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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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第1篇
议，旨在提高公路网规划的科学性。关键词：高速公路；出入通量；经济发展；相关性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识码：A
我们都知道，通常情况下，一个地区所产生的交通量是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的，经济总量越大，交通量也就越大。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上，影响交通量的众多因素中，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是影响交通量增长的主导因素，而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是影响其增长的具体因素。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同样的经济总量，对于不同的经济结构来说，所产生的交通量还是不同的。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时，需要通过统计各地市从收费站上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再结合当地的经济指标，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分析。
一、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背景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而交通运输业在国民经济整体中所占的比例也持续增加，如今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中的一个支柱产业。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保障，可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要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首先就要搞明白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一）我国交通运输的发展现状
交通运输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它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毋庸置疑，在如今这个全流通的时代，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而我国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强，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显然不仅促进了我国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为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通常情况下，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复杂，不仅相互影响，而且相互联系。所以为了促进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其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据此对交通运输业的未来发展作出规划，最终提高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一个国家的交通运输发展水平和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是因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可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可以加大各城市间的交流，这样对交通运输系统的要求也就会增加。所以，如果没有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做支持，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本就不能够长久。
（三）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在加大对交通运输业的投入，而国家的重视也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另外，由于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发展是相互影响的，所以我们不难做到使交通运输和当前经济发展相互吻合。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要想要得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就要以一个高效安全而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做为保障。因为高效安全而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可以实现各个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如果交通运输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的话，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一个完善的交通运输系统，可以逐步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竞争机制，为人才交流和知识传播提供有利条件，从而利于人们视野扩宽，对生产资料进行优化配置，加大不同地区的经济交流，最终也会促进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二、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思路
（一）思路详介
这里讲到的收费车型，是指高速公路在收取行驶车辆通行费时所划分的车型。在一般情况下，提到交通量时都是指由交调车型进行统计的交通量。交调车型就是公路交通情况调查统计中所采用的调查车型，即JTG B01-2003《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中所划分的车型。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时，可以通过人工进行分车型调查，从而获得收费车型和交调车型交通量对应的比例关系，由该比例可将统计的高速公路出入通量转换为交调车型交通量，接着再进行汇总，在汇总时，要分地市进行，将其所辖的收费站分进口和出口进行汇总，这样就可以得到各地市每年高速公路的交通量。这时候，就需要将该交通量和其经济指标进行回归分析，最终确定二者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思路简介
简单来说，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思路即：先由各收费站得到各收费站交调车型交通量，再由各收费站交调车型交通量通过分市区的汇总，得到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最后由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得到交通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过这里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1、首先，各收费站交调车型交通量可以通过人工分车型调查得到收费车型与交调车型的转换系数后，再结合各收费站收费车型交通量得到。2、其次，交通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由各市上下高速公路交通量和该地市的经济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到的。
三、总结
影响交通量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但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国民经济的发展现状，一个是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前者是主导因素，后者为具体因素。所以，一个地区所产生的交通量是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的，经济总量越大，交通量也就越大。但是，即使是同样的经济总量，对于不同的经济结构来说，所产生的交通量还是不同的。因此在研究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时，需要通过统计各地市从收费站上下高速公路的交通量，再结合当地的经济指标来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具体分析。
[1]赵伟，周俊红.高速公路出入通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J]. 公路与汽运，2013，03：230-231
[2]匡安乐.高速公路运营交通量增长特性及预测方法优化研究[D].长安大学，2010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知识 经济 知识经济
知识自人类社会产生开始就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与经济越来越趋于融合。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知识，尤其是新的知识成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一、对知识与经济的基本理解
所谓知识，指的是人们通过学习、感悟和实践获得的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总和。它既包括以经验、表象、印象、概念等形式表现的观念形态，又包括以图书、杂志、图表、信息等形式的载体中表现出来的观念形态。所谓经济，指的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不断提高和扩大的需要，而从事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的总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济一直都离不开知识。为了便于比较和说明问题，我们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的主要特征简单列表如下：
简单来看，在单纯依赖土地、自然生产物品的农业经济中，用于指导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以经验为主，知识的含量少，作用小。工业经济社会采取工厂化生产，用手工工具和机械制造物质产品，这一时期的经济主体依赖资源，依赖知识的程度明显提高，知识的含量和作用明显增加。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知识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总的来说，知识与经济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基于上文的论述可知，在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知识不是经济，经济也不是知识，二者之间存在着确定的差别，这是它们对立性的表现。而知识与经济的关系又是统一的。二者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过渡的。
一方面，知识的产生和积累离不开经济活动。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的知识，无论是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还是生产技术知识，本质上都是由经济决定的。首先，人类的经济活动是知识的源泉。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就是采集和狩猎，人们通过采集和狩猎自然界中的野生动植物不仅维持了自己最简单的生活，而且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明了“钻木取火”和“摩擦起火”，学会了制造工具。可见，知识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其次，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知识的积累提供了条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促进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知识成为了一种相对独立的东西，专业的知识生产者随之出现，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再次，生产实践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兴产业逐步取代传统产业，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从而，探索经济发展的新规律，研究新理论，创立新学科，成为了时展的需求。
另一方面，人类的任何经济活动也离不开知识的指导。知识自人类社会产生开始就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历史上任何类型的经济都包含有一定的知识因素，并且这种知识因素是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不断在发展的，其对经济的指导与推动也在不断升级。当人类掌握石器技术知识后，创造出的是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当人类掌握了青铜技术知识后，创造出的是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当人类掌握了铁器技术知识后，创造出的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当人类学会使用机器以后，创造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知识与经济越来越融合在一起。从而，知识，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里，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经济也将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创新；在产品的价值构成中，知识创造的价值将占最大比重，知识本身也就成为了最大的资本。进而，知识的拥有与否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败的关键，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三、知识逐渐融入经济并不断加以创新――知识经济的出现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第3篇
1、经济管理的概念分析。经济管理是一门综合性的管理学科，是因为它能实现企业管理的现代化。一个社会的发展由许多方面来体现，其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主要体现社会的总体状况。社会经济要靠经济管理来实现，经济管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很重要，没有扎实的经济管理体系就不可能谈上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2、经济管理现代化的概念。何为现代化？经济管理的现代化是指什么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济管理在其模式、思维和方法等方面都向现代化发展。当今社会的经济管理体系在不断地发展并改善，这样下去就产生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就能够更好地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
3、经济管理与现代化。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快地发展经济管理出现了民主化的、网络化的、人性化的、扁平化的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经济管理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人们都在关注并重视的问题，是因为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快，实现科学有效的经济管理现代化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有现代化的驱动经济管理才能够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因此，经济管理与现代化不能分开，现代化的经济管理体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
二、经济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1、以人性化的管理思维优化管理制度。经济管理模式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不可替代，尤其是科学、有效的经济管理模式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我国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强调速度，只着重企业的效益，没有重视作为生产本质的工作人员。经济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已经形成以人为本的管理思维，要求在工作中分析员工的生理、心理、日常生活情况等各方面的因素。采取这样的经济管理思维，能够激励员工的工作态度，自然而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经济管理发展的这种新趋势能够弥补传统管理模式的不足之处，为达到最终工作目标做铺垫，使员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从而提高企业和组织的利润效益。
2、民主化的管理方式。传统的经济管理体系很少见到民主化的痕迹，几乎谈不上民主化的管理方式，现在企业与组织的经济发展要求民主化的经济管理方式。将民主化深入到现在的经济管理模式，能够实现领导和下属之间关系的透明，避免发生贪污受贿等不良后果的发生。企业和组织针对一名人员任命上的正确与否必须要进行民主化的判断，需要花几天的时间来做出民主化的决策。如果不花时间去判断基层人员的任命情况，可能要对企业的未来产生不良影响，使企业的利润效益受到很大的损失。因此，为了使企业获取最大的利益，关键在于花时间来判断基层人员是否胜任其现在的工作，这样就能够实现企业的核心价值。
3、以客户为导向的新趋势。传统的经济管理主要追求高科技，以技术为企业的导向，这样的经济管理体系必然会导致卖方市场的格局恶化。市场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市场经济要求客户为导向，使卖方市场主导的企业格局转变成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买方市场。买方市场来主导企业与企业，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竞争是现代经济管理发展的必然结果，买方市场变成企业与组织实现其最终目的的把柄。每一个企业都在使用高科技，高技术的当今社会上企业和组织向创造价值只能由买方市场来决定，因此，必须要以客户为导向，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把握买方市场的情况，针对买方市场的状况来采取行动。这样才能为企业和组织创造最大利润，使企业与组织达到最终目标。
4、网络式的沟通方式。21世纪是信息时代，人们都在使用便捷的沟通方式，网络是社会沟通方式的最便捷的途径之一。现代化的经济管理需要更快更好的进行企业与基层人员的内部联系，需要更迅速地完成任务，从而达到企业与组织的最终目的。网络式的沟通与交流方式更满足企业和组织的需求，更容易解决在内部产生的每一个问题。网络式交流不仅有利于企业内部联系，也有利于企业的每一个人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使信息更广泛的进行传播。网络式的沟通方式是经济管理的现代化表现，使企业的和组织的内部工作进行的更加顺利并有效。
5、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及发展。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还体现在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上，强烈的团队协作精神是现代化经济管理体系的重要特色。对于一家企业团队协作精神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核心，团队协作精神的重要性在经济管理体系中什么都无法替代，因此团队协作精神是企业与组织发展的重要部分。企业与组织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和实现自身价值必须要重视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只要团队协作企业与组织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达到企业与组织的最终目标。
三、结语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结构香港经济经济增长
在不同的经济体系之中，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会有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在近些年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香港属具有较高对外依存度的都会经济体系，因其经济结构与一般社会不同，影响其经济结构变化的因素有异于其它社会，因而其经济增长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反应亦同其它类型的经济体系不尽相同。
一、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般分析
经济结构是一个内涵非常广泛的概念，它一方面反映的是各种经济成份、要素互相联结、互相作用的方式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另一方面也是各类经济行为体在各个不同的经济领域按照一定的方式活动、构造具不同效能的经济侧面，进而介入经济生活的直接体现。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都是在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就经济结构的组成而言，它会涉及到产业结构、分配结构、就业结构、供给结构、需求结构等等。
无论社会生产力处何等发展水平，也不论社会在何种制度下存在，只要是社会性的经济行为，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之中活动的，并同经济结构形成互动的关系。经济发展或增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经济结构不断演化的过程，也是经济活动内容不断增添的过程。
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是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具有较强关联性的两方不同的侧面。如果把经济增长视为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过程，而一定时期的经济总量实际上又等于所有结构的总量的话，那么，经济增长也就等于结构总量的增长。而从动态的角度看，分析经济增长总是不能离开经济结构这一前提的，任何增长都是在一定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增长，经济结构会从多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比如，能否形成与市场要求相吻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会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影响。经济结构的状态如何取决于各类要素在各个经济领域的聚集起向及聚集程度，而现代经济意义上的增长应是指可满足社会需求、能顺利实现自身价值的包括商品和服务内容在内的社会总产品在量上的增长，因此，各类要素在不同经济空间的集聚如果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是符合外部各项需求的，那么，这种经济结构就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有利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自然就会快一些，各类资源就会高效得到利用；反之，经济结构就会对经济增长造成阻碍，经济增长就会放慢或者停顿，最终导致社会资源的损失和浪费。
另外，经济结构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用的方式方法，它决定着生产力系统的整体效能和发展状况。在不同的经济结构形态之下，对要素的占有要求是各有不同的，各种要素间的相互替代水平亦不同，经济增长的源泉构成也势必会有所不同。美国学者彼特就按经济增长主动力的属性，把经济增长分为了“要素（劳动力、土地及其它初级资源）推动”的增长、“投资推动”的增长、“创新推动”的增长和“财富推动”的增长。不言而喻，这四种不同的增长形式都是要在一定的经济结构条件才会出现的。比如，当经济结构处初级形态之时，社会的经济增长只能主要依赖于劳动力、土地和其它初始资源的大量投入，经济成份间的聚合要求较弱，社会生产力处于一种比较低下的水平。而当经济增长进入“创新阶段”之时，创新技术成份将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传统的要素将大量地被技术创新所替代，创新将成为增长的主导部门。
再则，经济结构变化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即效率与微观的各投入和产出相关的经济变量。说的直接一些，也就是投入产出的化率。而投入产出既同经济结构的需求结构有关，又同经济结构中的供给结构有关，如投入会影响需求的水平，产出会影响供给的水平，需求和供给又与社会的收入水准和分配结构紧密相联。因此，如果经济结构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能够相互协调，各要素能量可得到充分释放，那么，“经济增长价格”便会相对减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了。
此外，经济结构变化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周期。经济周期的波动是渗透于经济各部门的，如制造业、贸易、金融业等。所以说经济结构会影响到经济增长周期是因为经济结构变化始终是以资本投入、技术创新等因素增减为条件的，社会产业生产力构成（包括中间要素投入结构、产业固定资产的结构和技术结构）当然地会对经济增长周期产生影响。从资本投入的角度看，无论是企业增大存贷投资，还是机器设备投资，或是房屋建设投资，乃至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如道路、码头、隧道等，都必然会引起总需求变动，引至生产和就业的增加，使经济增长增添新的上升动力，改变经济增长的曲线，或者是延长增长的上升时间。而经常在经济长波下降阶段出现的重大技术创新，可为社会创造出新的增长快的产业，藉此则可克服下滑趋降波段的低速增长，把社会经济带入另一个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时期。
最后，经济结构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受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影响，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世界性的特征，各种社会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相互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开放度、该社会在世界产业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及经济专业化程度、产业转换的弹性大小等方面，都会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带来影响。如一社会的出口商品在需求方面有高度收入弹性的话，经过一段时间后，其出口增长会表现为快过国民收入的增长；若一社会经济增长依赖的是易于受外部景气影响的产业，那么，这一社会的经济增长稳定性就会较弱。
二、香港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影响的一般分析
同其它的经济体系一样，战后的香港经济增长一直是同香港的经济结构变化密切相联的。因此，战后香港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起也结构、落也结构，兴也结构，衰也结构”。香港经济结构及其变化速率对香港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体现在多方面的。
首先，经济结构的缺项性决定了香港经济增长点分布的偏集性。受自然资源条件所限制及地理位置所影响，香港经济结构呈现着缺项性的特征，或者说一直是“发育不全”的经济结构。这里没有生产资本品的重工业，没有农牧业，微乎其微的采矿业初期在经济结构中只是处于可忽略不计的地位，后来亦因资源的枯竭而成为消亡的产业。因此，香港永远不可能建立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经济体系，社会经济增长支柱也不可能像一些国家经济那样全面、均衡地分布，战后香港经济结构虽不时变换，但基本上体现为数量有限的几个主导性产业相互间在结构上的比例增减，植根于海港经济土壤之上的对外贸易及配套形成的其他相关产业始终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香港靠在全球经济活动中长时间扮演“贸易中心’的角色而推进本身的经济增长。若能俯瞰战后50余年香港经济增长变化图像，很容易就会看出，其增长点并不是多方位分布的，相反，却表现出了高度的偏集性，即经济增长点偏于集中，归根结底，这是由经济结构的缺项性所决定的。
其次，经济结构快速转换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日本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渡边利夫在分析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世界经济低迷时期，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现象时，提出了结构转换连锁理论，认为东亚经济所以能长时期地得到发展，关键在于其有很高的“转换能力”，即东亚各国和地区在根据条件变化进行自我调整，向更加高度化的产业结构转换的应变能力方面，“显示出比其他地区更加超前的力量”；而且在该区，由于各国都具有很高的结构转换能力，一国的结构调整和转换会立即诱发他国的结构转换，从而产生一种结构转换连锁效应，使整个区域经济保持一种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作为区内的重要经济成员，香港在战后50余年的发展中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结构转换能力，从而也推动了自身经济的长时期快速增长。回顾香港战后50余年的经济结构转化，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一是结构转化速率决，如从经济成长阶段上看，香港在50年时间内数度转换经济结构，这在其他的经济体系中是难得一见的；二是可快速催生某一产业的产生和崛起，如现代制造业可在香港迅速发展壮大，并使香港较快实现社会工业化；三是完全依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如香港工业可因50年代贸易的受阻而异军突起，亦可因80年代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外移；四是支柱产业的高级化进程快，如香港的第三产业由初期的批发零售、出口贸易、餐厅和酒店等传统行业占主导地位发展到由金融、保险业、地产业以及商用服务业等新兴行业占主导地位仅仅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这样一种从多方面表现出来的结构转化速率无疑会对因条件变化所带来的种种增长阻力产生化解或减弱作用，因而使社会经济获得长时期增长的前进动力。
第三，经济结构演化的阶段性也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经济结构的升级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始终要被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物质技术状况的阶段性所左右，并最终使经济增长呈现出阶段性的增长特征。比如，战后初期，香港本身生产能力低弱，社会经济活动主要围绕转口贸易展开，经济增长则表现出了靠贸易发展带动增长的阶段性特征。而自50年代起，当香港的外部资本流入迅速增多，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成份出口增大后，香港的经济结构则提升至另一层次，香港经济增长也进入到靠对外贸易和制造业共同带动的阶段。当社会的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财富达到较高丰裕程度时，香港经济结构则显出了第三产业迅速壮大的阶段特征，香港的经济增长也因此表现为主要靠第三产业发展所推动。
第四，经济结构的开放性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波幅的变化性。对一社会的经济结构，可依其与域外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大小而对其开放性作出划分判断。显而易见，与域外经济联系程度高的经济结构即应为开放性大的经济结构，反之，即为开放性小的经济结构。而不同经济体系的经济联系一般是以相互间的要素交流为联结纽带的，主要体现为资本和商品在相互间的流入或流出。因此对一经济结构而言，如果对外贸易和国际间的资本交流活动在其中占较大比例的话，这一结构即应属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结构，反之亦相反。而经济结构的开放性大小或程度高低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经济体系对外依赖程度的高低，因此经济结构开放性如何势必会对经济增长的波幅产生影响：经济结构开放性大，其对外的依赖程度也大，这种结构之下的经济增长受外部条件变化的影响也大；相反，经济结构开放性小，其对外的依赖性也小，这种结构之下的经济增长受外部变化的影响也就小。香港无疑属经济结构开放性较大的社会；无论是按人们通常所用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衡量，还是按对外投资依存度判断都可证明这一点。从中也就不难找出香港经济增长波幅易变的答案。
第五，经济结构吸纳资源的偏好性也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导向性。因经济结构形态的不同，其所吸纳的资源构成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同是吸纳资本，有的经济结构中实物资本多一些，有的则虚拟资本多一些；有的经济结构中技术成份多一些，有的则传统要素成份多一些，这种实际存在着的经济结构吸纳资源的构成偏差势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导向，比如是向实物经济领域偏移，还是向虚拟经济领域偏移，是推动诸类产业的齐头并进、全面增长，还是尽力推动某一产业的发展。因经济结构的基础条件影响，在吸纳各类资源方面，各个时期的香港经济结构一直是表现出有所取、有所舍的特点，由此也使各个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了不同的导向性。如在经济结构主要处于吸纳贸易及相关资源状态时，香港经济则呈现出了主力发展对外贸易业的增长导向；如经济结构形成了多方吸纳资源的动力机制时，社会经济会出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便会成为不容怀疑的理所应当之事。总结香港经济增长过程可以让人得出结论，香港经济增长导向性的不断改变，正是以经济结构吸纳资源的偏好性不断调整为条件的。
第六，经济结构的趋软性会影响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经济结构会因其中生产性活动所占比重的逐渐降低而呈现出日益软性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的发展快慢亦会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产生影响。近。十年来，香港因内外部需求条件的改变，第三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69．5％增加到1997年85．2％，而工业制造业却从1980年占本地生产总值的31．7％下降到1999年的14．7％。这样的经济结构轻型化程度在其它经济体系中是相当罕见的，由此也给服务业造成了所依托的基础日益削弱的隐忧，这样的经济结构一旦受到冲击和干扰，社会的经济增长就很难回复到原来的增长路径，如果没有新的增长因素的出现，或者新的增长动力的形成，增长就会很难达到原来的稳定状态，或者说经济活动不能自动向其稳定状态、稳定增长路径收敛。“九七”金融风暴实际上也就是对这种经济结构的一种验证，从中也发现了这种经济结构的缺陷，认清香港所以须经
历一场较长时间的痛苦结构调整的原因所在。
三、影响香港经济结构变化的诸项因素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是在多方面发挥作用的，那么，经济结构本身又要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概括而言，下面的一些因素在香港战后的经济结构变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1．社会的禀赋资源会对香港的经济结构产生影响。禀赋资源是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重要基础条件，一社会的经济结构如何，基本上取决于自然资源和其它要素的结合形式。比如，有的地区矿产资源丰富，这一地区常会形成以矿产生产加工为主干的产业结构；有的地区牧业资源丰富，这一地区大多会致力发展以牧业为依托的各类产业。香港是自然资源非常稀薄的地区，土地有限，缺乏矿藏，由此也就决定了香港的第一产业只能处于极其微弱并逐渐消亡的状态，因自然资源条件的限制，香港的经济结构只能永远定型为“发育不全”类型。但香港又拥有天然良港，这就为各类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性的条件，从而使贸易活动始终成为了香港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香港又是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中英文通用，各种不同风格的经营方式在这里易于生存发展，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本易于在这里交汇融合，社会具备了容易吸纳劳动力、资本的良好条件，因此亦使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比如，“二战”后到70年代，香港的劳动力资源充足，特别是制造业方面的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裕，所以在这一阶段的香港经济结构中，贸易业、制造业占据了较大比重。后来当社会资本资源变得充足时，香港的金融服务业自然得到了长足发展，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据的成份必然日趋增多。
2．地理位置优势影响到香港的经济结构。评价一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是否占据一定的优势，既可以从时区方面考虑，又可以从地点上考虑，还可从交通运输条件上考虑，该地区在这些方面是否占据优势，自然也会对其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从时区条件方面看，香港地处纽约和伦敦时差的中转站，是全球各类资本市场24小时全天候运作的重要一环，因此使香港拥有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天时条件。而从地点条件上看，如果以香港为圆心，以飞行时间为半径，5小时航程之内的香港周围集中着全球半数以上的人口，与那些实行工业化的国家相当靠近，这无疑有助于香港成为国际间商品、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集散地。同时香港具有着在全球贸易交往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航运位置，背后是占据全球人口1／5比例、且世界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日益提升的中国，香港是这一东方潜在最大市场联系外部经济世界的重要窗口和桥梁，这些当然地为香港在促成和推动各类要素流动方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使香港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形成了清楚的角色定位，从而衍生出现在的经济结构组成。而香港的交通运输条件是相当优良和完善的，无论是港口、还是机场，或是通讯，都可以说是堪称一流的，这无疑也会对香港经济结构产生影响。
3．需求因素影响到香港的经济结构变化。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现代社会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社会需求进行的，社会需求的变化导向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最基本动因，社会经济结构逐步高级化是由社会需求层次不断提高所决定的。对于具有较高对外开放度的香港经济体系来说，其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变化是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香港内部需求方面看，伴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日渐提高，人的生活方式的逐步改变，人们的消费支出结构也相应地在发生变化。在60年代占用消费支出较大比例的是食品、饮品、烟草、家庭管理开销，而经过30余年的发展，人们的个人护理、医疗保健、交通及通讯、娱乐及消费需求有了快速增长，因此势必会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又比如，伴随着都市经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要求香港与世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因此也就带动了香港通讯业的发展，香港通讯工具不断更新换代，香港成为人均打出国际电话时间最长的地区，近一半的人口拥有手提电话，电讯业因此在经济结构的比重亦与日俱增。而从外部需求看，过去数十年，亚太区经济蓬勃向上，需求强劲，故带动了香港对外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如1997年香港对外贸易额已达30754亿港元，比本地生产总值高出1．29倍；而包括国际运输、跨国银行、国际融资及其它金融服务、国际保险与再保险、国际信息处理、国际咨询、国际电讯服务、广告、设计、会计管理服务内容在内的服务贸易方面，在1987～1996年的十年时间里，其出口年增幅达到了16％，1996年出口额达3929亿港元，在世界排名第九位，超过新加坡、瑞士、加拿大和韩国。不言而喻，这种外部需求的增加自然会影响到香港经济结构变化。
4．供给因素也对香港经济结构产生影响。实际上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所牵涉的无非就是供给和需来两个方面，因此，供给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比如，因投入成本较高或无法形成规模，或因资源的消耗殆尽，香港的农业从50年代占香港生产总值的3－4％的比重减为80年代以后的占百分之零点儿的比重，采矿业60年代占本地生产总值尚有微弱的0.2％的比重，到90年代则因资源枯竭而完全消亡。又比如，香港地少人多，可供商业利用的已开发土地资源相对不足，因此使房地产业在香港经济结构中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几乎成了香港兴衰的标志。再比如劳动力供给在不同时期会有总量和结构上的不同，如果某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为劳动力供给所推动，那么这一时期的经济结构应由劳动密集型成份占主导地位。如果在某一时期劳动力供给在结构上不能满足社会需求，那么必然会使某些产业出现发展不足的问题。同样，资本供给的流向变化也势必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5．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影响香港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经济发展始终是以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的，而一社会经济结构如何也是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左右的，社会的产业结构状态、产品结构状态、技术结构状态、企业组织形式、社会分工等归根结底都要被社会生产力的结构状态所影响，社会生产力是推动一社会经济结构升级的根本力量。战后以来，香港经济结构的数度转换，实际上也是一直由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所带动的，香港新兴产业的不断问世，社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社会分工的日趋细致，经济成分的日渐增多，产业结构的日益高级化无一不是同香港社会的技术进步、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紧密相关的。
6．政府政策对香港的经济结构产生影响。政府政策会影响到经济发展，这是不容质疑的，即使是在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主义”的香港，政府的政策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是有所影响的。在香港，政府通过自由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土地政策、某些行业的约束政策等对香港经济活动加以影响。从基本的经济政策方面看，香港政府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其政策制订的哲学基础，对经济活动奉行的是最大支持、最少干预的主导政策，使社会经济活动的效能可得到较高程度的释放。而在财政政策方面，其收入政策坚持的是：（1）维持低税率、简单而明确的税制；（2）使政府有足够的收入来履行已知的开支承担；（3）维持严格的“用者自付”制度，以厘定各项收费。以期把税率保持在低水平；（4）维持充足的财政储备，以应付日后不可预见的情况；（5）打击偷税及逃税；（6）在最有需求的范畴提供宽减。在财政开支政策方面，香港政府则坚持了以下一些原则：（1）量人为出；（2）控制公共开支规模及增长率；（3）提供良好的环境，维持规模小而效率高的公营部门；（4）公营部门开支的形式，必须反映政府在施政方面所订的缓急次序。很显然，这在保持社会公营部门、私营部门平衡及提高这两大部门效率方面都是有积极作用的，从而也会对经济结构的转换带来积极的影响。当然，香港政府还通过对一些公用事业的建设、资助、管理和经营来对经济活动加以影响，比如民生所需的邮政、自来水供应、铁路、地下铁路、隧道和社会基本服务，如教育和房屋等，并通过政策、法例确保这些部门保持一定的效率，如公司化、私有化等。此外，香港政府还利用自身在土地资源供给上的控制地位。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土地的供应方式和数量，有目的地对香港经济生活施加影响。同时，香港政府在培育和保护一些核心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兴起发展过程中，也比较注意制订并实施积极务实的产业政策，适当地加以产业约束，使这些产业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如银行业等。这一切当然会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第5篇
【关键词】信用 金融业 金融危机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向世界各地的人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看待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分解这个大问题,人们还可以质疑诸如这些问题: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部门可以长期超越其他部门快速膨胀吗?金融机构与实体部门中的企业相互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金融和投资业一定时期中出现的超高回报率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吗?在金融部门异常“繁荣”的背景下,实体经济是否会出现日渐萎缩的趋势。
回顾经济学说发展的历程,实际上可以看到早已有学者们在思考和探讨这些问题。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已经从多个方面对上述问题展开了论述。联系今天所看到的空前规模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继续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教益。
马克思对金融业发展的经典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有关金融业发展的趋势、特点及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大量探讨,许多论断对今天的思考者也有着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
金融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发展了,以银行家为媒介,产业家和商人对社会各阶级一切货币储蓄的支配能力也跟着不断增大,并且这些储蓄也不断集中起来,达到能够起货币资本作用的数量,这些事实,都必然会起压低利息率的作用。”①这段论述虽然围绕信用制度,实际上泛指金融业。19世纪中,金融业在当时西欧主要经济体中主要表现为银行业的普及和发展,股票投资刚刚兴起,证券交易对象主要是政府债券,金融衍生工具也不普及。以银行为代表的信用制度或者说信用体系在西欧许多经济体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发挥了增加社会储蓄从而增加银行信贷资金供给并进一步促使利息率降低的作用。而在利息率下降的过程中,更多的产业资本可以利用信贷资本并在社会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加快生产发展。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框架中,信贷资本本身虽然不创造价值,但可发挥其帮助价值和剩余价值创造的重要辅助作用。他说,“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②这段话也揭示了信用资本的高度运用有着促使社会需求与供给相脱节并进而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马克思对信用体系发展必然性和重要性的高度评价还表现在另一个论断中,即他认为,自古以来的社会经济可以区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与信用经济”③。尽管马克思没有展开有关这个论断的论述,但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他对信用体系在社会经济中不断上升之地位的高度肯定。
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增长在工业革命后表现周而复始的资本再生产和积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三种资本形态:产业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它们相互配合,是完成一个循环周期所必需的各个部分和环节。
金融机构与实体部门中的企业相互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马克思从社会分工角度来解释信用体系和信用资本的发展。他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与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因此,就需求的形式来说,和借贷资本相对立的是整个阶级的力量;就供给来说,这个资本本身整个地表现为借贷资本。”④用现代语言来说,信用金融机构在取得了独立经营地位后,具有发挥专业化优势的倾向,不再简单地局限于传统产业资本的经营模式中。
但是,与后来许多作者看法不同的是,马克思并不认为信用发展会促成社会经济结构朝着金融业倾斜,或者说出现借贷资本或信用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支配作用,即金融机构成为主导性的经济机构。他在几个不同地方都表达了这个看法。他说,“假如大部分的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么,结果就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地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利息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变为产业资本家。”⑤
这段论述表达了几层意思:第一,社会资金具有逐利性和流动性;第二,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各个行业的投资收益率由资金供给平衡及其变动所决定,收益率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会随着资金流动即资金供求关系的改变而变动的;第三,货币资本的价值或收益率与利息率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互为因果关系;第四,从长期观点看,在产业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平衡关系或均衡关系,两者之中任何一者如果出现收益率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情形,资金流动就会朝着促使其收益率下降的方向。
从现代观点来看,马克思这些论述实际上揭示了这么一种趋势:尽管在一定时期中金融和投资业的收益率有可能出现较高回报率,这种较高的回报率也能吸引大量社会资金进入到金融和投资业,但是,随着资金流动的继续进行,金融和投资业中的回报率必然趋于下降,而且会下降到让一般的产业投资者也感到有利可图的水平上。换言之,社会经济中各个部门的回报率从长期观点看,有着趋于平均化的趋势。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19世纪中期正是工业化运动在西欧尤其是不列颠蓬勃开展的时代。马克思一定亲眼目睹了许多产业风起云涌跌宕起伏的情形,观察到了社会资金在各个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加快流动的情形,也注意到了金融市场上利息率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广泛影响。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可以说是对当时已经出现了的实际情况的一个理论概括。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许多变化也基本上遵循这些概括所揭示出来的规律或长期趋势。我们从最近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金融危机是失调的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相互关系的一种调整,调整的结果就是促使社会经济回复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状态。当然,人们也可以说危机不过是这种调整采取了剧烈形式。
针对19世纪中叶已拥有一定垄断地位的银行机构(英格兰银行)是否会进一步上升成为全面性的垄断机构问题,马克思给出了一段评论说,“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对商业和工业拥有极大的权力,虽然商业和工业的现实运动仍然完全处在它的领域之外,而它对于它们的现实运动也是采取了被动的态度。”⑥这种“被动的态度”可以理解是银行机构以信贷业务为主,不持有或很少持有企业对象的股权,各个企业客户独立自主展开经营活动。马克思显然是认为在银行机构与实体工商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分工,两者之间各自有着自己的经营优势。如果一方超越界限去施加影响,社会经济的效率很可能会因此而降低。
总的看,马克思在他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坚持了“产业资本中心论”,认为产业资本是最能动的一个部分,是追求价值和剩余价值创造的主导性力量。其他社会性资本,包括商业资本和信用资本,是这个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在马克思看来,具有不同功能的社会经济机构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
后来的一些学者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若干大型投资银行在北美和西欧一些经济体的突出发展得出了“金融资本”势将控制社会经济的看法。这种看法主要基于当时新出现的两个重要情况:一是社会经济许多部门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生产集中和大企业垄断化倾向,二是社会资金进一步向金融机构集中,而金融机构在社会资金运用上的能力越来越超过实体企业,甚至超过那些在各自行业中已高度集中并拥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实体企业。
但是,也有两个情况客观上阻止了“金融资本”成为全面垄断性的力量。一是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手段采取了反垄断措施,限制单个经营机构成为所在行业的单一厂商,并为跨行业经营活动设置种种壁垒。二是金融业中继续维持竞争性局面,在长时间事实上存在多个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并存的格局。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末之前的很长时间中,商业银行在主要市场经济体中是金融业中的主体经营机构,而对实体经济部门有较大直接影响力的投资银行机构无论在资金规模还是在分布范围上都不如商业银行。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各国经济增长才得以不断持续。
可以说,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各部门和各种机构之间关系的基本见解是协调发展,相辅相成。而且,联系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多次表述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一定时期中社会经济各部门关系不符合“协调发展、相辅相成”,那么,就会遭遇经济危机。
信用发展会促使投资活动愈益普遍。对经济危机在信用关系普遍发展后可能性的增大,马克思也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认为,信用发展会促使投资活动愈益普遍,并且可能会让投资主导商业和金融交易市场。马克思在总结信用的作用时提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信用“使买与卖的行为可以互相分离较长的时间,因而成为投机的基础。”⑦
马克思这些看法的正确性已经被实际经验反复证明了。20世纪出现过多次其规模和波及范围远远超过19世纪的经济危机,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说明投机活动随信用体系的普及而成倍数地扩大了,而这种投机泡沫的破灭只会带来危害程度更深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结合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来概括马克思论述中所给予的回答,可以这样说,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应当是协调发展和相辅相成的;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部门不可以长期超越其他部门而快速膨胀;金融机构与实体部门中的企业相互关系应该是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金融和投资业中一定时期中出现的超高回报率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金融部门出现异常“繁荣”,实体经济会的发展会受到不利影响,但这种异常情况必不能持续,实体经济经过调整一定还会恢复增长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联系这些看法反思最近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可以认为,危机发生以前的一段时间中,若干发达经济体中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显著的失衡。这种失衡有多方面的表现。一个表现是早些年大型金融机构进行大规模合并,出现了过度集中倾向。高度集中的倾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给金融机构高层管理人士带来了追求薪酬增加的便利,而且更重要地是导致了大型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即认为经营规模扩大后即使面临破产风险政府也会出手相救,从而大大减少了必要的风险防范。
另一个失衡表现是,交易活动越来越多地发生在金融机构之间,金融交易越来越多地演变成了纯粹投机性或“关联性”活动,从而弱化了甚至失去了与实体经济的正常联系。
此外,失衡还表现在金融市场上,许多价格指数由于投机因素的强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真实地反映实体经济运行情况,不再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投机因素的盛行推动了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并掩盖了实体经济中存在的多种问题,有的时候甚至促使社会资金大量从真实价值创造领域流出,从而损害了实体经济部门的可持续增长。
客观地看待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所出现的经济结构演变和调整过程,我们可以同意说,由于一系列因素的作用,金融部门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出现了趋势性的上升。这些因素包括,各国社会经济持续不断的商品化和货币化;随着收入和财富的增长,可储蓄资金得到了更快的增长;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和收入及财富的不断增长,社会成员对风险资产的承受能力和需求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同时,对组合投资(例如人寿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等)的需求也有较快增长;在财富和现金流的组合价值面临波动风险的背景下,社会成员通过科学方式的财富投资寻求避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此外,还如马克思在19世纪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金融市场的普及和发展,社会成员的收入和财富本身也会出现“资本化”倾向,即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认识到预期现金流的现在价值并通过金融机构增加其可交易性。⑧
这些多方面的因素分别地及共同地决定了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向金融部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因而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资金流动中介和配置作用,并通过风险和效率的识别及筛选等功能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但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能否有效地持续性地发挥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自身的完善。正如前面在回顾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时所看到的那样,影响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涉及到金融业自身的市场结构,即这个行业是否有着良好的竞争性结构,有没有突出的垄断化问题。与市场结构相关的一个因素是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尤其是对那些大型金融机构来说。治理结构不仅要反映合理的产权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兼顾长远利益与短期收益之间的协调平衡机制。
金融机构建立和健全良好治理结构也意味着它们在实际经营活动中会坚守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审慎经营和风险防范,不追求对实体企业的股权持有和代替企业进行经营决策,也不向单纯财务投资者(其中是投机者)提供信贷支持。
此外,结合最近国际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还应该认为,在金融业发展处于相对宽松的环境时,政府应该坚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并特别重视市场系统风险的防范。金融监管应当注重防微杜渐的原则。同时,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更多地是相互制约和平衡的关系。
社会经济良性发展一定需要各个部门协调平衡。金融业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地位和意义的上升也不意味着金融业可以脱离实体经济。只有协调平衡的关系才可以促使金融业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并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
注释
①《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5页。
②同上,第546页。
③《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2～1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