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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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的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分享经济；发展；启示

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形成以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的马丁•威茨曼的《分享经济》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该理论的产生主要是为消除西方国家“停滞膨胀”现象提供一种理论的方法。认为产生“滞胀”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现存工资结构的不合理，提出了采用分享制度代替工资制度的主张。如果说如何分享企业利润是分享经济研究的内容，那么马克思应该是研究分享经济的鼻祖。因为马克思毕其一生所研究的《资本论》，就是在探索一种没有剥削的，更加公正、公平的经济形态。那么在指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一种典型的分享经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是1981年由中国学者李炳炎提出的。他提出的“净收入分成制”就是将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发展成果。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及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应用，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大。从传统企业内部利润分享的模式发展到现在“使用而不占有”的模式。

一、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

马丁•L•威茨曼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麻绳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分享经济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先是针对失业间题发表了《报酬递增和失业理论基础》(1982)一文，对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于失业的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经济系统自我调整能力的有限性(工资豁性)是非自愿失业存在的重要原因。次年，他又发表了《选择性薪酬制的宏观经济意义》(1983)，对传统工资制和分享制进行比较，并提出了分享经济的几个主要观点。当哈佛大学1984年出版了他的标志性成果《分享经济》著作后，作者又补充发表了《利润分享的朴素宏观经济学性质》(1985)等文。由此，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正式形成。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出现“滞胀”是因为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传统工资制度下，工人工资与企业经营好坏无关，只与外部经济环境有关。如果遇到经济萧条，总需求减少，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只能通过裁员的方式来节省成本，工人的大批失业势必加深需求不足，使经济进一步恶化。那么如何改变现存工资制度呢，威茨曼认为“我们要选择一种具有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功能的报酬机制，即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相联系。”

二、传统分享经济理论对现代分享经济的启示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并未触及西方经济学原有的经济范畴，只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改良，通过分享制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挽救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所以难以克服资本主义“滞胀”危机。而李炳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分享经济理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社会主义商品特殊的价值构成出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重大突破和发展基础上的新设想。可以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以巩固壮大公有制，使劳动者致富，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所以，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一是必须适应我国国情；二是必须具有中国特色。

三、分享经济理论必须契合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

传统分享经济理论主要是通过企业内部利润分成来改善现有工资制度，从而提高工人的抗风险能力与积极性，进一步促进公平。传统的分享经济理论仅仅停留于企业的微观层面，现有的分享经济理论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影响力上都远远超过以前，是传统理论的深化发展。现代分享经济理论更多聚焦于整个社会层面，是通过全社会层面的闲置资源使用权分享，通过化解产能过剩、提高资源使用率以及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真正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战略背景，从而避免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分享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必须充分适应我国国情，必须充分契合经济新常态的背景。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分享经济的发展进行谋篇布局，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四、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分享经济理论体系

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必须加快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这就启示我们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背景，根植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土壤，必须加强理论的指导，努力培塑具有中国特色话语权的理论体系。一方面是加强“理论自信”的使然。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必须通过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来实现。如何促进我国分享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必须增强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理论自信。这种理论自信就根植于理论的指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支撑。另一方面是增强我国分享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必然。从数量与体量上看，我国分享经济在全球名列前茅。从参与人数和参与广度与深度上，我国分享经济在全球也是名列榜首。可谓正在领跑全球经济。如果我国分享经济的理论基础只是建构在西方理论体系之上，如何能保持我国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体系就是话语权，就是核心竞争力。要想真正领跑全球经济，抢占分享经济的跑道，就必须抓住分享经济的话语权，用理论说话。

参考文献：

[1]李炳炎.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1981(4).

[2]李炳炎.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J].经济研究,1982(2).

[3]李炳炎.关于建立以净产值为中心的企业核算新体系的设想[J].财政与会计,1983(6).

[4]李炳炎.新成本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形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4.

[5]代明,姜寒,程磊.分享经济理论发展动态纪念威茨曼(分享经济)出版30周年[J].经济学动态,2014(7):106-14.

经济理论的发展范文第2篇

一、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分激发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是我国当前的重要任务。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态，基本原理作为社会主义根本指导理论地位的体现，也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市场经济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要坚持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基本理论。

第一，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明确指出商品价值的本质是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抽象劳动。这一理论观点为货币、资本、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等财富形式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明确提出劳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必须高度重视。这同样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改革攻坚阶段重要的理论指导，必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

第二，货币理论。货币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是一种特殊商品，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货币流通量由待交换商品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决定，进入资本主义后，纸币成为货币的主要形式，其流通量流通中所需的贵金属货币的价值决定。这些理论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

第三，剩余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剩余劳动为任何社会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商品，其超出自身价格的劳动成为剩余劳动，创造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通过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等形式体现和存在。劳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商品，而是为社会发展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会有剩余劳动存在，形成以利润、利息、红利、地租、税收等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及其产生的剩余价值不再是资本家的个人利益所得，而是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公共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点之一。

第四，再生产理论。认为，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物质资料再生产的目的在于按照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理论上可以通过货币在市场竞争中的中介作用实现比例的平衡；但实践上，由于市场的自发性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比例周期性失衡的矛盾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由此产生。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对经济的宏观管理的制度保证，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自发和盲目性，通过增加国内消费的比例，来形成与生产资料的平衡发展，有效解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克服的矛盾。

第五，世界市场理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伴随着国际贸易及拓展，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市场的历史。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在为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和扩大市场规模的同时，还有效的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首先接受和肯定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和世界性。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断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参入国际竞争，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过程。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凭借社会主义自身的制度优势，对内扩大内需，对外谋求合作共赢，使我国的经济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规避市场经济弊端具有实践价值

市场经济理论对建设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务必要高度重视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指出的市场经济弊端。做好市场经济顶层的制度设计，抓好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将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相结合，弱化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更快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健康有序的?l展。当前，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以群众利益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执行的落脚点，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消除损害经济发展的行为，努力建设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环境。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积极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创新，促进协调发展，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结合供给侧改革，通过科学划分分配比例，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购买力，强化社会救助帮困机制的建设，增强国内的消费需求，使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基本比例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三、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共同服务于我国的市场经济

经济理论的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方式 结构

一、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不同内涵

在很早以前的的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一样的含义。“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值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使每一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1]。当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一般指的是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各项经济指标在数量上的完成。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这种片面地在数量上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经济结构失调、区域失衡、收入分配不均、工业污染及生态恶化等。于是，人们开始审视过去经济的发展态势，重新定义经济发展的内涵，把增长与发展明确的区分开来。认为增长指的是人均产品在量上面的的增加，一般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人均GNP的增长率来衡量。而发展则包含两层含义，它既包含人均产值的增加，也包含另外一个指标：即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的必要性

（一）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各个地区只有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找出并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才能缩小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实现我国经济在总体上的同步发展。目前，我们西部和东部在经济发展上还有一定的差距。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和人均值上都要比西部高。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则相对落后，西部地区在资源、环境上的优势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差异，致使很多西部地区的人们跑到沿海地区去打工挣钱。这导致本来就没有人口优势的西部地区陷入更加不利的处境，反过来使东西部经济的差异更加加剧。因此，统筹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才能推动整个国家向前进步。

（二）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2013年1月14日起，连续三天的时间里，中国一些城市的空气都陷入了重度污染中，北京甚至变成了“雾都”，浓雾弥漫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威胁公众的身体健康，对居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硕果累累。但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伴随而来了很多的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和酸雨。使社会、环境、资源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三）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的现代化步伐虽然有所加快，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毋庸置疑，传统行业、低效能产业依然占主导的地位，高新技术和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则发展比较缓慢。“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但技术含量较少，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在我国的手机制造业中，国产手机所用的屏幕、芯片几乎全部来自国外进口。中国的电子巨头富士康，也只是雇佣国人廉价的劳动力，组装电子产品，而真正的核心技术，依然被国外掌握着。这反映出我国自己主导的产业技术相对较少，所以才导致国产手机大部分沦为大同小异的“山寨”产品。如何把“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成为产品链上游的供应端，才能使我们创造的价值得到最大发挥，才能使我们的企业真正走向现代化。

三、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创新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到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统筹规划，按部就班地开展和实施。

（一）对经济结构重新审视和调整

“民以食为天”，农业方面，努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产工具的科技化，优化农产品种子的质量，更新农民的劳作观念。工业方面，更新效率低下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发展高新产业，增加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使我国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去，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服务业方面，在完善传统服务行业的基础上，拓展新型的现代服务业，使服务业跟上时代的步伐。例如现在网上购物的兴起，为物流企业带来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传统物流企业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如何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使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新问题。

（二）把科教兴国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而劳动者的素质和质量，则制约着该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进而影响着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现怎样的发展，发展的水平怎么样，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劳动者来实现。为此，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首先，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提高大学的录取率，给更多人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其次，加强职业教育的培训力度。目前我国政府在职业教育这方面还不够重视，投资力度也需要加强。再次，加大对农村偏远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教育重视，使不同地区的人都能享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公平，人才才能公平，各地区经济发展才能平衡。

最后，经济发展在数量上的增长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片面追求增长，就会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使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个量的概念，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的总体进步[2]。”因此，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必须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乎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态势，对整个社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澳]海因茨·阿恩特. 经济发展思想史[M]. 唐宇华， 吴良健，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52.

经济理论的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内生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政府政策

一、前言

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之一，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几乎和经济学有同样的漫长的历史。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学界普遍认为始于美国经济学家索罗（Solow）和斯旺（Swan）于1956年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资本积累为核心，以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为基本假设，为经济增长分析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出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非存在外生的人口增长或技术进步，经济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政府政策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

由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得出的结论无法解释当今世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存在的广泛的差异。为了弥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疏漏和缺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性，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潮流。

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象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它是内生的，源于厂商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的努力，知识的全面增加是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由于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作为一种内生的生产要素被引入生产函数，从而可以解释当今世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存在的广泛的差异的原因。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增加，从而总的收益递增，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设，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和永久的源泉和动力。

总之，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作用的产物，重视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R&D、收益递增、边干边学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的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新增长理论的“新”在于其区别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言，它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完全内生化，因此，这一理论又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GrowthTheory）。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经在理论和经济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这一理论还处在发展和完善中，新的文献、新的观点不断涌现，尚未形成一个非常完整和规范的理论体系。尽管内生增长理论包括形色各异的诸多模型和不同的分析角度,但内生增长模型仍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通过假定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而放弃了资本收益递减假定的AK模型；二是假定知识积累(或技术进步)是其他经济活动(如投资)“副产品”的外部性模型或溢出模型；三是明确地将技术进步视为企业有意识的研究开发结果的R&D模型。本文将分别介绍这三种模型，并结合安徽经济发展实际提出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三种内生增长模型简要描述

（一） 模型

新古典增长模型之所以不能产生内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AK内生增长模型的主要性质是不存在资本递减收益，这种不存在资本收益递减的简化的生产函数可表示为:Y=Ak（1）

其中 是反映技术水平的常数, 是产出。（1）式两边同时除以劳动量 ，可得到人均产出：y=Ak(2)

由（2）式可得资本平均和边际产品都为常数A，即：

（二）外部性模型

这类经济增长模型既不放弃资本收益递减假定和完全竞争，又能产生内生增长，其基本特征是:其一,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是其他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因而不需要补偿并可维持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其二,个别厂商的生产函数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但就整个经济而言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其三,上述两个特征决定了这类模型具有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即政府政策不仅具有水平效应,而且具有增长效应。根据外部性来源的不同,这类模型有多种构造方式,如阿罗（Arrow,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1988)。这一类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源于资本积累,即是模型中的K的函数,笔者以“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模型为例进行说明:

1962年阿罗发表了《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一文，提出了“边干边学”理论。在阿罗的模型中，边干边学或知识被认为是投资的副产品，提高一个厂商的资本存量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的增加。同时阿罗认为知识是公共产品，具有“外溢效应”（spillovereffect）。知识水平本身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具有递增边际生产力，在知识水平不变的前提下，社会经济整体的每一个厂商具有规模不变收益，然而，在扩大资本投入的同时，知识水平也随之变化，因而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具有递增收益。而且，由于知识是公共的，收益递增是外在于厂商的，所以资本和劳动按边际产品支付报酬，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是企业投资的“副产品”，个别厂商并没有考虑到其投资活动对这个经济生产率的影响,而是将它视为外生变量,因此,它的行为仍然像新古典模型中的厂商一样。于是,通过干中学和溢出效应(或投资的外部性),我们可以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得到内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外部性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源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能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在于一旦经济中每一个厂商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状态,但是一个厂商的投资行为能够创造的新知识可以产生出乎意料的外溢效应。所以这些由于个体投资行为带来的“外部性”使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水平得以提高。

（三）R&D模型

罗默（Romer，1990）开创并由格罗斯曼、赫尔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和阿格恩、豪威特（Aghion&Howitt，1992）发展了R&D模型，从有目的的R&D活动角度出发，通过构建一个专门用于进行R&D的部门，利用这个部门不间断地进行R&D活动，可以实现内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外部性模型通过引入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并借助于溢出效应得到了内生增长。R&D模型明确地将技术进步或创新归结为厂商有意识的、旨在获取垄断收益的活动,并运用垄断竞争的分析框架进行分析。罗默指出,技术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物品的两大特点:它是非竞争性的和部分排他性的。非竞争性意味着生产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部分排他性则为从事R&D活动的厂商提供了激励(外部性模型抓住了技术的第一个特征,但没有抓住第二个特征)。以R&D为基础的增长模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产品种类的增加(例如新行业的开辟),一类是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产品质量的改进(例如同类产品的升级换代)。这两类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引入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性”概念,即新产品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旧产品的被淘汰。

R&D模型暗示技术进步或创新是企业有意识进行R&D投资的结果；来自创新的垄断利润则为企业从事R&D活动提供了市场激励，一国劳动力越多，从事研发的人口越多,研发成果越能受到保护，经济增长就会按一定速度持续增长下去。人均产出与经济体人口成正比,越大的经济体越富有。政府政策具有增长效应。

总的说来,尽管内生增长理论表现为形形的不同增长模型,但是绝大多数的内生增长模型实际上都可归结为上述模型之一或这些模型的某种组合。一般而言,AK模型和外部性模型具有简洁、便于扩展和应用、易于进行计量检验的优点,R&D模型则更符合人们的直觉,具有更良好的经济含义和更坚实的微观基础。利用这些模型,我们就能够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更深入地分析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外部性模型比较适合于那些在总量水平上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因素(如教育、经验积累和基础研究等),R&D模型则比较适合于对产业层次的创新活动并易于通过市场机制提供激励(相对易于排他)的经济活动的分析。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安徽经济发展的启示

2001年至2004年4年间，安徽省的GDP年增长率都高于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远远高于GDP增长率（见表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利用1991年-2003年间中部六省和东部地区及全国数据，对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实证分析（2006年），结果显示安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增长拉动，知识和技术进步对我省的经济增长影响较小。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省应该在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和经济发展宏观政策上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技术进步应该成为推动我省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增长应该主要依靠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据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OECD）报告，知识和技术对该组织成员国经济的贡献率已从20世纪初的5%-20%提高到现在的70%-80%。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传统的生产要素（如劳动、物质资本）具有报酬递减的性质，实现经济的可持久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生产要素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我省应完善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构建不同层面的促进知识积累、技术创新与扩散的运行机制。摈弃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经济发展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的发展轨道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

具有技术外溢效应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传播和转移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最有效的渠道，FDI通过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的转移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安徽省应该利用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在不断搞好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进一步改善投资软环境和产业配套，积极吸引外商来皖直接投资。

（三）继续扩大外商投资的同时，增加R&D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强自主研发所引致的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情况下，与我省临近的东部地区由于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发展水平高，投资软硬环境较好，今后仍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外商投资将继续在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省在继续扩大外商投资的同时，要增加R&D的投入、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自主性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力度，增强自主研发所引致的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以获得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四）大力发展教育,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

在所有人力资本投资活动中,舒尔茨(1960)特别强调教育投资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教育可能在将来做出的贡献。财政政策在加强教育投资、促进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徽省应完善教育财政支持政策,促进教育的优先与协调发展,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应优先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全省人民的受教育年限。在外部性模型中知识的外部性能否传递到其他经济个体，还取决于其他经济个体的接受能力，在一个经济社会的经济个体知识水平总体上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这种溢出效应将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2]龚六堂．经济增长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3]安徽统计年鉴(2002-2005年)[Z]．北京：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

[4]胡怀国．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发展与争论[J]．宁夏社会科学，2003，(3)．

[5]杨斌．三种类型的内生增长模型[J]．教学与研究，2004，(5)．

经济理论的发展范文第5篇

传统会计基本理论一般包括会计的定义及本质、会计目标、会计对象、会计假设、会计要素（包括确认与计量）、会计基本原则、会计报告等等。多数学者将环境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对环境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也是按照传统会计理论的框架进行的。通常，环境会计的理论结构应当包括环境会计对象、目标、原则及假设、环境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以及环境信息披露等几个方面。

一、环境会计内涵

环境会计，国内外会计界也称为“绿色会计”、“环境保护会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会计学家将会计理论与环境资源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绿色会计理论”。绿色会计理论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现代经济理论的变迁而萌生发展的，它是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产物（孙兴华、王维平，2000），而且将成为西方会计理论界的热门话题（葛家澍、李若山，1992）。国内学者对环境会计概念的理解基本一致，但稍有差别。孟凡利（1997）认为环境会计是企业会计的一个新兴分支，是环境学、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会计学等学科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企业环境活动和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的反映和控制。梁杰、杨洋（2002）指出，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环境会计作为会计学的分支学科，它必须与环境学、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相结合。对此，他们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定义，即环境会计应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运用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采用多元化的计量手段和属性，对会计主体的环境管理系统以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张英（2005）经过对环境会计内涵的分析，提出了与梁杰、杨洋相类似的环境会计概念，并指出环境会计体系应包括环境财务会计、环境管理会计和环境审计三部分。也有学者将环境会计理解为是现行财务会计的一个分支（如谢德仁，2002；金颖，2005）。谢德仁在吸收环境会计是现行财务会计与环境科学等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的观点的同时，也指出环境会计是企业绿色经营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至少可以分成三个领域，即环境财务会计、环境管理会计与环境审计。从本质上看，多数学者认为环境会计是会计学科与环境科学、统计学等学科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应用性学科（如李祥义、孟凡利等），是为可持续发展管理提供信息的活动（罗素清，2006）。在国外，有学者提出“公司社会责任和环境会计”的说法，对此沈洪涛（2010）认为，环境问题只是公司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公司环境会计应从属于公司社会责任会计。显然，公司社会责任和环境会计已超过了环境会计的内涵。显然，以上是学者从微观角度对环境会计进行的理解，这也说明早期学者和现在的多数学者对环境会计内涵的理解比较片面。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认为微观环境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它遵循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同时它也是与环境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相结合的一门交叉性学科，是对会计主体所涉及的环境问题及结果进行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

国外环境会计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扩大化的特点，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并存；而我国侧重于微观视角，并局限于传统会计理论框架（张劲松，2006）。通常，环境会计包含微观环境会计和宏观环境会计两个方面，而宏观环境会计的建立是微观与宏观环境核算衔接的需要。有学者（如刘爱东、王慧，2003）指出，应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来理解环境会计的概念，而且按主体的不同，环境会计可分为广义环境会计和狭义环境会计，微观企业环境会计为狭义的环境会计。也有学者（如闾定军、蒋青云，2005）提出绿色会计体系包括微观绿色会计、中观绿色会计和宏观绿色会计三部分。耿建新、房巧玲（2004）认为我国所指的“环境会计”与西方的“环境会计”在外延和内涵上存在差异。他们从微观和宏观视角对二者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我国习惯上将宏观环境核算和环境会计区别看待，而把国民经济核算作为“社会会计”或“国民收入会计”的组成部分（张百玲，2002），但西方环境会计包含这些内容；而且我国的微观环境会计只包含西方微观环境会计中的环境差别会计部分，不包括生态会计。杨世忠、曹梅梅（2010）对我国宏观环境会计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在论述我国建立宏观环境会计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环境会计核算体系框架。显然，西方环境会计的概念和范畴更广，所以我国对环境会计的内涵理解还需要在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得到进一步加深，而且还要加强对宏观环境会计和生态会计的研究。

二、环境会计对象

会计对象是指会计反映、核算和监督的内容，环境会计是将会计主体的与环境活动相关的资金运动纳入会计核算体系进行反映和控制，以客观地反映主体对环境资源的损耗和补偿过程，实现环境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多数学者认为环境会计对象主要是反映和控制企业的环境行为和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孟凡利，1997；梁杰、杨洋，2002），具体包括企业对自然资源消耗和对环境污染与治理两大方面的内容（张百玲，2002；梁杰、杨洋，2002），而自然资源的核算对象通常是指非人类创造的物质所构成的地理空间（孙兴华、王维平，2000）。部分学者还结合会计实务阐述了环境会计的具体核算对象，如孟凡利（1997）指出在实务中，环境会计应以环境业务类别为核算对象，如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环境污染与治理等；同时，在各类别下，会计主体以各企事业单位下的各具体项目作为具体核算对象（朱学义，1999），核算的主要内容有绿色收入、绿色成本和绿色会计收益（孙兴华、王维平，2000）。

在宏观环境会计对象方面，张百玲（2002）明确指出宏观环境会计的对象是宏观的资源管理活动，即政府对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核算；杨世忠、曹梅梅（2010）认为宏观环境会计核算对象是环境资源的赋存、消耗与转化状态，而资源主要是指对环境发生作用的可以货币化的自然资产，因此， 宏观环境会计对象应具有可计量性、动态性、发展性三重属性。

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环境会计对象逐渐明确和达成共识，即微观环境会计和宏观环境会计按照会计主体的不同，分别对企业的环境行为和与环境相关的经济活动、各级政府对公共物品―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进行的反映、核算和控制。

三、环境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是建立会计理论结构和体系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会计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它体现了会计的宗旨，也是联接会计理论与实务的桥梁。环境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在遵循一般会计目标的前提下，也有其内在属性。多数学者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认为环境会计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与具体目标（或总目标与具体目标）两个层次，但他们对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的内涵理解上存在差异。如李祥义（1998）认为环境会计的基本目标是促使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 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物质循环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以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具体目标是组织相应的绿色会计核算，考虑环境信息的充分披露。孟凡利（1999）指出基本目标是提供有用的环境会计信息，包括环境问题的财务影响和环境绩效。孙兴华、王兆瑞（2002）认为绿色会计的具体目标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合乎质量要求的全方面信息，不仅要提供价值量基础的报告，还要提供自然量基础的报告。梁杰、杨洋（2002）认为，环境会计的基本目标是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是进行相应的会计核算活动，以确认和计量一定期间内会计主体的环境效益和损失，为各方面提供真实可靠的环境信息。张英（2005）指出环境会计的总目标是服从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提高；具体目标是提供有用的环境会计信息。沈洪涛（2010）通过回顾国外有关公司社会责任和环境会计的目标和理论基础的研究成果，指出国外批判决策有用观、支持受托责任观的公司社会责任和环境会计目标。显然，多数学者认同提供真实可靠的环境信息是环境会计的一大目标的观点。张百玲（2002）指出，会计应站在社会的角度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上，建立一个能够全面反映企业与环境关系的大环境会计的核算体系，其目的就是实现环境核算在宏观与微观上的衔接，使环境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与控制；更重要的是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解决当前环境核算中复杂的问题。而杨世忠、曹梅梅（2010）认为宏观环境会计目标就是利用价值尺度反映国家或地区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状况，为政府制定政策和宏观调控提供依据。

可见，为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用的环境会计信息，促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的统一是环境会计的主要目标和最终目标。

四、环境会计原则

会计原则是对会计事务或事项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所依据的规则。环境会计在对传统会计各项原则（如权责发生制原则）继承的基础上，又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会计原则。具体来讲，环境会计的原则体系除继续坚持传统会计在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确认和计量、会计职业判断三方面共计十二大原则外（魏素艳等，2005），还应在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增加“三益”原则（即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在会计要素确认与计量方面增加外部成本内部化原则（张英，2005）。孟凡利（1999）将环境会计的基本原则归纳为：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的结合、外部影响的内部化、社会性、法规性、一定的灵活性。孙兴华、王维平（2000）认为在中国实行绿色会计应遵循长期性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灵活性与边界起步的原则、系统性和多赢的原则、政府性和三种行为（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公众行为）相结合的原则。梁杰、杨洋（2002）；刘焕峰、魏玮（2010）等指出，环境会计核算时除遵循传统会计的一般原则外，还需应用社会性、长期性、政策性、推定性和最小差错等原则。显然，多数学者认为环境会计具有特殊的、自身特有的原则，包括：兼顾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原则、社会性原则、外部影响内部化原则和强制性原则。

五、环境会计假设

会计假设作为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是对会计核算空间和时间的合理设定。环境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其基本假设应在遵循传统会计假设的基础上，体现出环境会计学科的特点。学者们认为，环境会计假设在继续坚持持续经营假设和会计分期假设的基础上，应赋予会计主体假设新的含义，将货币计量假设改造为多重计量或多元计量假设（张英，2005），并增加可持续发展假设（孟凡利，1999；杨世忠、曹梅梅，2010）。还有学者指出，虽然环境会计的多元计量较符合现实选择，但按照边际价值理论的分析，环境资源的效用和效用价值可以用货币来计量，因而，环境会计应选择货币作为计量单位（梁杰、杨洋，2002；金颖，2005）。此外，梁杰等提出了“受托责任假设”，认为环境会计的受托责任不应局限于传统的“财产托付论”，还适用于“资源托付论”；金颖提出了“环境价值假设”，环境资源所提供的服务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价值，根据边际价值理论，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在具体确定环境会计主体时，朱学义（1999）指出应设置专门的部门（如环保局）来核算有关环境会计业务；金颖（2005）认为虽然环境资源为全社会所共有，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产生重要影响，故企业应作为环境会计的主体。

在宏观环境会计基本假设方面，张百玲（2002）认为宏观环境会计的核算主体不是企业，而是作为社会公众代表的政府。杨世忠、曹梅梅（2010）认为宏观环境会计假设主要包括：会计主体假设，各级政府应当成为宏观环境会计的主体；会计分期假设，宏观环境会计的核算期间要与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周期相一致，具体分为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多重计量假设，宏观环境会计计量可以以货币计量为主，以实物计量为辅， 甚至加以文字说明；持续管控假设（即可持续发展假设），即会计主体可以持续不断的存在并始终发挥着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管控作用。多数学者认为各级政府应是宏观环境会计的主体（张百玲，2002；杨世忠、曹梅梅，2010）。

综合以上学者的学术观点，结合环境会计学科特征，我们可以认为环境会计假设应在保持原有会计假设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在会计主体和计量的假设上拓展内容，并增加环境价值假设。微观环境会计主体应以企业为主，尤其是上市公司，突出他们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充分考虑主体自身的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宏观环境会计主体应以各级政府为主，反映国家或地区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根据环境会计计量的特点和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当前应坚持采用货币计量为主、实物计量方式或文字说明方式为辅的多元化或多重性计量模式。

六、环境会计要素

建立环境会计核算体系，首先需要明确会计对象和会计要素。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的具体分类，是构成会计报表基本框架结构的前提。既然环境会计的对象是反映和控制主体的环境行为和与环境相关联的经济活动，那么环境会计要素理应体现出独特的特征。理论界对环境会计要素持不同的观点，综合起来有三要素论（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成本；环境资产、环境费用、环境效益；环境资产、环境费用、环境损益等）、四要素论（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支出、环境收益；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支出、环境收益等）、五要素论（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资本、环境费用、环境效益）和六要素论（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权益、环境收入、环境费用、环境利润）。显然，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成本和环境收益是主要的环境会计要素。魏素艳等（2005）认为“三要素论”不够全面，难以准确核算环境会计事务和事项；“六要素论”是按照传统会计要素确认的，缺乏可操作性。他们赞同“四要素论”和“五要素论”，并具体把环境会计要素划分为：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权益、环境费用和环境收益五大类。由于环境收入多为隐性收入，而且我国的环境治理多以支出为主，收入很少，经济效益不高，故难以制定其确认标准，但在确定主体的环境损益时，可以与环境支出相对比。故魏素艳等的要素分类与“六要素论”相比，只缺少了环境收入要素。近年来，不少学者（汤宾、陈瑶，2007；肖莹等，2009；等）认为环境会计作为传统会计的一个分支，其理论结构和要素确认应与传统会计保持一致，即采用“六要素论”。杨世忠、曹梅梅（2010）根据传统会计要素的分类标准，将宏观环境会计要素分为: 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资本、环境收入、环境成本、环境效益等六要素。

可以发现，环境会计要素分类的确定经历了一个逐渐与传统会计要素趋同的过程。我们可以理性地预期，随着环境会计的发展和环境会计准则与制度的制定与完善，环境会计要素与传统会计要素在类别上并无区别。

七、环境会计要素确认

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是会计核算系统的核心，也是会计核算的难点。由于环境会计的特殊性，环境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标准应在传统会计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环境学、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行（魏素艳等，2005）。在确认方面，魏素艳等（2005）还特别指出环境会计要素确认的一般标准应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即能够用货币计量、符合环境会计要素的定义和特征、所提供的信息具有相关性和有用性。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会计要素具体会计科目的设置要求、具体明细以及确认标准等方面。在环境会计的账户设置中，卓文燕、李（1998）认为在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下，社会总成本核算方式的采用将会使会计要素中的内容增加，范围扩大。为很好地衡量企业对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的破坏，特需要设置自然资源、自然资本、环境成本、生态损益等会计科目会环境活动进行确认。朱学义（1999）提出如下具体环境会计科目对环境会计交易或事项进行确认：资产类，如递耗资产、土地资源、人力资产、资产折耗或资源摊销等；负债类，如应付环保费、应付环保税和应付环保统筹基金等；成本费用类，如环境支出成本、环境消耗成本、环境破坏成本和环境机会成本等；损益类，如资源成本、资源资本增值、环境收益和环境利润等科目。但作者不赞成将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作环境收益，其原因是这部分收入属于生产经营收入，同环境成本不能配比。

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15次会议讨论通过的《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指出，环境成本应在其首次得以识别的期间加以确认，如果符合资产的确认标准，就应将环境成本资本化，并在当期及以后各受益期间进行摊销，否则，应作为费用记入当期损益；环境资产是指由于符合资产的确认标准而被资本化的环境成本；环境负债是指企业发生的、符合负债的确认标准、并与环境成本相关的义务。如果企业有支付环境成本的义务（或不存在法律义务时负有推定义务，或在法律义务基础上负有推定义务），则应将其确认为负债（陈毓圭，1998）。肖序（2003）认为，环境会计应当以环境成本核算为中心环节，同时重点考虑环境负债的确认与计量。对于环境资产与环境收益则可采取与会计学资产、收益确认和计量相一致的原则。对此，他设计了环境会计要素确认的总体思路和基本流程；并建议将环境会计纳入企业会计体系，增设环境资产、环境费用、环境负债和环境收益等相关明细科目。肖序、毛洪涛（2000）提出，通常有两大类方法划分环境成本，一是根据环境资源流转平衡理论，从企业产生环境负荷的影响因子―物质流转与能源消耗的角度出发；二是从环境成本效果观出发，以降低环境负荷的影响因子为基础进行分类。许家林、王昌锐（2006）在依照会计确认标准对环境资产和环境成本的内涵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只有符合资产确认标准而被资本化的环境成本才构成环境资产的主张。并围绕其环境资产确认的研究基点、基本依据、前提条件、方法和完善环境资产确认的建议等多方面进行了讨论。

学者们对环境会计要素的确认基本上都按照会计要素的定义及特征进行的，在具体确认各要素时，又选取了不同的具体标准和原则，尤其是注重对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的确认进行了较深层次的研究。

八、环境会计要素计量

会计计量包括计量单位、计量属性和计量模式三个方面。现有学者也大都围绕这三方面展开了讨论，但基本上没有形成可操作性的企业环境成本核算模式，这也是制约主体进行环境成本核算的重大障碍。朱学义（1999）提出，环境会计可以货币单位、实物单位等作为计量单位，以实际成本、现行成本、重置成本和机会成本等作为计价基础。他认为资源价值包括自然资源价值、人力资源价值和旅游资源价值。对于不可再生矿产资源的价值可采用丰度基价法、收益现值法和市价法计价；对可再生资源应以级差地租理论为指导，利用基准价、标定价、出让价等方式确定价值等；对气候资源、地表水资源、海洋资源等，等条件成熟后进行会计核算。人力资源可采用历史成本、重置成本、补偿法等方式确认其价值；对旅游资源应以估计各个旅游景点的方式确定。卓文燕、李（1998）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社会总成本核算要求，对自然资源利用的计量方法可分为地上资源市场价格法和地下资源收益分离法；对环境污染的计量通常可以采用复原成本法、替代品评价法、数学模型法和综合分析法。李祥义（1998）认为环境成本和收益一般难以通过市场交易来确定其交易价格，故需要对会计计量方法进行开发和创新，必要时可用实物指标、劳动指标、数学模型或文字说明等多种方式来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所取得的环境业绩大小进行衡量。孙兴华、王维平（2000）认为由于绿色会计计量自然资源价值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借助价格替代法、支付意愿法和接受意愿法等方法计量，甚至对环境污染还需利用数学模型测算和估计。其基本的价值计量公式有：现实使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总用户价值=现实使用价值+未来使用价值，自然资产价值=总用户价值+存在使用价值。孙兴华、王兆瑞（2002）在绿色会计的计量方面指出，要计量某一范围环境的价值，必须先按照环境标准对环境质量做出评价，在此基础上以环境经济学的方法引入价值观念和货币尺度，形成以货币量表达的自然环境价值。因此，环境标准是绿色会计计量的起点，常用的计量方法有直接市场法和替代性市场法，而直接市场法又包括市场价值或生产率法、人力资本法或收入损失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或重置成本法等。

显然，环境会计的特殊性决定了环境会计要素的计量方法应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和边际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属于劳动产物的环境会计要素，可根据劳动价值理论，直接用货币计量；属于自然资源的环境会计要素，可以根据边际价值理论，用效用衡量其价值（魏素艳等，2005）；具体来讲，就是采用多种计量属性的交叉运用方式，劳动产物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基础，自然资源则可以采用边际成本、恢复成本、替代成本、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为计价基础。根据计量的目的、可获信息的充分性与可靠性以及成本-效益原则来选择具体方法，如资源性资产的计量可以采用历史成本法、模糊数学法、机会成本法等；环境负债的计量可以采用恢复成本法、预防费用法等；环境收益的计量可以采用现行市价法，等等。因此，环境会计的特殊性决定了环境会计的计量必须在传统会计计量方法的基础上，借鉴环境学、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数学和统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和交叉使用。

九、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关注度比较高，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也比较多。传统会计在会计计量上对环境成本与收益计量的弱化制约着对环境信息的有效披露以及现代会计职能的能动发挥（李祥义，1998），而对外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是建立环境会计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目的（孟凡利，1999）。就目前来看，许多方面会对企业的环境问题提出信息需要，如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或政府其他部门、社会公众、投资者和债权人、企业管理当局等，因此企业应适度对外披露环境资料。孟凡利（1997）在提出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环境信息披露原则的同时，强调应在形式、内容、核算方式和推行范围等方面逐步提升环境会计对外报告的水平。作者对此也构想了披露环境问题财务影响和环境绩效的基本框架，以及具体包括的几种形式。《公告》指出，由于环境成本和负债信息的重要性，应根据重要性原则，按项目或大类在财务报告或附注内对其进行披露；同时，还应披露与环境成本和负债相关的特定会计政策（陈毓圭，1998）。耿建新、刘长翠（2003）认为环境会计核算与披露的内容应体现在：环保引发的成本与费用、与环境有关的收益、环境负债等方面；同时，还需考核企业环保设施的投入情况，对投资效益计算的合理性进行验证，以有效评价企业的环境保护绩效。

高红贵（2010）在“生态社会经济人”假设下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披露环境信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在我国环境信息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下，为满足各利益相关者对环境信息的需求，必须加强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的环境信息披露。许家林（2009）总结出西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核算环境成本为主体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精细化，以日本为代表，环境会计成本不仅着眼于确认、计量和报告等环节，还以环境成本与环境效益和效果的比较为主线贯穿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全部内容；以确定生态效率指标为核心的环境会计披露与质量评价体系具体化，从而使环境会计的研究与实践向形成具有特色的理论探讨阶段过渡，使从会计视角研究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与评价问题进入了操作化的阶段。

前面提到，环境会计的具体目标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合乎质量要求的全方面信息，这就涉及到环境会计报告的问题。绿色会计不仅要提供以价值量为基础的报告，也要提供以自然量为基础的报告（孙兴华、王兆瑞2002）。他们建议，绿色会计报表应在传统会计报表的基础上披露有关环境资源资产、环境负债、资源资本金、环境成本、费用等项目，还需在附注中披露一些必须事项。李建发、（2002）尝试地提出了构建一个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企业环境报告框架，具体包括六个要素和方面，即：企业环境报告的使用者与目标是向政府、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等报告主要使用者提供主体对其环境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和决策有用的信息；报告主体主要是上市公司；报告内容需在原有披露范围下，新增企业基本情况与环境方针、环境绩效和环境审计报告等内容；报告模式应优先采用独立环境报告模式，待环境会计准则出台后，可以采用补充环境报告模式；环境报告应随同财务报告一并呈报；环境报告需要独立的第三方进行审计。李洪光、孙忠强（2002）根据我国环境会计理论及实务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三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即对现行会计报告改进披露、编制环境会计报告单独披露、对现行会计报告涵盖不了的部分单独披露。肖序（2003）指出，企业对环境事项披露的五种报告方式（即年度报告、内部工作会议记录、单独报告、会计报表附注、董事会报告）均不能使报表使用者了解企业环境信息的全貌。作者建议，可以编制独立的环境会计报表，随传统的三张主表一并对外披露。其中，对货币化的财务信息采用表格形式，设计“环境资产负债表”或“环境效益表”，非货币化信息采用数字量化和文字叙述的形式，列入环境会计报表的附注。许家林（2009）总结西方环境会计核算与报告的动向与趋势后，指出当前西方环境会计的研究呈现出以环境绩效为核心内容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提供与评价规范化的特征；同时，我国部分学者将环境会计的研究转向侧重于环境会计报告体系上，尤其体现在设计相应的方式与方法，将通用性的财务业绩指标与环境绩效指标和资源消耗指标有机地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环境信息披露的指标体系。张百玲（2002）认为宏观环境会计可为政府决策提供三方面信息：本地区现有自然资源的储存量、各类自然资源的使用和补偿情况、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计量的本地区国民净收入。因此，宏观环境会计的报告体系应包括定期提供的三张报表，即自然资源的价值总量与自然资本总量平衡表、自然资源使用与补偿及环境保护的资金流量表、持续收益表。显然。有较多学者建议在我国现阶段应采用独立编制环境报告的模式，其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环境会计准则还没有制定和颁布，通过在现有财务报告的基础上增加会计科目、会计报表和报告内容等这种补充报告模式还不成熟（李建发、肖序，2002），而且采用独立报告模式还能对其环境受托责任进行全面的报告，这也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用的模式。

从以上的介绍和分析中可以发现，早期的学者的研究集中在环境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内容、形式、核算方式、需求主体和报告模式等方面；近年来，已有学者将研究重点转向环境业绩评价方面，要求将财务业绩指标、环境绩效指标和环境资源消耗指标相结合，构建高质量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指标体系。因此，多数会计学界普遍认为，应根据环境会计学科的特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在总体上应坚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自然量基础与价值量基础相结合、财务影响与非财务影响相结合的原则导向。

我国环境会计研究经历了20年的历程，环境会计从无到有，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与广大学者（如孟凡利、肖序、耿建新、许家林、沈洪涛、田翠香等）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同时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环境会计既然作为一门学科，有其丰富的内涵，国外环境会计的研究已经向环境会计准则和制度等方面纵深发展，并积极开展实务的研究；而我国环境会计研究还处于介绍、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环境会计理论的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独具我国特色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虽然很多学者开展了我国环境会计理论研究框架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学者间的观点还不统一，还需要广大学者在后续研究的基础上积极交流，尽快构建我国环境会计理论框架和环境会计准则；以此同时，我国多数学者注重对微观环境会计的研究，忽视宏观环境会计的研究，甚至将其排除在环境会计的领域，这也是我国环境会计研究的一大缺陷。相比国外，我国环境会计的研究还局限于传统的会计学，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在传统的会计理论框架内开展对环境会计的研究，这说明环境会计的后续研究还需要紧密结合环境学、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使环境会计真正体现出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和与其他学科相交叉的学科特点，从而真正体现出环境会计的实用价值。此外，我们查阅文献还发现，我国学者开展环境会计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规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还非常少，仅有的实证研究也局限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方面（如王建明，2008；、张国清，2008；沈洪涛，2010；等），从研究方法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环境会计的研究还不成熟，也说明了我国环境会计的研究还具备很大的空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企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项目号：11BJY136）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陈毓圭：《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第一份国际指南――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15 次会议记述》，《会计研究》1998年第5期。

［2］葛家澎、 李若山：《九十年代西方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

――绿色会计理论》，《会计研究》1992年第5期。

［3］耿建新、焦若静：《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初探》，《会计研究》2002年第1期。

［4］耿建新、刘长翠：《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及其相关问题探讨》，《审计研究》2003年第3期。

［5］耿建新、房巧玲：《环境会计研究视角的国际比较》，《会计研究》2004年第1期。

［6］高红贵：《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环境信息披露研究》，《会计研究》2010年第12期。

［7］金颖：《基于公司治理的环境会计理论框架的构建》，《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8］李祥义：《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绿色会计的系统化研究》，《会计研究》1998年第10期。

［9］李建发、：《我国企业环境报告：现状、需求与未来》，《会计研究》2002年第4期。

［10］李心合、汪艳、陈波：《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会计专题研讨会综述》，《会计研究》2002年第1期。

［11］闾定军、蒋青云：《绿色会计理论初探》，《经济师》2005年第5期。

［12］罗素清：《环境会计基础理论研究》，《财会通讯》（学术）2006年第10期。

［13］刘爱东、王慧：《试论我国环境会计理论框架的构建》，《上海会计》2003年第1期。

［14］刘焕峰、魏玮：《环境会计发展相关问题研究》，《财会通讯》（综合・下）2010年第3期。

［15］梁杰、杨洋：《“可持续发展战略”下我国环境会计理论结构的构建》，《商业研究》2002年第4期。

［16］孟凡利：《环境会计：亟待开发的现代会计新领域》，《会计研究》1997年第1期。

［17］孟凡利：《环境会计的概念与本质》，《会计研究》1997年第12期。

［18］孟凡利：《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会计研究》1999年第4期。

［19］孙兴华、王维平：《关于在中国实行绿色会计的探讨》，《会计研究》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