大量暂住人口没有进行统计，以及乡村―城市转型过程中农村人口户籍非农化滞后于产业非农化现象，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城镇人口，并且未来15年内甘肃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以及亚欧大陆桥的重要度提高，兰州经济区的城镇化会随着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有较大提高，笔者认为这个预测水平相对偏低，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估算与调整，确定兰州经济区2010年的城镇化水平在35％左右， 2020年在40％～45％之间。

4. 兰州经济区城镇化发展策略

4.1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主体功能区划克服了传统空间规划不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弊端，使空间规划真正建立在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前提的合理开发和科学发展基础之上，有利于优化区域开发格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5］。主体功能区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优化开发区域指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重点开发区域指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较好的区域；限制开发区域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禁止开发区域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在兰州经济区内部，兰州河谷盆地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力开始减弱，是经济区的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主要包括国家和甘肃省政府已批准的各类开发区和经济布局、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具有较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是经济区未来人口、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也是支撑经济区发展的重要增长点。限制开发区主要包括经济区内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和地质公园。在兰州经济区城镇化过程中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现有发展水平，按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确定空间功能区划，重组经济区城镇空间发展格局。

4.2 培育兰州经济区城镇群，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

城镇群是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独特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和产物。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把城镇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具备城镇群发展条件的区域，要加强统筹规划，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镇群”［1］。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甘肃省将兰州经济区建设纳入十一五规划的发展重点，兰州经济区内各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了包括特大城市兰州，中等城市白银，小城市定西和临夏市及163个县城与建制镇的城镇群雏形。在此基础上积极培育兰州经济区城镇群，整合海石湾、连城及其周边城镇建立连海市，平川区、陇西县撤区(县)建市，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区次级中心城市，有效弥补中心城市对它们所在区域辐射带动的不足。同时，构建由核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卫星城市和重点镇组成的城镇体系，实现在做大做强特大、大城市的同时，积极培育中等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再造小城镇发展的动力系统。除此之外，实施优化整合兰白（兰州市与白银市）核心，强化提升黄河沿岸，积极发展西陇海兰新铁路沿线，带动促进农村和民族地区发展的空间发展策略, 促进经济区协调发展。

4.3 调整经济区产业结构，引导人口合理流动

城镇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城市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就业岗位的过程。没有就业岗位的创造，城镇化协调健康发展就成了句空话［6］。兰州经济区传统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主要依赖城镇吸纳，如果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得不到改善，会从根本上影响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就业机会的多少直接受制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及转移劳动力的适应能力。目前，经济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级阶段，中心城市兰州和白银的主导产业又以对就业带动较弱的石油化工、有色冶金为主，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十分有限。为满足经济区城镇化协调健康发展的需要，应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合理调整经济区内各区的产业结构，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采取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的“两条腿走路战略”，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对就业带动作用明显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推进城镇化在经济发展和非农就业增长拉动下的可持续发展［3］。与此同时，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对临时进城务工人员，继续实行亦工亦农、城乡双向流动的政策；对因城市建设承包地被征用、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要转为城市居民，各地政府要负责提供就业援助、技能培训、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鼓励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定居，引导经济区内人口合理流动［1］。

4.4 建立经济区统一的市场，加快各类要素流通

在区域内率先建立各种协作机制的统一市场，不但可以减少和避免相同产业过剩导致的恶性竞争，还有利于最终形成多层次城市竞合区域大格局。由于兰州经济区内各城镇间缺乏区域统筹发展的紧迫性认识，城镇各自为政，从而使得市场分割在群内十分突出，导致群内缺少各类专业市场和综合批发市场。在培育各类专业市场和综合批发市场，提高规模化、专业化程度的基础上依托农业主产区，建设大宗农产品批发市场。将康家崖、文峰、口、会川、五竹建成全国一流的、功能齐全的马铃薯专业批发市场；进一步扩大榆中和平高原特色优质蔬菜交易批发市场的吸引和辐射范围，形成集储运、营销、信息于一体的大型现代专业市场；积极建设靖远羊羔肉专业市场和临夏分割牛羊肉专业市场；提升陇西、安定、渭源、岷县等的中药材专业批发市场等级。此外，配套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加快便民超市向农村扩展。

4.5 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网络，推进经济区一体化发展

区域内各个城镇间的各种联系是通过多种运输方式与信息网络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建设满足经济区整体发展要求的基础设施网络，是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前提。目前，兰州经济区内已建成以铁路、航空、公路为主的全方位立体交通网络，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进一步完善城镇群高速公路网络，在建设定西至平凉、天水，临夏至合作，临洮至岷县等重点主干道高速公路的同时，加快兰州外环高速公路和各主干道连线建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县际公路，加快通村公路建设；改造陇海、兰新、包兰、兰青铁路干线，形成大能力快速运输通道，合理布局铁路枢纽和铁路客货车站，与汽车站共同形成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兰州铁路枢纽改扩建和兰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建设，积极谋划兰州与和平至河口段地铁或城市轻轨。与此同时，实施中川机场的改扩建工程，形成以中川机场为区域枢纽、省内支线机场为依托的航空运输网络。

4.6 集约利用城市土地，走可持续城镇化道路

受干旱与半干旱和山地为主的自然环境条件影响，兰州经济区内城镇和产业主要沿河流分布。多数河谷盆地城镇发展用地有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较为突出，尤以兰州最为典型。目前，中心城市兰州的建成区在河谷盆地内已无城市发展后备用地，严重制约了规模扩展和结构提升，必须跳出河谷求发展。随着城镇规模的进一步扩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城镇化”必将加速，城镇建设用地与城镇化之间的矛盾将变得更为尖锐。因此，经济区内城市规划需要积极引进紧缩城市理念，在保证基础工业用地的同时，增加混合用地，加强对投资强度、建筑密度等指标的要求，减少对过量土地的需求，警惕过度开发和土地闲置问题。区内兰州、白银等市区的规划布局应以“多中心、组团式”结构为主发展混合型、多功能组团，取消超人规模的中心商务区、大型广场和大面积低强度的绿化带，重点发展占地少、效益高的现代第三产业，鼓励城市改造和旧城填充等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整体效益水平［7］。在城市建成区附近划定控制边界，实行控制边界内高强度开发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同时，使得对建成区基础设施的利用程度大为提高，降低了城市基础设施与管理的平均运行成本。对兰州市榆中新城、拟建的连海市、陇西市和平川市采用土地混合开发模式，避免单一的土地利用结构，新区不仅能提供居住，还应提供商业、工业等就业岗位，以及满足居民的服务设施，引导其向能提供多种就业的混合功能的新区发展。在中川、永登、临洮等卫星城镇建设过程中需要进行严格的土地限制，避免遍地开花，采取相对集中成片的紧凑开发，有利于集中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区内各级各类开发区的规模也要严格控制，各地应以当地比较优势和开发区原有基础为依托有重点地培育和发展潜力大、实力强的开发区，防止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从开发项目上提倡混合模式，不仅要提供居住生活条件，还应提供工作岗位和商业购物设施，减少由于新区与老城之间的密切交流而带来的频繁的交通出行［8］。同时，在城市土地开发过程中采取有序开发策略，为未来城市发展预留空间，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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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廊坊

2014年2月26日，在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自觉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标志着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进入提质的实质阶段。在此背景下，廊坊以其独特的地缘、人缘优势，为其破解城镇化进程的诸多困境、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所的机遇。

一、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背景下城镇化发展状态

京、津、冀三地无论历史沿革、文化传承，还是地缘、人缘关系，自古以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区域内协同发展在地缘、人缘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但仔细分析发现，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京、津两个超大城市在人才、资源、市场等高度聚集，中小城市实力不强，吸纳能力有限，小城镇发展水平不高，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截至到2012年年底，区域内的常住人口约1077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约6347万人，占总人口的58.93%，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36个百分点。但区域内的城市化水平严重失衡，京、津地区已经跨入高度城镇化阶段，而河北绝大多数城市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京、津、冀三地城镇化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2012年京津两地城市非农业人口已经分别达到86.23%、81.33%，而河北仅为46.80%。

第二，区域间的竞争发展模式导致各地竞争多于合作。区域间的竞争发展模式下，京津冀各地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地位不断被强化，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成为一种现实的政策选择，因而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再所难免。在区域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京津两市采取了一系列手段，筑起各种壁垒，设置屏障，对外来产品、人员的进入进行制裁或者限制，对行政区内资源、人力、技术、商品交易，实行封锁或者垄断，如京津两市采取了产业结构调整和扩散更多地集中在行政区内等措施。

第三，京、津、冀间产业同构，相似程度高，产业协作、转移及承接存在困难等。从表1京、津、冀三地“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关于主导产业的比较分析来看，京津之间和津冀之间主导产业发展相似程度比较高（京津都将航空航天工业、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及装备制造业作为各自的主导产业，津冀都将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信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作为各自的主导产业），京津和津冀间存在严重的产业趋同，其竞争倾向高于合作倾向。

二、 当前廊坊市城镇化发展现状

廊坊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既面临其自身的问题，也有其区域性的共性问题。

（一）廊坊市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相对不高

自1989年建市以来，廊坊的城市化水平逐渐提高，城市非农业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10.51%增加到2012年的32.12%，除了在2000～2005年间非农业人口比重有较大幅度提高外，2005年之后城市化进程明显放缓，年均增长仅0.4个百分点。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京津相比更是差距巨大（如图1所示）。

（二）城镇体系发展不完善，中心城市的影响力不强

廊坊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区域内的城镇发展自北向南呈现梯度发展态势：北部的三河、大厂和香河处于京、津之间的一块“飞地”，受京、津影响巨大;中部的固安和永清受天津的影响强于受北京的影响;南部的霸州、文安和大城则主要受天津的影响。因此，区域内的城镇化水平表现由北至南由高到低的状态（霸州除外）（如图2）。廊坊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并不强。

（三）环境污染引发生态发展不平衡

近些年来，廊坊市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不断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如2011年全市单位GDP能耗1.56吨标准煤/万元，比2000年减少0.48吨标准煤/万元;加强扬尘、燃烧、机动车尾汽、烟气及重点污染产业的治理工作，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是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仍然面临巨大压力。2014年1月至10月廊坊市城区空气质量与去年同期相比，达标天数为126天，增加了28天，达标率提高8.4%;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8.59，与2013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0.4%。这说明廊坊市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压力仍然严峻，环境治理工作任务艰巨。

（四）产业发展水平、结构有待进一步提高

2011年《廊坊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将廊坊的发展定位为“京津冀电子信息走廊、环渤海休闲商务中心”，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健康休闲、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新兴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改造。三次产业增加值所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2004年的17.0：53.8：29.2调整为2013年的11.0：54.0：35.0，但第二产业在廊坊经济发展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三、廊坊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策略选择

（一）以产业发展为基础，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必须以城镇产业发展为支撑。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高低。因此，产业发展是支撑城镇持续健康发展最为重要的内生动力，是解决城镇就业创业问题的关键所在，一个有活力的城镇，它是具有产业支撑、人口适度聚集和空间合理开发的区域发展载体，有良好循环的就业和收益。

廊坊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充分利用京津产业转移、要素外溢的有利契机，一方面，加快产业的“承接”、“对接”与“升级”，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布局和上下游联动的产业链条;另一方面，以扩大就业为导向的产业政策的调整，逐步建立以就业规模、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的匹配作为重要考核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督促城市经济发展的真正转型;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增强提高劳动者适应产业优化、升级的适应能力，提升就业的质量和稳定性。产业发展、产业聚集的趋势，同时必须考虑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等可持续发展因素，使之成为能够自我发展、自我升级的经济体。

（二）充分发挥地区中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城镇的作用，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中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城镇作为区域的核心城市，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和经济实力，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中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城镇要协同周边城镇进行发展，形成城市功能、交通、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等一体化的建设，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廊坊市处于在京津走廊的中间点，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市区为轴心分别向北京和天津延伸的经济带、跨区域的城镇体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提速的背景下，打破既有行政管理模式，以两条经济带为基础构建“共生的产业体系”，提升中心城镇的产业承载能力和人口吸纳能力，是提升廊坊市城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如在北京与廊坊之间，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以休闲度假为特色，重点发展阳镇、大厂镇、淑阳镇、夏垫、皇庄、安平、渠口等村镇;在廊坊区划内部要重点发展肖家务、万庄及杨税务等村镇，在津廊之间，以霸州为核心区，重点发展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产业，建设成为市域南部次中心。

（三）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打造绿色生态城市

近些年来，房地产扩张，廊坊与全国许多城市一样，以钢筋水泥化为主要特色的城镇化高歌猛进，但是原来居住于土地之上的农民，包括城郊城市化、城中村改造中的原农业人口及涌入城市务工的外地农民，则长期面临着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境遇。工业化和人口聚集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廊坊也出现了交通拥堵、能源短缺、大气和水源严重污染等“大城市病”，在很多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是成正相关的。

新型城镇化的“新”在于实现从过去的“土地”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的转变。推进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实现农村转移人口身份、职业和生活方式的转换。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向重视城市文化、城市生活品质等软件建设转变。城市文化、精细化管理程度等软件因素已取代高楼大厦、先进的基础设施等硬件因素，成为彰显城市生活品质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构成。

（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角色的定位

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型地方政府的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城市重建及房地产开发项目，地方政府因经济利益高度介入城市空间发展的扩张之中，导致城镇发展中的利益偏向。地方政府是城市空间发展权的垄断者，是城市空间发展权博弈中主导的一方，便形成了城市开发中不对称权力关系，导致城市土地的低买高卖、强制拆迁等行政霸权现象和“上访”、“种房子”、“钉子户”等处于博弈弱势的被拆迁者的反抗行为。

地方政府是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者，控制着土地、金融机构等关键资源，在城市规划设计、基本公共设施改造、公共服务提供、社会福利保障及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仍然需要发挥主导性作用。因此，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应该只是回应经济力量，也应该尊重城市各群体的利益需求。地方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必须始终站在社会普遍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立场，培育其与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避免偏向局部地区、行业利益或集团利益;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须致力于破除政府、企业、城镇居民、本地居民等多方面形成了已经固化的利益格局，使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能够真正站在“社会普遍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立场。廊坊市政府2013年组织编制了《廊坊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年）》，对城市空间结构、人口规模与城镇化水平、道路交通、生态建设保护及文化、体育、教育、医疗设施等方面的硬件建设做了详尽规划，但在强化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制度软环境的发展建设层面涉及的较少，这也是未来廊坊市新型城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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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1引言。

1958年美国发展经济学艾伯特·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率先提出“发展战略”这一概念，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潜力、资源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先后制定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个10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它使得“发展战略”一词逐渐越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广泛运用于发达国家。

2国外研究现状。

2.1理论贡献。

（1）区域平衡增长论。

均衡增长的主要涵义是指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和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增长。主要包括赖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纳尔森（R.R.Nelson）的低水平陷阱论、罗森斯坦和罗丹（P.N.Rosenstein－Rodan）的大推进论，以及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

（2）区域不平衡增长论。

区域不平衡增长论认为增长过程在实质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论有佩鲁（Perour）的增长极发展理论、缪尔达尔（GunnarMyrdal）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赫希曼（A.O.Hirschman）的依附理论。

（3）区域阶段发展论。

倒U型理论（ReversedU－ShapedTheory）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G.Williamson）把库兹涅兹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分析24个国家的国际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认为国内不同发展阶段区域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地区间收入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大致呈倒U型。

（4）钟型发展理论（BellShapedTheory）

1980年。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阿朗索（W.Alonso）提出了“钟型发展理论”，引入了描述经济发展过程的变化次序模式—钟型模式。在发展初期，国家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即使在某一区域内，用各人口组所占财富比例来衡量，社会不平等现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增长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长早期的特点。

2.2国外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战略选择案例。

（1）美国区域开发的“均衡”战略。

美国在开发不发达地区时，采取的是均衡战略，其有七个主要措施：

一是对不发达地区实现优惠税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组建经济开发区，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经济；三是以交通运输为重点，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利用财政金融手段，鼓励并引导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五是优化产业布局，拉动经济增长；六是有意识提高劳动力索质，注重引导人力资源流向；七是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2）前苏联区域开发的“倾斜”战略。

与美国不同的是，前苏联在区域开发上采取的是“倾斜”战略，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些科研中心来辐射周围地区，为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以此来促进相应地区的经济发展。

（3）巴西区域开发的“发展极”战略。

巴西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发展极”并以此形成发展网络，带动整个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巴西“发展极”的建立是通过设立专门的开发机构来指导、组织并实施的。

（4）日本区域开发的特殊战略。

60年代，日本政府为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缓解经济布局的不合理现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综合开发计划，采取了“据点开”、建设“定居圈”和“技术集成城市”等措施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刘国光（1984年）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中提到，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较长时期内，根据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条件的估量，从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各个方面出发，考虑和制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要解决的重点、所经过的阶段以及为实现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杨万钟（1999年）在《经济地理学导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是在经济区划的基础上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蓝图的总体勾画，是进行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创琳（2002年）在《区域发展战略论》中提出，区域发展战略就是根据区域发展条件、进一步发展要求和发展目标所做的高层次全局性的宏观谋划；单于广（2003年）认为我国当前宜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他认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指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者同一产业投人产出效果不尽相同，在国家所掌握的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证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重点开发的方式，并在资源分配和财政投入对重点开发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富裕。

4结语。

李奇泽、敖明山（2008年）在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化过程三个重要的阶段，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发展阶段、非均衡协调发展阶段后，作者指出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将是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发展将选择的发展战略，他认为具有很强的统筹协调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关键点，区域统筹发展战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力，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具有生态支撑力是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亮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理论和模式也应保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完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新的、适应需求的区域发展战略将产生。

参考文献：

［1］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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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创琳主编《区域发展战略论》，科学出版社。2002.

［6］李奇泽、敖明山，对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与协调发展的思考，中国商界，2008年。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内涵；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1-0014-05

一、引言

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研究表明，我国的地区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却一直在上升。我国区域经济的差异化格局表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三大阶梯、三大高地、三驾马车、三大病灶”。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指出，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限制及其障碍的复合体。区域经济差异扩大造成了全国经济系统的效率损失，阻碍了区域之间的形成相互促进的经济关系，同时，也损害了区域公平。科学、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引导和推动各区域走协调发展之路。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术界就开始探讨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国家更是在“九五”计划中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一条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并在“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中得到继续贯彻和强化。近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由于理论研究的不足，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时遇到了不少困扰。一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认识欠深入，因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难以达成共识；二是对区域经济协调的动因缺乏研究，导致所制定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难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主体形成有效的激励；三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尚缺乏系统的探究，较大程度上限制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方式和政策工具的选择。鉴于此，本文拟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动因与机制体系这三个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建设和国家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有所贡献。

二、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辨析

何谓区域协调发展?这是开展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点。我们发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文献虽多，但直接论及区域协调发展的定义或内涵的文献却很少。目前，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之间在经济交往上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上关联互动，从而达到各区域的经济均持续发展的过程。区域协调发展是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区域间的相对平衡和动态协调的发展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区域和谐。

第二种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不同区域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特点，确定不同要素约束条件下的开发模式，形成合理的分工，同时在政府的调控下，保持区域之间的发展条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合理的范围内，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状态下的发展状态。

第三种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之间相互开放、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区域分工趋于合理，既保持区域经济整体高效增长，又把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良性互动的状态和过程。

第四种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指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国民经济的高效运转和适度增长，又要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使区域间的经济差异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达到各区域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第五种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是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保持区域经济整体的高效增长，又能促进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使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各区域协调互动、共同发展的一种区域发展战略。

上述定义分别从区际联系、公平和效率的均衡等视角进行了概念界定，虽各有合理的因素，但仍缺乏从系统的角度进行提炼。分歧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将其归结为一种“状态”，仅是某个时点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静态刻画。将其理解为一种“模式”，从根本上违背了区域的空间差异性特征，而且本质上也是对事物的特定时态的描述。若将其视为一种“战略”，则脱离了其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性“产物”的客观存在性。相较之下，区域协调发展宜理解为区域之间经济关系演进的一种“过程”。其产生于区域经济关系演进的过程中，也在这一动态过程中逐步走向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表现是什么?这正是理解这一概念的关键。虽然上述定义从区域关系的相互联系、区域发展的相互促进、区域差距的逐渐缩小、区域利益的共同增进等方面进行了刻画，但在具体表述上仍然有细微差异。仅对区域差距缩小的认识而言，有学者强调发展的前提和发展的结果两个方面，认为应将“区域之间的发展条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合理的范围内”。多数学者强调结果意义上的差距缩小，认为应“将各区域间的经济差异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其中部分学者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区域经济逐渐收敛的要求。诸如上述表达上的微妙差别在其他方面也有体现。正是这些细微的差别导致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表现特征不明确，进而造成对区域协调发展内涵认识的不深入。

笔者认为，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的提出源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因而，必须始终紧密结合实践层面对区域协调发展概念的认识来剖析其内涵特征。根据国家“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等有关政府文献中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表述，同时吸收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认识，本文将区域协调发展定义为，各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分工更加合理，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趋向收敛，整体经济效率持续增长的过程。这一定义将区域协调发展界定为一种“过程”。具体而言，这一概念包含了一个前提，四个特征与一个目标。

一个前提即区际相互联系的客观存在性。理解区域协调发展概念，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必须从区际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并贯穿始终。其一，区域协调发展本身就是描述两个区域系统之间的关系，区际联系是这一概念存在的基石。其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在市场能量极大扩展的今天，每一个区域都被纳入到地区、国家乃至全球格局中，区际联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紧密。其三，根据区域相互依赖理论，区际联系的客观存在性决定了区域相互之间在发展上的相互依赖，从而形成互动关系。因而，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

四个特征分别是：第一，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具体体现为：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更加通畅，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区域合作与交往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第二，区域分工更加

合理。各区域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均立足自身经济优势和比较利益，实现区域发展与要素禀赋最佳匹配，并在区域联系网络中居于合理的节点。第三，区际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收敛。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差距呈现逐渐缩小并稳定于合理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逐渐呈现均等化的态势。第四，整体经济效率的持续增长。就“过程”而言，即区域整体的高效增长贯穿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一个目标即区域公平与效率的统筹兼顾。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之间应是一种既相互区别、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对立统一关系。区域协调发展从根本而言就是协调区际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区域协调发展的第三个特征即体现了区际公平的要求，而其他特征则体现了发展效率的要求。讲求效率的增长是实现区际公平的保障，体现公平的发展更能激发效率的提升。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旨在建立一种确保公平与效率正向反馈的机制，促进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因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何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即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因采取了“冷处理”的态度。在笔者力所能及的文献检阅中，尚未发现有针对性的论述，似乎这一问题不言自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亦是理所当然。对这一问题的忽视不仅导致了对区域协调发展理论认识的偏差，更导致对区域协调发展实践的偏差。一般而言，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来源，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单纯国家层面的需求，二是某一区域单方面的需求，三是区域双方的共同需求，四是国家与区域两个层面的共同需求。每一种来源的动力特征和结果效应是不同的。结合我国实际，区域协调发展主要受到来自区域层面的内在动力与来自国家层面的外在推力的综合影响。

(一)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

区域经济是某一特定区域内经济、社会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在现实世界中，任何区域都面临资源稀缺性的客观制约。有形资源如土地、矿产等，是附着在一定区域空间上的，缺乏可流动性或者流动性很差；而无形资源如人力资本、地方文化禀赋等，在有确界的区域空间格局中亦表现出贫富不均的空间特征。因而，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或是由于在区域内无法获得特定资源的供给，或是由于在区域内的供给成本过高，难以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完成资源的合理配置。而经济活动的逐利性意味着它不甘受制于区域空间界限的桎梏，而要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克服稀缺性，完成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活动的扩散性与区域边界的收敛性的自然对立，不仅印证了区域经济联系的客观必然性，也揭示了区域利益冲突的客观必然性，更预示着化解区域矛盾的可能性。从区域经济的相互联系来看，任何一个区域都处在不同等级、不同范围的区域网络中。网络式的区域联系一方面保障了特定区域先天优势的发挥和凸显，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缺乏先天优势的区域发现和培育比较优势，有利于区域利益的共同增进。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区域网络联系实现要素流动、商品交换、技术溢出等效应，满足各区域多样化的需求；二是通过合理产业分工提高区域网络的竞争力，以彼此交织的原料供应、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环节保障区域整体经济效率。因而，在稀缺与逐利的冲突下，在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网络中通过要素流动、产业分工等方式有利于实现区域利益的共同增进。从区域经济活动主体而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其理性的主动选择。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考察，又是另一番情形。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双重特征：他们一方面是“经济参与人”，即像任何经济主体一样关注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这些官员同时也是“政治参与人”，他们关注政治晋升与政治收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动机，获得幅度更大、速度更快的经济增长不仅可以为区域截留更多的经济利益，也能够由此带来更好的政治收益。因此地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增长竞争冲动。虽然在短期利益驱使下，地方政府为了在增长竞赛中脱颖而出不惜以邻为壑，但从长远而言，只有置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区域经济的发展效率才更有保障。因而，理性的地方政府从长远计必然会步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再者，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中央政府的地方官员考核选拔机制无形中成为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指挥棒”。地方政府既要“对上负责”，即执行中央政策和直接上级政府的指示，又要“对下负责”，即承担着维护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生活等任务。虽然两种选择带来的收益与成本不对等(一般情况下“对上负责”的净收益更显著)，但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阶段，二者是彼此切合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既是迎合中央政府政策导向的“对上负责”，也是确保辖区经济社会稳定的“对下负责”。从这一意义而言，区域协调发展是地方政府既“被动”又“主动”的选择。

无论是来自区域经济活动主体的主动选择，还是来自地方政府既“被动”又“主动”的选择，二者在区域层面上交织形成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动力

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动力主要来自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作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规划者，中央政府一方面表现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也具备了助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实力。就意愿而言，在历经多年非均衡发展战略指引下，我国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显著的区域发展差距从经济、政治诸方面对中央政府造成了压力。首先，由于长期发展重心的东南偏向，一方面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沿海发达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逐渐扩大，而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导致全国整体经济发展效率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在产业发展、消费水平与层次、基础条件等的空间地域差异扩展，我国需求结构与产业关联濒临断裂的边缘，国民经济面临过高的持续增长风险。其次，对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拉大一方面激化了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矛盾，有悖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另一方面导致处于发展两极的区域产生了离心的趋向，不利于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因此，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已由改革前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成果转换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和压力。从能力看，快速稳定增长的财政收入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物质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3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51321.78亿元，增长将近45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4.05％，在1994―2007年期间，中国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18.60％。因此，在兼具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意愿和能力的条件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获得了源自中央政府的稳定的推力。

此外，区域协调发展也受到国际国内先发区域示范效应的积极影响。就国际经验而言，最典型的莫过于欧盟的成功经验。通过多样化的协调发展政策和措施，欧盟在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而在我

国，发达区域如珠三角、长三角等在历经多年经济高速发展后，为了参与更大范围的外部竞争，主动探索区域合作的有效途径，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秩序。这些区域的范例和积极探索提供了一种引力，指明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景与收益，也为其他区域投身实践提供了客观指导。

综上，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动力不仅有来自中央政府的稳定推力，也有来自国际国内其他区域成功经验的引力，这两股力量共同拧成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外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在实际过程中的作用是相互交织强化的。外部动力需要通过内生动力传导，并可以转化为内生动力；而内生动力只有在外部动力的良好运行保障下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理解二者之间的互动关联，有助于回答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

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体系

(一)市场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是指遵循市场规律，推动区域市场开放，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引导要素跨区域流动、企业跨区域发展和产业跨区域转移，从而增强区域之间的联系，促进区域之间的分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

市场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区域协调发展首先是区际经济关系演进过程中所内生出的一种共同发展需求。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要素流动、企业扩张和产业转移，既可能扩大区域差异，也可能缩小发展差距。因而，从作用效应来看，单一的市场机制不能确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但是，作为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市场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经济发展的能量，增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率。因此，在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体系，一方面应该把市场机制放在基础性的位置上，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和其他机制相互联系，克服“市场失灵”导致的“协调失灵”。

(二)空间组织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组织机制是通过“最佳(空间)组织”形成“最佳(空间)结构”并促进区域“最佳(经济)发展”，即运用空间规划、空间开发、空间管制等多种空间组织方式，对全国的区域空间进行全局谋划，对各区域的功能定位、区域空间联系网络建设等进行战略指引，加强区域之间的联系，实现资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最优配合，提高空间经济配置效率。

发挥空间组织机制的作用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区域发展需要以空间结构为依托。通过一定的空间组织形式形成特定的空间结构，不仅能把分散于地理空间的相关资源和要素连接起来，使经济活动能够正常运转，而且还能产生特有的经济效益，包括节约经济、集聚经济、规模经济等。另一方面，区域空间结构又随着区域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和优化，通过最佳的空间配置使个体要素充分发挥作用，获得整体经济效益。“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三)合作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合作机制是指相关区域按照自愿参与，平等协商，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基本原则，在物资供应、设备利用、技术支持、资金融通、信息共享、人才交流、资源开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对外经济联系和贸易等方面，建立全方位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合作机制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式，是区域协调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区域合作可以实现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优势互补、优势共享或优势叠加，把分散在不同区域的经济活动有机地组织起来，激发相关区域的潜在经济活力，获得分散条件下难以企及的综合优势和经济效益。同时，区域合作为要素流动、有效分工提供了保障，促进要素向最优区位流动，促进区域经济专业化的深化，保障经济运行效率与效益。“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

(四)援助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援助机制就是采取区域互助、国家扶持、生态补偿相结合的方式，对欠发达区域进行持续性的帮助，改善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条件，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同时，使这些区域与发达区域建立相对稳定的经济联系，在全国空间经济系统占据合适的位置，摆脱“贫困恶性循环”，在总体上形成全国区域共同发展的格局。

援助机制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有大量的欠发达区域，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这类区域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发展条件差、基础弱；总体发展水平低；处于经济空间的边缘，难以接受发达区域的经济辐射；贫困和资源枯竭、生态恶化是困扰经济发展的普遍问题。由于自我发展能力弱，缺乏竞争力和参与合作的“对等”能力，单靠市场机制、合作机制等难以解决这些区域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外部的援助，改善其发展条件，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为欠发达区域注入发展的原动力，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五)治理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机制，即通过多个区域主体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形成稳定的内生秩序，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运转。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中，通过不间断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为市场机制、空间组织机制、合作机制、援助机制发挥作用提供条件，促进各机制之间相互融合；二是通过设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区域协调发展治理机构，奠定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化运行平台。

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中，治理机制具有特殊的作用。其特殊性体现在，治理机制并不完全直接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保障市场机制、空间组织机制、合作机制、援助机制发挥作用而间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由以上五个机制构成的机制体系框架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从目标的角度分析，该框架既强调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效率的增进，如对市场机制主导地位的突出；同时也强调了区际公平的改善，如对欠发达区域的扶持机制等；有助于形成经济效率与区际公平兼顾的良性正反馈。从动力的角度而言，上述框架一方面强调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效应，另一方面凸显了外在动力的综合影响，有助于由内而外形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合力。从主体的角度而言，该框架纳入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多个主体，如市场机制以微观主体企业的活动为主，但是也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联动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转。通过各主体在不同机制问的相互作用，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系统整体的协调功能。

五、结语

区域协调发展的需求产生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应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因此，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各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分工更加合理，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趋向收敛，整体经济效率持续增长的过程。这一过程的

产生不仅受到来自区域层面的内力的驱动，也受到来自中央政府层面的外力推动，是多个层面、多个主体、多种经济关系、多目标共同合力交织的必然结果。由市场机制、空间组织机制、合作机制、援助机制、治理机制组成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框架正是从系统的角度，利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顺利推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研究”(07AJL009)和暨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引进人才项目(2008JSYJ0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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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范文第5篇

一、地区经济协调性发展刻不容缓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会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和资源布局很不平衡。正确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以及地区经济之间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各种优势的发挥和经济的合理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元拉动的作用日益明显，这为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很多企业会将高端人力资本投入多的环节安排在战略资源密集的中心城市，将土地、机器设备和一般加工工人等资本投入多的环节，安排在常规资源密集的欠发达地区，通过规范管理，引导带动社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通过扩大财力总量和多元化投入格局的形成，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向都市经济跨越。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实现良性互动。当前，我国城市化在快速推进过程中面临着与区域经济发展非协调性问题日益突出，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不同步等重要问题。同时，由于当今世界经济竞争已经变成城市群经济的竞争，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资源和要素快速集聚，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加速转变。因此，要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 必须要按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协调发展的原则，正确处理全面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建立城市化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长效机制。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充分激励各区域社会资本的跨区域流动。逐渐改变优势在资源、制约在环境，差距在总量、瓶颈在交通等弊端，这都有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实现良性互动。

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能够使城市经济区域协调性增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时期中国政府提出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战略决策。我国75%以上的城市未能达到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代价高昂。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实现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并加快推进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同时，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非常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协调、产业发展不协调。而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好8亿农民消费水平偏低和整体收入的问题，既是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又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

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1.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讲加快发展绝不是要认同盲目发展，而是要使国民经济在较长时间里保持持续、协调、较快、健康发展。因此，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就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全力做好稳增长、控物价、惠民生、调结构、促和谐的工作。这不仅意味着中国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且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我们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的良好发展格局。加快实施这一战略，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区域产业定位，加强区域合作，使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形成整体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地区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

2.实现跨区域合作。实现跨区域合作发展战略，是我国在准确把握国情的基础上，从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出发，着眼加快提升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所作出的一项事关长远的重大决策。当今世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日益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如何实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实现跨越发展成为日益紧迫的任务之一。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如何抓住这历史性的契机在于战略协同，尤其是政府之间的跨区域战略合作有助推动经济战略的整体发展，促使中国有限的资源在战略作用下发挥最大的效用，为合理配置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战略基础。因此，跨区域合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3.要统筹兼顾，推动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党的十报告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要增强发展协调性，基本形成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等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就难以实现长期的持续协调发展。因此，我们要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根据“短边”进行平衡，引导核心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促转型与保增长的关系，形成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出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更好的实现跨区域合作，形成资源整合，产业互补的发展格局。

三、结束语

总之，实现地区经济协调性发展就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目标、工作重点和实现路径有机统一；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不断改善区域差距过大的局面，以缓解社会矛盾，促进民生进步，增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张艳，胡苏娜，王莹.区域经济“回浪效应”向“扩散效应”过渡的条件与对策[J].江淮论坛，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