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关键词】农村水利;农业经济结构;农村经济结构
引言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对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中央把粮食安全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已列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首位。农田水利是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综合能力和农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提高粮食产量和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支撑,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是加强农村基础建设的重要措施,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如果我国农业不能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产业,那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认真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以巩固农业这一经济基础,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是农村工作的当务之急。首先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是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农村水利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产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只有进一步发展壮大,才能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一、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认识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重点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对农产品品种和质量结构的调整,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达到适销对路,增强国内外市场竞争实力,并增加农民收人;二是调整生产要素结构,合理配置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三是使农业区域分工和布局更加合理,充分发挥各具特色的专业化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投人产出效率,使农业全面转人优质、高产和高效,促进现代化发展进程。所谓优质农业是以经济上高效、技术上先进、环境上可持续为特征,包括农产品的优质化和生产流通过程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合理化,特别是优质农产品要实行科学化、区域化、基地化、产业化的生产和经营。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状态可以用基础设施建设状况、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科技进步贡献率、生产要素利用率、规模经营效果等指标(或指标体系)来综合测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是调整顺利进行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河南省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在集约经营程度、科技含量、生产要素利用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在面对加入WTO之后,农产品竞争市场将日趋激烈的国内外新形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基础设施条件差、农业劳动力滞留现象严重、农产品品种和质量优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十分突出,特别是水资源紧缺问题已成为全省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以水利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十分脆弱,防抗灾能力不强,难以支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深人进行。
二、农村水利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现阶段,河南省农村水利已成为一项围绕农业和农村中水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问题,服务于农业、村镇居民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兴利除害事业。就其内容而言,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一是基础性支撑作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节水灌溉、灌区建设与管理、牧区水利建设等可以在农业结构调整中为改善农产品品种、区域化布局、水资源科学配置等方面创造基础设施条件;城乡供水和农村饮水改水则可为推进村镇城市化和农村经济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农业、农村生活和生产中水利条件的改善,农村社会经济基础的稳固,高效用水和节水的实现,可以有效缓解水资源紧缺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城市用水,有力地支持大中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是促进和保障作用。节水灌溉技术的普及和推广,不仅有效缓解了农业水资源紧缺状况,而且使广大农村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供水、农村饮水改水事业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滞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非农”转移 ,进而打破了城乡“二元”经济格局 (即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 );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已使农村水利行业体现出市场经济特征,理顺了管理,活化了经营,有效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基层水利站、浇地公司、用水户协会等基层服务体系建设,在普及农村水利科技,促进农业科技推广,提高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服务保障作用。
当然,由于目前河南省农村水利中还存在着“基础设施脆弱、防抗灾标准低、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低、科技含量低、农业水资源利用率低、水环境生态持续恶化以及管理体制及经营体制不活”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大面积农田因旱减产或绝收现象时有发生,全省农村还有几百多万人的饮水困难问题尚未解决,超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机井报废现象严重,农业和农村用水 日趋艰难,从而制约和影响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三、发展壮大农村水利 支撑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为进一步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全省农村水利建设要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现代水利、以供定需等现代治水思路和理念,面向“三农 (农业、农村和农民)”,针对“干旱缺水、突发性洪水、水环境恶化”三大问题,认真贯彻“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和依法治水”三大主体战略,狠抓保障性生活用水,促进农业高效用水,协调生态需水,推进社会节水。要使农田灌排体系日益完善、村镇供水饮水保障体系逐步健全、城乡水资源调度调控更加科学高效、富含现代水利科技并能够实现良性运行。要以经济发达地区的设施农业建设、信息化建设为重点,稳步推进农村水利现代化。使全县的104万亩耕地得到有效灌溉,发展旱涝保收田面积91.24万亩,发展节水灌溉面积21.15万亩,把20余万亩背河洼地变成了鱼米之乡。实现节水能力几亿m3,;解决农村几十万人以及数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在全省多处大型灌区,实施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实施乡镇供水工程项目、增加供水能力; 建设集雨节灌等微型水利工程,提高蓄水能力。
四、解决农村饮水困难人口的既定目标。重点做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是节水灌溉工作。优选项目,多方筹措资金增加投人,保证年度目标的顺利实现;通过试行改制,加强管理,提高节水效益;要结合农田高效用水实验或科技推广,采取技术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制手段相结合,强化水资源统一管理,限采地下水,促进全民节水。二是农村供水和城乡供水工作。根据《农村饮水工程规划,按照“先难后易”的原则,与计划、财政、扶贫等部门密切配合,将国债、财政、以工代贩、扶贫等多方面资金统一使用,逐一解决特困村或困难村的饮水困难问题,解放农村取水劳动力。城乡供水要按照《河南省乡镇供水 2 010 年发展规划,进一步争取银行贷款,加强工程建设;结合水价改革,狠抓供水工程的运行管理和经营,提高收益,滚动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三是灌区建设管理工作。根据《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规划》,围绕“两改两提高”(工程改造、体制改革和提高水的利用率、提高经济效益),抓好项目建设和管理。结合水价改革,积极探索灌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革,在条件适宜的灌区推广用水户参与管理模式,促进灌区支渠以下范围内的自主经营。四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要积极探索农村税费改革后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具体办法和组织形式,在落实各项惠民政策的同时,探讨建立新的投入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认真总结全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进规范化发展。
五、结束语
农田水利设施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农村水利工程投入大、见效慢、管理难、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多表现为间接的社会效益,公益性较强。因此,尽快建立加强农村水利建设的新机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论文摘要]: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內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关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其实,每种定义都有其优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有决定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中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放松为实际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一直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忽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便成了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理论相继出现下面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地回顾和分析。
二、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对比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挤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2)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i)规模收益不变;
(ii)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关键词:VAR模型 协整 格兰杰因果检验
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金融业发展规模与我国庞大的经济总量相比发展相对滞后,与金融业相对发达的欧美国家相比也有差距。为了研究金融业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具体关系,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研究内容的基础上,将指标分解为趋势变量和波动变量,来分析金融发展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
一、指标与数据选择
(一)指标选择
1、经济增长变量指标(GDP)。为了分析的方便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用人均实际GDP作为经济增长的代表变量,记为IG。
2、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D)。我们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衡量中国金融发展程度。为了减轻通货膨胀
带来的失真,在本文中对GDP通过官方公布的全国零售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年)加以调整。
3、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E)。本文用储蓄与贷款的比值来衡量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
(二)数据选择
本文研究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1—2010年)、《中国金融年鉴》(1986—2010年)以及中国统计局国家官方网站。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并逐步放宽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这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是影响巨大的,因此本文以2001年为标志,将取样时段分为两个区间(1981—2000)、(2001—2009),以分析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利用Dickey和Fuller(1974)提出的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取A IC (k)=min{AIC(k)|k=1,2,3…m,},最大滞后量m 取4,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滞后阶数,对上述三个变量IG、FD、FE原序列、一阶差分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通过分析可知,在两个时期内,IG、FD、FE这些变量原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但经过差分后,都是一阶平稳,并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二)协整关系检验
为了克服多变量小样本条件下Engel-Granger两步法参数估计不足,采用Johansen方法进行协整检验。从协整检验的特征根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第一个时期对应原假设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在第二个时期,对应原假设最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由于协整关系度量系统的长期稳定性,因此以上两个时期所定义的经济系统都是稳定系统,说明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第二个时期系统的协整关系为两个,考虑第一种情况,两个时期的协整方程分别为:
IG=624.89+6.768 FD-2.54478 FE (19)
(3.43746) (2.04651)
(最大似然值79.64) (括号内的数值为参数的T统计量)
IG=856.54+1.334 FD+0.86774 FE (20)
(2.37747) (-0.07855)
(最大似然值94.82) (括号内的数值为参数的T统计量)
从以上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在两个时期,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效率指标都是经济增长指标的重要影响因素,从长期来看,三者存在动态的稳定关系。具体来讲,在第一个时期,FD每增加1%,将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增加6.8%,而FE每增加1%,将会使IG减少2.5%,金融发展规模的影响要大于金融发展效率的影响。在第二个时期,FD每增加1%,将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增加1.3%,而FE每增加1%,将会使IG增加0.86%,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小于第一个时期,FE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出现正向关系。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我们以稳定的时间序列ECt-1做为误差修正项,对两个时期的变量分别建立如下二阶误差修正模型:
IGt=0.336+0.4067 FDt-0.2154FEt-0.1065IGt-1+0.0532 FDt-1
(4.97) (6.78) (-1.83) (3.565) (4.86)
-0.2156ECt
(-6.76) (24) R2=0.6190 DW=1.96 s.e.=0.051
IGt=0.446+0.2034 FDt+0.0443FEt—0.0928IGt-1-0.0324 FDt-1
(5.42) (8.34) (2.43) (5.296) (3.97)
-0.1657ECt
(-5.423) (25)
R2=0.765 DW=2.34 s.e.=0.046
从以上两个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我国IG 与FD,FE有密切的联系。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 误差修正项系数分别为-0.2156与-0.1657,显著小于零,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表明两个时期我国IG 与FD,FE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第一个时期,根据误差修正模型的参数估计量,FD的变化将引起我国IG的相同方向的变化,FE的变化将引起我国IG的相反方向的变化,而上期IG增长率的变化,也会引起本期IG增长率相反方向的变化。ECM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在第二个时期,FD与IG的变化方向与第一个时期相同,但FD的系数要小于第一时期,这说明,在第二个时期,FD对IG的影响要小于第一个时期。FE与IG的方向与第一个时期相反,这说明,金融发展效率对经济的影响由第一个时期的阻碍发展为第二个时期的促进,这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好现象。同样的,IG的前期对当期经济的影响也是一种反向的作用。
(四)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利用两个时期的数据进行方差分解分析,为了比较的方便,我们都选择滞后期为10,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不论是在哪个时期,对经济增长变化贡献率最大的是自身因素前期的影响,但是它对经济的贡献率都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金融发展规模指标的贡献率在两个时期都是逐年递增的,而且其变动对经济增长变化的贡献在两个时期都起到主要作用,但第二个时期相对第一个时期来讲,重要性在下降。金融发展效率指标的贡献率在两个时期也是逐年递增的,但是在第二个时期,其对经济增长波动的贡献却在逐渐增强。综合以上两个时期,可以看出,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金融发展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前者的重要性在下降,这表明,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
三、研究结论
通过协整分析,本文得出:样本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即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发现在两个时期内,IG与FD都具有动态正相关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第一期非常明显,以后则逐渐减弱。IG与FE呈动态负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在第二期较为明显。
关键词:卫生支出;经济增长;卫生总费用
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项目(2011ZK2037);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1YBA240);湖南中医药大学医药经济与管理校级重点学科基金;湖南中医药大学医药卫生改革与发展科技创新团队基金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8月11日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中国政府强力推动“新医改”所面临的财政压力,到英国为了提高卫生投资的效率对已有60多年历史的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进行改革,再到围绕奥巴马医改法案的财政预算争议导致的美国政府停摆,卫生支出问题俨然成了当前困扰各国政府的难点问题。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者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1961)认为,我们称之为消费的许多东西,如教育、卫生以及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而进行的国内移民等均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常常被低估或被忽视。或许是归功于一系列关于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杰出研究(Schultz,1961;Denison,1967;Krueger,1968;Nadiri,1972;Hicks,1980;Wheeler,1980;Easterlin,1981;Marris,1982;etc.),教育的经济增长效应已经被人们所普遍认同,教育投资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与之相类似的卫生支出不管是在理论研究还是政府决策方面,其受重视程度均和教育不可同日而语。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指出的,“不仅是发达国家,而且还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国际捐赠社会都严重低估了卫生领域投资的重要性。”因此,对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二、相关文献综述
经济学界对政府支出(包含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当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够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而新古典增长模型则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学者们对卫生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截然相反的结论。
世界卫生组织(2002)的一份报告指出,即使在采用更多的经济变量来解释跨国增长模式的时候,较好健康情况和更高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也会展示出来。一个时间区间的经济增长是初始收入(由于有条件趋同性)、经济政策的变量和其他经济结构特性函数的结果,其中包括居民健康指数。B Rivera & L Currais(2003)将卫生投资视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变量,分析了卫生投资的产出效应。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卫生支出对经济具有正向影响。David E.Bloom、David Canning & Jaypee Sevilla(2004)构建了一个总体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模型,这个模型包含了微观经济学家们认为的构成人力资本的两个基本组成变量――工作经验与健康。研究结果显示,身体健康对总产出具有正向的、统计上显著的影响。Abu Nurudeen & Abdullahi Usman(2010)运用分解分析后发现,尼日利亚政府的总支出、总经常性支出、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而交通通讯支出、卫生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Sónia Maria Aniceto Morgado(2013)运用1960~2005年葡萄牙的时间序列数据来检验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构建VAR模型进行估计后发现,经济增长是健康改善的原因,但是健康改善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对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相对较少。杜乐勋等(2000)采用与经合组织国家类似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1978~1997年中国卫生总费用数据进行预测和分析。认为相对而言中国卫生总费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收入弹性明显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田成诗(2009)利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实证分析了卫生行业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卫生行业投入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而且影响显著为正;政府卫生投入对中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卫生行业的非政府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则恰恰相反。陈浩(2010)通过分析1993~2008年中国30省份卫生结构演变特征显示,卫生投入结构的失衡是当前中国医疗卫生发展中所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之一,表现为个人比例过高,而公共比例偏低,而借助省份面板协整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其不仅短期内直接降低了民众健康福利水平,构成了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且地区间的卫生结构差距将显著影响到区域健康人力资本长期发展能力,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能力和增长方式转型也构成深远影响。鉴于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实证结果不一,郭平等(2011)在内生增长模型的框架下,重新探讨了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表现在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是0.0831,对应的投资乘数是6.04。兰相洁(2013)在考察公共卫生服务“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中国2001~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用于儿童免疫、传染病防治等方面的公共卫生支出赋予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显现;另一方面公共卫生支出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的“邻里模仿”正外部性十分明显。
上述国内外实证研究文献向我们揭示了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复杂性,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然而这些研究并未达成一致性意见,而且还不够深入,因此仍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如从整体上而言我国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我国卫生支出的结构变化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影响,卫生支出主要是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还是通过直接促进社会的消费和投资对经济产生影响等等。这些研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习惯于以经济增长思维来决定预算分配的各级政府而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三、我国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实证研究
从理论上说,卫生总费用、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等变量均可以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正向影响。鉴于这些变量之间具有交互作用,我们选取非结构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进行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于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变量系统是有效的预测模型。出于数据可得性方面的考虑,我们依次选取1978~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卫生总费用(TEH)、政府卫生支出(GEH)、社会卫生支出(SEH)、个人现金卫生支出(PEH)的年度数据,具体数值如表1所示。(表1)
为了更好地分析卫生总费用、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在实证研究时取这些变量的自然对数进行分析。在对模型进行估计之前,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
表2显示,各变量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利用Eviews软件对VAR模型进行估计,根据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将对应的VAR模型表述如下:
为了判断模型是否恰当,我们需要对其残差进行检验。在Eviews软件中要求输出所建VAR模型特征根如图1所示。图1显示,VAR模型的所有的特征根都在单位圆内,这说明所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图1)
为了进一步分析VAR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还要对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以及方差分解。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
表3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TEH能够构成对LNGDP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表明我国卫生总费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尚不构成对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表3还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GDP能够构成对LNTEH、LNGEH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GDP的增长反过来也能为卫生总费用的增长、政府卫生支出的增长提供条件。此外,LNGEH能够构成对LNSEH的格兰杰因果关系,LNSEH能够构成对LNTEH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表明政府卫生支出的增加能够导致社会卫生支出的增加,社会卫生支出的增加能够导致卫生总费用的增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鉴于我国卫生总费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加大对卫生领域的投资是应对经济金融危机、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众所周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在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下,过去依靠“投资驱动”加“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变得难以为继。而随着生活水平改善,疾病谱的转变,人民群众的卫生需求日益提高。因此,加大卫生投资供给侧改革,提高投资水平,改善投资结构,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需求。
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尚不构成对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并不能成为政府忽视卫生投资的理由。因为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阈值效应”,即政府卫生支出要影响到经济增长,存在着最低量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阈值”。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卫生账户数据库的资料,从2011年到2014年,虽然我国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从5.0增加到了5.5,但仍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8.1%),甚至比低收入国家的比重还要低(平均6.2%)。而与中国同在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和印度分别达到了9%和8.9%。2012年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提出,到2020年卫生总费用将占GDP的比重为6.5%~7%。因此,必须切实履行政府职责,提高政府卫生支出,以保障健康中国2020战略目标的实现。
主要参考文献:
[1]Theodore W.Schultz.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Vol.51.No.1.
[2]世界卫生组织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报告.宏观经济与卫生:投资卫生领域促进经济发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1.
[3]B Rivera & L Currais.The Effect of Health Investment on Growth:A Causality Analysis[J].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search,November,2003.Volume 9.Issue4.
[4]David E.Bloom,David Canning and Jaypee Sevilla.The Effect of Health on Economic Growth:A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J].World Development,2004.Vol.32.No.1.
[5]Abu Nurudeen & Abdullahi Usman.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Nigeria,1970-2008:A Disaggregated Analysis[J].Business and Economics Journal,2010.BEJ-4.Volume.
[6]Sónia Maria Aniceto Morgado.Does health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Portuguese case study:from dictatorship to full democracy[J].The European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13.June.DOI10.
[7]杜乐勋,赵郁馨,石光,高广颖.中国卫生总费用――计量经济学分析与预测(英文)[J].中国卫生经济,2000.3.
[8]田成诗.卫生行业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的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9.4.
[9]陈浩.卫生投入对中国健康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构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0.2.
[10]郭平,刘乐帆,肖海翔.内生增长模型下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7.
[11]兰相洁.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理论阐释与空间计量经济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3.
(一)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不均衡的原因。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一直是我国能源利用的软肋,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很低,究其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一)我国地大物博,资源、能源丰富,尤其是煤炭和石油的存储量丰富致使我国工业发展首先以消耗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二)我国虽然是经济发展大国,但是科技创新能力偏低,对新型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不高或者意识不健全,没能充分意识到新型能源的重要性。(三)我国对核电的开发相对落后,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核电的开发和利用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明显滞后,而核能具有非常高的能源消费意义。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展形势。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逐渐强调协调发展轻工业与重工业,以出口工业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同时以进口替代政策,实施优先发展经济工业的策略。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发展稳步上升,发展工业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占有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高。另外国家加强了基础工业的投资力度,引进外资和控制物品价格来促进工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
二、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由以上内容和数据显示,我国工业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能源消费形式、耗源类型和能耗比重都与工业经济持续增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二十一世纪,现代化的工业要求运用科技提高工业经济产能,建立自动化的高效生产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来全面提升工业经济增长速度,避免工业生产对能源的过分依赖。十以来,国家一直在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目的是有效协调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全面的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二次飞跃。工业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如下,。
(一)工业能源的消费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工业能源是工业经济增长的关键,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能源能够为工业生产提供电能、工业原料和能源产品。能源科技是现代工业经济增长的创新力量,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是新世纪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摆脱过分依赖能源消耗换取工业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能源的科技创新推动新型工业迅速发展,为工业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二)工业经济增长增加能源消耗需求;传统意义上,工业经济的增长一定会刺激对工业能源的消耗,例如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交通运输业飞速发展,从而对煤炭和石油的消耗越来越大。新形势下,工业科技和工业技术创新为新能源的利用和开发提供了技术优势,能够促进工业经济增长由单一能源消耗到多次能源消费转型,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和工业能源消费的持续稳步发展。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