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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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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因素

金融危机的因素范文第1篇

内容摘要:目前,国际社会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后金融危机时代表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不高,消费增长困难。影响消费的消极因素主要有下岗失业人员增多、收入分配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垄断行业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过高、消费习惯及历史传统等因素,本文结合我国的情况进行分析。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消费 消极因素

下岗失业人员增多且就业困难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经济生活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已从潜在状态转化为显现状态,就业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表现为既有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又有就业结构性矛盾;既有来自城镇的就业压力,又有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带来的压力;既有新成长劳动力就业的需求,又有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需求。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有1000多万,加上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等汇聚在一起,形成劳动力供给的高峰。

而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给我国的就业造成了巨大影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金融危机对就业的不利影响正逐步扩大,2009年将有2400万劳动力需要安排就业”。2400万各有来头,其中一增一失是就业两大难题来源。一增指的是,1300万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一失即800万下岗失业人员,这两大群体构成了2009年就业工作的主要部分。蓝皮书指出,2008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到2008年8月,全国大学毕业生实际实现就业率为70%,2008年底,毕业大学生未能如期就业人数仍然有150万左右(汝信等,2008),就业市场的大学毕业生需求岗位的总体状况相对趋紧,这将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近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大军,由于农民工的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以简单劳动为主的加工制造业、低端服务业等领域,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度更大。大批农民工因企业裁员而返乡的现象,是近十几年来罕见的。据保守估计,2009年全国大约有650万农民工面临再就业问题(陈昌明,2009)。就山东来讲,2009年城镇劳动力供给超过190万人,预计全年最多可实现就业120万人。2010年毕业和近两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约60万人,由于企业用工需求减少,相当多的毕业生不能实现当期就业。返乡农民工节后回城的有181.0万人,占节前返乡的60.1%,较往年同期减少20%;2月底又新增返乡农民工17万人,全年至少有72万农民工在城镇无法就业。

就业的困难,使相当一部分人对预期收入持疑惑甚至悲观心理,这也致使人们消费行为发生相应变化,即压缩了即期消费,增加银行储蓄。与居民预期收入下降相伴随的是居民预期支出上升。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都是由政府或企业提供保障的。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医疗养老保险以及住房和教育等由个人负担的部分不断增多,这意味着人们在当前或未来会有较大数额的支出。预期收入减少和预期支出增加,减少了人们对当前消费的支出,扩大整个消费需求仍面临巨大压力。

收入分配不合理且有两极分化的倾向

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变化的总体趋势,世界银行的评价是“更富了,但更不平等了”,目前,表明社会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已超越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我国由此成为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近年来,尽管山东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两级分化倾向明显。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2006年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143.8元,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468.4元的37.1%,比2003年上升2个百分点,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如把社保、义务教育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3∶1的警戒线。山东省农村人口占60%以上,本应是巨大的消费市场,但农村消费额仅占35%。农村居民可支配的现金收入相对减少,致使农村居民消费意愿降低,也使社会总消费额中农村居民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62.1%,经1980-2005年(按五年一统计,下同)一路下滑,跌落了35.1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一路上扬,从1978年的37.9%,经1980-2005年一路上扬,上涨了35.3个百分点(王石生,2007)。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地区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由2003年的2∶1扩大到2006年的2.4∶1。居民内部收入也存在较大差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由2003年的6.1∶1扩大到2006年的7∶1。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财富不断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广大农村居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虽高但是消费能力有限。当前我国少部分高收入群体掌握着大多数居民储蓄,而这些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递减的。据调查,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0.6,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0.85(夏兴萍,2005)。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不足,仍将是今后影响我国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因此,着力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建立城乡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将成为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

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增加居民即期消费,而且还会增加居民未来的支出和预期的消费。社会保障的一般属性是国民收入社会化消费的一种再分配形式,它通过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给付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通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延期消费,它是指将目前取得的消费基金推迟到一定时期以后再使用。二是均衡消费,即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获得的收入在更长的时间内平均使用;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调剂,使收入与消费在时间上衔接起来,使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个终生比较稳定的收入。其二是均衡不同收入水平劳动者的贫富差别,使低收入者获得基本的生活消费。

总之,通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即期消费,但它却营造了一个让劳动者消除后顾之忧的社会消费环境,减少了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预期,不用担心年老、生病、失业等问题,可以在现有的、可支配的货币收入基础上放心地去消费。而社会保障基金的给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为直接。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给付具有选择性,主要获得者是老年人、失业者、伤病者、低收入者和其他救济、优抚对象,它会立即用于消费,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残有所扶、灾有所救、贫有所帮,从而得到基本生活保障。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改革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制约着消费支出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和就业制度是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最大隐患,而且,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教育费用的增加,使得居民手中的可支配收入用来储蓄以预防意外支出和未来的支出。比如,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费用支出,而家庭支出占主要部分,从而增加了家庭的负担,使得家庭增加的收入中会有一部分用来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保障的不公平使得广大的农村居民还需要依靠自己来就医;就业制度中对农民工的各种限制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困难,随着面临的失业也会使居民把增加的收入存入银行来规避风险,而不是用来消费或是增加投资(黄国华,2007)。

垄断行业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过高影响消费

目前,我国国有垄断资源程度还比较高。如在电信、电力、民航、铁道、邮政、金融和城市公用事业等领域基本上还是国有企业控制。国有垄断企业享有在市场准入、投资、贷款等方面的特殊政策,高额的垄断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我国还是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但这些领域的价格远远高于国际通行的、具有可比性的水平,在经济困难时期,许多群众对价格变动更加敏感,民生需要“减负”,而许多垄断企业却缺乏民生责任感,不从内部挖潜增效、节约成本上下功夫,而是仍坚持产品的高价位,以维持自身高收入,两者的反差影响了人们对消费的支出。

消费习惯、历史传统等因素影响消费

消费习惯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根深蒂固的。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和发扬光大了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节俭美德,即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上重积蓄、轻消费、戒物欲、崇节俭,维持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安定,这种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节俭观念,受到了包括封建统治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崇,使之成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公认的传统美德(王梦奎,2001)。而今我国居民仍保持着一概固守节俭、高储蓄的个人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在消费的数量上,居民养成了先积累、后消费的习惯,宁愿省吃俭用,也不愿意“负债消费”或者“超前消费”。

我国居民储蓄率居世界前列,最近IMF的经济学家查蒙(Chamon)和康奈尔大学的普拉萨(Prasad)教授在NBER(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了最新论文,他们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的储蓄率从1992年的17.5%上升到2005年的24.3%,也就是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居民的储蓄率也在稳步上升(周业安,2008)。到2008年储蓄率达到28.8%,刷新了过去最高纪录。当前的储蓄率无论与我国历史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大大高于被认为储蓄率较高的日本(6%)。高储蓄率意味着消费率较低,国内消费总需求不旺盛。更严重的结果是,高储蓄率加剧了我国内需不振的经济软肋,阻碍了我国经济从投资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不利于当前经济的复苏。

结论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单纯通过某项政策和措施来促进消费已不可能,必须通过多元化的组合措施解决影响消费的消极因素,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以扩大就业为最根本的基础,只有扩大就业才能提供最根本的经济支持,才能解决“有钱消费”的问题。同时,有钱消费还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尤其是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这样才能解决“敢消费”的问题。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提高城乡困难群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措施,有效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限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实现社会公平,缩小两极分化。至于消费习惯的改变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社会舆论的引导,需要新的消费观念的引入,需要坚强的经济基础。要引导消费者正确认识消费在社会再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引导改变消费观念,引导消费者不断扩大消费领域。通过一系列组合拳,才能有效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系统性促进就业政策正起草.

2.汝信等.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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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石生.理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科学决策月刊,2007(3)

5.夏兴萍.改善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宏观思考.宏观经济管理,2005(11)

6.黄国华.从投资和消费的对比关系看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兰州学刊,2007(1)

7.王梦奎.中国社会主义保障体制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

8.周业安.高储蓄率让人喜忧参半.上海证券报,2008-12-19

金融危机的因素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金融危机 资本结构影响因素 逐步回归方法 神经网络模型

一、引言

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本文拟以2006年到2008年沪深两市数据齐全的公司为样本,分析它们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有何变化。

我国上市企业目前股权融资偏好现象比较严重,与传统的资本结构的优序融资理论不太一致。Majluf和Myers指出,投资者与内部人相比不具有信息优势,这种情况可能导致股权在市场上的错误定价。例如,如果公司需要发行新股票为新项目融资,如果股价过低以使新股东获得超过比净现值更多的价值,将导致老股东的一个净损失。这样,即使该项目净现值为正,也会遭到拒绝。如何使公司价值不被低估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基于这种情况,与股权相比,公司更偏好于内部资金,甚至不太多的风险债务也比股权优越。由此,Majluf和Myers提出了优序融资理论-公司融资顺序有明显的先后之分,所需的资金首先依赖于内源资金;在内源资金不足,需要外部资金时,债务优于股权;因为外部股权融资成本较高,只作为融资渠道的补充来源形式。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企业在进行融资时,一旦有机会在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就会不遗余力地进入股市,“圈钱”动机比较严重。

对于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肖作平(2005)进行了总结。他从宏观经济因素与资本结构、行业因素与资本结构、公司特征因素、公司治理因素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与论述。由于资产风险、资产类型以及外部资金的需求随行业而变化,平均负债比率将随行业的不同而不断变化。所以,本文同时基于金融危机的背景,拟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房地产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神经网络模型

1.多元线性回归

用回归方程定量地刻划因变量Y与多个自变量Y1、Y2…间的线性依存关系,称为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简称多元回归(multiple regression)。

设有n个自变量X1、X2、…、Xn,一个因变量Y,以及一份由n个个体构成的随机样本,则有

Y=α +β1X 1+β2X2+…β nXn+ε

其中α为回归方程常数项,也称为截距,其意义同简单线性回归中的α;β1、β 2…,βn称为偏回归系数(partial regression coefficient),βi表示在除Xi以外的其它自变量固定的条件下,Xi每改变一个单位后Y的平均变化。与上式相应,我们有样本回归方程:

Y= α +β1X 1+β2X2+…+bnXn

其中a、b1、b2…bn是α、β1、β2…βn等的样本估计值,简称回归系数。

2.神经网络模型

倒传递类神经网络模型是监督式学习网络 (Supervised Learning Network) 的一种,也是目前类神经网络学习模型中最具代表性且应用最普遍的。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最陡坡降法(The Gradient Steepest Descent Method)观念,将误差函数予以最小化。

基本的类神经网络架构可分为三个层次:如图1所示,分为输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其中由处理单元再组成“层”,最后由若干层组成“网络”。

处理单元的作用可分为集成函数 (SummationFunction )、作用函数(Activity Function) 与转换函数 (TransferFunction) 三个函数说明,集成函数是将其它处理单元的输出值,透过网络加权值来将输入的信息加以汇总之后,再经由作用函数 (Net) 来将集成函数与目前的处理单元状态加以综合,因为一般类神经网络模型的作用函数采直接使用集成函数输出,作用函数并不明显,因此一般应用上如无特别说明,处理单元只用集成函数与转换函数,在本文中所使用的倒传递类神经网络是直接以集成函数为输出。最后以转换函数将集成函数的输出值转换成处理单元的输出值(Y)。

在倒传递网络中,第n层的第j单元输出值是第n-1层单元输出值的非线性函数,如下式:

(1)

其中(2)

集成函数=作用函数

f:转换函数

Ai:输出层推论输出值

Wji:介于第 n-1 层的第i个处理单元与第n层的第j个处理单元间的连结加权值

θj:网络偏权值

至于倒传递网络的学习流程,可用下列五个步骤简述说明:

步骤1:确定网络架构,决定网络层数及各层间神经元数目 。

步骤2:随机设定权数或偏权值。

步骤3:选取一试验组资料输入网络中。

步骤4:调整权数及偏权值。

步骤5:回到步骤3,直至网络收敛为止。

三、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神经网络模型的房地产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以2006年、2007年和2008年房地产行业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基础:

首先,剔除ST、PT上市公司;

其次,为保持各年度间数据及实证结果的可比性,剔除有缺失值的样本。

最终,每年得到45个样本,三年总计135个样本。

2.变量选取

因变量的选取,借鉴已有的处理方式,结合房地产业的实际情况,本文以资产负债率作为因变量,采用账面价值;因变量主要分为三类,公司特征因素、公司治理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具体见表1。

3.实证结果与分析

(1)2006年~2008年面板实证结果与分析

如表2所示,对面板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经过七步逐步回归,可以看出,流动性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说明流动性越强,公司可以减少举债比率;抵押能力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说明有形资产较多的企业举债规模会相对较大,与权衡理论一致;董监事比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说明,监事人数比董事人数越多,企业负债率越低,这可能是因为监事会规模的扩大,可以加强监管,从而可以限制企业举债;非债务税盾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而且数值很大,说明拥有较多非债务税盾的公司应更少地使用债务,而且在房地产行业中非债务税盾的作用是很大的;公司规模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说明规模越大,的确可以更多的举债;公司风险Beta值也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这个结果说明,在房地产行业中,即使公司风险较大,理论上应该降低负债率,但实际上,风险与负债率之间的关系是非理性的,即使风险较大,公司仍可以从银行取得贷款,这可能与房地产开发商与银行之间的千丝万缕的特殊关系有关;成长能力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房地产企业的发展需要银行贷款支持有关。

从表3可以看出,调整的 可以达到0.585,数值较高。

如图1,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得到的变量,采用倒向神经网络模型进行一百步训练,可以达到0.022左右的误差,说明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效果还是很好的。

(2)2006年~2008年截面实证结果与比较分析

通过表4可以看出,2006年对资本结构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董监事比(-),抵押能力(+),公司规模(+),流动性(-),非债务税盾(-),由于2006年经济形势很好,而且房地产市场发展良好,尚未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所以在正常年景情况下,这些因素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2007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初见端倪,房地产市场也开始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结构造成影响的因素开始变化,抵押能力(+),流动性(-),仍然为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这时,董监事比,公司规模,非债务税盾不再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取而代之,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一人(-),成长能力(+)成为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这可能是因为在金融危机影响逐渐增强的大背景下,董事长总经理兼任越为严重,对公司举债越不利,而房地产行业公司的成长还是有赖于银行的贷款;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影响渐深,房地产市场也越来越不明朗,这时,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又发生变化,与2007年相比,抵押能力(+),流动性(-),仍然为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但是,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一人和成长能力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再显著,此时,产生内部资源能力(-)成为显著因素,这可能与房地产行业特殊的行业性质有关,随着现金流的增长,举债反而降低。

表5可以看出,三个逐步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逐年增强。

注:2006年训练误差为0.00796303;2007年训练误差为0.0028532;2008年训练误差为0.0035722。

通过图3-2,可以发现,神经网络模型也有很好的训练效果。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20062008年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分别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和神经网络模型训练,发现逐步回归模型拟合效果整体较好,调整的 大体在0.5以上;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效果更好,误差都非常小,都在 到 数量级上。在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方面,无论是面板回归结果还是截面结果,可以发现抵押能力(+),流动性(-),都是影响资本结构的主要因素;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从无到有逐渐增强,可以发现,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也在不断变化。

究其原因,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与商业银行的之间的关系是其中一个因素,所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制度建设,提高法律意识,处理好政府、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样,可以使房地产企业的资本结构进一步合理化,同时,也使资本结构影响因素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理性化。

参考文献:

[1]Harris M,Raviv R. The theory of capital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e,1991, 46(1):297~355

[2]Modigliani F, Miller M H.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48(3):261~297

[3]Patricia M. Dechow, Richard G. Sloan, Amy P. Sweeney.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70, No. 2 (Apr., 1995), pp.193~225

[4]Titman S,Wessels R. The determinants of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J]. Journal of Finance, 1988,(43):1~19

[5]Utpal Bhattacharya, Hazem Daouk, Michael Welker.The World Price of Earnings Opacity.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 78, No. 3 (Jul., 2003), pp.641~678

[6]William R. Gebhardt, Charles M. C. Lee, Bhaskaran Swaminathan. Toward an Implied Cost of Capital.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 39, No. 1 (Jun., 2001), pp. 135~176

[7]周开利康耀红:神经网络模型及其MATLAB仿真程序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

[8]刘海英:财务管理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

[9]刘志远:财务管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10]荆新王化成刘俊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

[11]肖作平: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和双向效应动态模型――来自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证据[J].会计研究, 2004,(2):36~41

[12]陆正飞辛宇: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主要因素之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1998(8)

[13]曾颖陆正飞: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经济研究,2006(2), P72

[14]赵冬青朱武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经验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6(2),P11~18

金融危机的因素范文第3篇

一、金融危机后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发展趋势

(一)从总量上看,美国本土制造业在金融危机后占比逐渐反弹

美国商务分析局(BEA)提供的数据表明,1998—2002年、2005—2008年是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大幅度下滑的两个时间段。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显著提高,2010—2012年均显著高于GDP增速,带动美国本土制造业占比明显反弹。

(二)从产业结构看,美国本土制造业恢复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汽车产业和石化产业

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复苏并不是全方位的复苏。其中,汽车行业在2005—2008年大衰退后已经开始迅速扩张,且扩张势头为历史最高水平;石化、化工、冶金等重工业也呈现出飞速发展的趋势,成为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扩张的主要动力。据美国商务分析局统计,2010—2011年,美国的汽车行业增加值年增速高达78.1%,石化产业年均增速高达29.1%,远远高于制造业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计算机、电子等美国本土传统优势产业虽然保持增长,但增速已经有所下降;而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皮革、纺织、食品等)的衰退势头仍在持续,只是有所放缓。如2010—2011年,美国纺织服装业、皮革羽毛制品业和食品饮料制造业的仍分别负增长3.12%、0.21%和0.45%。

(三)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美国制造业出现全面回流

由于个体企业的行为不能完全代表行业整体趋势,因此衡量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整体状况是十分困难的。考虑到制造业回流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下降,同时有可能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上升,因此可以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对比来衡量这一指标。结果表明,2009—2012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年增速为6.2%,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速为6.5%,两者差距很小。因此,不能说整体上制造业出现了明显回流美国的态势。

(四)石化、电力设备制造等产业可能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重点产业

本文同样用上述方法对美国制造业下属各个子行业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有四个行业(石油炼化、化工、电器器材和纺织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速远远低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速,其中石油化工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甚至在不断下降,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在不断上升。因此,可以认为这四个行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制造业回流现象,其中石化行业尤其明显。

二、基于要素禀赋对美国本土制造业增长原因的分析

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各国国内制造业的竞争力是各类要素禀赋综合作用的结果。结合美国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了科技(反映创新能力)、劳动力和能源三大要素作为本文分析的重点。选择这三类要素的主要原因在于,上述指标涉及美国近年来的几大热点问题——是否在新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劳动力成本劣势是否减轻和页岩气革命是否改变全球能源资源格局等等。

(一)页岩气革命所导致的能源要素禀赋变化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本土制造业反弹的最直接原因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由于页岩气革命的影响,美国国内天然气价格出现大幅度下跌,其出井价由金融危机前的10美元/千立方英尺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美元/千立方英尺以下,远低于英国、法国、中国等其他能源净进口国。金融危机后拉动美国制造业规模扩张的几大主要动力产业——石化、化工、汽车和冶金均和天然气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天然气是石化和化工产业的主要原材料,冶金产业属于高耗能产业,能源价格也直接影响居民购买汽车的消费意愿。因此,能源要素禀赋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开始回升的主要要素。

(二)劳动力要素的比较劣势下降对美国本土制造业扩张有一定作用,但相对有限

目前部分学者较为强调劳动力成本在美国制造业扩张中的作用。但根据美国劳工部提供数据的测算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后整体上美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有所放缓,目前小时劳动者报酬已经基本稳定在35美元/小时的水平,其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约在25美元/小时左右,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约在40美元/小时左右。加之考虑美国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速也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美国在劳动力要素禀赋的比较劣势有所下降。这种比较劣势的下降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是美国劳动密集型行业整体衰退势头减缓的重要原因。新兴市场国家和美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差距过于巨大,绝非在短时间之内可以消除。目前墨西哥的小时劳动者报酬仅为6美元/小时,按照美国劳工部方法估算的我国劳动者报酬尚不到2美元/小时,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南亚东南亚国家更低。即便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劳动者报酬增速将明显高于美国,但未来五到十年之内接近美国水平也是很困难的。因此,美国的劳动力要素禀赋对其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确实存在,但是有限的,不足以根本改变美国本土制造业竞争力的格局。

(三)科技要素在美国本土制造业复苏中的作用并不强

基于国际专利和国际学术论文的研究分析结果表明,美国目前在科学研究上的比较优势仍较明显,但在技术发明上的比较优势已经有所下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称,虽然美国仍然是全球申请国际专利最多的国家,但在35个重点国际专利领域分类中,2012年美国只有20个排名榜首,较2008年减少了6个,而日本和中国排名榜首的数量均有所增加。在近年来美国本土制造业增长最快的几个行业相关技术中,交通设备的专利数量占比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明显落后于德国和日本;在大分子化学、基础材料化学等领域的专利数量相较其他发达国家的优势也有所下降。而美国优势较为明显的生物技术、医疗仪器、药物技术等领域本土制造业规模并未显著增长。因此,此次美国本土制造业规模的扩张对科技的依赖程度并不强。

(四)汽车、化工等行业美国跨国公司的真实竞争力并未显著提升

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价值链的大环境下,美国本土制造业的规模扩张并不能准确反映相关行业跨国公司的真实竞争力。对《财富》五百强、全球化工行业五十强排名和全球汽车行业排名的分析表明,美国本土制造业扩张规模较快的上述行业其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排名均在下降。如在化工行业,除陶氏继续排名第二外,埃克森美孚排名由2006年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杜邦则由第六位降至第九位。而美国在半导体、医药等领域跨国公司的优势则进一步得以巩固,但这些领域本土制造业规模增长并不快,甚至陷入停滞。

三、未来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变化趋势预测

(一)短期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本土的可能性很小

固然美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进入缓慢周期,个别劳动密集型行业甚至出现报酬小幅下降,但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未来五到十年内,中国这种已经形成全面配套能力的新兴市场大国相较美国的生产成本差距仍然巨大;印度、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但整体制造业水平更为落后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配套能力也将形成竞争优势,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回流美国的可能性很小。

(二)页岩气革命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的积极作用短期仍将持续,长期存在不确定性

页岩气革命确实改变了美国的能源要素禀赋。石化产业的自身技术结构决定了大型石化企业倾向于在资源富集区建设大型制造基地,这一要素禀赋的变化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作用目前较为明显。美国能源署认为,未来页岩气在美国一次能源结构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且天然气化工很可能取代石油化工成为美国本土化工行业的支柱力量。从目前资料看,页岩气开采技术已经较为成熟,页岩气未来成为美国能源和化工行业主导原材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然而,这种竞争力能否持续也依赖于其他国家页岩气开采技术的提高和其他能源和化工原材料技术的变化。若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成本大幅度下降,页岩气在能源上的优势将削弱;若煤化工技术取得新突破,目前严重依赖水资源,造成较严重污染的情况有所改变,页岩气作为主要化工原料的成本优势也将逐渐减弱。

(三)从中长期看,美国在科技要素禀赋优势的削弱仍会进一步影响其制造业竞争力

诚然,目前美国在科技方面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国际基础科学研究和国际通用专利方面均处于第一位,仍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其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支撑。然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在科技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是在逐渐缩小的。日本、中国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科技方面,特别是在专利技术方面已经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在部分领域甚至已经对美国产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若未来10—20年内,以东亚各国为代表的其他经济体的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出现飞跃式提升,完全可以进一步提高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位势。

(四)美国仍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最有可能诞生地,但能否成为最大获益者则存在一定变数

科学(基础研究)和技术(各种专利)在技术革命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技术革命诞生之后,需要大量的产学研结合应用才能够产生很多实用性,能够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专利技术;但技术革命的开始则需要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理论和观念层面产生重大突破。对过去十年内国际学术情况的分析表明,至少在未来十年之内,美国在科学研究上的优势仍然是无可比拟的。一是从论文数量上看,除中国外,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基础研究优势在上升而非下降;二是虽然中国的论文数量逐渐接近了美国,但我国学者的论文不但在引用次数上偏低,而且大部分均不是第一作者,即不是核心理念的提出者,多数完成的是一些的基础性工作。因此,未来技术革命仍然最有可能发生在美国,而非其他国家。

然而,从技术革命中获益最多的未必是诞生者。当年的半导体技术诞生于美国,但日本所得到的经济利益一度高于美国;电磁学理论和热力学理论均诞生于英国,但受益者最大的是美国和德国。在信息传播极为迅速的时代,知识的溢出效应要远远高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特别是在基础理论和理念的知识溢出效应更加明显。随着东亚国家自身知识基础和高端人才的不断积累,加之东亚国家有着广阔的市场以供制造业发展,东亚国家在技术产业化方面走在美国的前列是有可能的。日本在发电技术设备(如新能源)、中国在电信技术取得的成功经验完全具备在新技术革命下复制的可能性。

四、对策建议

(一)短期内不必过度担心美国本土制造业发展对我国制造业的负面影响

目前有观点认为,随着奥巴马重振制造业战略的实施,美国本土制造业发展迅速,将会对我国制造业发展产生巨大外在压力。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本土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更倾向于能源要素禀赋,而美国劳动力成本相较我国的比较劣势并未明显减弱,科技优势则有下降趋势。综合几类要素禀赋看,能源要素禀赋的优势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是局部的,而非全部的,中美两国制造业要素禀赋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此,短期内不必过度担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本土制造业一些新变化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二)切实解决目前技术产业化能力较弱的现象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在技术应用领域,除在通讯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并威胁到了美国的统治地位外,在生物技术、精密仪器制造技术、专用设备制造技术等方面虽然也有进展,但整体弱势地位并未改变。在这些专利技术较弱的领域,我国在国际文献上所发表的科学研究成果增长迅速,个别领域纯以数量论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这体现出我国的产学研结合能力较弱,科研成果缺乏和产业有机结合的渠道。建议逐渐改革目前的科研考核制度,变现在的科研成果考核为综合科研态度、科研素质、科研成果的综合考核,并由政府选择重点领域组织重点学科和产业界的联合研究联盟,鼓励学术界向业界推广应用成果。

(三)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新能源发展路径

页岩气革命固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制造业发展的颓势,但在部分制造业领域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有效地促进了美国制造业产能扩张,也为相关行业的美国大型企业进一步加强研发投入,再次夺取主导权创造了条件,其对全球制造业格局的影响不容低估。由于地质条件、勘探开采技术等方面的差异,我国不能从根本上仿效美国的经验选择能源产业发展路径,而需要立足于本国的要素禀赋特征,找出类似页岩气革命的,能够有效改善我国能源资源要素禀赋,拉动我国产业发展的发展路径。

(四)强化劳动者技能培训,提高劳动生产率

金融危机的因素范文第4篇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

参考文献:

[1]Demirg-Kunt,AsliandDetragiache,Enrica.“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Fragility”,1998.

[2]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金融危机的因素范文第5篇

近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在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种用法对吗?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何区别和联系?

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当前世界各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无论从波及的范围,还是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看,这场金融危机都不亚于1929~1933年那场经济危机。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而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是不对的。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深入理解当前金融信机的性质和影响是必要的。

什么是经济危机

当代多数中国人头脑中的经济危机概念基本上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危机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其表现为生产减少、工人大量失业、购买力和需求下降、通货膨胀等问题。

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内涵要比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宽泛得多。从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源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主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发的结果。爆发于1929~1933年间的美国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使得社会贫穷阶层和人口不断扩大,从而制约了社会消费能力,导致了社会生产的过剩。而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并非单一的。有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二战后,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世界贸易一体化趋势加强,资本市场发达,金融领域创新活动频繁,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虚拟经济超实体经济加快发展。这些因素虽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但也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

举例来说,1970年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利益集团的矛盾引发的;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是由东南亚国家放松管制和过快的资本自由化、银行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缺失,汇率制度僵化等原因造成的;2007年越南经济危机则主要是资本项目开放过早且金融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造成的;2007年美国金融领域中次贷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等因素,深层上还有社会政治原因:政府长期以来为满足民众的愿望而偏好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房贷政策。

什么是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金融萎缩,股价下跌,资金供给不足,流动性低,并引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经济萧条,甚至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动荡。

现代社会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并迅速蔓延,这与发达的现代金融市场密切相关。由于实体经济迅速发展,货币制度硬约束的不复存在(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虚拟经济超常规发展。金融市场异常活跃,泡沫现象严重,这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资本市场过度膨胀,流动性过剩加剧。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紧密,某一国或地区金融领域出现问题,立即会波及到世界各地,世界经济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这些因素就好像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联系和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