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环境污染防治法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水环境污染防治法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水环境污染防治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水污染综合治理;环境审计;绩效审计
中图分类号:F239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意义
滇池是目前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内陆淡水湖泊之一,滇池污染治理已被列入云南省重点督查的20个重大建设项目之一。根据滇池治理长期规划,从2008年到2020年,滇池治理投入资金将突破1,000亿元。由此可见,对滇池的水污染治理进行审计工作是非常必要的。现阶段,环境审计更注重其中的财务审计与合规性审计,而忽视了环境绩效审计的重要性。本文结合云南滇池水污染治理的审计实践,对环境绩效审计方法进行了研究,以期推动环境绩效审计在我国的发展。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研究现状。英国绩效审计开发了如问题解析法、碰头会法、绘制结构关系图等一系列适合于绩效审计的特殊方法,保证了绩效审计的顺利开展。英国绩效审计已基本形成体系,正在实践中不断成熟。
瑞典国家审计署采用的三种绩效审计方法:目标实现法、控制方法、系统控制方法等。其中,目标实现法是指主要检查环境部门完成法律规定的环境目标的情况,将环境目标作为开展环境审计的起点;控制方法是为保证环境目标的实现国家建立的控制措施,包括禁止使用某些物质、环境方面的收费、信息披露等方面;系统控制方法,侧重调查各部门为实现环境目标而采取措施以及采取措施的实际效果。
德国环境绩效审计也采取了多种形式:抽样审计、项目审计、重点审计、横向审计、定向审计和措施审计等。
美国环境绩效审计方法分为数据收集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其中,资料收集方法包括采访、调查、观察和查阅档案等;数据分析方法包括对信息进行比较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统计定性和定量分析、回归分析等。
(二)国内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研究现状。我国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和成熟的方法,仍处于一种摸索阶段,其主要观点和方法如下:
1、对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必要性研究。陈正兴认为对环境审计方法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完善审计学科体系,而且有助于指导环境审计工作的实践。宋尉在深化环境审计的思考中提到环境绩效审计是一种新型审计,必须了解环境绩效审计方法才能搞好环境审计。
2、对采用常规环境绩效审计方法的研究。关于环境绩效审计的方法,大家一致认为常规的审计方法通常也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浙江省审计学会课题组在开展我国环境审计的构想中提到开展环境审计的方法,常规的审计方法同样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包括审阅、核对、查询、观察、鉴定、分析性复核等。
3、对借用相关学科方法的研究。关于借用相关学科方法尤其是环境经济学、环境工程学的方法,多数学者的观点一致。宋尉提到环境审计是一种新型审计,常规的财务审计、绩效审计方法同样适用于环境绩效审计,只是这些环境绩效审计方法应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治理紧密联系起来。
三、滇池水污染治理环境审计现状
通过对昆明市政府审计部门进行了实地调研,发现昆明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组织过专门的环境审计工作,在其他工作中伴随进行的环境审计工作的内容极其狭窄。通过对调查的深入分析,滇池水域环境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我国审计立法不够完善,缺乏水污染治理环境审计准则指导。目前,我国环境审计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尽管我国现已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律、与环境相关的资源保护法律,基本形成了审计及环境法律法规监督体系,但仍然缺乏具体实施的指导,也缺乏环境审计的具体实施办法和评估标准。从滇池水域环境审计的实践看,缺乏环境审计准则的指导与规范使得环境审计工作遇到许多困难。环境审计人员在环境审计中只能借鉴传统的财务审计的方法,然而环境审计同财务审计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例如环境审计有不同于财务审计的目标、方法和程序。财务审计的方法不能满足环境审计的需要,使得环境审计的开展遇到许多困难。
(二)环境审计范围过窄、内容单一。由于我国环境审计开展较迟,目前仍缺少系统的环境审计理论阐述,审计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为审计内容过于单一。调查表明滇池水域目前进行的与环境相关的审计主要是环保资金财务收支审计。环保资金财务收支审计主要审计环保资金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财务收支审计当然是环境审计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但环境审计工作不应该局限于此,更多的如环境审计依据、绩效审计、环境经济政策也应当纳入环境审计范围之中。
(三)环境审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从滇池水域的环境审计看出,审计人员单独承担专门水污染治理环境审计任务还有一定困难。环境审计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其深度和广度对审计人员的素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不仅要求审计工作人员懂得审计方面的知识,还要具备一些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环境法规、工程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而从目前审计人员的现状看,还难以适应环境审计的发展要求。
四、加强滇池水污染治理环境审计初步构想
(一)转变思路,推进绩效审计。对滇池水域进行的环境审计,应该把“评价水污染防治取得的效益――查找效益不高的原因――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水污染防治”作为效益审计的基本思路。在这种思路下,把财务收支审计中发现的一些违法违规问题作为效益审计的基础和素材,作进一步审计挖掘,对治理效益不高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对水污染治理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就可以将效益审计与财务收支审计结合起来,使审计项目最终落到效益审计上。
(二)积极探索滇池水污染治理效益审计方法。对于滇池水污染治理环境审计可以尝试效益审计方法。在搜集数据时,可以采取实地观察、问卷和表格调查等方法获取有关数据,同时还可以借用其他学科领域的分析方法,例如市场价值法(即分析水质变化引起的渔业、农业产值变化)、人力资本法(即分析水质变化导致人类患某些疾病的概率,进而分析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机会成本法(即分析水质改善后,取水距离的缩短带来的管道建设成本的降低)等,将环境变化带来的收益或损失予以货币化,用以评价水污染治理的环境效益。另外,为了监督评价环保部门及有关部门的工作绩效,应建立一套科学的环保指标体系,在环境监测的基础上,对不符合环保指标要求的进行跟踪审计,分清责任,监督环保部门及有关部门改进工作,使环保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三)积极开展联合审计,逐步提高环境审计人员自身素质。环境审计既涉及到财务审计,又涉及到绩效审计和合规性审计,具有极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综合性,这对审计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滇池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进修班、组织交流会等形式提高环境审计人员的素质,建立一支合格的环境审计人员队伍。
通过调查研究,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环境绩效审计研究方法都不会仅限于常规审计方法,它与其他相关学科如环境工程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将会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而其可操作性更强,理论体系也会更加完善,能够在实务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最后,希望能向社会推广应用这一针对水污染治理的环境绩效审计方法,从而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益。
(作者单位:1.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2.青岛理工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刘长翠.环境审计研究,历史、现状与未来[J].审计研究,2005.5.
[2]宋尉.深化环境审计的思考[J].现代审计,2003.5.
[3]浙江省审计学会课题组.太湖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环境审计实证研究[J].审计研究,2004.1.
[4]张文华,钱凤.我国环境审计初探[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5.
水环境污染防治法范文第2篇
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和2007年的太湖流域水污染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广泛关注。就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而言，《水污染防治法》、《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相继出台。但是以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实践观之，现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及相关制度不完善是主因。鉴于此，从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现状为出发点分析我国相关立法及法律制度的不足，并在借鉴英国泰晤士河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
流域跨界水污染；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制度；法律对策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08017102
1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显著。2007年的太湖流域水污染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广泛关注。
太湖是我国的第三大淡水湖，位于浙江省和江苏省的交界处，北临无锡，南滨湖州，西接宜兴，东临苏州。2007年5月29日，太湖水污染事件爆发，无锡市发生了饮用水危机。5月28日，据无锡市南泉水源厂的工人表示，从太湖引来的水中的溶解氧含量于当天晚上就开始下降了，太湖无锡水域水体大面积发黑、发臭。5月29日，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到六月份初，蓝藻事件带来的影响才逐渐消除。
若对2007年这起太湖流域污染事件进行深入的分析，便能看到我国对流域水资源的管理以及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等方面均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我国的流域管理，相关部门仍是不能明确把握流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在实际管理中，相关部门未能将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两种管理模式相结合，不能很好地调动流域和区域两方面的积极性；在立法方面，重视实体性的立法而忽视程序性立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实体法与程序法“一长一短”，造成了实体性立法不能发挥功效的局面
为贯彻对流域水资源进行全面的保护以及对流域跨界水污染进行预防的理念，应该对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立法现状进行全面的分析以及对不完善之处进行修补，需要思考这些问题：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体系的不完善之处？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完善相关立法的缺陷及提高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效果的对策又有哪些？
2我国关于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现状
对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现状进行分析，较为贴切的方法是以两个不同的角度作为出发点，其一是将现阶段的法律体系、制度与过去的法律体系、制度进行比较，其二是对我国现阶段具体的水污染防治情况加以考察。通过这两个角度可以较为清晰、透彻的了解立法基本现状及其实效。
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水污染问题，1996年我国修订实施了水污染防治法。进入21世纪后，我国在立法层面上对于水资源的保护更上一层楼。第一，立法目的和原则规定为：“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得其更加的鲜明；第二，从内容上看，我国不断地完善法律体系缺陷，继而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环境保护法》、《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第三，从管理体制上看，相关部门根据流域的特点，提出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对我国的流域水资源进行了较具特色的管理，且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归纳而言，立法对水污染防治机制的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体系、体制的完善对水污染防治机制的进一步改革尤为重要。
虽然我国在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的水污染仍较为严重。第一，相关管理体制仍存不合理之处，流域管理机构缺少“硬性”职权，只具备“软实力”；第二，在法律体系层面上，我国紧缺在刑法上对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进行管理的法律条文，使得进入刑法领域的流水污染事件少之又少；第三，制度的不完善较为明显，首先是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其次就是制度执行机制不完善。
归纳而言，我国较之过去的立法有“质”上的进步，但是立法上的完善不是能一蹴而就的，现阶段立法仍存在很多急需完善的地方，若忽视这些不完善的“点”和“面”，这些“不完善”将严重阻碍我国对水资源的保护。所以就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现状而言，我国在流立法上较之20世纪90年代的立法来说的的确确是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是较之于水污染的现状来看，我国立法完善的脚步仍没有跟上水污染逐步加重的速度，以至于水污染的治理仍难以在实质上取得成效。
3我国对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的不足
对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的不足在上述已略有介绍。将我国的立法现状与相关部门的执法管理、水污染防治效率以及其他层面相结合进行分析，可以清晰看到我国水污染防治立法上存在的不足之处。
3.1中国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尚不健全
在水污染突发事件频发的近几年，存在一种怪现象，即我国对水污染事件责任人的刑事制裁方面的法律严重缺位。据国家环保部门的权威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水污染突发事件呈与日俱增的势态，但是进入司法领域的水污染事件却很少，加上我国刑法对这一层面所涉程度较浅，导致以犯罪的名义进入司法程序的水污染事件少之又少。宜兴市人民检察院的5名检察官写出了长达5万余字的课题调研报告。他们认为：“刑法的立法现状与我国将水当成‘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质元素’的地位很不相称。”
3.2中国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尚不完善
第一，我国对水污预防和水污染治理的做法，有主次颠倒之嫌。《我国水污染防治》规定，水污染防治应该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此前所提规定大相径庭。较多水污染突发事件在水污染预防阶段的人力、物力投入较造成水污染事件后的人力、物力投入相比可谓是冰山一角。这一现象的产生仍要归因于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若是在水污染产生之前加大水污染预防的力度，如持续有效地对企业的排污进行管制与监督、真正意义上推行污染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那么水污染突发事件的出现的概率必定会大大降低。
第二，我国对水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缺乏与时俱进的特点。我国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包括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收费管理、重点水体总量控制、水污染限期治理以及其他基本制度。相对于外国而言，我国目前水环境监测网络不完善，公众参与制度不健全，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的实施仅限于重点水体，对于小打小闹的企业排污并没有严格的进行监督以及其他之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因此我国需要从流域跨界水污染的现状出发，对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
3.3中国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立法技术存在不科学之处
对于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立法，总体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但是在立法技术上的表现来看，我国立法技术仍出于较低水平，立法技术不科学，使得水污染问题的处理以及预防的效果都被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与国外的立法技术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我国的立法技术存在着较多不完善之处。首先是立法技术上存在着缺乏公众参与的问题，公众参与往往能提高立法的科学性，提高公众参与程度能够使得对水污染问题的解析更加透彻。第二是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地方立法质量比较低。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从实际情况出发实施颁布了各式各样的地方性法规等，但是这些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往往不能从流域的整体性出发对流域水污染起到防治的作用，使得水污染的防治效果不佳。
4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的法律对策
通过对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立法现状的分析、其不足之处的论述以及对松花江事件和太湖流域水污染事件的了解，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急需相应的法律对策来应对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律层面的缺陷，使水污染突发事件频发这一现象得到控制。
第一，完善水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是“有法可依”的需要。上述对刑事立法严重缺失为例说明，我国对于水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上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应该更加具体的增设跨界水污染问题产生时在承担责任这一领域的相关法律，促进我国解决“跨界水污染问题难以进入刑事领域”的怪现象。现阶段我国以《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为核心。但是仍是停留在这一单薄的立法体系上尚不能有效的处理所有水污染防治问题。所以我国应该根据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现状和需要，建立健全的流域水污染防治法律体系，这是遏制我国流域水污染恶化的一个基本对策。第二，提高立法上的主动性。《水污染防治法》的最新修订是在近几年层出不穷的重大水污染突发事件导致饮用水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往往水污染问题的产生能够使得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出现，采用这种“水污染进”则“法律进”，“水污染停”则“法律停”的现象实为不合理。针对这种情况，我国的立法机关在立法上应该放长眼光，既能对已经出现的跨界水污染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从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第三，合理完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执行机制。在水污染防治中不难看到这种情况：各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忽视整体利益，在水资源保护实践中互相推脱，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职责。为应对此种情况，完善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执行机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立法层面上对各部门给予明确的职责，充分调动各大流域管理机构的积极性，一改以往流域管理机构只被赋予“软职能”的消极被动局面，使得这些作为派出机构的流域管理机构能够发挥其真正的职能，从整体上提高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执行水平。第四，须在立法上规定：流域作为一个独立整体的对象。其因在于分割了流域的整体性势必会导致流域的管理出现混乱的局面，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如几个区域之间就跨界流域水污染问题有不同意见时，可能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情况，使水污染问题的及时解决遭到阻碍。为防止流域水污染进一步的加剧，我国应该采取立法的形式确定流域的整体管理，不然很难对流域的水环境状况进行有效的控制。
参考文献
[1]韩冬梅，任晓鸿.美国水环境管理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河北大学学报，2014，（9）.
[2]王利.我国地下水污染防治立法现状及完善策略分析[J].齐鲁学刊，2014，（01）.
[3]田文威.协同治理视角下我国跨界水污染治理研究[D].武汉：武汉科技大学，2012.
[4]陈开琦，刘飞.生态安全与环境风险防范[J].法制建设，2011，（8）：69.
[5]俞树毅，柴晓宇.西部内陆河流管理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6]胡晓红.我国跨区域水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4）.
[7]黄万华，白永亮.基于区域经济竞争优化环境治理绩效的府际环境合作机制研究――以跨区水污染治理为例[J].当代经济管理，2011，（04）.
[8]赵来军.湖泊流域跨界水污染转移税协调模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1，（02）.
[9]郭文芳.《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立法背景及主要内容[J].中国水利，2011，（21）.
[10]叶建春.全力抓好《太湖流域管理条例》贯彻实施[J].中国水利，2011，（21）.
[11]叶建春.贯彻落实中央水利工作新要求推进太湖流域水利改革发展新跨越[J].中国水利，2011，（24）.
[12]陈晓景.黄淮流域生态系统管理法律制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6）.
[13]周明玉.我国水污染防治立法现状与创新研究[D].北京：北京地质大学，2009.
水环境污染防治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水污染；治理；环境经济手段
我国水污染状况正日益严重：污水排放总量增长速度较快，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是，2001年为428亿吨，2004年为482亿吨，3年增长了12.6%；主要水系水质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控制，劣五类水质比例仍然很高，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资料表明，2004年七大水系中，一半以上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达不到饮用水源的标准；水污染事故频繁发生，经济损失较大，据调查统计，从2001年到2004年，全国共发生水污染事故3988起，平均每年近1000起。这组数据既呈现出我国水污染治理所面临的紧迫形势，也折射出我国水污染治理工作严重滞后的无奈。
我国水污染治理严重滞后的现状是由历史的、经济的、法律的及水体自身特点等多种原因造成的，而其中水污染防治立法的不完善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国目前的水污染防治立法所采用的环境管理政策仍是以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和控制为基础，所使用的环境经济手段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影响了水污染防治中市场作用的发挥。
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是为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标，利用经济利益关系，对环境经济活动进行调节的政策措施。该手段的恰当运用对于提高政府环境管理的效率和加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治理成本高、管理难度大、发展与治理矛盾突出的水污染治理中尤其显得重要。因此笔者将就如何在水污染治理中引入多维环境经济手段展开论述，以期对水污染治理的进一步法制完善提供可行性建议。
一、水污染治理中环境经济手段运用的现状
我国目前在环境领域应用的环境经济手段包括超标排污费、污水排污费、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污水处理费、SO2收费、生态环境补偿费、矿产资源税和补偿费、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排污许可证交易、“三同时”保证金、治理设施运行保证金、废物交换市场、废物回收押金、环保投资渠道、补贴等。
但我国在水污染治理方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明确的环境经济手段只有超标排污费、污水排污费、污水处理费。《水污染防治法》第15条明确了在水污染治理方面我国目前所采用的是“双收费制度”，即只要排放污水就要按数量征收污水排污费，排污单位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还必须按国家规定缴纳超标排污费。第19条规定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按照国家规定向排污者提供污水处理的有偿服务，收取污水处理费用，以保证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
《水污染防治法》第16条虽然规定了总量控制制度，《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也补充了排污许可证制度，但由于并未规定排污许可证可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因此全国范围内的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并未建立。
由此可见我国在水污染治理方面目前所采取的环境经济手段单一，主要就是收费。“费”的收取是运用经济杠杆调节水污染防治与企业发展、居民用水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对我国的水污染治理起到显著的作用。但其存在收费标准是否合理，收费资金管理是否公开，收费资金使用是否公平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的刺激（鼓励或抑制）效果上不如水污染税；在污染总量的控制效果上不如污染权交易制度；在对水环境实施侵害与受侵害者的权益维护上不如环境保险制度。因此我们在完善水污染防治立法的过程中应适时引入多维环境经济手段，以弥补单一收费制度的不足。
二、水污染治理中多维环境经济手段运用的设想
（一）税费制度
税费制度包括税收与收费。在水污染治理的范畴内收费制度即排污费、超标排污费等费用的收取。税收制度即征收水污染税，也就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切有排放水污染物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一定税率进行征税。
然而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一套基于环境保护目的而征收的环境税体系。对煤、石油、天然气、盐等征收的资源税收及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其主要目的是调整企业间的级差收入、促进公平竞争，而非促进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现有的主要针对环境保护的税收手段仅限于采用一些税收优惠奖励综合利用及能源节约。从而针对水污染征税也尚在理论的研讨中。但笔者认为在水污染防治立法中先行引入水污染税有其必要性及可行性。
1、水排污费与环境税的征收对象较为一致
环境税一般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为征收对象，即有污染就要征税。这与水排污费的征收标准是一致的，而与环境噪声、固体废弃物等污染防治方面实行的超标收费制度是不同的。因此在水污染税的计算和征收上所遇到的阻力将较小。
2、“费”改“税”的转换思路为水污染税的征收提供契机
由于排污费存在征收方式不科学，收费标准低，列支使用不合理，征收范围过窄的问题，学术界及有关部门提出了三种解决思路：一是对排污收费政策进行改良；二是对现有排污收费政策彻底改革，以“税”代“费”；三是通过立法促进环境税的分期分批实施。第三种思路既体现了以“税”代“费”的改革趋势，又适当减低了改革的风险与难度，因此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而在我国开征环境税条件尚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先行试点开征水污染税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出于改善我国水污染状况的紧迫要求：开征水污染税可以筹措水污染防治资金，以改变现行水排污费拖欠严重、征收困难所造成的水污染防治资金严重不足的窘境。另一方面出于水体保护的公众效应：水污染治理涉及的区域广大，对象复杂，先行开征水污染税有利于提高纳税人对于环境税的认识，并为环境税的征收提供经验。
（二）财政制度
1、补贴
补贴是政府为实际的或潜在的污染者提供的财务刺激，主要用于鼓励污染削减或减轻污染对经济的影响。合理的补贴是鼓励当事人防治污染和环境达标的重要途径，补贴被广泛应用于许多国家，如法国给工业提供贷款以控制水污染，意大利为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提供补贴，德国为因突然采用污染控制手段而资金周转不灵的小企业提供帮助……而不合理的补贴会鼓励生产领域的高环境代价和不良增长，无偿拨款或贷款贴息容易导致排污者形成"等、靠、要"的错误观念，而不是积极治污；容易导致资金截流，不合理支配，甚至挤占、挪用，以致发生贪污等现象。
正是由于补贴的恰当运用会发挥积极作用，而其不当运用会带来负面作用的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在水污染治理中应当保留这一财政刺激制度，但为了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应当在立法中对其运用的对象、条件、方式、方法等予以规制。以避免由于无法可依而使补贴处于一种随机性、任意性、单一性的状态，并且由于缺乏监督以及必要的责任形式而在水污染治理过程中带来负面的影响。
2、生态补偿
广义的生态补偿是指环境资源受益人、国家、社会、其他组织对因生态保护而利益受到损害或者付出经济代价的人给予的适当经济补偿。我国在森林资源的保护上确认了该项制度，目前开始试用于水污染治理方面，长江、嘉陵江等江河污染治理今年起试行生态补偿机制。但在水污染治理中的生态补偿应作狭义理解，即补偿的主体应是地方人民政府，而不涉及具体的单位和个人。这也是把该制度归类为财政制度的原因。
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6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的规定，以及“水源受益者应该补偿受害者”的原则，地方人民政府作为受益者理应分担上游地方人民政府的治理费用。
其次，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质是流域上下游地区政府之间部分财政收入的重新再分配过程，目的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激励机制，使整个流域能够发挥出整体的最佳效益。
最后，一般的单位及个人难以承受巨额的补偿资金，即使地方人民政府也必须将其纳入生态建设专项基金，每年由中央及省级政府统一划拨，专款专用。
将生态补偿机制运用于水污染治理中有利于解决河流跨流域治理的难题，使上游政府及百姓认识到，保护好水源就是创收，就是发展经济，使保护水资源成为主动、自觉行为。因此也应将其纳入水污染防治立法的范畴中，使其在全国范围规范、有效地施行。
（三）市场创建制度
市场创建制度中，在污染治理方面主要是排污权交易制度。排污权交易又称买卖许可证交易制度，是指在环境部门监督管理下，各个持有排污指标的单位在有关的政策、法规约束下进行的交易活动。该制度的优点在于：可以降低总的治理污染的费用，有利于污染治理技术的进步；有助于实施总量控制，实现环境保护目标；有利于政府对环境状况进行宏观调控，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水污染治理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已逐渐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试点走向成熟。例如2004年5月起，江苏省选择了太湖流域的张家港、太仓、昆山和无锡市的惠山区3市1区，进行购买水排污许可证的试点，并逐见成效，目前除部分出入湖的河流外，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已基本达到“十五”目标。而今年5月江苏南通在我国首次构建了区域性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体系。因此在修改《水污染防治法》时可以考虑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使其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施行。
（四）责任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是责任保险的下位概念，是以责任保险作为防范环境污染风险的法律技术手段。目前我国尚未全面建立实质意义上的环境保险制度，有关的环境责任保险被纳入公众责任险的范畴。然而，环境责任保险作为一种社会化责任填补救济制度，应当作为试点在水污染防治立法中有所体现，并逐渐扩展到环境保护的其他领域。
建立环境责任保险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可以保证环境污染受害人及时、足额获得补偿；强化保险公司对企业环保活动的监督管理；减轻企业破产危险。同时建立环境责任保险也已具备可行性条件：有发达国家较完善的制度可供借鉴；我国环境侵权诉讼的发展为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我国已存在对船舶、石油钻井等造成的污染事件所产生的责任保险；中国保险业日渐成熟壮大并有不断开展新业务的需要。
环境责任保险的设定需要解决风险核保、险种设计、保险费率设置、保险模式选择、保险机构确定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可以先将其用于水污染的治理进行试点。首先确定水污染责任险，一方面是因为严重的水污染现状所带来的紧迫感；一方面是因为水污染往往带来巨大的财产、人身损失，社会影响大、范围广，在目前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下，侵害者一般都难以承受。如果在水污染防治立法中确立对水污染风险企业进行强制保险的制度，将分散企业巨额赔偿的风险，也使受害者得到充分的赔偿，从而减少社会震荡。
三、水污染治理中多维环境经济手段运用的衔接
（一）多维环境经济手段的综合运用
“采用行政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相结合的综合调整机制，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采取具有针对性的调整模式，是正确对待和改革完善现行的利用自然资源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调整机制的可行性思路。”这种综合调整的思路既可运用于自然资源的利用，也可运用于污染的治理。在水污染治理中运用多维环境经济手段便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同为环境经济手段，都具有国家协调与市场运行的特征，但它们之间也各有侧重，税费制度与财政制度侧重于行政调整，污染权交易制度侧重于市场调整，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则侧重于社会调整。
同时，任何一种环境经济手段都不是完美的。税费制度与财政制度的运用会引起国家财力的增减变化，而遏制甚至扭转水污染状况所需的费用是高昂的，因此会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污染权交易制度的局限性在于：一般仅限于同时对一种污染物的排污权进行交易；实施与执法的规则和程序比较复杂，操作难度相对较高；买卖双方的相互寻找、信息搜寻和谈判协调等会带来较高的交易费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主要是针对环境损害而设立的，可以将加害者的损害赔偿责任社会化，也正因为如此，较多地受到如保险公司发展状况，公民环保意识，企业保险意识等社会因素的制约，仅仅环境方面的立法不能完成该制度的设计。因此在水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必须以水污染治理、水环境保护为目标综合运用多维经济手段，以实现最佳的组合效应。
（二）多维环境经济手段的侧重运用
水污染治理之难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其中比较突出的几个方面的原因是：水污染治理的资金投入不足；缺乏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有效措施；相关单位及个人缺乏水污染治理意识等，而这些难题可以通过一定的环境经济手段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
首先，大部分环境污染治理项目或工程都是建设工期长、资金投入多、收效慢，也就是其公益性和社会性要大于其经济性，因此在以市场融资为主的前提下，需要政府的资助以弥补市场融资的不足。对于收益性较低、需要政府扶持的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及经营、区域性水环境保护工程的建设及经营、水污染治理技术及相关产品的前期开发等，可以运用补贴及生态补偿手段。而政府财政的资金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则要依靠排污费的收取及环境税的征收。
其次，流域水污染涉及面广，流动性大，而且在长期的治理过程中被分割管辖，因此要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必须突破过去的地域局限性、形成整体观念、大局意识。污染权交易制度及生态补偿制度可以为流域水污染的控制提供较为有效的途径。污染权交易制度的前提是把整个流域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总量控制的目标。生态补偿可以从制度上避免条块分割的治理模式，让水域上游与下游共享环境利益，共担环境治理负担，同心协力为水域污染的治理作出贡献。
最后，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水污染治理意识作为一种意识范畴，难以通过环保宣传等方法在短期内改变，但可以通过税费制度及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予以引导。税费制度的作用在于：单位及个人只要排放污水就要缴费或纳税，为了减少费用的支出会自觉地控制对水的不必要污染。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则是通过强制保险的方法，使单位及个人从重视自身环境权益的角度提高环保意识。
（三）多维环境经济手段的发展趋势
本文所探讨的水污染治理的多维环境经济手段是针对水污染治理的特点及现有环境经济手段的理论现状所提出的，而水污染治理的经济手段应当伴随着水污染治理实践的不断发展，环境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日益形成一个完整的构架。
1、应在《水污染防治法》中适时引入成熟的环境经济手段。目前，只有排污费的收取等少量制度纳入《水污染防治法》中，而其他的多维环境经济手段尚处于试点甚至理论的探讨中。因此应当加快多维环境经济手段的法制化、标准化进程。长期试点的一些环境经济手段，已经成熟的就纳入《水污染防治法》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尚未成熟的要积极找出对策予以完善。
水环境污染防治法范文第4篇
放眼全球，很多国家都曾遭遇过环境污染的难题，“品尝”过环境污染造成的恶果，在治理污染方面都走过漫长而艰辛的道路。然而，不少发达国家通过利用先进的技术与严格的法规进行污染治理，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并积累了大量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不无借鉴与启示作用。
西方的前车之鉴
环境污染几乎是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都曾经遇到的棘手问题。环境污染成为一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危机，始于18世纪末兴起的工业革命。
英国塔尔伯特港，塔塔钢铁公司的工厂。西方经济强国也经历了重污染的过程。
从18世纪下半叶起，经过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首先是英国，而后是欧洲其他国家、美国及日本相继经历和实现了工业革命。在这些国家，伴随煤炭、冶金、化学等重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出现了烟雾腾腾的城镇，发生了烟雾中毒事件，河流等水体也严重受害。
英国作为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其煤烟污染最为严重;水体污染亦十分普遍。除英国外，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的工业中心城市，如芝加哥、匹茨堡、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等，煤烟污染也相当严重。至于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其环境污染也不落人后。19和20世纪之交，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为灰黄色的烟幕所笼罩，工业区的河流也变成了污水沟。
随着工业化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国家煤的产量和消耗量逐年上升，由此酿成多起严重的燃煤大气污染公害事件。1943年洛杉矶首次发生的光化学烟雾事件，第一次显示了汽车内燃机所排放气体造成的污染与危害的严重性。在这一阶段，污染源增加，新的更为复杂的污染形式出现，因而公害事故增多，公害病患者和死亡人数扩大，这体现出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危机愈加明显和深重。
20世纪50年代起，世界经济由战后恢复转入发展时期。西方大国竞相发展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这也使得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的大量废弃物排向土壤、河流和大气之中，最终造成环境污染的大爆发。
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对环境的认真治理，工作重点是制定经济增长、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长期政策。上世纪70-80年代，这些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上不断增加投资，如美国、日本的环境保护投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它们十分重视环境规划与管理，制定各种严格的法律条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和预防污染，努力净化、绿化和美化环境。到80年代，西方国家基本上控制了污染，普遍较好地解决了国内的环境问题。
1992年6月的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的那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标志着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环境保护工作又迈上了新的征途——从治理污染扩展到更为广阔的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范围，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主张成为人们的共识，“环境与发展”则成为世界环保工作的主题。
在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今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重蹈发达国家覆辙的情况下，重新审视与研究发达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学习这些国家治理污染的经验，就显得十分的必要和迫切。
英国：利用技术科学治污
200多年前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钢铁、煤炭、化工和其他行业的繁荣，推动了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对于废料处理和运营管理的疏失，也导致了化学废料流入土壤或者直接排入地下，带来非常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陆续制定相关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同时进行土壤改良剂和场地污染修复研究。英国土地修复技术非常规范，目前主要采取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修复三方面的技术。
对于泰晤士河的治理，英国成立了治理专门委员会和水务局(公司)，对整个流域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提出水污染控制政策法令。1850-1949年，英国政府开始第一次泰晤士河治理，主要是建设城市污水排放系统和河坝筑堤。1950年至今进行了第二次污染治理，不仅重建和延长了伦敦的下水道，还建设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厂，加强工业污染治理，采取对河流直接充氧等措施治理水污染。目前，全流域建设污水处理厂470余座，日处理能力为360万吨，几乎与给水量相等。泰晤士河沿岸的生活污水都要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才能排放到河中，污水处理费用计入居民的自来水费中。
在泰晤士河的治理中，科学技术的作用同样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泰晤士河的第二次治理。科学研究帮助水务局制定合理的、符合生态原理的治理目标，根据水环境容量分配排放指标及时跟踪监测水质变化。经过100多年的综合治理，特别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高强度治理，泰晤士河已成为国际上治理效果最显著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干净的河系之一。1955-1980年间，泰晤士河总污染负荷减少了90%，河流水质已恢复到17世纪的原貌，100多种鱼重返泰晤士河。
日本：针对立法 问责严厉
在工业化较早的日本，1968年的“痛痛病”事件直接导致了1970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1975年，大量六价铬污染土壤事件在东京地区频繁爆发，逐渐演化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引起全社会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关注。在此背景下，2002年5月29日，日本公布了针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土壤污染对策法》，并于同年12月26日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土壤污染对策法》的立法目的旨在通过确定土壤中的特定有害物质进而实施土壤污染防治对策保护公众健康、确立相关措施防止人体健康受到污染的侵害等，主要内容包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划定受污染区域、消除污染措施的相关规定、变更土地形式和土地使用计划的相关规定、委派调查机构、促进法律实体等相关规定等等。显而易见，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内容仅限于对已经污染的土壤的改良和恢复。但是，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并不仅仅限于这些专门立法，还有大量与土壤污染预防相关的外围立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Dioxine类物质特别对策法》《水质污染防治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审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这些外围立法通过对大气污染、Dioxine物质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特定化学物质污染、化肥和农药污染以及矿物污染的控制，从不同方面来阻断新的土壤污染源，从而达到预防土壤污染的目标。
日本在水资源安全问题上同样有过沉痛的教训。从上世纪60年代起，日本各地连续发生多起水污染造成的社会事件，引起日本全国的强烈反响。如九州地区的熊本县，由于当地的化肥厂直接排放含有汞的废水，使当地居民患上脑神经麻痹的怪病。
在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下决心解决企业排污造成的水污染问题。日本首先从立法开始，短短几年，先后通过了《控制工业排水法》《水质污染防治法》《湖泊水质保全特别措施法》等法律，后来，日本又根据情况变化多次修改《水质污染防治法》。这样，日本主管部门和法律部门就可以依据这些法律监督和管理水资源，并调查和追究污染水质的责任方。在这种法律和舆论的约束下，日本任何一级行政长官对水资源和居民用水的安全达标都不敢掉以轻心，否则不仅自己的“乌纱帽”不保，而且可能身陷法律纠纷。
日本为确保水资源安全，防止水污染，还建立了信息公开和居民查询制度。在许多城市，主管部门都在供水系统的各个环节设立了监控系统。如东京都，从上游的水源到最终段的居民家庭管道，一共安装了10多个检测点，共有60多项检测项目，而且随时公布这些项目的检测结果。居民每天可以从东京都水道局的网站上看到有关信息。如果居民感觉自己家中的水质有问题，可以电话询问水道局，或登门查询，水道局必须给予说明，或上门检查。
为解决企业排放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鞭子加糖块”的政策。一方面，严厉打击非法排放的企业，作出严厉的处罚。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向投资建设污水处理系统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还给予税率上的优惠。这些政策让企业知道，与其违法排污被罚高额罚金甚至企业倒闭，不如拿出些资金修建废水处理设施，而且还能得到政府的补贴，政策引导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就杜绝了企业排放污水问题。
德国：摸清家底 区别对待
在工业化过程中，德国留下了许多污染场地，有15%-20%的土地被怀疑可能受到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有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在后工业化时代，土壤保护已经成为德国环保的一项重要工作。
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首先，全面开展土壤监测。目前，德国各州都对土壤进行长期监测，全国共有800多个监测点，绝大部分是环保部门设立的，也有一些是农业部门设立的。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对土壤进行监测，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其次，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对重点污染地块进行详细调查，然后，通过情景模拟，开展土壤修复研究，制定技术方案并实施。
第三，建立污染场地数据库。如萨克森州对全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德国还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清理。
当然，土壤保护最好的手段是尽量少用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转型导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着少污染。因此，现在德国对土地转型利用实行总量控制，现在每年农业土地转型利用的总量为50多公顷，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过30公顷;为满足建设需要，重点向城市要土地，重视土地的重复使用，避免无节制地向周边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澳大利亚：改造污染土地成公园
和世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也逐渐将重度污染的工厂企业慢慢搬离城市中心和住宅区周边。搬迁留下的空地会经环境署的严格评估并由开发商做出改造意见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允许将污染地块修复和转型为非工业用地。
澳大利亚很多受污染严重的土地最终并没有转型成商住用地。一些大型的森林公园、湖滨公园，由于可以广种树木、使土壤自然修复，更适合污染土地的转型。获得过多项大奖的澳大利亚BP石油公司遗址公园就是在原BP石油公司场地改造后建成的。这座公园中，很多被污染的土壤并没有被运走，而是和有机物相结合，重新加以使用，通过自然法则，慢慢把土地净化。对于被污染土地的修复工作，澳大利亚的标准和规格非常高，曾经被严重污染的奥林匹克公园地块，已经被改造成了适合全家出游的绿色天堂。
在悉尼西区一个工厂变住宅区的地块改造中，市政厅要求改造者必须把所有被污染的土壤全部装进密封的卡车中，沿特定路线运出后，倾倒在专用的屏蔽空间内，最终用水泥板封存。光这种土壤修复就耗资500万澳币，约为2500万人民币。
水环境污染防治法范文第5篇
一、主要发达国家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立法现状
1.美国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立法的侧重点由经济调控转向社会控制、环境保护领域。而当时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的蓬勃发展，使美国环境立法在环境保护领域非常重视公众参与。
首先，环境基本法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美国1969年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EnvironmentalpolicyAct,NEPA)第101条（b)款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参与环境改善与保护。
其次，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立法。美国首开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先河。[2]根据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第102条规定，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机构的立法建议和其他重大联邦行动建议，在决策之前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而且需要向公众公开，征求公众的意见。
再次，美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另一重要立法，就是‘‘公民诉讼”条款的规定。美国环境法中的公民诉讼;(citizensuits),是指公民可以依法对违法排污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起诉讼。为了方便公民进行诉讼，各单行环境法规还规定了较完备的相关条款，如《清洁水法》中规定了60天的诉讼通告期。为了减轻原告的诉讼费用负担，鼓励公众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清洁空气法》规定法院可决定诉讼费用（包括合理数额的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由诉讼双方的任一方承担。[4]这项规定意味着原告的诉讼费用有可能由被告负担。
最后，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立法。美国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主要途径是建立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制定了专门的《紧急计划与社区知情权法》，保障公民的环境知情权。
2.曰本
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是日本第一个充分考虑公众参与程序的法律。法案本身在制定过程中就有公众参与，如法案的内容被公之于众，以听取公众意见。《环境基本法》中有关公众参与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明确规定了企业和国民进行环境保护的职责。《环境基本法》第8条第1款规定/‘企(事)业有责任根据基本理念，在进行企业活动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处理伴随此种企（事）业活动而产生的烟尘、污水、废弃物以及防止其他公害，并且要妥善保护自然环境。”第9条规定，国民应当根据基本理念，努力降低伴随其日常生活对环境的负荷，以便防止环境污染。
第二，重视民间环保团体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环境基本法》第26条规定“国家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促进企事'业者、国民或由他们组织的民间团体自发开展绿化活动、再生资源的回收活动及其他有关环境保护的活动”此外，以环境基本法为指导，日本单行环境法对公众参与作了具体的规定。日本《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8?21条规定：企业者应在把握伴随其企业活动而向大气中排放或飞散有害物质的状况的同时，为控制该排放或飞散而采取必要的措施。（企业者的责任）。该法第18?24条规定，任何人都应努力控制伴随其日常生活而向大气中排放或飞散造成大气污染的物质。日本《水污染防治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3.加拿大
加拿大1999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此类立法之一，其最重要的修改包括拓展了公众参与的具体途径,将公众参与的规定具体化为在参与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方面，规定设立网上环境登记处，提供环境信息、数据、状况,便于公众对与环境有关的法律文件从草案提议到最终通过进行全程监督。并且可以表达意见，借此保证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实现。
在具体的环境行为上，使公众参与具体化和制度化，给公众参与留有充分的空间。如海上处置废弃物的许可发放要经过公众通知阶段，有30日的等待期，供公众提出反对意见。根据环境保护法作出的行政规章、部长命令公布后有60天的评议期，可以提出书面评议，可以出异议通知，要求成立评论委员会听取异议理由等。在参与环境诉讼方面，公众参与的诉讼程序保障也有很大发展。公众、个人都可以对环境违法行为提出调查请求，如果部长调查后未采取适当行动，可以对违法者提出属于公益诉讼的环境保护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停止损害；因环境违法行为遭受人身财产损害的，则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损害赔偿。
在举报人的保护方面，保护举报人条款禁止披露举报人身份，解雇、骚扰、处罚举报人都是明文规定的违法行为。
二、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立法现状及评析1.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立法概况
(1)环境基本法中公众参与的法律规定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第8条规定：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这些法律规定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原则性的法律依据。
(2)单行环境法中有关公众参与的规定
《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第5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大气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我国2002年10月28日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进一步具体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该法第5条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此外，我国环境法规规章对公众参与也作了规定，《中国21世纪议程》中专门列有：团体及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一章,具体讨论了公众参与的意义和行动方案。
1.对我国有关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立法的评析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立法己初具规模，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根据。然而，结合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对照国外的相关立法，就会发现其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尚需加紧健全和完善。我国现有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立法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1)整体而言，我国现有此类立法较零散、模糊、缺之系统性。现有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规定都散落在环境基本法和一些单行环境法规中，没有集中起来作专门、统一的法律规定，这就使立法的意图不明确，在促使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方面存在困难。
(2)就立法的技术而言，存在简单的重复现象。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之间的立法就是如此。在公众参与方面，《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第5条的规定仅仅是重复再现了环境基本法的精神，没有作具体明确的立法变通，完全不能发挥单行环境法律的作用，违背了国家此法律制度建设的用意。在此，日本的相关立法值得借鉴，如前所述，日本《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不仅规定了企（事）业者在大气、水环境保护中的义务，同时也要求国民从自身的生活细节中保护环境，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公众容易遵守。
(3)在立法指导思想方面，突出表现为以“末端参与”为主导，缺乏‘‘源头参与”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一直是我国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然而，我国现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立法，基本上都是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生之后的参与的规定，即末端参与。上述《环境保护法》第6条的规定就是典型的末端参与的立法，这己不能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因为对环境带来危害的，不仅仅是个人或企业的环境污染、环境破坏行为，国家环境立法、政府有关环境的决策和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不作为等都可能损害环境，甚至造成不能弥补的灾难性后果。
(4)现有一些关于公众参与的规定，较原则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如我国关于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虽然许多环境法律法规中都规定，环境影响报告中应当有该建议项目所在地单位和居民的意见，但怎样获得公众的意见呢？公众参与的途径、形式和程序不明确。《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规定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但“适当方式”该如何界定？外国虽然有些经验可借鉴，如公开建设项目信息和召开公众听证会等，但应公布的建设项目信息包括哪些？召开听证会的程序又如何？这些在我国相关环境立法中都没有明确规定。
(5)公众参与的形式单一，缺乏鼓励公众全过程参与的激励性规定。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需要有良好的条件，尽管这些条件并非环境立法本身都能够成就，但健全的环境立法至少能够起到促进和保障作用。我国《环境保护法》虽然也规定人民政府应奖励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环境状况公报。但这些规定所取的作用仍是有限的。单就政府的环境状况公报而言，现有的环境状况公报内容还比较单一，指标种类也比较少，还不能全面反映某一地区环境的整体状况和变动的趋势；同时某些地区所提供的环境状况指标专业技术性过强，不便于一般公众理解，起不到公报应有的效果。
三、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立法完善
结合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践与相关环境立法的缺失，笔者对完善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立法提出以下建议思路：
1.在环境基本法中，设立专门一章对“公众参与”进行概括规定
全面考察中外各国环境法中有关公众参与的立法&可以发现：各国都没有一部专门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法》，在我国，制定一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法》的条件还不成熟。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现今国家立法工作繁忙，制定这方面的法律远未提上议事日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理论不成熟（权利的主体、权利的内容、参与的程序、途径不确定等）*公众参与的经验、技术不足等等。在全国提出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改之际，在新的环境基本法中增设“公众参与”一章不失为一条捷径。
2.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条例》
众所周知，普遍性是法的基本属性，法律规定具有原则性和概念性的特点。环境基本法中有关公众参与的规定当然也具有概括性，然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仅靠操作指导性大纲不能满足需要。因此&笔者认为宜制定国务院行政法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条例》来具体规定。该条例应在重申环境基本法中所规定的公众参与精髓的基础上，具体规定公众各项权利得以行使和实现的途径，形式和程序&以确保公众切实地参与环境保护。主要可以包括：（1)总则。明确公众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和全面享有的权利，以及政府环境保护部门的相关职责。（2)公众获得环境信息。（3)公众参与政府环境决策和环境立法工作。（4)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5)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管理。（6)责任的承担。
3.在各环境单行法规中，进行公众参与的专项或补充立法
对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避免单纯的重复立法是我国单行环境法的主要任务。单行环境法需突出的是根据各自的特点，具体规定企业和个人在环境保护中的义务，以及不履行义务应承担的责任，用法律制裁来规制个体的行为。
4.加强地方环境立法
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方面，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可以参照国务院《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条例》，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指导本辖区内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这样的地方立法使公众应该享有的环境权益真正得到保护，将政府的环境保护措施真正置于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地增强了环境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做到“还权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