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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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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笔记

政治哲学笔记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冠心病; 高脂血症; 辛伐他汀

Effect of Simvastatin Treatment for Elderly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with Hyperlipidemia/HUANG Dong-mei.//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2014,11(28):067-069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the mechanism of different dose of atorvastatin in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hyperlipidemia. Method: 120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infrastructure, control with simvastatin atorvastatin group 60 mg/d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1 time/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simvastatin and atorvastatin 40 mg/d, 1 time/d. To observe changes of blood lipid levels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 After administration, blood lipid levels of the two group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observation group effect was more obvious,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Key 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Hyperlipidemia; Simvastatin

First-author’s address: Zibo City Combine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ospital, Zibo 255026, 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4.28.024

高脂血症的发病率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的进食高脂高蛋白的食物,从而引起高血脂症发病率升高的现象[1]。该病是动脉粥样硬化、脑梗死、肾栓塞及冠心病的诱发因素。冠心病(CHD)中老年人常见的一种心血管疾病,本病的基本病变是供应心肌营养物质的血管冠状动脉发生了粥样硬化而临床中最为多见的为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的临床情况[2]。尤其是老年人多发,也是由于血脂异常引起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一种常见慢性疾病[3]。早期应用血脂调节药物纠正血脂代谢紊乱,对冠心病有较好的逆转作用[4]。近年部分临床证实,他汀类药物能降低血脂水平并延缓或阻止动脉硬化发展,具有较好的抗炎、抗氧化应激等作用。但是对于老年患者这一特殊群体,不仅药物治疗效果重要,同时有效避免不良反应同样要在临床中引起重视,而本院常用辛伐他汀治疗冠心病高脂血症。本研究着重探讨不同剂量的辛伐他汀对该疾病的效果以及安全性有无明显差异,并为今后治疗老年患者的冠心病高脂血症提供较为有价值的用药剂量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集本院自2012年1月-2014年1月收治入院的冠心病高脂血患者120例,其中男71例,女49例,年龄46~73岁,平均(53.8±13.8)岁,病程6个月~12年,平均(7.12±1.24)年。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冠心病诊断标准,符合高脂血症的诊断标准:空腹总胆固醇(TC)≥5.72 mmol/L,三酰甘油(TG)≥1.70 mmol/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3.36 mmol/L,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给予冠心病基础药物治疗,包括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康可等常规治疗[5],在此基础上,对照组在此基础上给予辛伐他汀阿托伐他汀60 mg/d,1次/d。观察组给予辛伐他汀阿托伐他汀40 mg/d,1次/d。

1.3 疗效评定 观察临床疗效和产生的不良反应。按照标准对两组的治疗效果进行判定,对两组患者的在治疗前后TC、TG、LDL-C和HDL-C水平的变化进行对比观察,同时观察患者服药后不良反应情况。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5.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采用 字2检验,以P

2 结果

2.1 血脂水平改善情况 与治疗前比较,两组TC、TG和LDL-C水平明显降低,HDL-C明显升高,尤其观察组明显;治疗后,观察组TC、TG、LDL-C和HDL-C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不良反应 经药物服用1个疗程后,两组部分患者出现药物不良反应,主要包括胃肠道反应、肝功能异常、横纹肌溶解、周围神经感觉障碍及抑郁症等。其中较为高发的为肝功能异常以及骨骼肌病变。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5.00%,对照组为81.66%,所有患者均未出现严重后果及不良反应。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高脂血症能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可损伤内皮细胞膜结构,改变膜通透性、膜酶和受体功能,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6-8]。他汀类药物的降脂作用在治疗和预防冠心病中越来越被重视。不仅能够降低血脂,而且能够对动脉粥样硬化在形成方面进行有效抑制,能够让动脉内的皮下组织功能得到恢复,起到抗感染的作用,能够让斑块趋向稳定[9],防止破裂,从而减少了急性心肌梗死和不稳定型的心绞痛等冠状动脉相关事件的发生,降低了因冠心病伴高脂血而导致的死亡[10]。同时他汀类药物具有较强的调脂作用[11],可以较好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和血清胆固醇水平,升高高密度脂蛋白(HDL-C),并通过反馈调节,增加肝细胞表面低密度脂蛋白(LDL)受体的活性而加速LDL的清除[12],调整血浆脂蛋白,延缓动脉硬化的进程,减少血栓素和ET的形成并防止血栓形成和抗炎作用[13],从而达到对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抑制[14],降低发病率和病死率。

他汀类药物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冠心病的防治,辛伐他汀对冠心病的高血脂症有着较好的作用,而且可以有效恢复动脉内皮功能、预防感染发生,对减少心绞痛和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率都有显著的作用[15]。同时具有药效持久、服用限制少、安全无不良反应等优点。

药理研究显示,辛伐他汀是临床应用中常用的钙拮抗剂,可以有效抑制患者的动脉收缩[16]。该成分可以降低受体与药物的结合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延长药物的作用时间。而且辛伐他汀可以激活LDL受体,降低患者动脉壁的脂肪累积,起到改善动脉硬化的作用,加速低密度脂蛋白的清除。在治疗存在心肌缺血性改变的患者时,包含该成分的复方药剂可以有效增强患者心脏功能,提高输出量和冠状动脉血液流量,提高心肌供氧的同时减少氧气消耗量,显著提高患者的运动机能。

综上所述,给予老年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患者给予服用辛伐他汀40 mg剂量为最为安全的有效剂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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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晓东.阿托伐他汀钙片对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调脂疗效观察[J].当代医学,2011,17(28):19-20.

政治哲学笔记范文第2篇

中广网北京5月19日消息(浙江台记者朱丹)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5、6月份正是大学应届毕业生紧张答辩的时候,有调查显示,现象愈演愈烈,有专家说现在国内论文市场高达十亿元,

记者在实际的调查中找到了一家叫做期刊315的实体店,这家店主要负责帮一些毕业生毕业论文,硕士论文、医学论文、职称论文,而且他们强调现在论文有检测的设备,重复率要控制在20%到30%。店员告诉记者,因为他们的人员都非常专业,重复率可以严格控制在范围里面,不会对后期的检查造成任何的困扰,而且他告诉记者,只要加一点点费用,写出来的论文可以在全国20多家国家级省级的杂志上面进行发表。几百块钱就可以了,而且还可以在专业的杂志上进行发表,对于很多平时学习不是特别认真或者说有临时抱佛脚心态的学生来说利益性还是很大的,所以很多临毕业的学生都会选择这种方式进行。据记者了解,现在论文市场已经达到了十个亿。

很多教育专家表示论文造假现在不仅仅是学生本身的问题,更多的是学位授予单纯强调论文造成的。很多发达国家文并没有强烈要求一定要写论文,比如很多医用型的硕士也不要求写学位论文,只要达到相应的学分就可以。教育专家指,平时教育教学过程当中没有重视对学生的严格的要求,寄希望于最后毕业论文的阶段让学生得到一个综合性的训练,这种做法不是很切合实际。现在这种学位为王,论文当道的模式下,最重要的是还是重视平时学生的系统性的学习。

政治哲学笔记范文第3篇

国内外哲学界先后产生了三种不同的马克思哲学解读模式:19世纪后期,主要流行“以恩解马”的解读模式,即主要通过19世纪后期恩格斯的一些通俗性、论战性著作,如《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来理解马克思哲学。20世纪前期,主要流行“以苏解马”的解读模式,主要是以20世纪20~50年代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来理解马克思哲学。20世纪后期,“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曾流行一时。所谓“以西解马”,就是主要按照西方哲学模式来理解马克思哲学。这三种解读模式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对于探求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底蕴和精神实质而言,都还远远不够。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发展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头,社会历史发展加之人类社会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问题和矛盾都显示出历史上对哲学解读的局限性,同时也表明哲学模式解读创新的必要性。本文旨在通过历史上解读马克思的几种不同模式进行分析,并探究新的解读模式,展现哲学的当代价值。

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解读模式

所谓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即指由恩格斯阐释,经过列宁、斯大林等人具体论述的一整套哲学思想体系,简而言之,即为“以苏解马”模式。“以苏解马”集中化的成果便是斯大林编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在这种模式中,辩证唯物主义往往被简化为自然主义存在论,历史唯物主义则简单化地被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的推广。这种解读模式试图能回答所有的哲学问题,但是缺乏知识论路向本文由收集整理,忽视了对人生存发展的研究。

首先,苏解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是抽象的物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出关于物质比较完整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斯大林在论述哲学唯物主义特征时认为,世界本质为物质,物质是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斯大林将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与历史过程无关的自然观,并把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其次,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自身的矛盾,他强调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斯大林指出哲学辩证法有四大特征,一是辩证法各个对象或者现象之间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和制约着;二是辩证法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创新发展的;三是,物质的变化是从量变转向质变;最后,列宁指出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界对象和现象的内在的矛盾。

“以苏解马”主要是对自然进行解析的辩证法,忽视了人的作用,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基础在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自然的辩证运动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进行的,否则,无所谓自然界本身的辩证运动。“以苏解马”模式中的解释远没有超出旧的唯物主义范畴,他们仍停留在对世界物质性的理解水平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依旧是一种知识论科学。虽然这种解读模式曾一度适应那个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以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却很难适应今天新时代、新体制的需要。

西方者解读模式

西方者解读模式主要是针对苏联模式而言,即通过针对“以苏解马”模式的缺陷重新理解定义哲学,他们认为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将其限定在人类历史领域中。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早期的西方者如卢卡奇、葛兰西等要求在哲学理论中确证人的主体性,用总体性、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和时间哲学等规定彰显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卢卡奇认为,根基是人道主义,片面强调经济运动观点是错误的。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是绝对的人道主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他认为历史不仅仅是由物质基础所构成,在一定条件下,它首先是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

20世纪后期,针对“以苏解马”所存在的局限,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海德格尔、哈贝斯等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他们按照西方的哲学模式来解读哲学,这种解读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更新了“以苏解马”的观点,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是该模式仍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此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并没有认清的革命性质。

20世纪60年代,法国西方者阿尔都塞认为,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者简单地将哲学理解为抽象的人性等非科学规定,从而使马克思丧失了强有力的战斗性,他提倡要用真正科学的形式解读哲学。

“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两种思想体现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逻辑冲突,但是两者均未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马克思要求我们从人的客观事实去理解现实的存在,阿尔都塞只是把社会历史过程和规律当成一种非人的课题和无主体物质过程来理解,卢卡奇虽然发展了能动方面在社会历史的作用,但是却被极端地理解。

“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

通过对以上几种解读模式的解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以恩解马”、“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三种主导的解读模式存在着历史局限,对于探求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底蕴和哲学革命的精神实质而言,都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必须实现马克思哲学解读模式的根本创新,采用“以马解马”的全新解读模式。

何谓“以马解马”解读模式呢?“以马”是途径,后边“解马”是目的,即“解读马克思哲学”;这里需要着重对这个提法的前一半(“以马”)的具体含义作出科学规定,也就是具体揭示,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科学解读哲学的目的。

具体而言,“以马解马”首先必须要从马克思的文字出发,即从马克思的著作出发,在阅读的过程中还原马克思著作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在独特的语境下去把握马克思每一个重要的论述,从中去总结马克思关于哲学的重要思想和重要原理,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任何一种表述都不能脱离上下文的语言环境,不能单纯的断章取义,仅通过支言片语去下结论,这样的做法本身是违背思想的。

其次,需要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来龙去脉,要想对马克思哲学有很好的把握,还需要站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制高点,对于马克思哲学体系了熟于心,只有这样才能去判断马克思各个时期和各个文本中所蕴含思想的走向及内涵所在。否则,完全陷入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中,只会导致所得出的结论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最后,要确认理论起点。马克思哲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里面有着丰富的逻辑关系,因此,要想将哲学解读得十分恰当和到位,必须结合整个体系,参照内在逻辑来理解马克思哲学。

哲学的当代启示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必须要突破传统的马克思解读模式,实现创新,上文提出的“以马解马”,笔者认为是触及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是基于时代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创新。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转型期,转型期间各种层面的矛盾和问题都会爆发,此时,以哲学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哲学建构了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实践活动离不开客观世界,因此,必须要懂得尊重客观世界规律。作为独立个体的人若抛弃客观世界规律,站在世界之外去审视、解释世界,进而试图去把控世界,带来的恶果将是“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增加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本质而言,这是违背了马克思哲学的,我们必须要重视并采取措施减少环境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其次,马克思哲学实现了人与自身的统一。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个体常常会忽视对人生存状态的关注,人与人的外在化导致个体愈发感觉精神家园的缺失。哲学强调人的生存状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文化价值核心是“自由”,即人不是为了生存而生活。

政治哲学笔记范文第4篇

论文摘 要:教育学知识作为一种扎根于实践土壤的知识,具有重要的本真属性——实践理性。结合实践理性的特点,教育学的实践理性具体表现为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理想性、创造性等方面。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从逻辑和本真意义上为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提供佐证,这意味着教育学知识应回应日常教育实践,意味着教育研究应走进实践、批判实践、引导实践,教育理论研究者应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态度。

教育学知识作为一种扎根于实践土壤的知识,具有重要的本真属性——实践理性。本文的教育学知识是指作为知识存在的教育学,也就是所有通过教育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或者说是所有构成教育之学的知识。

一、实践理性的特点

1.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理性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征。人类关于认识世界的观点就是理论理性,人类关于改造世界的观点就是实践理性。在两种形式中,实践理性是作为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与解答,它高于仅以合对象、合规律为根本标准,也高于仅以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回答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如何”为主要目的的理论理性,是主体观念掌握外在世界和观念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最高形式。康德最早认识到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他认为,理论理性是机械的、必然的、因果的世界,实践理性是目的论的、自由的世界[1]。实践理性优先的基础在于:不是在理论理性那里,而是在实践理性那里才能达到对自由概念的确立;与此同时,在理论理性批判里不认为是矛盾但又没有得到确认的东西,在实践理性批判里却又被确认下来。

列宁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2]实践理性之所以高于理论理性,在于理论理性是求真,而实践理性不仅求真,还在此基础上求善,在理论理性提供的“是什么”和“怎么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应如何”、“怎么做”的问题,实践理性以合目的为根本标准,期望创造应当存在的东西。

2.实践理性的特点

第一,现实性。实践理性直面人的生活实践,是立足社会现实的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源于人的生活实践,是人的生活实践的理性形式。真正的实践理性应是直面现实的。

第二,价值性。价值性是实践理性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对人与世界关系“应当如何”的反应,是“求善”的智慧。表现在:一是选择和确定实践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二是对实践活动能否实现预期目标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目标的价值判断;三是人们对实践活动是否适合社会行为规范等所做的社会价值判断。

第三,目的性。实践理性是人们为满足自身需要和实现自己目的的理性。目的性是实践的本质特点,也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建立在主体需要的基础上的。

第四,情境性。实践理性是特定情境中的选择。由于实践情境带有多种难以预料的可能性,需要主体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理性基础上的灵活的实践之知,情境性也决定了实践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存在,从无限可能性中予以选择就需要实践智慧。

第五,创造性。实践理性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否定和超越意识,且在这种批判否定和超越中实现对现实可能性的不断建构,实现有目的有计划地改变现实客体和创造新客体的过程。实践理性所选择和确立的客体发展的可能性趋向是一种对外部客体未来发展的“理想状态”的观念预设,是对理想客体的观念创造,特别是在对客体发展多种可能性的选择过程中也体现了高度创造性。

第六,理想性。实践理性意味着对当下人与世界关系现状的不满足,是一种含有超越现有人与世界关系状态,改造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欲求。实践理性的确立和建构,意味着主体按照自己的需求、意志、能力和客观条件来确立人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的实践目标,这一目标是对外界客体未来发展的理想状态的观念预设,是一种对主体所追求的未来实践活动结果——理想客体的观念创造。

二、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

教育学是植根于人类的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而且指向实践的实践之知。赫尔巴特最早强调实践对于教育学的基础性和优先性,杜威也曾主张“教育实践不能忽略,教育科学的最终的现实性,不在书本上,也不在实验室中,也不在讲授教育科学的教室中,而是在那些从事指导教育活动的人们的心中,在实际的教育生活中”[3]。

结合实践理性的特点,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具体表现在:

1.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

教育学知识是直面教育现实的知识,它不是一种建立在理论哲学基础上的思辨性知识,而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直面教育现实的实践之知。

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意味着:首先,教育学知识是指向现实中的人的,是一种教育理想。如果它远离具体本原的教育世界与真正的教育实践中的人,就不能在具体的实践生活中促进和完善实践之知。

其次,教育的本质在实践。教育学知识的深层底蕴是实践的品性,教育学因思想实践而成为一种实践,思想也是生活,因为它也是与事物应对的一种方式——去思考事物。教育活动正是在本真的教育之思的不断追问、找寻、看护、批判、导引下不断地返回根本的地基中获得实践的品格,成就教育活动之为教育活动的。正如雅思贝尔斯所言,“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4],而本质的获得就在于教育学作为一种实践之学的对教育实践的不断追问,甚至它“并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行动”[5]。教育学知识是一种守护教育存在,是一种

自身即是目的的生命实践。

2.教育学知识的理想性

教育学知识既具有丰富的现实性,又具有鲜明的理想性,教育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学者的理想。它始终充满主体的人对教育过程中的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理论预设,即教育理想。在实践的过程中,教育理想像光,指引着教育主体守住教育本真,引领人成为人,获得生命成长的路途。

3.教育学知识的价值性

价值性是实践理性的重要特点,而充满实践理性的教育学知识也蕴涵着彻底的价值色彩。教育学作为成人之学,一直贯穿着“成如何之人”及“如何成人”的主题,这显然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成如何之人”直接决定“如何成人”,目的决定手段。通过教育,实现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与理智、思维与感知、身体与心灵的统一。教育作为生命展开的一种方式,在于引导人的解放,这也是教育最重要的一条价值选择。

4.教育学知识的创造性

任何一种知识都隐含着或多或少的创造性,可教育学知识作为建基于实践的知识,其创造性具有独特的表现。主要表现为,作为体现实践智慧的教育学知识是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实践情境的反思和认知,充满着不确定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任何一种教育学知识都是知识主体基于对教育实践的体验、理解和反思的结果,都体现着充满个体色彩的创造性。无论是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卢梭还是后来的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及今天的教育学者,体现他们教育学知识的教育学作品皆是建立在他们的丰富的实践经验或对实践的长期的学术反思基础上的,尤其是前者,更是无可辩驳地体现了知识主体的创造性。

5.教育学知识的目的性

实践理性作为“实践”的理性,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实践作为人特有的类本质活动在于其鲜明的目的性。“自身即是目的”是实践的本体特点。教育学知识作为直面教育实践的知识是充满以人为目的的目的之知,没有目的的活动不足以构成人的实践活动,而教育实践作为人的生命展开的一种存在的形式,始终贯穿着引导人的生命成长的目的。

6.教育学知识的情境性

教育活动是在特定情境中展开的活动,教育学知识具有情境性的特点。任何教育实践本身都与特定的时空场景关系密切,教育学知识是教育活动主体在特定教育时空中的知识。教育实践的时空性决定了教育活动的节奏、展开的形式和操作模式以及实践主体活动的方法和策略等等。教育情境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可以完全预测的教育情境,实践主体活动的情境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完全相同的教育情境。教育活动的情境性也为教育活动创造性和教育实践主体的实践智慧提出了要求。教育实践的情境性既体现了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也决定了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

三、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对教育研究的启示

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从逻辑和本真意义上为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提供了佐证。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意味着教育学知识应该回归日常教育实践,意味着教育研究应走进实践、批判实践、引导实践,教育理论研究者应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态度。

从认识层面,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特质表明,教育学知识与客观的科学知识完全不同,不能盲目用“科学”的标准衡量教育学知识。有人认为,“知识是人在实践中对世界的某一事物的相对稳定的理解和领悟”[6]。由于人类实践类型的多样性和理解类型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知识类型的多样性。教育实践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重属性的结构,有事实层面的东西,但更多的是价值层面的意义,而“科学不是一种超越价值的事业”[7],所以不顾教育学知识的本真和特质,盲目追求科学性而一味地去说着“科学的话”,对教育学而言无异于寻求镜中花和水中月。“人文知识试图像科学那样成为自律自治的知识从来都是一种幻想。人文知识与其说是事实的知识(knowledge of fact),还不如说是命运的知识(knowledge of fate),就是说,人文知识不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种生

存智慧”[8]。所以,“我们或许应该跳出科学主义的视界下的教育学科学化的进程,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see)教育和教育学,将教育学理论降解到日常实际进行的教师与学生的教与学的活动的观察与分析之中,呈现教学活动的真实过程,并将教学过程的意义建构活动与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分析联系起来,增强教育学研究的实践性”[9]。

从教育学知识研究的角度看,在教育学知识问题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认识者和认识对象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教育学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教育学研究者面对的研究对象有两个: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前者属于纯粹思辨的过程,而后者就不仅仅是思辨的结果,一定还要加上研究主体的体验,即使前者真正地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也离不开教育实践的间接地确证和检验。“教育研究并不是作为主体的我对作为客体的教育现象的纯客观性的研究,任何真正的教育的研究都是或者理应是我所体验的教育生活的研究,所以任何真正的教育研究都是或应是个体性的,是我在性的”[10]。教育学知识应是知识主体在教育实践中通过体验、反思和理性认识的结果,是知识主体和作为知识发源地的教育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主观臆测、闭门造车的结果。

回归日常教育实践并不意味着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分工的完全消失,而是强调教育学知识作为具有丰富实践之知的知识,理论主体应该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的视角,实践主体则应该具有反思的理论素养,二者互相渗透,共同构成教育学知识创造主体的家族,在教育学知识面前共同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实际上,“在中国目前教育学研究领域,理论视角上的最大变化就在于一些研究者放弃了建构宏大理论的企图,从教育学科学化(学科化)的路途中停止下来,开始关注学校日常进行的教以及学的实践活动,让被研究者的声音和话语凸现出来”[10]。唯此,教育学知识才不会成为理论主体的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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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44.

[6][美]卡洛斯?E?奥利韦拉.比较教育:一种基本理论在发展中[J]//李长伟.实践哲学:教育迷惘中的选择.曲阜: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44.

[7]刘少杰.理解的追寻——实践理解论引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129.

[8][美]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

政治哲学笔记范文第5篇

关键词:形而上学;深层关怀;人文主义?

当西方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以它的鸿篇巨制完成了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伟大基业,西方哲学向何处去?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否从此中断?这是摆在每一个西方哲学思想家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每一个研究西方哲学的思想家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西方哲学分成了两股巨流:一股是科学主义,一股是人本主义。但是无论是现代科学哲学,还是现代人本主义,它们都是以反形而上学起家的。似乎“形而上学”从此就应当终结。哲学的历史应当翻开一页又一页的反形而上学的篇章。?

本文作者认为这是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开进去的一种巨大的荒漠,它导引出了当代西方哲学最深刻的危机。正如赵敦华先生在最近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新编》一书中所说:“与哲学史上的创造发展时期相比,现代西方哲学没有产生综合各种文化形态的体系,没有一个独领的哲学派别。一个个哲学派别的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的熙来攘往,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在这个哲学舞台上,斑驳陆离的观点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新颖时髦的术语遮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以致罗蒂借用了一句好莱坞的行话形容哲学场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1](282页)我以为造成这种危机的思想根源,其根本点还是在于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诸多流派疯狂地拒斥《形而上学》的结果,为此想在本文中对这种现象作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辨析,以就教于哲学界的诸多同仁。

一.问题的指出?

我以为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它们之所以高举反“形而上学”的大旗,原因在于它们都没有弄清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是什么?由于历史发展的诸多原因以及人类思维的诸种层面,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在古典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中,它始终被重重的迷雾遮蔽着。一提起“形而上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诸多哲人往往都把它与亚里士德、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这些哲学巨匠的纯粹思辨联系起来,认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就是一种远离现实生活,远离现实人生的一种“纯粹玄想”。于是他们或者要“还原”,或者要“揭蔽”,或者要“展布”,以敞开现实生活为宗旨,以倡导个人幸福为目的,纷纷构筑他们的反《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

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这些反形而上学体系的构成或许有某种合理性,但从理论发展的视域看,他们又各自陷入了不同的误区,其共通的缺陷就是在于他们都没有窥见到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他们总是无的放矢,或者言不中的。?

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是什么?它的深层关怀是什么?我以为这是一个判断形而上学生死存亡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和古代西方哲学相互联结的枢纽问题。不正确理解这一问题,也就无法正确理解西方古代哲学的本质和它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从而也就无法把西方古代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机械地把古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分割开来,不是片面的肯定一方就是片面地否定一方。?

例如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主将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就是这种机械主义者的典型,他之所以在他构筑的《权力意志》的哲学体系中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就是因为他片面地否定了古代西方形而上学的全部理论意义,用“虚无主义”来取代人类的一切哲学文化。[2]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枭雄罗蒂在他那本闻名全世界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提出了一种极端地反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哲学思想,也是根源于这种机械论观念。似乎传统与现代没有任何联系,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完全是一种空谷来音。对传统的西方哲学的断裂、破碎、捣毁、异质是他们的哲学呼喊。许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打着回到生活世界、把握现实的人、回到经验直观的“以现实境况为起点”的旗号,疯狂的反对形而上学。但是,他们对古典西方哲学的反叛,对形而上学的拒斥,都是瞎子模象,误读了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为了驳倒他们拒斥形而上学的怪论,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古典西方哲学,即传统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上笼罩着的重重思辨的浓雾中究竟隐藏着什么??

二.在思辨《形而上学》的宏伟体系中黑格尔暗筑一条通往现代哲学之路。?

的确黑格尔哲学不愧为思辨哲学的顶峰,他完成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这是历史给予他的伟大使命。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决不只是对过去哲学的回顾和总结。因为,他有一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就此而言,我们以为黑格尔决不会真正糊涂到认为历史上一切哲学都凝固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哲学因此就终结了。虽然黑格尔常常自己也自我夸耀,他的哲学是以往一切哲学的总结,但辩证的思想却使黑格在他完成了的传统形而上学体系中暗筑了一条通达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之路,仅管这条思想之路在黑格尔那里是不自觉的,朦胧的。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中的确劲吹了一股现代哲学的思想之风,这是不以黑格尔的意志为转移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对黑格尔哲学体系所做出的精彩的解剖就导出了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的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3](177页)

不谋而合,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时也摘录了这样一段话:??

“在这里,……应当把概念看做不是自我意识的悟性的活动,不是主观的悟性,而是既构成自然阶段又构成精神阶段的自在和自为的概念。概念出现在生命或有机界这一自然阶段上。”列宁在旁边批注:《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前夜”。》[4](179页)

虽然黑格尔是以他的《逻辑学》涵括一切哲学意识,但是黑格尔把人的生命也包涵在他的《逻辑学》中。列宁就此写道:“把生命包括在逻辑中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天才的……”[4](216页)往后列宁还指出黑格尔“客观(尤其是绝对)唯心主义转弯抹角地(而且还翻筋斗式地)紧密地接近了唯物主义,甚至部分地变成了唯物主义。”[4](30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和列宁所说的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前夜”(把生命包括在逻辑学中)就是深刻隐藏在黑格尔思辩的哲学体系中的现代哲学精神。虽然传统的“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甚至可以说终结了,但是历史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是不会中断的,在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中传出了现代哲学的跫音。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沿着黑格尔所说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踏上了现代哲学之路。这是为什么?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黑格尔思辨的《形而上学》所研究的人并不是某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描述的那样完全脱离了人的具体生活,是一种纯粹抽象的实体。恰恰相反,黑格尔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百科全书式的巨著阐明了人的具体的历史性的生存,这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一书中在比较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人学思想时所说:“在这里,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在这里。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5](232页)?

只要我们认真地全面地研究黑格尔哲学,我们会发现黑格尔对人所生存的世界的描述,远远超过了某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师的自我吹嘘。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黑格尔的描述是宏大的,整体的,历史具体的;而后现代主义“大师”们的描述却是琐碎的、孤立的、卑微的,片面的;他们所说的“现实性”才是真正的“非现实”。仅管某些后现代主义大师打出了反对“宏大叙事”的旗帜来反对古典形而上学,但是离开了宏大叙事,那么哲学就只有去追求薄弱,日常的、简单的“语言游戏”了。这样必然把哲学变成一种玩物和工具,根本丧失了哲学的真实内涵。不过在这里我们还应当把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生活与一切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所说的现实生活严格地区分开来,因为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生活,是一种以人类的劳动为生存条件的具体历史的生存。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存过程。”[6](131页)而后现代主义哲学所说的“现实”却是一种人无法

把握的“生存游戏”,是人无法摆脱的烦恼、孤独、恶心和死亡的世界,人的现实生活的世界和人对现实的认知,对人说来只是一种幻想,有如后现代主义大师雅克·拉康的魔镜。关于这一点褚孝泉先生在“穿越拉康的魔境”一文中已经指出:“人的自我既然是建立在自欺欺人的虚幻基础上的,那么,由于自我功能在人与世界的关系 中起着中心的作用,这种虚假认同的结构必定同时主宰了人对普遍知识的认知。也就是说,人的知识——包括科学——的根源是一个幻像。”[7](168页)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大师却打着人文主义的旗帜,大喊大叫“回到生活中去”,这难道不是一种自欺欺人么?其实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是一切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望尘莫及的,这正如黑格尔在评价康德《批判哲学》时所说:通过康德的“理性批判”,“终于使人类登上了一座哲学高峰”。“哲学家论证了人的尊严,人民将会享有这种尊严,将不再只有受践踏的权利,而是通过自身去争取人的权利。”[8]黑格尔说:“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由于具有理性,所以就形式方面说,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性。”[9](26页)“自由是人的本性”,这就是在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的浓雾中深藏着的现代人文主义精神。?

三.回到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追本溯源,在古希腊那里,我们找到了亚里士多德。因为正是亚里士多德首先完成了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建构。今天我们读到的《形而上学》这本书,就是集古希腊哲学之大成,是古希腊哲学的一部百科全书。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见到的这一部书亚里士多德在其中集中全力地探索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世界产生的本源和根据以及它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实体”和认识世界的范畴体系,等等。但是作为亚氏《形而上学》一书的深层本质是什么?它的深层关怀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认真研究。如果孤立起来研究《形而上学》我们完全可以把亚里士多德认定为一,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吕克昂讲坛上的第三哲学。”[10]

我以为苗先生研究亚里士多德“思辨哲学”的方法具有极强的独创性,他不是孤立地考察亚氏的《形而上学》”而是把亚氏的《形而上学》与他的《物理学》和《人事哲学》联系起来考察,这种考察方法必然展示出亚氏《形而上学》所张扬的思辨是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的精神。理解“思辨”就必须把握“to auto”这一核心,那么形而上学的思辨必然从外界反观自身,从客体回到主体,回到“人”这个自身。《形而上学》的真正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就在“to anto”中锋芒毕露。“存在之所以为存在”这一《形而上学》研究对象的原初规定,离开了“人自身”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之所以”是人对“存在”的追向。其实《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本来意义就是“物理学之后”,后来衍生为智慧之学,或第一智慧。然而,正如苗先生所指出的:“智慧这个词,据说来自光(phoos),它通过基督教的经书,而获得了更高的神圣。然而在希腊哲学文献里还是十分通俗化,人们把最完满的德性,最娴熟的技术、最精确的科学都称之为智慧,拥有这样德性的人称为智者。”[10]然而古希腊的智者说:“人是万物的尺度”,难道这不是一种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吗?其实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论述到“爱智”时指的并不是一种为目的的求知,而是一种对知识的自由的探索。他说:“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的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11](31页)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指的最自由的科学就是《形而上学》。它深深地浸透在亚氏的全部哲学之中,这也是正是亚氏《形而上学》的深层关怀。?

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的诸多流派大声疾呼:思辨哲学应当解构,形而上学本体论无用,因为哲学应当关注人生,关注现实人的最大幸福。然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苗先生说:

“在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中,思辩是最大的幸福(eudaimonestatos)。思辨是理智的德性,理智是人的最高贵部分,是主宰和向导,是我们各部分中最神圣的。思辩就是这合乎本己德性的实现活动。它最为经久,最为快乐。”?

“哲学以其纯洁而经久,而有惊人的快乐。”[10]

这无疑是给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诸种流派一记响亮的耳光。?

哲学是理性的事业,思辩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最经久的愉快。?

四.康德哲学的启示?

其实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和批判并不是某些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发明和专利,在西方哲学史上自有形而上学产生起就有对它的反抗。古代希腊的高尔吉亚就不说了,就是在近代哲学中,休谟首先举起了批判形而上学的大旗。在休谟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祖,依曼努尔·康德又给了《形而上学》致命的一击。但说来又很奇怪,康德这一致命之击的结果却使康德在欧洲哲学史上建立了一座可与黑格尔哲学体系比美的庞大的“批判形而上学体系”。这的确是一种怪圈,但也显示了形而上学的强大生命力。以致康德在他最后一本著作《实用人类学》中,道出了《形而上学》的科学人类学本质。?

今天,让我们来回顾康德的《三大批判》,与其说康德的功绩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完成了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不如说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完成了人类道律自律的先天律令,正如康德所说:“自由”乃是他“思辨理性体系整个建筑的拱顶石”。康德的哲学革命可以归结为他对自然与自由,科学与道德进行的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之所以可能是在人类文艺复兴时代崛起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卢梭和洛克等哲人的启蒙思想深刻影响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这种探索的结果,使康德得出了哲学就是最自由的学问的结论,正如谢林所说:“朝霞伴随着康德升起”,“自由贯彻全部哲学而始终。”[12]但是康德的探索也并不是空谷来音,它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历史延续。康德批判哲学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是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矗立在康德批判形而上学体系上的是一干永远飘扬的人文主义大旗: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康德批判形而上学的深层关怀由此显露毕竟,以致康德自己认为他的整个先验哲学体系都在着力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1.我所能知者为何??

2.我所应为者为何??

3.我所可期望者为何?[13](549?/FONT>550页)?

在康德生命的晚年、他又提出“人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认为“人是什么?”乃是统摄所有其它哲学问题的核心。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说,人是追求幸福的有理性的动物,因为“幸福乃满足吾人所有一切愿望之谓,就愿望之杂多而言,扩大的满足之,就愿望之程度而言,则增强的满足之,就愿望之延续而言,则历久的满足之。自幸福动机而来之实践的法则,我名之为实用的(处世规律),其除“以其行为足值幸福之动机”以外别无其他动机之法则——设有此一种法则——我则名之为道德的(道德律)。前者以“吾人如欲到达幸福则应为何事”劝告吾人;后者则以“吾人为具有享此幸福之价值起见,必须如何行动”命令吾人。前者根据经验的原理;盖仅借经验,我始能知有何渴求满足之愿望,以及所能满足此等愿望之自然原因为何。后者则置愿望及满足愿望之自然方策等等不顾,仅考虑普泛所谓理性的存在者之自由,及此种自由所唯一由以能与幸福分配(此乃依据原理而分配者)相和谐之必然的条件。故此后一法则,能根据纯粹理性之纯然理念而先天的知之。”[13](550?/FONT>551页)?

康德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在哲学上不仅是一种对人性深刻的追问,而且又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的大圆圈运动,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自我陈述式“认识你自己”,到近代哲学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思想,以及现代哲学帕斯卡等人“我是谁?”的忧思,完成了形而上学的哲学人类学之梦。?

但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和反叛,其哲学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我想用姚大志先生在《现代之后》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准确地表述它,姚先生说:“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启蒙哲学的本质,那么我们可以借用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如果同样用一句话来表达后现代主义的实质,那么我们可以引用福柯的思想:作为主体的人死了。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任务就是终结关于人的神话,就是祓除启蒙思想中人类学之梦。但是没有主体的哲学道路并不是一条坦途。启蒙之前,基督教神学是最高权威,评价一切的标准是上帝而不是人类制定的,所以它们是“客观的”。启蒙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其位置由人来代替,评价标准是作为主 的人的确立的,从而它们也就变成“主观的”。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之后,任何标准都没有了,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由此必然陷入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是一种关于知识(真理)的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关于实践(解放)的相对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中,启蒙的两个伟大理想随着主体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14](8页)然而在哲学主体性死之之后,哲学所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因为后现代的作品没有了寄托的主体,所以它们都是平淡的、轻飘飘的、没有个人情感的。正如詹姆森所说,每一首古典乐曲(现代音乐)都是独特的,并令人耳目一新,而所有的流行音乐(后现代音乐)都是雷同的,并似曾相识。”14](9页)?这样的情况与赵敦华先生陈述的当代哲学的危机是多么相像啊!然而,哲学作为对人的存在的自我意识是永远不会在历史文化中消失的。从古代形而上学对存在的追问发展到现代哲学对人的存在的追问,这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一种在变化发展中把握人的生存状态,在事实上,它仍然是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追思。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论上的真理是存在者的状态,情景。因此,它用“此在”(Dasein)这个范畴来构筑它的形而上学宏大篇章。詹姆森则认为“主体性为现代文化提供了独特的风格和个人特征”。[14](8页)形而上学在历史上的发展只能奏响它向人性本质的深层探索,向人的主体性的深层探索,而决不会消灭“形而上学思辩”本身。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某些大师想斩断形而上学的历史传统,但是,有一名著名的美国学者杜维明却说:“传统对现代性并非只是起着抑制作用。恰恰相反,它们既是束缚力,又是加强力,能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勾画出现代性的特有轮廊。因此,当我们讨论现代化的进程时,把传统弃置为无用的残余范畴,这在思想上是幼稚的,在方法上是错误的。确实,现代化是一个极为不同的文化现象,而不是一个同质的、全面西化的过程。为了懂得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研究现代性中的传统。”[15]我以为要真正使当代哲学沿着健康道路的发展,哲学的任务不是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而是研究、探索、继承发扬光大传统的形而上学中所包孕的现代性哲学因素,正如人们把自由理解为现代哲学的基本要求一样,但自由又有各种各样的区分,例如有法治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等等,而西方古代经典形而上学大多数都是以哲学的本源存在或本体存在的方式来追问和探索人类的自由,其实这才是一种真正自由,是从根基发展出来的自由,是自由的终极本质。一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自由观,都是由它衍生出来的。因此,无论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派别如何五花八门,观点如何分歧别类,其实他们都离不开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康德批判形而上学体系所留给后世哲学的哲学话语语景。?

参考文献:

[1]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参见:姚定一.理性的殒落——论尼采的《权力意志》[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第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马克思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重写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8]《黑格尔书信集》?德文版.译文转引自《读书》?1982年第5期:《在合理为现实之间》??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0]《哲学研究》.1998第12期.?

[11]《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