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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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贸易协定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是发展迅猛。按照WTO的统计，截至2004年9月，向GATT/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共有305项。在GATT时期通报的124项协定中仍在实施的只有48项。进入WTO时期后，通报的数量达到了181项，平均每年通报15项以上，而GATT时期的45年间，平均每年通报的数量不足3项。这表明，尚在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多数都是在WTO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特点

1.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并覆盖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但地区分布不平衡

欧洲是区域贸易协定最集中的地区，占全球已实施数量的50%以上。过去十来年间，美洲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最快的地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于1994年1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根据美国的设想，美国将把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范围扩展到拉丁美洲，以形成一个覆盖整个南北美地区的巨大自由贸易区。目前，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已经同意在2005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幅员将涵盖除古巴外整个西半球。在北非和中东地区，以“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为基础，该地区国家正在通过第二代双边区域贸易协定加强与欧盟的联系，目标是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深化。非洲主要区域贸易协定组织已提出在2028年建立非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目标。相比之下，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水平较为滞后。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亮点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其旨在2008年通过实施有效优惠关税计划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1997年底，首届东盟与中日韩三国“10+3”的合作机制，将合作从东盟扩展至东亚地区，从而正式启动了东亚合作进程。2002年，中国与东盟达成将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一个“10+1”模式业已形成。在大洋洲，2001年9月，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的贸易部长签署了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一体化的政府间框架协定，并于2002年9月正式签约。此外，澳大利亚还与新西兰、新加坡、泰国、美国、日本、韩国积极探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

2.合作的范围突破了区域或地缘因素的限制，跨地区的双边经贸安排备受青睐

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传统贸易集团构成理论认为，相邻的经济体是构成贸易集团的“天生”条件。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成基础发生了较大变化，打破了狭义的地域相邻概念，出现了跨洲、跨洋的区域合作组织。例如，2004年9月，日本和墨西哥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协定于2005年4月生效，这是日本继与新加坡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的第二项协定。1998年启动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吸纳了APEC近四分之一成员参加。目前正在进行谈判的双边FTA中，有三分之二是在不同地区的国家之间进行的。在地区性经贸合作中，不少经济体选择双边胜过选择多边的主要原因在于双边协定拥有易于达成、灵活多样、运作机制高效、涉及内容既广且深等多边无可比拟的优势。

3.区域经济一体化内容广泛，一体化程度加深

新一轮的区域协定涵盖的范围大大扩展，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统一的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共同的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甚至还要求具备共同的民主理念。截至1998年，在WTO接受审核的在1990年以后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有43个覆盖了100%的工业品，涉及农产品的也明显增加，而在1990年以前签订的RTA中，只有11个具备类似特征。除了管束减让以外，大多数RTA还对进口数量限制和出口补贴的使用作出了限制。可以看出“新生代”的RTA所涉及的经济自由化领域明显超出了WTO多边贸易谈判和早期的区域贸易协定。

4.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与机制灵活多样

首先，大多数区域经济集团对成员资格采取开放式态度，以加速扩大。除了一些明确由双方构成的区域经济如美加自由贸易协议、澳新紧密经济合作关系协议等外，一般区域经济大都经历了成员由少到多的过程。其次，合作形式和层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合作的模式主要有契约型和非契约型，其行为主体可以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其具体形式可以采用法律形式、论坛性等多种模式。同时，许多国家放弃或基于原有贸易优惠安排而成立了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有的从关税同盟发展成为共同市场。例如1995年1月1日，南锥体四国根据1994年12月17日签署的“黑金城议定书”的规定，由过去的自由贸易区提升为关税同盟，而正式开始运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关税同盟。

二、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动因

对于RTAs大量涌现的原因，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往往强调一体化给成员国带来的静态收益，包括改善成员国的贸易条件，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强化竞争，吸引外国投资等。但这不能解释许多国家（特别是小国）为何以较不利的条件加入RTAs的事实，因为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国家显然得不到传统的收益。因此有必要从新的视角来探求区域一体化迅速发展的动因。

1.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巨大挑战

多边贸易体制无法满足一部分国家在贸易自由化方面的需求。而地理区域内国家间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的紧密、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价值观和的相近，使得许多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无法达成的协议却经常能在双边或诸边贸易谈判中谈成。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WTO成员的增加，WTO协调及谈判的范围已从过去的关税减让、市场开放准入等，逐渐转向各种非关税措施如各种技术标准、环境要求等。由于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及不同利益诉求的制约，WTO各方难以就某项议题达成广泛的共识。WTO西雅图会议失败促使各国更倾向于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来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WTO第五届部长会议在坎昆的无果而终对签署RTA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多边途径的失败，出于各自国家利益或战略目标，许多国家选择首先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完成贸易自由化措施。

2.保障市场准入

无论何种形式的区域贸易协定都会给非成员国构成某种程度的歧视。对于非成员国而言，克服这种负面影响有三种选择：一是加强多边贸易谈判；二是组建新的一体化组织；三是加入到业已存在的一体化组织中去。欧盟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美国为应对欧盟并重新建立其全球经济发展战略而启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这都使其他国家对区域贸易协定保护主义效应的担忧加剧。大西洋两岸的格局变化提高了其他国家被排斥在（区域贸易协定）外的成本。为保障市场的准入，被排斥的国家要么加入已有的一体化组织，要么组建新的一体化组织。

3.区域贸易协定中的非传统收益

许多政策的制定者和研究人员认识到，现实中有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现象无法用传统的收益予以解释，一定还有非传统意义上的收益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发挥着作用。因此就有了“新地区主义”这个名词。它所指的非传统收益有：锁定贸易自由化的方向或国内制度改革的进程、发信号、提供保险、增强讨价还价的能力等。

（1）如果一项贸易自由化或国内改革的政策能提高该国的福利，但在缺乏RTAs约束的情况下不能持久时，则RTAs能为该国带来非传统收益。比如，保护主义政策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而区域贸易协定则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限制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一种方式是“优惠淡化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一个更大的政治团体，国内利益集团在设计共同对策时的影响力将因此被削弱。另一种方式是“优惠不对称效应”：成员国在具体问题上所得的优惠不同，由此产生妥协的需要会提高效率。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寻租者要想形成利益集团不得不在整个区域内重组，形成寻租利益集团的难度增加了。

（2）来自RTAs的另一个潜在收益是发信号。对于作为发信号机制运行的RTAs而言，其作用不在于约束政府，而在于是在不确定环境下加入RTAs这个事实本身。通过这个行动向外界发出信号，使得外国投资者看到该国政策的新动向。这个信号可能是立场信号：本国的贸易自由化体制和改革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它们将受到一体化组织的约束；其次是经济状况的信号；最后，RTAs还可以发出关于政府间关系的信号。像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东欧国家申请加入欧盟都有这方面的动机。

（3）加入RTAs的国家可以增加它们对第三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当前，国际经济规则对民族国家的约束力越来越大，任何国家都不会忽视规则的制定过程。对于小国而言，在一个范围较小的组织内，它们的呼声更容易得到尊重，这种呼声进而可以通过一体化组织在全球谈判中得到放大。对于大国而言，通过签订区域贸易协定，获得区域内的主导权，不仅可以获得区域合作的内部收益，而且更重要的是获得区域合作的外部收益，即扩大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筹码，进而获得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

4.寻求区域经济合作的非经济收益

由于区域贸易协定把成员国经济客观上融为一体，各成员之间的政治、安全、外交领域的共同利益必然会增加。同时，区域贸易协定通常能够提供区域内的公共产品，如环境保护、共同资源开发、打击跨境犯罪等。更重要的是，大国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越来越重视以政治为主的非经济因素。

三、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浪潮的背景下，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是历史的必然。为协调数目如此众多，层次如此纷繁的区域合作机制，必须周密考虑区域合作的战略布局。

1.正确对待WTO下的多边贸易体系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关系

国家是有大小之分的，而大国与小国的利益是有区别的。小国可以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寻求和满足自己的利益，而大国却必须在大区域或全球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利益。20多年改革开放的曲折道路与经验表明，融入经济全球化、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是中国真正的国家利益所在，而加入世贸组织，在多边贸易体系框架内进行与各国的经贸合作是实现这一战略利益的主要途径。因此在探讨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时，多边贸易体系下的国家利益是必须优先把握的。即不能离开WTO体系去追求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利益，更不能机械固守WTO体系而放弃区域合作的利益。从长期战略利益考虑，在当前发达国家已经占据发展优势特别是数字化制高点，以及在多边贸易体系中也占据极大主动权的战略态势下，中国必须积极寻求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空隙加以把握。今后国际经济关系将会由国家之间的较量转向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角逐，由国家间的谈判协商逐步转变为区域组织之间的经济协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制定自己的地缘经济战略，推进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特别是建立与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这一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基础。

2.构筑多元重心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就目前世界区域经济合作形式看，多元重心的区域合作模式正在成为区域经济融合的趋势。中国应谋求在亚太地区实现由单一重心模式向多元重心模式的转变，构筑自己的多元重心合作框架。根据地缘经济依存度和经济互补性强弱，可将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格局分为三大圈层。第一圈层：与中国互补性最强，地缘、人文优势条件最佳。范围大体包括台港澳在内的中华经济圈、欧洲经济圈、北美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第二圈层：与中国的互补性次强，地缘、人文条件良好。范围大体包括东南亚经济圈、南亚经济圈、中亚经济圈、西亚经济圈。第三圈层：与我国的互补性弱，地缘、人文条件一般。范围大体包括中东、非洲、拉美和某些独联体国家、东欧诸国。第三圈层基本处于中国对外开放的边缘层，与中国的地缘关系较弱。第一圈层无疑是中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地区。而第二圈层中的东南亚经济圈位于亚太地区，也应是中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地区。从总体看，中国应以两岸四地为核心，推动东亚经济圈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强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间的经济合作，同时在各个战略方向上应有不同的合作方式。向南，推动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构建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经济圈；向北，推动与俄罗斯及东北亚的区域合作进程，由优惠贸易安排和项目开发向更高层次合作方式过渡，积极筹划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向西，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与中亚五国的多边合作；向西南，谋求与南亚各国发展密切的经贸关系，为今后深化双边合作奠定基础。

3.把握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步骤

构建起以自由贸易区为起点的全方位、立体双边与地区多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网络。具体来说，在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时，可以分为近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步骤。

（1)近期目标：首先要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步伐。其对于未来的亚洲自由贸易区有着重要的辐射效应和示范效应。其二要积极推进《亚太贸易协定》框架下的合作进程，以获得更多的实质性成果。再次要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机制积极促成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最后，要积极探索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路子，创建新的跨地区、跨洲际双边自由贸易区，在更广的范围内构建全球双边一体化网络。

(2)中期目标：首先是积极促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但目前此事尚处在试探性阶段，短时间内难以进入操作程序。主要障碍在于：目前在中日、日韩之间由于历史、领土和政治纠纷而引起的高涨民族主义情绪及较低的国民互信程度；日本、韩国阻止中国价廉物美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政策。其二，积极建设中华自由贸易区。本来涵盖中国大陆、港、澳、台在内的中华自由贸易区应该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重中之重，但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障碍原因，这一自由贸易区的不确定性最大。其启动难度甚至大于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第三、构建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自由贸易区应是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和中华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水到渠成之事。但鉴于前两者在近期内建立有一定难度，故“10+3”的启动也需假以时日。

（3）长期目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自由贸易区的规模越大，各成员之间的产业链条越长，则越能使其经济效应最大化。因此，中国的出发点应该是，仿效欧盟沿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自由贸易区）这样一条实用而又实际之路，将与其有地缘优势的亚洲各经济体的财富复杂的交织在一起，把最终建成亚洲自由贸易区作为我们的长远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张蕴岭主编:世界区域化发展模式.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2]樊莹著:国际区域一体化的经济效应.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第2篇

关键词：美国TPP 贸易效应 GTAP模型 一般均衡分析

引言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世界经济的今天，主要国家和区域集团尤其关注发展区域和次区域经贸安排，对于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来说，也一直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策略作为其全球战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美国从全球反恐战争的关注度放松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其后续效应的不断影响，面对持续低迷的美国经济以及一直居高不下的国内失业率，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就将经济复苏作为其任期的主要任务。这一时期美国将区域一体化策略注意力转移至亚洲，为了强调其自身的存在性，美国主张要重建“亚太经济秩序”，并以TPP作为其主导地区事务的主要载体，最终实现其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构想。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旨在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06年5月28 日正式生效，也被称为P4协定，内容主要包括减免成员国90%商品的关税，尽管该协定设立了“开放条款”，明确表示欢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加入， 但其成立最初，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 直到2008年9月美国高调表示加入TPP的意愿， 才使其影响力大增。至此，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部分东亚国家（如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等）纷纷表示愿意加入TPP谈判，尤其继2011年11月，日本野田政府决定加入TPP 谈判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变数就更大了。如果上述国家谈判均成功，TPP所涵盖的经济规模将达到23万亿美元，接近世界经济总量的40%，届时TPP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东亚一体化的原有进程将会因为TPP的发展而受到阻滞，前途变得更加渺茫。

所以美国的TPP战略意图以及未来会带来的影响已引起人们的众多猜想，美国当真要通过经济战略重点的东移来解决目前国内的经济困局？通过拉拢更多亚太国家加入TPP来重建亚太经济秩序还是仅仅为了遏制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乃至抵制中国的发展？今后的TPP前景如何？面对TPP，中国又何从抉择呢？所以如何能够运用经济模型对美国TPP的政策效应进行准确评估，对中国在未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所扮演何种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

很多文献都有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研究，主要包括动态效应、静态效应以及中间层面的效应等，动态效应包括经济增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等多方面；静态效应包括贸易创造、贸易转移以及由于区域一体化协议的签订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进出口贸易方面总体的影响；中间层面的效应包括产业区位效应等方面。本文从研究内容上主要关注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所带来的贸易层面的效应，研究方法上则采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进行实证研究，所以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效应都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关于美国TPP研究的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TPP的研究主要包括美国的TPP战略动机、TPP谈判内容、效应衡量等几个方面。美国推动TPP的战略动机主要从政治、经济等角度出发梳理美国青睐TPP的动因，如Solis，Mireya（2011）认为美国加入TPP主要出于传统理念、经济利益以及多边主义三方面原因， J.D.Kenneth Boutin（2012）从结构主义和地区主义视角研究了美国推行TPP战略的目的。Deborah K.Elms（2009）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读了美国 TPP 战略。对于TPP的谈判内容，学者们基本已经取得一定的共识，即TPP 是 APEC 框架下的部分国家签订的具有约束力的制度性安排，本质上属于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逐渐演变为亚太地区建立自贸协定的一种现实途径，各国学者也进行了国别研究，如Thomas A Faunce（2009）、Susy Frankel（2010）、Joel P.Trachtman1等。对TPP经济效应的衡量属实证研究范畴，国外已经将以GTAP模型为代表的一般均衡分析作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分析的主流实证方法，国内对TPP的研究大都采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但也有学者试图运用GTAP分析工具分析TPP经济效应，如万璐（2011）、赵金龙（2012），得出TPP成员国较非成员国会得到较多的福利收益等结论。

实证研究

为了分析亚太地区各国对于美国 TPP 战略的反应，本文以GTAP作为分析工具，研究TPP 不同情境下的合作模式对各国贸易方面的影响，以此为依托分析美国TPP未来的发展趋势，尤其重点讨论中国对此采取的策略建议。

（一）GTAP模拟方案设计

基于TPP发展现状，TPP未来扩容的可能路径是东亚若干小国（部分东盟国家）——东亚大国（日本、韩国）——亚太所有国家——亚太自贸区，加之美国TPP扩张过程中的可能顾虑即遏制中国，壮大自身，所以设计如下模拟方案：方案1：美国成功吸引全部东盟10国加入TPP；方案2：在方案1基础上美国又吸引日本、韩国加入TPP（即美国吸收除中国之外的所有东亚国家加入TPP）；方案3：美国吸引所有亚太国家加入TPP（包括中国）。

本次模拟中把“关税”作为唯一冲击变量，即TPP成员国内部的关税将削减为0，对外则各国保持各自现行关税不变，分别考察在各种不同模拟方案下，当TPP成员各国关税削减为0时，对TPP内部成员以及外部世界各国的影响，主要包括贸易流、贸易条件、福利水平等政策效应，进行比较后得出逻辑上最可能的方案，为后文的政策建议提供依据。

（二）数据库描述性说明

本文采用GTAP7.0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113个国家和地区以及57个产品部门的数据，因本文涉及到亚太地区各国、东亚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于美国 TPP 战略的反应，所以国家、地区加总后如表1所示。

（三）结果分析

第一，通过方案1模拟后发现（见表2），在当下的TPP谈判基础上如果美国把东盟所有国家都吸收进TPP的话，将对美国和TPP创始成员国带来正效应，与此同时，未加入TPP的国家如中、日、韩等国则会遭到福利等方面的损失。但同时，虽然东盟国家已经成为TPP的成员国，但也呈现了GDP方面的负增长，以及福利和贸易条件的损失，考虑到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效应中的贸易转移与贸易创造，东盟国家的模拟结果可能源于区域外的贸易转移大于区域内的贸易创造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因素。

第二，方案2进一步说明随着TPP成员国的逐渐扩大，TPP成员国的福利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对于经济实力强的国家会得到更大程度效应的改善，如美国GDP会得到0.29%的增加。但与预计相反的是像日、韩两国的加入并未给本国GDP带来相应的增长，而是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而此时，与方案1的结果相反的是，东盟各国取得到了正的福利效应等方面的增加，这很有可能是源于日、韩的加入，使其更有动力推动TPP的进行，而这对原本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日、韩来说却是某种程度贸易方面的削弱。

第三，方案3说明当所有亚太国家（包括中国）都加入TPP后，成员的大部分指标都得到正增长，尤其是美国在GDP、进出口变化以及福利、贸易条件等方面的变化较前面两项方案更为突出；中国也在进、出口等方面得到了增加，与上述两方案中被TPP边缘化的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的东盟国家、其余亚太国家、TPP准成员和创始成员国也都得到了贸易效应的多方面改善。与预期相同，未加入TPP的世界其他国家则得到了负的贸易效应。

对策建议

经过上述实证结果显示，中国至今面临着尚未被邀请加入TPP的尴尬局面，我们要冷静对待不断扩张的TPP，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策略以备不时之需。

第一，不断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强化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由于目前部分东亚国家已经表示出对TPP的兴趣以及受到了邀请，这对于同样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东亚一体化难免形成冲击。而作为中国来说，就应该进一步扩大东亚经济一体化影响，以此弱化被TPP边缘的现状，同时也可以积极获取作为东亚地区轴心国的既得利益。

第二，仔细研究TPP条款，适当时机选择加入TPP，但要考虑章程内容，避免用高额代价换取TPP成员国的身份。由于TPP在美国的不断推动下有助于美国开创并主导21世纪贸易协议的新标准，推动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中国如果选择加入，就要满足目前TPP的标准，但这就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但如果不加入，就会承受一定的被边缘化的损失。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准确评估利益得失，力求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

第三，尽量减少在亚太地区与美国进行正面经济对抗的可能性，逐渐弱化美国“遏制中国”的观念。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和体制分歧，使得中美之间总是处于微妙的竞争关系之中，所以此次美国的TPP也有很多人认为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又一张牌，我们应摈弃这种与美国的“对抗”思维，尽量弱化与美国的正面经济冲突，利用积极的手段化解中美贸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加强中美经济合作，并积极融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去。 引言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世界经济的今天，主要国家和区域集团尤其关注发展区域和次区域经贸安排，对于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来说，也一直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策略作为其全球战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美国从全球反恐战争的关注度放松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其后续效应的不断影响，面对持续低迷的美国经济以及一直居高不下的国内失业率，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就将经济复苏作为其任期的主要任务。这一时期美国将区域一体化策略注意力转移至亚洲，为了强调其自身的存在性，美国主张要重建“亚太经济秩序”，并以TPP作为其主导地区事务的主要载体，最终实现其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构想。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旨在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06年5月28 日正式生效，也被称为P4协定，内容主要包括减免成员国90%商品的关税，尽管该协定设立了“开放条款”，明确表示欢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加入， 但其成立最初，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 直到2008年9月美国高调表示加入TPP的意愿， 才使其影响力大增。至此，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部分东亚国家（如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等）纷纷表示愿意加入TPP谈判，尤其继2011年11月，日本野田政府决定加入TPP 谈判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变数就更大了。如果上述国家谈判均成功，TPP所涵盖的经济规模将达到23万亿美元，接近世界经济总量的40%，届时TPP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东亚一体化的原有进程将会因为TPP的发展而受到阻滞，前途变得更加渺茫。

所以美国的TPP战略意图以及未来会带来的影响已引起人们的众多猜想，美国当真要通过经济战略重点的东移来解决目前国内的经济困局？通过拉拢更多亚太国家加入TPP来重建亚太经济秩序还是仅仅为了遏制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乃至抵制中国的发展？今后的TPP前景如何？面对TPP，中国又何从抉择呢？所以如何能够运用经济模型对美国TPP的政策效应进行准确评估，对中国在未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所扮演何种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

很多文献都有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研究，主要包括动态效应、静态效应以及中间层面的效应等，动态效应包括经济增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等多方面；静态效应包括贸易创造、贸易转移以及由于区域一体化协议的签订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进出口贸易方面总体的影响；中间层面的效应包括产业区位效应等方面。本文从研究内容上主要关注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所带来的贸易层面的效应，研究方法上则采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进行实证研究，所以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效应都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关于美国TPP研究的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TPP的研究主要包括美国的TPP战略动机、TPP谈判内容、效应衡量等几个方面。美国推动TPP的战略动机主要从政治、经济等角度出发梳理美国青睐TPP的动因，如Solis，Mireya（2011）认为美国加入TPP主要出于传统理念、经济利益以及多边主义三方面原因， J.D.Kenneth Boutin（2012）从结构主义和地区主义视角研究了美国推行TPP战略的目的。Deborah K.Elms（2009）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读了美国 TPP 战略。对于TPP的谈判内容，学者们基本已经取得一定的共识，即TPP 是 APEC 框架下的部分国家签订的具有约束力的制度性安排，本质上属于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逐渐演变为亚太地区建立自贸协定的一种现实途径，各国学者也进行了国别研究，如Thomas A Faunce（2009）、Susy Frankel（2010）、Joel P.Trachtman1等。对TPP经济效应的衡量属实证研究范畴，国外已经将以GTAP模型为代表的一般均衡分析作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分析的主流实证方法，国内对TPP的研究大都采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但也有学者试图运用GTAP分析工具分析TPP经济效应，如万璐（2011）、赵金龙（2012），得出TPP成员国较非成员国会得到较多的福利收益等结论。

实证研究

为了分析亚太地区各国对于美国 TPP 战略的反应，本文以GTAP作为分析工具，研究TPP 不同情境下的合作模式对各国贸易方面的影响，以此为依托分析美国TPP未来的发展趋势，尤其重点讨论中国对此采取的策略建议。

（一）GTAP模拟方案设计

基于TPP发展现状，TPP未来扩容的可能路径是东亚若干小国（部分东盟国家）——东亚大国（日本、韩国）——亚太所有国家——亚太自贸区，加之美国TPP扩张过程中的可能顾虑即遏制中国，壮大自身，所以设计如下模拟方案：方案1：美国成功吸引全部东盟10国加入TPP；方案2：在方案1基础上美国又吸引日本、韩国加入TPP（即美国吸收除中国之外的所有东亚国家加入TPP）；方案3：美国吸引所有亚太国家加入TPP（包括中国）。

本次模拟中把“关税”作为唯一冲击变量，即TPP成员国内部的关税将削减为0，对外则各国保持各自现行关税不变，分别考察在各种不同模拟方案下，当TPP成员各国关税削减为0时，对TPP内部成员以及外部世界各国的影响，主要包括贸易流、贸易条件、福利水平等政策效应，进行比较后得出逻辑上最可能的方案，为后文的政策建议提供依据。

（二）数据库描述性说明

本文采用GTAP7.0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113个国家和地区以及57个产品部门的数据，因本文涉及到亚太地区各国、东亚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于美国 TPP 战略的反应，所以国家、地区加总后如表1所示。

（三）结果分析

第一，通过方案1模拟后发现（见表2），在当下的TPP谈判基础上如果美国把东盟所有国家都吸收进TPP的话，将对美国和TPP创始成员国带来正效应，与此同时，未加入TPP的国家如中、日、韩等国则会遭到福利等方面的损失。但同时，虽然东盟国家已经成为TPP的成员国，但也呈现了GDP方面的负增长，以及福利和贸易条件的损失，考虑到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效应中的贸易转移与贸易创造，东盟国家的模拟结果可能源于区域外的贸易转移大于区域内的贸易创造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因素。

第二，方案2进一步说明随着TPP成员国的逐渐扩大，TPP成员国的福利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对于经济实力强的国家会得到更大程度效应的改善，如美国GDP会得到0.29%的增加。但与预计相反的是像日、韩两国的加入并未给本国GDP带来相应的增长，而是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而此时，与方案1的结果相反的是，东盟各国取得到了正的福利效应等方面的增加，这很有可能是源于日、韩的加入，使其更有动力推动TPP的进行，而这对原本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日、韩来说却是某种程度贸易方面的削弱。

第三，方案3说明当所有亚太国家（包括中国）都加入TPP后，成员的大部分指标都得到正增长，尤其是美国在GDP、进出口变化以及福利、贸易条件等方面的变化较前面两项方案更为突出；中国也在进、出口等方面得到了增加，与上述两方案中被TPP边缘化的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的东盟国家、其余亚太国家、TPP准成员和创始成员国也都得到了贸易效应的多方面改善。与预期相同，未加入TPP的世界其他国家则得到了负的贸易效应。

对策建议

经过上述实证结果显示，中国至今面临着尚未被邀请加入TPP的尴尬局面，我们要冷静对待不断扩张的TPP，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策略以备不时之需。

第一，不断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强化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由于目前部分东亚国家已经表示出对TPP的兴趣以及受到了邀请，这对于同样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东亚一体化难免形成冲击。而作为中国来说，就应该进一步扩大东亚经济一体化影响，以此弱化被TPP边缘的现状，同时也可以积极获取作为东亚地区轴心国的既得利益。

第二，仔细研究TPP条款，适当时机选择加入TPP，但要考虑章程内容，避免用高额代价换取TPP成员国的身份。由于TPP在美国的不断推动下有助于美国开创并主导21世纪贸易协议的新标准，推动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中国如果选择加入，就要满足目前TPP的标准，但这就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但如果不加入，就会承受一定的被边缘化的损失。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准确评估利益得失，力求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

第三，尽量减少在亚太地区与美国进行正面经济对抗的可能性，逐渐弱化美国“遏制中国”的观念。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和体制分歧，使得中美之间总是处于微妙的竞争关系之中，所以此次美国的TPP也有很多人认为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又一张牌，我们应摈弃这种与美国的“对抗”思维，尽量弱化与美国的正面经济冲突，利用积极的手段化解中美贸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加强中美经济合作，并积极融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去。

参考文献：

1.Solis，Mireya.Last train for Asia - Pacific Integration[N].U.S.Objectives in the TPP Negotiations`，Waseda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for Japan - US Studies，Working Paper No.2011，2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 政府干预 经济发展 同省并购 同市并购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6-0063-12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国际和国内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也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区域一体化既是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重要体现，也是增大国内市场容量和规模、增强国内竞争力的重要现实问题。近些年来，学者们从市场一体化视角对中国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研究，产生了诸多学术成果，如Young（2000）、Poncet（2002，2003）、Xu（2002）、白重恩等（2004）。经济一体化既表现为产品市场一体化，同时也表现为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Robson，1990）。从世界范围看，近些年来，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不断涌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和范围也在不断加深和扩大，逐渐从以贸易自由化为主的浅度一体化向包括投资政策等更广泛政策的深度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一体化协定中包含了投资条款（邱立成等，2009）。截止2005年6月，就有218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中包含“经济一体化投资协定”（economic integration investment agreements，EIIAs），占一体化协定数量的67%（东艳、李国学，2006）。由此可见，经济一体化从关注贸易自由化逐步过渡到对投资自由化的高度重视。然而，由于大多数区域经济组织都是以促进区内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为最主要目标，因此，许多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往往注重经济一体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至于其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则相对匮乏，且不成体系（马静、郑晶，2009）。

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对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极大影响，然而，由于FDI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商品贸易（Barba Navaretti and Venables，2004），㈣因此海外投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从这一意义上讲，研究经济一体化问题仅仅从贸易自由化视角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从经济社会现实情况来，贸易自由化并不必然带来投资自由化，例如，相对于产品出口，中国资本在国际上的流动受到了更多阻力。即使在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欧盟内部，跨国并购也经常受到来自当地政府及各方的干预。因此，从贸易自由化视角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经济一体化的真实情况。鉴于投资活动对于现代经济的重要性，从投资自由化视角研究经济一体化问题可能更具有意义。

我们认为，从微观企业活动的水平可以更好地推断宏观经济的性质，而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具有宏观意义的微观话题。OECD以及许多学者从跨国公司所从事的活动角度对经济一体化问题所进行的研究恰恰是该思想的表现。也为本研究的合理性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投资活动既包括购买设备、建造厂房等内部投资方式，也包括并购等外部投资方式。由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式逐步内涵化和集约化，体现为平面扩张式的新增投资的比例会逐步降低，而体现为集约型增长的并购式投资会成为企业投资的主要方式，因此购并式投资就是投资自由化的主要内容。一个国家内部区域企业之间的自由并购式投资，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重要微观机制，是经济一体化的基石。基于此，我们选择并购这一视角，通过企业并购的区域特征来研究中国经济一体化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始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因此，本文拟以我国上市公司1998-2006年的并购数据，对我国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过去学者们研究国内经济一体化的角度主要是省际贸易流，本文从投资活动的角度找出一种补充测量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新方法，并且对于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问题也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价值；其次，微观企业行为是宏观经济的基础，本文从微观企业并购投资活动推断国家宏观经济的水平和性质，这是一个新的尝试；第三，本研究为中国国内市场和区域一体化找到了一个新的政策作用方向，促进以并购等投资活动的跨区域发展有利于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最后，本研究结论与现有文献存在较大差异，中国经济的一体化水平并不高，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经济一体化水平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政府干预以及由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资源差异效应”对经济一体化产生了负面影响，这说明中国经济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降低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一、并购活动与经济一体化

就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文献而言，按其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李善同等，2004）：第一类是通过各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来考察一体化的程度（Young，2000；白重恩等，2004），如果产业结构的差异缩小，则认为市场的分割程度加大；第二类是通过各地区间的贸易量和贸易结构来考察（Poncet，2003），如果地区间贸易的“边界效应”（Border Effect）扩大，则认为市场的分割程度扩大；第三类是通过各地区间产品价格的差异来考察（喻闻、黄季j，1998；Poneet，2002），如果产品价格的变异系数和边界效应缩小或者价格在统计上存在同积现象（cointegration），则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提高；第四类是通过各地区的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来考察（Xu，2002），如果相关程度高，则市场一体化的程度高。我们认为，已有的关于经济一体化的衡量方法并没有反映出当前经济一体化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投资自由化。

按照世界银行对一体化进度的衡量指标来分析，经济一体化包括三个方面：市场一体化、生产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同时，OECD（2005）也认为，衡量全球化的核心参考指标应涵盖以下领域：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所从事的活动、国际贸易。从动态发展角度讲，基于Balassa（1962）对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的划分，Robson（1990）认为，经济一体化理论体系由自由贸易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共同市场理论、经济同盟理论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理论组成。自由贸易理论和关税同盟理论主要以产品市场一体化为研究对象，而共同市场理论、经济同盟理论以及完全经济一体化理论除了以产品市场一体化为研究对象外，更侧重于以资本、劳动力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以及其他更高形式的一体化（如政策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为研究对象。由此可见。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经济一体化的更高级阶段和组织形式。实际上，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密切相关的。关于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早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如Mundell（1957）等。然而，随着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更倾向于认为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之间存在互补关系。Markusen（1983）首先指出，从贸易量角度来讲，如果贸易的基础不是相对要素禀赋差异，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应为正相关。Helpman and Krugman（1985）的一般均衡模型和Grossman and Helpman（1989）的动态模型表明，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互补关系。因此，从投资角度研究经济一体化问题既是针对当前投资在经济一体化中的重要地位而做出的合理调整，同时，也可以与基于贸易自由化视角的研究相互补充。

根据OECD的观点，直接投资有三种类型：跨境并购、绿地投资和产出能力（企业现有能力的扩张和增加）的变化。其中，跨境并购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其占全部FDI的比重在50%以上，远远超过绿地投资的份额。UNCTAD（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2000）的研究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末，跨境并购占FDI的比重为78%。不仅如此，跨境并购在所发生的全部并购活动中的比例也在日益增加。Gugler et.al（2003）对1981-1998年全球范围内的2753起并购进行研究，发现跨境并购的比重有上升的趋势，这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盟国家非常明显，跨境并购占全部并购的比重由1991-1992年的24.2%升至为1997-1998年的39.8%。有许多证据表明，跨境并购浪潮与自由贸易以及市场一体化密切相关。在跨境并购与贸易自由化方面，Neary（2007）从理论上探讨了跨境并购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他认为，并购浪潮是贸易自由化的结果，那些低成本企业并购高成本企业，将鼓励国家或地区根据比较优势来进行专业化生产和贸易。他的模型的一个推论是，跨境并购与出口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同时，European Commission（1996）的研究表明，跨境并购是欧洲企业在欧盟单一市场进行扩张的最主要方式。Brakman，et al.（2006）通过对1986-2005年的27541起跨境并购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大部分FDI采用并购的方式，同时，跨境并购主要是由经济一体化引起的。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以并购来衡量经济一体化合理性。

在中国，跨区域并购与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同样特征。长三角地区是目前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成功的地区之一，位于该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等三省市之间的经济合作极为密切。由此，我们统计了本文样本中的这三省市上市公司之间的跨区域并购情况。结果表明，在所有跨区域并购中，有32%的跨区域并购发生在这三个省市之间。为了进行对比分析，我们选择了两组对照样本。首先，选择在地理上彼此毗邻的湖北、湖南、江西等三个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所有跨区域并购中，只有4%发生在它们之间。其次，我们选择同样毗邻的河北、河南、山东，发现这一比例仅为2.5%。由此可以看出，跨区域（同区域）并购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对应关系。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上公认的比较成功的发展模式。我们认为，欧盟的竞争政策集中体现了并购可以作为判别经济一体化的思想。在美国，并购活动受到反托拉斯法的管制，但在欧洲，为了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欧共体（现为欧盟）关于并购控制的《罗马条约》为发生在欧共体范围内的并购控制问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它没有包含一个类似于美国反垄断法中规定的并购控制办法。按照Banks（1988）的说法，这不是一种失误或者轻率的做法，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其本来的愿望是要利用竞争政策加速欧洲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并购特别是跨国界的并购活动被看作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部分，Coeurdacier et al.（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欧盟的“单一市场”和“统一货币”计划的实施，欧盟国家之间资本、劳动、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的障碍被消除，从而显著地提升了欧盟国家之间制造业企业的跨国并购频率和规模。他们的研究验证了跨国并购与经济一体化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跨区域并购是投资自由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可以对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进行合理的衡量。OECD（2005）认为，从国际贸易角度研究经济一体化时，可以以一国出口总额占该国GDP的比重来衡量经济一体化，而从投资角度研究经济一体化时，可以以一国FDI占该国GDP的比重来衡量经济一体化。然而，以上两个方面更多地是从宏观视角进行界定。本文试图从微观企业的并购行为视角对中国国内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考察，对此，一个可行的思路是：如果区域内各成员的并购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各成员自己辖区内，则可以合理推断区域的一体化程度较低。同时，如果跨区域并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则可以认为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在提升，反之亦然。

二、研究假设

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的障碍，除了经济方面壁垒，更多的是非经济方面因素，如地理位置、政治架构、制度和体制、文化、语言等。但是，这些障碍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从理论上来说并不存在，或至少并不严重地存在。鉴于中国转轨经济的特征和地方政府在中国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地方政府基于行政边界所考虑的地方利益，对投资自由化做出各种行政干预，是阻碍我国经济一体化的最重要的制度因素。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行政分权和90年代初实行财政分权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与行政自日益加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Qian and Roland，1998），这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大的积极性发展本地区经济，但另外一方面也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大动力采取地方保护政策。在分权改革之后近30年的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许多严峻的问题与障碍，如区域市场的分割、食品与药品安全、行政垄断、政府对产业和企业的过度管制和干预等（周黎安，2004）。吲而分权改革所带来的政府干预正是造成我国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之一（银温泉、才婉如，2001）。Li et al.（2003）通过构造两阶段博弈模型，发现中国的市场分割主要源于地区贸易保护，而地方财政分权和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则会导致地区保护程度提高。何智美、王敬云（2007）认为，政治锦标赛机制有利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而不利于合作，而竞争的后果必然造成市场分割程度加大。

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分权改革所带来的政府干预对市场分割有着显著影响。Poneet（2002）研究发现，失业率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均加剧了市场分割。平新乔（2004）的实证结果揭示了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控制和对产业实施控制与保护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物质利益。哪里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高，则当地政府就有动力对该产业实施控制，并认为这是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分权改革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消费的源泉，但同时，地方政府也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陈敏等（2007）的研究发现，就业压力和政府消费的相对规模是加剧市场分割的因素。

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政策有多种实现途径。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主要是直接通过行政干预来实现，如强制性设置进入壁垒将外地企业或产品拒之门外。但随着我国法制逐步健全以及中央的三令五申，这种直接的行政干预可能会给地方官员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更多采取间接的干预手段。其中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在不违背中央政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投资自由化进行干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所掌控的国有企业，对发生在国企之间以及涉及国企的并购活动，进行直接干预；二是通过行政审批，对各类发生在其行政边界内的并购活动进行程序化干预：三是在本地范围内为那些需要被并购的对象企业，积极主动地寻找并购方，以便使本地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在本地利用，并使重组后企业的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主要发生在本地。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使壳资源在本地企业尤其是在本地国有企业之间进行重组，从根本上说是受地方政府追求本地GDP增长和财政利益所驱使。中国当前的GDP核算原则以及现行的属地化征税制度。并不鼓励企业进行异地重组。作为理性的地方政府，自然不会选择具有外部经济性的异地重组方式，除非本地确实缺乏可以重组的资源。因此，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缺少鼓励区域间经济一体化的机制和动力。

本文采用同区域并购比例来衡量经济一体化程度，同区域并购比例越高，表明更多的资源是在同一区域内流动，市场分割程度越大。因此，如果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并购了更多的本地企业，则能够验证本文的上述观点，即我国的市场分割是政府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来实现的。此外，按照控制人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国有企业分为中央国有企业、省级国有企业和市级国有企业，这三类国有企业虽然都属于国有控股，但它们存在很大差异。对于中央国有企业来说，由于它们和地方政府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主要受国资委的领导，所以较少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而省级国有企业和市级国有企业主要受地方政府的直接领导，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后两类国有企业并购本地企业的频率会显著低于中央国有企业。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政府干预对经济一体化程度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近30多年来从总体上得到了极大提高，但如果分区域来考察，则是极不平衡的。在某些省份，特别是在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而在另外一些省份，经济发展还非常落后。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对不同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分析框架来对中国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分析。在FDI这一领域，区位选择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特定的区位有其特定的要素禀赋、政治风险、法律制度，直接影响企业进入后的运行成本和自身竞争优势的发挥。因此，FDI的区位选择和东道国特定的区位优势密切相关。Dunning（1998）认为，影响区位优势的因素包括市场规模、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关税壁垒、政治风险等。这些因素影响了FDI流向。Bevan and Estrin（2004）等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除了区位优势之外，众多外国投资企业集聚在一起，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和搜寻成本，能够有助于交流、运输等服务和其他需求，对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产生一定促进作用，形成聚集效应。因此，聚集效应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Barrell and Pain，1999）。基于区位优势理论和聚集效应理论，FDI将表现出显著的地域特征，发达地区可能更有利于吸引FDI，而这一点也与现实相符合。2000年80%的FDI流入了发达国家，只有16%左右的FDI流入了发展中国家。我们认为，一国范围内不同区域之间资本流动可能与FDI的这一特征相似。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将导致它们经济总量、基础设施、法制水平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这对企业的跨区域并购等行为产生很大影响。

进一步地，根据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我们认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资源也越多，根据“就近原则”，本地区的资源整合频率也越高。而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地区，资源相对匮乏，本地区的资源整合频率也较低。同时，不同地区资源的巨大差异又限制了跨区域的资源整合，例如，经济发展程度高地区的企业难以在经济发展程度低地区找到合适的资源，而经济发展程度低地区的企业又没有足够能力到经济发展程度高地区进行资源整合。因此，在企业跨区域并购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资源差异效应”，经济发展程度高地区的企业更倾向在同区域并购。综上所述，区位优势、聚集效应和“资源差异效应”等因素会加剧市场分割程度，从而对经济一体化产生负面效应。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在当地并购，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经济一体化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世界各国政府对公司并购的态度来看，经济发展程度并不代表政府干预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高并不意味着该国对资本的自由流动持肯定或赞同态度。即使欧美发达国家，各国政府也往往会抵制外国公司并购本国公司。近些年来，中国公司跨国并购经常受到被并购方当地政府的干预，在中海油、海尔、华为等中国大企业遭遇海外并购挫折的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国家保护主义的影子。即使在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欧盟内部，各国政府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往往也会干预。例如，2006年2月，法国政府令法国燃气公司与法国的苏伊士公司合并，使前来收购苏伊士公司的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知难而退。恰如假设1分析中所提到的，中国各地地方政府基于“政治锦标赛”、税收、就业等各种考虑，具有强烈的干预企业经营发展的冲动。同时，在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区位优势越明显，各种资源比较丰富，为了保证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及促进就业等，政府越有动机抵制当地资本的流出，阻碍外地企业并购当地的优质企业，国有企业越有可能在本区域内实施并购。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政府干预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发展程度不平衡性对经济一体化程度的负面影响。

三、变量与数据

（一）经济一体化指标的界定与计量

本文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发生的区域特点角度来检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程度。如果同区域并购的比例越大，则说明市场分割程度越大，反之，则说明经济一体化程度越大。具体来说，如果并购双方都位于同一省份，则将该并购确认为同省并购；如果并购双方都位于同一市，则将该并购确认为同市并购。显然，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同省和同市并购的比例越大，表明中国经济一体化程度越差，反之，则表明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

（二）回归模型与变量

为了检验企业性质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我们参照相关研究的做法，控制了现金流、企业成长性、负债率等微观因素和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等宏观因素，设置如下的Logistic回归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被解释变量Integration表示经济一体化程度，用是否同省并购和同市并购这两个哑变量来衡量。在用同省并购哑变量衡量时，Integration取1表示同省并购，取0表示跨省并购；在用同市并购哑变量衡量时，Integration取1表示同市并购，取0表示跨市并购。为了便于分析，同省并购用Integrationl表示；同市并购用Integration2表示。Mowner表示并购企业的性质，借鉴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如潘红波等，2008），如果并购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国有企业、国资委及公立高校，则将该企业界定为国有企业，取值为1；如果实际控制人为个人、家族、集体企业、外资企业、职工持股会，则将其定义为民营企业，取值为0。我们对这一变量进行细分，设置了三个哑变量：Mownl取1表示民营企业，取0表示其他；Mown2取1表示省级国有企业（由省级国有企业、国资委控制），取0表示其他；Mown3取1表示市级国有企业（由市级国有企业、国资委控制），取0表示其他；它们的参照都为中央国有企业（由中央国有企业、国资委控制）。模型（2）中Mownl、Mown2、Mown3的回归系数分别表示民营企业、省级国有企业、市级国有企业相对于中央国有企业来说的同区域并购程度的差异。

我们选择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Cf表示现金流，用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表示，企业的现金流越充裕，当地政府越有可能将本地的企业让其并购；同时，企业现金流越好，也就越有条件进行跨区域的资源整合。Grow表示企业的成长性，用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来衡量。Size表示企业规模，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企业的成长性越好、规模越大，越不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高雷等，2006），企业跨区域进行资源整合的可能性就越大。Lev表示企业的负债比例，用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衡量，企业的负债比例越大，越容易依赖地方政府，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从而越不容易进行跨区域的资源整合。Top1表示公司治理，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衡量，企业的资源配置行为往往受到大股东的显著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高低直接影响其对企业的控制能力，进而影响企业跨区域的资源配置行为。Employ表示每个地区的从业人数，从业人数越多，表明当地的人力资源越充足，越容易吸引资源的流入，本文采用样本公司所在省份的从业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Invtindex表示每个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环境，投资环境越好，越容易吸引资源的流入，本文采用样本公司所在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来衡量。此外，我们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因素。

为了检验经济发展程度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我们设置如下的回归模型：

Develop为经济发展程度变量，我们采用样本公司所在省份的人均GDP来衡量，该指标越大，表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其他变量的界定同上。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综合考虑了企业性质和经济发展程度，将二者交叉项同时放入同一模型，检验二者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此外，上述回归模型是以省或市为单位进行的回归分析，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在回归过程中，我们根据上市公司所在地区进行聚类（cluster）分析。

（三）研究样本与描述统计

本文的研究样本是1998-2006年中国证券市场发生了并购的A股上市公司，这些样本满足如下一些条件：（1）样本公司作为主并方；（2）并购都是非关联并购；（3）样本公司不是金融类公司。因为这类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标准和其他公司不一样；（4）并购方的一些主要财务指标都没有缺失，而且被并购方的特征数据能够获得。在上述条件下，我们共获得1276个并购事件。并购方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被并购方数据来自手工收集。

表1报告了样本期间内同省、同市比例的年度分布情况。从同省比例来看，除了2004年，其余年份的同省比例均在50%以上，其中1998年比例最高，达到67.2%，平均值为57.3%。从年度分布来看，波动幅度不大。上述结果表明，我国的大部分企业并购发生在同省范围内。为了更清楚地描述同市的情况，我们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考察。其一是考察同省并购的样本，看有多少属于同市并购；其二是考察全样本，看同市并购的比例是多少。从同省样本来看，除了2003年，其余年份的同市并购比例均在70%以上，其中2005年比例最高，达到80.2%，总体的平均值达到75.3%，这表明在同省并购中，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同市。从全样本来看，同市并购的比例为43.1%，也处于一个较高水平。上述结果初步表明，我国的企业并购主要是同区域并购，经济还远未实现一体化。不仅如此，无论从同省还是同市角度的考察，这一现象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Integrationl和Integration2的均值分别为0.573和0.431（全样本）。Mowner均值为0.649，表明样本公司国有企业的比重为64.9%，相应的民营企业比重为35.1%。在国有企业中，省级国有企业占25.6%（Mown2）、市级国有企业占28.1%（Mown3）、中央国有企业占11.2%（Mowner-Mown2-Mown3）。经济发展程度（Develop）均值为8.499。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样本公司之间的差距也较大。

四、回归分析及结果

（一）政府干预与经济一体化

我们首先对政府干预（以企业性质作为替代变量）与用同区域并购比例衡量的经济一体化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和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均为以是否同省并购来衡量的经济一体化水平（Integrationl）；模型（3）和模型（4）的被解释变量均为以是否同市并购衡量的经济一体化水平（Integration2）。在模型（1）中，解释变量为以企业性质（Mowner）衡量的政府干预，其回归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实施了更多的同省并购，即政府干预对经济一体化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与假设1相符。在模型（2）中，解释变量为是否是民营企业（Mownl）、是否是省级国有企业（Mown2）和是否是市级国有企业（Mown3），它们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相对于中央国有企业来说，民营企业、省级国有企业和市级国有企业实施了更多的同省并购。在模型（3）和模型（4）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和前面两个模型基本一致，表明在采用同市并购比例作为经济一体化的替代变量时，前面的结论依然成立。

（二）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一体化

表4报告了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一体化关系的回归结果。在两个回归结果中，Develop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同区域并购程度越大，支持了假设2，也表明经济发展程度上升所带来的“资源差异效应”加剧了市场分割程度。

（三）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一体化

进一步研究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程度共同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将政府干预与经济发展程度的交互项（Develop*Mowner）以及Develop*Mownl、Develop*Mown2、Develop*Mown3放入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政府干预和经济发展程度二者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程度起到了互相加强的作用，即是说，越是国有企业，越在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企业的并购越可能发生在同一区域。这进而说明，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我国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起到了一定阻碍作用。这一结果在区分省级国有企业和市级国有企业的情况下仍旧成立。

五、进一步分析

我们认为政府干预会导致更多的同区域并购，由此对经济一体化产生负面影响，其中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同区域并购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为了初步验证这一隐含的假设，我们考察了跨区域与同区域并购中被并购企业的盈利状况。通过查找并购方在并购当年的年报，我们可以找到被并购企业的利润，据此可以分析跨区域与同区域并购中亏损企业的比例。从表6来看，同省和同市的并购分别比跨省和跨市的并购活动并购了更少的亏损企业，即它们并购了更多的高质量企业。同时，国有企业在本地区并购的高质量企业比例最高。上述结果表明，“肥水不流外人田”确实是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的主要动因之一。

我们发现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同区域并购比例越大，这表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对经济一体化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里，我们进一步分析经济发展与跨区域并购比例之间的关系。根据并购双方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根据Develop的中位数分为高低组），我们将所有跨区域并购样本分为4组，表7报告了分析结果。从结果来看，54.39%的跨区域并购都发生在发达地区之间，只有5.26%的跨区域并购发生在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企业并购发达地区企业比例要高于发达地区企业并购不发达地区企业的比例。这表明跨区域并购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越大，经济一体化程度越低，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假设2。这一结果同时也表明，企业之所以倾向于同区域并购，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主要原因之一，而地理因素、成本因素、文化因素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可能是次要因素。

我们采用企业性质来衡量政府干预，将国有企业的并购行为视为政府主导的并购，发现国有企业并购了更多本地企业，但没有区分这些并购的本地企业的企业性质。显然，如果它们多数是民营企业，则很难支持本文结论，因为民营企业受政府的影响可能较小。因此，我们进一步区分被并购方的企业性质进行研究，考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并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例。从表8结果来看，无论是全样本、同省并购样本，还是同市并购样本，在被国有企业并购的企业中，多数是国有企业，而且显著多于民营企业所并购的国有企业比例。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结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对欧、美、非三种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因、模式、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后，得出启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第5篇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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