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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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近代实验心理学认为：色彩的经验类似感动或情绪的经验，诗人对色彩的把握不亚于画家，虽然反映形式不同，但通过语言的描写，可以唤起读者相应的色彩联想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情绪体验。由此可见，色彩的感知在诗画欣赏中的主要意义。苏轼称赞王维十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中国古诗与国画的这种亲密关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一种共同的文化品位在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方面的典型体现。“丹青”是两种色彩，但一度成为中国国画的别称，古代画家特别重视颜色的点化运用。因此，克服孤立学诗的惯性审美模式，以一种颇具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的非常态视野，由画及诗地培养学生对古诗中色彩美的审美感知能力，则有望把初中写景题材的古诗教学，带入更加广阔的传统文化领域。现在以初中语文课本中的相关古诗为例，试分析诠释中国古典写景题材诗歌独特的调色技巧，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趋向如下：

从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的本质就是封建知识分子阶层的精英文化；从文化的历史沿革审视，则打上了深深的儒家学说印记。表现在写景题材古诗的创作方面，诗人对色彩的把握与调动，其审美心态具有明确的文化排他性，与一般的民间审美情趣差异非常明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见北朝民歌《敕勒歌》）是一种对生活中自然色的客观把握，体现出民间对色彩的朴素把握与认识，明显有别于文人雅士的审美趋向和思维定式。“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的《渔歌子》）虽然是一首唐末文人创作的曲子词，但纯粹是客观劳作图景的真实写照，毫无些许传统文人山水诗“诗言志”的迹象，色彩斑斓，反映了作者对色彩的自然取舍。与同题材的作品柳宗元的《江雪》和关汉卿的《大德歌·冬景》，差异迥然。对景物色彩的自然把握，是民间创作或客观再现民间生活内容的山水诗，最典型的有别于文人创作诗的独特的色彩选择方式和审美趋向。

有别于对色彩的自然把握，文人雅士对于写景题材古诗中的色彩运用和取舍，都鲜明地反映着传统文人的具有文化排他性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趋向，体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特殊色彩的巧妙摄取。古代文人生活范围有限，基本自绝于日常劳作，往往通过很敏锐的摄取生活中最曼妙的单一色调，以增强诗作的生活性内涵和诗情画趣。“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以黄色的相容，通过动静、隐露辩证诠释生活的瞬间情景，让人忍俊不禁，富有诗情、诗趣和诗理。“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的《山行》）审视深秋枫叶的独特色调，体现出作者对秋色、秋味、秋韵的抽象思索。“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十八员外》作者通过对烟年里最美妙的柳色和草色的独到把握，写出了自然绿色最特别的时令特色，表现了对正处蓬勃茁壮期的春景及其生命力的热情赞颂。

《虞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中国古典山水诗也有言志抒情的创作传统，独特色调浓缩形成的诗画景象，往往会使人和景之间构成情绪的映衬或冲突，从而为抒情言志提供了可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烟花三月”四字浓缩了无限的色调风物，超越了空间限制，于有限的语词中包含了无尽的生活内涵，涵盖了作者对游人的绵绵情思。同样是对独特色调的浓缩把握，“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杜牧的《泊秦淮》）用两个“笼”字，将相近的三份色调揉为一体，彼此难分，从色调方面勾画出“秦淮”、“酒家”纸醉金迷、忘忧的堕落情状，为作者的咏史言志提供了色调基础。景物与情绪的协调一致如此，而景物和人物行为的激烈冲突，同样也会有精妙的表达效果。“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的《江雪》）通篇以雪白为基本色调，冷色的雪，凄清的气候特点，都显示出钓鱼人与周围环境的极不协调与高强度的冲突，诗作以此表现了作者的孤傲人格和政治生活感喟。

二、调色及其所反映的审美内涵。孔子曰：“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其中于民。”古景诗在色彩运用方面，特别看重不同自然色的协调与对比，明确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的影响。暖色让人感觉华丽，橙色是最暖色，红、黄是暖色，红紫、黄绿是中性微暖色；而冷色给人感觉朴素，紫、绿是中性微冷色，蓝紫、蓝绿是冷色，蓝是冷极。诗人习惯调动的色彩，基本没有冷暖两极，主要是中性色调之间的协调与对比，这是“中庸之道”影响诗人色彩审美趋向的最好印证。

红、绿是一对高纯度的互补色，互补色构成的对比效果最强烈、最刺激，如果正确处理面积比例关系，往往会取得既对比强烈，又丰富调和的良好效果。“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的《游园不值》）示红隐绿，既显示了红的突出与夺目，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世故人情，也隐含着红绿的和谐搭配与衬托，相得益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中性微冷色的绿的大面积的陪衬高亮度的红色，色调丰富调和，在这首送别诗中给人以充分的热烈和热情的审美体验。

包括红绿色在内，两种对比色的冷暖调和，会对比强烈，但调色也明朗宁静，给人以充分的美的享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的《忆江南》）红蓝两色的冷暖对比强烈，使画面明镜，读者对江南美景也有了一个高度凝练的体验机会。“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白居易的《暮江吟》）血红的残阳对碧绿的江水，显示出同一位诗人对同一种调色方法的纯熟使用。“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苏轼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虽然写自然界瞬间的天气突变，但通过色调的对比，以及动静的调动，使诗句间跳跃出一种画境的“气韵生动”。

两种类似色彩的调和与搭配，会营造出平静安详的生活情调。“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与“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王湾的《次北固山下》）同写途中所见，波澜不惊，呈现出一派祥和气氛。“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的《绝句》）两个诗句中同时存有类似色调的协调与陪衬，动静增趣，色调明丽，意境和谐，富含生机。都从中体现出诗人对生活的深情投入，以及对美好生活情趣的苦苦追求。

类似色彩的调和与对比，也能渲染出一种特别的情绪氛围，并进而取得情景交融的诗情画趣。“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杜甫的《春夜喜雨》）两种不同明度的暖色的对比与调和，既使画面色调对比强烈，也在单纯的雨景层面上显示出作者对这种祥和温馨的雨趣的独到把握。“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高适的《别董大》），高明度的冷暖色调进行对比与调和，于对比的抑扬褒贬中表现了作者对友人远行前途的担忧，各句中冷暖色调的调和又没有使感情基调过于低沉，从而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高昂劝慰提供了前提铺垫。

食品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1.中小城市电视频道品牌化特征

作为地方性的电视媒体，它们的收视覆盖范围比较小，但是目标受众却相对集中，有鲜明的特点以及较高的文化程度和消费能力。

（1）地方性、现场感。主要体现在节目制作、播出尽量贴近市民的生活、贴近现场，这是中小城市最具优势的外部资源。无锡新闻频道抓住受众关心民生新闻的心理，开办了《第一看点》、《八卦阿福》、《超级调解》等栏目，每天能够收到许多观众的热线电话和现场参与电话，节目组总在第一时间赶至新闻现场进行采访，下午三四点发生的新闻事件，在晚上六七点的新闻栏目中就会展现给观众。这种高度的现场参与感使得无锡新闻频道在无锡地区几乎与110、119等热线具有同样的知晓度。

（2）个性化、现代感。中小城市电视频道往

往根据受众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需求差异化等因素的影响，发挥个性，办出符合现代都市人口味的栏目。无锡经济频道突出频道的“青春”个性，注重年轻人个性、青春、活力的体现，频道栏目内容以“时尚”为主，符合当代青年的口味，受到了广大时尚青年的好评。

（3）忠诚度。中小城市品牌化的电视频道具

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吸引受众反复收看，凸显受众对它的忠诚度。泉州是闽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核心区和闽南文化遗产的富集区。泉州电视台闽南语频道以泉州方言节目为主打、以闽南人文为特色，以“传承闽南文化，服务两岸乡亲”为宗旨，汇集了《新闻相拍报》、《咱厝人》、《泉州讲古》、《学说泉州话》等精品节目，融信息、知识、娱乐、服务为一体，内容和形式贴近闽南人的文化取向，富有文化亲和力和地域亲近感，???受到了观众的好评和追捧。但是，由于中小城市电视频道规模相对比较小，实力弱，城市电视频道的品牌化建设中常常存在一些缺陷。

2.中小城市电视频道品牌化建设中常见的问题

⑴频道定位模糊。本来中小城市电视频道应该突出与央视、省视电视台的差异化，办出特色，办出个性，但是中小城市电视频道通常甚少考虑对受众的定位、节目的定位。有的中小城市的电视频道看到电视剧定位的电视剧频道受到受众的追捧，就在自己的频道中设置电视剧栏目；看到以娱乐定位的娱乐频道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就在自己的电视频道中加入娱乐栏目……这样就使得频道定位模糊，频道内容混乱，没有一致的风格，对受众而言像是“鸡肋”。

⑵内容抄袭跟风。有的中小城市电视频道抄袭跟风当下流行的电视节目，完全没有创新可言，使节目内容陈旧，没有可视性。就像沈阳电视台体育频道曾经模仿CCTV-5，以播报体育赛事为主要方向，期望获得关心体育的受众的青睐，但是效果却不如人意，原因在于人们普遍关注具有时效性和精彩性的顶级体育赛事，而央视体育频道购买了95%以上世界顶级赛事在中国大陆的独家播映权，地方电视台享有的赛事转播权有限，所以地方电视台体育频道播出的体育赛事缺乏新颖独特性，直接导致收视率低、入不敷出的现象，最后使得整个电视频道的运营陷入困境。

⑶品牌建设重形象宣传，缺乏品牌管理维护。中小城市电视频道品牌建设初期会下很大的力气吸引人，使得电视频道具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但由于后期管理维护越做越不理想，许多好的节目到一定高度就走下坡路，电视节目缺乏内容的新颖、充实和长远的目标，陷入重复、敷衍的怪圈。

二、中小城市电视频道的品牌化建设

全国现有2000多家电视台，3000多个频道，当频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每一个频道都想凸显自己的特色，但又不得不在内容上趋于相似的时候，电视频道就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识别系统来彰显它的吸引力----“做品牌”就成了一个路标。

1.树立正确的品牌意识

大多数中小城市电视频道的电视人头脑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意识，但只是局限于单个的电视节目上，忽视了对整个频道的品牌塑造。

⑴把握频道的传播影响力，树立正确的效

益意识。电视频道品牌力只能从受众那里感受得到，只有受众对它产生信任、满意，才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由稳定的受众收视率，吸引广告商，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形成良性循环。中小城市电视频道建设必须重新认识当前流行的媒介传播理论，分清品牌经营与招牌经营的区别，只有把力气花在培养受众的忠诚度，提高收视率，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上，才能在收视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⑵树立创新意识，正确认识宣传推广的重

要作用。中小城市品牌电视频道的品牌建设要突破老思路，避免与央视、省级电视台的强项竞争，应树立标新立异的观念与构思，勇于打破常规，形成自己的品牌意识，建立自己的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2.为电视频道进行准确的品牌定位

塑造电视频道的品牌形象关键的一步就是对他们进行鲜明的、准确的定位。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为自己定位：

⑴按中小城市的地域特色定位。中小城市电

视频道还有很多可作为的空间，因为比起国家大事，许多受众更关心发生在自己身边与自己相关的事。所以，应该打造有地方特色的品牌电视频道。

第一，立足本地，贴近当地受众。中小城市

电视频道的定位要有一定的地域性特色，这就要求他们服务本地受众、体现当地文化、做足本地特色。通过对本地区的自然风貌、人文景观、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一系列当地社会形态的了解，分析，将这些社会形态融入到节目内容中，充分考虑受众的实际需要和现实情况，贴近市民的现实生活，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传达他们的心声。珠江电视频道是全国第一家用粤语方言播出的电视频道，是广东观众眼中的“自家人的频道”。珠江电视台无论是短剧《外来媳妇本地郎》还是曲艺节目《粤韵风华》，无论是资讯节目《相聚珠江》还是竞技节目《厨神争霸》，无论是三农节目《摇钱树》还是民生新闻栏目《630新闻》、《今日关注》，都是取材于“粤”、服务于“粤”、以“粤”为本的节目，拥有一大批忠实观众。“本土化、地域化”的品牌频道特色不仅是珠江频道争夺广东电视市场的利器，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也为未来中小城市电视频道生存和发展起到了示例作用。

第二，服务本地，培养忠实受众。当然，

光是吸引受众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提高他们对频道的忠诚度。中小城市的电视台具有服务本地区民众的便利性。做好服务这一块，成为百姓的贴心人，就能培养更多的忠实受众。电视频道可以开设服务栏目，为受众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棘手的问题；也可以亲近百姓的生活习惯，引领百姓消费；还可以为受众提供当地的一些供求信息，求职热线等一系列栏目，吸引受众反复收看，提高受众对电视频道的忠诚度。

⑵以人为本，按受众需求定位。一般说来，相同年龄层次的受众有较大的兴趣重合度，他们往往会对同一类节目产生相同的爱好与兴趣。无锡经济频道就将频道的节目收视受众进行了年龄层的划分，它的主体规模受众是18—35岁的在校大学生和已经工作的社会白领，这样，它就将自己的目标受众定位在“对时尚、流行元素领域充满热情和敏感的受众”，推出一系列以“时尚”为主题的《逛街》栏目或以青春活动为主题的明星访谈栏目板块，建立了一个强势而专业的品牌电视频道，受到时尚人群的欢迎。

同一职业、文化程度的受众一般也具有近似的收视取向，例如儿童喜欢卡通节目、家庭主妇喜欢电视剧等。所以应当确定频道要针对哪一文化层次的人群。例如大连电视台体育频道定位于对体育赛事忠诚度极高的受众，直播在大连地区进行的各种体育赛事，转播世界篮球顶级赛事NBA，以体育赛事支撑频道的主框架，同时还引进了一些其他的娱乐元素。根据受众的文化层次来定位使得大连电视台体育频道拥有明显的收视人群和稳定的收视率。

随着时代的发展，个性化差异越来越明显，个性化需求也越来越明显，所以电视频道要想进行品牌化建设，不能设想满足所有受众的需求，就必须抓住某一群体的需求来大做文章。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做得比较成功的济南电视台的女性频道。济南电视台的女性频道确定了“女性特色”的频道定位，他们以都市女性的目光来进行频道的定位，针对女性的情感困惑给予理性的分析和解答，为女性的情感生活提供科学的参考意见。济南电视台女性频道由《心有千千结》、《小冬夜沙龙》、《男说女人》、《红粉剧场》、《女人私语》等板块组成，涵盖了家庭、婚姻、男人、女人等热门话题的讨论，还增加了从男性视角发现女人等各种不同的节目内容。这一针对特殊人群个性需求的定位做法使得济南电视台女性频道的收视份额和收视率不断攀升。

⑶按节目内容定位。频道节目的内容必须是

集中、专一、有特色的，而频道的风格正是形成品牌的关键。对于中小城市频道的风格而言，它往往是与当地区域文化相一致的，频道风格更贴近区域文化的风格。宜兴电视台城市生活频道以区域文化属性和民众对信息的贴近性需求为出发点，以宜兴市民的日常生活为题材，进行栏目特点的定位。

频道内容体系设计其实就是形成类型节目的组合，它主要要求节目的组合应该体现有机组合的艺术，要主次有序，搭配适度。既要保证黄金时间重点栏目的收视率，又要考虑不同收视群体非黄金时段节目的配置，使整个频道的节目有张有弛，浑然一体，节目之间相辅相成，既有主次又无冲突。

3.频道的品牌化包装推广

⑴电视频道CIS设计。品牌形象鲜明的电视频道应该有独具匠心的CIS设计，使人过目不忘，例如，杭州电视台台标用的是杭州的特色之一—三潭印月，尤其是水墨画的设计风格和点睛之笔，显出杭州古城的雅意，显得文化底蕴十足，令人回味悠长。江苏电视台的标志采用红色为主调，构图简明，蕴意深刻。该标志创意来源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因此摄取了汉字中“人”的象形特征。并巧妙的将汉语拼音“JS”融入到“人”字中去。在看似简洁中描绘出一幅长江与运河交汇的盛大画卷，赋有浓厚的地域特色，更容易使受众记住频道的品牌特色。

⑵打造名牌主持人。节目主持人的形象和知名度直接关系到频道品牌的塑造。主持人可以是大方严谨的、也可以是风趣幽默的，最重要的是应该与所主持的节目风格保持一致。例如徐州新闻频道《大卓说事》栏目的主持人没有任何浮夸的装扮，以本来朴实、认真的面目出镜，说着一口徐州方言，与徐州受众话家常、聊生活，深受徐州百姓的喜爱。

除此之外，还可以采取各种活动凝聚人气，比如推出主持人画册、挂历，组织主持人与观众见面，提升主持人的知名度，获取观众的好感。对中小城市电视频道来说，举办大型活动是自我形象宣传推广的有效途径之一，可以因地制宜，选择恰当时机，举办大型路演，电视台栏目主持人登台献艺，邀请观众参与互动游戏，由主持人现场派发奖品，这样既提升了主持人的名气，又加强了频道的宣传。

（3）频道的品牌化推广。频道就好像一件产品，在建立起品牌后，还要进行市场推广。中小城市的电视频道必须运用各种营销手段进行自身的推广宣传，给受众以充分的了解，不断引起他们的关注，才能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电视频道可以与当地的企业合作，举办歌唱大赛，主持人选拔赛、平民选秀等，既提升了企业形象，又提高了电视频道的亲和力，既对自身做了宣传推广，又提升了电视频道的美誉度。还可以采取横向联合、跨媒体合作的方式等。

由于时代的需要，央视、省级卫视的凭借实力步步紧逼，中小城市电视频道品牌化建设已处于箭在弦上的必发趋势。城市电视台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流媒体和强势平台，虽然它有着资金、技术的不足，但凭借它在服务本地、宣传造势等方面许多独特的优势，打造品牌频道，在竞争中也能争得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杨宏.广播电视产业发展论.[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食品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2009年4月28日，各大报刊纷纷转发一条惊人的消息：芭比娃娃的创造者、85岁的露丝·汉德勒女士去世了。半个世纪以来，露丝创造的芭比娃娃几乎已经成为全世界小女孩的心爱之物。随着这个大眼睛、长头发的玩具娃娃的畅销，今天的"芭比"已经不仅是一个玩具，它是美国女性的一个象征，更是美国文化的一个象征，正如遍布全球的麦当劳、肯德基一样。作为创造这个品牌的露丝，她用自己一生的努力，给了全球的女性以梦想和希望。

1916年，露丝·汉德勒出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她的父母原是波兰人，为了逃兵役，像无数个到美国寻梦的移民一样，他们乘坐又热又脏的蒸汽船，来到了大洋彼岸。一天，她突然看见女儿芭芭拉正在和一个小男孩玩剪纸娃娃，这些剪纸娃娃不是当时常见的那种婴儿宝宝，而是一个个少年，有各自的职业和身份，让儿非常沉迷。“为什么不做个成熟一些的玩具娃娃呢？”露丝脑中迸发出了灵感。经过一番周折，她设计出了一个可以满足对完美女性的幻想的娃娃。

她是个大人，四肢修长、清新动人，虽然身材很好，但被漂亮的衣服紧紧地包裹着，她的脸上还流露出像玛丽莲·梦露般的神秘，虽然只有11.5英寸高。最后，露丝把自己的女儿芭芭拉的昵称“芭比”给了这个可爱的娃娃。

从第一个芭比诞生之日起，它就一直在被不断地改进和创新。芭比娃娃的外形历经约500次以上的修正与改良，成为今日的样子。为了让“芭比”有漂亮的时装，从1995年至今约有10亿件以上的衣服生产出来，每年约有一百款“芭比”新装推出。现在“芭比娃娃”畅销世界150个国家，总销售量超过10亿个。这个介于小女孩和成年女子之间的美国少女，是世界玩具市场上畅销最久的玩具，成为全世界男女老少的心爱之物。

露丝·汉德勒女士创造出来的芭比娃娃，已经远远超越了玩具的定义，成为一个不朽的文化符号。露丝曾经在她的自传里说过：“我创造'芭比娃娃'的理想就是，通过这种玩具的诞生，让所有的女孩子都意识到她们能够成为自己梦想成为的任何一种人。'芭比娃娃'代表了女性拥有同男性一样的选择权……'芭比娃娃'已不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她已经成为女性消费者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为此而感到高兴。”

食品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般而言，每部电影作品均包蕴一定的文化阐释价值，而且是多方面的。不同的电影艺术家创作出来的电影作品所展现的文化形态和内涵也是千姿百态、各有特色的。如同为中国第五代导演，在20世纪90年代就展现出不同的文化取向：陈凯歌一如既往沉缅于民族历史，热衷于人性建构，从早期《黄土地》起步，途经《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风月》，直至《荆轲刺秦王》。他电影创作的基调一直是那种和中国血缘关系断然撕裂的痛楚，并始终坦露士大夫式的精神忧愤，强调历史哲学的表达，他的个人艺术行为和电影文本皆成为文化苦旅的代名。张艺谋则愈加显示出一个形式主义者的轻盈，他认为中国（大陆）电影过于注重政治、社会、文化等形而上意义，固然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哲理性，但却缺乏生动具体的人性描写。他的表白实际上再次证明了他与陈凯歌在电影文化想象上的不同。因而无论是表现现代化遭遇传统中国的《秋菊打官司》，还是纪录乡村文化撞击都市文明的《一个都不能少》，他都在或过去、或现在，或农村、或城市的景观中，把国民的生存状态和技巧以“好玩”的形式展现出来。黄建新则又不同于“陈张”，他的《站直luō＠①，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埋伏》等一批内在涵义陈陈相因的影片均紧扣当代主题，展现了此时此刻的人间百态和可感可知的形形的社会情绪，透过历史的踪迹和传统的力量，看到了另一个中国诞生时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以及在现代化炼狱中翻滚挣扎的当代华夏。此外夏钢的平和温情、孙周的忧郁恬淡、李少红的直面生活和宁瀛的理性风格化都使各自的影片展现出独特风貌的文化形态和内涵。而90年代的周晓文更是积极多变，时而畅想都市青春，时而影像乡土《二嫫》，时而涉足远古《秦颂》，一个人，三种影片类型，三种表达格调，三种文化想象。

尽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现的文化形态、内涵各有不同，但其中包蕴的文化阐释价值有些则又是共通的。如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均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创新意识，在选材、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标新立异。作品的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都比较强，注重人物内心表现，探索民族化的历史和民族心理的结构，从电影本体出发，努力建构独具民族内蕴和民族形态的文化模本等等。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例子表明，不论是什么电影，也不管是哪位导演的作品，在文化阐释价值的构成中，必然有一些共通之处。概括说来，电影作品的文化阐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俗学价值

最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是通过观赏一部影片，阐释其中所反映的某个时代、地区、民族的民风和民俗。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有两个倾向，一是眷恋故乡，对本土文化有特别的亲近感；一是向往远方，对异域文化有特别的新鲜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睐，这也是中国影片屡获国际大奖的重要原因。而人们喜爱观赏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经常地、直观地接触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了解世界各个民族的不同风情。

阐释民风、民俗主要通过影片特有的环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员的服饰、歌舞、语言等展开。如美国影片中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英国影片中荒凉寂寥的庄园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广阔无垠的瀚海沙漠等等，这些都让观众一下子就进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围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国人的牛仔服、欧洲人的燕尾服、中国人的长袍马褂等等几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号。还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国影片中的腰鼓、“颠轿”和信天游，美国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欧洲影片中的“决斗”情结，无不传递出各具时代风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当然，电影作品的民俗学价值还只是文化阐释价值中的表层价值。

二、社会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包蕴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内涵，也是影片中常见的文化阐释价值。这些文化价值作为内在层面的文化形态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内部结构中。如历史事件、政治风暴、社会习俗、民间传说等等，常常成为一些影片的整体构架，从中可以阐释出极为丰富的文化价值。《拯救大兵瑞恩》、《罗生门》、《》、《茶馆》、《泰坦尼克》、《无头骑士》等等都是生动的例证。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公民凯恩》更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据美国实有其人的亿万富翁、新闻大王威廉·伦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迹创作的。它陈述了新闻巨子凯恩作为“大国民”精神风貌，并且由这个人物扑朔迷离的命运概括了人类前史时代的深刻命题：资本与人性的冲突以及人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异化。是资本这个怪物打破了幼年凯恩的平衡，资本的教育代替了母亲的抚爱；是资本这个怪物在养成了凯恩作为社会人的才干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对资本的贪婪。他的巨大财富的累积，是以牺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为代价的；也是资本这个怪物使凯恩承受着现代声色犬马生活的辉煌，同时也彻底地撕毁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温情。凯恩拥有资本和现代生活提供的宏传版图，但他却失掉了人最美好的东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没有爱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独的，生前如此，弥留之际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显示了他的心灵上的疲惫，同时也是心灵的自觉。它发生在凯恩相对远离现代生活的时刻，并且联系着他尚未涉足现代生活的孩提时代，因而带有特别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凯恩的形象呈现着一种全新的沉思的浓度，几乎也是他生存的那个国家巨大历史矛盾的回响，从中观众几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凯恩时代”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学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生命价值（特别是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价值中较为深层，也较为重要的阐释价值。草长莺飞，虎啸猿啼，生命的踪迹无处不在。“生命之树常青”，而体验生命、思索生命、张扬生命，也是电影艺术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中。如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动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担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为最佳配角，再加上两名猎人，组成了全部演员阵容。影片用拟人手法，始终以小熊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为主线，通过小熊那些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把观众带入大自然中。摄影机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视野和范围，观众在欣赏到一幅幅平时不易接触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时，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和丰盈，进而领会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合谐是多么美丽又是多么重要。但电影由人创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满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细审视，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与梦想。电影艺术只有与人的生活、命运紧紧联接在一起，才能叩响出生命的感觉，探寻到生活的意义。

透视生命，首先要展现人的生存方式。好莱坞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种高度现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适、温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构成了对亚洲广大青年观众的强大吸引力。与此类似，我国《黄土地》、《老井》和《爱情麻辣汤》、《没事偷着乐》等影片分别展示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生存方式和现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观众的强烈兴趣和深刻关注。生命体验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莱默夫妇、贫嘴张大民一般地“活着”，活在窘迫困顿中，活在鸡零狗碎中，活在嘈杂拥塞中。高明的电影叙事和观赏正在于滤去浮动的烟尘，聆听生命真实轻微的音色。有时生命体验也存在于罕见的突发事件中，特别是在面对巨大生存挑战的灾难时，人的生命意义会在短时间内爆发，在一瞬间闪现出剧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辉。如《地震》、《龙卷风》、《活火熔城》、《天地大冲撞》等展现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无能为力和坚强不屈；《泰坦尼克》、《紧急迫降》、《恐怖地带》等则充分展示了人在技术社会里对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术灾难的恐惧无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体验；《现代启示录》、《猎鹿人》、《细红线》、《辛德勒名单》、《发条桔子》等则向观众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为的灾难（如战争、暴力犯罪）面前既是无比脆弱，不值一钱，又是弥足珍贵，至高无上。人类的生命价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变幻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充实，人活着不管是享受生命，还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闪耀。

对每个具体的生命过程而言，浅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终是电影创造的核心，对生命感觉的捕捉，经常表现为对情感的凝聚与剖析。电影叙事以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方式为主脉，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而将心比心，以情动情，是沟通创作者和观众心灵的最有效的途径。“如果充分意识到情感意味着意识到它的全部独特性，那么充分表现情感就意味着表现它的全部独特性。”（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页）当人的内心隐藏着旋转运动的情感潜流时，当情感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绝望、真诚与虚伪之间持续摆动时，电影让观众看到了人类灵魂的最深处。《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旧事》中的淡淡乡愁，《广岛之恋》中的复杂恋情……或甜蜜或苦涩的种种情感，虽然是一时一地的故事，却似一只弓拉动千万人的心弦，唤起了萦回于每个人心头的思绪。无论是“大江东去”，还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只要表达的是永恒的情绪或意志倾向，即便是微山浅水，也能于细微处见出广博，化瞬间成为永恒。因为“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体，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页）。

电影中的生命意蕴、人生价值是电影文化阐释价值中最易与观众产生交流和共鸣的部分，观众观赏电影，通过经历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品尝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体味生活的欢愉和艰辛，以达到认识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让多少人为之感伤，为之感动，为之莫名的惆怅和振奋。既有爱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欢愉，又有死的伟大。大难来临时的人生百态让观众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愈是美好的事物，当被破坏的时候，就愈具有悲剧的力量。电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剧”把观众，甚至把人类的整体生命价值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峰。

四、哲学价值

电影作品文化阐释价值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所蕴含的哲学价值。电影能唤醒个体生命的感觉，更可以使艺术成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获得无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与无限，追求艺术创造的哲理化，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也是现代影视艺术的总体趋向。

哲学和艺术都是升华现象，艺术在追求升华的进程中往往就获得了哲学品格。同样是对战争的反思，《广岛之恋》和《现代启示录》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与反抗、失败与胜利、怯懦与英勇的简单对照，而深触到战争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题。一部绝好的惊险片素材，却引起了黑泽明对人的思考，引出了发人深省的《罗生门》。安东尼奥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时对应我的生活阶段。”（S·查特曼《安东尼奥尼在1980年》，载《世界电影》1999年第1期，第236页）然而他的作品却让东西方观众在个体中看到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面影。只有关注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鸣；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层，努力揭示出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艺术的宗旨，也是哲学的根本，而哲学意识赋予作品穿透时空的无穷魅力，也因此成为品评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话语。

电影作品的哲学品格主要表现在对人类及其生存处境的理性思考。聪明的俄底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作为谜底的“人”，却成为人类更难回答的问题。“人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谁？”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直到今天，这些形而上的命题被反复追问。电影艺术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对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内在与外在困境的探讨。电影史上那些深刻与永恒的杰作都是创作者们以深邃的目光关注人及人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结果。美国当代著名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总是将探讨人、人性、人类未来的命运等哲理化命题放到创作的首位。其中《奇爱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这两部描写未来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库布里克关于人类未来的哲理化思考的升华。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誉为欧洲“最有独创性、最有才华而又最无顾忌的导演”之一。尽管人们试图从政治、宗教等各个层面上解读他的电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终超越政治、宗教和社会学层面，深情地注视着现代社会中破损的个体命运。如在他的堪称“天鹅之歌”的杰作《三色：蓝、白、红》中，他抛开政治、社会、宗教乃至艺术的层面，深入探讨“自由、公平、博爱”这些人类的生存原则在个人生命层面上的巨大意义。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来，真正的爱情是广博无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错误的爱情足以让人遗憾一生。人世之爱好比一个个切成两半的苹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无间，用别的半个苹果来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没有遇到真正的对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闭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运用电影进行人生哲学思考的为数不多的当代导演之一。同样出于对人的思考，对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讨，中国有了深沉凝重的《黄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红高粱》，有了气势磅礴的《霸王别姬》……有了与世界对话的可能。但应当承认，在我国每年为数众多的电影创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让观众通过银幕眺望人生万象，在短时间内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学的力作，可谓凤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国电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

五、宗教价值

电影作品中所蕴含的宗教价值也是值得关注的较为重要的文化阐释价值。人类艺术文化的发展历史表明，艺术和宗教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同构统一性。两者以其对人类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烛、突破与超越，激情满盈地传达了一种普遍性的东西，从而改变了围绕它的人们，把人们纳入一种秩序之中，进入一种神圣的意义领域。人类通过艺术和宗教不断提供的全新意义模式共同展现被创造的知觉和意义构架，解释其经验并规范其生活。宗教不仅成为艺术孕生的母体与土壤，而且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的无可争辩的因素。电影作为一门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成果迅速发展起来的最年轻、最现代化的艺术样式，同样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在长期的艺术发展历程中，艺术宗教化非常突出，广义地看，甚至可以说，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是无宗教的，而电影作为借鉴并容括人类艺术文化各种经验的综合性艺术，无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迹。另一方面，电影艺术的思维模式（包括创作思维模式和观赏思维模式）和宗教的思维模式有共通之处。电影是影像的艺术，面对影像的电影创作者（包括电影观赏者）对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开放性以及纷至沓来转变流动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视反叫，耽思傍讯，在体味和知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韵的同时，也会生出“终不许一语道破”的模糊感受与“无言之美”。这种创作和观赏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发着深沉的宗教感。电影艺术家和观众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通过独特的“影像”话语，独力阐释自己的经验，得出与宗教相似的有关世界的结论，特别是对生命与神秘之物的沉思、顿悟、揭示，是与宗教（至少是亚宗教）感情和宗教经验的理解相联系的。以至于有人将到电影院观赏一部电影也比作是举行一次宗教仪式。

观众通过观赏电影，特别是观看宗教题材或与宗教相关的影片，可以看见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觉察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他们需要它），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构想的东西（否则他们便不会知道它已经丧失了，或者当它被发现时，也不能够认出它来）；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看见他们至今不能看见的东西，甚至发现他们还没有构想的东西。例如美国环球公司1988出品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诱惑》，这是一部探讨耶稣在成神过程中的内心世界的影片。影片从耶稣当木匠为罗马人制造用来处死犹太人的十字架开始，后来，耶稣的灵魂得到净化，开始直接与上帝对话，又在沙漠中修炼40日，得到了惊人的神力；最后他得到神的昭示，应以牺牲自己来换取神对世人的拯救；他为了成为一个救赎的英雄，让犹大出卖自己。但是就在他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即将成神的时候，发生了幻觉。他在幻觉中得救，结婚生子，过上了平常“人”的生活，直至垂垂老矣。在他行将就木时，犹大前来指责他的背叛行径，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并且发现他仍在十字架上作着最后的成神努力。通过观赏该部影片，观众看到了神对人类的重要性，人类需要神的拯救；也发现了神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自身修炼而成，神就是人；不尽于此，影片还进一步揭示出，神虽然是一个神，但他并不想成为一个神，人就是人，人也不想成为一个神。神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需要有一个神，需要有别人来做他们的神。神不是本身性的，神不过是一种消费性的和权谋性、策略性的存在。神不是由于本身而伟大，神只是由于人的需要才伟大。当人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时候，神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这一点是对以往的关于神的观点的一次颠覆，揭开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为人类自身的自我反省和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贡献。

食品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三国文化；三国演义；成都；文化品牌；启示

三国文化是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1］。时至今日，三国文化已被亿万中华民众所熟悉，成为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重要文化之一。透析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城市文化品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历史原因透视

（一）三国历史的自身特点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基础

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历史中，三国历史只是很短暂的一段，并且历史上类似于“三国”的分裂时期也有多次，秦统一全国前的战国时期，秦末的楚汉之争，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之后中原大地出现的“五胡十六国”，隋末又是大乱，唐末大乱后中华土地上出现的五代十国，元末同样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分裂期唯独三国历史最终形成三国文化品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说：“三国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样纷乱，又不象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2］透过鲁迅先生这段话可看出三国历史一个重要特点是不简不繁。众所周知，矛盾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矛盾过少，情节发展缓慢；矛盾过多，情节线索过于复杂。这两种情况对一般普通大众来说都是不乐见的，三国历史记载了三个国家历史事件，既不像楚汉两国相争只能围绕一对矛盾描写，又不像五胡十六国，描写线索纷繁复杂。三个国家历史事件使得三国历史在传播过程中可以不只有一对矛盾，同样也没有多对矛盾，既做到主次分明，有效推动情节发展，又不至于情节过于繁芜，杂乱无章，普通大众既易接受，又易于传播。因此，三国历史本身不简不繁、容易传播的特点，是其形成一种文化品牌的基础。

（二）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要素

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去世以后，其故事广泛流传：“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3］唐代，三国故事是通俗文艺重要创作素材，（唐）颜师古《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观水饰，其中水饰就有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等三国故事。北宋时期玩影戏、傀儡戏、说话的伎家们演说三国故事，高承《事物记原•博弈嬉戏部•影戏》载：“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金院本、宋元戏文、元杂剧也多用三国故事，金院本有《赤壁鏖兵》、《刺董卓》，宋元戏文有《周小郎月夜戏小乔》、《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元杂剧有《徐夫人雪恨万华堂》、《终南山管宁割席》等三国故事戏文，元代还出现了三国故事集大成者的平话———《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国故事在三国以后广泛流传为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积累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在普通大众中也逐步建立起影响力，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必不可少的要素。

（三）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所体现出的价值观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

（宋）苏轼在《题三国名臣赞》中说：“西汉之士，多智谋，薄于名义；东京之士，尚风节，短于权略。兼之者，三国名臣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也称赞三国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如果我们将上述两位对三国人物的评价归纳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智术高超；二是武勇动人；三是崇尚风节。对于智术和武勇都很好理解，至于崇尚风节，是崇尚什么样的风节呢？当代学者沈伯俊先生在《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中认为：“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这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两大坐标轴。”［4］因此，沈先生认为“向往统一，歌颂忠义”为全书的主题。沈先生的提法基本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众所周知，小说《三国演义》主要取材于三国历史，小说之所以能够提炼出这样的精神内核，其实还是基于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这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三国人物所崇尚的风节内容所在。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渴望结束战乱，统一全国。当时思想领域，曹魏以天命所归自居，蜀汉盛行汉朝气数已尽、曹魏最终将统一天下的谶纬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束战乱，统一全国是三国时期比较盛行的思想。而一些关键历史人物也以结束战乱、统一全国为己任。曹操曾作《蒿里行》表达他有结束战乱、统一全国的想法。“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刘备初见诸葛亮时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5］可见刘备也有结束混乱时局、统一天下的想法。《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载孙坚见袁术曰：“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6］说到底，孙坚之所以奋力讨贼，还是为了国家统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载后主封为安乐县公的策命曰：“朕永惟祖考遗志，思在绥缉四海，率土同轨，故爰整六师，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言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岂不远欤。”［7］从这策命可看出，司马氏是站在爱护老百姓、保全国家统一的基点上看待刘禅投降的，这也说明司马氏和蜀汉政权都希望维护国家统一。《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曰“艾报书曰：‘……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自非通明智达，何以见王者之义乎！’”［8］可见邓艾也以保全国家统一为王者之义。三国时期还涌现出很多“忠义”志士。诸葛亮在先主刘备去世后，尽心辅佐后主刘禅，即便二人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他也没有任何僭越的想法，而是采取一些避免矛盾激化的措施，尽力支撑起蜀汉政权这座大厦。诸葛瑾为诸葛亮的兄长，也对其服务的孙吴政权忠心耿耿。《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裴注引《江表传》载孙权在诸葛亮来吴时，曾让诸葛瑾去劝诸葛亮留吴，诸葛瑾拒绝了，并回答说：“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9］其他忠心孙氏父子的谋臣武将还有周瑜、鲁肃、陆逊、程普、黄盖。周瑜面对曹操派来的说客礼让有方，黄盖为维护孙氏父子江东基业在赤壁大战前夕献火攻计谋，献上诈降书后面对曹操诱惑不为所动。刘璋派人请刘备入益州时，从事王累在州门上吊自尽以劝谏。刘备攻取益州时，刘璋派张任等在涪县抵御，张任兵败，刘备听说他忠心有胆识，便命令军队让他投降，张任大声回答说：“老臣终究不能再一次侍奉二主。”刘备才杀掉他。荀是在曹操为奋武将军时就跟随他，他也深得曹操信任，但他依然对汉室忠心耿耿，因不支持曹操晋升为公爵被曹死。历史上刘备、关羽、张飞并没有结拜为兄弟，但情若兄弟。《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10］《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他曾被曹操俘虏，曹操待他也甚厚，先拜他为偏将军，后又表封他为汉寿亭侯，可他却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事实上他也是如此做的，当他知道刘备在袁绍处时，“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11］曹操为此赞他为天下义士，《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注引《傅子》曰：“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12］因此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智术高超、武勇动人、崇尚忠义、渴望统一的思想价值。客观说来，一段历史或一件事物若本身就具有契合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将它提炼扩大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就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面，这样而成的文化自然也就容易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上升为文化品牌也就相对容易。上述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的思想价值刚好契合大众的思想和性格，它们内化为三国文化品牌思想价值基石，构成三国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所在。

（四）《三国演义》的问世和作者罗贯中的个人素养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关键

元末明初，天才作家罗贯中创作出三国题材前无古人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成熟小说《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问世就得到了广大读者喜爱，“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13］，对三国文化品牌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毫不夸张地说，绝大多数人了解三国历史和人物都来源于《三国演义》，有些人甚至将小说事件、人物直接等同于三国历史、人物。不仅如此，围绕《三国演义》，又以其为发射点，产生了诸如戏剧、传说，当代社会又产生了动漫、游戏、影视剧等衍生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又丰富了三国文化的传播。因此，没有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文化不可能被亿万中华民众熟悉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品牌，影响中华民族精神和性格。《三国演义》问世前，已经有很多类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艺演讲三国故事，在流传过程中这些文艺或逐渐消亡或被束之高阁，唯有《三国演义》经受住了时间考验，而这一切当与小说作者罗贯中有密切关系。（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曰：“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罗贯中其人，现存材料较少，《明代杂剧全目•前期杂剧家作品》曰：罗本，字贯中，或云名贯，号湖海散人。浙江钱塘人，一云山西太原人，或云越人。生元末，盖元明间人。所著小说最富，有《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至今盛传于世。或传《水浒传》，亦出其手。戏曲、隐语，极为清新，所制杂剧三种，仅存一种。［14］罗贯中本人文学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说《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从上述材料可知，罗贯中此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不仅著小说，还擅长戏曲、隐语，且戏曲、隐语风格清新。（清）徐时栋《烟屿楼笔记》也赞赏罗贯中的文学素养：“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之《三国志》最佳……至其次序前后，变化生色，亦复高出稗官，盛传至今，非幸也……大约列国、两汉，不过抄袭史事，代为讲说，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铺直叙，惊人之事，反弃去之。”［15］（明）王圻《稗史汇编•文史门•杂书类》“院本”下曰：“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坐。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16］（明）杨尔曾《东西两晋演义序》曰：“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17］（清）顾苓《塔影园集•跋水浒图》曰“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18］。（清）徐渭仁《徐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曰：“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继一百二十回。”［19］可见罗贯中具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达者兼济天下”的政治情怀，他“有志图王者”，曾为张士诚幕僚。小说《三国演义》描写了君明臣良君臣相处的理想模式，塑造了诸葛亮这一承载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梦想的典型艺术形象，表达了向往祖国统一、歌颂“忠义”英雄的主题，当与罗贯中政治情怀及曾为张士诚幕僚的经历有关。前面已说过，《三国演义》成书以前，已经有类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艺在普通大众中流传，这些文艺传播三国故事，也在普通大众中有一定影响力，却最终没有促成三国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创作者多为民间艺人，或没有罗贯中那样的文学素养，或没有罗贯中那样的人生经历。三国时期及关键历史人物体现出的价值观虽说是内化为小说思想价值的基石，但没有罗贯中广阔的历史视角和政治情怀就很难加以精准提炼和无限扩大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所创作产生的艺术品也就不能达到经典层面，从而打动人心，升华为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文化品牌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文化得以形成品牌，凭借罗贯中的个人素养创作出经典作品小说《三国演义》是重要的一环。

二、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

追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历史缘由可以获得一个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一是具有容易传播的特质，内容不简不繁；二是在群众中已具有一定影响力；三是具有契合普通大众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内核；四是依靠实力强劲的创作人员提炼和扩大文化固有精神内核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层面，再借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出影响力广泛、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品，从而全面带动文化品牌的宣传和普及。

三、对成都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启示

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独具魅力的文化特色。目前成都市着力打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三大文化品牌。水文化以都江堰水利工程为核心，《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李冰修建该水利工程情况，“周灭后，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0］从上述记载可知，自李冰修建了都江堰后，该工程积极发挥防洪灌溉作用，成都平原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2000年都江堰水利工程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放水节始于远古时期的“祀水”仪式，自1990年，都江堰市政府决定恢复清明节模拟放水活动以来，已连续举办多届，2006年该放水活动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沙文化其实就是神秘的古蜀文化，以金沙遗址为核心。2001年金沙遗址在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被发现，将成都市城市史提前到3　000年前。遗址共清理出文物千余件，绝大部分时代都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2005年，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6年金沙遗址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在金沙遗址原址上建成的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近年来，金沙遗址博物馆通过举办金沙太阳节、开发旅游产品提高金沙文化知名度，目前共研发和生产旅游纪念品、工艺品、印刷品、音像制品等达1000余种。《金沙》音乐剧是中国首部原创音乐剧，故事内容以古蜀公主“金”与考古学家“沙”缠绵3　000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也在剧中出现，是宣传和普及金沙文化的有效方式。熊猫文化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核心。熊猫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是中国特有动物种类，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13个全球优先保护的旗舰物种（类）之一。所谓旗舰物种，是指这类物种的存亡可能对保持生态过程或食物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无严重的影响，但其魅力（外貌或其他特征）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和关注。它是中国国宝和世界自然基金形象大使，其憨态可掬的形象被全世界人们所喜爱，曾多次作为友好使者赠与他国。熊猫文化跨越了东西文化差异，是成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成都最有效文化之一。2008年，由美国制作的动画片《功夫熊猫》在中国上映。前面我们通过梳理三国文化品牌形成的历史缘由，发现一个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论规律，现将理论规律和成都市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情况进行对比，找出推动这三大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对策（见表1，第64页）。通过表1可以发现，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距离最终形成，都还有一些关键要素需要补充和完善，建议可从以下几方面推动文化品牌的形成。（一）深入研究文化精神内涵，奠定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坚实基础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除都江堰水文化精神内涵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价值观念比较明确外，其他两种文化———金沙文化和熊猫文化的精神内涵相对不明确，并且金沙文化精神内涵尚处于挖掘阶段，至于熊猫文化的内涵，则需要明确其承载的成都城市性格和思想价值的具体内容。由于文化固有的精神内涵对文化品牌形成有核心作用，因此，加大和加快对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精神内涵的学术研究，并尽快达成共识，有助于找到宣传和普及上述三种文化强有力的立足点，奠定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的坚实基础。（二）注重多途径宣传文化，提高文化传播深度和广度文化品牌最终形成，有赖于文化的宣传和普及，要注重多途径宣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一是挖掘和赋予文化故事。三国文化之所以容易传播，在于它不仅有故事，且故事内容不简不繁。挖掘甚或赋予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故事，改变以往单靠实物抽象传播方式，满足普通大众接受需求，为文化传播注入形象内容。二是充分借助传统和新媒体。多种艺术形式对三国文化品牌最终形成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增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传播方式，充分运用传统和新媒体，宣传和普及三种文化。三是延伸文化产业链。在已有旅游产品和节会活动基础上，进一步开发水文化、金沙文化、熊猫文化相关旅游产品，策划相关节会活动，扩大普通大众参与度和购买力。（三）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反映文化内涵经典艺术作品三国文化品牌最终形成，离不开《三国演义》这部经典艺术作品问世，可以说罗贯中创作出的《三国演义》是三国文化品牌形成最重要的推动力。成都市目前着力打造的三大文化都没有反映其内涵的经典艺术作品，当然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反映文化内涵的经典艺术作品，不一定非要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也可以是电影、电视、动画片等其他艺术形式。但无论选择哪种，它必须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此基础上，根据达成共识的文化内涵，聘请相关的创作者，创作出反映文化内涵，大众认可度高的经典艺术作品，以全面深入推动文化品牌形成。

作者:符丽平 肖又尺 单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参考文献：

［1］沈伯俊．“三国文化”概念初探．原载《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后收入其专著《三国演义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2］［14］［15］［16］［17］［18］［19］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