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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回顾此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总结公共部门为遏制经济与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介绍各国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为了确保经济的持续复苏,在经济体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规则和新机制;论述经济与金融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进行的一些深度改革。
[关键词]经济与金融危机;经济复苏;经济治理;金融治理;金融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14.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833(2011)06-0003-07
一、 引言
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的基础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质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银行和金融体系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已经显示出金融体系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的起因是市场无视经济积累模式的演变和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当下经济与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及其在国际上的迅速蔓延,更加凸显了国家调控的重要性。国家既是经济与金融活动的管理者,也是经济与金融活动的参与主体。国家应维护经济和社会的根本平衡,促进经济和社会持续、平稳发展。当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表明,在世界经济和金融越来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单个国家企图阻止这场撼动了全球化经济之根基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在本国发生是不切实际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还揭示了建立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新的全球治理包含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货币与金融治理。全球经济治理旨在缩小衰退的持续时间和范围;全球货币与金融治理旨在预防或者限制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消除未来再发生更严重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为此,国际社会应开展大量的协调或协商工作,以便对经济与金融危机实施监控,并采取相关措施减小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尽管当前国际上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趋势,但复苏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而且金融体系与大量正在流通的不良金融产品相关,这就使得金融体系具有潜在的或实际的债务危机,因而金融体系存在动荡的风险。实际上,这些债务危机已经开始在多个国家中显现。政府为消除经济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救助计划,导致不良负债从私有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这些计划还大大增加了公共支出的数额,并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公共债务以及为促进经济发展所必须做出的各种艰难抉择等。
本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在回顾此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总结公共部门为遏制经济与金融危机所采取的各项措施;第四部分介绍各国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为了确保经济的持续复苏,在经济体框架中可能采用的新规则和新机制。
二、 金融危机的起因
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国际结构性失衡、银行与金融体系功能失常、复杂金融产品(如衍生品和结构性产品等)的发展不受约束。这场金融危机损害了实体经济,但却让中介机构和投机者从中受益。
发达国家由于有世界其他国家支持其财政赤字,因而在财政政策上选择长期赤字。再加上,由于使用复杂的金融工程能使金融风险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散,这些国家的公共支出稳步上升。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利用本国有利的经济条件,实施持续的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率来支持其“过度乐观”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虚拟经济,而不是依赖于那些真正创造财富的生产、服务环节。低利率产生了更大的金融债务和投资意愿,尤其是增加对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的投资热情,这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不合理上涨。在房地产领域,美国房屋价格1996年―2005年的增长率高达90%,其中2000年―2005年的增长率为60%。低利率也导致了投资者不惜成本追求收益的趋势。这一趋势也促使旨在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和金融、经济主体需求的复杂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开发。过多的资金流动性致使很多公司高估了市场吸收风险的能力,引发了公司管理者对业绩的盲目追求,也导致了金融机构之间的激烈竞争。
随着美国的一个高盈利、充足信贷投放时期(尤其是1993年至2006年期间)的告终(以房地产景气结束、次贷市场崩溃为标志),人们开始质疑金融机构和银行设计并实施的复杂债券化产品。金融危机首先影响到对冲基金和银行金融机构,之后严重地冲击了资产和股票的价值,并大大降低了公司财务状况转好的可能性,因此也影响了物质生产和贸易服务等实体经济,导致了这次经济与金融危机。这次经济与金融危机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范围目前还没被完全认定。不断蔓延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是由四大恶性循环造成的。第一,资产价格下跌促使资产所有者出售资产,因而资产估值持续走低;第二,金融机构蒙受的损失损害了其融资能力,使得资产贬值加剧;第三,金融体系功能的衰弱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反过来经济增长率下降又削弱了金融体系功能;第四,经济增长率降低对劳动者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并进一步使得商品需求下降和经济增长走低。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对很多经济和金融主体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银行,它使得许多银行濒临破产。
2009年全球GDP缩水2.2%,全球贸易额下跌近14.4%。这使得很多国家失业率升高,财政预算赤字居高不下。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取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紧张局势能否得到缓解,这种紧张局势形成的部分原因在于公共支出的增加及财政收入的减少。
三、 公共部门采取的措施
各国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灵活采用各种刺激经济的措施,如降低利率,调整资本额,向银行、金融和工业机构注入流动资本,实施行业整合政策以及运用恰当的预算和金融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等。
(一) 货币类措施
为了恢复经济和金融主体的信心,确保银行业的资金流动性,金融主管部门为银行提供了多种帮助。例如,2008年9月7日美国中央银行投入约2000亿美元解救美国房屋抵押市场的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另外,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很多中央银行通过降低利率来确保金融从业机构能够以优惠的条件重新筹措资金。各国中央银行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降低利率,其目的是保证金融从业机构在市场上积极地重新筹措资金;二是通过养老金向银行网络注入资金,此举主要是为了恢复金融从业机构的信心,保障银行业的资金流动性;三是购买一部分银行资产,包括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高风险的不良资产。总的来说,各国中央银行在确保本国银行和金融体系免于崩溃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实施这些措施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是借助于造币。因此,在各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曾经被银行持有的不良资产替代了中央银行的传统资产,大部分债券成为安全资产,这对各国中央银行的信誉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 预算类措施
很多国家政府运用了预算工具,例如在经济领域采取重要的扶持措施,并开展针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纾困计划。其中,美国的保尔森计划主要为银行和金融体系提供援助,援助金额高达7000亿美元。类似的还有德国政府划拨了近5000亿欧元的预算,用于扶持计划中的金融市场部分。一些旨在结束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复苏的财政刺激计划也得以实行。大部分刺激计划将贷款作为融资的主要渠道,这些刺激计划涉及多个行业,尤其是受到经济和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行业(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而且大大提高了帮助私有部门摆脱危机的公共投资金额。
一些国家政府还将金融机构收归国有。例如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国有化比例为80%,美国财政部对其注资更是高达850亿美元。另一个例子是一家规模位列英国前八名的银行已经部分转为国有,其市场价值约500亿英镑。各国采取的财政与金融措施初见成效,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日本和新兴国家)在2009年的后期开始走出危机。但很明显,预算类措施大大扩大了各国的预算赤字。2009年,G20国家的赤字占GDP的7.9%,而2007年则不足1%。相对新兴国家而言,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尤为突出,2007年发达经济体的赤字平均占GDP的1.9%,而2009年则高达9.7%。希腊等国的赤字也在2009年急剧上升,达到GDP的12.5%。各国主要通过借贷来弥补预算赤字。低利率刺激了借贷,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倾向于公认比较安全的政府债券。结果,各国越来越深陷于低利率的债务,而偿债也保持着经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使他们产生了错觉,以为能维持高借债能力,而不用担心影响到财政;同时也使政府遭受了债务和偿债增加的风险。2010年,由于高债务水平和预算赤字带来的不信任,在希腊与2010年4月的欧洲平均水平相比,利率几乎提高了450个基本点。、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国家,这种风险变成了现实。市场和评级机构对希腊等国家债务水平进行评估后,认定其为加剧贷款拖欠的主要因素。这些国家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临界值,并且还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攀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G20国家债务额的GDP占比已由2007年的62%提高到2009年的近75%。这一趋势在发达经济体中尤为显著,二战以来一些国家首次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为此,在市场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了财政紧缩计划,以便能降低预算赤字和公债水平,实现宏观经济基本平衡,重振市场信心。但是,这些措施也可能导致需求减少,影响经济复苏乃至各国内部的社会平衡。
从分析财政和金融主管部门采取的不同措施可以看出,市场的自我调控功能随着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爆发而黯然失色。私有部门在危机管理方面的能力以及市场经济的种种优点都遭到强烈质疑。因此,在对金融、经济领域进行调节、控制的过程中,国家干预正在回归。
四、 需要进行深度改革
2007年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三年多,但危机仍然是热点话题,并继续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危机的起因是大规模贷款和投机性投资,这揭示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功能失常已经十分严重。金融市场不加约束地发展,导致了实体经济严重不稳定。事实证明,市场自我调节的信条是错误的,而且对全球经济极其有害。战胜危机、重振经济并解决威胁着许多国家(欧洲、墨西哥、日本等)的债务危机,始终是各国、各地区乃至全球层面的重要议题。
为了恢复信心、重新发展经济,各国运用了大量的预算和货币措施,并提供了必要担保。同时,各国还采取措施以加强对银行业的管理,削弱投机效应,强化金融监管,改善金融方面的国际协调。以美国为例,美国正在进行银行和金融体系改革,一项新的银行和金融业法案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规。得以通过。这项法案旨在对主要的金融从业机构采取新措施,实施更严密的监管,以防范危机。新措施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设立新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及整合各监管机构,以预测全球危机和投机性泡沫的发生。二是严格限制银行和对冲基金业务,使银行资金无法用于开展与其给客户建议相反的操作。三是规定金融机构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四是建立补偿基金,以应对未来的银行危机。该基金由银行提供,而不是来自国家预算。五是强化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主要途径是建立对场外市场(OTC)的清理和管理机制。六是拓展对评级机构的监管。七是更明确地划分储蓄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等。
目前实施的多种措施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带来了全球经济的轻微反弹世界银行在2010年6月的经济展望中预测,2010年和2011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分别为2.7%和3.2%,同时强调复苏十分脆弱,不排除2011年危机复发的可能性。。然而,再次发生类似危机的威胁仍然十分明显,这值得关注。例如,金融体系中现存的大量不良资产(其中很多由中央银行持有);多个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有可能转为社会与经济危机),无力偿还债务的国家可能面临新的银行与金融危机等。对各国政府而言,进一步深入分析和反省,制定更全面、连贯的方案以应对现有和未来的挑战与风险已经刻不容缓。经过深刻反省,国际社会必将在新的制度与组织规则约束下,在确保可靠和可持续的前提下,重新定义银行和金融体系。我们要做的就是全面审视这一行业中各主体的作用,并检查约束其业务活动的各项规则。各国通过强化公共部门监控等方面的作用和能力、深入分析和防范危机以及开发有效的可操作工具,可以最终实现这一目的。
为实现金融与银行体系的一致、可靠、公平,并且保障这一体系以合理的费用为各个经济主体提供融资,各国和国际层面推进金融与银行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为确保金融与银行体系改革的成效,各国需要在密切协调和磋商的基础上完善这一体系中的国内和国际框架的所有组成部分。同样重要的是,各项行动的落实必须做到协调、渐进、有序。
(一) 银行体系的作用
需要牢记的一点是,银行的固有功能是接收客户的存款,并使之增值(客户可以是个人、养老基金―保险机构或者经济、金融机构等)。银行的作用还包括在存款者和投资者之间以及不同公司之间充当中介,配置资源、提供资金。也就是说,银行为创造附加值的经济活动提供资金。尽管如此,随着金融业务的发展,人们发现银行除基本业务外,引入的新业务逐渐成为主导。银行并没有将其业务限制在为经济主体提供资金,而是转向了咨询和市场投资等新业务的开发,并积极参与各种市场活动。显然,这不利于银行行使其基本使命――为市场和实体经济活动提供资金。银行开发或推广销售的新产品(衍生品、债券化产品等等)越来越复杂。此外,它们还逐渐为金融从业机构(例如对冲基金)提供了过多的资金,而这些金融从业机构的基本使命是以牺牲银行的固有责任为代价,追求投机和快速增益。通过证券交易,贷款存在风险的银行得以向其他金融从业机构分散风险,这些贷款因而转化为有价证券。风险的分散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源头,金融危机首先影响了金融从业机构,而后逐渐波及整个经济。对此,通过严格的规则来监管并控制银行资源(也就是储户的资源),确保银行管理下的储蓄安全,就变得越来越必要。其他一些措施也可用来监管银行行为,例如修改贷款资格标准,确保资金的合理利用,从而维护储蓄者及整个社会的利益;严厉打击内部交易;确保账簿管理的透明度及财务清单的可靠性。从这些方面讲,银行体系应该严格安排,杜绝不透明的记账和数据记录。这些措施的实施能限制小团体暗箱操作,从而打击垄断和减少任人唯亲的现象。除此之外,这些举措还能使对冲基金的一些不当行为收敛。这是因为之前的做法会使得个人、资本所有人乃至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巨大危险,从而影响到经济福利和整个社会发展。自从此次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系统前所未有地急需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银行体系就必须划清储蓄银行、对冲基金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界线,明确各个机构组织间的权利和责任。重振公众对银行的信任还需要加强银行监管,强化公共管理部门的职能,限制甚至取消替换产品(诸如结构性产品,衍生品等),并保持各个部门间的关系分明。
(二) 金融市场的作用
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在保证资产流动性和资金周转流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市场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比重的增加孕育出不少金融大亨,他们将自己的规则和条件强加到不同的经济活动者乃至整个国家身上。股票交易价格的演变必须依赖于公司的实际经济状况,而不仅仅是市场及其参与者的热度。经济实体间的价值交换也应该反映真实的资产价值,而不是投机或一些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与之相类似,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应该被投机者的臆想所左右,而应理性客观地分析自身金融情况及偿债能力。在一些体系中,个人主义取代了集体利益而占据上风。我们必须让这些破坏分子不再起作用,从而使这些不利因素从银行体系中逐渐消失。因此,建立一个更加透明、理性、全面的分析机制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一机制将考虑到问题的方方面面,从而提供现实情况的客观评估和对风险的准确预测。从这一方面看,我们采取措施,至少可以减少金融及经济的主要风险因素。为此,相关国家机构需要大力控制纯粹的投机行为,杜绝避税天堂。此外,各国金融市场还需要强有力的国际金融监管,以监视可疑对冲基金的流动,以此保证银行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三) 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
由于信用评级机构能够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破坏,我们必须以客观、职业、独立、负责、中立的态度重新审视信用评级机构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此次危机,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些机构不仅不能只作为私有部门的一部分而存在,也不能继续享有封闭、不透明、无需监管的特权。信用评级机构必须通过管理、规划和整治,明确信用评级机构的特定职责和角色定位,避免利益集团游说,保障储蓄者的经济安全。回顾过去,我们发现,对次级投资评级的陡然巨变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着重分析在某一投资产品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机构间存在的显而易见的利益冲突,而过去信用评价机构对他们进行的评级往往过于宽容。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希腊爆发的债务危机一部分要归咎于整个国家债务评级的下降。这一降级加剧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公共债务的利率。简而言之,评级机构应由公共权力部门、专业机构及与这两种利益攸关方存在联系而又独立组织托管。成立公共管制或监控机构对评级方法做出考评,这一做法也会进一步保障评级行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四) 国家应发挥的作用
国际层面不均衡的不加以控制的交易和其他金融活动导致了危机的持续发展。因此,各国需要建立一个结构性的强化机制,以遵循新的逻辑,摒弃教条和旧式思维,发挥好整个社会和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作用。金融危机突出了国家的基本职责,国家不仅作为市场行为和金融体系的监管者,而且是经济复苏的主导者。政府出资救市,不仅挽救了银行和金融机构,还对一些重灾行业和个体提供资金支持。基于此,政府扮演的角色之重要以致其成为公众利益的唯一捍卫者、个人和所有经济参与者的权利职责维护人。为保障市场上众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持久和谐,发挥政府调控职能就变得越来越必要。我们需要政府及公共机构加强其监管职能,以保证国家、地区乃至国际间能协调好各方利益,统筹发展。为此,各国政府需要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发展相关机构,建立健全组织框架,成立合格的相关法律部门,所有这些部门的协调发展将为经济良好运行打好坚实基础。除此之外,国家还应该保护那些在共享财富方面做出努力的部门。这种做法旨在保证社会和谐,打击一心只想快速获利、不公平致富而不顾及他人和社会的投机者。金融稳定只有通过透明的制度和公正的运作才能实现,因为透明和公正能创造价值,实现利润的合理分配。要充分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达到经济、银行、金融机构,尤其是社会所有阶层的真实、平衡发展。这一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控制人力资本的不确定性以及弥补生产行为的不可预测性。这种不确定性和公信力的缺乏只会造成社会混乱、不公正,人们紧张、彼此冲突及缺乏安全感。因而,金融体系就不能担当起为经济和社会建立先进的可持续的组织构架的重任。国家、社会团体和金融专业人士必须确保作为经济支柱的金融不仅仅是投机者和权势阶层的工具。相反,资源分配应该取决于公司、企业家在创造财富,提升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一财富的获得应该有利于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使参与各方得到公正的收益,而不是扩大行业间、社会地位和收入方面的差距,因为这些差距是不安定和紧张局势的罪魁祸首。有教条说经济自由不可挑战,如果这只是因为其创造性和在资源利用、价值形成最大化上所起的作用,那么事实上对市场和自我管理给予的过度自由反而会毁坏经济自由,导致危机。这种破坏作用不仅局限于某一特定行业,还会蔓延到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乃至整个社会。因此,正如公共权力部门之间一样,经济领域也存在着制约和平衡。国家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不意味着干预经济,相反,经济自由依然是不变的主旋律,个人和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国家具有一定的可操控范围是为了更好地保证经济活动高效有序进行,满足各方面利益需求。这种做法还有利于财富依据个人的努力进行合理分配,从而创造真正的价值,给国家、经济、社会带来一定的稳定,促进社会自信、公正、稳固、和谐地发展。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之巨大充分显示了国家在维护经济稳定、恢复经济参与者信心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有需要,政府就必须建立管制体系,采取干预措施来纠正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必须成为经济活动中的楷模,这种楷模作用是通过良好地管理国家及各个公共领域体现出来的。
(五) 建立国际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国际社会正在就如何更好地监控金融体系、对其相关风险做出评估和管理达成广泛共识。的确,金融全球化使危机得以迅速蔓延到全球金融体系。这也凸显了建立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它能通过一场经济联合治理来缩短危机持续时间和规模,也能应用一场财政和金融治理来预防,至少减小未来危机的破坏力。假设金融不稳定性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影响,那么一国的规章制度要符合多边国家的规定也合情合理。这一做法会防止公司避开那些制度严格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避税天堂就是国际金融体系不透明的一项重要考量因素。国际金融体系的不透明使银行、金融、经济和整个社会体系疑云重重,充满不确定性。避税天堂的存在使得众多跨国公司轻而易举逃避产地国或所属国的征税。当前国际金融规章中的不少条目都基于一个理念,那就是与完全独立的国家管理机构进行自愿协调,以使自身免受政治干预。因此,通过认真分析、仔细挑选所建立并运作的新国际金融体能产生较好功效,因为它能监管、评价大型跨国银行、金融投资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为,从而以国际公认的制度准则来充分评估这些机构的运转情况。尽管建立这种监管机制是正当合理的,但想要把所有方案转化成现实却有不小难度,尤其是因为它需建立一个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高效、可靠的全球体系:(1)强制性多边协议,为商业和投资银行、机构性投资者(养老基金,共有基金,对冲基金,财富基金等)、评级机构制定一套适用规则;(2)各国政府承诺通过国家管制机构实施这些规则;(3)单边或多边机构共同负责规则的实施情况,并对违反者做出惩罚。
事实上,规则是否得以实施取决于各国政府做出承诺的能力和意愿。这就需要国际社会提高协调合作水平,建立管理机构。这一机构的建成能极大地提升信息搜集能力、政策分析和制定水平,从而防止危机发生,促进国际银行和金融体系更加安全可靠运行。
五、 总结
这次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不一,这主要是因为它对相应国家银行和金融体系造成的危害程度不同。危机涉及范围甚广,至今全球经济复苏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也看到,许多金融机构在危机面前往往以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滞后性为借口将责任推给社会和公众。他们会强调说政府部门也经常以全球化为挡箭牌,替其不作为辩护。
为了走出危机,各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目前采取的措施都势在必行。这些政策措施也必须在透明、负责的基础上实施。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度,以恢复公众对经济的信心,这对所有经济和社会活动参与者(公司、跨国集团、金融机构和银行、养老基金等)都至关重要。因此,这次危机也为我们创建新的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一新体系有利于我们吸取经验教训,因为它有助于全面衡量生产过程中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巩固加强政府作为战略法规的制定者和评估者以及均衡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势力的保障者的作用。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该在风险监管分析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经验还告诉我们,公共力量也应在国际协调、磋商和合作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竭尽所能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的共同发展。这次危机让我们重新思考了国际金融架构,它需要各方在金融业管理规则、国际金融会计准则和金融交易处理方面展开更紧密合作。其目标就是加强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和稳定性。
最后,我们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就是以人们和生产活动的需要为基准制定出一系列行业标准和规则,并确保它们有效执行,使金融市场透明、公正,因为这些准则是一个健康的全球经济的基石。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Crisis
Ahmed El Midaoui
(Morocco Audit Court, City of Casablanca, Morocco)
Translated by XU Fei1 DING Yue2
(1. Se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fice of Audit, PRC, Beijing 100037, China)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且由此演变而来的金融危机开始席卷全球。随着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其影响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金融危机从各个渠道对企业财务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使得财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但是其爆发的机制与通常情况下会有所不同。因此,挖掘财务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合理调整资本结构,帮助公司避免陷入财务危机已经成为各利益相关方的迫切需求。这对于上市公司优化治理结构、发现潜在风险、防范财务危机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政府管理部门适时监控资本市场的风险、投资者正确选择和把握投资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一定的技术支持。
二、金融危机下资本结构理论与财务危机研究
(一)研究假设现有的资本结构理论中最初的MM理论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为企业的总价值不受资本结构的影响。发展了的MM理论认为企业负债率越高对企业越有利,当企业负债率为100%时企业价值最大。CHH资本结构理论则认为在不考虑企业财务风险和企业所得税的情况下,资本结构的变化有时会使企业价值上升,有时也会使企业价值下降,在特殊情况下资本结构的变化不影响企业的价值。因此对于企业而言有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对于受到金融危机波动影响的企业来说,其资本结构的选择对企业财务的影响是远远不同于一般情况下的,合理的选择资本结构可以使一个企业摆脱财务危机,如果疏忽大意,按照既定的方法也可能使其陷入财务危机之中。我们知道资本结构中最重要的就是组成部分是股权资本和债权资本及其比例关系,据此我提出了以下假设:
假设一:企业受到金融危机的波动增加负债资本更容易陷入财务危机
假设二:企业受到金融危机的波动不增加负债资本更容易陷入财务危机
(二)目标公司的选择 由于本文是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探讨资本结构和财务危机的,所以笔者特别注意到这次金融危机波动下,国内外许多知名企业似乎没有过多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发展稳定,这除了管理层的合理投资和不断创新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那就是资本结构的调整。但是也有很多百年企业破产或者陷入史上罕见困境中。这里随机选取了20家上市公司,并对其进行了编号如表1所示,其中的1、4、15、17、18、19、20七家公司是被st(special treatment,如果公司财务状况和其他财务状况出现异常,则对上市公司的股票进行特别处理,也就是会被戴上ST的帽子),然后对其财务数据进行了整理分析,最终证明假设的正确与否。
(三)理论研究 在通常情况下,企业资本结构的确定符合了一定的标准即可,如:使公司价值最大化,公司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较低,财务风险较小等,按照既定的标准合理的选择资本结构是规避财务危机的有效措施。而金融危机作为一种环境因素对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财务危机起着重大的影响。金融危机下企业产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首先,金融危机对于一个企业的外部影响很大。因为它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和需求疲软,使得大部分企业都面临着财务困境,甚至行业经济下滑,前景扑朔迷离。正是由于经济危机使得未来经济前景的不稳定性增加,从而使消费者产生悲观的预期,减少消费支出,以备不时之需,企业的消费收入就不断降低了。第二,全球金融危机也是一场非常严重的信贷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使得许多银行纷纷破产倒闭,银行业更加关心平衡自己的资产负债水平,从而出现借贷紧缩甚至借贷枯竭,企业要么不贷款,要贷款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从而大大加大了财务成本,从而增加了风险,很有可能会出现杠杆的负效应。所以,从理论层面上来讲,金融危机会降低企业的收入,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筹资成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大幅度的增加负债,企业就会面临巨额的资本成本,入不敷出,情况严重的会产生财务危机,甚至破产倒闭。
(四)实证研究具体内容如下:
(1)负债资本柱形图。从随机选取的20家上市公司的2007年和2008年的年报中查看负债资本的数额并进行了统计,并通过柱形图反应出来,如图1所示:
从图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4、6、12、15、17、18、19、20这九家公司2008年的负债资本明显高于2007年的负债资本;8、14这两家企业2008年和2007年的负债资本基本持平;2、3、5、7、9、10、11、13、16这九家企业2008年的负债资本明显低于2007年的负债资本。
(2)利润总额柱形图。从随机选取的20家上市公司的2007年和2008年的年报中查看利润的数额并进行了统计,并通过柱形图反应出来,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很清楚地看到1、4、6、8、9、10、12、15、17、18、20十一家公司的2008年利润总额小于2007年的利润总额;2、3、5、7、11、13、14、16、19九家公司的2008年利润总额大于2007年的利润总额。
(3)对上面两个柱形图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
图3着重分析了负债资本的变动与利润的变动关系,公司增加负债的目的就是增加收益,而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负债资本的增加并不一定能带来正效益,反而样本里的9家公司就有8家是利润减少的,超过85%;而负债资本减少或不变的公司并不一定就带来效益上的损失,反而11家公司就有8家是利润增加的,比例超过70%。特殊情况下负债增加的企业容易产生财务危机。文中负债增加的9家公司,有7家公司被ST了,比例超过75%,而负债减少或不变的11家企业里没有出现财务危机。这就很充分的说明了在特殊的情况下负债的风险超过了收益,反而是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当中。
(4)实证研究总体分析及结论。从随机抽取的20家公司中我们可以分析出:金融危机下,资本结构的选择与企业财务危机密切相关。7家公司陷入财务危机,主要是受当前的金融危机大环境下资本结构的影响。因为在这个特殊的环境条件下,企业增加负债额并不是MM理论所说的负债越多企业价值越大,而是资本结构的变化有时会使企业价值上升,有时也会使企业价值下降。此例正是使企业价值下降的情况,因为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负债的增加使得企业的总资本增加,但是企业的收入却往往减少了,进而导致企业利润下降,收益率降低,杠杆的负效应影响十分严重,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追求杠杆正效应,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条件下,采取保守的经营策略反而会降低风险成本。虽然在一般情况下资本结构中的负债资本,可以降低企业的综合资金成本,使用负债资本可以产生财务杠杆效益和税收节约效应,但是我们常常会忽视它也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本文主要通过研究2008年和2007年的负债、利润和股价的变化关系,从而反应负债对企业的价值,收益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增加负债资本的企业在金融危机下更容易陷入财务危机,即假设一的结论是符合实际验证结果的。
三、结论和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金融危机下的资本结构理论与财务危机,随机选取了在金融危机波动中的20家上市公司2007年和2008年的财务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合理的进行分析,最终无论是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实践研究都得出了增加负债资本的企业在金融危机下更容易陷入财务危机的结论即前文所提到的假设一,其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大背景下杠杆效应是负值,加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即使会产生负债的节税效益,但是整体来说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提高企业收益的目的。所以要特别重视企业的资本结构管理,不能将资本结构孤立开来,不考虑一系列的影响机制。
(二)相关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财务危机绝不仅仅是企业财务上的问题,它与企业的资本结构的选择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增加负债融资虽然扩大了企业资本,但是由于人们对未来经济持悲观预期,所以企业所需承担的负债成本较高,风险成本要远远高于经济正常情况下。当前企业在金融危机席卷之后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期,对企业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挑战。但是不论所处背景如何我们都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1)资本结构的选择要考虑到特定的经济形势。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在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当时所处的特殊的环境、背景,合理的调整资本结构从而很好的绕过金融危机,尽量减小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我们要综合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在经济较为复苏的时期可以适当的增加负债从而获得较高的杠杆正效应和节税效益,而在经济不景气时要加大股权投资,保持企业能够平稳发展,要综合运用周围因素合理的制定融资决策。
(2)还需考虑的其他因素。在确定企业的资本结构的过程中不仅仅要考虑本文着重提到的环境经济因素,对于特定的时期还要考虑到其他的一些因素,如各个企业自身的销售增长情况,企业所有者和管理人员的态度,企业目前的资本结构状况和此时的盈利水平,政府的税收及法律限制等等。要尽可能的考虑全面,从而选择一个相对合理的资本结构,自主出发,保持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高的盈利水平,使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曹玉贵:《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及优化――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思考》,商业研究2004年第18期。
[2]曹婷:《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的研究综述》,《山东商业会计》2008年第2期。
特里芬难题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直指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金融格局的局限所在,鲜明地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二战结束前夕,1944年在美国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制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了美元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同美元挂钩的平价(固定汇率)制度,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国际清偿力的主要来源和支撑,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这一架构对于恢复战后经济、缓解国际黄金储备和清偿能力的不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固有的缺陷。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研究后指出,如果没有别的储备货币来补充/取代美元,以美元为中心的平价体系必将崩溃,因为在这一体系中,美元同时承担了相互矛盾的双重职能。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这种两难处境,就是著名的“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其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特里芬教授的先见之明。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各主要发达国家之间逐步形成了浮动汇率制度,保证了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平稳秩序。在随后的20年间,虽然局部的经济危机时有发生,但是国际间大规模的危机再未出现过,长时间的平稳环境也让人们逐渐淡忘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漏洞。首先,浮动汇率只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自发形成的,发展中国仍然采用钉住美元的政策;其次,国际贸易结算仍然是美元一家独大,没有国际条约或者组织可以约束美国潜在的给贸易赤字进行货币融资的可能。
纵观历史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重回钉住汇率制和中国等新兴国家融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重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的流动性过剩。只不过30年前是以美元的黄金价值崩溃收场,而这次经济危机则最终要以美元的国家信用受损甚至崩溃收场。
中国的储蓄问题
多年以前,经济学家就已经指出,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在于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一国的储蓄应当等于投资加上净出口。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本质上就是外贸的不平衡。巨额的外贸顺差造成我国金融系统的储蓄沉淀严重,资金配置效率低下,而同时投资的收益率不高。
外贸巨额顺差导致的储蓄过剩也直接影响着民生问题。据统计。自2004年起我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就在不断下降,与投资、净出口的快速上升呈现出鲜明的反差。居民消费直接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消费占GDP比重的下降,说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是众多民生问题在经济数据上的集中体现。
我国储蓄一般由个人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构成,二者大约各占一半。但近年来,居民储蓄比例逐年下降,2007年已经接近总储蓄的40%水平。这说明企业存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储蓄的主要成分,而这部分资金对存款利息水平、利息税以及社保体系建设等因素并不敏感,通过观察统计数据不难发现,企业储蓄的增长同我国外贸顺差的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因果联系。强制结汇制度客观上决定了外贸企业将出口收入直接转变成银行人民币存款。同时国有企业长期不分红也造成了企业储蓄居高不下。
周小川行长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仍不彻底,影响了储蓄率的调整。尽管目前民营、私营企业已实现市场化和成本真实化,但政府机构体系没有纳入社会化管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虽取得较大进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确定,货币化程度不够。当前应当加快政府部门改革和职能转化。”
从长期看,为实现平衡的、可持续的发展,为不断改善民生,政府必将对国有企业分红问题着手进行解决,外贸企业的外汇资金也将不再能轻易兑换成人民币。这两个变化对银行来说无疑将是巨大的挑战――国有企业存款长期看可能会逐步下降或者至少是增长乏力,而外贸领域的结售汇收入以及外贸企业的人民币存款也会受到不小的打击。
金融顺周期性
顺周期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两大类:一是制度性顺周期,二是理论性顺周期或者说“理性预期型”顺周期。前者表现为“信用评级羊群现象”、“公允价值计价失准”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鼓励提高杠杆”三种现象。而后者则表现为以通货膨胀率作为政策目标并主要依靠利率工具实现货币调控的中央银行自身的顺周期性。
关于制度性顺周期问题,周小川行长指出,全球金融体系在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时高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从而产生了显著的顺周期性特征。信用评级业由少数几家大型机构主导,它们几乎提供了全部重要的评级服务。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具体评级相关性较高,它们叠加在一起产生了强大的周期性力量。经济繁荣促使乐观情绪产生,经济衰退则导致悲观。众多市场参与者使用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并作为业务操作和内部考核的标尺,在机构层面产生大量的“羊群行为”。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允许金融机构使用内部评级法对复杂产品定价并评估其风险。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经济高速增长时,风险权重通常较低,资本充足率因而较高;而在经济衰退时,风险权重通常较高,资本充足率则较低。因此,金融机构倾向于在好年景时提高杠杆率,而在年景不好时则降低杠杆率,从而促进了繁荣期的泡沫积累,以及衰退期的信贷紧缩与资产抛售,导致周期性波动上升。这体现了较强的顺周期性。
理论性顺周期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当经济好的时候,通货膨胀低,人们对未来乐观,主观贴现率低。贴现率决定资本成本即利率,因此利率低,人们愿意买房子,企业愿意贷款进行投资扩张。这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股票价格快速上涨。价格上升最初没有传导到消费品。等到价格上涨传导到消费品,人们发现通货膨胀后,就对将来失去信心,贴现因子就会变大,利率水平随之上升,企业将面临流动性不足、信贷约束,整个社会出现失业和经济衰退。实际上危机发生之前的美国就是这样――早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由于亚洲和东欧新兴国家的大量廉价商品出口到美国,使得美国长期维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以通货膨胀为首要政策目标的美联储因而可以很正当的长期保持低利率,这种低利率环境造就了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市场泡沫,再加上监管不力,最终两个泡沫融为一体。但是早期被释放的过剩流动性最终还是会导致通胀出现,从而很快刺破泡沫。
【关键词】 金融危机;珠三角经济;调查;思考
一、金融危机使珠三角经济受挫严重,但尚未伤及筋骨
1.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发展速度大幅下降
前三季度,广东省GDP25299.68亿元,同比增长10.4%,比去年增幅降低4.1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增长 11.8%,比去年增幅降低5.1个百分点。来源于广东的财政总收入 6731.30 亿元,同比增长 21.9%,比去年增幅降低29.6个百分点。主要经济指标虽然还是全面飘红,但增长速度已明显下降。
2.从企业倒闭的情况来看,“优胜劣汰”得到体现
前三季度,广东省关闭企业7148家,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其中:东莞1464家、中山956家、珠海709家、深圳704家、汕尾587家、佛山526家、潮州432家。并集中在玩具、制鞋、服装、建材、五金、塑料、电子等传统型、低技术、高耗能、劳动密集型行业。
国际金融危机对珠三角企业的影响呈现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境外融资型企业受影响较大,境内融资型企业受影响较小;出口型企业受影响较大,内销型企业受影响较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影响较大,技术密集型企业受影响较小。企业倒闭的原因除了受金融危机的大环境影响外,主要还是发展过于信赖银行贷款和民间信贷;产品种类过于单一;大客户过于集中;生产经营管理粗放等自身问题。部分企业犹如秋后的枯枝残叶,被淘汰出局只是迟早的问题,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其死亡而已。
3.从各行业景气情况来看,连锁反应已经显现
除了工业经济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外,服务业也未能幸免。租赁业,大量厂房打出了招租的招牌,员工宿舍租赁空置情况严重,租金普遍下调;运输业,企业的关停减产,让油价居高不下的物流业更是雪上加霜,员工的大量返乡,居民外出减少,使出租车生意清淡,据深圳多位出租车司机反映,收入已减少40%以上,随着失业者的增加,铁路春运可能提前开始;餐饮住宿业,由于前来洽谈业务的客商减少等因素影响,宾馆空房率明显上升。
在东莞市一家拥有20多家分店的湘菜馆用中餐时发现,大厅高峰时里竟然没有一桌客人,异常冷清;通讯业,据一位销售手机的老板介绍,厚街镇1000多家专卖手机和手机卡的店铺,关门的有140余家。在与员工交谈中了解到,企业的裁员减薪现象普遍,失业压力增大,在收入预期不明朗的情况下,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受到抑制。显然,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4.从应对危机的态势来看,仍然有望重振雄风
虽然珠三角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比较严重,从多方面情况反映,其快速发展的软硬筋骨并未被伤及,只要应对得当,还是有望重振雄风的。经过多年的积累,珠三角地区已形成了大批的强大产业集群和完备产业链,企业重生的基础还在;多年的改革开放,珠三角地区已有一套引进外资的成熟机制和服务企业的科学体系,重商的氛围显得弥足珍贵。
由于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抓得早,珠三角大部分城市的支柱产业受到的冲击还是有限的。雄厚的财力可以为企业解困突围做很多实在的事情,投入10亿元投入成立再担保体系、取消行政性收费、降低厂房租金、支持企业产业升级等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已相继出台。在大量企业关闭的同时,也有一批新的企业冒了出来,部分关停企业通过调整经营策略后,又恢复了生产。尽管增速放慢,放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中,珠三角经济运行的基本面还是好的。就算是倒闭企业最多的东莞市,前三季度生产总值增长15.1%,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8.1%,外资型经济增长7.9%,仍然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速。
二、辩证看待金融危机对珠三角经济的影响,认真把握危机中暗藏的机遇
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金融危机也不例外,既有“危”的一面,又有“机”的一面。经济危机不是经济灭绝。企业界一致认为,金融危机给他们带来的损失是明显而直接的,同时觉得企业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一轮难得机遇。
(一)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危害”直接而持久的
一般来说,金融危机的影响将按这样一个顺序传递: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发展放缓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减少发展中国家出口减少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萎缩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减速原材料和能源需求下降原材料和能源出口国家经济发展减速。这个过程是渐进而持久的,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调整过来。
随着金融危机冲击波的蔓延,全球经济在未来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将明显放缓。在这种大环境下,企业普遍会感到投资信心不足,很多行业将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企业产品订单将明显减少,且价格大幅波动,市场变化多端。虽然国家采取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作用的发挥肯定需要一段时期才能发挥明显的作用。近期内,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我们也必须作好应对的准备。
(二)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将为国民经济注入强大活力,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称,4万亿元的中央刺激性投资,将有望促使中国经济保持8%左右的较快增长。
第二,产业升级迎来了有利机遇。事实证明:历次经济危机都将带来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市场格局的重大变化。那些在金融危机中挺过来的企业,将获得政府在融资、财税等方面的有力支持,迅速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升级步伐,优化产业结构。
第三,扩张成本已经大幅降低。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副效应,就是国际原油价格和原材料价格全面回落。这对企业是个大利好,企业的建设成本明显降低,扩张能力将大幅增强,是实力雄厚的企业低成本兼并扩张的好时机。
第四,市场自动调节作用不可忽视。当一批企业倒闭后,供求关系起了变化,在客观上会减少订单市场的竞争性,企业在谈判中话语权将增强。
第五,一般消费品市场所受影响有限。金融危机对消费的抑制,更多的会落实在奢侈品、大宗消费品、资本品消费上。人可以不奢侈,却不能不生活,一般性消费品需求不会受到过大的减少,仍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而倒闭企业的装备和劳动力,却可以补充到市场中去,提高存活企业的装备水平和劳动力存量,用工用电用地这些资源瓶颈也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
接受调研的企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在劳动力回流、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降低、拉动内需的大好形势下,内地将以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有力的政策支持而成为是沿海产业转移、企业有序扩张的理想去处。很多企业正在谋划将发展重心转移到内地,进一步扩大内地基地的生产规模。
三、政府部门应积极应对积极危机,谋求经济平稳发展
1.要与企业共渡难关,提高抵御危机能力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企业“活下去”是第一要务。目前,衡山县企业受影响程度虽不及珠三角地区严重,面临的行政服务效率不高、流动资金不足、装备水平不高、技术实力不强、人力稳定性不够等问题仍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当务之急是要深入企业调研,帮助其恢复发展信心,共同谋求破解办法。充分利用中小企业担保中心、劳动就业服务体系等平台,切实解决企业融资、装备、技术、人力等方面的问题,做大做强存量企业,提高抗御危机的能力。
2.抓住产业转移机遇,大力培育支柱产业
在东莞、佛山、番禺等地调研中了解到,尽管其制鞋、服装、金属加工等产业受到的冲击较大,企业界仍认为他们的核心竞争力还在,那里有强大的产业集群和完整的产业链,产业配套能力非常强,企业重新恢复就会很快,将会加快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产业转移将加速推进。在目前衡山 “产业支柱”还不明显的情况下,必须在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中,紧紧抓住沿海产业加速转移的有利时机,用好现有产业、资源和区位优势,瞄准一两个产业,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链条招商,引进主导产品和配套产品生产企业来衡山发展,力争用3~5年的努力,打造一到两个真正意义上的“支柱产业”。
3.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努力营造重商氛围
在调研过程中,企业界普遍反映珠三角地区相对内地有较好的重商氛围,这也是其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到之处都看到,目前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在机关只留值班人员,其他都深入企业在帮助其应对危机,协调矛盾,处理遗留问题。在正常情况下,也都认为当地政府在企业需要的时候,随时就会出现,企业不需要的时候,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也正是当地政府有意的这种“有为”和“无为”形成了经济发展的环境洼地。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直接、最严重的还是企业,应该更加知企业的冷暖,察企业的需要,解企业的困难,学会与企业打交道,提高为企业服务的水平,营造浓厚的重商氛围,帮助企业共同渡过难关,赢得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延平.资产泡沫、羊群效应和金融危机[J].商业研究.2007(12):87~91
[2]D.Abreu,M.K Brunnermeier.“Bubbles and Cra-shes” [J],Econometrica,2003(1):173~204
[3]“Synchronization risk and delayed arbitrage”[J].Jour-nal ofFinancialEconomics,2002,66(2,3):341
[4]V.V.Char,iP.J.Kehoe.“FinancialCrises asHerds:Overturningthe Critiques [P],NBERWork-ing Paper 9658,2003
[关键词]后危机;碳金融市场;困境;策略
从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来看,其危机的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由此迅速的席卷了整个国内外的经济市场,从而形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整个国内外的金融市场开始变得动荡不安,也使得各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受到了波动进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严重制约了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甚至有些经济型区域出现了倒退的现象。虽然在此危机出现之后,各个国家也采取了积极的经济措施来应对此次来势迅猛的经济危机,这使得一些国家的经济得以缓和,并有所改善,但是再次出现的欧债危机以及美元的信任危机,致使了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注定是漫长的、复杂的、艰难的。而正是因为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碳金融市场也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和破坏,各个国家的碳市场开始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且碳市场的份额也出现了发展缓慢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碳经济的发展。此外,《京都议定书》的出台同样是要求发达的国家的减排力度需要有所加强,并且制定了一定的减排指标等,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直接的影响了国内外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然而,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如何积极的应对和解决出现的环境问题,对于改善整个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作为全国碳使用量和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如何调整企业发展的模式,主动加快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从而来控制社会的碳排放,建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碳金融市场的产生及运作机制
1.1碳金融市场产生的缘由
面对当前的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的实际情况,国际社会开始逐渐意识到改善环境的重要性,因此先后出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来作为其补充的条款,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首次运用法律性的手段来制约和控制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情况,并以此来让其国家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在此次出台的政策中,规定了参与缔约的各个国家的责任以及其所需要履行的义务,具体来说是指在第一次的排放阶段,即2008年到2012年期间,要求缔约的发达国家,将其各自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应当控制在制定的以1990年为标准的范围内,并且尽可能的使其下降5个百分点,主要的是指二氧化碳等引起温室效应的六种气体,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则不需要受到制约。
1.2碳金融市场的具体运行机制
因此为了积极的配合此次国际社会的规定和号召,发达国家开始在国内进行大量的企业管理和环境整治,同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和支持,通过建立的相关碳市场机制来对市场进行合理的补充,从而来实现减少碳排放量的指标和经济成本。
1.2.1清洁发展机制
该机制具体的指发达国家通过自身采取相关的经济政策、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低碳项目的合作,以及直接性的购买排放量的企业等,来有效的实现对碳市场的减排目标。
1.2.2联合履行机制
该机制具体的是指发达国家通过进行一系列的转让和交易手段和方式来达到规定的碳减排的量,紧密联合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以此真正的做到控制碳排放的任务。
1.2.3国际排放放权交易
该机制具体的是指发放国家通过根据在国际社会的实际规定的碳排放量,来适当的进行合理的交易,通过采取买卖的方式来确保碳排放量的要求和指标。
2.金融危机前后碳金融市场的困境及其特点
从碳交易的起源来看,其诞生于90年代时期,从欧洲开始兴起,并且进行了最初的碳排放机制的建立和管理。其后在联合国和欧盟的联合作用下,使得碳金融市场逐渐呈现出国内外的市场补充机制之中,其特点是快速的。当2005年开始,碳金融市场迅速席卷了整个金融市场,其总的交易总额达到了近110亿美元,而当2008年时,碳金融市场的交易总额在此基础上增长了约11倍,总值达到了1351亿美元。同时,此时爆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因此碳金融市场的增长趋势也受到了相应的制约,开始在此后放缓了其碳金融交易的增长的速度,其交易总额有所控制。本文分析了从2005年到2010年之间的碳金融市场实际的交易总额、交易量等情况,来发现其碳市场在发展中所呈现出的前快后慢的特点[1]。
从全局性的角度来分析,整个全球市场的经济总量在经历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后,其碳金融市场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发展速度,在前期的发展速度较快,但后期的速度却有所控制,逐渐的降下来了。通过下图1所示的2005年到2011年期间的碳市场的各项经济值的变化情况来作具体的分析。
从上图所示的2005年到2010年的碳市场的有关情况来看,其整个金融市场的变化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前后的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具体来说,其交易的总量在2005年到2009年的四年期间内,出现了二氧化碳总量从7.1亿吨到87亿吨的跨越,并且其增长速度依旧保持在87%上,同时在2010年其碳总量,上升到了73.5亿吨,且在原来的发展基础上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长。此外,根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即使是在2011年会出现增长的势头,但是却难以下降到2009年的碳交易速度。其次,从交易的总额变化情况来看,前三年的发展速度是较为迅速的,实现了从110亿美元到351亿美元的大跨越,而2008年出现经济危机后,其整体的碳交易量就在1400亿美元上下波动,并未出现之前的增长趋势。
3.在后危机时代碳金融市场困境中,中国需要作出的具体策略
首先,中国需要认清自身在全球碳金融市场体系中的位置,了解其国内实际的碳排放和使用的情况,积极的作出市场定位,并且为此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调整国内的经济政策和企业管理的方式,加强建立和完善碳金融市场体系。
其次,严格的控制中国的碳排放量的指标。由于中国目前的碳金融市场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且中国国内的相关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特定的国情是造成我国的碳排放量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需要积极的转换能源消费的模式,尽可能的开发新型的能源来改善当前化石能源的消耗和使用现状,并且大力的宣传低碳生活、低碳出行低碳生产等环保性的观念,积极的参与到国际性的碳交易过程中去。
此外,由于当前的技术手段和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了碳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因此需要大力开发新型的技术创新项目,依赖一定的政府经济政策的支持,使得更多的企业主动的加入和参与到企业转型的计划中,积极的改善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提高其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并运用制度来进行制约和管理。
4.碳减排和碳金融市场前景分析
针对当前的大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使得才发展起来的碳金融市场的破坏力是比较大的,由于其涉及的不仅是碳市场的交易量,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际社会的各个国家实现碳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打击了实现全球化的自信心。因此,如何有效的建立和管理碳金融市场体系,实现对全球范围内的碳排放量的控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难题,也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这样的经济发展现象,联合国开始积极的推动的碳排放量的减少,来作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和规定,此后还召开了2010年的坎昆世界气候大会。首先,继续在法律的层面上,通过与发达国家来缔约相关节能减排的条款,来约束各个国家碳的排放量,并且更多的是号召各国自愿的加入到节能减排的队伍中去;其次,通过在技术方面设立“绿色气候基金”来对发展中国家森林资源的破坏作出约束和管理,利用技术的改革手段来控制各国的碳排放的气体,从而实现对全球环境的保护。最后,对于当前国内外的节能减排的计划,还是需要持有积极的态度和实现目标的决心,而这将会是成为碳金融市场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持。通过上述内容的探讨和分析,对未来碳排放和金融市场的前景可以作出一定的预测,在2012年以后,整个世界的碳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可观的,由于碳的需求依旧会很大,但是对其总的约束和管理力度还不够,所以需要通过加强建立相关碳金融市场的机制来促进企业经济的转型[2]。
5.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和影响,其对于现代的金融市场和环境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中国为了减少和避免这种后危机时代带来的市场发展困境问题,需要采取相对有针对性、较为强硬的策略来积极的应对。最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从上层建设做起,积极的构建具有统一性的环境减排体系,进一步的控制碳的排放,以此来积极的响应国际环境治理的号召和管理。虽然幕墙的中国还不是所谓的减排义务国,这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定要去履行的事项,但是中国从考虑到自身环境发展的角度出发,依旧主动的加入到减排的队伍中去,并以此来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此外,中国把减排作为整个国家企业治理的目标,通过建立企业管理和监督制度,明确权责分离,并且在各个行业领域进行相对合理、公平的分配,明确企业的碳排放的指标,以此来实现企业管理的标准化和市场监督的严格化,从而推动标准化的碳金融市场体系的建立,并且以此来逐步提高中国在整个国际社会上有关碳金融发展体系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李卢霞,黄旭.低碳金融模式研究:实践考察与战略思考[J].金融论坛,2010,S1:27-35.
[2]孟文慧.碳金融在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潜力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