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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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动力范文第1篇
我国经济增长理论在研究过程中指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同时，关系着经济发展水平。因而在此基础上，要求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为了提升整体生产力及经济发展速度，应注重将文化动力作为支撑条件，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空间，且从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劳动力素质提升等层面入手来应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凸显出的相应问题。以下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中文化动力的详细阐述，望其能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文字参考。
一、文化的基本经济功能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文化的基本经济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导向功能，即文化动力的形成有助于引导经济个体在思想、行为形成过程中规范自身整体目标，并结合现实未来的发展，逐步探索经济发展过程。同时，文化亦有助于推动经济个体思想的统一发展，为此，在当前经济个体间关系调整过程中应着重提高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且将文化作为精神力量，推进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凝聚功能，即由于企业、社会、劳动力等在产生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特征，继而由此影响到了经济发展质量。为此，文化动力的形成有助于从规范、目标、情感等角度出发，引导社会劳动力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心理素质等，且在文化语言、思维等的导向下，促使当代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为了稳固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建构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由此引导分散的劳动力逐渐趋于凝聚的发展方向；
第三，规范功能，即文化可作为精神力量对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等进行调整，由此达到最佳的社会发展状态。
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困境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遇到了困境问题，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文化在传承过程中逐渐呈现出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割裂的现象，即传统的市场经济运作环境下所形成的利己性、盲目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人们良好价值观念的形成，为此，需要依附传统文化导向作用对其进行修正，例如，利用传统文化厚德载物、重利轻义观念对市场经济运作环境进行修正处理，但由于当前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被忽视，即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存在断层问题，最终由此影响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导向作用的发挥。
其次，当代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处在不突出的发展状态下，即基于西方文化思想的冲击，“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我国文化的地位，继而由此影响到了其对经济市场运作环境的修正。为此，我国在经济市场运作过程中应着重提高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作用发挥路径
（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
当代中国文化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文化冲击问题影响到了经济市场的运作，因而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的发挥文化导向作用，要求我国在经济市场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强调先进文化的发展，即结合社会主义核心机制体系，引导中国文化逐渐趋向于现代化、未来化、世界化的发展趋势，最终就此增强社会主义文化内涵及精神动力，引导中国劳动力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观念，更好的投身于经济发展环境下，提升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在利用中国先进的文化指导经济发展过程中，亦应注重将现代化建设作为指标，且从内容、形式等多角度出发对文化动力进行调整，从而由此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感染力，满足经济发展条件。此外，为了增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亦应注重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价值观念增强现代文化的包容性、亲和性，并合理吸收外来文化，最终更好的推进经济领域的发展。
（二）以民族精神为基础条件
在世界经济发展背景下，新经济制度逐渐涌现出来，因而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对当代市场经济运作环境的导向，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应逐步融入现代经济精神、和谐经济环境等，由此增强经济文化内涵的丰富度，促使其更好地引导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同时，传统的民族精神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凸显出否定现代经济谋利动机等特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其导向及支撑作用的发挥，为此，应注重正确对待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影响，例如，正确认识西方经济价值观念等，且将健康文明经济发展观设定为文化动力发展方向，由此来确保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环境的相适应性，达到最佳的经济发展状态。另外，由于民族精神有助于激发劳动力奉献精神，因而当代文化在指导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注重综合国家利益影响因素，并将民族精神中所蕴含的人文情怀、整体观念贯穿于经济生产观形成过程中，由此推进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论
综上可知，中国文化在指导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被忽视的现象，继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经济市场环境的稳定运作。为此，为了提升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要求我国在发展先进文化过程中应注重将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基础条件，从而打造良好的文化发展空间，并推进科学化、文明化经济发展观念的形成，最终就此引导经济市场运作环境的有序发展，并引导其在文化动力的导向下，坚守长远利益，树立可持续发展观。
参考文献：
[1]陈淳.从“专业”到“通业”：当前文明探源的理论、方法与实践[J].历史研究，2012，12（03）.
经济发展的动力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教伦理 禁欲 资本主义精神 经济发展
公元14、15世纪，欧洲的生产技术取得了突破性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社会生产分工不断深化以及世界市场不断扩大，商业资本开始独立出来专行流通职能，成为资本最早的一种形态。商业资本的出现极大的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文化的推力，更有宗教伦理的转变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催生和促进。
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背景及内容简述
马克思·韦伯（1864-1920），他生活在一个被称为非理性和无意识发现的年代，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并不关心理性的选择。他是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被公认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对韦伯来说，所有社会行动的结构和类型都是不稳定的，各种价值也是彼此冲突的，也正是在这种冲突的价值中，他开始独立和突破性的思考，他的思想始于他自己的价值判断，始于他集中关注的时代的价值问题。与此同时，韦伯生活在一个资料广博的时代，不仅西方各学科已经发展得初具规模，亚洲、美洲的资料也已经能比较方便地获取。在较全面了解世界特别是欧形后，对韦伯而言，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通常被认为产业能力尚不足以被估量为一个新社会的西欧，能产生独特的工业资本主义；是什么催生了一个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精神。
在本书中，韦伯对孤立的资本主义行为并不关心，他的目标是要用自由劳动力的理性组织来解释资本主义。因此，他在导论中就开始分析经济理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如劳动分工、发展良好的货币体系、复式薄记、信用制度、证券交易、理性的官僚机构等等。
韦伯首先就对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行为作了一下对比。结论是，在行为上看，与注重来世行为懈怠的天主教徒相比，新教徒表现出了一种很明显的经济理性，这种理性是在原来的教义中没有的，甚至被鄙视的。由于理受制于宗教态度，韦伯遂将问题引向他的出发点：“来世观念、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与讲求实际利益的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两者之间反而存在着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对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而是通过举例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描述。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合乎伦理的明确的生活准则，它必须面对的最大的对手，就是我们对待新情况、新环境的态度，称之为“传统主义”。[1]在传统主义的世界里，人们通常认为少干活比多赚钱更有诱惑力，所以才会出现在农场，计件工资的提高反而导致单位时间内工作量的下降。而资本主义精神与之恰恰是相反的，人们对于金钱和经济利益是追求的，而且希望通过努力得到更多的物质上的满足。韦伯认为，最能够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不是商业贵族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或者世代相传的商业绅士，而是处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或者靠个人奋斗起家的暴发户。因为后者才是更多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理性去追求经济富足的群体。他们能够获得成功主要是他们从传统宗教的消极的不作为中冲了出来，开始合乎理性的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品。
韦伯为从新教中寻找资本主义精神找到了五条理由。第一，西方研究者如威廉·佩蒂、孟德斯鸠等早就发现了新教与商业精神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而正是由于人们拥有这种商业精神，所以才促进了社会的分工，使商品经济逐渐形成。第二，新教徒热衷于商业和工业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某些国家的统治者不得不在制定政策时都需对此因素特加考量。在西方经济的发展总，宗教始终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的政策似乎对经济有着更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与人们对于商业的要求相关的。经济学中有很多流派，有强调自由经济的，认为市场是调节经济无形的手，也有强调国家管理的，后者尤其在经济危机时得到更多的支持。第三，在巴登等州关于宗教与教育选择的相关资料显示，新教徒更多地选择与商业发展有关的职业技术教育。这样，他们可以从教育中学习到有关经营的技术，管理的知识等有益于商业发展的内容。而传统的教徒更倾向于从事传统的手工业，在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师傅。第四，在不同地区，天主教徒和其他教派教徒同样可能遭到排斥，但其他教派教徒会转而追求经济上的成功以弥补社会政治地位低下的现实，而天主教徒却不会这样。这是新教与原来的天主教最重要的区别，传统的天主教义是不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和经济的财富的，甚至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第五，某些新教教派的教徒对财富与其对上帝的虔诚同样著名。可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
韦伯认为职业这一词是新教民的日常用语，新教民认为，个人的活动所采取的最高形式，应该算是对自己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的评价。这种职业的思想形成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所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并不是要人命经过苦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自己在现世中所处的地位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2]接下来，韦伯详细阐释了新教伦理是如何通过内在的禁欲主义来催生资本主义精神的。
二、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精神出现的伦理驱动力
早期基督教给人们的信仰是，对物质的追求和金钱的重视是一件罪恶的事情。当时的教义像这样教导大家，“你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既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金钱）”。天主教是早期基督教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延续了基督教不重视物质财富的传统。除了一些不遵守教义的人，大多数宗教徒都坚持天主教信仰，并且把放弃财物和物质享受的苦行修炼当做通向天国的唯一途径。
和很多专家研究不同的是，在韦伯的研究中，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他凸显了宗教的力量在资本主义中的巨大作用。在韦伯看来，战胜传统主义思想的武器是理性化的宗教，新教的理性打败了许多传统意义上的观点。传统的教义中存在大量对人们限制的内容，教会更多的是为自己敛收财物。新教质疑了这一切，并且以一种新的方式理解上帝的旨意。新教信仰包括神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三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新教信仰中的伦理就是指新教民在属世生活和蒙召使命之间如何以教会特有的规则来处理各种社会的、家庭的和情感的种种关系。
新教的伦理结构表现为具体的信念和信徒所具有的与属世世界关系处理的准则。新教的伦理因素主要表现在理性的对一些特殊问题进行思考和解决，当然，这些问题就包括人该怎样去生存，怎样做才是道德的，上帝希望人怎样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些所有问题都指向让人们更加理性的工作并且获取收益和财富，提高生产效率以达到更经济的目的。而这一过程，正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新教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精神，而资本主义的精神催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那么是什么使新教而不是其他宗教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呢？从韦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精神与传统精神是相对的。在传统的精神中，人们做事是不讲效率的，有些人是不受道德伦理的任何约束不择手段的攫取财富，更多的人，尤其是虔诚的教徒，对于财富和物质都看的非常淡。而资本主义意味着以“合理的手段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与此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对生活的理性态度，讲求效率和效果的做事方法，如爱岗敬业，精打细算、讲求效率。新教民更倾向于在更短的时间里创造更多的财富，在相同的条件下提高技术，在可以选择时选择能够提高效率的工作方式进行工作。他们更加理性，也就更加愿意用经济学的方法计算付出和回报。
韦伯认为，宗教理性化的标志有两个，一是清楚巫术的程度，传统的宗教中存在很多武术对人们进行欺骗，以控制人们的价值观。二是宗教伦理所取得的与尘世伦理之间的一致性。从这两个角度看来，新教与犹太教、天主教以及东方宗教相比，表现出更多的理性化特征，更符合人类对于生活的认知要求。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的理性，尤其是理性化的新教的“天职”观为资本主义的精神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西方中世纪后期，上帝的权威和神圣遭到世俗启蒙理性的挑战和神学机构自身内部对上帝的亵渎。然而上帝并没有要求人们抛弃现实的世俗生活，而是要人们积极努力奋斗，获取财富，但同时是有节制享用财富。上帝要人们勤奋努力，但是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胞爱”，也就是公共利益，但这也不是人们努力追求的最终目的，最终极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而不是其他或个人的什么目的。韦伯认为，新教禁欲主义伦理祛除了以往中的一切外在的，出世的，非理性的迷信和邪恶。新教的伦理给了人们去追求美好生活的合理原因，甚至是动力。在西方教会里，劳动一直被认为是最好的禁欲的方法，它也一直发挥着这样的作用。
在考查欧洲及新大陆的社会伦理、职业伦理时，韦伯发现，比起天主教徒来，清教徒及路德派的基督教徒更具有资本主义精神。[3]清教徒与路德派相比，清教徒又更具有实用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劳动本身不是上帝需要的，人们各司其职的理性劳动才是他这样安排的最终目的。清教徒所倡导的职业观强调的是禁欲主义这种讲求条理性的性格，更容易催生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三、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及发展的作用
在本书中，韦伯选取了宗教观念对经济伦理以及对人的社会行为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他强调了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而同时新教伦理又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基础。同时他也声明：“经济伦理从未是由宗教单独决定的”[4]。韦伯强调各种物质及精神的因素在历史发展中各自所具有的独立作用，不承认任何抽象意义的或必然的一个因素决定另一个因素。具体的说，就是虽然新教伦理在催生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综合起到了非常大的用作，比如技术和国家法律与政策。他的理论，在本质上不是一元论，而是多元论。正是多个方面出发，韦伯充分了考虑了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强调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独立性，尤其是决定人们生活态度的宗教的作用。
西方，尤其是近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最根本的是经济因素，而且影响理性经济活动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而不像人们的一般理解取决于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法律和技术固然可以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有时对于经济数字有巨大的提升，但是究其根源，法律和技术不过是维护秩序和促进生产的工具，人的能力和持有的精神才是根源。正如韦伯所说：“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和决定性的影响。”[5]在近代企业的高级技术工人中，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他们不仅在技术上处在这个时代领先的位置，在思想上，他们大多数都是追求进步的，他们相信在现世努力工作创造价值是上帝最希望看到的，他们越是尽职尽责，上帝就越高兴。在资本的占有者中，在经营管理者中，以及在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中，也是新教徒人数较多。也正是这些新教徒，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大程度的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韦伯研究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的具体途径和环阶，为意识形态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历史提供了解释。但是韦伯似乎过于强调了意识的独立性，强调了意识与心理的功能而忽视了他们的起源。与其他古代的和东方的宗教相比，新教确实反应了更新和更现代的现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长。新教也确实更多的代表了一种现代的精神，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精神。
注释：
[1][2][5]（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
[3]马深.英格兰精神与基督教文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02.
[4]M. weber. From Max Weber[M].London，1982：286.原引自：郭喜龙.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宗教经济学分析[J].大众文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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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5]白云飞，李娅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现实意义评析[J].学术探索，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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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叶静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和思想研究[N].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36）.
经济发展的动力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休闲消费;社会经济;发展
英国17世纪的哲人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而众所周知,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而知识经济不仅仅体现在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具体过程上,即我们的社会生产方式上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与深入,而在我国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引导之下,休闲和消费也日渐成为老百姓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使得人民不再满足于吃好、穿好、住好等各种生活所需的基本消费。而随着我国假日改革的深入,老百姓的节假日增多、“自由时间”更加充裕,休闲消费也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逐渐被人们所熟知与谈论,并且可以预见的是其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和扩大内需的新机遇, 其背后所蕴含的综合经济文化效应也必将日显突出。
一、休闲消费的概念与内涵
休闲消费,是指在闲暇时间进行的休闲产品(物质的和精神的)消费活动。广义上,休闲消费包括四个层次:第一,是满足生理需要层次的消费。例如为了休闲,在日用商品、食物、衣物等方面的支出。第二,是满足健康娱乐层次的消费。例如体育活动、旅游活动、个人爱好需要、家庭娱乐耐用消费品、享受型的服务体验等方面的指出。第三,是满足发展需要层次的消费。例如图书、技能知识的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支出。第四,是满足精神需要层次的消费。例如献爱心等公益活动、赠送礼品等情感领域的消费。
休闲消费在我国也被称作闲暇消费,“闲暇消费是人们在闲暇时间进行的消费行为”马克思把闲暇时间称之为“自由时间”,他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由此可见休闲消费的重要性。首先,休闲消费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消费行为的一种高级形式. 它虽基于传统的消费,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消费。“休闲消费,当属人类消费行为的一种状态,它的出现正是建筑在普遍的大众消费文化兴起的基础上”。其次,休闲消费既包括对物质产品、文化产品的消费,也注重对新的观念、体验、知识、价值观等的消费。最后,休闲消费有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进步。
二、如何认知休闲消费
对休闲消费的认知,可以从4个方面的特征来考虑:
1、从消费主体看:无论老少长幼,都会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休闲消费活动。当然,对于一些高收入的人群以及拥有许多空闲时间的人来说,休闲消费活动的频率与意愿自然也会强一些。但基本上来说可以遵循一个规律就是:消费需要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必然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的高地决定了消费水平的高低。这点很容易理解,高收入的家庭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享受高消费的休闲活动。而随着社会保障制度与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而人生的最后一段时期人也基本处于一种相对意义上的休息状态中。另外,青少年也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有数据显示,在没过,一个接受初中级教育的学生每年有180天的假期,这个数字在日本是120天,而在我国也有80余天。
2、从消费内容看:休闲消费中劳务和精神消费所占的比重大。前面提到,休闲消费是在民众的收入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之后,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求得到保障之后而逐步突显出来的一种消费,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是寻求自身的新发展,追求享受层面也就是所谓的精神上的满足。人对于基本的生存保障的需求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也就是有一个临界点。而对于劳务商品和精神文化层面的消费需求可以说是无限大的。从以往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当发达国家的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把更多的家庭支出用于劳务商品的消费与精神层面的消费,两者在全部消费中的比重也日益增大。因此,我们也这么说,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透过休闲消费展示出来。
3、从消费趋势看:休闲消费的收入弹性大。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简单的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假设我们将消费者的支出简单地分两类:一类是基本生活消费,一类是休闲消费。若消费者的总收入全部用于即期消费,没有储蓄和投资,满足生理需要的生活消费弹性是较小的,其消费的品种数量有限,其货币支出也是有限的。而体闲消费的收入弹性则很大,即随着收入的增加用于休闲消费的比例将越来越高。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在此处虽然显得不那么恰当,但是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表现出人们对消费的品种和质量的无止境追求,不断有“食不厌精”,“此山望见那山高”的诱惑在引导消费者。
4、从消费意义看:休闲消费是衡量社会进步、国家富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消费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社会,国家越富有,人们拥有的休闲时间就越多。休闲的普及将会变成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休闲消费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这点可以从近年来不断推进的假日改革可以看出,每当到了长假时期,人民的消费就会发生一次井喷,因此,将一个长假转变成多个小长假,实质上也是对消费的鼓励,使得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进行消费,在消费的同时也拉动了内需的增长,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休闲消费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1、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
投资、出口与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扩大内需也逐渐成为了政府的提出的一条新的基本国策。而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休假时间的增加,为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有新的说法提出这时一个休闲时代,的确人们不光光追求如何生活下去,更加追求生活的质量以及自身的发展,人们会将收入和时间更多地投入到旅游、健身、艺术、博览、教育、饮食文化、游戏等休闲活动中去,换句话说休闲消费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大。发展休闲经济、扩大休闲消费可以满足人们对于休闲和全面发展的需要,同时也符合了我国政府对于扩大内需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在金融危机下,促进休闲消费有利于满足和扩大内需,同时也是一种更为有效与长远的“救市手段”。而我国的休闲消费正处于爆发性增长期。根据发达国家以往的经验与休闲与旅游发展的一般规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3000―5000美元,就将进入对休闲旅游满足爆发性增长。目前,我国人均GDP正式3000美元以上,预计到“十一五”期末将达到近4000美元。所以倡导休闲消费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2、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产业发展
随着假日改革的推进,民众节假日的增多和人们生活工作方式的转变,老百姓将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休闲消费中去,而于此同时人们的休闲观念也逐步发生变化。由此第三产业中休闲产业的休闲服务的个性化发展,以及人们对休闲和健康之间的关系的重视,都为休闲产业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休闲消费中,旅游业是不得不提的产业。旅游业作为“无烟产业”受到各国及各个地区政府的推崇与重视。据国家旅游局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4月,我国入境旅游人数为1151.44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外国人181.94万人次,同比下降22.88%。据测算,本月全国实现旅游(外汇)收入34.18亿美元,同比下降9.99%。1-4月累计,入境旅游人数为4178.50万人次,同比下降4.75%。其中外国人673.88万人次,下降21.82%。经测算,1-4月累计,全国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21.8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3.94%。2009年4月,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为390.12 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3.90%。出境第一站按人数排名,列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香港、澳门、日本、台湾、韩国、越南、美国、泰国、俄罗斯和马来西亚。1-4月份累计,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为1587.48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4.64%。我国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带动了民众对于旅游消费的增长,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了社会就业。有数据显示,09年全年我国新增旅游直接就业50万人。“休闲消费是驱动经济的发动机”,当一个国家越来越富有,那么该国的百姓所拥有的休闲时间也就越多,而休闲的普及将会变成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休闲消费也便成为主力。另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旅游业总产出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64%,旅游消费将占总消费的6.79%,旅游投资将占投资总额的8.16%,旅游业将真正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由此可见,体闲消费需求的增加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扩大了内需,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发展休闲产业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可以通过休闲产业扩大第三产业,是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是一个连小学生都能够指出一二的老问题了。第三产业比重过小,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由23.9%上升到40.1%,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60～70%的比重仍是有较大的差距。随着休闲时间的增加和休闲消费的发展,休闲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已明显表现出来。休闲产业的极大发展,不仅直接对第三产业中金融业、保险业、服务业、通讯业等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作为先导产业还能间接影响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3、增加就业机会,促进收入增长。
休闲消费促进休闲产业的发展从而能为缺少工作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休闲消费方式预期内容的多样化是增加就业岗位的基本保障,也是增加就业的主要渠道。与此相关的就业结构也必将发生变化,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将明显增大。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引导正确合理的休闲消费和发展休闲经济,不仅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对于不少劳动者,尤其是下岗职工和农村人口,与其增加其休假的时间,还不如增加其劳动和就业的机会更为切合实际。强势群体的休闲消费在一定意义上讲能转化为对弱势群体的扶持。比如,开发和利用欠发达地区的旅游资源,就能为该地区创造就业机会,而旅游者来旅游伴随着的必然是在该地区的消费,结合这两方面必然能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促进了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增加。
4、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正如前文提及的,人们用于生存和享受的物质需要(比如食品、衣服、家用电器等),因为其受到物质与经济水平的双重束缚而变得有限,但是人们用于休闲、自由发展方面的需要摆脱了物质约束可以无限扩大。休闲作为一种业态,目前国内既有闲情逸致、小资情调的传统消费场所,也有乡村庄园、葡萄酒庄、高尔夫球场、豪华游艇、迪斯尼大型游乐园等西方泊来品。因此,休闲消费的发掘潜力是无限的,可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本性需要扩张而增加,由此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在我国,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频频出台,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从国家层面定位,要求积极培育休闲这一消费热点。休闲消费大部分涉及的是较高层次的需求,要求具有较强的享受性和发展性,主要是以促进人们素质的全面提高、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的。所以,充裕的休闲时间和日益个性化的休闲消费方式,将使人们将自己的一切爱好、兴趣、才能和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不断地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能力的提高。
和平与发展是21世纪的两大主题。而如何更好地发展也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命题,而本文也仅通过对休闲消费的思考,希冀能给如何更好地发展这一永恒的命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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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经济发展的动力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中）关键词 京津冀区域；劳动力流动；区域经济差距
中图分类号： （中）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2-0010-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2002
“十一五”以来，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逐渐被提上国家发展规划议程。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打造首都经济圈”；2014年2月，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并提出“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大力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缩小地区差距”。这标志着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
目前，京津冀区域内各省（市）经济发展的差距较大。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看，2014年北京市GDP同比增长77%，天津市增长89%，河北省仅增长34%；从人均产出水平看，2014年北京市人均GDP为991万元，天津市为1036万元，河北省仅为398万元；从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来看，2014年北京市居民人均消费262万元，天津市为179万元，河北省仅为098万元
。京津冀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差距不利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其流动必定会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构建“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这条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主线时，明确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是促进区域内部劳动力合理有效流动，实现京津冀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文献回顾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当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时，会促进地区经济差距缩小，形成地区经济的收敛。这一理论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认同，如樊纲、刘强、姚枝仲等、王小鲁和樊纲、段平忠和刘传江、马九杰等[1-6]。
然而，实证研究的结果并没有普遍支持上述结论。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会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水平。王飞等使用区域连接CGE模型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认为劳动力自由流动会提高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但是会缩小其经济规模，从而使地区间经济规模差距扩大[7]；许召元、李善同利用一个30区域CGE模型，指出由于资本追逐劳动现象的存在，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并不能缩小人均GDP的地区差距[8]。樊士德、姜德波运用前人有关带移民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人力资本存量变动和“外溢与滴漏效应”，论证了劳动力流动会拉大地区差距的结论[9]。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是不能确定的，如保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王淑娟等[10-11]。
但是，上述研究大多是在国家范围内进行的。由于中国各地区在地域及经济结构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区域模型的建立对于研究区域问题来说显得至关重要；另外，传统的分析模型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经济系统各变量受劳动力流动影响所发生变化的程度。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构建了京津冀区域CGE模型，模拟了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产生的影响，为实现区域内劳动力合理流动，缩小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一体化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参考。
二、京津冀区域CGE模型
CGE模型以整个经济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在整个宏观经济生产产生收入，收入引发需求，需求带动生产的循环系统中，厂商获得最大利润，居民实现效用最大化，各种资源要素实现优化配置时，全部市场、全部价格以及商品和要素的供需关系，并保证在价格调整的情况下，商品和资源市场上供求均衡，即超额需求为零[12]。
由于具有区别于一般CGE模型的两个基本特征――经济主体在区域范围内优化其行为；区域间的商品交易、要素流动及机构主体之间的转移支付将区域连接成一个统一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使得多区域CGE模型的构建比单区域CGE模型更为复杂[13]。首先，获取一个区域的数据难度要大于获取整个国家数据的难度。其次，多区域CGE模型中的商品交易不仅包括从国外的进口和对国外的出口，还包括区域之间的商品调入和调出。再次，由于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以及国内政策的影响，区域CGE同时具有国内价格和区域价格，形成了双重嵌套的区域CGE价格体系。
本文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京津冀区域CGE模型划分为生产、商品交易、地区间劳动力流动、地区间投资分配、机构部门收入分配、宏观闭合部分，综合分析经济系统中各经济主体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行为[13-15]。
1模型基本设定
本模型中的区域包括北京（BJ）、天津（TJ）、河北（HB）和除京津冀外的国内其他地区（ROC），以及用来反映国际贸易的世界其他地区（ROW）。按照国家统计局对外来务工人员所在行业的划分和组合，将生产活动分为19个部门
划分的19个生产部门为：农林牧渔业（01），采矿业（02），制造业（03），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04），建筑业（0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06），信息传播、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07），批发和零售业（08），住宿和餐饮业（09），金融业（10），房地产业（11），租赁和商业服务业（12），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1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14），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5），教育（16），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业（1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8），其他（主要包括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19）。。将居民住户划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两类，初始投入要素只有劳动力和资本；税率以2007年税率为标准，并假定税率不变。
2模型方程部分
由于篇幅原因，方程部分不再一一列出。
（1）生产部分。
模型假设各个地区每部门只生产一种商品（或服务），即经济社会共有19种商品（或服务），各生产部门保持规模报酬不变，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模型的生产投入要素包括初始投入要素和中间投入要素。两者完全不可替代，用Leontief函数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初始投入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假定两者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用CES函数来描述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中间投入要素主要是来自各产业的中间投入，假设中间投入品完全不可替代，对其中具体一项中间投入的需求用Leontief函数来表示。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计算各投入要素的需
（2）总需求总供给部分。
本地生产的商品，不仅供本国使用，还有一部分出口到国外，供国外使用；供国内使用的部分，一部分由本地自己使用，其他部分流出到国内其他地区。同理，本地自身生产的商品、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流入产品和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共同满足本地对商品的总需求，供本地居民、政府消费和投资使用。
变化并不能引起世界市场价格的变化。用两层嵌套的CET函数来表示各地流出与当地使用的商品、各地出口与当地国内使用的商品之间存在的不完全替代关系；对于流入和进口部分，采用Armington假设，用两层嵌套的CES函数表示流入品与当地生产的商品，进口品与当地产品的不完全替代关系。如图2所示。
（3）区域间劳动力分配部分
首先设定一个外生的全国劳动力总量，与各地区劳动力数量之和相等（见式（1））。某一地区内部所有行业的劳动力数量之和即为当地劳动力数量（见式（2））。由于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工资差异，同一地区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着工资差异（用工资扭曲系数来表示），因此，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同一地区不同行业之间是不完全自由流动的。各地区的均工资可以由全国均工资乘以该地区工资扭曲系数得到（见式（3）），部门工资可由当地均工资乘以该部门工资扭曲系数得到（见式（4））。
TPLr、TQLr分别表示r地区平均工资和r地区劳动力总量，WAGE、TLABOR分别为全国均工资和外生的全国劳动力数量，PLar、QLar分别表示r地区a部门劳动力的价格和数量，distortWAGEr、distortPLar分别表示各地区间工资扭曲系数（相对于全国均工资）和r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工资扭曲系数（相对于r地区均工资）。若distortWAGEr等于1，则各地区平均工资水平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相等；若distortPLar等于1，则r地区a部门工资水平等于该地整体平均工资；若distortWAGEr和distortPLar同时为1，则r地区a部门工资水平等于全国均工资。
（4）区域间投资分配部分。
模型假设区域间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则资金会从回报率低的地区流向资本回报率高的地区。资本回报率高的地区，流入资本增多，资本回报率下降。长期来看，各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将和全国的资本回报率相等。假设KBr为r地区期初的总资本存量，那么KBr应该等于r地区所有部门资本数量之和（见式（5））：
模型分别计算了r地区粗资本回报率TPKr、当期净资本回报率RORCr和预期净资本回报率ROREr。最后，长期来看，r地区预期净资本回报率和全国净资本回报率相等。
（5）机构部门收入分配部分。
模型中的机构部门主要包括居民户和政府，其中居民包括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居民收入主要由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组成，居民收入中扣除居民向政府缴纳的所得税，加上政府向居民的转移支付即为居民户的可支配收入。政府收入主要包括生产税、居民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进口关税、出口退税和商品在地区间流动缴纳的地区关税。在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下，居民按照LES函数确定每种商品的消费量。政府收入中去掉储蓄和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后，用线性方程表示政府对每种商品的消费量。
（6）宏观闭合部分。
模型采用新古典宏观闭合。首先，各地区存货投资、投资量、全国劳动力总量、储蓄率、汇率、出口品和进口品的世界市场价格都设定为外生，外地的储蓄为流入与流出之差，外国储蓄为进口与出口之差，且把全国CPI作为模型的基准价格。其次，模型满足三类均衡方程：r地区所有行业劳动力总和等于该地劳动力总量（见式（8）），各地区劳动力数量总和等于全国劳动力数量（见式（9））；r地所有行业资本量总和等于当地资本总量（见式（10））；同时，总投资等于总储蓄（见式（11））。
其中，QLar、QKar分别表示r地区a部门劳动力、资本数量，TQLr、TQKr分别表示r地区劳动力、资本总量，TLABOR表示外生的全国劳动力总量，DIRr、DIUr、YGr分别表示r地区农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收入，mpshrr、mpshur、mpsgr分别表示r地区农村、城镇居民和政府的储蓄率，gtrr、gtur分别表示r地区政府对农村、城镇居民的转移支付率，RSAVr、FSAV分别表示外地储蓄和国外储蓄，TINVr、PINVr为r地区总投资和投资成本，QIVcr、PQcr为r地区c商品部门的存货投资和价格，WALRAS为瓦尔拉斯均衡项。
3京津冀区域CGE模型的数据基础首先根据2007年京津冀三地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每5年编制一次，京津冀三地2007年投入产出表是现在可以得到的最新数据。，编制了京津冀区域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地统计年鉴的数据，编制了京津冀三地社会核算矩阵（SAM）并调平（见表1、表2、表3），各地SAM均为50*50结构的方阵。
模型中各地区劳动力数量由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外来人口动态监测公报、各地外来务工人员各行业比重计算得到，各地区资本存量参考张军等的研究[16]。模型中的规模参数、份额参数通过模型校准得到，替代参数则通过参考学者的研究得到[17]。
三、模拟分析
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反映了劳动力在地区、行业间可以自由流动的程度，其主要通过劳动力迁徙自由度、进入行业自由度来体现[18]。根据巴萨效应的推论，如果地区间工资水平相等，劳动力会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地区间工资差距缩小，会促进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从而使得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提高。
因此，为了分析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在用GAMS程序进行模拟分析时，设定了京津冀区域内劳动力流动自由度逐渐提高（工资差距逐渐缩小）以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三种情形：
S0：基准情形（2007年各地经济实际值）。
S1：地区间工资差距缩小1/3的水平（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S2：地区间工资差距缩小2/3的水平（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S3：不同地区的同类行业工资水平相同。
1劳动力的流动
随着地区间工资差距的缩小，京津冀区域内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提高，劳动力从河北和全国其他地区流向京津地区。在S1-S3三种情形下，北京劳动力数量分别较初始值增加466%、967%和1511%；天津劳动力数量分别增加610%、1249%和1914%，河北的劳动力数量则分别减少0203%、0403%和0604%。如图3所示。
（中）图题 图3 各地劳动力数量相对于初始值情形的变动情况
在工资差距缩小的情况下，劳动力向京津地区流动，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新迁移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地区间存在工资水平的差距，地区间教育资源、医疗体系、市场信息透明度的不同以及劳动力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因素也会引起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为此，当地区间工资差距缩小时，劳动力是否迁移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除工资差距之外的其他因素。显然，相对于河北而言，京津地区的教育资源更丰富，医疗体系更健全，市场信息透明度更高，更能够满足劳动力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的需求。因此，当工资差距缩小，劳动力流动自由度提高时，劳动力会从河北流向京津地区。
第二，当各地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逐渐趋同时，处于河北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厂商生产成本增加，会使得厂商减少雇佣劳动力的数量，河北的部分劳动力被挤出劳动力市场，此时劳动力会努力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或者选择失业，部分劳动力会迁移到京津地区。同时，京津地区劳动力价格下降，厂商雇佣劳动力成本降低，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进一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
第三，河北劳动力工资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当地劳动力的素质，而通常来说高素质劳动力更倾向于迁移到生产效率高的地区，为此，河北劳动力工资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劳动力向京津地区流动。
2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
（1）随着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京津冀区域整体的实际GDP提高，区域整体经济规模变大。
在S1-S3三种情形下，北京实际GDP相对于初始值分别增长了233%、457%和675%，天
（中）图题 图4 各地实际GDP相对于初始情形的变动情况
津分别增长了224%、409%和558%。虽然河北地区实际GDP稍有下降，分别下降了007%、015%和024%，但是京津冀区域整体的实际GDP分别增长135%、29%和477%。如图4所示。
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变动，提高了区域整体的实际GDP，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高了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和边际产出，并增加了有效劳动力的数量；第二，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相应增加，进而促进整体实际GDP的提高。
（2）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并不能显著缩小京津冀区域人均产出的差距。
由于存在部分劳动力居家外迁的现象，劳动力外迁的数量并不等于（一般小于）人口外迁的数
量。根据统计年鉴数据，2007年京津冀及全国其他地区人口与劳动力的比例见表4。
2007年中国外迁劳动力人口为13566万人，其中举家外迁2756万人，占总外迁人口的203%。据此我们可以根据公式（12）计算2007年各地每迁入一个劳动力带动的人口迁入数目：
每外迁一个劳动力带动的人口外迁数目=举家外迁劳动力数目总外迁劳动力数目*
总人口数总劳动力数+
1-举家外迁劳动力数目总外迁劳动力数目
根据公式（12），可以得到京津冀地区每迁入一个劳动力与其所带动的迁入人口数之比分别为1∶115、1∶117和1∶118。由此，我们可以根据各模拟变动情形下的劳动力人口计算各情形下四地区人口数量，进而得到各地区人均GDP数量及其变动情况。如图5所示。
随着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京津人均GDP逐渐降低，且降低幅度逐渐变大（其中北京人均GDP分别降低304%、736%和1414%，天津分别降低271%、593%和977%）。河北省人均GDP呈现增加趋势，增长幅度逐渐变大（分别增长007%、016%和031%）。这是由于一方面，地区间工资水平趋同，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以及流入人口的增多，使得京津地区平均到个人的GDP数目变小。另一方面，河北省劳动力的迁出，减少了低效率的农业人口的数量，促进了省内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了生产效率的整体水平；且在工资水平差距缩小的情况下，河北地区的工资水平相对于初始水平有所增长，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河北省人均GDP的增长。
但是由于资本追逐劳动效用的存在，当劳动力流动时，资本会追逐劳动力流动，使劳动力流入地的经济得到更快的增长。因此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并不能显著地缩小居民人均GDP的差距。根据表5，在S1-S3情形下，随着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京津冀区域人均GDP基尼系数虽然有所减小，但是减小幅度并不大。
（3）随着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京津冀区域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人均消费水映了人们对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人们生活水平的具体体现。人均消费水平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居民福利的变化。
如图6所示：工资差距的缩小，劳动力流动自由度提高，使得京津人均消费水平降低，河北的人均消费水平上升。由于大量劳动力的流入，京津地区的工资水平下降，劳动力收入减少，人均消费水平随之降低；而河北省人均消费水平上升，一方面是由于汇款等转移支付的存在，迁移到外地的劳动力会将存款寄回河北省。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流出，本地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劳动力收入增加。
京津人均消费水平的降低，河北人均消费水平的上升，这两者导致京津冀区域整体及区域内各省市之间的人均消费基尼系数变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缩小，如表6所示，京津冀人均消费基尼系数由初始情形的0452变小为S3情形的0198。
（4）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河北省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水平都有所提高，但与京津两地相比差距仍然很大（见表5和表6）。
河北省与京津两地在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方面存在差距显著，我们将其归因为两点。首先，迁入到京津地区的劳动力大多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工作，收入水平较低（根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对就业劳动力的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迁移到北京的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中，建筑业占206%，住宿和餐饮业占96%，商业服务业占10%，交通运输业占113%，机械制造业占89%，电子信息业占87%，居民服务业占98%，纺织服务业占67%[19]）。其次，由于河北省产业结构不够优化，总体生产效率水平较低，劳动力和资本的效率不能得以充分发挥，人均产出较小。
四、模型检验
1 有效性检验
（1）本文模型的数据基础社会核算矩阵平衡，且与基准模型运行得到的解相等，即模型通过了一致性检验。
（2）将模型的所有外生价格从初始情形的1分别变为11和2时，模型的模拟结果不变，即模型通过了价格齐次性检验。
2 敏感性检验
本文构建的CGE模型中，需要外生给定的弹性主要有生产函数中投入品的替代弹性和贸易函数中的各种商品的替代弹性。由于CGE模型中弹性的选取会对模型的模拟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对模型的敏感性检验主要是为了确定弹性的相对稳定的取值范围，使得在此合理的范围内，弹性对模型模拟的结果产生的影响不大，此时说明模型是稳健的。
（1）生产函数中投入品的替代弹性敏感性分析。主要考察生产函数替代弹性变化±10%对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的影响。
从表7可以看出，生产函数替代弹性的不同并不会改变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动方向，只是会略微影响其变动幅度。具体来看，随着生产函数替代弹性变大，京津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均变小，河北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均变大，其中变动最大的在035%（天津市劳动力数量），其他的都在035%以内，变化很小。
（2）贸易函数中的商品的替代弹性敏感性分析。主要考察商品替代弹性变化±10%对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的影响。
从表8中可以看出，贸易函数中商品替代弹性的不同对实际GDP和劳动力数量的变化方向没有影响，且对其变动幅度的影响非常小（均在01%以内）。
通过对CGE模型中弹性系数的敏感性分析可以看出，弹性系数的变动对本模型的影响不大，因此本文采用的指标和模型具有稳定性。
一级标题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及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主要结论和建议如下。
第一，对于京津冀区域整体而言，劳动力的流动增加了区域内有效劳动力的数量，提高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促进了区域整体经济规模的扩大。因此，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是促进京津冀区域整体经济发展、缩小地区人均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第二，劳动力流动自由度的提高，缩小了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但并不能显著缩小人均GDP的差距。因此，要坚持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优化升级相结合，通过产业转移以及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优化，正确引导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方向，缩小地区人均GDP的差距。
第三，在生产效率和生产技术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流动虽然提高了河北省的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水平，但与京津两地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河北省要重视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积极引进技术，吸引技术人才；要积极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增强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投资，吸引劳动力回流；同时，要鼓励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鼓励农业人口就近转移就业并为劳动力就业创造积极的政策环境，加快缩小与京津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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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动力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经济；动力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9-09－0037－02
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一个像中国这样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来说，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并不走十分理想。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历史现状：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今天，我们站在历史起点上，要加快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坚持进一步改革开放。
一、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历史跨越
三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一步发韧于农村，党的决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从1978年开始，中国农村经济改革，首先从改变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入手，在推行“”和“包干到户”等责任制形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初期的核心内容。从时间上看，这一阶段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突破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像星星之火，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从局部地区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1980年，政策上明确提出在农业领域普遍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这种体制下，仅仅几年时间，就基本上扭转了中国经济临近崩溃边缘的困境，初步解决了困扰我们多少年的中国十亿农民的吃饭问题。
在此基础上，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历经近二十年时间，实现了农村经济面分配制度上的改革。1985年，国家对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实现“双轨制”。取消了粮食、棉花的统购，将其改为合同定购。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异军突起，促进了农村经济从传统的农业单一结构转向多部门的综合发展。接着，农村税费改革2000年在安徽省启动，其他省选择部分县市进行试点。江苏省2001年在全省试点，取得了明显进展。2004年，全国取消农业特产税，吉林、黑龙江两省免征农业税，河北等11个省降低农业税3个百分点，其他省区降低1个百分点。这个二十年，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经济翻天覆地的二十年。中国亿万农民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就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而言，开始走向小康。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从2006年起在全国农村彻底取消农业税，这是农村税费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标志性事件。强调，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始进入综合改革的新阶段。
这三步改革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分配体制改革、农村经济税费改革一脉相承，也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相关人士认为，“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再造了农村经济市场的微观基础；农村经济税费改革增加了农民经济收入；如今，国家又不失时机地推进农村经济综合改革，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从此也终结了中国延绵了2 600多年的种地交“皇粮国税”的历史。
中国三十年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实现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历史性跨越――同国际上经济发达国家全面免除农业税、促进农村大发展正式接上了轨。
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全面腾飞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虽然它受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使得它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比重逐步降低，但是，绝对不可以忽略的事实是，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不仅表现在农业提供的粮食为主的食品是任何工业产品无法替代的，它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原料，为农业机械、农业化工、运输、建筑、工业消费等等，工业的发展提供日益广大的市场容量；而且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为工业部门提供大批后备劳大军，并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成本不致上升太高太快；同时，农业经济本身在逐渐发展过程中，向工业部门提供大量储蓄资金。
二、加快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改革开放
1.要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农村经济发展。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都十分重视农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是美国的低投入可持续农业模式，日本的环保型可持续农业模式和西欧的综合型持续农业模式，其共同点都是通过立法来达到保护生态的目的。为此，我们必须结合当地实际，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走一条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正确把握农村产业的多功能特性及其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农业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基础和支撑作用。
要用现展的理念来引领导农业，必须突破关于农业的三个传统理念，扫除发展现代农业的障碍。首先，必须突破农业只是第一产业的传统观念，充分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如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旅游和文化传承等，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促进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其次，要突破对农业GDP统计的狭隘观念。在中国，对农业GDP的统计，只统计农业的初级产品如粮食、棉花等，一到加工环节有了附加值，就全算到第二产业的账上了，不再属于农业。这种狭隘的统计观念使GDP不能真正体现出农业的价值，不利于发展现代农业。其三，要改革传统的政绩评价制度，突破“谁抓农业谁落后”的传统农业理念，要彻底克服“抓农业抓不出GDP、抓不出财政收入、抓不出干部政绩”的错误观念。
2.要充分发挥政府对农村经济的引导作用。当今农村经济的特点是高度市场化，但这并不否认政府的引导作用。产业市场化程度越高，要求政府提供的服务范围越广。因此，政府应尊重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法规为引导，用先进的理念、手段和经营方式促进其发展。政府的引导、管理和服务应体现在：一是实施规划引导。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确定农村经济建设的目标、任务和重点。围绕经济发展的区域定位和产业功能拓展的要求，组织实施粮食、畜牧水产、农垦农机等产业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动物疫情防控、信息服务等服务性设施工程建设。二是加强政府扶持，重点扶持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把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性项目建设好、管理好,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要通过扶持逐步实施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优化农民的居住环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使贫困群众尽快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三是尽可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为中国农村经济健康快速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3.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发达的物流产业和完善市场体系是现代农业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村经济，需要强化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培育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流通主体，构建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发展物流产业和构建完善市场体系的前提。要积极支持农资超市和农家店的建设，改善农民进城销售农产品的市场环境，消除农产品在产、供、销等环节的障碍。大力支持龙头企业和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名牌农产品企业，开发名牌农产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培育农村经纪人、农产品运销专业户和农村各类流通中介组织，积极发展多元化的农村市场流通主体，促进农村市场体系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