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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贫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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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贫困论

社会资源贫困论范文第1篇

一、将“农民工”与“贫困”相分离的的历史背景

第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了一系列反贫困政策,但其目标主要指向农村贫困,即“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企改革使得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构成了城市中生活困难人群的主体。但农民工群体显然不在这两种贫困所包含的范围之内。

第二,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地、不恰当地强调农民工流动的负面效应,如盲目流动、违法犯罪、抢城市人的“饭碗”、影响农业生产等,从而要对他们进行控制、规范、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生活状况的关注很难提到日程上。

第三,学界对贫困的理解多停留在经济层面上,如收入水平(设定贫困线)或在收入之外的物质层面上(住房、消费、公共服务等)。物质意义上的贫困难以理解农民工的贫困状态:如果按500元/月来计算的话,一位农民工一年的总收入为6000元,远远高于农村贫困线625元/年的标准,也不低于绝大多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

第四,国内一些研究也开始强调非物质方面的贫困,其中最突出的是对人力资源方面贫困的强调,如健康状况、教育程度等。这种看待贫困的方式非常重要,但似乎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农民中的“优秀群体”———农民工是贫困的。实际上,这种理解贫困的方式与从经济意义上来理解贫困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强调单个个体的资源占有量。这是一种静态的“贫困观”。克服这种静态贫困观的通常方法是引入“相对贫困”概念,但这又会将对“贫困”的讨论扩展到“不平等”、“不公平”、“相对剥夺”、“社会分层”,从而使得“贫困”成为边缘性或依附性的概念。显然,这是目前对农民工的论述没有或不愿采取“贫困”概念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应将“贫困”概念引入对农民工的政策框架和相关研究领域

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上,消除贫困被列为大会宣言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大会报告中,贫困不仅仅被看作各种资源的缺乏,而且“社会岐视与社会排斥”也被作为贫困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从满足人的需要出发,那么该报告对“贫困”的理解更为全面,因为人的需求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而且还包括能力方面(自我实现)和社会方面。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农民工的贫困,就自然得多:正是因为农民工离开农村到了城市,才使其产生了社会方面的需求;正是因为农民工离开了农业,才使他们有了能力方面的需求(如技能培训)。当这些新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农民工就可能处于贫困状态。或者说,流动使得农民工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当这种不满足影响到他们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时,他们就处于贫困状态。这种理解农民工贫困的方式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不仅将农民工的物质与能力资源的拥有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之一,而且还将农民工受到的社会歧视与排斥也作为贫困的表现,即由此而带来的参与正常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二是这种理解贫困的方式是动态的。因为其不仅关注农民工目前的贫困状态,而且指出正是“流动”这个外部变量使得农民工落入一个贫困化的动态过程。因此,意识到农民工的贫困状态,将会使得全社会在农民工的政策理念上进行重要调整,而这些调整对我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制定满足农民工实际需要的社会政策。在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的国民待遇的讨论中,将消除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制度性不平等作为核心内容。这固然重要,但它没有看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是一个弱势群体。这种政策效果可能只会使得农民工群体中的少数精英得益,而大多数农民工只会在所谓的平等竞争中继续保持其“边缘地位”。但将农民工视为贫困群体的社会政策,将会看到农民工在教育、技能、就业与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差距,从而一方面提供适合于农民工需求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将努力改变其贫困状态,如进行能力建设(如培训、咨询等)、增加社会资源(如号召社会援助、鼓励服务农民工的组织等)。

社会资源贫困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弱势群体;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2-0134-06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弱势群体问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显现出来。弱势群体是社会中一些生活困难、能力不足或被边缘化、受到社会排斥的人的概称。他们通常具备下述特征:物质生活处于贫困状态或相对贫困状态;由于制度安排或个人原因,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政治上不能有效表达自身利益、捍卫自身权益。① 社会平等流动机制的缺乏和流动通道不畅是形成弱势群体的重要原因。社会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社会流动实现的。在现实中,社会流动并不是总是保持着向上流动。在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的时代条件下,出现了不少人的向下流动,形成了大批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是制度危机的产物,是社会变革的代价。②

有关弱势群体的研究经历了从物质资本范式到人力资本范式,再到社会资本范式的转换。物质资本范式研究者们认为弱势群体的主要成因是物质缺乏,收入低下,“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决定了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既表现为生活水平的数量低下,又表现为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③。改善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主要路径就是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但实践证明,经济增长策略并没有使弱势群体减少,其规模反而有扩大的趋势。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弱势群体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已从收入分化进入利益分化阶段,形成了以利益集团和强势阶层为主导的刚性利益分配机制”④,社会不平等导致的贫富差距依然存在。

后来,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弱势群体自身的状况,提出有必要将传统的资本概念中包括进人力资本,而不应仅仅考虑有形的物质资本。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具有资本的属性。西方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要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贫困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和对人力资本的过分轻视。⑤ 在人力资本范式基础上,教育、卫生、人口迁移等得到重视和发展。但伴随着市场化的发展、社会体制的改革,中下阶层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难度增加了,机会减少了。弱势群体代际之间并没有因教育等条件的改善而出现向上流动,而上层阶层成员则通过“再生产机制”⑥ 不断地积累着各种资本。因此,具体到弱势群体问题时,不应只将注意力放在人力资本上。

随着资本概念的不断演进,社会资本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和分析工具,弱势群体研究者们也开始把目光投向社会资本。格鲁特尔特和贝斯特纳尔对家庭和乡村的研究成果表明,“以信任和社会纽带为特征的民间社会资本在减轻贫困程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政府社会资本则在消除绝对贫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一般地说,社会资本有助于降低个人和整个国家的贫困程度”。⑦ 帕特南通过在意大利北部社区的实证研究,得出了社会资本是社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的结论,“社区穷人可以在没有其他资本的基础上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并将其转化为经济或者其他资本”,这为陷入困境的社区脱贫重新找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发展方向。⑧

如今,社会资本已成为弱势群体问题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以社会资本为导向的弱势群体治理策略也开始出现。本文将利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流动机制进行解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路径选择。

二、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基本命题

社会资本理论关注嵌入在个体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的行动收益。当代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第一个进行系统表述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⑨。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并指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生产活动提供了便利,社会资本具有同样的作用。”⑩ 亚历詹德罗・波茨对社会资本提出了精辟和全面的表述,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的一种资产”{11}。社会资源理论的首倡者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12} 这些定义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社会资本的特征:首先,社会资本代表的是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现实或潜在的资源;其次,社会资本取决于个人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再次,社会资本是需要通过有目的地行动中的个人运用和动员的社会资源。

社会资本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四个基本理论命题:

1. 社会资本命题:行动的成功与社会资本正相关

社会资本命题揭示的是获取和使用好的社会资本将导致更成功的行动。社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源数量影响着其社会行动的效果,个人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个人的社会行动越容易达到目标。在社会活动中,个人获取和使用社会资本的目的,就是期望借助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以完成社会行动。尤其是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的不确定性就越高,市场失范使人们复归传统,求助社会网络的支持,因此社会资本的使用价值上升”{13}。社会资本命题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命题,它决定着其他命题。

2. 地位强度命题:初始位置越好,行动者越可能获取和使用好的社会资本

这个命题表达的是结构对社会资本的影响,那些有好的社会位置的人,在获取和动员拥有好的资源的社会关系上具有优势。在一个类似于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分层体系中,地位越高,人数越少,但是拥有的权力、地位或声望越高。社会地位越高,发展社会关系就越容易,获取各种稀缺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强。{14} 个人的社会位置包括先赋位置和自致位置。先赋位置是继承而来,通常来自父母;自致位置是通过自我努力获得与占据的社会位置和社会角色。那些拥有好的先赋位置、占据着好的社会位置的行动者,也将有好的机会获取和使用拥有好的资源的社会关系。地位强度命题意味着,个体自身的地位越高,获取好的社会资本的可能性越大。

3. 关系强度命题:个体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强度决定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能获取和使用的资源

关系强度命题包括两个子命题:强关系强度命题和弱关系强度命题。强关系强度命题表示关系越强,获取的社会资本越可能正向地影响表达性行动的成功。表达性行动是以寻求认可、支持、理解、信任等为目的的行为。“在一个由亲属、亲密的朋友形成的持久性的强关系网络中,人们一般具有较高的信任、情感、责任和义务”{15}。而基于情感、信任、资源共享和生活方式共享的关系越强,关系双方的资源分享和交换越容易。因此,关系越强,获取的社会资本越有助于表达性行动的成功。弱关系强度命题表示关系越弱,个体在工具性行动中越可能获取好的社会资本。所谓工具性行动是指行动者为了某一功利性目的而采取的行动。弱关系以较少的交往频次、较弱的情感和较少的责任等为特征。弱关系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指出了弱关系更有助于促进两个群体之间的信息流动,因为关系越弱,越可能获取异质性资源。格兰维特根通过对求职者的分析发现,是熟人而不是朋友或亲属关系在找工作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16}

4. 位置强度命题:个体占据或接近关系网络中的桥梁有利于行动的实现

行动者行为的成功与否,与行动者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密切相关。社会关系网络中存在着一些联系个体的“网络桥梁”,桥梁的缺乏会导致一个关系丛断裂为两个分离的关系丛,桥梁是两个群体的行动者之间的唯一连接。{17} 在结构洞理论中,伯特更详尽地探讨了桥梁的概念。伯特指出,在社会网络中存在两种形态,其中一种是处于网络中的个体(个人或组织)与其他任一个体都存在着联系;另一种形态是网络中的个体仅与部分个体存在直接联系,而与其他个体都不存在直接联系。这样,在第二种形态中,整个网络中就出现了某些个体与另外一些个体联系断裂的现象,就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一样,故称为“结构洞”。如果个体占据了网络中的结构空洞,即联系着相互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个个体,那么该个体就获得了这种状态赋予他的信息和控制资源的优势。{18} 成功的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占有较多的结构洞,能够成为连接不同网络结构的中间人,从而获取更多的信息、机会以及控制资源的能力。{19}

以上四个命题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论证,在不同层面证实了其合理性与正确性,并用以解释与社会资本相关的社会现象。第一个命题是表述社会资本的预期回报的关键命题,它假设获取和使用好的社会资本往往导致一个更成功的结果。其他三个命题,假设的是能够导致更好地获取和使用社会资本的因素。

三、利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弱势群体社会流动机制的阐释

社会资本能够帮助人们实现特定目的,缺少社会资本,目的将难以实现或不容易实现。但是,社会资本在社会生活中的分布又是不均等的,社会群体由于其或优势或弱势的结构性位置与社会网络而对社会资本有不同的获取能力,社会群体在获取社会资本上存在差异。{20} 社会资本的不平等可能是由两个过程引起的: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资本欠缺是指不同的投资或机会所导致的某一群体的资本在数量或质量上相对不足(与另一群体相比较)的结果。回报欠缺是指一定数量或质量的资本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产生不同的回报或结果。这也就意味着社会资本在有利于一部分群体的行动时,也排斥或阻碍了另一部分群体的行动机会。在一个群体之内,为群体成员带来收益的社会资本,通常也会阻碍该群体之外的其他人获得为该群体所控制的特定社会资源。个人资源决定了一个人在因社会交往而发生的社会交换中给他人提供回报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个人拥有的资源越多,他就越有能力为他人提供回报,因此他通过社会网络获取他人资源的能力也越强。{21}

社会资本不平等的特性,将为弱势群体的社会流动提供一个解释框架,并提供克服这些不平等的行为选择。

1. 利用社会资本命题对弱势群体社会流动的阐释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个人的‘社会资本’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22}。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多,因为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他们往往在社会交往中占据优势和中心地位。人们的社会资本与其获得的社会地位之间有显著联系,随着社会资本的积累,在后续的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社会资本比个人能力有更重要的影响。就像常规资本一样,那些拥有社会资本的人往往会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拥有者得到的更多”,“成功地开创了初期的小规模制度,能够使参与者依赖该制度所带来的社会资本,以更大更复杂的制度安排去解决更大的问题”{23}。

社会资本的含量低是社会群体弱势化的后果,同时也是弱势群体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障碍。弱势群体无法参与他们所应该参与的各种活动,比如,无法参与物质生产和各种资源分配等活动,在一些关系自己命运的重要决策上没有发言权,社会交往空间相对封闭,难以突破群体空间边界,因此难以获得较高的社会资本,单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摆脱弱势地位。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匮乏不仅导致其发展缺乏内部支撑与外部资源援助,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弱社会关系网还导致在其发展中存在巨大的阻力。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其关系网主要存在于社会边缘群体中,这些关系网如藤蔓一样相互交错,彼此牵扯,压制了其中每一个个体的发展。长此以往,弱势群体改善自身处境、向上层社会流动无疑会变得更加艰难。

2. 利用地位强度命题对弱势群体社会流动的阐释

行动者的社会资本对其实现目标及在工作生活中获得必要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具有重要作用。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地位越高,发展社会关系就越容易,获取各种稀缺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强。处于分层社会结构中较高位置的人,在获得社会资本方面明显优于他人。{24}

从社会原因来看,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匮乏与不足主要来自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排斥。而社会资本的缺失使得各种表现形式的社会排斥叠加在一起,加剧了其劣势程度的累积性,使他们在竞争中一旦落后便步步赶不上,同时造成了一种贫困的自我复制,这种“马太效应”造成弱势群体地位每况愈下,生活愈加窘困。在基本价值取向是家庭本位的社会中,很多社会资本是可以借用、转让甚至继承的。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明显具有代际传递特征。一旦从父辈开始就处于一个社会资本缺失的弱势群体家庭背景下,可以继承的先赋性资源少,那么在改变其社会地位、进行社会流动时就极其困难,“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25}。个人所积累的社会资源会巩固其社会地位,并进一步影响后来的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使社会地位高者的社会资源增加,社会地位低者的社会资源相对减少,“阶层的再生产特征成为社会流动方面的显著特征”{26}。

3. 利用关系强度命题对弱势群体社会流动的阐释

社会关系网络能给行动者实现目的提供便利,是行动者实现社会行动的中介。社会关系网络既是一种能够影响地位变迁的社会资本,也是一种能够有效获取经济利益的工具。一般情况下,“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机会的多少与社会行动者在人际关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呈高度相关关系,越是居于人际关系结构的核心或上层,社会行动者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就越多,反之,则越少”{27}。

弱势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存在人际关系网络规模小、交往对象同质性强等不足。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一般表现为紧密联系型社会资本,大多建立在与家人、亲属、朋友、邻居等密切互动的强关系基础上,交往的对象大多是处于同一阶层的弱势者。虽然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但是由于它以同质性社会关系网络为主要基础,所能利用和调动的社会资源有限,弱势群体内部之间的互助只能提供基本的社会支持,很难与其他阶层群体尤其是强势群体形成关系紧密、互动频繁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而单纯建立在强关系基础之上的紧密联系型社会资本所发挥的社会支持和保障功能就较为有限,较难获取不同的信息、资源和机会。而弱势群体自身的弱势地位使他们缺乏先赋的社会资源,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与通道。

4. 利用位置强度命题对弱势群体社会流动的阐释

个体行动者的不同资源很好地代表了其在等级制中的位置,对好的社会资本的获取往往发生在那些占据靠近桥梁位置的个体行动者身上,这个桥梁连接着那些处在相对高等级位置上的行动者。因此,网络位置优势取决于可接近的网络资源。各阶层在选择网络成员时,群内选择或自我选择倾向非常明显,阶层地位邻近、社会距离较小的人们成为网络成员的可能性较大。阶层地位对社会成员的社会网络资源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网络成员选择过程中的阶层界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交往的障碍”{28}。

阶级阶层地位限制了人们自由地拓展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由于社会资本的缺失,在资源分配层面和其他阶层发生了结构上的断裂,也就割断了自己利益的表达和争取渠道以及能力发展的渠道。处于资源所能达到的最大距离处,所能得到的社会优势资源必然就少,所得到的社会发展成果也少,更是无法与其他群体进行平等竞争。这主要表现在他们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较低。他们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他们的利益诉求很难得到有效的表达。

四、社会资本视域中弱势群体社会流动的路径选择

目前,社会资本范式已成为解释弱势群体相关问题的有效途径。解决弱势群体问题的路径选择也应由现有的物质资本范式和人力资本范式转向社会资本范式,建立以社会资本为导向的治理机制。弱势群体可以在没有其他资本的基础上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并将其转化为经济或者其他资本。典型的观念如莱特所宣称的,社会资本是“哲人的点金石,无须成本却可以被卑微的人所获得并转变成其他具有珍贵价值的资源”{29}。

1. 从社会资本命题出发,促进弱势群体的社会流动,需要加强社会政策支持,增加其社会资本存量

由于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不利地位,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他们的社会资本存量较少,社会行动能力较差。个人或家庭层面的调节往往力量有限,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弱势地位、消减压力,但可以通过社会政策来进行调节。这种宏观层面的调节改变的往往是整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对促进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意义更大。一个社会要保证良性运行,就必须有适当的社会政策,有必要的制度安排,满足弱势群体的客观需要,为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制度性支持。在社会政策的支持下,公民参与网络更有可能涵盖社会各主要领域,从而支持整个共同体的合作,公民参与网络可以跨越社会的分层,滋养更为广阔的合作。两个经济同样发达的地区,公民参与网络更稠密的地区,在以后的岁月里,发展速度要快得多。{30} 社会政策的出台,可以改变传统的以家族、单位和地域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结构,使社会资本从单一结构走向丰富多元,从血缘、地缘纽带为标准向组织、群体结构汇聚,不同群体之间相互合作和相互接纳,最终演变为相互依赖的利益主体。

总之,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它能够成为我们理解个体如何实现合作和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以达到更高经济绩效的核心基础。{31} 然而,社会关系网络并不完全是自然赋予的,它需要通过投资于团体关系的制度化的战略来加以构建。{32} 所以,社会资本投资也应当成为社会政策的一个支点。

2. 从地位强度命题出发,促进弱势群体的社会流动,需要增加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提高其社会地位

当前,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财富集中化的程度有了较大的上升,弱势群体大多居于社会的底层已成为一个社会事实。总体而言,社会支持不足是造成弱势群体易损性的最主要因素,制度资源的匮乏和缺失使得目前的社会公共服务只能满足部分社会群体的初级需求。由于弱势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与外在的社会环境关系密切,因此,弱势群体压力的释放、缓解也有赖于整个社会系统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其中社会公共资源的支持对于弱势群体压力的减轻尤为重要。

正式社会支持能给予弱势群体以社会救济和多方面的援手,可以有效地缓解弱势群体的压力。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支持已越来越成为社会的重要职责与任务,最典型的范例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它从制度上保证了弱势群体最低生活的经济来源。中国社会主要群体(以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为主)弱势化趋向的重要结症在于许多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基本生计缺乏必要的保证。显然,要想消除或缓解弱势群体的弱势困境,就必须从建立起低水平、广覆盖、有实效的社会公平保证体系入手。

3. 从关系强度命题出发,促进弱势群体的社会流动,需要提高弱势群体的增权参与,构建其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资本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参与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33}。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必须是在社会生活中通过社会参与,与其他行动者互动而产生的。从微观的角度看,“导致弱势群体处于弱势地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权利贫困”{34}。弱势群体远离公权力中心,无法拥有充足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难以进入公共政策过程,自身利益诉求得不到回应。“强势阶层的权利过多过大,而义务过少过小;而对一些弱势阶层来说,权利过少过小,甚至不存在”{35}。所以,要帮助弱势群体摆脱弱势地位,促进他们向上流动,必须在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的前提下提高他们自我发展的能力,尤其是保障其参与与其有关的各项决策的权利,使其能够表达和维护自身的权益。

社会参与是公民实现自身利益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提高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一个途径。首先,弱势群体通过社会参与可以提升政治地位。弱势群体广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可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增强政治话语权,便于政府将弱势群体的诉求整合到公共政策中,从而制度化地、有效地影响政治生活。其次,弱势群体通过社会参与可以增强社会网络支持。弱势群体能够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而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既可以帮助其对他人施以更强的影响力,也可以帮助其自身改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36} 再次,弱势群体通过社会参与可以提升社会地位。行使权利的能力是随着实际的经验而增长的,制度化、常规化的参与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锻炼弱势群体各方面能力的平台,他们的综合素质将会随着参与的实践而增长。而综合素质的提高,可以让弱势群体更好地在社会生活中展现自己,从而获得更多的认同,增加社会资本,构筑社会网络,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4. 从位置强度命题出发,促进弱势群体的社会流动,需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构筑弱势群体社会网络桥梁

弱势群体同质性的特征决定了其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是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而形成的。同时,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的形成,社会结构及相应的社会利益格局本质性的变化,强势、弱势群体分层的日益明显,使社会弱势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排挤到社会主流之外,通常远离社会网络桥梁,或者很难靠近社会网络桥梁。

弱势群体的向上社会流动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外部支持应从能够改变其弱势地位出发。社会组织是提高弱势群体社会流动能力的一个重要渠道,它既能使弱势群体内部展开自我援助,又能强有力地增强其利益表达的分量,使其更能引起决策部门的关注,从而充分考虑其利益要求。一个社会集团力量的大小,往往并不取决于它所包含成员数量的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或组织形态。对此,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即有过经典论述。他认为,法国农民由于没有组织起来形成政治组织,所以尽管他们的个人利益在性质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但也无法通过他们自己而得到保护。{37} 社会组织具有中介作用和助手作用,可以沟通政府和个体、社会和个体,协调双方的利益。只有通过社会组织自由联结在一起,弱小的个体才能变得强大。在弱势群体社会流动中,在着眼于个人的基本生活资助的同时,可以考虑通过社会组织等形式,改变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发展环境,促进他们的社会资本积累,为他们进入更好的发展轨道提供支持。

注释:

①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2页。

② 吴钟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③ 钱再见:《中国社会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政策》,《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

④ 王春光:《快速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与社会矛盾》,《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⑤ 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⑥ 李路路:《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⑦ C・格鲁特尔特、T・范・贝斯特纳尔:《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黄载曦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⑧{23}{30}{33}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198、206、199页。

⑨{32} 布迪厄:《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9、100页。

⑩{15} 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370页。

{11} 郭毅、罗家德:《社会资本与管理学》,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2}{14}{17}{20} 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4、68、98页。

{13}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16}{29} 转引自文军、张赛军《社会资本与社区脱贫――对社会资本独立的分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8} 转引自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19}{24} 张广利:《社会资本理论几个命题的解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1} 胡荣:《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

{22} 赵延东:《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效用与局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

{25}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26} 李路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革:从“决定性”到“交易性”》,《社会》2008年第3期。

{27} 周建国:《紧缩圈论:一项中国人际关系的结构与功能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2页。

{28} 张文宏:《中国的社会资本研究:概念、操作化测量和经验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31} 参见E・奥斯特罗姆《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概念》,载曹荣湘编《走出囚徒困境》,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页。

{34} 彭向刚:《论转型期弱势群体政治参与与社会公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5} 王春光:《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关系变迁中的非均衡问题》,《社会》2005年第5期。

{36} 范斌:《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

社会资源贫困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市贫困 正式社会支持 非正式社会支持

一、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出现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经济体制的转轨,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以及分配不公现象的出现,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并且这部分人口的规模迅速扩大,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弱势人群。但是,原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体制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开始凸现出来,为人们所关注。

研究发现,导致目前我国部分城市人口陷入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的,社会的,家庭的或个人的,错综复杂。本文认为,造成部分城市人口陷入贫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

二、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每一个社会成员基本上都是某个或某些制度化的社会组织的成员,人们在这些组织中可以获得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支持。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人们得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并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在社会层面上,社会支持网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有助于减轻人们对社会的不满,缓冲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1.正式社会支持网的缺失。⑴失业或就业不足。我国目前的城市贫困人口除了社会弱者和农民工贫困人口以外,贫困职工及其家庭成员在大部分城市已经构成了贫困人口的主体,这是我国现阶段特有的一种城市贫困现象。 同时,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显性化,失业救助力度不够,有相当一部分下岗失业人员陷入贫困的境地。亚洲金融风暴后,相当一部分企业半停产、停产乃至破产,单位制度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生活在单位制度下的城市职工没有了单位提供的全方位的福利,而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大量企业职工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⑵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设计上存在一些问题,覆盖面过窄,许多职工和居民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网中;社会保障水平过低,不能保障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偏低,传统的单位保障体制和单位办社会的状况依然没有彻底改变;社会保障的经费来源渠道单一等。所有这些现行社会保障体制的缺陷,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城市居民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妨碍了社会保障体制积极功能的发挥。

2.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⑴家庭支持的缺失。在当代社会中,家庭仍然是人们获得社会支持的最基本的单位,而由于下岗或失业等社会原因造成的贫困常常会导致家庭关系的失和甚至彻底破裂。⑵家族支持的缺失。家族的支持是指扩大了的家庭支持,即贫困家庭夫妻双方的父母及兄弟姐妹对他们的支持,这在当代社会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⑶社会交往的缺失。个人的社会网络是很重要的社会资源,居民可以从这种社会网络中得到支持,但由于种种原因,某些丧失工作机会的人同时也失去了这些社会资源,那么,这部分人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

三、反贫困的策略

1.积极推进再就业工程。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讲,要依靠加快经济发展,我们要继续坚持以有利于扩大就业为取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是社区服务业,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另外,还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部门和地区之间的流动,通过市场的作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开展针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现行中国失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只对以户籍划分为基础的城镇劳动者提供就业保障和失业保护。同时,这一正式保障系统又根据城镇劳动者的身份特性,对不同失业者实施不同的保护制度。所以要根据中国的人口、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打破目前按照身份界限建立失业保险体制的做法,建立健全城乡有别、制度规范、基金统筹使用、费用负担和待遇标准合理的失业保险体系。对于享受医疗、失业、养老保障及最低工资制度等待遇以后仍然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居民,要通过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证。

参考文献:

[1].李军:《中国城市反贫困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1.1。

社会资源贫困论范文第4篇

1.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

所谓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简称SES,一般来说是指,结合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某个人工作经历和个体或家庭基于收入、教育和职业等因素相对于其他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总体衡量。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可以为成高社会经济地位、中等社会经济地位、低社会经济地位。

2.社会经济地位的操作定义

从操作定义上来看,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可以由家庭的收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职业等来界定。

家庭的收入表示家庭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和子女可能获得的社会资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是社会经济地位中的最为稳定的指标;职业体现了个体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而且有时候职业还象征着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经济地位还包括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

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方法

在研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影响时,研究者常常让儿童提供家庭经济地位的信息。这虽然提高了研究的效率,但是儿童提供的信息的可信性显然是比较低的。尤其在中国,儿童常常不能接触到父母收入状况之类的信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Currie等(1997)开发了家庭富足量表(FAS), Wardle等后来(2002)也开发了相类似的家庭富足量表(HASC)[1]。

二.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1.对儿童身体发育的影响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儿童身体状况明显差于家庭社会地位高的儿童。2007年,卫生部、科技部和国家统计局对我国6-17岁学龄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随着家庭人均年收入的降低,学龄儿童少年营养不良率提高,家庭收入最低组儿童营养不良率比最高组的儿童高70%。[2]

2.对儿童社会情感及社交技能的影响

很多研究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在情绪适应、同伴交往以及自尊方面都有不良的影响。从情绪健康程度上看,长期的贫困会影响儿童的社会性情感健康,使儿童更容易出现消极的社会情感。居住区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呈负相关,居住在低社会经济地位地区的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更大。从社会交往技能来看,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更少参加课后集体活动。

三.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发展的理论

从目前研究趋势来看,研究者们的关注重点逐渐从实证研究转向理论研究。但是,目前的理论依然很少。

1.中介模式

中介模式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并不直接影响儿童的发展,而是通过一些中间因素起作用,而这些因素之间也会相互作用来影响儿童。主要的因素有,儿童本身、家庭环境、学校和生活环境等。

从儿童自身角度来讲,有研究者将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影响分为因素:压力,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可能会遭遇更多的应激源;从家庭角度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占有的社会资源较少,所以儿童本身的物质需求就难以满足,对于儿童精神生活的需求就更难以实现。

2.调节模式

调节模式理论是指,儿童在同样的社会经济地位条件下,可能会发展成不同状况。研究者目前已经确定了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健康发展之间的若干调节因素并且强调了那些能帮助儿童应对与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逆境的因素,主要包括三种:一是人格素质上的特点;二是家庭特征;三是有可利用的外部支持。

社会资源贫困论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独立学院;贫困生;就业

近年来,高等学校就业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指出,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80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就业形势严峻。独立学院是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近年来,独立学院发展势头迅猛,毕业生人数已经颇具规模。就业工作已经成为独立学院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独立学院的生存与发展。独立学院贫困生比例已经高达10%以上,这部分毕业生由于受到自身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在就业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帮助贫困毕业生顺利就业,已经成为独立学院就业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独立学院贫困生就业存在的问题

1.综合素质低,就业技巧偏弱

独立学院一般按照市场化办学机制设置专业,所开设的专业很多是市场需求大,就业相对容易的专业。即便如此,独立学院贫困生相对于普通学生而言,综合素质偏低,就业技巧不足。一方面,由于学校对学习优秀的学生予以奖励,引导贫困生勤奋学习,因此贫困生很少参加学生活动,忽视了工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方面的锻炼,综合素质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因素的影响,独立学院贫困生很少参加各类技能证书的学习,缺乏就业筹码。因此,从专业理论上看,独立学院的贫困生还是扎实的;但其综合素质、人际交往能力、就业技巧相对欠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中,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独立学院贫困生在职场竞争中难免处于弱势地位。

2.心理压力大,就业期望高

独立学院贫困生大多来自农村偏远地区或者城镇低保家庭,很多贫困生家里还有兄弟姐妹也在读书,高额的学费和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得他们心理压力很大,就业期望值过高。他们希望毕业后尽快收回高额的教育成本,因此在择业的时候急功近利。择业时青睐大型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倾向于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发展,希望找到工资薪酬高、福利待遇好的单位就业,不愿意下基层,不愿意到西部地区和艰苦行业,对于技术性、实用性的职业比较排斥。对未来的工作期望太高,使很多独立学院贫困生挑三拣四、有业不就,往往错失就业良机。

3.社会资源匮乏,就业环境严峻

由于经济结构和大学扩招的矛盾,市场提供给高校毕业生的岗位仍然不足,就业环境对于独立学院毕业生,特别是独立学院贫困生来说依旧严峻。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用人单位和毕业生通过“双向选择”达成求职意向。由于很多单位的用人机制不健全,导致毕业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对就业产生很大影响。独立学院贫困生由于家庭经济基础差、社会关系弱、社会资源少,只能对某些单位、某些岗位望洋兴叹。

4.就业成本高,错失就业良机

现今就业模式、用人体制对毕业生的经济实力提出了很大的考验。公务员和研究生考试不仅需要购买大量的复习资料,有时还需参加价格昂贵的辅导班,这无疑在考试之前就给贫困生加上了一道门槛。如果选择直接就业,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要考虑简历的制作、面试服装的添置、通信费用的增加等因素。参加异地招聘时还要支付高额的车旅住宿费用。一般而言,求职费用少则几百,多则几千,这对于独立学院的贫困生来说往往难以承受。因此,一方面他们把求职地点选择在学校附近的城市,可能失去很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他们放弃花费成本高的求职方式,减少求职过程中对自身的包装,也可能导致求职成功率降低。

二、解决独立学院贫困生就业问题的对策

1.开展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打造就业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由于生源质量的差别,独立学院毕业生整体就业竞争力落后于母体学校的同专业学生,所以不能照搬其他一般本科生的职业规划模式。要结合独立学院的实际情况,树立真正的市场意识,瞄准市场的现状和未来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根据贫困生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职业生涯和就业技巧的相关课程,为他们提供具体的、个性化的职业规划和求职技巧。 引导独立学院的贫困生不仅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更要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

针对独立学院贫困生综合素质不高,沟通能力不强的特点,高校教育工作者在平时的学习实践中要有针对性的指导贫困生提高竞争力。首先,要引导贫困生参加一些学生社团,并担任学生干部,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现代社会和企业都以“团队”为单位完成各项任务,而贫困生“自闭”、“自卑”的性格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因此贫困生利用在校期间多参加学生活动,主动与他人沟通,处理好人际关系,逐步形成开放式的性格和团队合作意识非常重要。其次,要鼓励贫困生参加一些形式多样的竞争性活动,培养他们的竞争意识。随着高校毕业生逐年增加,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毕业生总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树立独立学院贫困生的竞争意识,使他们适应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显得尤为重要。最后,要引导独立学院贫困生参加职业资格培训,取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提高贫困生在进入就业市场时的竞争力。学院可以和相关培训机构合作,降低培训费用。对于平时表现好、培训成绩佳的贫困生,可以给予减免培训费的政策。

2.加强心理辅导,树立正确客观的就业观

贫困生由于生长环境的特殊性,使他们普遍存在焦虑、敏感、自卑、孤僻等心理。加上独立学院的外部环境,周围学生突出的条件,使得他们心里更加矛盾,不能正确看待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校方需要在学生进校时就建立贫困生库,开展心理测试,对班级贫困生的情况大致了解。通过个别引导、团体辅导等不同形式的心理指导,帮助他们从阴暗的、消极的阴影中走出来。正确对待他人,评价自己。

在就业指导上,要为贫困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客观的认识到现在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认清独立学院学生在就业中的定位,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就业心理预期。在就业时,不能左顾右盼,挑肥拣瘦,要树立“先就业,再择业”的观念。同时鼓励学生到基层、到农村、到中西部地区就业。贫困生很多来自农村地区,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又对农村情况了解,如果能够回到基层就业,既能为当地作出贡献,又可以大显身手、大有所为。

3.加强校企联系,努力搭建就业推荐平台

由于独立学院的办学定位,大部分学生在毕业时都会面向社会就业。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和联系是独立学院就业工作的重点。第一,加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联系,建立供需双方互通信息的机制,并将信息及时给学生。第二,举行校园招聘会,让贫困生在校园就有挑选工作的机会,节省一大笔求职的费用。第三,邀请有经验的企业人力资源经理为学生举办求职座谈会,让学生了解用人单位的需求,尽快发现自身的不足,有针对性的改进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