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的缺陷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统计学的缺陷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统计学的缺陷范文第1篇
《世界教育信息》：首先请您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UIS的主要职责、组织架构、近年所开展的教育统计评估活动等。
西尔维亚・蒙托亚：UIS是联合国组织架构内主管教育、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分支机构。UIS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在国际层面收集并比较数据。我们遵循双重管理系统：既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管理章程，又遵循联合国统计委员会（Statistical Commission）的指导方针和原则，后者对全球范围内的数据收集活动进行指导。我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依据一定程序收集并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数据。在数据之前，我们会与数据来源国沟通，说明什么样的指标和数据将会被。鉴于某些数据的政治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理解某些信息的无法获得政府批准。作为联合国分支机构，我们充分接受和认同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是唯一有权决定相关事务的主体。UIS也承担某些独特职务。我们掌握全球对教育、科研、研究者投资的数据，并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商等活动，如参与教育方面SDG4最终指标的建立。除了数据收集以外，我们还帮助国家确立教育发展指导方针，加强能力建设、确定相关指标等。在技术飞速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非常愿意与各国协作努力。这也是我们这次来到青岛参加国际教育信息化会议的原因。
当前，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员流动性增强，数据的流动和发展边界不复存在，这在移动设备、云存储的发展等方面可以窥见端倪。UIS充分认识到这一现实，并将更好地应对挑战。我们将与各个国家共享建立更佳数据和指标的可能性，并愿意帮助国家制定自己的发展框架。但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各国自己的事务，而非UIS的核心职能。因此，我们希望与国家和国际社会展开充分合作，但并不会过多干涉各国内部事务。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教育产生了哪些颠覆性的影响？UIS在促进以上目标实现过程中能够提供哪些支持7
西尔维亚・蒙托亚：此次会议期间，很多发言者探讨了ICT发展的不同方面，他们的职业背景各不相同：有的来自产业界；有的来自政府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的同事正在致力于为各国制定共同框架的开放平台提供政策建议。在此方面，我认为指导方针是清晰的：框架首先阐明了可获性的问题，即儿童是否能够真正通过电脑学习并获得相关技能。如果儿童不能阅读、理解和识字，他们同样不可能通过电脑阅读网页。此外，框架阐明了这样的电子设备需要在学校安装，而这需要社会多方努力。首先，政府要激励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互联网服务，即学校没有设备和网线，那么ICT的发展进程就很有可能受挫。其次，政府并不是唯一供应商，市场参与者也应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在寻求利益的过程中完成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良好的宽带和软件研发系统，因此科研机构的作用也很重要。
GPS等高科技让我们能够发现过去被排斥在数据统计之外的人群，这说明从前的很多数据都是低质量的。因此，科技是帮助人们精准发现数据对象、提高数据质量的重要工具，并将直接促进教学的改进。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需要学习相关技术，准确识别学习者的需求。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教育技术办公室主任索思的演讲中提到了教师能力建设的相关内容，而这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纲要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需要关注教师、为教师投资，并铭记一个事实：在家长工作缠身的今天，教师往往是与孩子打交道最多的群体。ICT和SDG4在《教育2030行动框架》目标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此外，我认为教师能力建设也应成为其中一项重要指标。我们需要在不同层面上完善各项指标，包括市场指标、区域指标、国家指标等。我认为，容纳更多维度的指标应被提上议程，以帮助各国从更综合的角度制定ICT计划。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个挑战。中国在《教育2030行动框架》中将代表其所在的地区，我相信中国有能力将建设更多指标的需要提上议程。此刻是推动《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对该教育议程的重视对全世界来说都有重要意义，我们欢迎中国向世界各国分享愿景、目标和相应措施。
具有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建设能力的国家都希望推动自身教育发展进程。UIS密切关注各国的建设能力和需求的公布，但这一过程应当是各国自主决定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尤其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建设进程中的平等性。《教育2030行动框架》还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一个事实：尽管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社会不稳定，甚至政治危机的状况，但他们在推动教育发展方面做得很好。该教育议程还可以让各个国家对邻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建设状况有更清晰的了解，从而对自身行动和关键目标有更清晰的认识。毕竟，教育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
二、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机遇多于挑战
《世界教育信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教育统计或教育评估带来了哪些机遇及挑战7
西尔维亚・蒙托亚：我认为，机遇肯定是多于挑战的。信息技术确实曾被误用，但即便如此，它确实带来了促进全球沟通的机会，这在过去不可想象。如今，借助移动设备，人们可以在全球层面进行沟通、分享和交流。然而，相当数量的人口没有享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成果，这造成了不平等。信息技术也带来了很多其他问题，如在数据方面，很多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收集和数据，这可能会对信息透明度和信息隐私带来影响。同时，某些信息收集过程可能会造成对个人、家庭、学校等主体隐私的侵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同层级的机构应协同行动，包括区域层面、国家层面、超国家层面等。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已经开始着手应对这一问题。对于以上挑战，我认为是可以通过管理和协作解决的。信息技术能够帮助教师追踪学生的表现，并与同事在全球层面分享信息。在很多情况下，信息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是一种重要手段，有时甚至是唯一手段。例如，在帮助患有亚斯伯格综合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人群以及残障儿童方面，我们能借助的手段往往就是信息技术。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广泛使用信息技术的同时，采取积极的、创造性的方式使用我们的大脑。
三、国际评估项目应审慎和使用数据
《世界教育信息》：近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PISA。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西尔维亚・蒙托亚：总体来看，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是国家更好地认识教师的作用、更好地了解不同评估和合作手段的机会。PISA和很多其他国际评估项目一样，展示了对看似显而易见的问题进行认真评估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很少有机会思考“什么是概念框架”“如何将问题归位”“如何撰写报告”，以及“如何将学生表现与其他指标相联系”等问题。在这一方面，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为教师提供了获取和使用高质量数据的机会。如果想要获取高质量的数据，就要在数据获取过程中严格规范操作，包括建立评估模型、收集数据、处理数据、数据等方面。国际层面的数据可以让国家更有效地决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只是国际评估项目很多作用中的一方面。我们理解各国政府的难处，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实状况和语言情况，单纯的比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困难而不切实际的。尽管如此，国际评估项目为国家提供了参考高质量数据并了解学习结果等相关指标的可能性。国际社会对于数据处理过程有严格的程序规则，国际评估项目所获得的数据在质量和获取的规范性方面都是有保障的。同时，数据的和应用应当被认真考虑，任何篡改数据、夸大数据作用或在国家之间进行单纯比较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国际评估项目在教与学过程的信息收集、完善提高等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
四、让各教育主体合理参与国际评估
《世界教育信息》：数据收集和统计是教育评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请您举例说明应如何保证数据收集和统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以及如何根据统计数据进行决策与制定战略规划。
西尔维亚・蒙托亚：在数据准确性方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主要国际评估项目的实施过程，就会发现国际数据质量管理中心在数据准确性的控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对于信息收集过程是否合理、问题的设置是否遵循同一标准、如何处理报告中的数据缺失等问题，都要在数据收集和统计过程中被考虑与控制。UIS作为SDCA制定过程中的领导者之一，为处理相关问题，正在制定数据质量评估框架，以让相关国家在推动这一进程时有更明确的指导规范。
在数据收集过程完成后，数据过程也要考虑准确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包括考虑“如何将数据向社会公布”“不同利益方将如何使用数据”等问题。在教与学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忘记，数据信息不仅是为专家学者和决策者准备的，也应对家长、学生、校长和教师开放，他们也是这一过程中的主体。事实上，家庭和教师是参与教与学过程最广泛的两个群体，因为孩子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学校度过。但这些群体是目前接收信息量最少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希望社会相关信息。“数据素养”（data literacy）和“数据管理”（data management）是国家需要努力的两个方面。前者涉及如何让教师和家长更准确地理解数据。例如，在PISA排名中，中国排第4，阿根廷排第59，这意味着什么？对一名教师来说，如果希望改善学生的表现，甚至改善整个国家的教学资源状况，应该怎么做？这时，教师就需要首先了解问题出在哪儿，以及应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可以改善这一局面。同样，如果家长想了解这些数据的含义，以及帮助孩子改善学习，数据素养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数据管理方面，ICT技能教育是必要的。我们需要讨论如何根据收集到的信息采取行动，需要思考如何进行教学改革，需要决定在什么周期内追踪评估结果。数据本身可以作为追踪和监控的管理工具，也可被用于能力建设。PISA在某方面的优势也可能成为弱势，因为事物都有两面性。例如，PISA并非完全基于课程设计，阿根廷在评估中排第59位并不一定意味着其教育体系方面出现了问题。PISA评估的内容包括儿童接收信息的各种渠道，无论是在学校，还是通过看电视学到的内容。因此，在PISA中排名较低是该国社会各个主体的责任，而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责任。尽管人们往往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国家，但仅用PISA来判定国家教育发展情况是不公平的。UIS认为，如果不能合理参与评估进程并被充分告知相关信息，家长和其他社会公民就很难采取合理的行动。数据在制定决策和采取行动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无论是PISA，还是其他国际或国内评估项目，其数据都应能被社会所用，应被传达到能真正改变现实的人手中。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很多决策者对区域实际情况不甚了解。我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推动《教育2030行动框架》的理念，就如同在此次会议中我们所做的。然而，要想真正影响到能够改变现实的人，这还远远不够。在社会的协同努力过程中，政府起着关键性作用，需要明确愿景、制定行动计划，并在全社会寻找合作伙伴，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另外，政府应在向全社会告知和明确问题时扮演关键性作用。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提出了愿景明确、框架清晰的ICT计划，这反映了政府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心和努力。
统计学的缺陷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中风复元方 缺血性脑卒中 气虚血瘀证 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 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
中风复元方是我科多年经验总结治疗缺血性中风的有效方剂，临床实验证实其治疗缺血性脑卒中证属气虚血瘀型疗效显著。但其治疗机制并不明确，本实验通过检测中风复元方治疗前后对缺血性脑卒中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tPA)和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PAI)的变化，从而探讨其抗栓、溶栓的作用机制。
1
临床资料
全部病例自2004年9月～2007年6月在上海市闸北区中心医院中医科病房收集，其中符合要求者共90例，随机分为3组，每组30例。3组病人治疗前在性别分布、年龄分布、病程分布、病情分布、中风病计分、神经系统局灶缺损体征积分、中风证候积分诸方面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具有可比性。
2
试验方法
2. 1
诊断标准
2. 1. 1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1995年全国第4届脑血管病会议《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常于安静状态下发病；大多数无明显头痛与呕吐；发病可较缓慢，多逐渐进展，或呈阶段性进行，多与脑动脉粥样硬化有关；一般发病1～2 d内意识清楚或仅有轻度障碍；有颈内动脉系统和／或椎基底动脉系统症状和体征；CT或MRI检查发现脑梗死部位。
2. 1. 2
中医诊断标准
采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科研协作组起草制订的《中风诊断疗效评定标准》(试行)，主症：偏瘫，神识昏蒙，言语謇涩或不语，偏身感觉异常，舌歪斜；次症：头痛眩晕，瞳神变化，饮水反呛，目偏不瞬，共济失调；急性起病：病发多有诱因，常有先兆症状;发病年龄多在40岁以上。
具有主症2个以上，或主症1个次症2个结合起病、诱因、先兆症状、年龄即可确诊;不具备上述条件，结合影像检查结果亦可确诊。
2. 1. 3中医辨证标准
气虚血瘀证:半身不遂、口舌歪斜、言语謇涩或不语，感觉减退或消失，面色白光白，气短乏力，口流涎，汗自出，心悸，便溏，手足肿胀，舌质暗淡或有瘀斑，舌苔白腻或有齿痕，脉沉细缓或细弦。
2. 2
纳入标准
符合中医中风病诊断，中风辨证为中经络气虚血瘀证，西医诊断为动脉粥样硬化性血栓性脑梗死;病程在3个月内者；年龄＞40岁，男女均可；病人或家属知情同意接受本临床试验者。凡符合以上情况的住院病人均可纳入临床试验病例。
2. 3
排除标准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腔隙性脑梗死；近期内曾经应用溶栓药物治疗者；经检查证实为脑肿瘤、脑外伤、脑寄生虫病、代谢障碍、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以及其它心脏病合并房颤引起脑栓塞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对本药过敏者；合并心、肾、肝、造血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精神病患者；凡不符合纳入标准、未按规定用药，无法判断疗效或资科不全等影响疗效和判断者；未签署知情同意者。
2. 4
分组、药物来源及给药方法
按以上标准选择90例患者，按随机方法分为基础治疗组、中风复元方组和血塞通组3组，各30例。3组均给予基础治疗:复方丹参注射液16 mL加入葡萄糖水或盐水内静脉点滴，1次/d，用2周。脑复康液250 mL静脉点滴，1次/d，用2周。高压氧治疗，1次/d。功能锻炼，1次/d。器械训练，1次/d。如言语不利，给予语言训练，1次/d。中风复元方组，除基础用药及治疗外再给予中风复元方，中风复元方汤剂由闸北区中心医院中药房统一制剂，1剂/d，每次150 mL，早晚服。疗程均为1个月。血塞通组除基础用药及治疗外给予血塞通片，每次1片，3次/d。
2. 5
观察项目
治疗前后分别检测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tPA)和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PAI)。
2. 6
统计分析
采用SPSS11. 5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描述，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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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中风复元方组治疗后tPA含量显著提高，优于血塞通组和基础治疗组，而PAI含量降低，和血塞通及基础治疗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而血塞通组和基础治疗组治疗前后tPA、PAI含量比较无明显统计学意义，结果见表1、表2。
表1
3组患者治疗前后tPA比较（略）
注：3组治疗后比较F=6. 55，与中风复元方组比较#P
表2
3组患者治疗前后PAI比较（略）
注：3组治疗后比较F=4. 51，与中风复元方组比较#P
4
讨论
在脑卒中的证候分类中，气虚血瘀证为主导地位，占脑卒中的73%以上［1］。马海盛［2］发现缺血性脑卒中以气虚血瘀型居多，且微循环改变较重，表明该型患者存在明显的微循环障碍。由此可见气虚血瘀是缺血性脑卒中的基本病机。现代医学认为脑血栓的主因是血液浓、凝、聚的倾向，血液动力学的异常，微循环发生障碍，缺血性脑卒中与瘀血关系很大。
中风复元方为我科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有效方剂，其主要组成有黄芪、水蛭、地龙等，具有益气、活血、通络的功效。药用黄芪取其大补脾胃之元气，气旺促血行，祛瘀不伤正，行血统血，强四肢，壮筋骨。实验研究证实，黄芪具有改善红细胞变形能力和降低红细胞聚集性［3］，黄芪配伍活血药物可以起到调补气血，活血化瘀通脉的功效，降低患者血液流变指标，增加动脉血流量，改善微循环，提高免疫力，瘀血祛除，新血所生，气有所补，则气行则血行，脏腑功能恢复，机体功能康复迅速。水蛭破瘀血而不伤新血，药性平和，归肝经，活血化瘀。张锡纯谓：“凡破血之药，多伤气分，惟水蛭味咸专入血分，于气分丝毫无损”。现代药理研究，水蛭主要含有水蛭素、肝素、抗血栓素等。水蛭素能阻止血液凝固，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实验证明：水蛭有促进脑水肿吸收，减轻周围脑组织炎症反应及水肿，降低颅内压，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保护脑组织免受损伤，促进神经功能恢复等作用。地龙具有镇肝通络的功效，对中风偏瘫有良效［4］。《本草纲目》中记载：地龙可治“小儿热病、癫痫、疗耳聋、治中风、痫疾、喉痹”等［5］。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地龙具有明显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降低血黏度，抗自由基作用以及改善微循环，增加脑血管搏动性血容量，保护内皮细胞，对缺血、缺氧引起的脑水肿有较好的防治作用。诸药合用使气旺血行，络脉畅通，从而改善微循环障碍及血液的“浓、黏、聚、凝”状态。
血浆tPA、PAI是纤溶系统的重要调节因子，在纤溶平衡中起重要作用，二者主要来自血管内皮细胞，tPA 能激活血栓中纤溶酶原使血栓溶解，PAI则与tPA结合使其失去活性，缺血性脑卒中，尤其是发病早期血浆tPA活性明显下降，PAI活性明显升高［6］，马建锋［7］研究发现缺血性脑卒中的复发与多种危险因素有关，其中血纤维蛋白原水平的增加和纤溶功能的降低在复发中起着重要作用；降低血纤维蛋白原的水平和纠正降低的血纤溶功能在预防缺血性脑卒中的复发方面有重要意义。实验结果提示应用中风复元方后患者PAI含量明显降低，而tPA活性显著升高，这表明中风复元方对改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纤溶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其作用机制之一是通过调节患者的纤溶水平达到改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病情。
参考文献
［1］陶根鱼，杜晚泉.益气活血法在缺血性中风病中的地位［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98，21(3):1.
［2］马海盛.缺血性中风微循环改变与中医证型关系临床观察［J］.山西中医.2003，19(3):4546.
［3］陈春富.黄芪注射液改善脑梗死病人红细胞流变性剂量效应的观察［J］.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2001，20(6):415.
［4］肖 晋.蚯蚓(地龙)的临床应用和展望［J］.浙江中医杂志，1984.19(4):88.
［5］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M］.4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2553.
统计学的缺陷范文第3篇
1．1分类资料统计中的常见错误
对于分类资料的比较，首先需要明确的两个问题是：（1）目标变量的分类描述之间是否具有等级关系；（2）统计目的是为了明确构成比（率）的差异、目标变量的强度差异、目标变量与分类变量之间的变化趋势、还是目标变量在组间的一致性问题。对于无等级关系的分类资料构成比（率）的比较，一般采用独立样本卡方检验分析构成比（率）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配对卡方检验回答两种分类方法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总体样本量小于40或有理论频数小于1的方格时，应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构成比（率）的差异［1］。对于目标变量为有序等级资料的研究，一般应采用Ridit分析比较多组数据之间目标变量的等级的强弱［2］；对于双向有序等级资料的分析，则通常采用趋势性检验分析分组因素与目标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同的变化趋势。国内的部分检验专业论文，忽视试验设计的特点，忽视目标变量与分类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等级关系，忽视专业需求，将卡方检验视为万能检验对分类资料进行分析处理，造成了统计学结论和专业结论的脱节，极大地削弱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1．2未给出可信区间
任何统计学结论必然最终要回归专业结论。在某些情况下，有统计学意义不一定有专业意义，反之亦然。统计学处理结果的P值，只能反映这一结论犯Ⅰ类误差的概率，并不能体现实验因素引起效应量的变化幅度。因此，如果仅仅在研究论文中报道P值，可能会误导读者，夸大研究的价值。比如，某研究发现了冠心病患者（n＝118）血浆载脂蛋白M的浓度为（1．3757±0．1493）ODu／mm2，而健康对照人群（n＝255）只有（1．3502±0．1288）ODu／mm2，二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4］。但众所周知，载脂蛋白M的检测误差和生物学变异都远大于0．02ODu／mm2，如此微小的差异虽然有统计学差异，但是并无多大临床价值。如果能列出两组患者载脂蛋白M差异的95％CI，则读者便可以一目了然地判断研究实验因素效应的大小，并根据专业判断该研究是否具有临床价值。
2诊断性试验常见的设计缺陷和统计学错误
对目标疾病进行快速且准确的诊断，是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前提。因为具有客观、微创的优势，实验室检查在疾病的诊疗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开展诊断性试验，评价实验室检查手段对目标疾病的诊断能力，是实验室医学家的重要使命之一。国内检验专业杂志上刊登的论文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诊断性试验论文，这些论文都或多或少存在设计缺陷和统计学错误。笔者仅列出以下几点常见设计和统计学错误。
2．1以健康个体作为对照组
国内开展的部分诊断性试验研究，以健康个体作为对照人群，这其实是一种很不科学的行为。健康个体和疾病患者在症状和体征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通常无需借助实验室标志物就能进行鉴别诊断。因此采用健康个体作为对照并不足以体现实验室标志物的鉴别诊断效率［5］。正确的对照组应该是在症状和体征上与疾病组高度相似，在临床工作中极易于目标疾病混淆的一类人群。比如，欲评价甲胎蛋白对肝癌的诊断能力，对照组就应该设立为肝硬化、肝囊肿、肝炎等一类与肝癌难以鉴别诊断的疾病。此外，诊断性试验研究要求研究对象具有较好的临床代表性［5］。因此，最好采用连续招募的方式确定研究对象，以确保诊断性试验的疾病组与对照组的病例分布情况与临床工作一致。而国内的很多诊断性试验研究，未就研究的数据采集方式（前瞻还是回顾）、病例招募方式、纳入和排除标准等进行详细的说明，使得读者无法判断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的临床适用范围。
2．2采用参考范围上线作为实验室标志物的诊断界值
对于定量分析的实验室标志物，其诊断阈值的确定应该是充分考虑该标志物在疾病人群以及与疾病人群相似的人群中的分布状况，充分权衡漏诊和误诊所带来危害。国内开展的部分诊断性试验，忽视上述原则，错误地以参考范围上限作为诊断界值。众所周知，参考范围上限只是反映实验室标志物在健康个体中的分布状况，并未充分考虑其在疾病患者以及疑似疾病患者中的分布状况，因此不宜作为诊断界值［6］。对于定性的诊断标志物，可以直接绘制四格表而计算出诊断敏感性、特异性、阴／阳性似然比、阴／阳性预测值等指标。对于连续变量，通常需要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法确定其总体诊断效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将不同诊断界点所对应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汇总与同一条曲线上，通过曲线下面积反映目标试验的总体诊断性能［7］。研究人员可以根据专业需要从曲线上选择不同的界点作为推荐的诊断界点。
3病例对照研究中的常见设计缺陷和统计学错误
开展病例对照研究，旨在分析某种特征与疾病发生的关系，探索疾病发生与发展的原因，为开展队列研究和开发新的治疗手段提供思路［8］。国内检验专业杂志刊登的论文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病例对照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不同程度地存在设计缺陷和统计学错误，主要表现在：
3．1未采用多参数的分析方法同时分析患者特征与疾病的关联
病例对照研究从本质上讲属于观察性研究，疾病组与健康对照组的差异可能会同时与多种患者特征有关。因此，如果需要确定待研究的指标与疾病的关联，则需要充分考虑潜在的“混杂因素”的干扰。对于“混杂因素”的排除，一是可以设定严格限制纳入／排除标准或者采用配对的方式进行研究，但这种方法往往增大了研究难度，因此并不常用。目前多采用第二种方法，即将“混杂因素”因素作为一个协变量进行分析，以明确在校正了“混杂因素”的前提下，待研究的患者特征与疾病之间是否还存在关联。因此，在开展病例对照研究时，应尽可能地详细列举疾病潜在的关联因素，以便在进行在统计学分析时能确定各种因素与疾病的关联关系的强弱。国内检验专业杂志上刊登的部分病例对照研究，对受试对象特征的描述十分简单，有的甚至仅仅提供了性别和年龄等最基本的特征，不仅让读者无从判断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同时也因为未能排除“混杂因素”的干扰，造成研究结论不可靠。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将所有潜在的“混杂因素”作为因变量，采用多参数的数学模型（比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在多因素校正的情况下，各个关联因素与疾病的独立关联关系［9］。
3．2结果的解释与结论脱节
病例对照研究又称“横断面”研究，因为其研究的两个因素：患者“特征”（比如胆固醇增高）与“结局”（发生冠心病）是同时发生的，因此在时序上无法明确因果关系问题。特征的改变与结局的发生之间可能存在三种关联关系：（1）某种特征的改变引发了结局（疾病）；（2）结局（疾病）引起了某种特征的改变；（3）是第3个（组）因素同时引起了结局的发生与某种特征的改变，即疾病的发生与特征的改变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国内的部分病例对照研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忽视研究的“时序性”问题，将“特征的改变”与“疾病”之间的关联解释为某种特征的改变是引起疾病的原因之一，实为不科学和严谨的表现。
4队列研究中常见的设计缺陷和统计学错误
与病例对照研究不同，队列研究（又称前瞻性研究）是先确定研究人群（队列），然后对研究人群进行随访，记录结局，即研究的观察终点（通常为疾病的发生或者患者死亡）。然后分析患者进入队列时候的特征（即基线特征）与观察终点的关系［8］。队列研究可以在时序上明确“特征的改变”与“结局”的关系，因此较病例对照研究具有更高的论证强度。有部分国内检验专业杂志上刊登的论文属于队列研究（多以疾病预后研究为主）。但是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设计缺陷，主要表现在：
4．1队列的基线特征、随访方式以及失访人群的介绍不清晰
队列研究的重点在于随访，随访时间的长短、随访频率的高低以及失访率的大小直接决定了研究的质量。因此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有必要浓墨重彩地介绍随访的方式、频率、失访率以及随访时间的长短，以便读者以及循证医学研究者对研究的质量进行评价。高质量的队列研究具在系统综述（systemre－view）中占有更高的权重，是重要的循证医学证据，因此也更容易在疾病指南的制定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国内检验专业同行开展的部分队列研究，在材料与方法中并未详细交代随访的方式与频率，也未交代失访率以及释放数据的处理方式。有的研究为了降低失访率甚至从队列中删除了失访病人数据，是一种极不严谨的科研行为。
4．2没有采用多参数的数学模型分析各个基线特征与研究对象结局的关系
与病例对照研究一样，队列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混杂因素”的干扰。因此，在纳入研究对象时候，应尽可能地明确患者的“基线特征”，以便再进行统计学分析时能够考虑更多的变量。对于队列研究数据的分析，需要考虑到时间对结局的影响，因此一般以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反映基线特征与受试对象结局的关系，以Logrank检验分析某以特征与结局发生的关系，最后以多参数的Cox风险比例模型分析基线特征与观察终点的独立关系［10］。国内检验专业杂志上刊登的部分队列研究论文，对于队列的基线特征介绍不够详细，让读者无法判断可能存在的混杂因素。在描述观察终点的发生状况时，仅仅简单地以“一年生存率”、“一年发生率”等文字进行简单的描述，而未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来展示结果，更没有以多参数的Cox风险比例模型校正潜在的混杂因素，导致研究结果可靠性大打折扣。
5方法学对比研究中常见的设计缺陷和统计学错误
受经济、地域、观念等因素的限制，对于同一个检验项目，往往会有不同的检测方法。因此，有必要开展检验方法学之间的对比实验，评价针对同一检验项目多种检测方法的可比性，为这些检验方法的临床解释提供参考，为不同医疗单位检验结果的“共享”提供依据，最终达到节约医疗资源的目的。目前在国内检验专业杂志上刊登的论文中，有一部分内容属于检验方法学比对的研究。我们以定量资料的方法学比对为例，浅析国内检验方法学对比研究存在的设计缺陷和统计学错误，探讨正确的统计学处理方法。
5．1对两种准确性均欠佳的方法进行比对
一种新的检验方法之所以能应用于临床实践，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与真实值的差异）是基础。换而言之，这种新的检测方法应该具有“溯源性”。如果待评价的两种方法本身“无源可溯”，那么即使两种方法有良好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也不能说明两种方法具有临床应用价值。比如，有A～E五个浓度不等样本，但已知其中某种物质的真实的浓度分别为2、3、1、5、4（单位略），分别用甲乙两方法进行对该物质的浓度进行检测，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均为1、2、3、4、5（单位略），虽然两种方法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但是这种一致性并无多大临床价值，因为两种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均准确性欠佳。
5．2以t检验进行比对
有部分检验方法学对比研究，以独立样本t检验或者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试图以“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均数之间无差异”这一统计学结论来说明两种方法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这种统计学处理方式是完全错误的。t检验回答的是两种检测方法所得出的检验结果均数之间无差异，并未回答两种检测方法的一致性问题。比如，有A～E5个浓度不等样本，分别与甲乙两法进行检测，甲法的检测结果为1、2、3、4、5（单位略），而乙法的检测结果为5、2、3、1、4。若采用t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虽然两组检测结果均数之间无差异（P＝1．00），但两种方法并无一致性可言。
5．3只评价了两种方法的相关性，而未评价一致性
有部分检验方法学对比研究，采用Pearson法对两种检验方法进行比对，试图通过相关系数来反映两种方法的可比性。这种统计学处理方式也是不严谨的，因为相关性分析回答的是“相关性”问题，而非“一致性”问题。当存在系统误差时，两种检测方法完全可以具有良好的相关性，而无一致性。比如，有A～E五个浓度不等样本，分别与甲乙两法进行检测，甲法的检测结果为1、2、3、4、5（单位略），而乙法的检测结果为1．5、2．5、3．5、4．5、5．5。若采用Pearson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两组检测具有良好的相关性（r2＝1，P＜0．01）。但是乙法的检测结果较甲法高出了0．5个单位，因此，两种方法也并无一致性可言。
5．4推荐的统计学方法
对于检验方法比对实验，应该分别从统计学上和专业解释上证实两种方法是否具有可比性。正确的统计学方法为：首先以配对t检验分析两种方法检验结果之间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和专业意义。同时，进一步采用Bland－Altman法绘制Bland－Altman图，计算两种检测方法的一致性限度，并且分析两种方法的一致性限度是否符合专业要求［11］。若两种方法的一致性限度符合行业标准（比如CLIA′88）或者一些行业共识。若两种方法的一致性限度已经符合了专业要求，则进一步采用Pearson法或者Spearman法分析两种方法的相关性，并对相关方程的截距和斜率进行假设检验，分析截距与0之间的差异，斜率与1之间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样就可以从统计学上和专业上同时回答“两种检验方法是否具有可比性”的问题。
6结语
统计学的缺陷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地统计学；生态学；尺度；时空特征；应用
中图分类号 S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13-0245-01
Application of Geostatistics in Ecology
LI Xiu-mei 1 ZHOU Shi-xue 2 LUO Sheng-jun 2 LI Chang-zhou 2 LIU Li-ping 2 *
（1 Forestry Ecology Department，Hubei Ecology Vocational College，Wuhan Hubei 430200； 2 Macheng Forestry Bureau）
Abstract Natural phenomena has spatial variability and autocorrelation characteristics.As the theory and methods in researching space distribution，goestatistics became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and gradually introduced to ecology.Based on the basic theory and method，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application of geostatistics in ecology.
Key words geostatistics；ecology；scale；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application
地统计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是以区域化变量为理论基础，以半变异函数和插值分析为主要工具的一种地质统计学方法；是通过分析空间数据探索空间过程的信息分析技术[1]。与传统生态学方法相比，地统计学变异函数中的变程（a）包含了距离和方向2种含义，即量化的空间尺度信息，比依靠经验直接确定空间取样尺度更合理；比通过尺度推绎方式间接获得目标现象的特征更精确；修正了传统景观格局研究方法中小尺度生态学现象在区域内均质性的不合理假设。
由于该理论充分考虑了样点的位置、方向和彼此间距离等空间结构信息，为实现参数的离散化与空间化提供了一种有效工具，可以定量化区域变量的空间特征，进而对未知样点进行无偏最优估值，以直接反映自然现象的随机性和结构性，广泛用于地理学、环境科学、土壤学等诸多研究领域[2-3]。揭示了经典统计方法难以发现的规律，有利于融合格局、尺度、过程关系，完善生态学理论与方法。
1 地统计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1.1 区域化变量理论
地统计学处理的对象为区域化变量，区域化变量的两大特点是随机性和结构性。基于此，地统计学引入随机函数及其概率分布模型为理论基础，对区域化变量加以研究[4]。
1.2 变异函数
变异函数是地统计学方法的基础，根据已知样本点来确定变量在空间上的变化规律，推算未知点的属性。其优点在于根据已知样本点计算某未知点的属性值时，考虑了不同距离、不同方向空间点位间的相关性，使估计值更精确。
1.3 空间插值
与传统的插值方法不同，地统计学考虑样点的方向、位置和彼此间的距离，可以研究既有一定随机性又有一定结构性的各种变量的空间分布规律[5]。克里格（Kriging）插值是一种最优、无偏的估值方法，在生态学中的应用最广泛，可以给出每一估计样点的不确定性（即产生误差的几率和大小），并利用多种附属信息填补采样不足的缺陷。这种在误差允许范围内的空间差值既节省工作量，又弥补因资料不足带来的困难[6]。
1.4 空间模拟
空间模拟方法是当今地统计领域中由已知推断未知的最活跃的一种方法。由于Kriging方法具有平滑作用，不适宜用于获取变量极值的空间分布，例如通过重金属含量的极值来寻找湖泊水体污染源；而空间模拟方法即能模拟变量的空间变化趋势又能保留变量的极值；此外，空间模拟通过多种实现（realization）系统的表现，进行各种情况下的模拟，具有较好的统计效用[1]。
2 地统计学在生态学中的应用
地统计学检验、模拟和估计空间特征的作用，对认识不同尺度生态学功能与过程具有重要意义[7]。20世纪80年代初，引起生态学者关注，广泛应用于描述生态因子的空间自相关性、绘制生态因子分布图以及设计抽样方案，分析自然因子普遍存在的空间相关程度、距离和方向等。利用其对可信程度和误差的评价，解决了定量地测度空间尺度和更精确地绘制自然因子的空间分布[8]。生态现象所涉及的任何属性，如植被类型、生物量、土壤化学元素含量、污染物浓度等，均可以作为地统计模型的变量。
地统计学方法可以用于研究离散现象的空间特征（群落、种群的格局分布），在处理具有空间连续性特征的变量（土壤性质）更占优势。20世纪80年代初，区域化变量理论和地统计方法成为量化土壤物理化参数空间变异的有效方法[9]。尤其是地统计学方法中半方差图和Kriging插值法适合于土壤特性的空间预测[8]。目前广泛用于土壤养分[10]、水分[11]等的分布、污染物扩散、土壤肥力质量评价[12]、土壤分类制图、试验设计和采样方法探讨等[13]。
地统计学在生态学的应用主要集中在生态系统尺度以下，弥补了景观生态学在处理物种、种群和群落空间信息的不足。区域化随机变量耦合了地形（海拔、坡度、坡向）、土壤、水分等环境因子，是分析种群、群落的空间异质性与环境因子关系的有力工具[14]；既是对生态系统尺度空间异质性和格局问题的研究，也从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入手，同样是对生态系统功能过程的细化[7]。
3 结语
地统计学无论是空间异质性分析法还是空间模拟差值法，通常都是对因子的静态研究，对处理时间变化问题存在缺陷。有学者尝试建立基于地统计学原理的时间动态模型[15]。鉴于地统计学方法侧重于空间分析，而传统统计学方法注重于时序分析，二者相结合，将时间因子融入空间变异中是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6]。非线性多维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模型（GS-SVR）就是半变异函数基础上，结合SVR和新的定阶方法发展的一种新的多维时间序列最优阶数判断法[16]。
地统计学与其他格局分析方法相结合，将有助于解决现象的时空发展过程与机理问题。近期“3S”技术与地统计学相结合，通过地理数据确定样点之间的距离，通过属性数据计算出变量之间的差异，二者结合得到地统计学所需要的步长和半方差函数关系，强化了大尺度空间信息的分析[10，17]。但目前地统计学应用于景观尺度的研究较少，并且尚未形成较成熟的定量化研究方法。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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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的缺陷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新生儿；疾病筛查；基层医院
[中图分类号] 272.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2）04-0018-02
Investigation on neonatal illness screening in basic level hospital
ZHANG Lihong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Linan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Linan 3113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neonatal illness screening in basic-level hospital. Methods From January 2007 to December 2010, the number of neonatus, puerpera in 2010, medical workers in department of gynaecology and obstetrics were investigat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bout neonatal illness screening was done in medical staff, puerperal and family members in one basic-level hospital. Results During the four years, the screening rate of neonatal illnes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The awareness of neonatal screening knowledg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doctors, puerperal, and family members (P ＜0.05). Conclusion The neonatal illness screening rate in basic level hospitals were improved greatly, but the medical staff still need to enforce their vocational study, strengthen the propaganda education, improve the screening rate of neonatal illness, and to reduce the birth defects, improve the population quality.
[Key words] Neonatus; Disease screening; Basic-level hospital
新生儿疾病筛查是指对新生儿通过先进的实验室检测发现某些危害严重的先天性遗传代谢性疾病，从而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避免新生儿因脑、肝、肾等损害导致智力、体力发育甚至导致死亡。出生缺陷已成为当今社会越来越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目前主要筛查新生儿甲状腺功能低下症（CH）和苯丙酮尿症（PKU）。新生儿疾病筛查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措施之一[1]。笔者调查某基层医院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的现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某院2007年1月～2010年12月出生的新生活产儿及2010年在院产妇、现场在岗妇产科医护人员为研究对象。4年间共调查新生儿1259例，其中男婴663例，女婴596例；早产儿25例；平均体重（3.4±0.5）kg。调查产妇512例，年龄20～32岁；医护人员12例，年龄18～50岁。
1.2 方法
对4年间每年新生儿筛查人数、未筛查人数进行统计学分析，并对在院产妇及家属、医院在岗医护人员发放调查问卷并当场收回。问卷内容包括年龄、职业、新生儿疾病筛查的概念及意义、疾病筛查种类、筛查方法、筛查阳性结果的随访等。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某基层医院新生儿疾病筛查情况
2007年1月～2010年12月4年间某基层医院新生儿疾病筛查率逐年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总筛查率为71.7%。见表1。
2.2 2010年医护人员与产妇及家属对新生儿疾病筛查的认知状况
2010年某基层医院医护人员与产妇及家属对新生儿疾病筛查的认知状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2.3 医患双方关于筛查必要性的认知状况
医患双方关于筛查必要性的认知状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9.52，P ＜ 0.05）。见表3。
3 讨论
新生儿疾病筛查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措施之一。根据我国《母婴保健法》要求，医疗保健机构应逐步开展并至少开展“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CH）”和“苯丙酮尿症（PKU）”两项筛查。疾病早期发现，大多数患儿治疗后均可获得较高智商或达到正常水平，疾病的疗效和预后如何，完全取决于确诊和治疗的早晚[2，3]。因此新生儿疾病筛查对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2007年1月～2010年12月4年间某基层医院新生儿疾病筛查率逐年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总筛查率为71.7%；医护人员与产妇及家属对新生儿疾病筛查的认知状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医患双方关于筛查必要性的认知状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9.52，P ＜ 0.05）。结果说明新生儿疾病筛查率有提高，但仍有不足，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具体如下：（1）要明确认识，接受筛查是每个新生儿应享有的权利，医护人员要提高自身对新生儿疾病筛查知识的掌握。本研究结果显示，部分医护人员对新生儿疾病筛查认识不够，甚至否认其必要性，因此要加强业务学习[4，5]。（2）要积极开展筛查知识宣教，努力提高筛查率。向新生儿父母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宣教工作，比如将新生儿疾病筛查知识内容制成宣传画，张贴在医院醒目处或病房内，或者做成宣传册发给产妇和家属，使产妇和家属知道什么是新生儿疾病筛查、筛查什么疾病、筛查的意义和必要性、如何筛查等，使家长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新生儿疾病筛查，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患儿只有得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才有可能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健康成长[6]。（3）对于提前出院的产妇，医务人员要在婴儿病历上与产妇或家属约好日期7 d内至少不超过20 d，务必来医院采血，并注意电话联系督促其来医院做筛查，努力提高筛查率，对每一个新生儿负责。否则，漏掉一个阳性结果患儿，耽误其治疗时机，将给孩子、家庭、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综上所述，新生儿先天性疾病筛查是提高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一项社会群体性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和规范化的管理。基层医护人员不仅要加强自身业务学习，还要对新生儿家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努力对每一位新生儿负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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