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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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范文第1篇
关键词：旅游业 区域差异 协调发展
一、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旅游总收入从2001年的744.1亿元增长到2007的2826.90亿元，短短7年之中旅游总收入增加近3倍。全省旅游增加值从2001年的296.2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249.50亿元，增长幅度之大有目共睹。到2007年为止，全省旅游生产总值已经占到生产总值的4.9％。2007年，全省各类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2亿人次，同比增长15.5％，年游客接待量100万人次以上的景区达到了68个。旅游度假区经营管理取得新进展，2007年全省7个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共接待游客2137.5万人次，同比增长7.2％：实现营业收入46.2亿元，同比下降10.7％：招商项目203个，合同金额67.7亿元，其中外资5.6亿元。2007年，全省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187240.5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6％：旅客周转量1596.06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6.8％。
(二)江苏省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2007年江苏省旅游业年度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国内旅游收入全省排名第1、第2的苏州(570.34亿元)和南京(526.03亿元)，分别是排名倒数第1、第2的宿迁(17.99亿元)和盐城(56.01亿元)的31.7倍和9.4倍：旅游外汇收入位于全省第1、第2的苏州(88916.27万美元)和南京(80763.71万美元)是位于全省末1、2位的宿迁(1188.18万美元)和淮安(2229.57万美元)的74.8倍和36.2倍。从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不难发现，在江苏省旅游快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研究和协调这种旅游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显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定量研究
区域旅游经济的测度必须基于一定的指标，而且所选取的指标必须能反映各个区域旅游经济的整体状况，从经济角度研究旅游，可选取的指标主要有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及旅游总收入等。指标的选取要保证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区域间的可比性。由于各地级市旅游外汇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的基础数据较难获取，本文选取各地级市的国内旅游收入来表征各市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区域差异有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两种。绝对差异表示经济总量方面的差异，会受物价水平、量纲的影响，因而不同时点之间可比性较差。相对差异本身是个比值，没有量纲，因此不受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标准差(St)与变异系数(Vt)分别测算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的总体变化情况。
St=[∑(Yti-Yt)2]1／2 (1)
Vt=St／Yt (2)
式中，Yti是第t年第i个城市的国内旅游收入，N为省内地级市个数，Yt为各地级市平均国内收入。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求得市际差异。为了便于区域之间对比，平均国内旅游收入通过计算各地级市国内旅游收入之和，然后平均而得。1998―2007年江苏省各地级市旅游经济差异总体变化水平计算结果见下表和图。
上表与图显示：1998―2007年，各地级市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呈逐年递增之趋势，从1998年的26.93上升到2007年的178.74，增长了563.72％，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6.37％。相对差异在1998―2002年期间，除了2000年稍有回落，基本呈现出逐年增长之态势，之后的2003―2007年5年中，相对差异稳中有升，但基本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由此可见，近10年来，不管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都存在扩大之势。如何缩短日益扩大的区域差异，做到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对策
(一)加强区域之间的旅游协作
要缩短江苏省各区域之间的旅游发展差异，加强区域之间的协作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区域协作是指江苏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按照一定的章程、协议或合同，将各类资源在地区之间重新配置、组合，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旅游经济活动。区域协作的内容主要包括：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共同制定、旅游资源的重组和共享、旅游产品的更新与提升，区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客源市场的共同开拓与互换、联合促销，旅游企业之间的优化组合以及区域旅游形象的构建组合等。
(二)挥苏南的辐射作用，带动苏中、苏北的旅游发展
从上文的分析结果看到，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全省前3名的分别是：苏州、南京和无锡，而且这3个城市遥遥领先与省内其他城市。从空间的角度上看，江苏省旅游发展水平向苏南集聚的态势非常明显，而且从城市贡献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苏州、南京、无锡3市在全省的旅游经济贡献率分别达到了23.04％、21.21％和16.13％。三者贡献率总和占全省的60.38％。由此可见，江苏省整体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由苏州、南京、无锡等苏南几个大城市的旅游发展所带动的。作者认为，要缩短不同区域之间旅游经济的发展差异，应通过宁镇扬和苏锡常所构建的沿江黄金旅游带的辐射效应，以沿海、沿江两轴来带动苏中、苏北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江苏省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和整体水平的提升。当前应特别注重发展苏中、苏北地区的国内旅游。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范文第2篇
关键词:县域经济;空间差异;量图分析法;长春市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10-0001-2
0 前言
县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划型的区域经济,它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枢纽,在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县域经济的发达与否最能反映出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县域经济越发达,城乡二元结构越不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也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急需关注的热点问题。
1 区域概况
作为全国的大城市之一,长春市的城市发展方式已经由集聚型向扩散型转变,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展,大都市化地域的逐步形成,城市区域化的进程加快,并将逐步纳入全球城市体系,承担特定的国际产业地域分工职能。长春市的产业职能转向重点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新兴产业和现代第三产业,使长春市成为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和扩散源地。
2 研究方法与指标确定
2.1 研究方法
量图分析法也称加权指数法。1971年,德国曾采用此方法来划分贫困区,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本文中应用此方法来对长春市县域进行区域经济水平分区,并分析区域经济水平的差异,从而判断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
2.1.1 选取指标 在选取指标的过程中,量图分析法为了避免被选指标对于系统整体特性反映能力不强以及关键因子被屏蔽进而影响评价,通常选取反映区域经济水平的最基本指标,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操作性、可获性和可比性,并不构建复杂的因子体系。本文分析中选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j1)、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比率(%)(j2)、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j3)、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元)(j4)、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j5)、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元)(j6)、医院、卫生院的床位数(张)(j7)、城镇化率(%)(j8)等8个指标。
2.1.2 确定各指标的中等组的数量变化范围计算 区域第j指标的平均值计算公式为:
(公式1)
式中i=1,2,3……N,N―所研究的地区个数;j=1,2,3……M,M―所选取的指标个数;yij―第i地第j指标的权值;Yij―第i地第j指标的另一相应值;xj―区域第j指标的平均值。
第j指标的均方差计算公式为:
(公式2)
式中σj―均方差;xij―第i地第j指标的值。
计算第j指标的中等组的数值变化范围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3)
2.1.3 各指标划定 根据中等组的数值变化范围,将每一指标分成优、中、劣三等。一般,当第i地第j指标的数值位于该指标中等组上限和下限之间则为中等,高于中等组上限则为优等,低于中等组下限则为劣等;
2.1.4 各地各指标的等级评定 依据各个指标的优、中、劣等级的数值范围,对区域各地各指标的等级给予评定;
2.1.5 各地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评价 根据各地所得优、中、劣指标的数目,评价各地经济发展特征类型,分为三个层次:先进、中等和落后。凡是得优指标数大于或等于中和劣指标数之和者为先进;得优和中指标数之和仍大于或等于得劣指标数者为中等;凡是得劣指标数大于优与中指标数之和则为落后。
2.1.6 判断指标选取的合理性和评价的可靠性 判断指标选取的合理性和评价的可靠性,通常用判断系数来衡量,判断公式为:
(公式4)
式中 K―判断系数,当K85%,说明评价是可靠的,可以根据所选指标对各地经济发展特征进行评价、分类和区别;
2.2 分析与结论
根据各项指标及其对应的数值,来进行系统的计算,得出表1的结果,由于长春市所辖的市县数量较少,因此在指标分析时也带来一定的难度,综合各种计算结果,根据表2,其中K=86.23%>85%,即量化指标选取合理、有效,评价结果可靠、有意义。
资料来源:根据《吉林统计年鉴》2008 ,2009整理而得
按照量图分析方法,参照长春市域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现状,将4个市县分为先进、中等、落后3大类型,即九台、德惠二市属于先进类型,农安、榆树二市属于落后类型。
农安县和榆树市在整体上处于落后状态,在八项指标中大部分处于劣势,而九台市和德惠市则处于先进状态,各项指标均达到较高的水平,经济呈稳固发展态势。
3 长春市县域经济空间差异的成因分析
农安县j1-―j6均处于劣势,j7处中等态势,j8则较高。由此可以看出,农安县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发展速度和潜力相对较差,扩大再生产能力不理想,县区内居民生活水平不高,购买力差,与之相反的是基础设施情况良好,投资环境理想,乡村建设成绩显著。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农安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相对应的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创造收益的能力相对较弱。
九台市的指标中除j6较低外,其他指标均较优秀。整体来看,九台市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生活环境良好。这些现象一方面要归功于居民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九台市独特的区位条件。
榆树市则除j6较高外,其他指标均处于劣势。从上述指标来看,榆树市的经济发展,无论在潜力和速度上来说都极为落后,居民的生活水平相较于其他三市而言,处于一个不利的状态。
德惠市的j1―j6均处于中等,j7、j8则处于劣势。可以看出,德惠市的经济发展健康稳定,各项指标均呈向上的发展态势,居民生活条件良好,基础设施健全。德惠市是目前长春各县市中的发展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这又与其自然条件密不可分。
4 长春市县域经济空间差异的对策与建议
4.1 利用地方资源优势,发展区域特色经济
从各县市的资源优势出发,形成特色的经济,并以此为基点,逐步形成区域经济的规模,利用产业结构调整和本地资源优势,发挥、创造潜在资源优势,优化潜在优势要素的配置,依托市场,推动县域经济的跳跃式、跨越式发展,利用城市工业化带动产业化,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不断优化自身机制。充分利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效应,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沿海发达地区资本扩张的有利契机,发挥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主动承接国际国内资本技术和产业转移,吸引更多的企业和各类生产要素进入县域经济。
4.2 转变政府观念和职能,引进外部生产要素
长春市各市县经济发展的落后,也是思想观念转换慢,改革开放不足的结果。为此,各市县要敏锐的发现经济发展的各种机遇,树立运用市场经济运作和管理经济的新观念;破除狭隘的地方观念,树立大开放的市场观念;主动出击,抓住良好发展机遇;树立人力资源愈丰厚、数值愈高,愈有利于吸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投资的观念;加强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制度,用更优惠的政策、更宽松的用人环境和更灵活的用人机制,广泛地吸收高层次人才,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全面促进各市县经济的发展。
4.3 重视科技教育事业,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科技教育事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推进农民从业素质教育,建立和完善科技推广服务体系,转变基层政府机制,稳定和发展农业科技队伍,开展科普教育和科技下乡服务活动,传授技术成熟、效益稳定的农业科技知识,推广实用技术,形成多方位、多层次的科技培训体系,指导培训广大劳动农民获取农技知识,掌握科学务农技术,成为能工巧匠和生产经营的带头人。正确引导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事产品的储运、加工、销售及其他农业生产型以及城市生活型服务行业。与此同时,在充分发挥落后地区现有人才作用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鼓励措施,吸引各类人才参与落后地区的开发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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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 经济发展水平 评价体系 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8-0150-03
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① 全国各地区的经济面貌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由于各自经济发展起点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而言，如何真实反映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已经成为经济研究的重点。
中国目前主要应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对中国及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评价，其核心指标是GDP。但是经济总量并不能完全概括经济发展的内涵，因而在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上GDP法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真实反映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本文将应用层次分析法从经济发展内涵出发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能更为全面、真实的反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并且通过对2008年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到中国各地区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以评价得分为依据，对中国31个地区经济发展类型和阶段进行分类，并从中得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特点。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的建立
（一）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为评价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将利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构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该方法主要依据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对决策进行量化描述，较多应用于结构复杂且指标不易量化的评价问题。由于经济发展内容广泛且不易从单一指标度量，因此本文将应用此方法，从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制度水平、创新水平等四个方面进行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1.经济总量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国际上较为公认的经济发展度量指标，因此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中，包含这一指标。这里度量经济总量沿用现在国际主流标准，即地区生产总值（GDP）。
2.根据经济增长结构理论，经济结构变化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比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和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其中产业结构主要体现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就业结构用来说明地区劳动力需求大小，消费结构用来体现地区居民消费能力和市场潜力，分配结构则用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制度对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可以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不但可以促进有效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而且可以进一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自1978年，中国的经济制度在所有制、市场和开放水平等方面均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因此我们必须将经济发展与制度联系起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准。
4.经济增长与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并且根据Krugerman（1993） 和Young （1995）的研究，技术进步恰恰是很多新型产业国家经济发展和能否持续获得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为了衡量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我们将创新能力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指标，而创新能力的获得恰恰源于对人才的培养和对科研的投入。
（二）评价体系的建立
根据以上对于评价体系的理论描述，主要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指标及计算公式（如表1所示）。
目标层A：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核心，逐层构架系统的，有层次、有逻辑的评价体系。
子目标层B（4个）：是在整体上把握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四大方面，即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水平、制度水平和创新水平，从定性角度对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整体的把握。
过渡层C（11个）：在四大准则的基础上，对各个准则进行扩展，更详细的概括出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使得整个评价体系更全面和系统，连接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
指标层D（15个）：以11个要素为基准，指标层采用具体化可测的指标数据，使指标体系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进行转变，使评价体系更具有说服力。
（三）评价结果的形成
形成该评价体系评价结果的主要步骤依次是构建判别矩阵并通过一致性检验、得出15个指标层指标权重、无量纲化31个省份2008年原始数据以及利用公式得出评价结果。
1.根据层次分析法构建判别矩阵。层次分析法的判别矩阵是根据九级标度①将本层次要素Ai和Aj相对于上一层次的要素Ck（k=1…m）按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构造而成。同时，判别矩阵必须通过一致性检验，② 即CI0.1，则说明判别矩阵未通过一致性检验，必须调整判别矩阵的标度。
2.确定指标权重。根据通过一致性检验的判别矩阵，利用YAAHP层次分析法计算软件，得出指标层15个指标的权重。
3.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出评价结果。由于需要用不同性质的指标来反映评价对象的不同侧面和特征，因此指标体系中有定量指标、定性指标、绝对指标（数额）和相对指标（比率）。为了能够在指标间建立起统一的计算、比较准则，需要将所有的指标进行转化和无量纲化处理，使指标转变为与权重表达相同的以百分数表示的无量纲的相对指标，进而进行加总处理。
具体的无量纲化的方法是标准化方法，即处理后的各指标的标准差为1，均值为0，使得处理后的数据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与指标权重产生重叠。应用公式③得出最终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对中国2008年31个地区15个指标层数据运用SAS软件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结合注释①中的公式得到中国31个地区（除港、澳、台）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9》、《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9》、《中国经济贸易年鉴2009》、《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9》）。
（一）评价结果有效性检验
作为重要的发展指标，人均GDP一般被用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本部分为了评价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是否有效，将人均GDP和此评分结果做相关性检验，若相关系数达到0.5以上，且P值小于0.01，则说明，该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是有效的。
运用SAS对此评价体系的评价分数和人均GDP数据的标准化后并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到相关系数R=0.5842，P值=
0.000559
（二）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得分结果，可简单的将中国31个地区分为五部分：①第一部分（得分1~1.5）为广东、江苏；第二部分（得分0.5~1）为山东、浙江、上海；第三部分（得分0~0.5）为福建、北京、河南、河北、辽宁、湖南；第四部分（得分-0.5~0）为湖北、天津、四川、广西、安徽、云南、重庆、山西、江西、贵州、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吉林、山西、甘肃、宁夏、海南；第五部分（-1~-0.5）为青海、。
从分类结果上看，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距，经济发展最强的广州和最差的之间相差了2.5分。同时，经济较发达（得分大于0.5）地区仅占全国的16.13%，经济不发达地区得分小于-0.5）仅有两个，占总数的6.5%。中国60%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较大潜力（评分结果介于-0.5~0之间），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发挥重大作用。
结论与讨论
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使定性的问题定量化，过渡自然。建立该评价体系的数学方法为运筹学的层次分析法，简称AHP。该分析方法是将难于选择的定性问题，通过建立较主观的判别矩阵得出各指标的权重，即重要程度，再与进行无量纲化（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进行加权得出评价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判别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和不同单位级的无量纲化（标准化）保证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该评价体系从四大方面，15个指标对经济发展整体进行描述，使得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再者，可以通过对15个指标数据的深度分析，得出自身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和劣势，制定符合自身经济发展特点的政策，进而扬长避短，经济取得更好的发展。
但是，由于层次分析法的基础是较为主观的判别矩阵，所以该评价体系的评价结果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不能达到完全的客观。若想该评价体系具有更广泛的说服力，就必须使得判别矩阵的主观性削弱，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构造判别矩阵时，广泛听取专家的意见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可。若能克服掉主观性对于指标权重的影响，那么该评价体系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可以进一步的应用到各省对于未来经济发展政策的设计，投资方向的选择和对各省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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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选取1998-2007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旅游综合收入作为主要指标，对陕西省旅游经济的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陕西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不断扩大但相对差异逐渐缩小；(2)空间差异显著但呈现均衡化的演变趋势。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了旅游资源禀赋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陕西省旅游经济差异形成的主导因素，表明了陕西省是资源和区域经济双重依赖型旅游经济。
关键词：旅游经济；时空演变；经济差异；陕西
一、序言
旅游业是兼具经济、社会功能的综合性产业，关联度大、带动性强，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对外交往以及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旅游资源、社会经济等条件差异，旅游经济呈现出区域差异性，认识和研究这种差异对于优化旅游产业的空间结构，制定有效的区域旅游策略，促进旅游业持续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旅游经济差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的一种经济与社会现象，其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旅游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定性分析等；研究尺度主要是基于省级行政单元的全国范围内以及三大地带间大尺度旅游经济差异研究，少数是关于东部省级行政单元内部旅游经济差异研究，西部地区省级行政单元的旅游经济差异问题研究则更少。
陕西省是我国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省份之一，旅游资源单体总数为9972个，其亚类共有29个，占旅游资源分类国家标准规定的亚类31个的93.55％。与此不相适应的是，2008年陕西省国内旅游收入561亿元，旅游外汇收入实现6.6亿美元，入境旅游接待仅排在全国第14位，西部第4位①，旅游经济较全国平均水平相对滞后。为此，本文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研究陕西省旅游经济差异的演变特征、揭示其形成机制，以期为陕西省制定有效的区域旅游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陕西省10个地级市作为基本研究单元，陕北(榆林、延安)、关中(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陕南(汉中、安康、商洛)作为三大研究区域。考虑到资料的获取性和可比性，研究时间段选取了1998～2007年连续时间序列；由于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指标较难获取，本文以旅游综合收入为主要数据指标。所有数据资料来源于对应年份各地市的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研究方法
表述旅游经济的时间差异程度，本文采用了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标准差是样本中各变量值与其均值离差平方和均值的算术平方根，能够全面地反映区域之间的绝对差异程度；变异系数(即标准差系数)是用样本的标准差除以样本的均值来计算的，能够全面地反映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异程度，和标准差相比更具可比性。
表述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程度，采用区位熵进行衡量。区位熵即专门化率，该指标能反映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更能清晰地反映各研究样本对于整体样本的差异程度。公式如下：
其中，Q为某区域i部门对与高层次区域的区位熵，di为某区域i部门的有关指标，Di为高层次区域i部门的有关指标，n为某类产业的部门数量。
三、旅游经济时间差异的演变特征
1 绝对差异程度不断扩大
从标准差的衡量结果来看(见图1)，陕西省旅游经济差异10年中总体上不断扩大。标准差从1998年的30.04增加到2007年的77.55，增长了158.2％，绝对差异扩大程度非常明显。在排除了2003年“非典”的影响后，陕西省旅游经济绝对差异扩大分为两个过程：1998～2005年为平稳扩大阶段，因为标准差的增长值均未超过10；2006年之后出现急剧扩大态势，2007年的标准差值比2006年高出17左右。总体呈现出先稳后快的演变轨迹。
2 相对差异程度缓慢缩小
与绝对差异的衡量结果不同，陕西省旅游经济相对差异呈现出波动变化但总体趋势呈缩小状态(见图1)。从总体态势看，1998年变异系数值为1.65，而2007年缩小为1.58，10年间相对差异程度逐渐降低。但是从发展过程来看，陕西旅游经济的相对差异先是扩大，2000年达到最高值1.74；之后开始下降，2002年变异系数达到低值1.545(2003年为1.544)；然后从2004年开始回升紧接着又是下降，呈现出了平缓的“M”型波动变化趋势。相对差异程度也相应地经历了扩大一缩小再扩大再缩小的过程。
四、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特征及演变
1 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特征
陕西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不均衡性特征显著，一方面体现在西安市与其他市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如图2所示，2007年区位熵值大于1的仅有西安市，其他各市的旅游经济区位熵值则普遍偏低，最低的商洛市仅为0.25。同时，2007年西安市旅游综合收入对全省旅游综合收入的贡献率达到54.4％，这表明西安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优于全省平均水平及其他市区，是陕西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市区。由此可见，陕西省各个市区旅游经济空间分布极不均衡。
另一方面，这种不均衡性也体现在关中地区与陕北、陕南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由图3可见，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区是陕西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关中地区的旅游综合收入占全省该项收入的80％以上，据统计2000年的比重竟高达95％。相比之下，陕北和陕南两大地区的旅游综合收入比重则很低，虽然在研究时间段内比重呈上升趋势，但也未超过20％。陕西省旅游经济在三大区域之间所表现出的差异程度要强于各市区之间的差异程度，更为显著和不均衡。
2 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演变趋势
本文首先利用各市旅游综合收入与全省平均旅游综合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各市的旅游经济发展程度；然后，借鉴王凯(2007)、陈晓(2009)等划分标准，结合陕西省旅游经济发展实际，将比值大于等于1.5的划分为旅游经济发达区，比值在1.5和0.5之间的划分为旅游经济发展区，将比值小于等于0.5的划分为旅游经济不发达区；最后，对1998年和2007年全省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研究其演变趋势。
结果表明，陕西旅游经济发展区数量扩大而旅游经济不发达区数量减少。1998年只有分布在关中的3个旅游经济发展区，陕北陕南均属于旅游经济落后区；2007年旅游经济发展区的范围增加了延安，扩大至4个市，旅游经济发达区与旅游经济发展区面积占陕西总面积的1/2强(见图4)。并且，关 中地区的集聚格局在逐渐被打破，旅游经济开始向均衡化方向演变。如图5，相对发展速度(各市1998至2007年旅游经济发展速度与同期全省旅游经济发展速度的比值)位居前列的均是陕北和陕南地区的市，而关中地区包括西安市在内则较慢。由于黄帝陵寻根祭祖、延安红色旅游等活动的开展，使延安逐渐成为旅游经济发展区，同时，汉中、安康、商洛依托独特的生态旅游资源快速发展旅游，而榆林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2007年GDP在全省排名第二)而使旅游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因此，陕北陕南地区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陕西省旅游经济向均衡化方向演变。
五、形成旅游经济差异的因素分析
在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主要将旅游经济差异的形成导因于旅游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区位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作用体系、惯性因素和优惠政策等因素。鉴于本文研究的区域尺度和对象是各地级市，后三个影响因素的作用不明显，不予考虑。而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交通条件是旅游基础设施和区位因素中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着重分析旅游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这三个影响因素与陕西省旅游经济差异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选取度量这些影响因素的定量化指标，鉴于指标的可获取性和准确性，均采用2007年数据(见表1)；然后，分别分析这些指标值与旅游综合收人之间的相关性，以此来衡量各因素的作用程度。
1 旅游资源禀赋因素
旅游资源是旅游经济发展的核心，它的定量评价采用A级旅游景点作为依据，主要是考虑到A级旅游景区是国家旅游局对旅游景点质量的综合评定，是全面考虑旅游接待各种相关因素而评定的。本文构建了旅游资源指数，来考量陕西省旅游资源对陕西省旅游经济的影响。旅游资源指数是各市拥有的2A、3A、4A、5A旅游景区数量分别加权后的和，公式为：I=0.5Q5A+0.35Q4A+0.1Q3A+0.05Q2A。由于1A级旅游景区的旅游经济效益很低甚至没有，未予考虑。权重是在考虑了各A级景区收入占所有景区收入比重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微调后确定的。
表1分析结果显示，旅游资源指数是与旅游综合收入存在正相关，且相关系数在三个影响因素中为最高(R2=0.97)。表明陕西省的旅游经济仍属于一种旅游资源经济，旅游资源禀赋好的市也是长期以来旅游经济发达的区域，旅游资源的级别以及分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陕西省旅游经济的时空差异程度。
2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因素
旅游业发展要考虑区域的综合经济因素，实践也证明旅游业的发展与区域经济总量增长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所以，用GDP作为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
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各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其旅游经济差异的又一主要因素。表1中，GDP与旅游综合收入呈正相关，且R2值达0.90，表明区域经济水平发达的市区一般也是旅游经济发达的市区；反之亦然。例如关中地区的西安、咸阳、宝鸡是旅游经济和区域经济水平均较高的市区，陕南地区的安康、商洛是二者均较低的市区。
3 旅游交通因素
旅游基础设施是旅游业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其中旅游交通尤为重要，是增强旅游景区可进人性、改善区位条件的重要因素。所以，旅游交通条件能够很好反映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区位条件，它的度量一般采用公路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两个指标。
上表分析结果显示，旅游综合收入与公路客运量(R2=0.73)、与旅客周转量(R2=0.52)的相关性不显著。产生这一结论的原因可能是，就小尺度的本地客源市场而言，西(安)延(安)、西(安)汉(中)、西(安)(安)康等高速公路的开通使大量关中地区客流向陕北陕南移动，带动了该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缩小了与关中的差异。但就大尺度客源市场而言，关中地区比陕南和陕北地区具有更多的经济优势与旅游资源优势，省内迅速发展的交通并不能明显影响它们作为入境游客和外省市游客主要目的地的地位。
六、结论与对策
1 陕西省旅游经济的绝对差异程度不断扩大，而相对差异程度在缩小。关中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且级别高，长期以来是陕西省旅游经济的主体，但是随着陕北和陕南变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旅游经济的发展格局正在改变。陕南地区应依靠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逐渐把旅游产业作为其支柱产业；而陕北地区则要靠能源化工基地带来的经济腾飞从而带动旅游产业的深度发展。
2 陕西省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不均衡性明显，但演变趋势逐渐呈现出均衡化。一方面，继续发挥西安和关中地区的极化作用，立足现有旅游资源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精品旅游景点，形成关中天水经济带的旅游经济发展轴心。另一方面，陕北和陕南地区作为关中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两翼，着重培育以汉中和延安为核心的次一级旅游经济中心，形成陕北红色旅游、华夏文明旅游圣地和陕南山水生态民情风俗旅游休闲区，以省内及周边省份为主要客源市场。从整体上，形成“一个核心两个辅翼”的旅游经济空间格局。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因子分析；财务可持续性
一、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我国社会保障应朝向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但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政策以及各地自然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各省市地区之间的养老保险发展水平并不同步，尤其是在养老保险制度逐步走向定型时，检验其实际运行效果将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如果财务可持续性受到地区分割的影响，说明我国统一养老保险制度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实际运行中遇到现实问题，需要分析不同的影响因素。近些年来，在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带来的流动人口加剧的双重困境下，人们在关注制度公平性的同时，制度自身健康、可持续运行关注成为关注的重点。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养老保险发展水平地区差距问题。郑功成（2002）从养老保险水平地区差距的影响结果分析，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执行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各地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将出现明显地区分割，从而导致不同省份之间企业负担不公平和阻碍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1]。林治芬（2002）以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比例及缺口、替代率和抚养比等指标分析2000年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2]。王晓军（2005）通过测算我国31个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史债务，得出我国各省养老保险制度在历史债务、制度覆盖率、抚养比、替代率和缴费率上存在很大差异，地区差异将阻碍全国统筹的进程[3]。蔡小慎（2009）选取养老金总支出额、养老金支出占GDP之比、人均养老金给付和养老金替代率等四个指标，利用2001-2006年的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逐年回归，指出我国养老保险存在显著地区差异[4]。《2011年中国民生发展报告》选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这两个指标作为基本保险指数的测量指标[5]；杨立雄（2013）基于2011年各省面板数据选取城乡养老保险参保率、待遇水平和基金收支比及高龄津贴覆盖率等指标体系构建养老保障发展指数，指出各省养老保障发展指数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较弱的正相关关系[6]。刘桂莲（2014）通过选取18个反映城镇职工和新农保养老金发展水平的指标，指出我国养老保险综合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 [7]。江华等（2012）构建省际社会保障非均衡发展评估指标体系衡量社会保障在省际和区域间的非均衡发展，利用2001-2010年数据，采取聚类分析方法指出我国社会保障因经济均衡程度、财政投入和制度流动性的影响存在省际差异[8]。
研究养老保险地区差异的文章更多关注单个险种，从整体视域量化城乡养老保险发展水平非均衡发展的文献尚有限，本文试图在借鉴已有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从城乡统筹的视角出发，通过选取更加全面衡量中国城乡养老保险发展水平的宏观经济和制度设计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31省（市）养老保险发展水平。
二、中国城乡养老保险非均衡发展指标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般而言，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受到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外部因素包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直接支撑着一地区的财政能力和城镇化水平，是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收入和工资水平相应提高。内部因素包括养老金待遇水平、缴费收入以及制度赡养率等。本文立足城乡统筹的视角，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考察对象，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及基金财务可持续性这三个维度选取15个指标构成指标体系（见表1）。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和中国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数据。考虑到各指标单位的不同，为消除不同量纲指标值的不可比性，通过SPSS统计软件中Z得分值法对15个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三、城乡养老保险非均衡发展因子分析过程
本文构建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涵盖指标较多，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各省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非均衡发展，本文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几个公共因子的线性组合，在保证各公因子解释力度的基础上实现对样本的归类。
（一）我国城乡养老保险非均衡发展前提检验
本文选用SPSS17.0自带检验选项――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进行检验。一般而言，KMO的统计量值达到0.6以上可以进行因子分析，KMO值越大，表明各变量间的共同因素越多。本文KMO值为0.626，Bartlett球形检验中P
当数据通过SPSS17.0球形检验后，以特征值大于1为标准提取公共因子，本文得到4个公共因子分别用X1、X2、X3、X4表示，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0.046%，这4个公共因子对原始数据信息的解释力度较大。
为了使因子载荷矩阵系数向0或1分化，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结果如下：（1）第一个公因子在人均GDP、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人口比重等变量上有显著负载，这四个指标主要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是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直接支撑，本文将其直接命名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子，记为X1。（2）第二个公因子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率、基金收支比、基金备付率这三个指标上有显著负载，这三个指标反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务可持续性状况，本文将其命名为城职保基金财务可持续性因子，记为X2。（3）第三个因子在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人均缴费额、城居保人均养老金上有明显负载，本文将其命名为城乡养老保障水平因子，记为X3；（4）第四个因子在城居保收入支出比、城居保基金备付率上负载程度较高，这三个指标反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基金财务可持续性的地区发展状况，本文将其命名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可持续因子，记为X4。
（二）城乡养老保险非均衡发展实证测算结果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综合考虑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衡量制度实际运行的基金财务可持续性指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为分析维度，通过《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年披露的2013年制度运行基础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整体而言，全国各省份之间城乡养老保险非均衡发展状况持续存在。
（一）主要结论
1.全国范围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因子得分较高，其它三个因子得分普遍较低。四个公因子对区域差异的贡献率存在很大差异。2013年全国城镇职工可持续因子综合得分为0.1416，有11个省份得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得分为-0.0829，最低的是城乡养老保障水平因子，有15个省份的保障水平因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城职保从建立至今运行时间较长，发展相对较为成熟，但综合考虑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国养老保障水平偏低。
2.东部省份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表现较好，而西部省份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表现良好。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明显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上得分较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前10名基本上全是部沿海发达省份或是直辖市，包括上海、天津、北京、浙江、江苏、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和重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因子表现良好的省份有广东、北京、浙江、福建、、甘肃、浙江；、上海、北京、青海、山西、新疆、内蒙古等省份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水平因子上得分很高，大部分西部省份得分普遍高于中东部地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因子在天津、新疆、北京、、甘肃等地得分较高。
3.四大区域财务可持续性内部差异明显。东部省份除海南和河北外，其它8个省份综合排名靠前。西部各省份之间内部综合得分差异明显：新疆、、山西、内蒙古4省综合得分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贵州、甘肃、陕西3省综合得分排名靠后。西部地区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因子上得分差距不大，但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水平因子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可持续因子差距很大，这与财政支持和地区政策引导有关。东北地区除辽宁因地区发展水平得分较高综合排名第11位外，吉林和黑龙江排名靠后，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既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又因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现象突出，该地区基金可持续压力很大。
（二）城乡养老保险地区非均衡发展的宏观因素分析
中国城乡养老保险发展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存在失衡，东中部非均衡程度较小，西部地区内部差异最明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到劳动者的缴费能力和财政支持力度，而且中国尚处于转型国家，城镇化水平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他们大多选择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这样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社会保障造成影响。同样，参数设计也会影响养老金水平，从退休者角度来看，养老金水平越高，退休后生活水平越有保障，但缴费收入或财政能力是养老金水平的硬约束，养老金水平刚性发展将给制度基金带来沉重负担。如果养老金水平较低，虽然会有基金结余，退休者老年基本生活水平将难以保障，这是不公平的。此外，制度内赡养率对于基金财务可持续起到关键作用。制度赡养率越高的地区，基金负担越重，基金可持续性面临的挑战越大，反之，赡养率越低的地区，基金负担越轻，制度可持续性越好。实际上这三个因素之间是彼此相互联系的，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越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地，影响当地人口年龄结构，从而影响地区基金支撑能力。
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城乡养老保险发展的直接支撑。中国长期二元经济结构下合理地区差距的存在是正常的。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一致，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快于发达地区。笔者通过计算泰尔指数 得出，2012年人均GDP泰尔指数为0.2354，2013年人均GDP泰尔指数为0.2426，泰尔指数下降表明人均GDP地区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但地区间的显著差异依然存在，2013年天津市人均GDP是贵州人均GDP的4.5倍 。其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将影响到各省的财政实力，进而影响到改善民生的经济基础。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因子得分可以看出，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状况越好，经济发达地区市场经济环境状况较好，越能吸引企业投资和劳动力流动，较多年轻劳动者纳入制度将增加制度基金收入。再者，经济发展带动工资增长，劳动者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在增加在职者缴费收入的同时也影响到退休者的待遇水平，因为退休人员待遇计发考虑当地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因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将会影响到退休者基本生活水平。
2制度负担比是基金财务可持续性面临的重要挑战。制度负担比反映制度缴费者与参保者年龄结构关系。制度负担比之所以是财务可持续重要挑战的原因包括：一是制度负担比的上升表明缴费者人数相对较少，从而带来缴费收入额的缩水；二是退休者人数的相对上升表明需要从制度内支取待遇的人数不断增加，费基的相对缩小和待遇支出的刚性增长，给制度财务可持续性带来严峻挑战。东三省地区中吉林和黑龙江由于人口老化现象严重，制度负担比分别为0.66和0.61，较之2012年略有上升。以2013年数据为例，制度负担比在0.5以上的有重庆、四川、甘肃、内蒙古，负担比在0.4-0.5之间的省份有9个，基本上都是中西部欠发达省份，而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这几个省份的制度负担比很轻，基本在0.2左右。可见，越是经济发达省份，其制度负担比越轻，缴费率越低，基金可持续性越好，广东省平均实际缴费远低于东北地区等老龄化较为严重的省份，越是欠发达地区，其制度负担比给基金财务可持续性造成的威胁越大。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区域间流动加剧。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根据数据显示，农民工在东、中、西部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分别为8.8%、5.2%和4.2% ，劳动力大多从中西部省份流向东部省份，其对人口输入地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年轻劳动力流入增加了劳动供给，带动当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年轻劳动力的流入在稀释制度负担比的同时，还增加了当期缴费收入，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转移接续权益损失的存在，基金主要结余在经济发达地区。
3.较低的统筹层次影响劳动力流动性是制度财务可持续的关键影响因素。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本处于县市级统筹，大部分省份处于调剂金阶段，大多数基金流的收入、支出、管理和核算由县市级管理，基金分散在全国2000多个统筹单位，基金难以横向调剂。统筹层次较低使得各地基金结余出现苦乐不均，基金结余规模大的省份保值增值压力很大。当横向调剂出现阻碍时，只有通过纵向财政拨付才能缓解当期缺口，对政府财政补贴产生了巨大需求，以2013年为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率为18.56%，全国31个省份中，当期收不抵支的省份已从2011年的14个省份上升到2013年的19个省份，其中制度负担比严重的辽宁和黑龙江其当期基金缺口超过200亿元 。统筹层次较低带来的部分省份面临大量结余和部分省份当期收不抵支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现象并存，这一扭曲的现实不仅损害了制度的正常运行、破坏了制度互济性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而且使制度在未来蕴含巨大财政风险。
五、小结与思考
我国城乡养老保险非均衡发展有其一定合理性，但仍有一些问题我们思考。
1.城乡基本养老保险与经济、财政适应性状态非均衡。通过前文实证结果表明，部分西部欠发达省份养老保障水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中部省份，、新疆、山西、内蒙古四省的综合得分能够跻身前10，这主要在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上表现明显，尤其是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障水平得分为3.2414，位列第一，这主要表明：一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还与财政投入和地方政策引导密切相关，由于西部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或由于经济非均衡发展引致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财政投入具有一定的倾斜性，中央政府对西部省份基础养老金提供全额财政补助，为保障西部民众的老年生活、缓解老年贫困做出突出贡献。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已逐渐从效率优先向公平优先转变。二是部分省份出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区养老保险发展不相适应，财政的大量非理性输血和投入的非机制化虽带来待遇水平的提高，但养老金水平出现非理性增长客观上要求提高在职者缴费，而缴费提高会影响企业竞争力，最终阻碍经济增长，待遇水平的确定应考虑国家、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因此，应努力推动中西部和落后省市经济的快速增长，明晰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上的主导作用，并努力实现财政责任机制化、比例化，尤其是在经济逐渐走向中低速发展、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强以及劳动力流动加剧的新常态背景下，实现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能力相契合显得十分必要。
2.城乡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的关键在于统筹层次的提高，适应流动性。统筹层次低下是掣肘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社会保险法》明确了逐渐提高统筹层次，实现在更大范围实现基金统收统支和调剂使用，更好发挥出保险“大数法则”和风险分散的作用，这对于打破地区分割和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意义重大。然而，提高统筹层次绝非易事，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很多：一是区域间利益冲突和各级政府之间利益博弈。基金结余省份和基金不足省份将出现利益再分配。二是统筹层次提高到哪一层，意味着哪一层级政府负责相关的基金征缴和管理工作，需要重新划分央地之间的财权和事权。在现行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负责事权，如果统筹层次提高，中央政府不仅上收财权，也应当上收事权，如果事权依然留在地方，将会出现地方道德风险问题，央地关系中财权和事权需要重新划分。为解决基金财务失衡状况，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统筹考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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