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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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特征范文第1篇

根据人们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经济学是一门依据人们与社会财富有关的行为进行决策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建立的目的在于为经济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为经济活动的决策提供思路和工具。作为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目的是解决有限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问题，而实现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基本标志是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一切脱离或否定作为第一性的“效率”问题而建立的经济学理论，都不会具有存在的价值，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得到发展。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是最为易见和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整个社会生产无疑都是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而进行的经济资源配置活动。面对有限的经济资源，人类可以采取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可以采取管理和计划等的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来进行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其中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配置方式的本质在于：围绕商品的供需关系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变化的互动，利用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分散决策的模式，来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更高效率。而管理或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一般只有在企业的微观组织内部或国家的宏观层面，才具有比市场更高的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以效率为标准的经济资源配置问题的人的行为科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很大程度体现在物品的价格上；产品价格的变化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变化。而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在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瓦尔拉斯（L.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论是这一逻辑思维体系的科学基础。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等主流学派显然是按照这一解释经济现象与分析问题的维度，围绕资源配置的效率与资源的稀缺状况的关系，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然而，从经济学理论的多元特征和学说的学派分化的事实出发，可以认为以“效率—稀缺”为基础所建立的经济学仅仅代表的是一种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这里所讲的思维哲学意义上的维度（dimension）是指一种视角，是一个判断、说明、评价和确定一个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条件和概念。如现代物理学的空间维度包含了长度、宽度、高度与时间4个方面，即存在四维空间的特征。如果从人的思维的逻辑维度多元特征出发，可以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维维度客观上是逻辑和演绎化的，即按照多种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其变化，假定资源的稀缺财富和变化通过市场价格信号来反映，同时也隐含在市场交易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人们都会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理性的行为反应，最终通过市场的均衡机制及调控手段的作用发挥，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当说在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理反应所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较完美地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和解决有关的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从而为决策者实现收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提供理论支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决策必然会充分运用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来调节资源配置。特别是在19世纪发生的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在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动态关系分析方法上的长足进步，使经济领域的“效率—稀缺”的关系得以精确化和数理化。如利用“等产量线”来表现生产要素价格变化下的不同要素间配置数量组合关系，以及反映经济资源之间的替代过程和动态的替代比例。瓦尔拉斯创立的一般均衡论则揭示了稀缺引起的产品之间价格变化的传递规律。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客观上是建立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与生产要素稀缺程度的相关关系分析上的。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却存在许多人们并没有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作出的决策行为。例如。在许多经济决策中，人们对经济效益“次优”的选择往往比“最优”的选择有较高的概率。此外，人们一些经济决策行为也往往出现不按照理性推导的结果。就这些决策者而言，显然又是出于经济理性的，即该决策者在两种或多种结果的选择中，在他们的认知的范围内，是不会故意选择一种较差的结果而放弃一种较好的结果。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在解释上产生了所谓“个人偏好”的概念。但迄今理论上对“个人偏好”产生的机理却不明了；或者解释为心理作用下的非理。因此，可以认为在一定范围内或一些经济活动领域里，按照“效率—稀缺”的决策模式无法反映出部分决策者的经济决策行为和动机。如马歇尔（Mashell）在他184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多处谈到普通人的经济行为的“半合理性”与“反合理性”现象［1］。这些现象或称之为“效率—稀缺”行为准则下的非经济理性现象。说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应当还存在其他经济理性思维的维度。人们不难发现，在许多经济活动的领域和阶段中，人们的决策首先应当按照效率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目标，如果以稀缺、风险、公平、空间和时间等视角来确定最佳方案，从理论的逻辑架构区别而言，就有“效率—稀缺”“效率—风险”“效率—时间”“效率—空间”和“效率—公平”等多种维度。事实证明，以效率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客观上具有多维性的特征。整个经济学说史也证明，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对于理论和决策的多元化维度开拓之上。如20世纪以来的风险经济学、时间经济学、生产布局学和福利经济学等学科门类的建立与发展，既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稀缺”维度的普适性的挑战，也是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决策的其他维度的开拓与创新。

二、经济学理论的“效率—风险”维度与经济决策

按照经济学对风险的理解，风险就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生“不理想事态”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经济损失事件后果的“不确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对称”，给经济活动带来的风险就十分突出。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交易等信息的拥有是不对称的，有的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有的则反之。在许多经济领域，如资本投资、商品生产、市场交易、货币信用、商业保险等经济活动中，经济风险的存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普遍事实。按照风险经济学的理论，风险存在的本质是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人们的经济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够做出的最优选择或对多方案的一种抉择。避免风险的基本途径在于增加成本来增加信息量和扩大信息分析的力度与广度。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够预知情况下的黑箱判定，其经济决策的风险更为突出［2］。因此，经济决策事实上还存在另一个维度，即“效率与风险”的维度。经济资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实现往往存在一定的风险，资本投资（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充满风险性，风险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对不同的人是有区别的。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风险偏好者。因此，经济决策在存在风险的环境下，就存在“最优”“次优”及“再次优”等多种选择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预期的投资方式往往也是风险概率预期最高的投资方式；而风险最低的投资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包括心理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风险分析是经济决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人们在从事劳动、投资，消费等活动，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术治疗，甚至吸烟，都存在风险和对风险的评估和决策问题。其中投资活动中，人们通常都需要运用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评估各种风险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幅度与范围，从而进行投资决策。市场经济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风险，从而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的经济运作效率。而产权制度的建立在本质上也在于避免经济活动的风险，其中产权明晰的本质在于降低收益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行为扭曲风险，从而促进经济活动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动具有更大的风险性，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险业的建立和发展，也与风险化解有紧密的关系。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外，人们还需要应对市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这是指一些企业和个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有意欺骗对方所带来的风险，如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对交易的另一方带来的风险。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风险，即所谓“城楼失火，殃及池鱼”的风险现象。因此，人们所作出的许多经济决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风险”的维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维度。风险投资理论、经济概率理论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效率与风险的关系而创立和发展的。

三、经济学理论的“效率—时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时间是经济决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过程特征的层面。时间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不可储存性与不可逆性的特征。经济活动的所谓效率，在许多层面上是相对时间而言的。如劳动时间或生产过程时间的付出或耗费往往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效率的高低。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时间的过程，资金等经济资源的时间占用需要付出代价与成本。资金占用的银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释为是时间的价值体现。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中，劳动时间或闲暇时间以机会成本为转化工具，可以确定出其市场价格。在经济运筹学中，重点研究系统的效率实现与不同要素投入的时间过程以及步骤的关系，这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许多经济活动的决策都有时间上的约束条件，如一个建筑工程不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对某一工序有完成时间上的严格要求，所谓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时间约束下实现才能够成立。在时间的约束下开展的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决策，以及依此构建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经济理论。时间维度下的效用或价值不仅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还应当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时间持续性概念。在投资理论中，投资周期的合理性无疑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现象往往与构成要素的稀缺与替代性无关，也不根源于消费者需求的质变，而是与消费生产力提高有关。在劳动经济学理论中，从时间维度出发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短期需求与长期需求分析，竞争性企业的短期需求被认为是在劳动的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而企业的长期劳动力需求则是在资源自由替代的条件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在生产活动中，产品的效用和价格高低往往取决于时间，如葡萄酒的市场价格与储存的时间长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决策的“效率—时间”维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虑长期储存对资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从时间价值变化角度考虑储存的时间长度，从而选择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结束储藏转为出售的最佳时点。在家庭经济学理论中，相对时间的生产性支付，时间在消费领域的耗费也同样被广泛关注。为了实现时间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不仅需要从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对眼前的货币支出作出选择，而且需要对不同的时间付出作出选择。如有的人宁愿节省眼前的消费而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培训，以牺牲闲暇时间而希望获取长远的预期收益，其本质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时间价值或时间效率。依照“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依照“效率—稀缺”维度所作出的经济决策有许多差异，如人们为了争取时间，可能不惜代价，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在有的情况下，一些产品（如葡萄酒）生产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间过程才能够达到满足人们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闲置和低效率利用。这些情况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维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原则，但是在”效率—时间“维度下，却是人们的经济理性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预期下完成的，这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劳动与消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时间维度的决策依据。经济分析中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的区别，最终来自于人们行为的时间维度差别下的效率判定。在与时间有关的“机遇”问题的经济决策中，机会的把握对获取最大的经济效果至关重要，有时候还起决定性作用。

四、经济学理论的“效率—空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落脚到具体的特定空间。其中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和再分布都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布局集中反映了国民经济生产能力（如固定资产和产品）对空间分布的选择；反映了各生产要素、各部门的空间组合和结构以及各经济区域、经济中心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发展比例关系。经济学从空间角度来探讨生产与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专著《孤立国》中，分析农产品运输成本与利润的关系，并引出农业空间圈层结构和农业区位的概念。继后有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年）标志着经典生产布局理论的建立。“中心地理论”又进一步探讨区域开发与城市布局的经济效率问题。区域经济学则按照不同类型的区域的空间分布优化提出理论框架。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以克鲁格曼（P.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一般均衡理论涉及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损失与规模报酬递增等结合起来，建立了多种数学模型用来分析产业空间积聚的形成和稳定性等问题。该理论也进一步带动了对于“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等经济实践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在以分工和个人专业化演进结果的理论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间”的维度，来研究交易活动及其网络在地理空间的集中对城市兴起与发展的效应（杨小凯，2003）。在土地经济学中，土地的区位条件更是成为经济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从市场分工和网络规模的经济学研究新角度，对产品的地域差异、城乡产业布局安排和全球化过程下的国际分工的效率等问题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框架和决策模式。从人的生产与消费等基本行为出发，都有基于“效率—空间”的决策过程。例如人们都往往会考虑家庭居住地与上班地点的距离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选择问题。对一个地区而言，生产要素、经济资源、市场网络、城市结构等都涉及空间布局和对其规划和对多种方案的决策过程。由于不同空间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地域之间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就成为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业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的空间距离范围内，市场交换活动可以满易双方的需求，使双方对物品的主观价值得到增加和社会总福利得到增进。即使是在企业生产的微观空间，也存在合理、科学的生产设备与生产线的空间布局问题，有时一些细微的空间布局结构的调整和改进，都会对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率提高起关键性作用。

五、经济学理论的“效率—公平”维度与经济决策

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组成部分，显然无法摆脱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其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处理效率问题的同时，也必须顾及经济活动中涉及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因此，经济学理论在提供解决稀缺的经济资源配置的原理和决策方法的同时，也需要解决市场交易的平等规则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等规范性问题。客观地讲，古典经济学的创立本身就是基于对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超市场的经济行为的否定和批判。亚当•斯密(A.Smith)作为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大师，他提出的“经济人”概念中就隐含着市场交易的“公平”思想。他从市场交易层面上的“效率—公平”维度出发，认为个人要达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须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场活动中，才可以达到交易双方的互利和社会的总福利增进的客观效果。在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期，瓦尔拉斯在论述应用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的关系时，就认为公平的要义是“把个人所应有的归还给个人”，但经济伦理问题应当与要素的效率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3］。后来由克拉克(Clack)所创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进一步确定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收益分配关系，把“效率—稀缺”维度下的分配关系在理论上精确化［4］。但是后来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力图回避对经济决策必须面对的公平判定问题，认为经济学只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证性”问题，“规范性”问题不应当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经济学多维度理论发展的一种认知倒退。虽然古典经济学初创时期就产生了经济伦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纪初由庇古(A.C.Pigou)等经济学家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才开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部分领域转移到对“公平”的判定和处理问题上。福利经济学在理论创立时即明确表示，在人类经济决策中，还需要为人们提供解决“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手段和方法。该理论强调的是对经济活动，尤其是财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维度，认为个人与经济利益集团在决策时，如果不考虑公平的因素与问题，最终该经济活动会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则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必然导致低效率或无效率。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经济过程的收益或利润，而是指经济活动的最终正效用—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净福利。缺乏“公平”标准判定经济活动是难以实现社会最终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在福利经济学看来，对一个经济活动的评判不能仅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还需要增加对其是否“公平”的评判标准，如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交易所隐含的假设前提—交易的平等规则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亚当•斯密标准）。值得关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维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优化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外，还从“效率—公平”维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进”原则，“帕累托改进”原则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5］。“帕累托改进”是在“效率—公平”维度下所达到的经济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也是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理想方式。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和希克斯又相继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维度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其中“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卡尔多—希克斯原则）是指“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善了”［6］。这里的“社会总福利增进”体现了效率方面的约束条件，“经济补偿”体现了“公平”方面的要求。这些福利经济学的经济决策维度就基于“效率—公平”关系的统一视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经济学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的“效率—公平”维度的系统发展。制度经济学属于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但其理论的维度设置上却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谓“制度”的本质在于安排的规则是否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会的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所隐含的基础是“公平”或“平等”“正义”。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产权经济理论，其核心就是产权界定与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对效率实现的影响关系。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产权明晰，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迟早会自动地纠正“市场失灵”，这里的“市场失灵”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双重意思。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谓制度的缺陷不仅体现在“交易成本”高昂与效率的低下，往往还体现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场交易规则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对政府公共资源等的社会分配不公平，必然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企业等微观组织和政府的效率实现，如理论上已经证明了对职工分配不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动，缺乏创新精神，消极管理，劳资纠纷与冲突，等等［7］。政府实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迁、工程移民搬迁；乃至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等，都存在对公平的处理不当问题。中国目前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往往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确定其平衡点。但是“效率—公平”维度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至今与科学化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人们不难发现，依据“效率—公平”的维度所进行的决策广泛存在于人们对市场交易、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许多经济活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经济的效率是难以实现或持续实现的。缺乏公平的经济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经济效率的实现。新制度经济学则主要从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的视角，强调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和全社会经济效率的增进作用，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变革的因素往往比资源配置优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即来自于市场化改革与制度变迁为标志的“改革红利”。

六、结论和启示

1.经济学理论的“经济理性”行为假设应当具有多维度特征

经济决策多维空间的存在，表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设或表述是不尽完善的。过去人们对于由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关系的维度，所以对人们在追逐效率的过程中对资源稀缺的行为反应的总结是不全面的。经济理性的最核心的内涵在于：经济行为是在一定资源条件的约束下，人们总是会采取一种较有利的途径，而不会去故意选择一种不利的结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选择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举措方案，或所谓在多方案中去选择“次优”的方案。按照传统的基于“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理性假设，对有关的行为就无从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释。可以认为，所谓“经济理性”，是指人们普遍在从事每一种经济活动时，不仅从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难程度来考虑其路径或方案的选择，还自觉、不自觉地从获利的风险程度来选择；从经济活动的时间配置与程序，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与布局，以及获利的手段、交易规则安排的公平性等维度来进行决策。只有效率兼顾了稀缺、风险、时间、空间与公平等维度的经济决策才是一种完整的经济理的决策。

2.大多数个人“偏好”行为属于按照其他维度决策的理

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经济决策行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往往用个人的行为“偏好”来加以解释。但是人们经济决策的“偏好”行为，多数与他们的决策维度差异有关。因此，现代经济学赖以存在的人的经济行为假设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还必须增加“风险”“公平”“时间”“空间”与“效率”的关系的决策维度，这些维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经济理的规范。如果说人们在经济决策中存在个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时间”“效率—空间”或“效率—风险”维度考虑其偏好行为的。例如，从“效率—稀缺”的维度出发，人的经济行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悖论”。但是从“效率—风险”等维度，这些人的经济行为则是完全理性的，所谓的“悖论”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个人“偏好”可以认为是个人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空间偏好”与“公平偏好”，在相应的维度下无疑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3.经济决策往往是一个多维度选择与“排序”优化的过程

经济危机特征范文第2篇

主要特征

《微访谈》是随着新浪微博的诞生和发展而催生的一款微博产品，因此，不管是从访谈的形式还是内容以及传播方式上，都与微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访谈与微博的结合正是《微访谈》独特的创新之处。笔者在了解和使用的基础上，将《微访谈》的主要特征归纳为以下四种：

1.访谈内容分众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阶层日益多元化。随着通信技术的提高以及大众传媒自身的飞速发展，大众传媒走向分众化成为必然。“小众传媒”根据受众需求的差异性，面向特定的受众群体或大众的某种特定需求，提供特定的信息与服务，在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无疑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③而《微访谈》作为一种传播的全新模式，同样应紧紧把握这种趋势。《微访谈》的首页中主要有“热门推荐”、“今日关注”、“专题推荐”、“热门栏目”四个板块。“热门栏目”为用户提供娱乐、体育、生活、财经、时尚、文化、教育、科技等8个方面的访谈话题以供用户选择，每个领域下面又设有若干个子栏目。《微访谈》个性化的内容服务，让不同层次和不同爱好的人群都能找到自己所感兴趣和关注的东西，让受众对《微访谈》的认可度和忠诚度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2.访谈形式创新化

《微访谈》的构成要素包括访谈内容、访谈嘉宾、主持人、网民。《微访谈》的创新之处，在于主持人在访谈中更加强调访谈对象和网民之间的直接交流，有时访谈嘉宾甚至充当了主持人的角色。《微访谈》把主持人的提问权下放给网民，网民直接向嘉宾提问，在提问的角度上更具有多样性，也更加贴合普通网民的心理。《微访谈》除了有常规的限时访谈之外，还提供一种长期访谈的服务，不受访谈时间的限制长期开放，各界专家会长期参与访谈并回答网友们的咨询。如果网民漏过了某些自己感兴趣的访谈的话，还可以在《微访谈》的“精彩回顾”栏目中找到想了解的访谈，重新回顾访谈中的精彩问答，而传统的电视和广播访谈很可能转瞬即逝，观众还来不及观看或收听，访谈就已经结束了，《微访谈》打破了这一时间上的限制，将参与访谈的主动权交给了网民。

3.访谈文字简易化

访谈过程中不论是主持人、访谈嘉宾还是网友，在进行陈述或是问答的过程中，都使用一种比较轻松和随意的语言。由于每条微博的内容限制在140个字以内，因此在访谈过程中，访谈嘉宾和网友的交流一般在140个字内实现。网友的提问内容必须浓缩在有限的字数内，有时候甚至在寥寥数语之间就完成一次问答。在语言的表达上，一方面是语言使用比较随意，不乏网民和嘉宾在访谈时开玩笑的情况；另一方面网络语言的运用在《微访谈》上比较普遍。例如有一期《微访谈》的题目为《幸福在哪里？为你支招，陪你吐槽，解救单身苦闷男女屌丝》，其实讨论的就是男女单身的情感问题。这种题目的运用对于网民来说通俗易懂且让人印象深刻。《微访谈》中，除了可以使用文字以外，图像表情也通常作为一种访谈时表达态度心情的符号，与文字内容配合起来，使访谈更加生动，访谈嘉宾和网民的沟通更加通畅便捷，访谈效果更佳。

4.访谈平台全开放化

《微访谈》的平台主要搭建在新浪微博之上，只要是注册新浪微博的用户都能参与到《微访谈》中，《微访谈》的参与门槛很低。传统的访谈除了主持人和访谈嘉宾之外，其他人很难参与其中。

《微访谈》访谈平台的全开放体现在参与访谈的多途径上，网民不仅可以在电脑上通过互联网参与访谈，还可以通过移动设备连接无线网络参与访谈，只需要一台电脑或是一部手机，就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观看或参与《微访谈》。反观传统的访谈平台，可能仅仅局限于某个范围之内，比如电视访谈就主要在演播厅或直播室内进行，而且参与人数相对固定。

《微访谈》全开放化的另一面是其特有的共享性，网民在自己参与的同时还能在访谈页面点击“推荐给朋友”和“邀请朋友参与”，把好的访谈分享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微访谈》这种及时分享的功能是其他传统访谈方式所不具备的，因而影响力得以有机会以几何级数增长。

发展中的不足

从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来看。虽然每场《微访谈》都有固定的栏目和主题，但访谈过程中往往产生偏离主题的情况。这就需要《微访谈》的主持人在访谈过程中加强话题的引导，让主持人挑选一些符合主题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网民提问。每场《微访谈》都要表现一定的主题和宗旨，最好是能够通过访谈引起人们一定的思考和感悟，而不光是凸显《微访谈》的娱乐性质。《微访谈》在扩展自己内容的广度上也有值得改善的地方，单纯的嘉宾、网民问答形式略显单调。《微访谈》可以通过增加有关访谈内容的新闻链接，提供相关的图片或是视频资料，让网民在参与访谈的同时，还能通过相关的新闻和资料对访谈的嘉宾和主题有全方位的了解和认识。

从宣传推广来看。新浪《微访谈》目前在产品的推广和宣传上投入还不足，了解《微访谈》的渠道主要来自于新浪微博主页上的提示广告。而在新浪网站的主页上还很难看到《微访谈》的宣传广告。

从盈利模式来看。目前主要是通过栏目的冠名来获取收入，模式过于单一化。《微访谈》必须尽快丰富自己的盈利模式，可以尝试跟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体合作而获得更多盈利机会。

发展建议

新浪《微访谈》除了要解决访谈内容深度和广度不够、宣传力度不足、盈利模式单一等问题外，还必须思考怎样形成品牌特色。品牌经营是媒介整体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品牌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除了满足受众的共同需求外，还得加上足以让受众付费购买的价值感，即差别利益或差异化特色。④《微访谈》作为新浪微博这一新兴媒介下属的一个产品，只有注重品牌的开发和品牌内涵的建设，才有可能取得良好的发展和赢得受众的肯定，才能经受得住市场的考验。

《微访谈》在品牌的建设上可以围绕“微”字来展开。“微”可以理解为微小，即把《微访谈》的受众进一步细分化，根据兴趣爱好和习惯把受众分成一个个不同的小群体。在访谈嘉宾的选择和主题的选择上更进一步细分，力争让每一个知道新浪《微访谈》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属。此外，访谈主题的选择还要体现细致入微、体贴入微的特点，选题的角度要更加通俗化、生活化，更加体现人文关怀。《微访谈》要处处从“微”字出发，形成自己的特色，进而更有效地吸引受众。总而言之，《微访谈》打造“微”特色是一种与传统访谈形式进行差异化竞争的优势策略，更是一把取得成功的金钥匙。

注释：

①百度百科：《微访谈》[EB/OL]，/view/4512460.htm

②新浪微博：《微访谈》[EB/OL]，/

③隋新：《“博客”：“后分众化传播时代”的代言人——从媒介文化角度解析大众传媒发展趋势》[EB/OL]，/article.php?id=5273

经济危机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特征定位;静态与动态;基于程序

1特征定位技术概述

对于确定的维护任务,纠正或完善系统的某个或某些功能,我们把这些系统待维护的功能称为特征。完成对特征的纠正或完善,往往只需要理解与这些特征所对应的那部分代码。因此特征定位是实现面向特征程序理解的重要支撑技术。

理解一个特征是如何执行的是程序理解中主要的问题。在真正的理解程序运行之前,必须先定位特征代码的执行位置。找出执行给定特征的源码通常是不容易的,例如现存的文档己经过时,或系统的初始设计师已经无法找到了。所以维护工作引入了不连贯的修改,这种改变引发了这个系统结构的退化。任何时候的修改使得对程序的理解更加难了。近年来,很多研究人员认为辅助纠正性、完善性维护任务的程序理解活动的一个关键步骤是进行特征定位。它将来自系统问题域的特征映射到系统实现域的相应代码实体。而完成对当前任务涉及特征的纠正或完善,往往只需要理解与这些特征所对应的那部分代码。因此特征定位是实现面向特征的程序理解的重要支撑技术。总体来讲,需要通过特征定位恢复出的特征与代码实体间的追踪关系分为基本追踪关系和导出追踪关系两大类。基本追踪关系是特征与代码实体间的相关关系,特征与实现该特征的所有代码实体间具有相关关系。导出追踪关系是从特征与代码实体间的基本追踪关系推导得出。常见的导出追踪关系有特定关系和有关系。特征与代码实体间具有特定关系表明该代码实体参与实现该特征且不参与实现任何其它特征。特征与代码实体间具有共有关系表明该实体参与实现该特征且同时参与实现其它特征。获取一个特征的导出追踪关系通常还需要其它特征的基本追踪关系。

2基于程序静态结构的特征定位

2.1基于抽象系统依赖图的方法

基于抽象系统依赖图定位特定系统特征的方法以人对一个特定的系统特征的认识作为特征定位的出发点。在定位的过程中依赖辅助工具分析得到的程序抽象视图以及辅助工具所提供的对浏览、查找、推理程序信息等活动的支持。但具体而言,其在系统抽象、定位过程和工具支持三方面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系统抽象。其方法在特征定位过程中利用了抽象系统依赖图。asdg建立在系统依赖图的基础之上,但忽略了更细粒度的语句信息。

针对c语言,抽象系统依赖图中的节点代表函数和全局变量,节点间的边代表函数间的调用关系、函数与全局变量之间以及全局变量间的数据流依赖关系。

特征定位过程。他们基于抽象系统依赖图的方法给出了理解人员和辅助工具在特征定位过程中的明确分工和细致的步骤。理解人员的任务是:确定初始节点;选择下一个要访问的节点;访问该节点;判断该节点是否与所调查的特征相关;检查是否己经得到了所有相关的节点。

工具支持。基于抽象系统依赖图的方法中,辅助工具的任务是:构造抽象系统依赖图并可视化展示;根据当前访问的系统依赖图中的节点和边更新查找图;根据确定下来的与当前特征相关的节点和边扩展查找图。

他们的工具中提出了一个查找图的概念,它记录了当前查找过的节点,因此除了提供抽象系统依赖图的可视化以外,还支持程序理解过程中理解步骤的回溯、撤销以及重做。

2.2借鉴地图信息可视化技术的方法

该方法的本质仍然是利用工具辅助人的查找和定位,只是它针对那些分散实现在程序全局内的系统特征,尤其针对大型系统,以基于grep的正规表达式匹配为起点,首先在源代码中强调显示出那些查找到的与当前特征相关的所有语句行。其次,借鉴了地图信息的可视化技术,处理这些大规模空间分散但逻辑相关的语句行信息,为分散实现的系统特征的查找、定位、变更提供了以下辅助:为那些与特定系统特征相关的代码实体建立索引从而对其进行控制;支持在单一视图内展示分散实现的系统特征的所有语句行; 提供视图的缩放以支持用户在不同粒度的程序信息间切换;对实现一个特定系统特征的代码实体的不同修改状态进行标记,从而更好地控制分散实现的代码的变更,并保证代码的一致性;折叠当前不需要的代码信息,使得在一个视图内观察到更多的有用信息。

2.3关注图方法

关注图的核心结构包括类、方法和属性,并刻画它们之间的调用、读取等关系。其方法中,关注图是程序模型的压缩子集,它并没有包含程序模型中涉及一个关注点的所有节点和边,那些能够根据关注图中已有信息准确地从程序模型中恢复出来的信息将被省略,如一个完全实现关注点的类,它的属性和方法肯定也是完全实现该关注点的,则关注图中只包含这个类,它的属性和方法是省略掉的。

关注图将代码中分散实现的关注点的信息集中地以图的形式表示出来,从而辅助支持对其定位以及进一步的变更管理。构造关注图的过程首先基于关键字匹配查找代码中与关注点相关的一个初始点,进而由人交互地对自动提取的结构化

程序模型进行分析,并以计算机辅助的方式构造最终的关注图,同时一获取关注图与源代码之间的追踪关系。

3基于程序动态结构的特征定位

基于动态剖面的特征定位方法依赖对系统的动态执行。它首先为所关注特征设计测试用例。然后通过执行这些测试用例建立特征与代码之间的关系,获取对特征的定位。

3.1软件搜索方法

软件搜索方法关注获取特征与代码实体间的特定追踪关系。该方法针对每个需要定位的系统特征设计两组测试用例,一组测试用例的执行将导致该特征被展示,另外一组测试用例的执行不会涉及这个系统特征。用执行第一组测试用例得到的动态剖面中包含的代码实体减去执行第二组测试用例得到的代码实体,即得到特定于该系统特征的代码部分。

3.2基于动态执行切片的方法

程序切片(program slice)技术是一种分析和理解软件程序的技术。软件人员在代码调试和软件测试过程中,常常会不自觉的应用这种技术。目前,程序切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技术,并出现了许多切片准则、切片算法和相应的软件工具。程序切片是一个可执行程序,是按照一定的准则从源程序中移去零条或多条语句来构造的。随着切片技术的发展,目前对于程序切片还有另外一种定义方法:由影响程序中某个兴趣点处变量值的所有语句和控制谓词组成的一个程序子集,该子集并不一定是一个可执行的程序段。从以上两种定义出发,实际上定义了两种程序切片,即静态切片和动态切片。切片技术从程序中去除不会影响感兴趣的变量语句,形成一个程序的子集,从而简化了程序,有利于故障的定位。

3.3基于形式化概念分析的方法

该方法不仅关注特征与代码实体间的基本追踪关系,其更为关注获取系统特征与代码之间的多种导出追踪关系。因此,即使只对某一个特征进行定位,此外,由于系统特征与测试用例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依赖测试用例获取特征与代码之间的追踪关系还需要考虑特征与测试用例之间的二元关系。因此,首先对测试用例与代码实体间的二元关系进行形式化的概念分析,为其建立一个概念格结构并将其可视化。然后,结合测试用例与特征间的二元关系,交互地分析理解第一步建立的概念格结构,从而获取特征与代码实体间的多种追踪关系。由此可见,对于基于程序动态剖面的特征定位方法,同样需要具有对所要调查的具体特征的先验认识,否则无法设计恰当的测试用例。即便是在具有现成的测试用例的情况下,依然需要理解人员更进一步的工作。因为,为发现特征的错误而设计的测试用例对于定位这个特征可能并不总是完全合适的。而测试用例的自动生成技术通常更多地关注单元测试而不是针对特征的功能测试。可见,这类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对人的依赖,因此理解人员个人的专业水平会影响这类方法定位特征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李必信,程序理解研究与进展,计算机科学,1999

经济危机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内涵；构成；本质特征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B

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都十分重视提升核心竞争力，纷纷提出了战略转型的要求，但对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内涵、维度构成、本质特征等方面的研究触及不深。虽然国内外学界和实务界都非常关注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发展战略与战略管理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极少有研究者系统地研究有关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图通过系统阐释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内涵、维度构成和本质特征，以增进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对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深刻内涵的全面理解，为进一步理解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相关问题提供新视角，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做一些铺垫。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战略竞争力（Strategic Competitiveness）”正式出现于迈克尔A.希特（MichaelA.Hitt）撰写的《美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中的战略竞争力》（The Strategic Competitiveness of U.S Firms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1997年MichaelA.Hitt & R.Duane Ireland、Robert E.Hoskisson合著出版的《战略管理：竞争力与全球化》（Strategic Management:Competitiveness and Globalization）提出了战略竞争力的定义：当一个公司成功地制定和执行了价值创造的战略时，它就能获得战略竞争力，并将获得战略竞争力作为战略管理过程的两大目标之一。何会文（2006）在《基于战略竞争力的服务补救管理体系》一书中，通过深入研究Hitt等学者提出的“战略管理过程”后认为具有战略竞争力的企业，即是在财务、顾客、内部经营过程、学习和成长等四个方面表现出色的企业；战略竞争力是指企业在财务、顾客、内部经营过程、学习和成长等领域的出色表现，是企业成功制定与实施发展战略的结果，是企业未来业绩的资源与能力保证。

魏春旗、朱枫（2005）将战略竞争力概括为：企业的高层决策者根据企业的特点和对内外环境的分析，确定企业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制定和实施企业发展总体谋划的能力。战略竞争力是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战略管理是提升战略竞争力的关键，包括银行总体战略和产品组合、竞争战略、技术创新，以及企业文化、企业形象和人力、财务等战略，基本涵盖了银行生产和发展的全过程。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没有对战略竞争力的内涵，及其相关理论作较为系统的阐释，只是简单介绍了战略管理原理和工具，在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战略后，提出了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举措。

综上所述，对战略竞争力核心内涵等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多数学者和管理界人士只是提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而对战略竞争力的内涵及其本质特征研究为数甚少；特别是对于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一系列维度问题研究得更是不深不透，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地进行理论阐释与分析论证。

二、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内涵

本文认为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是一种系统能力，是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相对于竞争对手所表现出来的，极不容易被模仿替代和复制的，由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等多种能力凝结而成的，能够产生强大竞争能力并创造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集合体，是商业银行综合实力和市场价值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本质上是由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三个部分组成的竞争能力体系，形成三个圆环。

（一）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处于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模型的内环，是战略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决定着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和成长能力，主要包括战略管理、文化管理、风险管控、金融创新、价值创造等核心能力。

1.战略管理能力。战略管理是商业银行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基业常青的重要手段。它是商业银行根据其内外部环境变化制定战略、实施战略，并依据执行结果的评价和反馈来调整、制定新战略的动态过程，分为战略制定、战略实施和战略控制三个阶段。商业银行的战略管理能力也就体现在这三个方面，这种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未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强弱。

2.文化管理能力。文化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是以文化竞争力作为核心竞争力的系统的组织管理方式。对商业银行来说，文化管理就是让广大员工共同参与到银行管理中来，使全行上下对商业银行的使命、愿景和核心价值观达成共识，并通过相应的行为准则，贯穿于银行战略、公司治理、人力资源、金融创新等各方面，从而系统地解决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问题。

3.风险管控能力。所谓商业银行风险管控是指商业银行通过风险识别、评估、分析、预测和处理等方法，预防、回避、分散或转移经营管理中的各种风险，减少或避免经济损失，确保银行资金安全，从而实现风险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行为过程，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把风险管控能力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来抓。

4.金融创新能力。金融创新涵盖了商业银行体制、技术、管理、文化、服务创新等内容，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创新过程。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金融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的高低将成为衡量商业银行市场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准。金融创新能力不仅是商业银行实现有效发展、资产质量提升和利润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商业银行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驱动。

5.价值创造能力。商业银行价值是银行资本与劳动融合、创新过程中而产生的价值，以债务资本价值和权益资本价值为主，可以用会计账面价值、内在价值、市场价值和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EVA）来度量。所谓EVA,其原型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利润（Economic Profit），是商业银行税后净营业利润扣除资本成本（包括债务和权益成本）后的剩余资本收益，它要求银行资本获得的收益必须能抵补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商业银行价值创造能力,也就是商业银行创造EVA的各种能力与潜力的总和。这种价值创造能力反映了商业银行资本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也反映出经营管理者为投资者增值的能力，是商业银行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基础竞争力

基础竞争力处于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模型的中环，是战略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影响着商业银行的基本运行和持续发展能力，主要包括公司治理、人力资源管理、服务营销等基础能力。

1.公司治理能力。商业银行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高杠杆、高风险、负外部性和行业管制与监管等特征，由此决定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也正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公司治理能力在商业银行长期发展战略中的基础地位。公司治理能力是指商业银行体现在公司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等方面的管理能力，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力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商业银行提升战略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

2.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是商业银行根据其发展战略，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地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与管理，以满足银行当前乃至未来发展需要，确保战略目标实现与成员发展最大化的过程，包括人力资源规划与岗位设计、选聘与培训管理、劳动关系管理、薪酬管理、绩效管理等内容。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实质就是融人力资源占有能力、开发能力、配置能力与激活能力为一体的综合能力。商业银行应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高度重视人才的“激活”状态，充分发掘人才的潜力，切实从研究和满足人才需求入手，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能，从而为提升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夯实基础。

3.服务营销能力。服务营销能力也就是商业银行管理其营销职能及金融服务的基础性能力，主要涉及营销战略的决策与实施、市场研究与细分市场、营销渠道建设、客户关系管理及顾客服务等方面的能力。这种基础能力不仅是提升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重要砝码，也是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制胜的法宝。服务营销能力的大小决定和影响着商业银行是否可持续成长与长远发展，只有将“客户满意与客户忠诚”的服务营销理念内化为银行员工的实际行动，才能真正提升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从而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三）环境竞争力

环境竞争力处于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模型的外环，是战略竞争力的重要依托，对于商业银行造就可持续竞争优势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政府管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与国际化程度等外在能力。商业银行环境竞争力是指构成和影响商业银行竞争力外部环境因素的综合，是商业银行长期积累而形成并长期发生作用的、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外在能力。影响和制约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外部环境因素可以归纳为政府管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与国际化程度等，这些因素是否有利于商业银行环境竞争力的提升，也会直接影响和制约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提升。

三、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维度构成

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内涵告诉人们，它由制度、技术、管理和文化维度构成，这四个维度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融于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之中（如图二所示）。其中文化、制度维度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文化、制度维度是技术、管理维度的原动力。文化、制度维度的创新推动着技术、管理维度的创新，如果商业银行没有一个优秀的企业文化、先进的制度，技术、管理创新就会失去文化、体制机制上的重要支撑，而且文化维度的创新还统领着制度、技术、管理维度的创新，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提升的重中之重。

（一）制度维度：银行制度规范

商业银行制度规范是指商业银行为有效实现目标，制定的一系列显性规则、合法程序和标准体系等，并用以约束追求主体福利和效用最大化的银行活动及其成员的行为规范（诺斯，1994），主要包括银行产权制度、管理制度、技术与业务规范以及银行成员的个人行为规范。商业银行制度规范、特别是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直接决定着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管理效率和战略竞争力。因此，制度维度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形成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战略竞争力的动力激励之源，如果银行制度提供的是低动力激励①，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就难以建立。

（二）技术维度――知识、技能与技术系统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技术维度既包含银行所有员工的知识与技能（含服务），同时也包含由广大员工运用其知识与技能所创造的技术系统，比如金融技术②、服务体系等。显然，技术维度的竞争力不仅在人们的大脑中积累起来，而且也在技术系统中积淀下来。在银行产品、银行服务中蕴藏的银行员工的知识和技能，以及镶嵌在技术系统中的知识和技能，是跟战略竞争力最紧密相联的维度。因为银行员工长期积累的知识和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以完善、充实、更新，并且有机地镶嵌于商业银行的技术系统――软件、硬件和工作程序中，从而构成商业银行的技术维度。又由于银行内外部的协同、互补和乘数效应，商业银行所拥有的技术维度会远远大于银行员工个体知识、技能的总和。所以，技术维度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必不可少的部分。

（三）管理维度：组织管理系统

商业银行管理维度主要是涉及组织管理系统的相关维度，组织管理系统由组织构架、控制系统、绩效管理系统、薪酬管理系统、培训教育系统等构成，组织管理系统具有持续不断地引导和管理商业银行知识和技能的功能，同时还具有协调配置、整合、引进和吸收外部知识与技能的功能。组织管理系统中的绩效、薪酬管理等激励系统，形成了商业银行知识和技能交流积累、流动和创新的有效渠道，使得组织管理系统对提升战略竞争力呈现出巨大的支撑作用。事实上，战略竞争力是以核心价值观、制度规范、知识和技能以及资源等诸多形式，存在于人、组织、环境、资产、产品和服务等不同的载体之中，又以出类拔萃的知识、技能和技术系统的形态表现出来，通过绩效管理、激励约束、教育培训、提升系统和程序等管理维度来进行商业银行的资源积累和优化配置，以促进商业银行获取长期可持续竞争优势，实现商业银行的可持续成长。

（四）文化维度：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学和文化学的边缘学科，涉及到使命、愿景、核心价值观、理念、惯例、习俗、道德伦理、社会责任及传统文化等，企业文化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核心支撑（刘光明，2007）。文化维度实质上就是企业文化的范畴，文化维度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核心维度。企业文化以隐性准则的效能，决定着商业银行对知识和能力类别、形式的取舍，对管理模式甚至是不同制度规范的选择等，哪一类知识和能力将受到支持、接纳或提倡，都是商业银行价值取向的结果。由于企业文化包括商业银行使命、愿景、经营理念、行为仪式、价值标准、感情信仰等――它们与不同的知识和能力相关。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产生的企业文化就是商业银行的价值观，商业银行的价值观扮演的就是知识筛选、能力控制的角色。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对不同的知识进行筛选、鼓励、控制，同时，对商业银行各种能力进行整合，最终形成战略竞争力。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的知识和技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状态，即员工个人层面的知识和技能，镶嵌在技术系统中的知识和技能，融合在管理阶层观念、行为及组织的流程和惯例之中的知识和技能。但是，无论哪种状态的知识和技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非常依赖于商业银行的核心价值观。价值观体现了一系列相关的假设，价值取向引导着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制约着银行员工的行为。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惯例和标准等，确保了银行能够发现其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并把它们积累起来。因此，文化维度和制度、技术与管理维度相互作用，将形成自我强化和提升的良性循环，从而铸就强大的战略竞争力。

四、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本质特征

结合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内涵和维度构成，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除了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异质性、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不可替代性、不可交易性等突出特征，以及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特殊性外，至少还具有以下五个本质特征：

1.战略性。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战略性”，主要体现在制造商业银行竞争中的取舍效应,也就是选择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的问题。如果商业银行没有取舍效应，那么根本就不需要发展战略，也就更不需要谈及战略竞争力。商业银行作为特殊的金融企业，强调战略竞争力，本质上讲就是要关注两点：一是商业银行如何去竞争以在市场上获取竞争优势；二是商业银行如何在市场上创造出一种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使之不仅独特有价值，而且难以被模仿复制或替代。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对未来一个时期经营管理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积极做出应有的战略规划与决策，同时加强战略管理，实际上也充分体现出战略竞争力鲜明的战略性特征。

2.可持续性。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可持续性”，实质上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核心业务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以此确保商业银行具备持续不断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二是促进商业银行周边产业链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以确保其经营管理能够对社会产生持续的正面影响，从而提升商业银行的环境竞争力。

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强调的是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必须进行战略性整合，不仅将视野从优先考虑利益最大化延伸至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而且还把对生态影响、社会公正和经济公平的考虑纳入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的基本范畴，把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最大限度地提高股东及相关利益者价值与客户满意度摆在同等位置。因此，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可持续性是其最本质的特征。

3.系统性。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不仅自身构成是一个多维度的系统，而且还包含若干个子系统。系统性强调的是战略竞争力各要素之间的协调与配合，追求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化和持久性。它既要求商业银行特别注重其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的提升，更强调决策层和银行家的全局意识、系统战略思维。如果一家商业银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要持续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变化来进行持续变革与持续创新，形成商业银行的战略竞争力，发挥其协同效应与系统作用，从而促进商业银行可持续成长。

4.资产专有性。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是由多种能力体系构成的集合体，由于各个能力体系的结构不同，商业银行的资产存量在现有领域就会形成沉没成本，使得商业银行对战略竞争力的投资成为不可还原性投资。因此，战略竞争力也可以看成是商业银行的一种专用性资产，具有资产专有性特征。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专有性还表现在长期积累的自然属性上，因为战略竞争力具有历史依存性，是需要银行长时间积累、学习而形成的。竞争对手模仿一套环环相扣的能力体系，远比仿制某一特定的营销方案、一项制造技术或者一个特色产品要难得多，这就使得竞争对手处于时间劣势，自然形成进入的资产壁垒而无法参与竞争，从而保护了商业银行垄断利润的获得，同时也对商业银行自身构成一种推出壁垒，使其本身的资产和能力在原有基础上持续提升。

5.知识性。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认为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而核心竞争力又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最核心的能力，可见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具有明显的知识性特征。从战略竞争力维度构成看，因为制度维度是银行家实施战略构想、完成资源配置、追求战略目标的一系列行为规则的公开性知识，技术维度是科学知识或其他知识在实践中的系统应用，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相关知识与使用的知识工具的总和，也是商业银行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创造出来具有银行特殊性的知识，并与外部获取知识相结合的经营化了的知识体系。管理维度是关于协调、控制、整合银行内外部资源的知识，文化维度则可以被视为有关说明企业应该做什么，如何做的一种非公开的知识（休・考格特等，2000）。所以，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具有难以仿制的知识性特征。

注释：

① 新制度经济学把产权不清或不具有“排他性”的产权所产生的激励不足现象称之为“低动力激励”。

② 金融技术是指那些被广泛应用于银行业，并使传统银行发展到电子银行的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统称（温彬，20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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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特征范文第5篇

（一）大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烟台市就在全省率先提出“稳一块，活一块”工作思路，打破了以粮为纲生产格局；90年代初期，又在全省、全国率先提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近年来，全市抓住机遇，大力拓展山、海、田特色农业领域，构筑“山海田三分天下，种养加并驾齐驱”的发展格局，先后推出了“山上烟台”、“海上烟台”等发展市场农业的整套战略，对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副业结构进行了全面优化，特色高效农业向高端、高质、高效快速迈进。目前，全市果品、畜牧、水产产值分别为167.4亿元、119.9亿元、181.8亿元，分别占农业总产值的25.9%、18.6%、28.2%。

（二）发展壮大支柱产业。从2007年起，烟台市级财政每年安排3000多万元，重点扶持苹果、大樱桃、海珍品和畜禽等优势产业，全市60%的粮经作物和可开发利用海面实现了区域化种养。先后出台了《烟台市优势农产品发展区域规划》、《烟台苹果、大樱桃发展规划》、《烟台市水果产业振兴规划》等一系列指导文件。目前，全市基本形成以栖霞、招远、牟平为主的苹果，以蓬莱、龙口为主的葡萄，以福山、莱山为主的大樱桃，以莱阳、海阳为主的蔬菜，以莱州、长岛为主的海珍品养殖，以莱阳、蓬莱、招远为主的畜牧养殖以及招远粉丝、莱州种业等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规模化基地。成为全国最大的红富士苹果生产基地和唯一集中栽培大樱桃的地区，全国重要的优质畜产品生产基地、重要的畜禽良种繁育基地，全国名优水产品生产基地和最重要的渔业基地之一。

（三）实施品牌带动战略。 2009年，烟台市出台了《关于推进农业品牌化建设的意见》，用4年时间投入5000万元，对培创特色品牌农产品生产基地、获得省以上名牌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产品保护的企业、经济组织给予资金扶持，通过不断培创新品牌，提升壮大传统品牌，在全市构筑起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品牌产业―品牌经济的农业发展新格局。截至到2011年，全市累计注册农产品商标3721件，其中中国驰名商标14个、山东著名商标77件；培植山东省名牌农产品50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17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2个、农产品地理标志1个。烟台苹果在全国区域农产品品牌价值评估中，连续三年位居中国果业第一品牌，烟台大樱桃连续三年跻身中国果业十大品牌之一。

（四）坚持外向拉动战略。发展高效特色农业，必须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双轮驱动。“走出去”，一是引导企业让产品走出去。在保持日韩等亚洲传统出口市场优势的同时，重点开拓北美、西欧和大洋洲市场；逐步向东欧、非洲、拉丁美洲市场渗透，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阶梯型发展的农产品多元化市场出口格局。近年来，烟台市在保证农产品出口量、出口额快速增长的同时，不断优化出口结构，日韩等亚洲市场出口比重由80%降至65%，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出口比重上升到35%。二是引导企业走出去。出台了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指导意见，鼓励食品、种植养殖、水产品加工等行业的龙头企业，利用现有设备和成熟技术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到我国周边和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中心，引导和推动企业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培育跨国企业集团。目前，全市有80多个农业龙头企业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办事处、分公司。“引进来”，一是提高龙头企业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优化外资投向与布局，围绕烟台农业发展特色和优势，重点引进高附加值的蔬菜、果品、水海产品新品种，引进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先进种养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吸引外商开展农牧渔业综合开发，发展生态农业。有针对性地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科技，提高农业利用外资的科技含量，培育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新的产业体系。二是拓宽龙头企业引资渠道与方式。在继续吸收韩国、东南亚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投资的同时，加大吸收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力度，重点引进大企业、大财团、大商社、跨国公司投资；采用融资租赁、合作开发、项目融资、境外上市、跨国并购等方式，帮助企业建立农业利用外资项目库，由市政府定期对外公布重点招商项目名单。目前，全市共引进农业外资企业400多家，累计利用外资20多亿美元。

（五）靠产业化完善经营模式。2007―2010年，烟台在全市开展了农业产业化百强龙头企业创建活动，市级财政每年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对骨干龙头企业进行重点扶持；从2011年开始，市政府确定每两年开展一次市级龙头企业评选，现已评选出100家企业做为首批市级龙头企业，各级财政每年安排的龙头企业扶持资金达到2000多万元。经过多年发展，烟台市年销售收入过500万元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000多家，其中亿元以上120家；出口创汇1000万美元以上的76家；国家和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数量分别达到13家和61家。在国内外上市企业数量达到11家，位居全国地级市之首。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户占70%，吸纳75万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涉及市内外基地600万亩、农户300万户，户均增收1600元，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同时，各级积极引导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走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新路子。

（六）着力推动技术创新。一方面，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市建立起以烟台农科院、莱州农科院为主体和民营科研机构、农业龙头企业相结合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启动了烟台苹果、大樱桃市级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8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综合试验站在烟台落地，国家级苹果育种中心、大樱桃栽培障碍技术攻关等一批国家级科技项目也先后落户烟台。全市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56%以上，获得植物新品种权数量占全省的58%，累计培育引进农业新品种300多个，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水果良种覆盖率达到100%，水产良种覆盖率达到90%以上。目前，全市已有10个县市区政府出台了基层农技体系改革实施意见，5个市被农业部列为国家级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配备农民技术员的行政村达到329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