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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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乡村旅游 桐梓县 成渝经济圈 遵义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多元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多元素的经济融合使乡村旅游业迅速崛起。乡村旅游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依托农村区域的优美景观、自然环境、建筑和文化等资源，在传统农村休闲游和农业体验游的基础上，拓展开发会务度假、休闲娱乐等项目的新兴旅游方式。作为农业与旅游业交叉产生的新型农村经济发展项目，乡村旅游以亲近自然，回归生态，远离喧嚣等特点，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它将交通优势与区位优势相结合，弥补了工业所不能延及之地，以第三产业为发展导向，拓宽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渠道，将农村经济的发展带向一条曙光之路。而现代化城市生活的快节奏让许多人往返于生态自然与人文景观结合的景致之中，人口的流动促进经济的融通，带动地方经济的增长。遵义恰逢其景，除与生俱来的地理资源优势和交通区位优势之外，成渝经济圈的成立也为遵义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区位优势。

1遵义发展乡村旅游的必要性

1.1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加快农村经济转型

遵义素有“国家森林城市”之称，位于云贵高原向湖南丘陵和四川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地形起伏大，地貌类型复杂。平坝及河谷盆地面积占6.57%，丘陵占28.35%，山地占65.08%，以低中山丘陵和宽谷盆地为主，平地稀少，一般耕地比较集中连片，土地利用率较高，是粮、油作物的主要产地，粮食生产量占我国25%，其他农作物物种丰富，是我国典型的农业城市，特别是桐梓县，长期以传统的自然经济、农业经济为主，传统农业种植贸易在现代化的产业链条中要想加快经济增长，略显单薄。因此，加快农村经济转型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是遵义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乡村旅游业的兴起将农业生产与服务业巧妙结合，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刺激消费，实现产业内结合，促进经济循环。据统计，2013年遵义“接待游客4302.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58.99亿元，分别增长28.3%和28.2%。”

1.2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乡村旅游业的蓬勃兴起，不但使农业经济得以较大的发展空间，且形成了以城市带动乡村，以乡村衬托城市的优势，二者互补使得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桐梓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2002年以前，遵义市桐梓县是以农业，种植业为主要经济受益的农业大县。由于山地较多，平地稀少，农业的发展受到地理条件的极端限制，此外，煤炭资源的丰富使得桐梓县内经济发展失衡，城乡经济差距大，经济结构不稳定，城乡二元结构显著。2002年起由于乡村旅游业引进，加速了经济流动，至今已开辟了“品韵娄山”、“戏水楚米”、“花海小坝”、“品果红星”、“诗画金山”、“纳凉黄莲”、“田园朱天”、“垂钓朝门”、“休闲七二”、“避暑九坝”等乡村旅游品牌。在满足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同时，促进了乡村物质生活的提升，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同时，有效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经济差距。

2遵义市桐梓县发展乡村旅游业的优势

2.1区位优势

旅游业的发展，特别是乡村旅游业的不断推进，除了自身独有的自然人文环境之外，离不开周边区位的优势相长。

就地理环境而言，桐梓县位于黔北山地与四川盆地的衔接地带，由于构造体系复杂，构造运动强烈，冰川作用显著，溶蚀、侵蚀并存，形成了独特的地貌景观。全县山原、中山、丘陵、山间盆地广布，山脉纵横、河流密集。大娄山山脉呈东北-西南方向盘踞，形成了著名的“娄山关”景区，引来无数游人登高游览。河网密布，水资源丰富让桐梓县成为发展避暑经济的有力保障。“绿色空调，天然氧吧”是对桐梓气候优势的完美表述，它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而对于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那里的人们更是迫切希望逃离炙烤，来到“天然空调”的桐梓农村休闲避暑。

2.2交通优势

桐梓县位于贵州省北部，是遵义市市辖县，毗邻重庆，因此有“黔北门户”、“川黔锁钥”之称。桐梓的交通区位优势非常明显，首先它地处革命老区娄山关北麓，北邻重庆，南接贵阳，县城至贵阳、重庆行车时间仅只需2小时左右；其次川黔铁路和210国道纵贯全境；最重要的是2006年崇遵高速公路的开通，使往来的游客更加方便。如今，成渝经济圈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经济不断扩大化、规模化发展的典范。遵义市桐梓县作为成渝经济圈进入贵州的北大门，正在谋求“向北靠近”融入成渝经济圈。由于交通越来越便捷的今天，桐梓吸引了大量川渝一带的人在酷热的夏天来到桐梓避暑，推动村经济的蓬勃发展。据笔者近一个月的调查，拒不完全的统计，截止目前，桐梓乡村旅馆达1000家，床位2万余张。2014年7月平均日接待游客7300余人，其中81.6%为川渝旅客。可见，交通优势以对桐梓县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小觑的推动力量。

2.3市场优势

2011年，贵州省委书记、省长赵克志在遵义进行调研时讲“遵义要进一步做好‘融入成渝’这篇大文章，成为贵州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级”。而桐梓作为贵州紧靠成渝的北大门，近年来以第三产业逐渐崭露头角的乡村旅游业对遵义融入成渝经济区具有重要的先行示范作用和带动发展效应。

首先，绿色，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已经逐渐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健康理念。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观念的改善，人们对自然的向往和关切逐日提高，生态消费成了越来越多居民的健康投资。桐梓县丰富的森林资源和旅游特色正好满足了游客的需求。

其次，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为桐梓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客源支持。乡村旅游与城市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成渝经济圈中多个城市的扩展，城市人口急剧上升，而农村人口开始减少。由于城市人口的收入普遍比农村人口多，拥有私家车的家庭越来越多，加之城市生活的压力，因此，他们普遍都希望在周末和节假日放松一下自己。但城市绿地和原生态的景观不断减少，就使山清水秀、瓜果农耕的乡村旅游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

2.4政策优势

避暑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下，为打开封闭地区的新型经济缺不了政府的宣传和政策的扶持。桐梓县委书记罗其方、桐梓县人民政府县长冉贤俊在“贯彻落实国发2号文件精神”相关会议中强调：针对当今旅游形势变化并结合本县实际，进一步明确了加快全县旅游产业发展以实现县域经济后发赶超的指导思想，努力实现桐梓旅游的转型跨越 。会议中明确提出现今的县域经济要主抓旅游避暑，以旅游避暑的发展带动地域经济的发展。为鼓励农民大胆的发展避暑，加快农民地域的经济快速发展，桐梓县委、县政府出台更加有利于乡村旅游发展的优惠政策。对涉及乡村旅游的各种规费，一律按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收取。对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乡村旅馆，免征营业税及附加税；鼓励乡科级及以下干部职工带薪领办乡村旅游项目。这些政策措施，促使大量民间资本投入到乡村旅游产业中，使避暑经济快速发展。

3桐梓乡村旅游业中存在的问题及战略对策

3.1桐梓县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桐梓避暑经济的发展虽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效，但要开发成入境避暑市场，使避暑经济上升到旅游经济还存在一定的难度。现今的桐梓避暑资源面比较窄；入境进行避暑的客源比较单一；避暑的基地还比较少；一些避暑基地的基础实施不齐全、交通运输不便捷；基地农民对避暑经济的认识不到位等；避暑经济模式主要以引进客源，保证客源的基本饮食，对于客人多的基地在各方面的管理制度建设虽然比较完善，但还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对市场扩大的信誉度上存在很大的隐患，不利于基地建设的发展。

3.2开发桐梓避暑经济的战略对策

由于避暑旅游具有明显的休闲特征，属于国家大力发展的旅游项目。因此桐梓避暑旅游一方面要依托成渝经济圈，吸引川渝两地的游客；一方面要与其它旅游品牌结合在一起，构建贵州大旅游圈，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争取更大的客源输入。为此，在经济发展规划中要把避暑资源作为其中的一项开发项目进行建设，高度重视避暑经济的发展，要试着开发利用，大力发展避暑经济。

3.2.1打造国家级的桐梓避暑基地

桐梓的避暑旅游虽然在贵州省的乡村旅游中处于领先地位，但现有的避暑基地仍然存在环境差，交通运输有待改善的问题。因此，要按照国家对避暑基地的评定标准和建设规范，以融入成渝经济区为契机，对桐梓的各个避暑基地进行规范化建设，打造国家级的桐梓避暑基地，从而改变现有的避暑基地环境差和交通运输条件滞后的状况，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提升桐梓乡村旅游的整体水平，助推桐梓和遵义的经济社会发展。

3.2.2加强对基地农民的避暑经济知识培训

提高农民对避暑经济的认识，使他们了解避暑经济的重要性，让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业中来，共享避暑经济发展成果。并定期进行安全、卫生、经营等知识的培训，从而提高基地农民的人文素养，减少与避暑游客间的矛盾产生。

3.2.3利用宣传扩展市场资源

现在桐梓的避暑市场主要面对的是重庆及四川等地的旅客，市场客源偏少。为此，应该加大对桐梓避暑地的宣传力度，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通过广告、传单、歌舞、微电影等宣传手段，大力推介桐梓作为避暑胜地的优势，并提出更多优惠旅客的方案，从而吸引更多的客源，助推桐梓和遵义的经济发展。

3.2.4加强避暑区域间合作

桐梓要打破行政区划界线，跨区域整合开发旅游资源和产品，重点建设开发避暑旅游精品线，把娄山关、楚米、茅石、天坪、九坝、官仓等乡镇乡村旅游点连接起来，同时与遵义周边的乡村旅游联手，共同致力打造出贵州最优秀、最具特色的避暑旅游圈。

3.2.5优化模式结构，创建多元化的营销模式

对现有避暑模式结构进行优化，改变单纯的农家乐避暑模式，开辟更多的旅游文化资源，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纪念产品，丰富基地旅游文化，增强营销方式的多元化。为此，桐梓的避暑基地要把休闲文化和体验文化，观赏文化和感悟文化相结合，充分发挥桐梓和遵义境内旅游资源的优势，让游客在心情放松的同时，感受优美的自然风光、厚重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从而使游客在温馨的“第二乐园”中，体验吃住行，娱购游的乐趣，真正享受避暑带来的身心愉悦。

4结语

发展乡村旅游不仅可以带动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而且可以使游客在美丽的自然风光中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厚重的人文景观中领悟历史悠久的文化魅力，从而使身心得到休憩，灵魂得到净化。因此，乡村旅游不仅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发展生态文明，弘扬传统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遵义应以融入成渝经济圈为契机，以大力开发桐梓乡村旅游为典范，对发展乡村旅游的策略进行优化和完善，逐步形成遵义乡村旅游的模式，为遵义在贵州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范文第2篇

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是乡村经济产业的重点项目之一，它不仅能将乡村与城市紧密连接，成为城市居民放松身心、拥抱大自然的有效方式，还有利于增加农业生产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维护环境生态和谐以及促进现代化新农村建设，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严贤春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正式出版发行的《生态农业旅游》，以生态农业为背景，探讨与分析了农业旅游基本理论，并详尽地介绍生态农业旅游具体实践措施与涉及到的各类问题，对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有重要借鉴价值。《生态农业旅游》全篇共七章，主要包括生态农业旅游的基本知识、生态农业旅游者及市场开拓、生态农业旅游资源及产品开发、生态农业旅游环境与保护、生态农业旅游业及运作、生态农业旅游的规划与实施、生态农业旅游管理等。

该书系统且全面地阐述了生态农业旅游的理论概念与实践内容，有助于读者对生态农业旅游产生基本了解。此外，该书还针对丘陵地区的地貌环境特征，提出适合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垂直生态观景模式”，为生态农业旅游多元化模式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方向。通读全书，不难看出《生态农业旅游》结构清晰、内容全面，可作为农业及旅游类学科的教学辅导用书，也可供林业、农业及旅游业相关工作人员阅读学习。生态农业旅游是近几年所兴起的一种新型农业发展经营模式，也是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它在强调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将生态、农业与旅游项目有机融合，并利用自然生态环境、田园风光、以及独具特色的农业生产活动与经营模式，吸引广大游客到乡村进行风景观赏、休闲娱乐、放松身心、品味农家风味等休闲活动。

然而，随着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愈发热烈，一些问题也逐渐突显。首先，商业化严重，乡村特色不足。许多农业旅游经营者为追求即时利益与城市风貌，经营环境和旅游项目的设计过于商业化，缺乏乡土风情的独特魅力，反而会极大地降低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利于旅游经营的长远发展。其次，服务水平差，缺乏专业人才。因生态农业旅游发展过快，专业人才供不应求，导致行业内部分工作人员职业素质低下、工作态度不端正，从而阻碍生态农业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最后，意识不到位，忽视生态保护。生态农业旅游经营者者往往以商业利益为前提，对生态环境保护不加以重视，而在环境保护措施不完善、部分游客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更容易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乡村振兴是国家为建设美丽中国、构建现代化农村所实施的重大举措，其关键在于推动乡村产业融合，促进城镇与乡村的密切联系，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要以新农村建设为核心，全方位进行振兴发展:一是加强人才振兴，大力招揽乡村优质人才，培育专业、实干的农民工作队伍;二是加强农业振兴，借助高新科技构建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竞争力;三是推动文化振兴，强化乡村思想文明教育，提高农民基本文化水平，弘扬优秀乡村文化;四是推动生态振兴，加大污染治理力度，维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

由此可见，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处理生态农业旅游的部分问题，为农业旅游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同时，也能让乡村振兴战略落于实处，发挥其有效作用。加强基础建设，发扬乡村特色。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在保障当地人民生活基础的前提下，为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提供一定的扶助政策。与此同时，将当地自然风光和特色物产资源融入生态农业旅游项目中，不仅可以彰显出当地独特的旅游魅力，吸引更多游客，还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提升经济效益，实现生态农业旅游的高效发展。注重人才培养，提升服务质量。当地各级部门需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建立一支以农民为核心的地方人才队伍，以推动乡村振兴。此外，生态农业旅游经营者还要对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服务水平以及当地特色文化进行培训，以全面提升服务质量，为游客带去良好的旅游体验，从而有利于生态农业旅游的长期经营与发展。

重视生态问题，提高保护意识。无论是政府部门或旅游经营者都必须认识到，自然生态环境才是乡村发展的宝贵财富和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因此，在生态农业旅游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具备生态平衡发展意识，并制定出一系列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切实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全方位落实，使之成为乡村振兴与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重要助力。《生态农业旅游》一书以生态农业旅游理论为基础，对相关实践与发展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包含诸多独到见解，是一部优秀的生态农业旅游研究著作。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一方面能有效推动旅游行业发展，为其提供更多机遇，另一方面，还能大力促进乡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使乡村迈向现代化发展道路。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生态伦理

[中图分类号]P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09―0079―07

1 引言

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生态伦理建设是当今全人类所面临的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也出现了乡村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化，耕地和生物物种减少，森林、草原等资源过度利用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农村广泛兴起。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乡村环境出现了一些生态恶化的新问题。乡村成了我国生态伦理建设的薄弱环节。

目前，围绕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村非农产业收入，各地对原有农业资源的开发力度增强，尤其是对生态农业资源的旅游经济价值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挖掘。乡村的生态伦理及生态意识对生态农业旅游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乡村地区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呼唤着新的生态伦理观念，而新的乡村生态伦理观念又将驱动人们走上一条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而，眼下进一步加强乡村生态伦理建设的研究和实践就更有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以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农业一旅游”复合生态经济系统为例，研究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在构建乡村生态伦理中的作用，为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系统的优化发展提出建议，为地方政府更好地处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旅游发展、乡村生态伦理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依据。

2 研究背景与研究对象

恭城瑶族自治县是广西桂林市所辖的一个少数民族山区县。综合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经济时报和桂林当地等媒体的报道，这个昔日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县，经过20多年的生态农业发展建设，探索出了“养殖－沼气－种植”(也叫“猪－沼－果”)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简称“恭城模式”)，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无公害水果生产基地”。截止2006年4月，恭城有沼气用户5．72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8％，人户率全国排名第一；粮食产量连续10年增长，养殖业以年50％的速度增长，水果每年以40％增长，人均水果面积、产量、收入都名列广西前茅，而且无公害水果面积占广西无公害水果面积50％以上。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3年的266元增长为2005年的2850元，不少村子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如今，“恭城模式”的生态链、产业链不断延伸，催生了恭城的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旅游，正在形成“养殖一沼气一种植一加工一旅游”五位一体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红岩村位于县城南部的莲花镇，因创造“恭城模式”和据此为平台发展以生态农业旅游产品为中心的乡村旅游闻名。根据深入实地调研和综合媒体报道，红岩村从2003年开始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以来，大力开展富裕生态家园建设，兴建了43栋具有现代文明设施的乡村别墅，有客房170间、床位340张，还修建了瑶寨风雨桥、滚水坝、梅花桩、旅游登山道、停车场等旅游设施，并成功地举办了三届旨在推销本村生态农业主打产品――月柿和吸引人气的“恭城月柿节”。两年多来，该村累计接待旅游者36万人次，村民非农业收入人均达7000多元。最近，被确定为“全国生态农业旅游示范点”。2006年2月28日，桂林市在红岩村隆重地举行了“桂林乡村游”开幕仪式，拉开了桂林开展“中国乡村游”的序幕。

伴随着恭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发展过程，作为生态农业旅游目的地的乡村也随之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迁。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对乡村旅游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其中，对乡村生态伦理的构建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并引入关注。因为，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在冲击着传统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促进当地村民构建起新型的先进的生态伦理观念，树立起现代文明的社会风貌。也就是说，从思想意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决定着当地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的方向。先进的乡村生态伦理观的确立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而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将深刻地促进乡村生态伦理的构建。

3 问卷的设计与发放

3．1 问卷设计目标

调研在全面了解当地发展生态农业旅游状况的基点上，以其对乡村村民生态伦理观念形成的影响和建设水平为总目标。

3．2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分为人口统计特征、公共生态意识、地区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意识等4个部分。其中，纳入分析的问题44个，表明样本生态意识状况的问题36个。

3．3 问卷发放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有效问卷103份。在被调查对象中，男性59例，占57．3％，女性44例，占42．7％；从年龄阶段来看，受访者最小15岁，最大74岁，基本涵盖了各个不同年龄段人群，其中15―34岁的青年人42例，占40．8％，35―54岁的中年人53例，占51．5％，55―74岁的老年人8例，占7．8％，各年龄段所占比例基本符合当地人口特征；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23例，占22．3％，初中56例，占54．4％，高中20例，占19．4％，大专及以上4例，占3．9％；从人均旅游收入角度来看，无旅游收入者30例，占29．1％，旅游收入在2000元以下者24例，占23．3％，旅游收入在2001―4000元之间者23例，占22．3％，旅游收入在4001―6000元之间者15例，占14．6％，旅游收入在6001元以上者11例，占10．7％。这些指标反映出随机抽样所获样本的基本特征：涵盖了当地生态旅游乡村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较高的研究价值。

3．4 问卷设计方法

采用专家效度法指导问卷题目设计，在确定重点调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时，采用德尔菲法对大量指标进行筛选，以确保调查的有效性和准确性。问卷研究采用SPSS软件对收回问卷作信度分析，采用克农巴哈的阿尔法模式(Cronbaeh’s alpha)，用项内平均相关系数评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4 调研结果分析

4．1 基本概况

在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中，本文首先采用SPSS软件对部分问题进行了频数分布分析，以期直观地了解问卷得分的大体情况，然后对乡村生态伦理的构建进行分析，做出进一步判断。结果显示：在对问卷全部44个问题的信度分析中，Cronbach’salpha＝0．851，Cronbach’s alpha Based On Standardizedltems＝0．953，说明该问卷设计合理，内部一致性良好，所获结果可靠性较高。

4．2 问卷结果分析

4．2．I 公共生态意识结果分析

公共生态意识部分问卷结果表明：明白生态环境这一概念的人只占全部调查对象的25．2％，比例偏低，这说明当地在发展生态农业旅游过程中，关于生态方面的教育宣传力度不够，大部分村民还不太明白生态环境的内容。调查同时显示，当地乡村村民生态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从没听说过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人占全体调查对象的32％，虽然听说过但知之甚少的人占54．4％。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即便村民对生态环境的理论范畴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内容不甚了解，但朴素地认为生态环境重要或者很重要者所占的比例高达83．5％。调查还发现，作为生态农业旅游目的地的村民，不知道当地有环保部门，或者说没有与当地环保部门打过交道的比例竟高达82．5％，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地的生态农业旅游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环保部门的导向监督作用有待加强。问卷通过对受访者的态度测度，来确定其公共生态意识的强弱。这些问题划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测度经济利益相关条件下受访者对公共生态的态度；另一类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了解受访者对公共生态环境保护的态度来判断其公共生态意识强弱。分析结果显示：该生态旅游区村民在第一类问题上的得分明显低于第二类问题。在第一类问题的回答中，有67％的人认同“人是最重要的，自然界是为人类服务的”这一说法，认同“为了维持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生态环境作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人占到44．7％。在第二类问题的回答中，55．3％的人认为生态环境保护要从现在做起，88．3％的人认为生态环境保护要从我做起，73．8％的人认为生态环境意识是衡量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更有87．4％的人认为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个人的义务。初步分析发现：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往往使人们忽视生态环境保护，这导致了第一类问题得分偏低。与此同时，当地以生态农业旅游为龙头的生态经济的发展给农民带来新的生态观，以及农民们对于一些口号的耳熟能详使得第二类问题得分偏高。由此可见，村民生态意识的加强除了有赖于其素质的不断提高外，也与生态环境改善是否会给村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以及教育宣传的力度息息相关。

4．2．2 地区生态意识结果分析

地区生态意识部分调查显示：村民对本地生态环境的评价较高，只有8．8％的受访对象认为本地生态环境状况不佳。与此同时，大部分人认为本地的生态环境还应继续改善，占受访者的65％。这一方面显示出本地村民对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村民对生态环境的恶化缺乏敏感和认识。在问卷的旅游生态意识调查分析中本文得到两类数据：第一类问题：村民对旅游有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的感知和认识，受访者中没有意识到游客到来将对当地水域造成一定污染的比例高达87．4％，没有意识到游客将给本地带来噪声污染的受访者比例为80．6％，没有意识到游客将给本地植被造成破坏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为71．8％，没有意识到游客将给本地带来大量生活垃圾的受访者所占比例为65％，不认为游客大量到来将对本地空气质量造成影响的受访对象所占比例为90．3％，能判断出游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的人只占受访者的24．1％。这些数据再次说明：目前，当地生态农业旅游正处于发展初期，村民的目光被牢牢地吸引在生态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生态环境的隐患。第二类问题：村民在发展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同时有一定程度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调查显示：当遇到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时，持观望态度的人与出面劝阻的人比例大体持平，分别为44．7％和55．3％。反对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限制游客数量的人数占全体受访对象的81．6％，而认为应对游客进行生态保护教育的人数占到受访对象的60．2％。这一结果与当地旅游发展所处的阶段特征相吻合，显示出村民对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所持的非理性态度。

4．2．3 生态价值意识结果分析

生态价值意识部分调查显示：调查对象对生态价值的认识普遍较高，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提升本地社会知名度的人占全体被访对象的85．5％，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比例为82．5％，认为村民因此而更加热爱本地的比例为78．6％，而认为可凭此获得更多外来投资的占68．9％，认为村民因此而获得更多收入的占81．5％，认为村民因此而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的占74．7％，认为生态环境是本地旅游发展最重要因素的占85．4％，认为生态价值仍未充分开发的占到71．9％。以上数据说明，生态农业旅游的初步发展使得当地居民对生态价值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这将成为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基础。

4．3 生态农业旅游对红岩村生态伦理构建的影响分析

对问卷中部分问题所作斯皮尔曼(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问卷各部分得分与性别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P＝0．376>0．05)，地区生态意识与生态价值意识得分与年龄阶段也不具备显著相关关系(P=0．116，0．264>0．05)。乡村村民年龄与受教育程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77。可见，影响问卷得分水平的主要因素为：旅游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两者之间比较发现：人均旅游收入与各部分得分的相关系数均大于教育程度与各部分得分的相关系数。因此，我们可以初步认为：人均旅游收入水平是影响本次问卷调查结果的主要变量，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本次问卷调查结果的协变量。

为进一步了解恭城县红岩村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对村民生态意识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对问卷所得的结果进行了协方差分析，得到了某些有价值的结论。

在协方差分析的第一步骤中，本文对人均旅游收入划分为5个组(0―4组)：依次为无旅游收入；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下；旅游年收入2001―4000元；旅游年收入4001―6000元；旅游年收入6001元以上，对它们之间的线性趋势做出如下初步判断：①各旅游收入水平组的教育水平分布基本相同，无明显偏差；②各旅游收入不同水平组的得分与教育程度均呈现较显著的直线趋势；③各组直线趋势的斜率接近。从这几点中，笔者初步判断资料符合协方 差分析的要求，可以继续分析。在协方差分析的第二步骤中，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各组的总体斜率是否相等。输出的分析结果显示：旅游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交互作用在4部分得分中均无统计学意义，且P值较大，因此，可以认为各组斜率相同。在以上两个条件具备的基础上，协方差分析得以顺利进行。

首先，利用SPSS软件给出各组各部分得分对受教育程度的修正均数，并且比较各组修正后的均数之间有无统计学差异，进而定量揭示旅游收入水平对生态旅游区村民生态意识是否产生了显著影响。结果显示：旅游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均对公共生态意识、地区生态意识、生态价值意识以及生态意识得分有影响，P值分别为小于0．01和小于0．01，小于0．01和0．01，小于0．01和0．024，小于0．01和小于0．01。

按修正后教育程度为2．05的情形计算出各组修正均数及相应的可信空间，结果显示：公共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随着旅游收入水平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成为地区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的一个分界线，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以下各组地区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较低且相差不大，而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以上各组地区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较高且接近。生态价值意识得分均值也基本上随着旅游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长，但更多的表现为有无旅游收入各组之间的显著差距。汇总后，生态意识得分修正均值呈现出明显而规则的随旅游收入增长而不断提高的趋势。具体分析结果如表1至表4所示。

表1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的各组公共生态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各组的公共生态意识得分差别有的具有统计学意义，有的则没有显著性。其中，无旅游收入组(0组)与其他各有旅游收入组(1、2、3、4组)的得分差异均具显著性，低旅游收入组(1组)与其他各组(0、2、3、4组)的得分差异也具有显著性。可见，在红岩村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中，直接获利较少的村民群体其公共生态意识的发展显著落后于直接获利较多的村民群体。统计分析显示：人均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下组(0、1组)与人均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上各组(2、3、4组)之间的生态意识发展水平呈现显著差距。因而在本研究中可以认为，人均生态农业旅游年收入2000元以上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对乡村村民公共生态意识产生显著积极影响的一个界线。

表2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的各组地区生态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地区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不仅中低旅游收入水平组(0、1、2组，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之间得分也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以人均旅游年收入4000元为界线，中低旅游收入水平各组与高旅游收入水平各组之间的得分差异具有显著性。由此可见，在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中，直接获利少的村民群体其地区生态意识的发展也显著落后于获利多的居民群体。在本研究中，人均生态农业旅游年收入4000元以上是生态旅游经济对村民地区生态意识产生显著积极影响的一个界线。这个差异界线之所以高于以上公共生态意识部分，是因为在本次地区生态意识调查部分中存在较多比较隐蔽且敏感的旅游生态问题，这些问题因为直接触及某些旅游经营者的既得利益而导致部分问卷得分偏低。事实上，在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最初阶段，只有老资格且经营规模较大的旅游经营者才会深刻体会并正视旅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本地在发展旅游以后的生态环境变迁，其他中小经营业主以及非直接利益者往往着眼于如何吸引到更多的游客来访，而对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

表3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的各组生态价值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无旅游收入组(0组)与有旅游收入各组(1、2、3、4组)的生态价值意识得分具有显著差异，有旅游收入各组之间的生态价值意识得分无显著差异，有无旅游收入成为影响生态价值意识得分水平的主要因素。可见，在本研究中，能否参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并从中直接获利，是决定村民能否认识到当地生态环境潜在价值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只有在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中让村民真正得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实惠，他们对生态价值的再认识和态度才会因此而更加倾向于积极。

表4是把受教育水平转化为相等以后，生态农业旅游收入水平不同各组生态意识得分的修正均数、标准误差以及各组修正均数是否相等的假设检验结果。可见，在扣除了受教育水平对生态意识得分的影响之后，除部分相邻组(1组与2组、2组与3组)外，各组的生态意识得分差别均具统计学意义。由此可以认为：在红岩村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村民旅游收入的提升，村民的生态意识将得到显著的提高，乡村生态伦理将得到积极的构建。

5 结论

从上述分析结论来看，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对恭城县生态农业旅游区的乡村生态伦理建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是生态农业旅游的繁荣使当地村民收入普遍提高。经济收入增加和生活条件改善对村民生态意识提高的作用显而易见：一方面，他们有了吸收新观念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生态农业旅游收入的不断增加激发了他们提高自身生态意识的积极性。二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流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当地乡村村民的传统观念，使他们逐步树立了先进的生态文明观。作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区和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区时刻虚心听取来自政府和学界的意见，并在这个过程中初步培养出符合当地生态经济发展规律的全新生态观；生态旅游在信息流的引入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三是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直接依托于当地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这给当地乡村村民以直观的示范意义，使他们对生态价值有了更高的评价，从而进一步调动了他们创造并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研究同时发现，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对于当地不同村民群体的生态意识影响程度是有显著差别的，不同旅游收入水平人群的生态意识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差距。其基本规律是：村民旅游收入水平越高者，其生态意识也就越强；且只有当旅游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期望值时，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对乡村生态意识的影响才会显现。由此可见，在当地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仅要重视村民的广泛参与，而且应该设法保证每一个生态农业旅游参与经营主体能够在旅游发展中获得一定水平的经济收益。也就是说，对该生态农业旅游系统而言，理想的状况是要保证每个家庭都能较深入地参与到生态农业旅游发展的过程当中去，这将有助于保证其具备较高的生态意识，这也正是确保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文化要素之一。而这恰恰印证了生态旅游理论有关生态旅游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当地居民对生态旅游的态度和生态旅游机会的可得性这一论断。

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结论是：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所带来的旅游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目的地村民公共生态意识、地区生态意识、生态价值意识的影响程度和方式有所差异。在不断提高的生态农业旅游经济收入影响之下，村民生态伦理的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首先使村民对生态价值进行重估，生态环境价值得到重视；随着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村民逐步深入和参与到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接受不同以往的教育和影响，逐步树立了新的生态伦理观念。这种生态伦理观念的树立往往从普遍的公共生态意识提高开始，随着生态农业旅游经济的发展，村民参与旅游度的提高，普遍的公共生态意识与本地具体的实际情况结合，引发了村民生态意识的提高，这其中便包含着对生态旅游业环境影响的更为客观理性的认识。

以上初步结论是本文研究如何使生态农业旅游经济与乡村生态伦理良性反馈、共同发展的现实依据，对促进当地生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范文第4篇

1.基本情况

通过对云南、四川两省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的学习考察，我们开阔了眼界，振奋了精神，理清了思路。不仅目睹了青稞翠竹映衬下秀美怡人的田园风光、风格各异的别致农宅和鸟语花香、小路通幽的农村新景象，而且深深感受到了南方独特的民族风情和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的深厚氛围。实践证明，云南和四川通过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改变了农村面貌，带动了相关产业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解决了农民就业增收问题、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现在两省休闲旅游农业已成为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新载体。已成为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已成为实现县域突破、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新举措。他们发展的主要经验归纳为：因地制宜，准确定位，转变方式，调整结构，政府引导，措施到位。

1.1因地制宜，科学定位 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四川省成都市在广泛调研的情况下，创新思路，充分利用城市郊区花卉种植传统优势和地域优势，因地制宜，围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思路，以提升农业产业和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为出发点，合力推介体验式、休闲式等方式发展休闲农业，创造性地打造了以农居、菜地、荷花、、梅花为特征的“花乡农居”、“江家菜地”、“荷塘月色”、“东蓠菊园”、“幸福梅林” ——“五朵金花”。通过“花乡农居”体现乡村四季百花争艳、鸟语花香，俨然一处花枝招展的世外桃源。“花乡农居”已经成为西南地区著名的花卉生产集散地，同时还是成都近郊最著名的休闲度假胜地之一；通过“江家菜地”设立水果、蔬菜等种植区，吸引市民既可以自主选择地块进行认种，体验农耕乐趣，享受收获喜悦，还可以在清静闲适的乡村酒店小住，感受农家淳朴生活，领略乡土民情，放松身心，倾听心灵同大自然和谐共鸣的声音；通过“荷塘月色”引进知名画家、艺术家，将湿地生态、荷花文化与艺术形式和谐统一在一起，打造景色独特优美、艺术气息浓郁的一个观光休闲、体验艺术魅力的理想场所；通过“东篱菊园”，体现四季风光迤逦，景色迷人的一处拥有绚丽丰富文化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成为人们体现田园生活、回归大自然界的绝佳去处；通过“幸福梅林”，利用幸福村的传统梅花种植优势，将梅花种植与“梅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打造了以“梅文化”为主题定位的“幸福梅林”，成为人们观赏梅花胜景、陶冶品格情操的乡村休闲场所。

1.2景观化打造，城市化建设 四川省成都市按照城市建设标准加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适度进行景观打造，保持良好生态环境。一是农房改造景观化。按照宜散则散、宜聚则聚的原则改造农房，对城市郊区农房以就地改造为主，采取“农户出地出资、政府补贴引导”的方式进行，一幢幢赏心悦目的老成都民居和仿欧式建筑群成了一道道风景线。二是基础设施城市化。按照整体规划，以城市道路、污水处理、天然气等生活设施标准，完善乡村基础建设，让农民就地享有城市文明成果。三是配套设施现代化。农民户户通光纤，家家通有线电视，在全市农村建立了村卫生服务中心。四是景观打造生态化。打造湿地，新建绿地，保护原生态植被，建成微水治旱工程、农业文明记忆馆，举办梅花节、节、荷花节等。五是开发土地集约化。对土地硬化严格监管，整合农宅，拆除违建，减少农房占用耕地，盘活土地资源。几年来，四川省成都市通过项目整合农宅，整理出20000多亩耕地，通过土地流转增加梅花种植面积30000亩，种植面积40000亩，荷花种植面积20000亩，菜地70000亩。

1.3文化润色，产业支撑 云南是我国的旅游大省，依托自然环境优势，在开发名山、名水、名城等自然景观旅游的同时，充分发挥云南的少数民族资源，利用各民族衣、食、住、行以及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性，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发展了诸多少数民族体验园、风情园、游乐园、表演场等，以此带动和开展乡村旅游业。四川省成都市随着城市一体化战略的深入推进，为避免同类化、低水平重复建设，把文化因子和产业因素注入“五朵金花”，提升乡村旅游品质，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是以品质打造品牌。他们以申报国家级风景旅游区和承办中国首届“乡村旅游节”为契机，采取政府补贴，引导景区统一改造，使其与景区的自然环境、文化特色相协调，集中力量打造和树立了“五朵金花”的旅游品牌形象。二是以文化提升产业。从景区的错位互补和协同发展入手，加大对“五朵金花”特色文化创意产业的培育力度，通过打造荷塘月色画意村，引进“许燎原设计艺术博物馆”等手段，吸引绘画、摄影、雕塑等艺术家扎根乡村，带动农民融入文化产业链。三是以产业化和节庆活动带动乡村旅游。他们鼓励农民实行前店后厂的花卉产业模式，创建种植基地、研发基地、交易市场，大力发展农村花卉经纪人，为农民增收致富搭建产业发展平台。近几年，举办了中国（郫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节、中国郫县乡村风情游暨郫县豆瓣文化节、川味农家风情节、国庆乡村民俗风情游等大型旅游文化活动，不仅提高了乡村旅游的知名度，也丰富了当地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乡村旅游；产业融合；灰色关联分析；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S9；F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09-2433-05

产业融合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创新方式，成为新时期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推动产业价值增长的最主要源泉与动力之一。学术界对产业融合阐释，始于信息通讯业，被认为是狭义的产业融合。实际上，除了信息通讯领域，产业融合还广泛存在于其他领域。乡村旅游产业由休闲农业和民俗旅游两大部分构成。从形成机制上看，是以农业活动为基础，农业与旅游业交叉融合形成的新型产业。北京市是国内开展乡村旅游活动最早的城市之一，具备良好的农业资源条件和旅游发展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乡村旅游活动已从单一的“农家乐、观光采摘”逐渐向“观光、体验、休闲、度假”等多元化、多样化和多功能一体化方向转变。乡村旅游产业关联性高、综合性强的特征，决定了加大乡村旅游产业建设力度，已成为推动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内容。目前对于乡村旅游产业研究，多聚焦于乡村旅游业发展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特点、模式和路径等方面，且研究方法多以定性为主，而从产业融合视角，测算并分析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度及其影响因素比较显见，本研究采取灰色关联方法，选取影响北京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指标，测算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度，分析影响农旅产业融合的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基于灰色系统理论，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已知信息实现对系统运行的有效控制。应用灰色系统理论，乡村旅游业与相关联产业可以看成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具有模糊性、随机性、信息不完全性，即灰色性，内部存在灰色量和灰色关系。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在数据时间系列较短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得到较好分析结果。计算方法和步骤如下：

首先，确定参考序列Yi和比较序列Xi；然后采用均值化处理方法消除量纲，得到Yi'（t）与Xi'（t）；再求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的绝对差：

可得各年产业之间各综合关联系数γ（t）。各灰色关联系数变化范围为[0，1]，其值越大，关联性越大，反之越小。

2 北京市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度测算

2.1 指标选取

为测算农业与旅游融合度，本研究选取了2005-2013年反映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和旅游业发展水平的10个指标，构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其中，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特征的指标有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水资源利用率、农业生态服务价值、设施农业收入、农林牧渔固定资产投资额等6项；旅游产业主要指标有游客人均消费支出水平、星级饭店和旅行社劳动产出率、星级饭店客房出租率、A级及以上和重点旅游景区数等4项。为便于比较，经济数据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表2）。

2.2 结果分析

由表3可知，2005-2013年间北京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度平均值为0.814，农旅产业融合度处于上等水平。从变化趋势看，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度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最高点出现在2010年（0.885），之后逐渐下降，最低点在2013年（0.712）。

3 北京乡村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指标选择

“钻石模型”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的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用于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为什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波特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竞争力的有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产业以及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因素。此外，还存在政府与机会两个辅助变量。根据“钻石模型”，产业融合主要改变了相关产业上述6个方面因素而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为此。本研究选取了乡村旅游总收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旅游业总收入3个指标，测算乡村旅游产业与农业、旅游业的关联关系。同时，分别从市场需求因素、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水平、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政府政策等5个方面，共选取了10个指标。分析影响乡村旅游业融合发展的障碍因子。为便于动态比较，将研究时期划分为2005-2008年和2009-2013年两个时段。对于经济数值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以消除物价影响。

3.2 结果分析

计算结果显示，所有指标灰色关联度均大于0.5（表5），说明所选取的指标对乡村旅游业收入的关联度都很高，对乡村旅游的影响都比较显著，所选择指标合理。

3.2.1 乡村旅游与旅游业、农业的融合度较高 乡村旅游与旅游业、农业的融合度分别为0.778和0.647。乡村旅游收入与旅游业收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均同步增长，且与二者融合度呈现上升趋势，但乡村旅游与旅游业融合度高于农业。从2005-2013年统计数据看，北京市乡村旅游业总收入年增长率达到13.54%，分别比农林牧渔总产值和旅游业总收入年增长率高8.98和4.2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推动北京旅游业发展，增强消费者对旅游产品的消费能力，对拉动乡村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的效果。同时。推动农业生产发展。也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3.2.2 市场因素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影响最为突出 对影响农业与旅游融合的各因素，按融合度大小排序为市场需求因素（0.751）>农民组织化程度（0.749）>基础设施（0.702）>农业科技水平（0.687）>政府政策（0.678）。其中，市场需求变化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最为突出。而市场需求指标中，私人轿车拥有量与乡村旅游收入关联度（0.818）最高，其次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0.720）和农民人均纯收入（0.716）。从变化趋势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乡村旅游收入呈现同步增长趋势，二者与乡村旅游收入融合度也不断增长，这表明增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对乡村旅游具有拉动作用。与二者相反的是，私人轿车拥有量与乡村旅游融合度却呈现下降趋势。尽管近年来北京居民私人轿车拥有量年增长率达到15.35%，超过乡村旅游收入增长率，但二者融合程度在降低。这表明私人轿车拥有量的增长，已经不能拉动乡村旅游发展，

3.2.3 基础设施对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影响呈现下降趋势 反映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及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3个指标与乡村旅游融合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公路网密度（0.719）、观光园数量（0.700）和民俗接待户数量（0.686）。从2005-2013年的变化趋势上看，北京市公路网密度、农业观光园数量和民俗户数量均呈现增长趋势。年增长率分别达到4.98%、3.17%和2.02%，但3个指标与乡村旅游产业的关联度均呈下降趋势，分别下降了0.112、0.109和0.166个百分点。这显示，发展公路网（包括农村公路），增加观光园和民俗户数量，已经对乡村旅游收入增长不具有拉动作用。北京乡村旅游发展已进入从扩张资源及基础设施的数量向提高服务质量上转变的阶段。

3.2.4 现代科技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动力代表农业科技水平的两个指标――农民计算机拥有率、人均农业技术人员，与乡村旅游关联度分别为0.754和0.619。从近9年发展趋势看，农民计算机拥有率年均增长率达到9.42%，但人均农业技术人员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7%，幅度不大。在两个时间段中，农民计算机拥有率与乡村旅游关联度变化不多，但万人农业技术人员与乡村旅游业关联度增加幅度较大。这表明，技术人员的农业技术推广及应用，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在促进农业与旅游业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随着计算机在北京市农民家庭的普及，农业信息化建设需要从增加硬件数量向加强农民培训的软件服务上转变。只有提高硬件物质的使用效率，现代信息技术才能对推动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挥促进作用。

3.2.5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影响农民市场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因素。灰色关联度分析显示，专业合作组织数量与乡村旅游关联度较高，达到0.747。近年来，北京市专业合作组织数量逐渐加大，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工商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6010家，合作社入社成员总数24.1万个，带动非成员农户数24.4万户，占全市从事第一产业农户的70%以上。在专业合作组织数量变化与乡村旅游收入同步增长的同时，二者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在逐渐加大。表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对于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2.6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乡村旅游产业关联度降低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是农业经济增长、农村社会进步、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物质基础。政府涉农政策影响着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领域和农村非农产业，进而也影响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力度。近年来，在政府政策引导下，北京市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从2005年的35.75亿元，增加到85.02亿元，增加了一倍多，年增长率达到11.43%。固定资产投资与乡村旅游收入都是同步增长，但从两个时间段上看，二者关联度从0.730下降到0.630。表明刺激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拉动作用已不明显，

4 政策建议

4.1 “双轮”驱动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不仅是后起新兴产业所渗透融合的对象，而且。正是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为“母亲产业”的特殊性质，为这些后起新兴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技术创新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可能，组织发展把融合过程推到运作层面，从而把产业融合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因此。加快技术创新和培训经营主体，是驱动农业与旅游业融合的两只重要“车轮”。一方面，加大现代高新技术在旅游项目开发上的应用，为产业融合提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企业）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高转变，打造都市型现代农业，增强农业被融合和主动融合的能力。

4.2 增强旅游业与乡村旅游业互动活力

旅游业作为高成长业，对拉动乡村旅游产业具有较强作用。为此，需要进一步拓宽旅游市场，推动城市与乡村形成互动发展的良好态势。抓好乡村旅游示范点和精品线路的建设。树立典型，打造品牌：丰富旅游产品组合。打造多功能一体化的旅游产品：充分利用农业会展、节庆等重大活动，加强乡村旅游宣传。不断创新旅游业与乡村旅游业互动方式，促进两个产业的充分融合。

4.3 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升级

乡村旅游硬件条件建设已经对乡村旅游经济增长不具有拉动作用，但随着城市和乡村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乡村旅游的消费需求仍在不断增长。北京市乡村旅游产业已从扩张资源数量、满足物质需求向提高服务质量、满足精神需求上转变。因此，提高旅游产品质量、丰富旅游产品文化内涵、拓展旅游产品功能，已经成为推动乡村旅游业升级的重要内容。只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才能使游客每到一处都有新的意境、新的感受、新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