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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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背景范文第1篇

关键词：份额转移分析；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增长量

中图分类号：F1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029-03

区域产业结构演化与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侧面。在实际区域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忽视这两个侧面客观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即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不同速度的经济增长又对产业结构有不同的要求，并且必将导致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动。文章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产业结构角度考察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西北各省区尽快形成体现区位特点和专业化分工优势的区域产业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不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五省区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概况

索洛、斯旺、米德等人发展的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竞争均衡的假设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作用，区域之间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的转移活动和要素收益必将出现均等化趋势，各地区只能以相同的增长率为权数分享总体的经济增长。但在实际经济中，各地区与各部门存在生产要素禀赋不平衡和要素自由流动的诸多限制，导致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出非均衡性，区域各产业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结构主义理论则认为，区域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有高度的关联性，而且产业结构效应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劳动和资本等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和地区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和地区转移，体现区域特色的产业结构逐步形成，区域的产业分工和比较优势也将逐步显现，整个区域经济必将呈现出加速增长态势。

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我国西北五省（区）的经济增长明显加快。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至2005年，宁夏、陕西、青海和新疆等四省区的GDP年均增长速度都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达到15.62％、15.53％、13.98％和13.82％，仅甘肃省落后全国水平1.34个百分点。从各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来看，在第一产业中，除新疆外，其余四省区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第三产业中，只有宁夏的年均增速略高出全国水平；但在第二产业中，除甘肃省外，其余四省区均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五省区根据自身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资源与区位条件，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变化。以2005年GDP结构为例西北五省区的产业结构类型与全国类似。均为“二三一”型。但以2005年和2000年的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对比来看，第一产业中，除新疆和甘肃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陕西和宁夏的比重迅速降低到全国水平以下；第二产业中，除陕西和青海的比重迅速高出全国水平外，其余各省区均仍低于全国水平；五省区的第三产业比重在2000年全面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发展到2005年除宁夏和甘肃的比重仍然略高于全国水平外，其余省区则低于全国平均比重。总体上讲，西部大开发正式实施七年多来，西北各省区的产业结构迅速变动，体现出第一产业比重较快下降、第二产业比重迅速上升、第三产业比重除甘肃和宁夏外均出现明显下滑、区域产业结构水平逐步优化的趋势特征。

2.对比分析方法、指标与判断标准

2.1 份额转移分析方法

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不仅可以考察因资源投入而引起区域经济增长的数量变动，而且可以为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优化开拓思路。份额转移分析方法是分析产业区位与产业结构变动的有效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被研究地区的经济增长与标准地区的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比较，一个区域总的经济增长的差异就可以分解成分享增长和转移增长两个部分，并从中加以解释。其中分享增长是研究区域在某一时期以背景区域平均增长速度增长所获得的增长量，是测定各地区经济增长偏差的基准参数。转移增长是因各部门间、各地区间资源转移而获得的增长量，又可以将其分为结构性转移增长和区位性转移增长两个部分，前者是由于某区域产业结构偏离背景区域产业结构而引起的增长，后者是由于生产要素的区位差异而引起的区域转移增长，具体表现为区域某产业部门的实际增长量与以背景区域对应部门的平均增长所获得的增长量的差额，是我们分析判断该生产要素有无区位竞争优势的重要指标。

2.2 分析指标

基于上述分析方法，我们可以从相对数和绝对数两个方面来对比分析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①，主要的应用表达式包括：

2.3 判断标准

上式中：如果区域某产业从基期0到报告期t以背景区域总增长率增长而得到的增长量低于实际增长水平，则Nj>0，反之，则Nj0，反之，则Pj0，反之, D

3.计算与对比结果

我们以西部大开发正式实施的2000年为基期，2005年为报告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和2006年）的五省区GDP数据资料并按可比价格转换，把西北各省区的经济增长与全国（背景区域）平均增长水平联系起来比较，分析影响各省区经济增长的差异因素，计算结果如下表1和表2。

由表1可以看出，五地的分享增长量都较大，特别是陕西、新疆和甘肃的分享增长量均超过了990亿元，说明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均以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获得了较大增长。五省区的总转移增长量均远远小于其分享增长量，由大到小的顺序为陕西、宁夏、青海、甘肃和新疆。因为总转移增长是由资源转移活动所致，这说明陕西与宁夏在六年内存在较多的资源转移，经济流动也最为活跃。青海、甘肃和新疆的总转移增长量较小、甚至为负数值，但是青海和新疆的实际经济增长仍然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结构增长量来看，除了新疆的增长量为负数外，其余各省区均为较小的正数值，这说明西北五省区因结构变化带动的总的经济增长速度均十分有限。五地的第一、二产业结构增长量均为负数值，说明在农业和工业中仅存在很少的高速增长部门。但是五地的第三产业的结构增长量都为正值，说明这些地区的服务业中存在较多高速增长的部门。再从区位增长量来看，新疆和青海的第一产业增长量是正数，而宁夏、甘肃和陕西的增长量均为负数，表明前两地在发展农业方面具有一定区位竞争优势，后三地则呈现区位竞争劣势。五省区的第二产业增长量均大于零，说明西北各省域在发展第二产业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区位竞争优势，特别是陕西省的区位优势最为突出，而甘肃省的区位竞争力相对最弱。除宁夏外，其余四省区的第三产业区位增长量均是负数，这和我们通常的认识正好相反。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五省区的第一产业结构变化效应逐步减弱，产业的区位竞争力趋于下降。各省区的第二产业结构效益较差，青海、宁夏和新疆的区位竞争力明显下降。五省区的第三产业结构效益较好，但区位竞争力没有形成起来。

我们从各种因素的贡献率（见表2）来看，甘肃、陕西、青海、宁夏和新疆的分享增长贡献率都达到82％以上，这说明五省区在较大程度上分享着在西部大开发政策下因全国经济增长而带来的好处。尤其是新疆和甘肃的分享增长贡献率均超过了108％，表明该省区的经济增长几乎是由全国经济增长推动的。在结构增长贡献率中，五省区的贡献率均比较小，说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弱。五省区的第一、二产业结构增长贡献率都为负值，表明农业和工业的结构性增长在五地的经济增长中均做出了负的贡献，整体上缺乏带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专业化部门。五地区的第三产业结构增长贡献率均大于零，这表明五地的服务业增长相比其他产业都较快。在区位增长贡献率中，陕西和宁夏的贡献率均大于零，而新疆和甘肃的区位增长贡献率分别为-10.99％和-8.65％，表明五地区的总体区位优势对各省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不突出，甚至是负的贡献。其中新疆在第一产业中的区位增长贡献率最大，陕西、青海和宁夏在第二产业中的区位增长贡献率均在15％以上，只有宁夏在第三产业的区位贡献率大于零，但仅有1.7％。特别指出的是，在西北五省区中，甘肃省发展第一、二、三产业的区位优势均居于后列。从总的转移增长贡献率来看，宁夏和陕西的贡献率均在14％以上，甘肃省的贡献率仅为-8.38％。

4.分析结论

根据上述经济增长份额的构成状况，我国西北五省区的经济增长可划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分享”型，如甘肃和新疆。二省区虽然地处欧亚大陆桥横贯地带，但经济发展仍然受到种种限制，其三次产业的区位竞争力较弱，产业结构也以较慢速度演变，区域经济增长仅依赖全国经济增长的推动，经济增长速度居于西北地区最后两位。第二种类型是“分享＋区位＋结构”型，如陕西、宁夏和青海。三省区经济增长均依赖突出的全国经济增长拉动、较大的发展第二产业的区位竞争优势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效应，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较快，其经济年均增速位列西北地区前三名。

总体来讲,我国西北五省区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加之区位竞争优势在多数省区逐步形成，各地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但是，由于五省区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因素的贡献（率）较小，这就不同程度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把国家的支持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应是今后一段时期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重点之一，也是加快西北五省区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注 释：

①吴殿廷.区域分析与规划高级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8－102.

参考文献:

［1］胡鞍钢.西部开发战略［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

［2］周起业,刘再兴等.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3］刘伟,李绍荣.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J］.中国工业经济,2002,(5).

［4］郭文理.偏离份额分析法在分离经济增长因素中的应用［J］.预测,2001,(2).

［5］杨凤林，高山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J］.经济学家,1997，(1).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6)［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2006.

［作者简介］樊胜利(1968-)，男，甘肃白银人，硕士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统计分析。

经济增长的背景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北京市 对外贸易 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

一、问题简述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增长迅速，这主要反映在进出口总量上。在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产业甚至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北京作为首都，虽然位于内陆地区，但是更多的贸易优惠政策和其城市强大的基础设施也吸引着众多国内外大企业的投资。因此，本文主要用统计计量的方法，研究北京对外贸易对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程度以及两者的关系，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北京市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直观分析

图2-1 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量、进口量、出口量的相关关系折线图

从该图可以看出，北京市对外贸易进口量与出口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但从2001年开始进口量相对于出口量，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且在总量上比出口量多。北京市进出口总量发展趋势总体上与进出口总量相同，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三、北京市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建立

（一）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1983-201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根据以上的理论背景分析，选取北京地区生产总值（GRP）作为被解释变量，北京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NI）、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S）、北京市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IMEX）作为解释变量。

为了使数据更加平稳，在构建回归模型方程之前，对被解释变量GRP，解释变量NI、CS、IMEX分别取对数，然后构建回归模型方程。

（二）模型的构建

（三）平稳性检验

由于本文选取的变量为时间序列数据，而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多元回归之前，必须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来消除可能出现的“伪回归”现象。检验时间序列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即ADF检验。因此，我们首先对所选取变量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3-2 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附注：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形式中，为常数项，为趋势项，为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选择标准是以和值最小为准则。

由于以上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故他们存在协整关系。

（四）多元回归结果

在所有变量取双对数模型之后，通过ADF平稳性检验，接下来用EVIEWS软件对数据做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4-1 多元回归结果表

然后对该样本回归方程进行统计意义检验。其中，拟合优度为0.997621，说明总离差平方和的99.7621%被样本回归直线所解释，因此样本回归线对样本点的拟合优度很高。再看Prob项为0.0000、0.0000、0.0002、0.0000均远小于0.05，所以这些参数的估计值均通过t检验，说明解释变量LNI、LNCS、LNEXIM对被解释变量LNGRP有显著性影响。

最后，检验随机扰动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由D.W.统计量为0.538861，接近1，可知模型可能存在正的一阶序列相关，在下文中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检验和修正。

（五）多重共线性的检验和修正

1.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表3-5-1 相关系数矩阵

由上表可以看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较强，证明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在这里需要建立每个解释变量对其余解释变量的辅助回归模型如下：

2. 多重共线性的修正

采取逐步回归的方法，去检验和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分别做lnGRP对lnNI、lnCS、lnIMEX的一元回归，结果如表3-5-4所示。

表3-5-4一元回归结果

此时DW值为0.171235，接近于0，所以可能会出现序列相关，因此下文继续进行序列相关的检验以及修正。

（六）序列相关性的检验和修正

1.序列相关性的检验

表3-6-1 LM检验

根据表格，我们发现RESID（-1）的prob分别为0.0000，在5%显著性水平下，prob值小于0.05；RESID（-2）的prob为0.4973，在5%显著性水平下，prob值均大于0.05，所以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

2.序列相关性的修正

接下来我们要用广义差分法来消除序列相关，得到消除序列相关后的回归函数为：

（七）异方差的检验和修正表3-7-1 修正后异方差检验

检验结果的卡方统计量prob值为0.8870（如下图所示），落在接受域中，所以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所以最后的样本回归函数为：

四、实证研究结论及分析评价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认为，要加大对国内外企业贸易投资企业投资的支持政策，根据本文检验，发现北京市投资量与消费量和进出口贸易总量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因此在多重共线的修正中剔除了@个变量。所以，加大对国内外企业贸易投资企业投资的支持政策，有效利用关税和出口补贴的贸易政策，支持国内外企业的贸易投资，加快进出口贸易增长。

参考文献：

[1] 许启发，蒋翠侠.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J].预测，2002，（2）

经济增长的背景范文第3篇

我国宏观调控中始终面临某种两难选择：是为了保持较快的增速而牺牲结构调整的目标，还是为了未来增长的协调与可持续而容忍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速。这种选择的前提是政府有条件使经济增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并以此缓解粗放型增长方式所导致的种种风险。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潜在经济增长率下行已经不可避免，这也标志着粗放型增长方式走到了尽头。新的形势下，如何加快构建有利于转方式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尽可能使我国经济在新的增长平台上持续更长的时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一、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在经历“下台阶”

本世纪头十年，我国GDP保持年均10.5%的高速增长，2010年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进入了中上等收入经济体行列，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很多国家或地区在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时，都经历了一个从为期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转入中速增长期的转变过程。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仍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有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长。同时也必须看到，支撑过去十多年高增长的基础和约束条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全球化红利的终结

以2001年加入WTO为标志，我国出口在长达十年里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速，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1年的不到40%攀升至2007年的60%以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去杠杆化”的压力，全球经济再平衡将使外需在较长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我国贸易盈余占名义GDP的比例从2007年最高7.6%降至2011年的2.1%；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从2005—2007年平均2个百分点以上到2011年负0.4个百分点。长期依赖出口拉动增长、依赖外需消化高投资所形成产能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二）劳动力供给发生转折性变化

2011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尽管未来几年这一比重会有小幅波动，但总体劳动力供给已经“见顶”，这标志着我国劳动力供给出现了深刻变化。尽管我国农村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这些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知识与技能偏低；外出农民工的年龄结构也在逐步老化，40岁以上农民工比重由2008年的30%上升到2011年的38.3%。近几年招工难、用工荒已经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扩展，制造业劳动成本明显上升，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在快速消失。去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同比增长21.2%，且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结束，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到来。

（三）城镇化新阶段的挑战

本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3%，标志着城镇化进程进入新阶段。未来我国城镇化仍有很大增长空间，但是增长模式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由于城市规模已经很大，如果延续城镇化早期阶段主要依赖土地财政收入支撑城市发展的模式，面临着日益激化的城乡矛盾；另一方面，在51%的城镇人口中，至少还有1/3的流动人口属于“被城市化”的群体，随着这部分群体规模的扩大以及对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的提高，城市内部矛盾也日益突出。从国际经验看，在城市化达到50%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会发生明显变化，政府工作的重心将不得不从民生服务发展转向发展保障民生，城镇化速度将有所放缓。

（四）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

2010年，我国GDP约占全球的9.4%，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去年我国能源缺口约为3亿吨，其中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6.5%。能源资源的强约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常态。与此同时，我国生态环境总体仍呈恶化趋势，水、大气、土壤、重金属等污染严重。京津沪等十多个省区大气污染物排放已超过其环境承载力，因环境问题引起的呈多发之势，社会大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严苛的环境约束。

随着全球化、人口增长、城市化相继进入新阶段，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增强，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回落不可避免，其深层含义是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终点。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至今已有近20年，总的看增长方式转变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原有的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阶段还有一定的适应性。在发展阶段没有实质性变化前，原有的增长方式即使存在种种缺陷，也可以维持。如果说以前转变发展方式是可转可不转，或者说可快转或可慢转，那么，随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实际经济增速的回落，转方式不仅是保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缓解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确保短期宏观稳定的迫切要求。

二、潜在增长率下降对宏观经济政策带来的若干挑战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台阶”不仅仅是一个速度问题，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和增长动力的转换，这对我们熟悉的以高增长为基本背景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诸多挑战。

一是如何确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选择合适的参照系，是我们认识形势、制定政策的基础和前提。面对客观经济形势，从不同的参照系出发，往往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进而产生不同的宏观政策主张。本世纪头十年我国GDP平均增速是10.5%，与此对应的是投资增长23%左右，出口增长2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左右，同期CPI年均涨幅不到3%。这是我们习惯的一个参照系，一旦经济增速明显偏离这一状态，各方面往往就认为“不正常”、难以接受。然而，在潜在增长率回落的背景下，如果继续以上述参照系来衡量经济运行态势，就会存在很大的误判。根据大多数研究机构的分析，“十二五”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从10%左右回落到8%—9%的区间，“十三五”时期可能进一步回落到7%左右，实际经济增长率将围绕这一区间上下波动。今年上半年GDP增长只有7.8%，与以往多年增速相比明显偏低，但如果以潜在增长率来衡量，仍处于于正常波动区间。

二是保增长与保就业的重新考量。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是就业稳定。在劳动力供需总量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由于经济波动导致的周期性失业是宏观政策应对的重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始终强调保增长就是保就业。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就业总量矛盾逐步让位于结构性矛盾，维持就业稳定所需的经济增速在降低。从2011年一季度到今年三季度，GDP增速从9.7%回落到7.4%，但全国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①持续高于1。这既印证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也反映出劳动力市场供求更多地是结构性问题。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一些落后企业、过剩产能必然要退出市场，相应的就业岗位不可避免地要消失，由此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大量增加。随着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部分群体的人力资本与就业岗位需求的匹配和衔接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摩擦性失业日益突出。宏观经济政策在继续应对周期性失业的同时，要适当调整政策的着力点，更加重视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对平稳运行的冲击。

三是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日益突出。以往的宏观调控以需求管理为重点，在经济过热时抑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在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以往高增长所积累风险不断暴露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对未来预期悲观，单纯的逆周期需求扩张政策效果将明显减弱，并进一步扭曲经济结构，增大金融风险。特别是，经过2009—2011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制造业产能过剩日益严重，投资效率也明显下降。2009—2011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②平均为9.8，其中2011年高达10.7。这意味着在2011年，需要超过10元的投资才能带来1元实际GDP的增加，不仅远高于日韩等国在同等发展阶段的水平，而且投资效率比金融危机前几乎下降一半。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投资率将很快超过50%，进一步扭曲经济结构。因此，依靠大规模投资实现高增长的路已经走不通。

四是原有产业政策模式难以适应增长动力转换阶段的需要。现行的产业政策模式更偏重技术导向，几乎对每一个产业内技术、产品和工艺的选择以及产业组织形态都做出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习惯于抓重点产业、支柱产业，以此为龙头带动经济增长。但在新的形势下，传统的支柱产业普遍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面临技术路线以及市场潜力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难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如果按照原有的政策模式，政府可能会感到无处着手，或者对某些产业支持过度。对此，应当调整政策思路，产业政策的重点要从具体的产业中超脱出来，减少对特定产业乃至特定企业的扶持，应当把鼓励创新作为政策的核心，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促进产业多样化。

三、稳增长和调结构相结合的政策取向

针对当前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情况，在研究制定对策措施时，要充分考虑到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客观性、必然性，并以此为出发点重新审视和自觉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思路，把稳增长和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使我国经济在新的增长平台上持续更长的时间。

（一）更加重视供给管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在继续进行需求调节的同时，要注重发挥供给管理在激发内生增长动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作用，使未来的增长更加依赖于效率的提高而不是投入的增加。

一是优化投资结构。投资的重点应从以往“铁公机”等大型项目，向街道、乡镇、村落延伸，向直接关系居民生产、生活、休闲的基层延伸，重点完善农村地区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公共交通、停车厂、垃圾处理、供排水等配套设施，重点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既可以提高投资效率，也可以释放部分消费需求。

二是加快推进要素价格改革。要素价格扭曲使企业更倾向于依赖廉价要素的使用来获得利润，并倾向于将资金更多地用于投资，而不是进行技术研发。要抓住当前经济增速下行、要素需求放缓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要素价格改革，理顺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提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激励。

三是进一步放松管制。尽管各部门在6月末陆续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的实施意见，但距离真正可操作的规定还有不少距离，民间投资对于进入这些领域还存在不少顾虑，要进一步加大落实力度，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给民间资本真正的平等地位。

（二）把稳就业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是通过加快发展服务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特别是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商业、饮食、家政、修理、搬运、托幼、养老等服务业，采取更大力度的税收减免政策，扩大优惠项目和免税范围。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二是加大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对在岗员工进行培训，对培训费用给予税前抵扣。推广部分地区发放“农民工培训券”经验，尽可能减少政府直接补贴培训机构的做法，而是将培训券直接发给农民工，并让农民工自行选择培训机构。

三是完善失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逐步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失业保险制度，为农民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建立失业保险政策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对处理机制。当出现区域性重大事件，造成就业压力增大、失业人员明显增加时，临时延长失业保险待遇期限，提高待遇标准。

四是强化职业教育的地位。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减免学费，扩大中等教育的招生规模；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领域，鼓励校企合作培训，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

（三）完善以鼓励创新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体系

一是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所得税方面，可采取税收减免、优惠税率、延期纳税、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等办法。流转税方面，对中小企业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业务所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二是注重培育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需求。完善政府采购政策，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制定鼓励使用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的优惠政策，对提供节能服务，生产、销售高效节能新产品实行优惠税率，引导企业加快以节能减排为中心的技术改造。

三是加强对传统产业创新的支持。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传统制造业仍是我国实体经济最主要的部门，也应当是自主创新的重中之重。加大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节能减排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对于传统产业企业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所发生的研发费用，可以比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优惠政策。

注：

①求人倍率为劳动力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该数值如果大于1，表明对劳动力的需求人数多于求职人数。

经济增长的背景范文第4篇

关键词：物流产业；经济增长；科布―道格拉斯函数生产函数；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259.2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is to promote the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Beijing's economy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industry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Beijing's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use of Beijing 2000～2015 years of statistical data， draw lessons from with Miiler and Upadhyay（2000）thought to Cobb 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is the func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ibution of other input factors to economic growth， the transportation， warehousing and postal industry output value of the logistics industry has a great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roportion is ris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eijing's economy needs rapid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industry.

Key words： logistics industry； economic growth； Cobb 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0 引 言

新兴服务部门物流产业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快速的发展。随着中国生产、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中国物流产业开始以企业化为中心，并将初步形成专业化的服务运作模式，且最终成为中国市场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物流产业是市场健康、高效发展的纽带，它能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且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有着重大意义。而现A段北京各个区域物流产业的发展并不平衡，而且区域之间的摩擦也较多。

为了尽可能的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首先量化影响北京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以近15年的数据为研究依据。其次再通过建立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得到物流业发展相较于其他经济影响因素来说，对经济增长有着更大的相关关系。最后，本文根据研究成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1 研究综述

现代物流产业对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影响作用越来越明显，经济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国内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并且有相当多的学者已经在物流方面取得研究成果。Banomyong（2008）认为德国政府要积极制定区域发展物流战略，并且要加强物流中心和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规划，使多种物流方式发挥相互协同的作用，使区域范围内物流产学研相结合，进而设立一些与国际接轨的物流政策标准，使各物流企业遵循这些准则标准进行经营活动。Trunick（1999）通过对美国俄亥俄州现代物流产业的实证研究，认为以俄亥俄州为区域物流中心，高科技产业为主导成为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Harbour（2004）以区位优势及物流流向、流速和流量作为主要考虑因素，以区域物流通道为主要研究对象，比较了美国各州典型区域物流通道和区域物流发展模式，提出了区域物流范围内物流通道以及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战略。

作为经济发展中国家，国内学者对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分析。李全喜、金凤花等（2010）研究了区域物流综合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了中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认为中国区域物流的发展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有很大的相关性。刘秉镰和赵金涛（2005）、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王会宗（2011）等学者对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其结果都表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刺激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非常显著。高秀丽、王爱虎（2011）基于广东省年度数据，对广东省经济增长与物流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经济增长对物流产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物流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不是特别显著。李文顺（2004）潘瑞玉（2006）等均以物流总产值与物流数据为基础，证明了物流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促进关系。

以上参考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综合和分区域分析了物流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基本上都认为物流产业的发展对经济的增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互动方式和互动目标不同，不同地区物流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也会不同。基于此，本文将以北京市物流产业近几年发展为研究基础对北京经济增长程度进行计量研究分析。

2 计量指标的选取与确定

综合现有文献研究，本文确定以下数据为计量分析的基础。

2.1 物流发展指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产值

影响物流业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并且各种因素之间的界定也不是很清晰，对于这些指标的量化值也不是很明确化、系统化，因此对于物流发展状况我们近似的选取一个综合指标来衡量。研究物流产业发展水平的指标有货物周转量、物理网络里程、货运量、物流管理能力等。为了更直观反映北京市物流业的发展水平，结合研究物流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兼顾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国家统计局经济年鉴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产值为背景地区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指标。

2.2 经济增长指标

为了保证模型的有效性和计量的准确性，为了直观反映北京地区物流产业的发展现状，根据国内外研究文献，本文选用了北京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北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2.3 物质资本存量指标

从企业的资本经营角度来看，资本存量通常可反映一个企业的现有生产经营规模和技术水平。本文选取的物质资本存量是以北京各年的固定Y产投资水平进行代表。

2.4 劳动力存量指标

物流业为服务行业，进而需要高素质的行业从业人员，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受到限制，在保证模型有效性前提下，本文选取的劳动力指标是以当年北京市社会从业人员数为度量基础。

3 计量模型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3.1 本文采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它能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几种主要社会因素综合起来，充分考虑物流产业与其他非物流产业要素的外部性作用，进而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产出与投入的函数关系，为准确判断物流业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供了可靠的分析模型。

建立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如下： 首先，北京市缺乏大型物流基地和功能完善的配送中心。由于物流基础设施前期投入大，回收效益短的客观因素，导致投资风险加大，进而一些私有企业不愿意介入前期投资工程。但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又会阻碍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就需要政府部门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完善运输网络，加强基础交通设施建设工程，进而使物流系统得到完善。

其次，健全、完善物流行业发展的规范标准，保障物流行业健康发展。这就需要政府尽快禁止和废除与中国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建立一些有利于物流产业发展的法规政策，进而促进物流产业的健康发展。北京市也应该出台一些能够促进北京市物流产业发展的一些相关政策。

最后，由于物流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我国对物流产业发展的高科技人才还相当匮乏，不能满足物流行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所以，物流产业的人才是阻碍物流产业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物流人才培养是物流产业健康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工程。物流人才培养一定要将长期培养和短期培养的模式相结合，既满足了现在物流产业市场的需求也有利于促进将来物流产业的高速发展。同时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培养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人才的同时也加强他们实践经验，进而能对物流产业的健康发展发挥高科技人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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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金芳芳. 物流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的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2012（3）：135-140.3.2 数据来源。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是本文选取的分析方法，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有效性以及计量经济分析对于样本量的基本要求，本文的分析将时间区间界定在1996～2015年的20年间，关于该期间北京市各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物质资本存量、年末从业人员数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产值，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局网站。

4 实证分析

4.1 模型回归结果

用EViews6.0软件以1996～2015年相关数据为标准对模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如表1所示：

观察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方程拟合效果显著。故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产值H和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变量K对总产值的影响都很大，且它们都在5%水平上显著。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变量K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产值H这两个变量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635，0.382；t检验分别为3.020，2.670，它们超过临界值2.120。说明在过去的20年g，北京市生产总值受资本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产值的影响非常突出，资本投入因素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产值对于北京整个地区的生产总值产生了较强的推动作用。物流业的发展提升对于区域经济总量的影响还是有较强的作用的。从检验结果看，在过去的同一时期内，年末从业人数对整个北京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影响并不显著。

4.2 模型检验

4.2.1 White检验。线性回归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性，关系到是否可用传统的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进而知道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是不是有效，故进行异方差检验。本文采取最著名的也是最常用的异方差检验――White检验。首先可得残差如图1所示：

从上述检验结果可知，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物流行业发展较之其他行业有着更加紧密的关系，且物流行业中的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产值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

经济增长的背景范文第5篇

西北地区经过近些年来的建设与发展，经济有了一定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西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按照历史时期的不同，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阶段，“”期间的起步建设。1952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西北地区虽然地处偏远，但是在“”期间经济仍然是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如下面图表一所示，在1952年至1978年期间，西北五省的经济都有小幅度的增长，其中青海省与宁夏省较高，分别是5.16%和4.57%。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期间的快速建设与发展。1978年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伴随着国内市场的逐渐打开以及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西北五省也受到了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优惠，从而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在进行沿海城市开放与建设的同时，也给予西北地区一定的经济政策优惠。如图表一可知在1979年至2004年期间，西北五省的人均GRP的年平均增长值已经高达7%以上，其中内蒙古就达到了9.161%。

第三阶段，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期以及东西部地区协调可持续发展时期的发展。在这两个政策时期主要是继改革开放之后令西北五省经济得到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国家政策。西部大开发是在1999年进行的一项新的国家西部地区发展战略，西北地区自然而然地成为受惠地区。而东西地区协调发展则是在1996年之后就提出的国家政策，由于东部、中部、西部的资源蕴含量和经济发展状况所需资源量之间存在着差异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明显，于是国家就推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西北五省的经济也在这一国家政策的带动下有所增长。这两个政策不仅仅也是1978年至2004年间西北五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西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出起步较晚，增长速度较快的趋势，并且近几年也有进一步攀升的状况。

二、西北地区金融发展现状

西北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则需要借助于一些理论，如戈德斯密斯构造的金融发展指数―金融相关比率，通过对西北地区存贷款的比率等等基本数据来对西北地区的金融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戈德斯密斯的观点认为一个区域的金融发展的状况与金融的存储情况和流动情况紧密相关，通过某一时间点的金融发展指数―金融相关比率等于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的比值乘以百分率这一公式，那么就可以得出结果：

西北地区的金融在曲折中发展，虽然西北地区的存款余额占全国存款和贷款越占全国贷款的比率在2002年都有明显的下降，但是西北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却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由于西北地区本身地处偏远，人口密集度较小，导致了其金融相关比率相对于我国其他地区来说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并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其资产的总量也在不断上升。这些数据反映出我国西北地区的金融在曲折中发展，总体金融发展水平是落后于全国金融发展水平，但是其自身发展总体趋势是呈现出上升的状况。

三、西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通过以上对于我国西北地区经济增长情况和金融发展情况的数据分析可以分别得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但是增长速度较快，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西北地区金融在曲折中发展，总体金融发展水平是落后于全国金融发展水平，但是其自身发展总体趋势是呈现出上升的状况。西北地区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北地区整体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西北地区金融发展结构的缺陷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滞缓，另一个方面是西北地区金融发展业务未进入到深入化发展状态，从而影响到西北地区经济增长的滞缓。西北地区地处偏远，金融市场规模较小，从而导致金融发展结构的不规范，这样就容易造成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低下性弊端显露出来，为了弥补这种弊端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势必就要牺牲经济发展的速度，国家宏观调控就会被引入，这就导致了西北地区经济增长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西北地区原本的市场经济相比于全国平均水平较低，资本市场也处于不发达状态，金融发展只能进行简单的业务，并且资金来源也受到极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