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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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范文第1篇

鉴于此，笔者从二者协同发展的角度出发，创新性地运用耦合理论中关于容量耦合的理论，以2009—2013年数据为样本，构建川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关系，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1研究方法

在物理学中，耦合是指2个或2个以上的电路元件或电网络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并通过相互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象[2]。从协同性的角度看，耦合作用及其协调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的走向，即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机理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耦合度正是反映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因此，本研究构建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耦合模型，分析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2个子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影响的程度，最后通过协调度函数计算2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情况。

1.1耦合度模型借鉴物理学中容量耦合（Capacitivecoupling）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得到n维系统相互作用耦合度原始模型。定义C2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由公式（2）可知，C2介于0和1之间。当C2趋向于0时，则认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系统处于耦合失谐状态，即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能有效地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当C2趋向于1时，则认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耦合系统处于高效耦合状态，即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二者高度耦合。

1.2权重确定计算权重通常采用的方法有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但这2种方法的主观性较强，往往会使评价的结果发生偏差。本研究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熵权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据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信息熵是指事物属性及标识的集合或反映事物信息量的集合。一般来说，若某个指标的信息熵Ej越小，表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综合评价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也越大，其权重也就越大。相反，某个指标的信息熵Ej越大，表明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小，提供的信息量也越少，在综合评价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小，其权重也就越小。

1.3协调度函数根据前述模型可计算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程度，它对于判断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耦合作用的强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耦合度并不能反映2个子系统之间的整体协同发展情况。因此，需要引入耦合协调度函数，通过计算2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真实反映2个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情况。耦合协调度函数计算公式如下。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综合调和指数，反映了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的整体协同效应；a，b为待定系数，考虑到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对整个社会发展而言同等重要，因此，a，b同取0.5。参照相关研究成果，根据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D以及2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将耦合系统按照协调度的高低划分为4个一级分类层次和12个二级分类层次（表1）。

2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川西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年的相关统计资料，遵循科学性、实用性、多层次、连续性、独立性、系统性等原则，兼顾方便在GIS中存取表达和计算，本研究从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结构、区域经济效益、区域可持续发展4个方面共计11个指标衡量经济发展水平（U1），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社会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4个方面共计11个指标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U2）。具体指标体系列于表2。

3结果与分析

根据信息熵理论，求得指标体系的权重（表3）。再根据耦合度函数、协调度函数求得2个系统耦合度（C）、综合调和指数（T）、耦合匹配度（D）（表4）。将2009—2013年川西4个市（州）的耦合协调度导入ArcGIS，分析5a来川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现代化水平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图1）。从表4和图1可以看出，川西地区的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雅安市2009—2013年中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度跨越了几个类别，可以从地区及时间跨度2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地区上来看，雅安市、凉山州的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同发展的程度要明显好于甘孜州与阿坝州。2012年以后，雅安市与凉山州的耦合协同发展的水平达到了优质协调发展的程度。从具体协调类型上可以看出，凉山州除2012年外，其他年份的数据表明，经济发展要快于农业现代化建设，而雅安市正好相反，5a间农业现代化建设都要略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说明雅安市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凉山州、甘孜州和阿坝州。甘孜州与阿坝州截止到2013年，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仍然处于濒临失调的状态，从具体协调类型上来看，都是经济发展严重超前，而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从时间跨度上来看，2009—2013年5a间，耦合协调度上升最快的是雅安市，凉山州略有上升，甘孜州与阿坝州则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雅安市在2009年处于失调发展阶段，经过5a的发展2013年已达到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凉山州虽然上升幅度较缓，但除2009年处于勉强调和阶段外，其他年份都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甘孜州与阿坝州5a来基本维持在同一阶段，耦合协调程度并未有明显的改善。

4结论

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范文第2篇

摘要：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SNA-1993）在反映一国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问题上存在不足，本文将以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因素分析为出发点，系统思考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进及运行过程，以求能够更加科学、全面地反映某一特定的经济体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成果，从而有利于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对比，找出能够真实反映不同经济体在其所处的经济水平下其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方法。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居民生活水平；赶超成本

中图分类号：F1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02

一、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过程与规律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开展国民经济核算所遵循的方法制度及其成果所构成的统计信息系统，它为国民经济核算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和科学的核算模式，制定了统一的分类标准，综合利用统计、会计和其他核算方法，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框架。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起源于SNA，该账户体系是在系统总结和继承之前国民收入估算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最新版本是1993年由联合国公布的。此后，随着经济形势和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在不断向前深化，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按照其核心指标GDP所考虑的经济活动范围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传统GDP、绿色GDP和可持续发展GDP三个阶段。

1.传统GDP与绿色GDP概述

传统GDP核算的主要理论成果可以被划分为两大体系，即：SNA和MPS，SNA是目前国际普遍采用的经济核算体系；MPS（Material Product Balance System）是由前苏联提出并推广的，简称物质平衡表体系。两大体系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两大体系产生的现实经济基础不同；第二，两大体系的核算范围不同；第三，两大体系的核算方法不同。绿色GDP，即EDP（Environmentally Domestic Product），是指在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的基础上，从GDP值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所得到的计算结果。目前国际上几个重要的核算体系主要包括《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SERIEE）、《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NAMEA）等。

2.可持续发展GDP概述

可持续发展GDP又称广义绿色GDP，其核算范围要远远大于绿色GDP的核算范围，可持续发展核算除了要包含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考虑的资源环境成本之外，还要包括社会成本，从而综合反映以经济发展为支撑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该领域内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于1990 年开发的人文发展指标（HDI），经济学家Daly和Cobb提出并不断进行完善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以及联合国提出的真实发展指数（GPI）等。

现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规律主要表现为“做减法”，即从传统GDP到绿色GDP是从GDP中减掉资源环境成本；从绿色GDP到可持续发展GDP是从EDP中再减去各种性质的社会成本。其原因在于不同核算阶段所关注的核算对象的范围不同，传统GDP关注经济系统的生产能力，绿色GDP关注经济系统和自然环境，而可持续发展GDP在此基础之上还要关注整个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各种相互关系。

二、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因素分析

可持续发展GDP核算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整个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或意义深远的问题上，目前该领域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人口增长、国民素质、贫困、腐败、收入分配、安全事故、犯罪等社会性费用以及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等。长期以来，各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都很难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即：国民经济核算很难准确反映一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1.收入因素与成本因素

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因素一般包括两大类，即：收入因素和成本因素，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一般只考虑收入因素对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影响，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成本因素。所谓成本因素，主要是指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特定支出类因素。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假设有两个家庭A和B，每个家庭都有三位成员，即爸爸、妈妈和孩子，两个家庭的生活环境大体相同，其中A家庭年收入为30万元，B家庭年收入为15万元（视为长久性的可支配收入）。如果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来看，A家庭的生活水平要高于B家庭，高出的幅度大约为50%。但是以下几种情况却给出了我们怀疑的理由：

情况一：假如两个家庭的孩子都在读大学并且自费，A家庭的孩子在国外而B家庭的孩子在国内，由于留学费用要远比国内学费高得多，所以A家庭的生活水平可能在短期内会下降很多。

情况二：假如两个家庭持有不同的风险观念，A家庭是典型的风险规避型，因此买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保险；而B家庭则是风险偏好型的，对待风险的方法是风险留存，因此相对于A家庭来说B家庭节省出了大量的保费用于当期消费。

情况三：A家庭的运气很差，他们在一次外出时不幸出了意外事故，需要支付大量的医药费；而B家庭则平安无事。

情况四：A家庭虽然收入较高但是嗜赌成性；B家庭则安分守己，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当然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但以上几种情况足以说明成本因素对于生活水平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认为，现实生活中影响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因素除了收入外还应该考虑成本因素，成本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即：赶超类成本、防御性开支、偶然性支出和不良生活习惯支出。

上面例子中所描述的“情况一”就属于赶超类成本，它是指一国居民为了能够在未来达到某一更高生活水平而在当期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持续支付的成本，例如受教育或接受在职培训等。事实上，这一类成本因素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是成本类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项因素，本文在下面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情况二”属于防御性开支，是指为了规避未来因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损失而在当期必须支付的成本，例如购买保险等。“情况三”属于偶然性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灾害和自然灾害两类，例如地震、水灾、劳动事故、犯罪等。“情况四”属于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除了赌博外，该类成本还包括吸毒、浪费等。

2.赶超类成本的进一步研究

赶超类成本指一国居民为了能够在未来达到某一更高生活水平而在当期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持续支付的成本，赶超类成本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根据其性质不同主要分为三类，即：实物类、虚拟类和心理类。

（1）实物类赶超成本。该类成本的支出形式为具体的实物，例如某人为了在将来过上更富裕的生活而进行创业，为此需要购置的机器设备厂房等都属于实物类的赶超成本。

（2）虚拟类赶超成本。在形式上不体现为实物，例如一位到城市打工的民工，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而参加业余电脑技能培训，这一行为影响到的他当期生活水平，但却提升了他的劳动能力和个人素质。

（3）心理类赶超。该类成本是由于心理因素所造成的赶超类支出，主要指既未产生实物资产又没有提升该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是由于心理压力等原因所造成各类“支付”。

目前的可持续发展核算指标体系在反映生活水平问题时一般都未考虑赶超类成本，如HDI只考虑收入因素、ISEW只考虑了防御性支出、GPI只考虑偶然性因素等。原因主要在于赶超类成本具有广泛性，核算难度较大，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说，使用账户式的核算方法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核算并不经济，因此需要找出一套既可以合理估算赶超成本又能够有效控制核算成本的有效方法，本文下面将要论述的赶超成本模型正式基于这一问题提出的。

三、赶超成本模型的理论研究

1.模型的基本假设

以两国模型为例，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造成两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存在差距，认识到这种差距后，落后的一国便会产生赶超先进国家的客观意愿和要求，进而将其付诸行动，但是赶超的过程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部分成本来自于落后国家的各期GDP，因为这部分产出以投资、科学研究、教育培训等形式被消耗掉而无法用于居民的现期消费，所以国民经济核算在考虑居民生活水平时，应将这部分成本从GDP中扣除。

模型的基本假设如下：

（1）两国国民生活水平或者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取决于两国的科技或生产力发展水平。

（2）落后一国的国民有加快发展本国经济以达到先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动力。

2.模型的构建

（1）前提假设

为了简化最初的模型设计，有必要在基本假设下进一步提出以下四条前提假设：

①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风险中性的，从而折现率r使用无风险利率。

②加班时间占总工作时间的比重较小，可以忽略。

③赶超成本连续投入，逐年递增，并保持与GDP的预期增长率相一致。

④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准确的评估，即关于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信息完全，从而赶超年限可以准确估计。

（2）估算方法

本模型的估算方法采用现金流折现法，即：以各年的赶超成本作为当年的现金流量，以当期时点为折现点，将各年预期的赶超成本折现。借用现代金融理论中“有效市场”的概念，本文认为这一折现值应该等于以目标国家劳动生产率（集中反映一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评价指标的赶超国家与目标国家当期的经济增长差距值，也就是说，赶超国家为了能够达到目标国家的劳动生产效率，在各期支付的赶超成本应该等于以期望将来达到的劳动生产效率在当期进行生产所能达到的潜在的生产价值减去当期实际的生产价值的差值。其中，所谓的赶超国家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一国，所谓的目标国家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的一国。

（3）四个基本变量

①赶超成本（overtaking cost）：一国试图从科学技术、生产条件、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社会制度、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达到或接近更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的过程中所必须支付的成本。

②赶超年限：赶超国家用于追赶目标国家所预期需要的期限。

③折现率：即无风险利率。这里之所以使用无风险的折现率在于前提假设1中设定各国为风险中性的国家。

④发展增加值（development value）：是指以先进国家的生产效率核算出的本国潜在国民收入减去本国目前生产效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的差值。此处的发展增加值与前文中所提到的各年预期赶超成本折现值是同一概念。

参考文献：

[1]朱启贵.绿色国民核算方法简评.统计研究，2001（10）.

[2]杨灿.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的回顾与思考.统计研究，2001（11）.

[3]向书坚，黄志新.SEEA和NAMEA的比较分析.统计研究，2005（10）.

[4]李辉.GDP核算方式的演变.科技与经济，2006（23）.

[5]王金南.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资源与环境，2006（6）.

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山东省；主成份分析；聚类分析；经济协调发展

一、引言

一直以来，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一直都是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差距，是各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普遍现象。适当的区域经济差异有利于资源要素流动、产业空间转移，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但过大的差异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根据区域经济差距优化调控区域协调发展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二、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

1.研究区域概况

山东省是我国东部沿海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吸引着国内外人力、资金的涌入，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经济主要指标居全国前列，成为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大省：2014年，全省GDP为59426亿元，占全国的9.33%，位居第三位；人均GDP 60879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倍；城镇化率为55%，高于全国的54.8%。尽管大部分经济指标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影响山东省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调整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现状，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将为山东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契机，为山东省在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积蓄力量。

2.研究方法

主成份分析是将原来的多个指标重新组合成新的相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但同时又能保留原变量大部分信息的降维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处理指标间的相关性。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得出相关系数矩阵，对其特征方程求得特征根，将指标的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前m个定为主成份。根据主成份的总得分将17地市进行大小排序，即可排列出每个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找到影响不同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

3.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经济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任何一个单一指标都无法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本文从经济基础、港口外贸、经济强度、工农生产等角度，选取多个能代表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和各个产业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具体分析，以期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各地区的发展差异（见表1）。

数据来源：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山东省统计年鉴，原始数据略。

三、山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聚类分析

利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对山东省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计算，得出特征值、主成份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见表2）。由表中数据看出，前4个特征值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7.602%，表明前4个主成份可以很好地解释影响山东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根据旋转后主成份载荷矩阵可以看出：（1）第一主成份F1在X10、X12、X13、X14、X15上载荷较大，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金融集聚程度和科技发展潜力，因此可以定义它为“创新潜力因子”。（2）第二主成份F2在X5、X6、X11、X16上载荷较大，这些指标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因此可以命名为“开放因子”。（3）第三主成份F3在X1、X3、X4、X7、X8上载荷较大，其中X1、X7、X8反映了第一产业的情况，X3、X4反映了地区生产和城市发展情况，因此可以定义为“经济基础因子”。（4）第一主成份F4在X2、X9上载荷较大，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程度，因此可以定义它为“工业因子”。

根据计算各地市经济水平在4个主成份上的综合得分，可以将山东省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得分值≥0）、次发达地区（-1≤得分值

利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对17地市进行聚类分析，从所得聚类图谱上可以看出，山东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青岛、烟台、威海；第二类是济南、淄博、东营；第三类是泰安、临沂、枣庄、莱芜、日照；第四类是聊城、菏泽、德州、滨州、潍坊、济宁。这说明山东的经济发展既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也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从全省的角度进行分析，山东属于双核结构，以青岛为龙头的沿海经济带和以济南为中心的工业城市群，这一聚类分析结果与前文主成份分析所得出结果基本吻合。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7个地市的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进行主成份分析可以发现，山东经济较为发达、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的区域位于东中部，而经济比较落后、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区域位于西部。东部地区以青岛、烟台为核心，辐射威海、潍坊、日照等地区，这一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强、沿海区位优势明显，开放程度较高，吸引大量外资，利用港口、交通的便利程度发展经济，适宜发展先进制造业，着重开发新领域；中部地区以省会济南为中心，带动周边淄博、东营、泰安、莱芜、滨州等地市的发展，借助济南这一山东科研技术中心的优势加之资源储备较丰厚，适宜发展钢铁、化工、机械制造等产业；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偏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更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但是该地区土地、人力资源丰富，地价和劳动力成本低，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发挥后发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尽快跟上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发展步伐，减小地区间的不平衡。

参考文献：

[1]赵明华，郑元文.近10年来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时空演变及驱动力分析[J].经济地理，2013，33（1）：79-81.

[2]高洪深.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范文第4篇

随着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城市紧凑度的综合测算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在1990年6月，欧盟委员会（CEC）颁发的《城市环境绿皮书》较为系统地提出城市紧凑发展与改善城市环境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对“紧凑型城市”的概念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 ，主要是集中在某一个省会或单个城市内的紧凑城市理论的介绍及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上的实证研究和紧凑度定量测度等专题性研究，而对区域性铁路枢纽城市紧凑度测算的相关研究较为少见。

二、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选取在华北铁路枢纽上的北京、石家庄，华中铁路枢纽上的武汉、株洲、长沙、郑州、商丘，华东铁路枢纽上的上海、南京、徐州，华南铁路枢纽上的广州，西北铁路枢纽上的西安、兰州与西南铁路枢纽上的成都、重庆、贵阳这16个主要铁路干线枢纽城市为研究对象。根据所构建的中国铁路枢纽城市紧凑度动态评价体系，15个二级指标及其初始数据主要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比较数据来源于各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其中，指标体系中的人口紧凑度是根据GDP密度指数、从业人员密度指数、市区人口密度以及建成区人口密度的原始数据计算而得出；形态紧凑度是依据（P：城市建成区周长，运用矢量化方法计算出利用谷歌地球和ARCGIS9. 0获得的建成区地图数据；A：城市建成区面积）计算得出。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复合指标法来构建铁路枢纽城市紧凑度动态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进行综合测算进行评价与分析。

1、指标体系构建

铁路枢纽城市的紧凑度指在铁路枢纽发展的过程中，伴随铁路综合设施建设而形成发展的具有包含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状况、交通、城市人口数量等在内的各类要素在空间上的紧凑程度或是集聚水平。城市形态、人口密度、土地结构等要素是城市紧凑度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铁路枢纽城市的重要体现。

2、权重确定

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通过计算指标的熵值，根据指标的离散程度对该系统的整体评估来确定指标权重，指数的离散程度越大，权重越大。利用熵值法对城市综合紧凑度进行测算。

（1） 建立原始指标数据矩阵。

（2）数据标准化处理。

（3）计算评价体系的熵值。

（4）计算评价指标系数的差异。

（5）确立评价指标的权重。

（6）计算样本的评价值。

三、结果分析

（一）紧凑度的城市区域分析

将16个主要铁路枢纽城市按区域划分可分为华南铁路枢纽、华北铁路枢纽、华东铁路枢纽、华中铁路枢纽、西南铁路枢、西北铁路枢纽。

城市综合紧凑度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东、华中、西北；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北、华南、西南；经济紧凑度呈上升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呈先下降后上升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南；形态紧凑度呈下降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西北；呈上升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北、华东；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中；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南、西南；交通紧凑度呈现下降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南；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中、华东、西北；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北、西南；人口紧凑度呈上升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南、西北；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变化的铁路枢纽有华北、华中、华东、西南。

（二）紧凑度的城市分类分析

跟据计算城市紧凑度平均值及其综合值的基础上，可将这16个城市分为紧凑城市、较紧凑城市、不紧凑城市。

1、紧凑型城市：广州、上海、石家庄。

2、较紧凑型城市：北京、南京、长沙、成都、株洲、郑州、徐州、商丘、西安。

3、不紧凑型城市：武汉、重庆、贵阳、兰州。

全国16个铁路枢纽城市的城市紧凑度整体水平不高，均低于0.8；所研究的16个城市中，18.75%的城市属于紧凑型城市，25%的城市属于不紧凑型城市；重庆的城市紧凑度数值最低，上海的城市紧凑度数值最高，二者之间的综合数值相差0.4分；大城市、特大城市、巨大型城市里除了兰州、武汉、贵阳和重庆均属于紧凑城市和较为紧凑型城市；其中唯一的中等城市株洲是属于较紧凑型城市。

四、结论

紧凑城市反映了城市空间形态和功能布局的一个主要指标，通过国家16个主要铁路枢纽城市紧凑程度的城市人口、经济、土地利用、交通等综合测度和原因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从城市综合紧凑度来看，整体而言是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变化的。根据其一级指标权重变化，反映城市紧凑度主要受经济、交通等有形物质的 “密度”影响为主，即主要受城市开发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从城市规模来看，巨大型城市的城市紧凑度则是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变化；特大城市的城市紧凑度主要是呈现上升趋势；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的城市紧凑度则又主要是呈下降趋势变化。主要原因是受相关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就全国主要铁路枢纽城市而言，城市紧凑度整体水平不高。主要受城市开发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范文第5篇

一、基本公共服务三点共识、六项内容

基本公共服务是满足居民直接的基本需求，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共识基础上，全体公民都应该公平、普遍地享有的服务；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市场供应不足等特征；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职能的核心与实质，政府必须利用公共资源和财政资金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平可及的服务。

现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可以概括为三权五有加社会保障六项内容。三权即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基本健康权和基本发展权。五有即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基本养老、基本住房保障、基本就业服务和其它社会保障六项内容中。由于财政统计上把基本养老、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基本就业服务合并成社会保障和就业一个科目，因此我们的评价体系口径为公共教育（主要指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和基本社会保障和就业三类。

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一）指标体系及特点

本文水平评价明确界定了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以区域视角为评价重点，以层次分析法为主要指标处理方法。这一指标体系的优点是直接与均等化成本因素对接，在实际政策制定和评价中有较强的操作性。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按照层次分析法要求，图中以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指数为核心，定义1个一级指标，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指数为目标层（为简便称A层），3个二级指标，即公共教育指数（B1）、基本医疗卫生指数（B2）和基本社会保障就业指数（B3，简称基本社保就业指数）为中间层（B层），二级指标共下设11个三级指标（C1―C11）为次中间层（C层），其中C3和C9指标下面分设2个和6个单项指标（D1―D8），称为最底层（D层），因此，总计有4级23个指标。

（二）指标选择说明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评价综合考虑了投入、产出效果和质量三个方面因素，评价范围包括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基本养老及社会保障和基本就业服务发展水平。其中基本住房保障限于数据原因，暂时没有列入评价体系。

1、公共教育指数（B1）

公共教育指数反映一个地区公共教育服务保障程度。由人均受教育年限、盲率、普通中小学生师比和生均教育经费四个指标合成。

人均受教育年限（C1）和盲率（C2）是从不同角度反映某一人口群体受教育状况的两个产出效果类指标。盲率是结构指标，反映的是教育普及状况；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强度指标，反映的是人口受教育的总体水平，它既与教育的普及程度有关，又为教育的深度所制约，二者都是综合性指标。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指6周岁以上人口群体人均接受学历教育（包括成人学历教育，不含非学历培训）的年数。

普通中小学生师比（C3）是服务质量类指标，它包括普通小学生师比（D1）和普通初中学生师比（D2）。这里普通中小学生师比只含中学阶段的初中部分，目的在于强调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和优先地位。生均教育经费（C4）则反映各地实际用于每个在校学生平均教育经费的投入类指标。教育经费概念不仅限于一般预算支出，还包含国家财政性其他教育经费、民办学校投入、社会捐赠、事业收入等。

2、基本医疗卫生指数（B2）

基本医疗卫生指数反映一个地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保障程度水平指标，它由4个指标合成。

平均预期寿命（C5）是出生时预期每个人平均可存活的年数。这一产出效果类指标与妇幼保健水平、医疗卫生水平以及疾病防控能力等有密切关系。是反映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水平的重要指标。

病床使用率（C6）通常是反映医疗服务的服务质量类指标；千人拥有病床数（C7）是反映医疗保障的投入类指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C8，简称新农合参合率）则通常被认为是反映农村卫生的保障类指标。

3、基本社保就业指数（B3）

基本社会保障和就业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在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基本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成为目前保稳定、促发展、扩内需、转民富的关键问题。该指数反映基本社保就业服务保障程度水平，由三个指标合成。其中社会保障基金参加率（C9）指标包含6个单项指标，即通常所说的“五险”参保率（D3-D7）加新农合参合率（D8，反映农村医疗社会保障），“五险”参保率具体包括城乡养老保险参保率（D3，反映养老社会保障，含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两部分）、失业保险参保率（D4，反映城镇就业社会保障）、城镇医疗保险参保率（D5，反映城镇医疗社会保障）、工伤保险参保率（D6，针对劳动者工伤后的医疗保障等内容）、生育保险参保率（D7，针对怀孕分娩妇女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内容），因此社会保障基金参加率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产出效果类指标。

城乡低保覆盖率（C10）包括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两部分，城镇失业率（C11）通常被视为反映就业状况最权威的指标，二者均属产出效果类指标。

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评价结果

利用层次分析法，以2008年为例，对上述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简称省）的基本公共服务现状水平进行评价，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图2给出全国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总指数分布和排名情况（全国平均水平为1）。图3给出全国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总指数及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保就业三个分指数的测算结果。

（一）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总体较低

全国31个省（市、区）中有14个省、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占45%，有近40%的人口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

对比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指数，（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与全国人均GDP之比表示）可以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分为三类地区，第一类是经济水平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高，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辽宁等地；第二类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基本相当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内蒙古等地；第三类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高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转移支付重点地区。

（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地区差距巨大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东部、中部、东北大部分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低的基本公共服务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4.3%，而最高的北京则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3.1%。两者相差1.69倍。

（三）基本公共服务各领域发育也有较大差距

比较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基本社会保障和就业三类指数，其中医疗卫生全国相对差距最小，公共教育次之，基本社会保障和就业差距最大。三类分指数中，基本社会保障和就业差距最高水平与最低水平之比为5.68；公共教育次之，最高水平与最低水平之比为3.00；基本医疗卫生各地区差距相对最低，最高水平与最低水平之比为1.42。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最高与最低水平的极差详见表1。

四、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因素与政策建议

（一）加快城镇化进程，统筹考虑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城镇化率有非常高的相关性。京、沪、津三地城市化率在75―85%区间内，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三类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遥遥领先于其他诸省；城市化率超过50%的省有10个，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化率越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越高；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4个省中，有8个城镇化率在40―50%之间，城镇化率在20―40%的6个省是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最低的地区。

“十二五”时期乃至更长一个阶段，是我国加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时期，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都可以通过加速城市化来带动。按照每年提升1%城镇化水平，在“十二五”时期，将有6个省城市化率超过50%，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二）研究制定“公共服务政府间关系法”，明确地方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

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财政关系的重要体现。“十一五”时期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力度不断加大，到2009年全国68476亿元财政总收入中，中央和地方分别占到52.4%：47.6%，经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及地方上解调整后，中央和地方财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央收入为财政总收入的14.3%，地方为85.7%。因此必须明确地方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地位，中央政府负责均等化财力保障。“十二五”期间应该研究制定“公共服务政府间关系法”，明确各级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中的权利与义务。中央负责制度设计、战略规划、标准制定和统筹、财力支撑。省政府负责省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与评估，而县政府要肩负城乡统筹的工作，基层政府的第一职能是服务主体，它的工作重心是成本中心，不是利润中心。

（三）着手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规划，规范多元主体介入社会公共服务的路径和实施标准

根据测算，以省际基本公共服务平均水平为保底标准，2008年三类保底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人均经费是888元。结合“十二五”时期人口和GDP增长，参照2000年以来人均财政支出占人均GDP比重时间序列，预测2011年人均财政支出占人均GDP将超过20%，到2015年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将达到28%，而其中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也将大幅度提升，由2009年占财政支出的29%，预测到2015年达到47%，2015年三项保底（实际包括四有加保障）标准支出将达到3945.6元，年平均增速14.29%，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比GDP增长高2个百分点左右。“十二五”期间三类保底基本公共服务总需求累计有25.8万亿元规模，需要动员庞大的社会力量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因此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规划迫在眉睫。

这一标准体系是政府、居民、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交流最终形成共识的平台。应该包括政府的财政投入标准、政府服务采购标准、政府投入经济社会评价、服务设施空间布局标准、设施配置标准、服务规范标准、服务人员素质标准、服务收费标准、服务认证监管标准、服务解纷处理规范、服务满意度评价标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