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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学与政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政治学是其母学科。现代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况不断地将官僚体制推上统治过程中的杰出位置……结果,业已成为现代国家主要政策场所的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官僚政治。公共行政的首要也是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官僚模型。传统的官僚模型始于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它强调以机械的控制手段来提高效率,利用严格的科学原理进行组织设计与管理,却忽视了对人的关怀。逐渐发展的新官僚模型改进其原有的静态结构研究,形成理性的决策模式。同时,也更关注人的需要,以及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公共行政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又都比政治学的内容要少,因为作为政治学这个母学科的一个子学科,公共行政不仅与其母学科的关系不太融洽,而且它还一直在热切并富有成效地在其他学科中寻找自己的“父学科”。在霍哲等人看来,公共行政=政治+管理。广泛吸收公共选择理论与管理经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始于新西兰。它强调将私营部门的管理经验引入公共部门,并充分利用市场的理性选择作用,是一套取自于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的价值观,倡导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并且强调政府应集中力量“掌舵”而非“划桨”。公共管理要求以政治敏锐和公共服务价值观来平衡责任感。作为一个术语,“公共管理”意味着公共政策与行政的会聚,并确认在公共管理中管理与政治两者不可或缺。在公共管理模式中,政治家与经理的关系比以前更有弹性、更为融洽。不仅如此,公共管理的作用范围较之公共行政阶段的官僚体系也更加广泛。但是当我们急于掌舵时,也许我们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正是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的基础上登哈特夫妇提出了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服务是一套以公民为中心的理论,它所关注的不是“掌舵”或“划桨”的问题,而是如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建立一套“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公共管理要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政府组织已不在是传统意义上社会资源的提供者或创造者,政府及其公共部门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多种机制和方式的灵活运用,提供各种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公共物品,以不断回应社会公共需求偏好、维护公共利益。同时,作为统一学科的中国公共管理学又具有双重性,不仅体现在其作为学科的研究性,还体现在它是一个“职业的、实务领域的公共行动”。从理论层面来说,公共管理学将公共管理活动作为研究主题,探究如何有效组织公共部门合理配置资源,综合研究各种理论或学派的理想方案并结合社会现实状况,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管理路径;在实践意义上,公共管理学又旨在培养高质量的公共管理人才,使其在政府机构、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中能够与所处的政治环境有效沟通并熟练的执行各项政策,运行所处机构。
二、价值基础
选定与夯实合理完备的价值基础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津要所在。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色、专业内涵以及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均取决于价值基础的价值结构的合理规划、价值秩序的有效构建;另一方面,合理的价值基础不仅在理论上为公共管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正当性理据,也在实践中成为对公共管理实践做出好坏优劣等评判的基本准绳。考虑到“公共行政是政府的艺术与科学跟管理的艺术与科学的联姻。效率与经济主要属于管理理论的范畴,而社会公平属于政府理论的范畴。”同时,随着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民主参与、公民权也日益成为公共管理学走向成熟的重要理论支柱。因此,公平、民主与效率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基础。进而言之,正如学人江畅所言,“由于人的需要(欲望)所指向的无非是目的和手段,同时只有当一个事物作为目的或手段时它才能成为满足人的需要(欲望)的事物,因而目的和手段对于人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对于人而言的所有价值都无非是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这两类。”借鉴上述对价值的分类,公平应属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而效率则是手段性价值;至于民主,笔者认为兼而有之。首先,公平应当被确立为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基础。“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强调公共管理者决策和项目执行的责任,强调公共管理的变革,强调对公民需求而非公共组织需求的回应……新公共行政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公平的对待公民。社会公平就包括旨在增强这些少数群体政治权力并改进他们经济福祉的一系列活动。”在《正义论》中,罗尔斯针对正义分配提出了著名的“差别原则”,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诚然,社会公平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不平等都会消失,但是每个人的基本利益都应该得到起码的尊重与保障。公平价值赋予了公共管理伦理的内容,强调了公共组织提供的服务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公共管理学研究如何合理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如何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这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其次,民主既是一种手段性价值也是一种目的工具性价值。就前者而言,不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目的都在于追求一种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生活。近千年的人类政治实践历史已经揭示了如下政治学公理,即:相对于其他政治范式,民主是实现优良生活的最有效手段。就后者而言,民主本身已然成为一种可欲的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民主生活中所充盈的平等的理念、自由的氛围、尊重的品格、人道的魅力甚至参与的乐趣等待,已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个人与民族矢志不渝地将民主作为上下求索的价值目标。在当代共和主义思潮、尤其是公民资格理论的深度影响下,民主即参与、“民主意味着参与”,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思想背景。民主价值、公民参与等依然成为作为公共管理理论重要补充的公共服务理论的观念圭臬。因为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公民的参与来保障公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不论是公民参与还是享受公共服务,都是公民权的重要体现。公共服务是政府运用公共资源,根据社会公共需求,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提供的社会产品和服务。公民的参与能迅速高效的反应社会需求,从而为政府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需求提供有力参数。最后,作为公共管理学的手段性价值,“效率”是一个颇具歧义的概念。通常而言,效率可分为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经济学效率“强调的是以最少投入取得最大产出”;社会性效率“以社会价值观念为目标,规范的予以衡量的效率”。从行政学本身的应用属性来看,对于效率的一定追求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由于实际操作中对于“效率至上”原则的过分夸大,原本的“工具合理性”变为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公共管理学在合理吸收西方价值工具的同时也要警惕工具的目的化,尽量规避效率原则的弊端。不可以简单的将绩效作为评判组织优劣的标准,还要防止效率异化而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以致出现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西方传统的科学管理所追求的效率原则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操作程序之上的,而当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学在研究其效率的同时更应关注“人”———效率的创造者;毕竟,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效率,它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中国公共管理学早期深受传统行政学“效率至上”原则影响,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并以此指导社会实践。单纯的追求效率让社会陷入两极分化动荡不安,中国饱尝效率至上之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共管理学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其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认识到行政的目的在于更好的服务;亦即,公共管理要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政府组织有先天的官僚特质,在参与社会利益分配时不仅会降低效率更会损害其公平性,因此公共管理学要做的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满足公共需求。
三、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确定研究对象不仅是划定学科分类的重要依据,也是界定研究任务、创建学科体系的观念前提。就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而言,确立妥当的研究对象是其立身之本与发展之源。人类是在对利益的不断追求中发展进步的,然而人的社会性又决定人类对于利益的追求不能离开社会,也就是说面临着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共管理就是要满足社会需求,合理分配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服务。公共管理学以公共部门管理作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政府部门管理。公共利益的现实表现形态是公共资源。政府组织要做的是有效地组织公共资源,使其能够有效增值;合理分配公共资源,使其能够依据社会需求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政府保障对于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是满足社会和个人需求的前提。但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破坏。对于中国来说,政府以官僚组织的形式运行,在官僚体制中人治现象突出缺乏法制规范。同时,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也容易使得信息在收集、传递过程中出现失真,效率低下。这就容易导致政府对于社会需求的变化反映迟缓,也就不可能有效地组织、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权力过分的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权力有限。但我们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21世纪,长长的信息传递链条不仅容易使信息失真,而且往往会错失良机。公共服务理论认为现代政府组织的角色是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掌舵”。因此,行政机构改革势在必行。“力求使政府不走弯路,使政府专心处理公务减少闲杂事务,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机构,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这也要求政府组织在进行政策制定、执行时要鼓励公民参与。民主不仅有利于公民的主人公意识、公民精神的培育,也会促进公共资源的合理流动。另一方面,随着公共管理学的推进,公民社会自治网络的形成,公共管理的主体趋向多元化,不仅包涵政府组织也包括为社会公共利益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管理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一条路径,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也是对于政府组织管理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对于维护公民权利有重要意义。俞可平先生认为:由民间组织独自行使或他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当前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发展极不健全,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公共公共管理学未来的发展中,应探究如何应健全法规从制度层面保障非政府组织的合理存在,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应有作用。
四、结语
项目类别: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一般自选项目、青年自选项目(自选项目指没有包括在课题指南范围);
学科分类:根据申报项目数据代码表,填写一级学科(如:哲学、应用经济、经济理论,等);
负责人所在单位:不具体到各院系,只填写:安徽师范大学;
填表日期:与申请人承诺日期一致,20**年2月28日前。
注:要注意封面形式上的美观,下划线中间不能断裂。
二、申请者的承诺:
申请人(签章):本人签名或盖章,不能打印签名。
三、数据表:
1、表格粗框内填写代码(请查数据表的各项代码),细框内填写汉字(应根据数据代码表来填写);
2、学科分类:粗框内填写二级学科代码,细框内填写二级学科名称,如,申报哲学学科伦理学专业,则在粗框内填“ZXH”,细框内填“哲学伦理学”字样;跨学科的课题,填写为主的学科分类代码。“公共管理学科”填写“政治学其他学科”代码(即ZZE),管理学其他学科选择相关的学科分类代码;
3、研究类型:基础理论研究一定要在《课题指南》中有相应的申报范围、方向或重点研究领域,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拟定题目。应用经济学科由于内容比较宽泛,原则上要按照《课题指南》规定的条目进行申报,一般不受理自选课题申报。
3、工作单位:填写“安徽师范大学ⅹⅹ学院”,不能简写;
4、主要参加者:
必须真正参加本项目的研究工作,不含项目申报人。栏目不够可加附页。
申请人应亲自联系主要参加者,确定落实以下情况:主要参加者没有以负责人名义申报本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没有作为主要参加者参加本次国家社科基金3项(含3项)以上,即只能参加2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不能作为参加者申报;
主要参加者,不能为境外、国外人员;主要参加者若无职称,如在实际部门工作人员或在读博士生,请填写行政职务或填初级以下;研究专长,按数据表的二级学科填写;青年基金项目,参加者年龄不能超过39周岁(**年3月20日以后出生);
5、推荐人姓名:申请者为讲师或中级职称的,须填写;副高以上职称的,不须填写此栏;
6、预期成果:指最终研究成果形式,可选报1项或2项;
7、申请经费:以万元为单位,填写阿拉伯数字,注意小数点位置。今年资助力度:重点项目平均资助强度15万元,一般项目10万元,青年项目8万元;
8、预计完成时间:应用对策研究要根据需要的紧迫性来确定完成时间(1-2年,最多不超过2年内完成),基础研究一般要在2-3年内完成。项目研究开始时间的起点为:20**年6月,请以此为参照来计算预期完成时间;
四、课题论证:
1、格式:每段前空两格;论证中的序号不能太乱、太复杂;控制在4页内,注意字体不能太小,保留适当的行距;
2、论证分三个部分,每个部分有小标题,分为:1.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2.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3.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和主要参考文献。其中第三部分分为:课题负责人相关前期成果和主要参考文献。小标题分别用黑体字突出;
3、论证应避免以下方面缺陷:论证填写简单,论证草率,内容有明显缺项的;选题过于细小分散、缺乏全国性意义或典型性,不符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方向的;无前期相关研究成果或前期研究成果与所申报课题基本无关、研究基础薄弱的;
4、字数4000字左右(包括标点符号);
5、申请书(非活页)中的课题设计论证,不作匿名评审要求,可以出现个人背景信息;
6、课题负责人的相关著作不列入参考文献。
六、完成项目研究的基础和保证:
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前期相关科研成果:概括发表成果篇数以及发表刊物名称、日期(成果名称不写),然后具体说明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
本课题研究时间、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体现完成项目研究的基本保证。
七、经费概算:
各类开支科目的解释具体见最新的经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其中,专家咨讯费和劳务费,重大项目不得超过项目资助额的5%,其它项目不得超过项目资助额的10%。
管理费:重大项目每项不超过5000元;其他项目不得超过项目资助额的3%,其中,年度项目中的重点项目每项不超过3000元,年度项目中的一般项目、青年项目每项不超过2000元。
八、推荐人意见:
推荐人姓名不用打印,要用笔签;
九、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填上“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属实;该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业务素质适合承担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单位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时间为:20**年3月10日
注:申请书各页的表格不能错页、乱页,表格断裂;
十、《课题论证》活页审查要点:
1、活页上方2个代码框申请人不填。
2、活页要求特别注意的(匿名通讯评审,不能出现背景信息),活页文字表述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个人相关背景材料,否则取消参评资格。
按照以上对文化产业学的学科属性的理解和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当前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为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氛围和条件。相关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文化部先后授予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基地”的称号,多所研究机构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学术中心。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中国文化产业三十人论坛《、中国文化报》的《文化产业周刊》《、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蓝皮书》《、光明日报》的中国文化产业高峰对话及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推选等等,都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中具有全国影响的事件,不仅推出了一批学术研究成果,而且也推出了一批从事文化产业研究具有一定影响的学者,更重要的是搭建了政(政府)产(产业)学(教学)研(研究)对话、互动、促进的平台,显示出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蓬勃生机。当然,在文化产业学科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如同文化产业发展本身显示出的“泡沫”现象一样,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也同样存在盲目上马、基础不稳、定位不准、培养模式同质化、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脱节等现象。第一,作为交叉型学科,文化产业相关学科之间常常相互分离、融合不足。如前所述,文化产业学是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创意学科群之间的化学融合而不是简单的物理相加,但目前部分文化产业研究者仍然简单地用原来的学科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化产业,体现出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上的某些局限性。例如其中源自人文学科的一些研究往往缺乏量化手段,使得文化产业研究缺乏经济学基础;而源自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则又可能缺乏对文化特殊性、文化创意性的差异认知。而在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上,许多学校还只是将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创意学的不同模块简单组合,缺乏真正学科交叉之后所产生的学科范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事实上,文化产业经济学,并不是文化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相加,版权经济、文化折扣、外部利益等等体现的恰恰是文化产业特有的经济学特征。第二,作为新兴学科,文化产业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还比较薄弱。该领域的研究者目前大多以文化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等人文学科学者为主,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者介入相对较少,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都比较偏向于文本研究和社会研究传统,文化产业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还缺乏深入分析。到目前为止,虽然文化产业的概论性、描述性著作出版了多部,但对文化产业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国情下文化产业的经济学研究仍然比较零散和肤浅,比如对政府、企业、市场的关系以及版权经济特点、文化产业规制、国际文化贸易、文化产业投融资规律、文化产业整合与产业结构、文化市场特性、科技创新的文化价值等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说都远远不能满足文化产业发展对理论研究的迫切需要。第三,作为应用型学科,文化产业学科的针对性和实践性不足。目前文化产业研究和人才培养,主要的学术力量仍然大部分来自于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文化产业的实践结合还严重不足。据对15所开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院校的统计,实践课程平均学分数为25,总学分平均数为168,实践课程占总学分的平均比例仅为15%②,缺乏经济管理学科那种比较悠久和成熟的产、学、研互动的基础和机制,导致文化产业学科的人才培养有可能学非所用、学用脱节,不能完全适应产业发展需求,甚至出现一方面产业界对能够打通文化与产业界限的人才需求如饥似渴,另一方面教育界培养的文化产业毕业生却难以找到相应的对口工作,以至于有人调侃说:文化产业有前途、文化产业最缺人的说法在现实面前似乎没有得到证明③。应该说,文化产业学科作为应用型学科,如果缺乏实践领域的呼应、检验、互动,很难体现出学科的生命力。因此,重视学科的交叉性,不仅强调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创意之间的学科结合,更要强调对文化的产业性和产业的文化性的整体认识;重视学科的创新性,在回答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同时,形成文化产业的基础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视学科的应用性,在学科与文化产业发展的互动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假设新问题,预期新问题。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化产业学科建设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的确还刚刚起步,未来任重道远。
二、当前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现状的分析
任何学科都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是形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培养与本学科定位相一致的人才。文化产业学科从1993年开始设文化艺术管理本科目录,1998年开始设置相关的公共事业管理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山西大学等高校都先后在相关专业招收与文化产业管理有关的文化管理、文化艺术事业管理等本科专业方向的学生。2004年,教育部又批准了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云南大学等全国重点高校开办文化产业管理专业。2005年,中央财经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山东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等高校和两所独立学院也相继开办了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之后,全国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专科性大学和学院纷纷开设与文化产业、文化管理相关的专业和方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开办与文化产业管理有关的学科专业的高校已超过70所。在文化产业学科中“,文化产业管理”由于应用性强、人才培养需求突出,成为了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最多、发展最快的专业方向,相关人才培养几乎涵盖了高等教育的所有层次,有的学校培养专科、本科等应用技能型人才,还有学校培养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综合性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师范类院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艺术类院校(如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如北京印刷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都纷纷加入到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行列中。目前国内的文化产业相关学术机构和专业方向(包括文化产业管理、文化产业经济学、艺术管理、传媒管理、制片管理等等)主要分布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众多不同的一级学科中,甚至也包含在财经院校、外语院校、旅游院校、体育院校的相关更加专业的学科中,成为了高校发展最快的新兴专业群之一。这既是教育专业自身不断整合与分化的结果,也是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产生的回应。目前各个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上大多处在“自选动作”的试验阶段。有关研究考察了17所样本本科院校的教学计划或人才培养方案,发现各学校的专业建设往往受到所依托学科的影响,课程设置差异很大:中央财经大学着重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相关的课程,华东政法大学则强调法学类的课程,山东大学的课程重点在如何使文化资源变为文化资本,中央戏剧学院重视剧团和剧院的管理,北京舞蹈学院重点加强国际艺术经营与交流等等。这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学校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不同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文化产业课程体系、建设体系还不够完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高校任课教师的“因人施教”和学科的“娘家”背景。正如该研究报告所说:“专业人才储备严重不足,有些专业教师尽管在学科的大背景上与文化产业管理是相契合的,但也存在一个学科转向的问题;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素质拓展三大教学体系尚不健全,尤其是实践基地的建设严重滞后于人才培养的需要。”④
三、对我国当前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的建议
文化产业作为一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新兴交叉学科的历史相对短暂,学科的交叉性又使学科的边界比较模糊,但是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都越来越明显,这都促使要强化学科建设的自觉性和整体性,推动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的高水平发展。应该说,这种发展需要一定的学术积累和知识积淀,也需要人才培养的更长时期的探索和总结。而当下最紧迫的是:为学科建设的发展奠定基础,包括学科目录的基础、学术组织和学科平台的基础、人才培养的基础。
(一)设置相应的文化产业学科目录名正才能言顺。学科目录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科定位的基础性工作。文化产业作为交叉学科,它的学科归属一直存在争议——既可以设在经济学或者管理学学科中,也可以设立在文化创意学科群中。目前文化产业学科大多分散置于各传统学科的分类下,文学、艺术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之中都分别自设了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方向,比如艺术学科中的艺术管理、企业管理中的文化产业、经济学中的传媒经济学、电影学中的制片管理、戏剧学中的剧院管理等等。艺术管理、影视制片等存在于艺术学,传媒经济、传媒经营与管理、广告学等存在于新闻传播学,体育产业管理等存在于体育学,旅游管理存在于旅游学等等。学科设置的归属比较复杂,难以形成比较统一的学科组织、学科规范和学科共同体。因而,在学科目录设置上,考虑到文化产业学科的这种重叠、交叉的特点,以及学科内部所需要的逻辑性,将文化产业学从所有学科中完全独立出来比较困难,也未必必要——因为文化产业如果脱离了各交叉学科的背景支撑,可能会更加势单力薄。因而,我们可以考虑将文化产业学的相关分支,分别设立在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相关的文化创意学科中,各个不同分支相互依存,形成一种交叉性的学科集群。在这样的思路下,可以考虑在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13745-2009)》中,原来的“39630管理学”目录下,新增“文化产业管理”;“48790经济学”目录下,新增“文化产业经济学”;“45760艺术学”目录下,新增“艺术管理”“,54860新闻学与传播学”目录下,新增“传媒管理与经营(”替代原有内涵和外延都相对狭窄的“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具体学科设置如下所示。以上学科,既基本满足了文化产业学科的覆盖要求,又尊重了学科发展的传统和历史,同时也体现了交叉性的特点。而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这一高校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指导目录中,建议可以在经济学门类中,将“文化产业经济学”设置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在管理学门类中,将“文化产业管理”列为一级学科;在艺术学门类中,将“艺术管理”列入一级学科;在文学门类中,将“传媒经济与管理”列为新闻传播学的二级学科。具体设置如下所示而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布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目录中,目前文化产业相关的方向也散见于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以及综合类之中,实际上也可以考虑在现有的22个大类之外,增加“文化事业与产业”的大类,将分布在各个学科中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相关的课题集中起来,使申报、评审的学科标准、学术评价相对一致。除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教育学、体育学、心理学、国际问题研究等22大类之外,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单列,其中包含文化法规与政策、文化公共管理、公共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传媒经济与管理、艺术管理、文化市场等相关内容。以上的学科划分,既满足了目前大多数文化产业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也符合文化产业的交叉学科特征;既考虑了学科属性上的共同性,也考虑到了学科发展的差异性;既在科研组织上可以操作,也在人才培养方向上可以定位,从而体现出既有差异又有共性的一个交叉的文化产业学科集群。
(二)成立相应的文化产业学术和教学组织学科平台是学科逐渐走向成型的重要标志,也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条件。首先,建议成立“中国文化产业学会(或研究会)”。文化产业研究和教学的快速发展,对全国性的学科协调、组织平台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过去几年,自发组织建立的“全国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联席会议”是文化产业学科的主要信息沟通平台,联席会议除了组织信息交流活动之外,缺乏常设性的稳定的组织形态,也不能承担经常性的组织联络功能,难以对学科发展提供持续支撑。我们建议应该尽快成立全国文化产业学会,组织学术活动、集合学术力量、沟通学术信息、规范学术研究、协调学科建设,条件具备时,可以编辑出版“文化产业研究”学术期刊,推动全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发展。其次,建议组建“文化产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已有近百所大学设有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和方向,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材建设等等都需要通过全国性教学协调机构来组织交流、研讨和提供相应的指导。教育部可以尽快组建文化产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加强文化产业相关学科的教学经验交流,推进全国文化产业相关学科的教学规范化建设,组织文化产业核心课程的教材编写,强化文化产业师资的培训培养,提高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三)探索独特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模式文化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因而文化产业学科需要设计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既应该包括学历、学位教育,也应该包括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既要培养从事管理运营的行业高端人才,从事行业研究的学术专门人才,也要培养实践性强的职业实用人才。在本科阶段,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已在管理学目录下设置了“120210文化产业管理(注:可授管理学或艺术学学士学位)”,应该说已经能够基本满足本科教育的需要,不同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为不同的专业方向,如制片管理、剧院管理、演艺经纪等等。特别是应该根据文化产业发展对学科交叉的高端应用人才的需求,增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硕士”学位,与1251工商管理、1252公共管理、1253会计、1254旅游管理、1255图书情报、1256工程管理等并列,面向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甚至法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招收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人才。文化产业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强、多学科交融的应用型学科。文化产业专业硕士的培养,既符合文化产业自身的学科特点,也符合文化产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面向行业发展需求,开办文化产业专业硕士项目,是当下文化产业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适应新媒介环境进行全球传播发展,强化经济学、管理学、创意学科以及与信息学科的融合,重视实践教学、案例教学,强化产、学、研互动,推动业界、学界的密切结合,为文化产业培养高端管理人才研究生符合文化产业的学科定位和培养目标定位。建议在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积极试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博士的培养,强化文化产业高级人才的经济学背景。
(四)加强对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规律的研究从目前对文化产业需求的调查、高校人才培养现状的分析、国际相关学科人才培养经验的借鉴来看,当前中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应遵循自己的一些学科规律。第一,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重视学科共性与专业个性、学科普遍性与学校特色的结合。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必须在文化产业经济学、管理学的共同基础之上,不同的学校根据资源、需求和整合条件,确定自己人才培养的定位和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特色。对于包含领域广泛、涉及行业众多的文化产业来说,人才培养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出学科特色和专业品牌。部分院校在这方面已经开始有了比较成功的探索,如上海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院校都充分结合了该校师资、教学优势以及人才培养传统,设立了影视管理、舞台策划、戏剧管理、会展策划、音乐管理等有特色的专业,在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机制和教学模式上,都形成了一定的优势。第二,在教学内容上重视学科的交叉性,真正完成多学科的融合。文化产业作为交叉学科,不能仅仅是经济学、管理学、文学、艺术学课程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开设一系列从经济学、管理学角度去研究文化产业的课程,使各学科真正在交叉中融合《。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学》《、文化产业市场学》、《文化产业国际贸易》这些基本课程,要体现出交叉学科的特殊性和创新性,培养学生从经济学、管理学视角去理解文化产业,同时也需要学生从文化特性的角度去看到文化产业。第三,在培养体系上,形成通才与专才、高端人才和专门人才的不同层次。如果说文化创意人才主要仍然需要由传统的文学、艺术相关学科培养,文化技术人才主要还是由信息科学、工程技术等相关学科培养,那么文化产业学科则主要是培养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人才。这类人才包含两个不同层次。一是通用性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主要包括文化产业公共管理、文化产业投融资、文化产业项目策划、文化企业管理、文化品牌管理、文化市场营销、版权经济管理、文化法规政策、国际文化贸易等等方向。二是文化产业各分支领域的专门人才,如制片管理、美术品经营、演艺经纪、会展策划、影院管理、剧场管理等等。前者可以考虑培养硕士、专业硕士,培养目标是文化产业的高级策划管理者,甚至还可以培养少量的从事文化产业研究和教学的博士研究生;后者则以本科、高职为主,主要培养职业化的专门人才,并与文化行业的直接需求密切结合。第四,在课程和教材建设上,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从国内外的教学实践以及文化产业对就业人员的知识结构需求来看,文化产业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学、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文化产业市场学、创意学、统计与调查、财务管理等等。此外,文化产业价值评估、整合营销、广告策划与创意、国际文化贸易、新媒体传播、创新与创业、项目管理、案例分析、实践工作坊等等也都应该是重要的课程选项。而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专业定位,还应该开设一些特色的、指向性的案例课程和训练课程,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第五,在办学思路上,重视文化产业学科的本土特色和地域特色。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有自己特殊的背景。5000年以上的悠久文化传统、多民族国家、地大物博文化多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化改革、意识形态惯性等等,都决定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两个特点:中国特色和地域特色。因此,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了解中国国情、历史阶段、地域文化,培养熟悉当地文化、了解区域市场,同时又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更好地服务于本土包括地方的文化事业和经济发展。这既能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促进本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又能为人才培养带来某种“不可替代”的竞争力和差异性,是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
关键词:秘书教育;差异;发展思路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5.6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5-161-03
秘书是一个古老而又庞大的职业群体,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秘书人才的培养。改革开放后,我国现代秘书教育逐渐兴起,高校和其他教育组织纷纷开设秘书学课程,且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当下我国的秘书教育还有很多不合理、不完善的方面。因此,对中外秘书教育的差异进行比较,明晰在文化背景、教育过程等方面的差距,对缩小我国秘书教育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实现我国秘书教育的国际化、职业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外秘书教育的文化背景差异
(一)秘书价值观念的差异
在学科分类上,秘书学是管理学的分支学科,也是管理学与行政学的分支学科,因此一国的秘书文化也自然而然的受到所在国家管理文化与行政文化的影响。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步的,在诸如英、法、美、德等高度现代化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私人企业管理文化深深的影响着公共管理行政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秘书文化价值观念也表现出更多的经济烙印,体现出职业化、契约化的特点。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求企业进行科学化、规范化、高效化的管理,因此秘书文化价值观念也表现出了规范性、科学性。而中国经过了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传统行政文化对社会各方面包括秘书工作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的管理文化以及其下属的秘书文化也更多地体现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子。因此,中国传统秘书文化表现出更多行政性,“官本位”思想某种程度上指导着秘书工作,家长制、领导意志在秘书文化中的影响比较突出。另一方面,传统儒家“仁爱”、“诚信”的优秀精华也影响着秘书文化,“贵和尚中”、“慎独内省”等优秀品质也客观上提高了秘书群体的素质,给中国秘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十分积极影响。
(二)秘书具体行为方式的差异
秘书文化价值观念外化就是秘书的具体行为方式,表现在秘书在一定环境下的工作方式、工作态度等方面。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企业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发展,企业管理也由最初的传统管理方式转变为后来的科学管理方式,至今变为综合心理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诸多学科的管理方式。公共行政部门的工作方式也受到企业管理的深层影响,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秘书工作的分工也更趋向于具体化、专门化,职责范围比较明晰。同时,为了适应快节奏的工作特点,西方国家对秘书的实际操作能力要求较高,秘书一般都需要具备某种实际操作能力,在执行具体工作时也比较自由。而在中国,由于自古以来行政文化的强势影响,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很多还停留在低水平的传统管理模式当中,机构臃肿,部门冗杂,办事人员工作效率低下。这导致了秘书工作在具体分工上比较模糊,职责范围划分不清,进而对秘书的具体操作能力的要求也很不具体。同时由于在我国秘书更多情况下是扮演“领导的助手”角色,因此我国秘书对领导的依附更强,工作自由度相对较低。
二、中外秘书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差异
(一)教育目标的差别
西方国家对秘书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现代西方秘书教育在目标上更加凸显职业化,针对性更强。如美国秘书教育分为高等院校教育,高中秘书职业教育和成人学校秘书教育三种类型,并针对具体情况对每一类型设置具体培养目标,是每一类的秘书人员都能得偿所愿。再如法国政府针对自身国家特点设置“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招收优秀的公职人员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专门为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培养高级秘书人才。由此可见,国外秘书教育目标针对性强,面向“职业性”,培养适应现代管理和领导工作需要的秘书人才。相较之下,虽然中国秘书工作历史悠久,但是我国秘书教育起步较晚,秘书学在我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逐步建立背景下的产物。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秘书教育目标较为多元,内涵也相对丰富。当前社会环境下,我国企事业单位对秘书的要求不仅仅是做好文秘工作,还要求秘书能够懂人际交往、协调各种关系,精通外语、会开车等多种能力,因此我国秘书教育目标已经从培养专门秘书职业人才,转为培养多面手、复合型人才。
(二)课程设置的差别
由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秘书教育紧贴职业特点,与市场经济生活联系紧密,因此,国外秘书教育的课程设置也更加反应企业管理需求,职业定向特征突出,学习人员需要学习很多专业技能。如德国“欧洲秘书培训中心”的课程设置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相关语言的学习,包括德语、英语、法语、商务英语等等;第二部分是职业技能的学习,包括英文打字、德文打字、速记能力,应用文写作等方面;第三部分是相关理论学习,包括国际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而中国秘书教育课程设置与其他社会科学结构相似,强调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理论性,学习内容覆盖面广、综合性强,呈现出一种学科化的态势。20世纪80年代我国秘书教育刚刚兴起之时,秘书学课程设置包括秘书学、档案学、行政管理学等专业必修课程,也包括社会学、法学等专业选修课程,还包括英语、基本原理等公共基础课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体系在我国的建立,用人单位对秘书的工作能力要求进一步多元化,许多高校开设了商务秘书、涉外秘书、企业秘书等细化的专业方向,课程设置也做了进一步调整,在保留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秀课程体系的基础上,课程内容包含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管理学等诸多方面,覆盖面宽,系统性强,突显学科性。
(三)教材编写的差别
在具体教育目标、课程设置的影响下,中外在对秘书学教材编写上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秘书学教材编写上突破学科体系,以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本,打破了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本位”的传统教育理念,着重培养实际工作能力。这种实用性倾向表现在教材编写上形象具体、便于操作。这些教材没有采用空泛的理论论述,文字生动形象、案例具体,力求让学习人员掌握工作要领。此外,还对教材内容进行创新,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为提高学生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野。相较之下,中国秘书学教材在编写上相对保守,不少秘书学教材内容比较空泛死板,案例陈旧,工作实用性和职业针对性不强,难以适应市场对秘书学专业发展的要求。此外,我国在秘书教学过程中尤其缺乏实践性教材,培养学生实践操作环节非常薄弱,更难以达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要求,这也是当前秘书教育很难吸引学生眼球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秘书教育今后的发展思路
进行中外秘书教育的比较,找出国内外在秘书教育的背景文化以及具体实施的差别,是为了让我们扩大视野,了解国际秘书教育发展潮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秘书教育的有益的培养理念和教育经验,找到自身不足,缩小差距,同时博采众长,缩小差距,推动中国秘书教育更健康、更迅速的发展。
(一)重新定位教育目标,以市场为导向,培养适应现代企业需求的高端秘书人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文秘岗位一直是就业热门岗位,就业人员多,范围涉及企业秘书、行政秘书、私人秘书等诸多方面,对秘书人才的需求呈现出扩散泛化的趋势。只以文本写作、文书处理为主要工作的传统秘书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国际秘书联合会”给秘书做出的定义是:“秘书应是主管人员的一位特殊助手,他(她)掌握办公室工作的技巧,能在没有上级过问的情况下表现出自己的责任感,以实际行动显示出主动性和正确判断的能力,并且在所给予的权利范围内做出决定。”由此可见,新时期秘书人员需要具备传统文书工作能力、上传下达的协调能力以外,还要有一定的参谋咨询,出谋划策能力,甚至需要具备一定的外语驾驭能力、社会活动能力、法律素养和一定的涉外商务能力等。市场的这种需求标准的提高必然要求当前的秘书教育目标的改革,新时期秘书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传授职业知识和培养学生发展职业技能而不是讲授学科理论知识的传统学科教育,把“能沟通,会办事”作为秘书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培养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新型秘书人才。
(二)课程设置应该更加凸显实用性和操作性
为了实现当代秘书教育的新目标,需要对现阶段秘书课程设置进行优化,在保留秘书学概论、秘书写作、档案管理等专业课程之外,需要开设实践操作课程,培养学生在面对具体事务的处理能力。开设专门的秘书实践训练中心,模拟秘书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要求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下按照秘书工作的具体要求,沟通协调,处理事务。还可以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模拟企事业单位中的各个部门,进行模拟实验。此外,当代秘书教育需要提供现代办公设备办公软件,如传真机、刻录机以及微软Office、数据库Access等等,让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掌握相关技能。有条件的高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还可以与当地企事业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设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使学生在求学阶段就可以接触到全真的秘书工作环境,进入具体岗位开展相关工作,一方面可以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去,缩小学校教育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增强学生就业后的适应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可以及时反馈给教学老师,提高在校秘书教育的质量。与此同时,还可以成立如秘书协会等学生社团组织,让学生自主创办课外学习活动,锻炼学生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及时更新,完善现有教材
根据秘书工作的现有需要,提高教材内容灵活性和实用性,编写出适应市场需要、高品质的教材。作为与秘书这一具体职业的学习教材,为了让同学能够更容易的掌握职业技能,需要避免传统教材的空泛论述,突出在工作中各项能力的具体要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所学理论实例化、问题化、具体化,如办公外出差旅安排问题、宣传文件书写问题等等。以培养实际工作能力为主线,突出以实践能力为导向,锻炼学生秘书工作的实际操作能力。教材中提到的具体工作手段要切实可行,切记模棱两可,即便是理论性较强的内容,也应该结合具体工作实际,转化为易于理解、方便上手的东西,以便可以加强对实际能力的培养,比如在教学生如何协调人际沟通方面,剑桥秘书教学提倡积极的肢体语言,将具体内容实化为“正面注视表示精力集中,扬起眉毛表示感兴趣”等诸多细节,这种方式在我们当前编写秘书学教材中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与此同时,在注重对学生进行具体行为指导之外,还应注重启发学生创新思维,在教材每一章之后设置一定数量的启发式问题,引导学生创新工作思路,探索新的工作方法,增强学生的求知欲,促使他们尽快进入职业角色。
参考文献:
[1] 姜爽、赵莹.秘书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李欣、李国栋.中外秘书教育的比较研究[J].教育与职业,20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