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周期性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金融危机的周期性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金融危机的周期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常州地区;中小型出口企业
1.常州中小型出口企业的发展现状
按我国四部门2003年2月下发了《中小型企业标准暂行规定》,以雇员人数标准、资产额标准以及营业额三方面进行定量界定。截止2008年末,常州市有出口实绩的企业达3007家,中小型出口企业占出口企业总数的96.8%。自营生产中小型企业出口额增势强劲,全年完成出口4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9.3%,增幅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中小型企业在全市外贸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稳步提高,全年出口额达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8%,增幅比上年提高14.2个百分点,占全市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48.4%提高到50.6%。民营中小型企业蓬勃发展,经营领域遍布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无论是交通运输、贸易餐饮、加工制造等传统行业,还是房地产开发、中介服务等新兴行业,民营经济均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全市制造业所涉及的29个工业行业小类中,民营经济全部覆盖。
民营中小型企业作为企业公民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厚重,在吸纳社会就业方面的巨大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并日益成为城乡居民就业的主渠道。截止2008年底,全市个私经济从业人员达118.2万人,比上年末增长5%,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四成左右,其中私营企业从业人员94.4万人,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23.8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长5.6%和3%。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业已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全市拥有国际工程承包资质企业17家,另有3家企业经商务部批准具有外派劳务资格,累计批准设立境外企业30家,与世界上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外经合作关系。2008年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176.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3.3%,其中出口132.4亿美元,增长34.5%;实际到帐外资20.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2%;完成外经营业额3.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进出口增幅和出口增幅均列长三角16城市第4位。全市外向型经济呈现总量规模扩大、增长速度攀高、发展质态提升的良好运行态势。但这种趋势被金融危机阻滞了。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常州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再加上国内资源、环境宏观政策叠加效应逐步显现、刚性约束进一步加大,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2.由于金融危机,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业面临的困境
2.1 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业面临困境的外部因素
2.1.1 国际贸易伙伴需求急剧减少,国际市场萎缩
受金融危机影响,美、日、欧三大贸易伙伴需求急剧减少,国际市场萎缩。根据近几年的统计,美、日、欧市场占我国出口份额的60%以上。但美、日、欧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经济滑坡,需求必然减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落1.5个百分点,美国经济2009年将下降0.7%,欧元区2009年经济将下降0.5%,日本将下降0.2%,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增长5.1%,比2008年回落1.5个百分点。在这种背景下,常州市中小型企业的出口发展将受到极大影响。2009年1―6月份,常州市外贸流通企业出口8.46亿美元,同比增长26.27%,增速回落18.94%;自营生产企业出口14.21亿美元,同比增长16.98%,增速回落10.94%;三资企业出口21.99亿美元,同比增长27.22%,增速回落12.16.%。
2.1.2 贸易保护主义猖獗,贸易摩擦将加剧
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常州市中小型企业遭遇了大量贸易壁垒,贸易摩擦加剧。世贸组织2008年7-12月全球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情况报告,有关国家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的81起案件中,中国产品位居首位,为37起,比2007年同期的26起增长42%。受此影响,自行车、纺织品等常州市的中小型企业出口业务遭受重创。另外,据统计,近几年常州市因遭受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每年损失至少几百万美元。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业遭受贸易摩擦将更加严重,增加出口的困难。
2.1.3 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新劳动合同法》颁布等综合因素
2008年,国内外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振荡,走出了少有的“过山车”行情,常州市中小规模企业经历了上半年原材料价格大幅走高、利润空间持续压缩,下半年原材料价格节节跳水、库存材料大幅贬值、产品价格不断下降的双重考验,生产经营和盈利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在人民币升值、原辅材料涨价、银行利率上调、劳动力成本提高、出口退税率下降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常州市工业经济运行速度明显放缓。2009年上半年,全市中小型工业企业完成产值2558.2亿元,同比增长27.8%;实现工业产品销售收入2506.5亿元,同比增长28.6%;实现利税172.6亿元,其中利润1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8%、28.4%。与去年同期相比,产值、销售增速分别回落了2.4个和0.8个百分点,利税、利润总额增速分别回落11.6个和10.1个百分点。工业各主要行业发展走势出现一定分化,纺织、冶金、化工等行业受政策环境变化的冲击较为严重。对于常州市的纺织行业来说,人民币每升值1%,其利润平均下降约4%,目前整个纺织服装行业平均利润率仅为3.3%至3.4%,如无适当对策,有相当一部分利润率低、抗风险能力不强的外向型中小型企业可能无法生存。
同时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的影响,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即新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明确提出了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加班工资加倍、带薪年假等法律条款。据不完全测算,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最低工资水平的上调,使企业人力成本平均提高约10%左右,这对于常州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中小型企业来说,构成成本压力的刚性基座。因政策因素带来的劳动成本的提升,对常州外向型中小型企业带来的影响将在若干年内逐步显现。
2.2 常州中小型出口企业面临的困境的内部因素
常州中小型出口企业遭遇的困境也与企业或行业自身的问题有关,如缺乏行业自律,企业间恶性竞争;缺少研发、技术、设备的投入,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缺乏诚信、不注重企业自身的形象,这些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企业产品出口。在民营企业迅猛发展的背后,因为体制的、传统的等各方面的原因,民营企业也暴露出自身一些先天的不足,这其中尤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企业家的管理能力不强、企业治理模式不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欠缺。目前中小型出口企业其治理结构的规范往往是形式上的规范,需要落实到操作层面,真正实现完善的企业治理机制,需要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的保障。如果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但影响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更会关系到国家经济秩序的稳定。
3.常州中小型企业产品出口的经营策略
3.1 常州中小型出口企业应努力提高自身的经营素质
正视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常州中小型出口企业苦练内功,努力提高自身的经营素质。
3.1.1 加强人员培训,提高队伍素质
知识就是力量,要努力学习WTO规则,熟悉对外贸易法规,以便有效参与国际竞争。要学会充分利用非关税壁垒的差异性,多方面开拓出口市场,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壁垒状况,研究特定市场的常用标准,有针对性地研究什么样的产品标准才能比较容易地进入对方市场,切实避免因生产销售中某个环节上的疏漏而导致产品被拒。培养人才很重要。外向型中小型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急需了解国际市场、熟悉国际商业政策法规的高级专门人才,而这种多面手、高规格的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十分稀缺。要想不因人才短缺造成未来发展的被动,从中小型企业发展初期就应有意识地加强人才培训,将培训纳入企业的文化建设,培养忠于企业的自有人才,以应付多变的国际市场。
3.1.2 改善管理,改变生产方式
许多中小型出口企业起家是以一时的机会和资源型的企业,真正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其软肋,在经济比较景气的环境下,压力感还不是很足,改进的动力也就不强。当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企业在危机中的生存之道,首先是活下去,其次是趁低换盘、换资产。找准定位,寻找机会。中小型企业需要从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向集约式的转变,要高效率、高产出、高效益、强创新。这就需要我们首先要在管理方法和方式上下功夫,而最重要的是以核心价值和品牌理念为灵魂,铸造企业长久的核心竞争力,增加产品的高附加值,进行由粗放式向集约式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发现并实施新的商业模式。应对金融危机,中小型企业应加强渠道管理,保障渠道通畅。中小型出口企业应加强资源整合,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规模小、产能低、生产工艺落后、高成本低收益的中小型出口企业势必率先“倒下”,同时也埋下了转让和兼并同行业内部中小型出口企业的一大批“种子”,这恰恰成了淘汰落后产能,进行资源整合的很好契机,较有实力和经营思路的中小型出口企业,可以积极寻求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合并、兼并,获得自身发展壮大的需要。从这一角度看,若把握得当,将有利于大多数的中小型出口企业促进资源整合、提高行业竞争力。
3.2 常州中小型出口企业要合理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
3.2.1 多元化出口策略
中小型企业要根据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积极调整出口市场结构和方向,中小型企业可以利用华商来加强开拓海外市场,学习他们的经验;还可以联手大型企业联手出口,中小型企业出口产品结构上与大型企业产品互补或相关,大企业有了中小型企业的附加品,也更加具有竞争力,中小型企业可以借助大企业成熟的出口体系和销售网络来开拓自己的海外市场。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基础上努力开拓新的市场,以改变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的状况,逐步实现以新市场为重点,以周边国家市场为支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合理分布的多元化市场结构。
3.2.2 品牌策略
品牌建设,是企业核心竞争力软件资源中的重要一环。品牌就是生命。没有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就弱、产品附加值低,就会始终处于国际贸易链的低端,竞争激烈,企业发展自然受到制约。要增强品牌意识,加强企业品牌竞争力的建设,创立自身的品牌价值,从品牌中出效益。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品牌美誉度与知名度等相应提升,消费群体就会减淡了对企业背后硬件资源的深入考虑和探究,而是关注企业与消费者内心的沟通。危机的情况下,更应该在坚持品牌的核心价值理念,加强品牌基础建设和品牌推广,增强品牌的凝聚力和对产品销售的拉力。2009年是众多企业应对严峻挑战的关键之年,为此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了“提升产品质量,打造常宝品牌”的口号。
3.2.3 集群策略
中小型企业之间通过开展专业化协作、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使得交易费用降低,可提高企业防御风险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采取集群策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战略集群就是可以是同一个产业或者上下游相关的产业同时开发一个市场,在营销上,采取出口联盟策略,实现多种形式的中小型企业策略联盟,由于是相关性产业可以建立上下游联合售后服务中心,海外零售分销策略联盟如温州企业为主在巴西开设的“中国商城”等。这些成功经验表明,在海外设立商品专业市场,是带动商品出口的有效方式,战略集群可以减少单独企业开发市场的风险,而且可以节约成本,相互促进行业的发展。加强企业的信息化和供应链管理规划的能力。合理预测企业上游供应商,下游顾客和中间竞争者的讨价还价能力和需求的情况,做到生产适应消费需求。强调产业的集中化,应对经济危机不是单兵作战,只有地区企业联手,降低相互的交易成本,加强信息化和相互沟通,由竞争变成竟合,把饼做大,棉衣做厚。
3.2.4 国际市场定位策略
赫尔曼•西蒙曾说:“不大的市场缝隙,即使是微乎其微的市场缝隙,扩展至全球时也会变得惊人的巨大”。中小型企业要积极转变思想观念,积极扩大出口,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为过剩的产品及生产能力找到出路。企业出口于企业的规模毫无关系,只要产品符合国际市场的需求就有出口的可能性,关键是将产品定位在合适的产品市场上,制定适合自己的销售策略。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活动不仅跨越国界,往往也跨越文化,使跨国生产与贸易成为一种跨文化的沟通。文化的差异也就难免给国际商务合作造成摩擦和障碍。消除这些摩擦和障碍,必须学习、尊重文化的差异,提高跨文化沟通的有效性,避免因文化差异造成经营定位导向错误和贸易合作失败,这已成为决定国际商务活动成功与否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3.2.5 低成本策略
伴随着网络通信和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产生并迅速发展。联合国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电子商务的交易额可达1万亿美元,未来10年三分之一的全球国际贸易将以网络贸易的形式来完成。中小型企业自身来说,电子商务可以节省经费、增加贸易机会、提高交易成功率,降低了依靠中间商带来的约束。对于海外买家,为了降低采购成本进而更加依赖电子商务的采购,网络经济下的电子商务能够使企业最优规模有所下降,有利于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发展。借助中介网站作为电子商务的切入点,积极利用网络交易平台,逐步实现网上交易,可以有效降低国际贸易的门槛和交易成本,同时更有利于更多国际贸易的开展。目前,大多数的中小型出口企业操作的网络平台有很多,比如:阿里吧吧、环球资讯等。酒香也怕巷子深,通过这样的网络平台可以最大限度地向全世界推广自己的产品,发掘更多的潜在客户。这些网络平台给国内的中小型企业和海外买家无限了解沟通的机会,从而大大提高了交易的成功机率,其花费的成本却是很低廉的。
3.3 寻求外部环境的支持,促进常州中小型出口企业的发展
从世界各国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来看,中小型企业的生存都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系列促进中小型企业出口的措施。例如建立高技术产品出口人才的培训,组织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常州作为全国的制造业基地,加工类、出口型企业偏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政府机构在当前危机下要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支持常州中小型出口企业的发展。
3.3.1 财政支持,减轻中小型出口企业税费负担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常州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宏观政策叠加效应逐步显现、各类资源要素继续趋紧、刚性约束进一步加大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政府应该协调税务部门减少稽查的频率,给企业相对宽松的空间。税务稽查以提醒、指导为主,尽量避免罚款、滞纳金等情况的发生,减少企业的现金支出,切实减轻中小型出口企业的税费负担。对近期较困难企业给予暂缓缴税政策,待年终结算清缴时一并缴纳,以减轻企业短时间的资金压力。在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上调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等多项促进轻纺行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扶持下,常州市纺织行业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逐步扭转经营状况持续下滑的局面,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企稳回暖的迹象。纺织行业80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全年实现产品销售收入445.2亿元,比上年增长10.5%,较年内最低增幅回升4.0个百分点;实现利税20.4亿元,比上年增长3.2%,较年内最低增幅回升4.3个百分点。
3.3.2 金融支持,积极引导民间资本
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帮扶众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目前,资本市场和房产市场相对低迷,民间资本大量沉淀在银行,老百姓面临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痛苦。鉴于一方面企业缺乏资金,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又无处可投,政府可以积极倡导、引导民间资本组建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民间融资机构,培育新的企业融资渠道,同时也使部分民间资本获得一定利润。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加大有效投入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提升竞争发展能力,全市民营企业家对宏观政策环境和企业自身发展的信心有所增强,技术改造和有效投入的力度有所加大。
3.3.3 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水平
政府应该协调金融机构重视这类资源,督促职能部门履行应有的职能,而且要降低收费标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同时,要积极争取部、省各类扶持资金,全力帮助企业在国际市场开拓、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研发、走出去发展、公平贸易、科技兴贸、出口品牌建设、服务外包等方面,用足用好政策。积极争取省口岸联检部门支持,为企业通关、畅通物流提供更有利的环境。对企贴心服务,进一步缩短项目审批时限,提供个性化服务,做到能快则快。对出口5000万美元以上外贸企业、总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制造业外资项目开设局长“直通车”;对出口3000万美元以上外贸企业、总投资1000万美元以上制造业外资项目建立联系点制度,实行“定向联系”,确保在第一时间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对所有外经贸企业做到有求必应、有办必果。强化外贸预警、监测、信息、市场拓展,提高政策指导工作力度,帮助外贸企业通过出口信用保险等途径规避风险;积极为企业出国(境)考察、拓展市场、合资合作、境外投资以及商务咨询提供“一条龙”服务。对外奋力拓展,进一步拓宽信息渠道,重点对接150家跨国公司驻上海地区总部、办事机构及研发中心;集中拓展对台招商,重点跟踪100家台湾上市企业,推进与台湾电电公会全面合作;发挥省、市15个境外经贸联络处作用,确保全年为辖市区提供360条以上有效外资项目信息。扎实推进“以民引外”,重点促进100家民营企业实现与国外资本、技术合作。
参考文献
[1]林汉川等.中小型企业存在理论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8,(04):11-16.
[2]陈同仇等.国际贸易[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78-113.
[3]Joseph E.Stiglitz Economics USA[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6-98.
[4]田野.实体经济过冬・企业家冷静赶考[N].第一财经日报,2007-12-25(A1).
[5]谭萍.关于入世后我国中小型企业发展战略的思考[J].中国企业战略传播网,2008,(06) :23-29.
[6]王振等.中小型企业・日本经济活力源泉[M].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8:35-74.
[7]徐晓萍等.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N].上海证券报,2008-9-22(B2).
作者简介:
周仕通(1969―),徐州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企业管理。
金融危机的周期性范文第2篇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造成世界实体经济衰退的同时，也给微观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致使诸多企业出现了财务危机乃至濒临破产。中国经济虽然经历了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未能在此次衰退中幸免。然而对我国而言，这次危机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具有良好的自然实验属性，虽然给实体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陈武朝（2013）研究发现了经济周期会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江龙与刘笑松（2011）发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会对公司现金持有行为产生影响，石晓军等（2011）则发现了商业信用对信贷政策具有反周期性，可见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企业行为特别是投资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关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学者们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其波动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后果，较少涉及其对微观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宏观经济的衰退致使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财政、货币以及产业政策等系列刺激政策，进而出现了钢铁、煤炭、水泥、光伏产业、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造成投资效率的低下。特别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政府干预更是加剧了宏观经济周期性衰退造成的低效率投资。因此本文从宏观经济周期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投资行为作为微观企业行为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司价值的形成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目前关于投资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微观层面，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类：格尔根和伦内布格（Goergen and Renneboog，2001）与唐雪松等（2007）所作的公司治理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李青原（2009）、比德尔和希拉里（Biddle and Hilary,2006）所作的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此外近年来，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经济与财税货币政策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如靳庆鲁等（2012）关注了货币政策下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申慧慧等（2012）则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公司的投资效率。可见，目前尚未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角度研究公司投资效率的变化及其在中国制度环境下表现的差异。然而，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利于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微观后果提供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在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时提供经验借鉴，所以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公司投资效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探究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具体作用机理，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一方面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丰富了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结合中国制度环境，分别考察产权性质以及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为揭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经济规律提供了经验证据；从多元化与行业周期性角度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司受经济周期影响的敏感程度差异，为公司抵抗经济周期性风险提供经验证据。此外，以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自然实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研究宏微观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也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互动行为的文献。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项基本规律，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行为，投资效率直接影响公司价值，同时也极易受宏观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实现了年均9.8%的稳步快速增长。然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率一度跌至历史低点。为防止宏观经济的衰退，我国政府先后使用宽松的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刺激微观企业行为，这些政策实施对微观企业最直接的影响表现为公司的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率。因此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研究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有着强烈的动机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特别是当宏观经济步入衰退期，政府为实现宏观经济率先复苏，频繁通过系列政策措施等以刺激经济，其最终表现为对企业经营活动尤其是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干预。陈信元与黄俊（2007）的研究表明，在政府干预经济较严重的地区，政府更多地涉足地方经济的建设，因而对企业的干预更为普遍。程仲鸣等（2008）则发现政府干预对上市公司特别是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产生重要影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政府先后使用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等措施刺激宏观经济，出台了前所未有的以“四万亿”刺激计划，如此大幅度的刺激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会产生何种影响？经济周期是指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的周期性波动，集中体现为宏观经济的扩张与衰退的交替更迭。靳庆鲁等（2012）的研究表明，资本逐利规律强调公司未来的投资活动取决于其当前的投资机会，当面临好的投资机会时，公司应追加投资、扩大规模，当面临差的投资机会时，应减少投资，缩减规模。根据经济周期理论，当宏观经济由扩张期进入衰退期时，公司面临的投资机会减少，理性的投资者应该会选择减少投资。然而为防止经济衰退，政府会进行逆周期性干预政策，特别是处于转型经济的中国，在政府力量的驱动下，企业必须进行逆周期性行为的投资行为，从而降低其资本逐利规律，公司投资行为与投资机会间的敏感性会降低，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综上所述，经济周期性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相对于宏观经济繁荣期，宏观经济衰退期时公司投资对Q值的敏感度会更低，表现为顺周期性
产权性质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基于融资约束与政府干预程度角度。首先周和方（Chow and Fang，1998）指出，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同时存在着国有与非国有两类产权性质完全不同的企业类别，这两类公司所受的融资约束差异较大，因此，产权性质可以作为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较好的替代变量。同时，包括张莉芳（2012）、古伦和艾恩（Gulen and Ion，2012）、连玉君（2009）等国内外学者研究也证实了融资约束是影响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调节变量。林毅夫与李志（2004）的研究也证实了，从融资约束程度来看，相比非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在父爱主义下，国有企业往往存在着预算制度上的软约束，因此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其表现为更低的融资约束程度。从政府干预程度来看，申慧慧等（2012）研究认为国有股权公司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预。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从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入手刺激宏观经济时，资金方面收益的首先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在衰退期受约束程度较低。此外，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且更易受到来自政府非营利目的的干预，从而弱化了其经营的营利性，弱化了资本逐利规律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从而致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低的投资效率。无论从融资约束程度还是从受政府干预程度视角，国有企业均更易表现为投资与Q值更低的敏感性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与之发展较低的地区，至少存在以下差异：第一，公司受融资约束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金融中介组织更为发达，金融工具更为多样化，从而为公司规避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其资本市场化程度更高，获取资金的成本也将更加合理。第二，债务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余明桂与潘红波（2008）的研究表明，公司债务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然而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债务融资主要取决于关系等非正式制度，从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更弱，对公司投资效率影响力较小。第三，受政府干预程度存在差异。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往往也是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其受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在宏观经济的衰退期，政府为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一方面干预银行放松银根；另一方面促使微观企业投资。根据以上阐述可以发现，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会通过资金来源、债务治理以及政府干预等多个渠道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具体来讲，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资金配置更加无效，债务治理作用更弱以及受干预程度更高，因此其会弱化资本逐利规律的作用，进而产生在危机期间更为激进的投资行为，最终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相对于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公司，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公司的投资对托宾Q的敏感度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显著，表现为衰退期更低的投资效率
（ 二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考虑金融危机从2008年开始，同时为使年度分布更加对称，以避免因样本分布偏差而产生的误差，本文选择2006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考虑被解释变量（投资Investment）与解释变量（投资机会TQ）需要错开一期，滞后一期指标均为2005年至2008年数据，因此本文实际样本选择为2005年至2009年期间数据；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同时剔除数据不全、资产负债率大于1或为负值的上市公司以及金融类公司，最终选择了4945个年度公司样本；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对除了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Cycle）等哑变量之外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 三 ）变量定义公司规模（Size）、现金流（CFO）、资产负债率（Lev）、风险（?琢return）、行业哑变量，均是控制公司投资水平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见下表（1）。根据该研究模型中TQ*Cycle系数?茁3是主要测试变量系数，如果其显著大于0，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提高公司投资效率，反之如果显著小于0，则表明经济周期衰退会降低公司投资效率。
（ 四 ）模型建立 借鉴靳庆鲁等（2012）、陈德球等（2012）的研究设计，使用投资与托宾Q敏感度代表公司投资效率，其敏感性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高，反之越低。为此我们使用以下模型对研究假设H1、H2及H3进行检验，其模型设定为：
Investmenti，t+1=?茁0+?茁1*TQ+?茁2*Cycle+?茁3*TQ*Cycle+?茁4*Size+?茁5*CFO+?茁6*Lev+?茁7*?滓（Return）+IndustryDummies+?着i，t
其中Investment为公司投资水平的变量。TQ表示投资机会的托宾q，Cycle为经济周期的变量。考虑2008年为我国宏观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刻的一年，而2010年之后在经济政策的刺激下，宏观经济开始复苏，因此为了能够更准确的捕获金融危机深刻影响，本文将2008与2009年定义为经济衰退期，同时为了考虑样本的对称性，避免因样本的分布偏差，将繁荣期定义为2006与2007年。为了使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使用2003-2011年度数据为样本，将2008年之后定义为经济衰退期进行重新回归，发现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三、实证检验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表（2）与表（3）为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表。从表（2）看，公司投资水平（Investment）均值（0.057）大于中位数（0.038），表明样本公司的投资水平整体右偏。经济周期变量（Cycle）均值为0.527，表明处于衰退期的样本数略高。控制变量投资机会（TQ）的均值（1.493）略大于中位数（1.198），公司规模均值（21.355）与中位数（21.279）比较接近，呈现正态分布，现金流（CFO）均值（0.051）与中位数（0.050）接近，呈现正态分布，其最小值为-0.216，表明样本公司有部分公司现金流小于0，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0.530）与中位数（0.520）基本相当，呈现整体分布，经营风险（?滓（return））同样呈现正态分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从表（3）的结果看，投资机会与公司投资呈现正相关，而经济衰退与公司投资也呈现显著正相关，表明在面临衰退时，公司投资不是减少，反而增加，从而直观上可以判断这可能是导致衰退期低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此外其它变量之间均没有较强的线性关系，从而降低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带来回归产生的误差。
（ 二 ）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本文研究假设1与研究假设2的回归结果。表（4）中的第1列经济周期与投资机会交乘项（Cycle*TQ）的系数为-0.008（t值为-1.81），显著为负，与研究假设H1一致，表明相对于经济繁荣期，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会导致公司投资效率的降低。表（4）中的第2与第3列为分别按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组进行检验，发现其系数分别为-0.006（t值为-1.43），-0.003（t值为-0.89），前者达到边际显著，并且其绝对值也明显大于后者，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更敏感，从而表现出更低的投资效率。表（4）中的第4列则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设置为哑变量与经济周期和投资机会交叉项进行交乘，其系数为0.002（t值为1.82），显著为正，也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更敏感，因此具有更低的投资效率，以上均与研究假设H2相一致。
（ 三 ）相关性分析 表（5）为假设H3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Cycle*TQ系数为-0.009，显著为负，而当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Cycle*TQ系数为-0.003，为负但不显著，且前者绝对值明显大于后者，此外第3列的交乘项系数也显著为负，其结果与研究假设H3一致，表明相对金融程度发展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其公司投资效率受宏观经济波动更敏感，表现为更低的投资效率。根据陈武朝研究认为，微观企业受经济周期影响与企业所处的行业周期性有关系，因此借鉴陈武朝采用上海证?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的上证周期行业50和非周期行业100指、沪深300周期行业和非周期性行业指数对周期性与非周期性行业的分类，将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金属非金属、房地产等行业定义为周期性行业，其余行业则定义为非周期性行业。周期性行业与非周期性行业中，其经济周期对公司投资效率回归结果分别见表（6）的第（1）与（2）列，其结果表明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存在于强周期性行业，而弱周期性行业则影响较小。公司多元化不仅有利于公司规模化生产，而且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宏观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会不会因公司多元化而降低？为此，本文根据公司经营收入的行业分布，如果其跨两个及以上的行业进行分布，将该公司定义为多元化公司，反之则定义为非多元化公司，按多元化与非多元化进行分组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经济周期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主要在于多元化公司中，表明多元化可以降低经济周期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 四 ）稳健性测试为了使本文的结论更加稳健，本文还考虑使用固定资产变化率作为投资水平的变量，使用资产报酬率作为投资机会，直接使用GDP增长率与公司投资机会进行交乘，并使用2003年至2011年数据为样本，以检验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发现本文的结论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囿于文章篇幅所限，未能报告其回归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向我们索取。
金融危机的周期性范文第3篇
摘要：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人们深刻认识到关注个别机构稳健运营的微观审慎管理存在许多不足，从而开始积极探索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会计准则的制定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实施提供依据，对于缓解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具有重要作用，应深入研究宏观审慎监管与会计问题的协调问题。
关键词 ：宏观审慎；逆周期；会计准则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让人们重新审视微观审慎监管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缺陷，从全局角度实施宏观审慎监管，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共识。金融监管模式的转变，对会计准则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解决金融会计领域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的不协调问题，有效实施逆周期的会计管理，成为构建宏观审慎框架的重要基础课题。
一、宏观审慎监管概念框架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最早提出于20 世纪70 年代末，然而直到2008 年金融危机，才被广泛的关注和实际地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是相对于微观审慎监管而言的，指从金融系统整体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研究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联系以及金融体系内部的相互关联性，以实现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最终目标。
来自巴塞尔委员会博利奥的分析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框架，涉及两个维度的内容，包括横向维度即跨行业维度、纵向维度即时间序列维度，其主要特征是建立强大的、体现逆周期性的政策体系，主要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针对本次金融危机暴露的金融机构资本缺陷、贷款损失拨备以及流动性问题，国际组织与各监管机构逐步完善了相应的监管要求。
二、会计顺周期性对宏观审慎监管的影响
（一）会计准则顺周期性分析
会计顺周期性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允价值的顺周期变动对风险加权资产中的市场风险资产产生影响；二是公允价值和资产减值损失在顺周期变动时，通过缩小或放大资本公积以及未分配利润对总资本项目产生影响。
1.公允价值计量的顺周期分析。由于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变动能及时地由公允价值反映，从而导致金融机构负债和资产的波动性增加。同时，由于可供出售类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交易类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损益，会加剧收益和资本的波动性。同时，公允价值计量又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在经济上行阶段，资产价格持续上涨，银行信贷不断扩张，推动经济进一步上涨；而在经济下行阶段，价格的下跌会导致资产迅速缩水，形成损失并影响市场信心。
2.贷款损失准备的顺周期分析。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银行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如Bikker and Metzemakers通过对近30个经合组织的8000多家银行的年度数据分析，显示GDP增速低于3%时计提的拨备量，比GDP增速高于3%时多计提了60%。现行的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必须以实际发生的能确切证明存在损失的事项计提拨备，导致损失准备的计提存在滞后效应。在经济上升期，贷款违约率低，拨备计提量少，信贷总量不断膨胀。经济下行期，贷款违约率上升，拨备计提量大幅增加，导致贷款规模缩减，加剧经济衰退。
（二）宏观审慎框架下会计准则修订情况
为缓解会计准则的顺周期性，国际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制度修订。见表2。
三、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会计准则问题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运用和管理需要以会计信息作为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而动态拨备制度、资本补充机制和预期损失计量模型等一系列监管要求，与现有会计准则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
（一）会计目标与宏观审慎监管目标的不一致
会计的职能与目标主要服务于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更多的是关注对个体经济主体信息的反映，具有较强的微观属性。而宏观审慎监管则关注于系统性风险，当公允与审慎发生矛盾时，金融监管要求以审慎优先，目标主要是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在宏观审慎背景下，要求会计准则、会计计量方式的设计能充分反映资产负债的预期风险，不可避免地造成会计目标与监管目标产生摩擦。
（二）预期损失模型不科学
预期损失模型是建立在公允价值模型、动态准备金模型等多项金融资产减值模型基础上的，该模型有利于平滑利息收入，提早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然而，该模型与公允价值原则不一致，与会计准则的摊余成本概念也不符。对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以及预期损失的评估，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科学的计算方法,存在着较大的人为操纵空间，可能引起会计理论的混乱和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
(三)部分会计信息披露无法满足宏观审慎监管需求
一是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不充分。现行会计准则中，仅部分公允价值计量信息需要披露，且披露内容尚未形成统一的格式和规范。二是由于当前会计确认原则及计量原则的局限性，衍生金融工具只能以表外项目进行反映，使得有关风险无法被报表使用者识别。
四、有关建议
（一）推动宏观审慎管理与会计监管的协调配合
为有效抑制会计准则的顺周期性，宏观审慎管理机构应加强与会计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实现宏观审慎管理与会计准则发展的良性互动，促进会计准则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支持、配合。一是积极协调宏观审慎监管目标与会计目标，寻求有效平衡点，同时兼顾财务报表使用者的需求，以及宏观审慎管理部门的监管需求。二是建立会计准则顺周期性预警机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动态识别会计准则的顺周期性影响以及对宏观审慎管理指标影响。三是增强会计信息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支持作用，在会计准则体系之外，构建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会计信息数据框架。
（二）改进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规范体系
基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表现出的顺周期性，公允价值会计要素计量属性必须审慎运用，在满足一定运用条件的情况下，适度、谨慎运用：一是明确规范公允价值的使用范围、使用幅度和使用条件。增强公允价值计量的准确性和适用性，分类规定不同市场条件下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进行，从而减少公允价值估值的主观性。二是完善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披露机制。要求企业积极采取措施，完善表外披露方式，公允价值的确认、计量和变动等信息应得到充分披露。另外不仅要披露用于估计公允价值的重要假定及方法，还应披露无公开标价的贷款，以及企业自身债务公允价值的主要假定及方法。
（三）建立具有前瞻性的资产减值动态拨备体系
采用跨周期的拨备计提方法，提高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削弱减值准备的顺周期性。原理与逆周期资本相同，即在经济上行时期提高拨备计提，以提高未来抵补资产损失的能力，在经济下行阶段减少减值准备的计提，以维持资本充足水平，从而增加利润，进一步减轻当前会计准则顺周期的影响程度。
参考文献：
[1]周小川.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内在逻辑、相关理论解释和主要内容[J].西部金融，2011（3）.
[2]周小川.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J].中国金融，2009（8）.
金融危机的周期性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调控
0 导语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安全、稳定与效率，客观上需要建设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否认金融监管，而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这种监管是建立在对尊重市场自主权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审慎的监管。同时要求有更为深入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应更多的从宏观角度对金融进行管理，尊重市场的调节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对市场的不完备进行补充。
1 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影响逐渐加剧，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维护金融稳定。
（3）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着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来看，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维护金融稳定，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 1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转贴于
其次，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集团）有效监管，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我国都存在不足。 3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平台构建后，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合理架构组织，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 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 结语
金融危机的周期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宏观审慎监管；逆周期性；系统性风险；国际借鉴；启示
[中图分类号] F832.21 [文献标识码] B
一、引言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使各国监管部门开始重新思考监管体系，以微观审慎监管为重点的金融监管体系无法从全局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从整个金融体系防范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各国监管机构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上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改革，试图建立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相互配合、补充的金融监管体系。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目的之一是避免其承担过度风险，进而减小潜在市场危机爆发的概率。宏观审慎监管的监管理念弥补了微观审慎监管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漏洞，两者构成了审慎性监管的内容，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意识到，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或行业的安全已不能从全局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微观审慎监管对由系统性风险引起的金融危机束手无策。一方面，微观审慎的监管体制增加了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微观审慎监管强调银行风险资本的监督，资本充足率的计算依赖于风险资本计量，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在经济上行期间信贷行为的风险权重偏低，信贷扩张在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相互作用下进一步放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导致监管产生顺周期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微观审慎忽略了“共同谬误”问题的存在，在确保单个金融机构在有效监管下稳健运营之余，没有考虑各种风险因素的叠加，也没有度量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交易来往的风险溢出，从而造成风险囤积。比如，金融机构往往在经济繁荣时期加大对金融资产的购买和投资，而在经济衰退期纷纷抛售资产、信贷紧缩，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针对危机中暴露的微观审慎监管不足，理论与实务界一致认为应该从宏观审慎的角度丰富和完善金融监管框架。2009年，国际清算银行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它不仅对单个金融机构风险敞口进行监测，更是综合考虑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顺周期性等问题。之后，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和监管机构都开始采用这一概念。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出现了“宏观审慎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等提法，G20首尔峰会形成了宏观审慎政策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在之后伦敦峰会上发表《加强监管、提高透明度》报告，提出“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重要补充，各国监管机构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三、国际社会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进展
（一）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
2010年末巴塞尔监管委员会（BCBS）《逆周期资本缓冲操作指引》，提出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将其作为银行业监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以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
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是为了防止信贷过度扩张和紧缩而引发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所建立的。在经济上行期，银行需计提超额资本，防止银行信用过度扩张；在经济下行期，可以通过释放逆周期资本缓冲来吸收损失，从而使信贷供给在整个经济周期内保持均衡，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这种具有前瞻性特点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不仅可以使单个金融机构在压力状态下正常运营，还确保了信贷周期发生逆转时整个银行体系有充足资本来管理和抵御系统性风险，在金融扩张和紧缩时期起到“稳定器”作用。测算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核心是如何判断信贷出现过度增长。BCBS将Credit/GDP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作为各国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参考变量。当一国Credit/GDP小于其长期趋势时，表明该国信贷风险较低，可不计提资本缓冲；当Credit/GDP大于其长期趋势时，表明该国信贷过度扩张，系统性风险积聚，此时需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
但是，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一些难点和问题。例如，各国辖内银行遵从统一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有欠公平，有可能导致银行逆向选择，倾向于开展高风险、高收益的信贷业务。能否针对单个银行提出缓冲要求，提高政策针对性，将成为完善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面临的挑战。
（二）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2010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了《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报告，从强化监管、提高损失吸收能力、完善处置机制以及保持各国政策一致性等方面提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的政策框架。
识别SIFIs主要从规模、关联性及可替代性等方面的指标进行考虑。规模主要反映某机构在金融系统内的地位，关联性主要反映某机构的经营情况和风险对其他交易对手、机构和行业的影响，而可替代性反映的是客户和其他机构对该机构的依赖程度。另外，由于SIFIs多数在全球开展业务，或通过资产负债表等途径与全球经济体系关联密切，还需在评估方法中引进复杂性指标以反映金融机构的业务、组织等复杂程度，从而更加有效地识别对金融体系稳定性产生关键性影响的SIFIs。
对于SIFIs如何提高监管有效性、改善监管体系，FSB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对于不同风险的SIFIs金融监管机构应具有实施差别化监管的权利；二是在金融体系复杂性和关联性等方面应加强监管措施，提升监管标准，实现宏微观风险监控的一体化；三是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建立联合监管机制，进行定期交流商谈，全面、真实评估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及风险。
（三）加强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作用
金融危机爆发后，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并发挥中央银行的核心作用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在各国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实践中，都表现出了央行在宏观审慎方面起主导作用的趋势。
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美联储的监管职权被空前强化和扩大，被赋予了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的宏观审慎监管职权，同时该法案强调了对系统重要性、复杂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确保能及时发现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英国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授予了英格兰银行宏观审慎监管权，并通过在英国央行内部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和审慎监管局，负责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和防范，金融监管权由之前独立于央行之外的金融监管局转移到了英格兰银行。韩国通过对《韩国银行法》重新修订进一步加强了韩国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的职能，赋予其更多工具和手段维护金融稳定。欧盟通过设立“三局一会”来加强欧盟体系内的金融监管和风险控制，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负责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的运作和决策，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对整个欧盟金融体系进行监管。
四、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央行在危机后加强了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监管，并在制度实践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下一阶段，应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统筹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相互配合、补充的金融监管体制，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一）明确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地位
金融危机后的多国金融监管改革都明确了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地位，我国也应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发挥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作用，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一是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将中央银行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由中央银行宏观监控市场、专业机构微观监管个体的统一监管体系；二是加快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促进央行开发新工具和手段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完善逆风行贷款损失准备等要求；三是扩大央行监督检查权，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促进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实施。
（二）建立逆周期宏观调控机制
本轮金融危机表明，不能只对单个金融机构或行业的风险进行监管，更要从整个金融系统的角度防范系统性风险。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改革法案正是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通过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制和机制，加强系统性风险管理，切实维护金融稳定。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我国应建立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阶段，需继续发展和完善我国逆周期宏观调控机制，将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与货币信贷、流动性管理的总量调节有效结合起来，完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引导银行信贷稳定、适度增加，建立具有前瞻性特点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增加金融系统抗风险能力，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
（三）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由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大而不能倒”，监管机构对其通常采取较为宽容的监管措施，这也往往是导致产生系统性风险，进而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以防范道德风险为核心，强化对SIFIs的监管，制定其界定标准、评估方法和风险处置计划等政策措施，健全和完善“一行三会”监管制度，弥补监管漏洞，同时积极推进新监管标准，完善监管体系，有效防范风险的累积与传播。
（四）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合作与协调
由于各国经济交叉渗透和系统系风险具有跨国传染特点，尤其在当前我国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国家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中央银行在加快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制度时，应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与协调，充分利用我国的金融稳定理事会成员国身份，尽快在金融系统监管等方面迈出新步伐。在下阶段，中央银行应积极参与金融监管合作，建立对话交流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增强政策协调性，加大风险防范的执行力，从而共同维护金融稳定，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和蔓延。
[参 考 文 献]
[1]巴曙松，王怡，杜靖.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危机下的银行监管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10（5）
[2]谢平，邹传伟.金融危机后有关金融监管改革的理论综述[J].金融研究，2010（2）
[3]周小川.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J].中国金融，2011（1）
[4]张宁.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反思：构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J].新财经，2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