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与文化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政治哲学与文化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政治哲学与文化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B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010-08
谈到西方哲学家葛兰西，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他的政治哲学。传统的学术研究在指涉到这一内容时，常常是从分析其市民社会理论、国家理论、领导权理论等入手的。在直观的意义上，这并无不妥，因为葛兰西论述过的这些理论问题，本就系于政治哲学的范式。但如果从葛兰西与他的思想先驱马克思之链接来看，他的政治哲学之构造的根本支点却是作为其重磅理论组件的“实践哲学”。人们往往以为实践哲学与政治哲学在葛兰西理论结构中是互为他者、彼此外在的，但我们发现在实践哲学中却也包藏着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这种逻辑又因为葛兰西与马克思的关联而通向了后者的思想之躯体。如果忽视了这一信息，进而不能使葛兰西不同理论节点内在打通，无论对其政治哲学还是实践哲学的研究，都会是褊狭的、不完整的。基于此，本文拟对葛兰西实践哲学之政治意蕴作一考论，由此一方面凸显葛兰西实践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政治哲学的独特梳解路径，另一方面将问题连带地导入到马克思的理论语境中，澄明其“被遮蔽”的实践思想。
一、从实践哲学到政治哲学：经由文化范式的内在过渡
在逻辑上，葛兰西是通过论述“哲学是什么”来论述“实践哲学是什么”的。在他看来，在哲学史上流布甚广的观念，总是将哲学研究指认为一项奇特而艰难的事业，哲学活动也就被界定为在特定领域内、由特殊群体所专门从事的智识活动。其实，这是对“哲学是什么”问题的一种片面、应当予以革除的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类的大多数，就他们都从事着实际活动，而在他们的实际活动（或在他们的行为的指导路线）中又都暗含着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从这一点而言，都是哲学家。……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仅仅研究各个哲学家的哲学的历史和逻辑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方法论的指导线索，至少应该把注意力引向哲学史的其他部分，引向广大群众所持有的世界观，最狭隘的统治（或知识）集团的世界观，并最终引向这各种不同的文化复合体和哲学家的哲学之间的联系。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群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这个过程在一种整体的趋势——其顶峰变成为集体活动的标准，变成具体的和完全（完整）的历史——中达到顶峰。”②③[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6、7、198页。
政治哲学与文化范文第2篇
摘 要：以文化视野来审视，课堂教学是师生独特的文化交往。就思想政治课而言，构建文化课堂，首要的就是让课堂充盈“哲学味道”。为此，需要在新课程改革初期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课堂教学的文化意蕴，以哲学思维方式来组织和呈现课堂教学，实现教学追求上的轻“知”重“道”、教学方法上的轻“述”重“思”、教学思维上的轻“统”重“辨”和教学目的上的轻“记”重“悟”。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 哲学味道 文化课堂
作者简介：李宏亮，男，江苏省南京市第一中学，中学高级教师。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当下的课堂教学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教学内容的堆砌或是教学方法的炫呈，理论与实践都开始更多关注课堂教学的“内涵式发展”。换言之，课堂教学如何摆脱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技术层面的思维定式，提升教学内容呈现的美感，增强教学方法使用的艺术性，让传播文化的课堂本身更具文化特质，正成为课堂教学改革的新趋势。哲学是现世的智慧，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因此，思想政治课的文化特质首要的就是让课堂充盈“哲学味道”。所谓思想政治课的“哲学味道”，就是以哲学思维方式来组织和呈现课堂教学，在教学中给予师生充分的人文关怀，通过辩证、批判、实践等为特征的教学活动，彰显思想政治课的学科文化内涵，提升师生的哲学思维能力和课堂的文化品位。从文化层面理解，课堂的“哲学味道”包含着如下要素：其一，政治课教学要体现思想政治学科文化，特别是哲学的相关文化。主要就是要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组织和呈现教学，让教学本身多一点辩证法。其二，政治课教学要多一点文化哲学的考量。文化哲学认为人之为人的规定性在于人是文化的存在，人不仅可以通过精神劳动创造文化，而且在文化创造中还能实现自我创造。因此，政治课必须关注人的文化存在，赋予师生更多的人文关怀，并创设条件激发师生的自我文化建构。其三，政治课教学要善于使用正确的哲学方法。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哲学所倡导的辩证、批判、实践等哲学方法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思想政治课的“哲学味道”必须通过这些哲学方法的使用得以呈现。
一、轻“知”重“道”，回归教学的本真价值
回顾思想政治课的发展，传统课堂教学之弊端莫过于“把丰富复杂、变动不居的课堂教学过程简括为特殊的认识活动，把它从整体的生命活动中抽象、隔离出来”，因此，知识教学便成了课堂教学的全部内涵，教什么知识、如何教知识成为课堂教学的追求与品位所在。在新课程改革深入发展的今天，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一线教师都已经感受到思想政治课教学不能、也不应该再局限于知识的教学，而应该给予学生足够的能力与情感关注，谋求课程三维目标的达成。毫无疑问，从知识到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这是新课程改革的进步，也是当下课堂教学的实然。
教学片段1：《经济生活》（人教版）第十课“围绕主题，抓住主线”。
情景设置：图文展示《母亲河之殇》。南京的秦淮河是南京人的母亲河，三组图片分别展示了外秦淮河作为一级水源地的清澈见底与河边郁郁葱葱的农田、秦淮河中断工业污水流进河水时的两色共存与河畔林立的工业烟囱、内秦淮河墨绿臭水上的白色垃圾与岸边人们的掩鼻而行。
学生活动1：结合图文展示的内容，小组讨论我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的问题。
学生发言：略。
教师小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不协调要求我们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学生活动2：请同学们自主阅读教材第88-90页的内容，思考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学生发言：略。
这个教学片段在今天的课堂中是比较典型的：其一，情境教学普遍使用。当下课堂教学的主流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式教学，知识的传递开始关注其生成的情境。其二，教与学的方法更加多元。案例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师“一言堂”的灌输方法，组合使用了情境讨论法、小组合作学习、学生自主学习等新课程倡导的教与学的方法，所有这些努力都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三维目标的达成。
然而，以文化视野审视课堂教学，这种进步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案例中情境创设与教学方法多元在本质上都未能摆脱“知识立意”的课堂追求，其情境设计是为了呈现知识的来龙去脉，其教学方法也只是满足于引导学生怎样获得知识。文化课堂需要课堂教学成为师生的文化交往，“哲学味道”更需要政治课堂轻“知”重“道”，回归教学本真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在课程改革的道路上，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的文化品位，彰显其“哲学味道”。具体而言，其一，倡导“生命立意”，强化课堂教学对生命的关照。教学活动既不是单纯的知识活动，也不是为了知识的活动，而是整体的生命活动，因此关照生命才是课堂的“道”之所在。其二，“道之以德”，激发文化的教育力。课堂是传播文化的主阵地，文化是连接学生生命发展与知识更新的桥梁，而“德”则是这桥梁上的催化剂。案例中，如果第一个活动问题改为“你觉得在经济发展中，人应该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问题2改为“要坚持以人为本，我们的经济社会该如何发展？”那么，课堂教学就会更多指向生命而非知识，就能更好引导学生形成关照生命的思索。
二、轻“述”重“思”，优化学生的学习观感
学习是通过教授或体验而获得知识、增强能力，形成态度情感价值观的过程，观感则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和环节。所谓观感是看到事物之后所产生的印象和感想②。传统的政治课教学，教师以知识的陈述、灌输为主，旨在引发学生的持续观看，进而留下印象，并通过知识立意的考试强化学生的知识印象。这样的教学导致学生的学习观感只是一种浅层次的、机械性的重复劳作，是缺乏哲学态度与辩证思维的。新课程改革以来，课堂教学摒弃知识灌输，强调要关注学生的学习主体性，丰富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观感。正如教学片段1所呈现的，教师以三组不同的图文资料代替了传统的直入主题式的概念解析，以多样的材料丰富了学生的观感，使课堂教学更显生动与可亲。同时，教师以两个学生活动设计代替了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师讲授，给予了学生参与课堂的机会，有利于课堂教学在互动中激发学生的学习观感。客观而言，新课程的这种变化算得上是课堂教学一次里程碑式的飞跃，它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重新定位了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角色与地位，彰显了学生的主体性，使课堂成为教师和学生的共在。
然而，以文化视野来审视教学，这种进步又似乎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文化课堂的层面上，课堂教学不只是谋求教与学的共在，它更是一种有品位的文化交往。以此来反观教学片断1，我们可以发现，学生在材料情境的刺激下，学习观感不再只是获得印象，而是多了一些感想。这种感想在教师的问题设置中，被局限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因此，学生的感想只是表现为对教师设定的知识结论的揣测而非自身的有感而发。活动2的自主学习，同样也只是让学生在自我感知的基础上，寻找知识的答案。换言之，这种政治课堂还只是一种“义务本位”的课堂，学生的学习观感表现为教师赋予的单一定向的观感，缺乏灵动与多元，无法体现学习观感的真正特质。为此，课堂教学必须多一点“哲学味道”，让“思”在教学中得以更多的呈现，以优化学生的学习观感。具体而言，就是要建构“权利本位”课堂，赋予师生共建课堂的权利。一方面，教师有权参与到课程的开发、建设和实施全过程，使课堂成为教师展示自我，发展自我的平台；另一方面，学生不再是简单的课程受众，甚至是“知识容器”，而是有权利带着自己的生活感悟与思考走进课堂，借助于文化交往，审视并重建自己的精神结构。
三、轻“统”重“辨”，释放教学的哲学魅力
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教学的全部魅力似乎都在于追求以怎样优化的方式高效传递知识，并获得最大的知识产出，在这里，教学之美是一种格式化的标准美。世纪之初，科学发展观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指导思想，后现代文明之光也照进了学校教育，新课程改革提出“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等基本理念，课堂教学开始进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探索阶段。
教学片断2：《生活与哲学》（人教版）第十二课“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奉献”
情境创设：视频展示，第四届“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孟祥民与菊美多吉的事迹。孟祥民是新时期环保工作者的优秀代表，妻子下岗在家，女儿上大学的学费都要找亲戚东拼西凑，但是生活清贫的他坚持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不谋私利。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011年7月24日，那年他47岁。在生命最后时刻，已神智不清的老孟，还请求妻子给自己穿上执法制服。“最美司机”吴斌，2012年5月，驾驶大客车行驶于高速路上，被迎面飞来的残片刺入腹部致肝脏破裂。但他临危不乱，强忍剧痛将车停稳，并疏散乘客，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离世。“最美基层干部”菊美多吉。2012年5月，年仅33岁的他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而离开人世。“扎根基层，一心为民”是菊美多吉一生鲜明的写照，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勤奋工作，群众的事在他心里永远是最大的事，但他却不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
问题1：作为普通人，他们为什么能受到社会如此广泛的尊重与认可？
学生：略。
问题2：讲到劳动，有人说它又苦又累，不如吃喝玩乐好。你怎么看待劳动？
学生：略。
问题3：作为中学生，你觉得自己怎样就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学生：略。
平心而论，这个案例已经极大地突破了传统思想政治课堂唯知识教学的弊端，将知识融于生活化的思考之中，展现了课堂对学生能力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追求，课堂教学也呈现出生活化的美感和个性化的多姿。然而，仔细推敲，又不难发现，这个案例在教学中似乎已经为学生的发言拟定了思维路线，从“无私奉献得到社会认可——劳动有苦有乐，你怎么选择——你将怎样奉献社会”一路走来，学生只能说教师想听，也是教材所指的话。可见，案例虽然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很大创新，但在教学思维上还是苛求一种思维方式的“标准化”——作为新时期的劳动者，坚持在劳动和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好像就很难顾及自身与家庭。这个思维是不美的，不是文化的，更不是哲学的。因为片面强调自我价值是一种错误，而片面强调社会价值，同样是形而上学的错误。因此，“哲学味道”需要课堂克服标准化的教学思维套路，多一点哲学的思辨。具体而言，其一，破除预设权威意识，多一点协商民主。“哲学味道”的课堂不仅要让学生从被动的受众变成有话说的人，更要成为能说出自己心里话的人。为此，必须打破预设的教师权威，以协商民主的要义来组织教学，赋予教师和学生共在、畅言的权利。其二，创设思维空间，优化课堂教学的思维互动。思维之美在于互动、生成，因此，课堂要能够激发有效的思维，必须摆脱课改初期只是形式上的丰富与美感，让教与学都表现为一种严密逻辑探究之上的丰富多彩的思维呈现。在实践中，其抓手就是课堂教学问题的设计要注意逻辑性、层次性与开放性，并关注学生思维的课堂实然，顺势而为。
四、轻“记”重“悟”，提升课堂的哲学意蕴
作为文科的思想政治课，一直以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习惯于把“记”作为最主要的学习方法和目的，这是“知识立意”与“义务本位”的课堂使然。新课程改革强调“能力立意”与“权利本位”，但是在实践中，以“记”为主的痕迹还是普遍存在的。因此，要建构文化课堂，让课堂充盈“哲学味道”，就需要在“思、辨”的基础上更多地触发学生的学习之“悟”。《说文》日：“悟，觉也。”所以，政治课教学追求的悟是通过各种平台的创设，引导学生以本真之心来理解社会、理解生活，并对如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公民有所觉醒、有所行动。
反观教学片段2，其问题的设计虽然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但它是教师设定的逻辑，即使学生有所思，也很难产生真正意义的辩证思维，悟也就无从谈起。“吾十心”才为悟，这就需要把思维的选择权交给学生，让学生的心在经历了观感、困惑、质疑等思维环节之后，有所顿悟。以教学片段2为例，如果将问题设计为：问题1：平凡与伟大，你从材料中读到了什么？问题2：个人与社会，你从前面的发言中感悟到了什么？问题3：明天，你会选择一种怎样的人生？课堂教学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学生的思维空间，而又不偏离教学之道。问题1将会引导学生从平凡与伟大的矛盾对立中去感悟材料中人物的人生，矛盾自身蕴含的思维冲突必然能丰富学生的观感。问题2则引导学生从个人与社会的角度重新审视对平凡与伟大的理解，既能引入人生价值的教学内容，又能很好地延续和深化学生的思维成果。在两组不同角度的问题讨论的基础上，问题3水到渠成地把教学转向学生的生命本身，“选择一种怎样的人生”，既是对人生价值如何实现知识的回应，又是对学生人生规划的期待，必然有利于激发学生对自身发展的思索与顿悟。在这样的问题设置中，学生始终拥有对学习进程的选择权，而这种选择又与学生自身的观感与思考紧密相连，从而有利于引导学生在知识学习的同时关照生命，顿悟人生。
政治哲学与文化范文第3篇
一、大众文化自我构建的问题与状况
民主时代的到来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象征，但是这种现象是受历史与其他客观因素所限制。不过这种说法只是对于被束缚的人们想要冲出这种局限性才更为有意义，这里面是有时代界限的，谁也不可逾越自己所处时代的法则。这种时代法则在现代以前，是更为侧重德性的。这似乎让我们难以忽略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磨灭的传承性，而且对于人的内在建构中，我们的确不可忽视康德的那些思想，例如，“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令人感动地说，天地间有两个最崇高、最令人敬畏的、严肃的东西，就是‘上有日月星辰，内有天理良心’”。德性与实践是同一条河流，没有哪种制度想完全将其引出一条支流作为社会需要，因此，在这之前是传统文化或古典政治哲学引导人们去看待人类的生存状态，这样的文化更愿意将人们的视线从内到外周转一圈，无论是人与人、人与社会还是人与自然都是更为相容的。我们不可否认以这样的文化现象来影射的社会伦理更符合生命规律，毕竟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也是具有生物性的，不可能一味地使用机械化管理方式去安排社会的生存状态。
相对而言，现代性的文化积淀更多的来自人类过渡使用“实用性”这个词汇，这导致了我们在思维方式上出现了偏差，因此，大众文化就此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在现代社会中炮制出来的文化，也是一种与对科技的无限追崇以及对自我内心世界缺乏调和所产生的生存状态。尽管我们现在依然强调对于传统文化的发扬与继承，可是，在这种现代性的局限下人们难以抑制自身那种强烈的追求与浮躁的情绪。我们当然不可否认现代性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带来各种便利，以及民主制度的确立促使我们在个人发展中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我们的时代同样促使全球性局面的无限宽广，人们的交流与物质文明的开创比现代之前更能产生激动人心的产物。
大众文化的产生有其进步的一面，也就是说它本身对于古典理念中极端思想具有批判性，特别是对于民主与自由的社会实践，更是往昔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这是现代人值得称赞的。然而，在这种胜利的引导下，人们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自我崇拜，因此蔑视德性作为一切社会的核心价值导向，在自我崇拜的激情下逐渐出现了人类的思维逆差，只是表现的程度有所差别。与此同时，也会引起我们对于一种普遍性含义的反思，其过程就像是施米特所说的“普遍正确的东西似乎决定 每个个体的内在生活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以至于个体甚至没有考虑要违背它”。同样，大众文化的普遍性是属于一个正确的体系吗？这或许接近于一种这样的解释：其存在就是代表了某种感知与兴趣相结合的知识。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自我崇拜本身的那种缺陷存在，并且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这种崇拜比较容易产生一种盲目性。自我崇拜是一种过激的自我认可，是整个国家与个人这种有机体的失衡，当大多数人将这种自身的失衡归结为一个集体时，就诞生了大众文化的激情，这也就是为什么个人对于文化层面的误解将影响到国家的文化趋势，特别是国家的政治行为。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政治文化本身对于社会构建的有效功能，以便更深入地去理解我们的政治文化所具有的重要性。
二、政治文化的内外建构
政治文化如果有所上升，那么就对其有了更高的内涵要求，这就是政治哲学所要引导的，那么这就不能避免政治哲学的古典性会直接介入国家的政治文化设计；因为“人既是政治动物，又是理性动物，这种不可思议的结合是贯通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全部论述的线索”，不仅如此，这就为我们引入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即我们关于政治秩序有了一种目标。而且政治秩序在我们的现代社会来看，就是引导着我们的社会秩序不断趋于一种完善性。另一方面，就现代所提倡的民主与自由，以及政治体的有机性来看，这也是从政治哲学的源头所派生出来的。从某种社会功能来看，政治文化应该引导大众文化的走向，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极力提倡的这种民主性当中，人们的政治行为更为明显，比起历史之中的那些专制时代，现代的民主才是被拓展了的民主，符合民主的本意，因此，现代人的政治行为的实施范围要比专制时代的人们宽泛的多，而且也更为具体化。
现代社会积极倡导的民主与法治，是一种对于古典性政治的实现与超越，并非代表我们今天的政治文化是孤立于古典性，而且民主与法治的身影早已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出现了，正如同我们确信亚里士多德认为的人治的弊病可以致使政治腐化，所以，现代社会重视法治也是遵循人类对于公平正义的向往。然而，这种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仍然属于一种价值取向，而不是侧重于对国家与政治的意义追求，这只是私人意志与国家意志的一种契合，而并非是纯粹的国家意志的体现。个人意志的集合体就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代表，而并非是说国家意志才是大众文化的代表，也因此，大众文化的不稳定性就会时刻影响国家文化，我们既可以将其视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但这绝不意味着要将大众文化转变为国家文化，除非大众文化已经突破自身的局限性，上升到与国家意志等同的地步。因此，对于大众文化的引导表现在双重意义下，一方面就是让其在法治社会的土壤中得到生存的保障，在最大程度上确保这种文化的生存状态是稳定的；另一方面，就是政治文化引导大众文化趋于对真善美的追求，而不是单一地向社会宣扬意识形态，因为在真善美的德性中，包括了国情教育的全部内容，而国情教育的范围既涵盖了个人领域对德性的向往，也起到了将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链接的作用，国情教育在现代社会应该是继承了传统文化与超越传统的相结合，这也体现了现代人的智慧。因此，这引出了政治文化内外建构的意义，在大众文化与国家意志的调和中我们需要自己拥有完善的政治文化。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建构中有内外的区别，下面就以这两种区别作为分析。
关于政治文化的内向化建构，这主要表现在以国家意志为理念基础的概念的衍生，其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其政治身份的确定却是以政治行为作为保障，因此，这是一个类似于身体的有机系统，并非是将某部分作为完全独立的方式而存在。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内部自然而然产生的，因此，不能机械地用政治制度去代替政治文化。虽然制度的角色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保障，尽管亚里士多德对于人治的劣根性做出了充分肯定，但是，履行政治行为的毕竟是人自身，所以，政治文化的建构更符合人性的需要，这样，政治制度也才可能更为合理，成为政治有机体的有机制度，而绝非机械化的。
政治文化的外向化建构主要是指将其内向化建构的成果付诸社会实践，也就是为社会的有效服务。例如我们所倡导的群众路线，就是检验我们党与群众紧密度的有效标准。但是如果政治文化的内向化的种种建构不协调，可能会导致理论与实践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脱节。另外，当产生政治文化外向性建构的同时，特别是面对现代性民主这样的现实，势必就出现了大众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平衡性要求。
三、避免政治文化的僵化
以上是对政治文化在建构中对于大众文化的协调与平衡性的探究，但是，在政治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导向功能来看，我们应该注重保持政治文化自身的进步性，从而避免其发生质变现象。也就是说我们不可忽略在建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僵化状态，即失去它本有的目标性以及先进性。
其实，政治文化在外向性构建中之所以出现了僵化模式，主要是背离了政治文化内向性建构的本意，也就是背离了它的核心价值观。例如一些形式主义的出现以及腐化现象，而这种表征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导致了政治文化外向性建构出现了僵化局面，而这种僵化性也受大众文化中的浮躁情绪所牵制。另一方面，我们尽可能的需要注意调和大众文化的浮躁与单一性，就是要拓展大众文化的领域。
政治哲学与文化范文第4篇
>> “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比较 两种多元统计方法比较 以赛亚.伯林与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多元主义之比较 中国现实主义电影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之比较 论比较教育的多元文化主义范式 英国学派与新现实主义的比较分析 多元比较 凸显本质 贸易国别比较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美国与法国财政联邦主义比较 的实证主义与铃木大拙\印顺的禅宗研究方法比较 尼克松主义与奥巴马主义比较分析 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之比较 新准则企业合并会计核算方法比较与分析 加拿大与中国多元文化教育之比较 多元比较,理性启悟 多元比较，发展物理思维 混凝土强度检测方法比较与应用 规范与实证会计研究方法比较 比较美学研究方法与视域参照 企业价值评估方法比较与选择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二、 比较方法的概念界定
比较研究是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跨文化和跨文明语境（intercultural and transcivilizational context）中M行多维性全方位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主要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进行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从规范的角度看，比较法作为一种工具，对各种社会与文化现象的分类以及是否存在共有的现象，可用同样原因加以解释。对于许多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比较法为探究和解释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和特殊性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比较分析是非常有益的智力与理性博弈。美国哲学学者里布瑞西特（U.Libbrecht）指出：“比较就是哲学的任务…比较的客观对象最首要的是了解所有文化与哲学的同等价值，并以此作为出发点。”U.Libbrecht. 2009.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in （eds）， Worldviews and Culture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Edted by Nicole Note， R. FornetBetancourt， J. Estermann and Diederik AERTS. 2009.Springer.p31. 通过文化比较，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其他文化，还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自已原本所属的母体文化。例如，当一个人在异国文化的氛围中度过一段时光，就可以了解更多有关他自身及其本国文化。比较研究能鼓励人们发展他们的批判和分析能力，遵循相互尊重和不断质疑的风气，并成为真正的“全球公民”。比较法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深深植根的文化和语言差异的背景下，研究各种社会领域以及这些领域的关系。在比较研究中，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背景下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分析是中心工作。学者们使用跨学科调查和比较方法来审视社会关系和人类生存的复杂性。在解决文化互动的过程中，比较研究要尤其注意知识，能力和文化差异的动态。来自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以及不同的思维传统，比较和评估各种文化和社会制度，识别认知与理念上的差距，并可能指向可能的正确方向。然而，不管所采用何种方法，研究人员同时也需要对各种文化元素所带来干扰的危险保持警觉，以确保没有忽略差错与误导，并防止使用可能是抽样偏差的解释因素。只要有可能，应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收集和研究各种材料。比较研究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数据集（the data sets）可能使用不同的类别（categories），或类别的不同定义。
比较研究可以界定为经过对二个或多元的现象，遵循客观标准，掌握充分的资料而加以深入的理性与科学分析，确定其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而得到更透彻而中肯的判定。比较研究的目的就是针对某种议题，比较不同主体的异同，详述各主体的现象，并深入探讨现象的潜在意义以及与各主体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在不同研究范畴中，比较研究会扮演不同角色，如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等。比较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框架建立在比较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以及建构主义，交往论和系统论的思想传统等原则之上。比较文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论与方法及其应用。比较研究可帮助我们确认社会生活，跨越一般性，改善考察的单一性，并可对因果关系提供多维度的解释。比较研究最大长处就是不断有效地提出新的质疑、批判、分析和刺激理论的建构和重组。
对比研究，简单地说就是比较两个或更多的事物，以期发现一些关于一个或所有的东西进行比较的行为。这种技术在一项研究中通常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当涉及到方法，大多数人所同意的是，对比较研究来说并不存在特定而刻板的方法。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灵活性，比较方法的确有机会反驳那种认为他们的研究缺乏“无缝的整体（seamless whole）”的看法。Jones， Catherine. 1985. Patterns of Social Policy. Taylor & Francis，p28. 比较研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两个关键因素是空间与时间。从空间看，跨地域和跨国家间的比较是迄今为止最常见的，包括比较相似或不同国家，或一组国家，或整个世界范围各个国家的横向比较。从时间看，涉及到纵向的历史比较研究，比较在不同时间框架中各种文明和文化的演变。纵向比较研究者，如一些历史学家，试图用人们在过去的眼光和假设来收集、阅读、解释和分析原始资料；横向比较研究者，如一些社会学家，则试图用各特定文化地域的视角和假设来收集、阅读、解释和分析第一手资料。比较研究力求以不同时空为轴线创建理论模式，寻找相同点或相异点。综合性的信息以相互关系或因果机制构成抽象模式，并来整合分散的特定证据。证据与模式相符合的程度其实是具体与抽象的符合程度。大多数证据经确认后形成一般的解释模式。证据链与建立在抽象模式上的解释系统，就可能肯定以致完善或否定以致摧毁一个比较研究本身的预设架构。比较研究者都试图采取一个不同的文化角度，学习理解另一种文化的思维过程及其原生的观点，同时也从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重新审思自己的文化。
三、 比较方法的学科运用
从狭义上说，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以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传统为比较对象。在各文化传统不相往来之际，无比较哲学。然自交通工具及传播工具发达之後，始有比较哲学之产生。至论有系统，有方法，有独特之形式对象的比较哲学，即在今日，尚为一未经开垦之处女地。比较哲学之意义，非谓一般文化，或历史，或政治等之比较，而为三大文化传统中之哲学传统之比较。各哲学传统皆有其不同之生命观与价值观，因之各有其自己之特色。然人类具有共通之人性及相同之理性，故其基本思想与原理又有相同之处。据此可知，各哲学传统必能相辅相成。比较哲学之宗旨，不仅在於满足理智之好奇心，或扩展识见之广度，而在於从人类全体之观点，谋求世界哲学思想之整合性，以改善自己之生命观与价值观。详细言之，即对各哲学传统彻底研究并了解之後，进而指出其长短，吸收其精华，以求按照自己所处之环境，充实自己之生命，使自己之生命臻於更完善、更崇高之境界。比较哲学之方法，依莱特氏（J.Kw Swan Liat）之说，分为八种：一、语意学之方法。二、历史之方法。三、比较之方法。四、整体之方法。五、形式之评价。六、现象学之方法。七、心理学之方法。八、社会人类学之方法。入手方法m有不同，然其目标皆为从人类哲学传统整体之观点，探讨更合理、更完美之生命价值，以提升自己之精神生命。研究比较哲学者，必须深入了解各文化传统之哲学主流及其特色，并熟悉各重要哲学家之当地语言。此为研究比较哲学之主要障碍。
哲学家的一个古老想法是，通过认识他人来认识自我，也就是说自我以迂回方式通过多重比较来确认自己，例如儿童们通过模仿或争斗来发展自己。每一个人的新颖和独特只是相对的。黑格尔明确指出，意识是通过他者认识自身，同样也通过自身来认识他者。什么是真实的对个人来说比对社会更为重要。没有其他国家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多样性实际上有利于民族自身认同的觉醒，而且是认知国民与社会制度特征的唯一元素。有学者指出：“所有的哲学都植根于生活的性质；它们可建立在不同或相同的方向。比较哲学家的的职能就是观察和发现结论与方法异同的意义。然而意义为了什么？意义就在于人类生活，而生活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P. T. Raju. 2007.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hilosophy.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cation. p. 286. “比较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将东西方哲学的思想与最充分和最完全的生活理念与宗旨相结合。”Joseph Kaipayil. 1995.The Epistemology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 Critique with Reference to P.T Rajus views. Center for Indian and Interreligious Studies. p.60.
比较社会学（comparativesociology）的主要方法有两种：一是从不同国家和文化中找出相同点；二是找出不同点。巴比（Earl R. Babbie）强调对一个或多个社会的某些社会现象进行比较，探求其异同。在历史、跨文化、类型考察、实验法、共变法等方面都可应用比较的思维方式。在社会学中，比较研究通常指对已知社会事实的分析，因此有人在此基础上将比较法分为历史法、类型构造法和个案法三种类型。历史法是利用历史资料进行比较研究；类型构造法是以思辨的方式选择、取舍现存资料，建立抽象的类型或模式，用以与经验现象相比较；个案法是对少数单位（个人、群体、社区或事件等）的各种特征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与比较，了解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过程的方法。上述方式各有长处。比较研究在于博览、约取、分析、综合、定其异同、塑造典型；而实地研究侧重主观理解、洞察，揭示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参见《社会研究方法》（美）艾尔・巴比，邱泽奇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2009。 里文斯东（S. Livingstone）认为比较研究可分为四类模式：一、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二、国家作为研究线索；三、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四、国家作为国际或跨国系统的一个成分。Livingstone， S. 2003. On the Challenges of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Media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8（4）： 477-500. 人们为了方便，通常以国家为比较分析的单位，如中国、美国等。不过，国家虽是社会和政治界定的常用单位，但其并非比较研究的唯一单位，也并非比较研究最佳单位，因为国家界线未必和文化界线完全相符，而实际上文化或文化之间的界线更难操作，例如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并不限定在一个国家。
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主要研究人类通过文学进行相互理解与沟通的种种历史和现状；也可说是，一个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语言、文学、文化或民族群体的学术领域。它通常是对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也可对同一语言，但来自于不同的国家或文化的文学作品加以比较。在这个领域，研究者历来是由精通数门语言，并熟悉文学传统、文学文本和文学批评的人士所构成。这项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也就是结合了翻译学、社会学、批判理论，以及文化、历史、政治、科学、经济、法律、宗教和美学研究等等。这两个术语“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经常被用来指定一个相近的学术研究。比较文学又是一门跨领域、跨文化、跨国界、跨语言与跨文体的综合研究。文学与其它艺术，如音乐、绘画、建筑、舞蹈和电影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最广义说，比较文学可以界定为“无国界文学的研究”，故能够超越国界，而阅读外文文本。正像所有学科的比较研究一样，研究范式（paradigms）的变革与转换是当代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范式的变化是指意象的研究（imagery research），即对某些国家以及另一种文化环境文化进行比较文学想象的新焦点，并探讨文学跨文化历史的概念，其中包括跨文学（interliterary）社区的概念。在比较文学中，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基本还是建立在欧洲模式的基础上，如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模式。这些模式注重民族传统经典自我焦点。然而，文学和读者总是要不断超越民族语言的界限，如德国文学充满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影响等。甚至作家本身都难以预料某种语言文字混合与互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迷人的效果。比较文学的一个基本目的是培养为了跨越语言的界限而不断发现新的焦点。传统上，亚洲，非洲以及近东等“非西方”文本长期被降格为区域性，而非主体性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者应考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文学文本，探索文学与历史、哲学、政治以及其他学科领域的关系，并讨论与其他文化形式，如电影、戏剧、艺术、音乐以及媒体的关系。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翻译研究成为比较文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是真正令人棘手的。在什么意义上，人们真的能够翻译复杂和细微差别的小说、诗歌和戏剧吗？文学翻译也有着自身的历史性和政治性。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对外国文献，尤其是西方文献的翻译实行过严格的政治鉴别。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核心是全方位地比较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文本，深入引介全球文学形式和体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比较文学的主要的一个吸引人的方面是它的灵活性，即可以采用任何可能的选题。
199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比较研究学者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即将学科远离国家为基础的方式，而更多采取跨文化的方式。此类著述包括哈什米（Alamgir Hashmi）的《联合体、比较文学和世界》（The Commonweal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World， 1988）；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学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2005）；达姆罗施（David Damrosch）的《世界文学是什么？》（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文学的世界共和国》（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2007）；以及策佩特内克（Steven Ttsy de Zepetnek）“比较文化研究”的概念等。这种做法是否会证明会成功仍有待观察。鉴于发展全球化和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已采用比单一语言的民族国家更广泛的研究，有可能摆脱民族国家的范式。尽管在西方比较文学正面临收缩，但有迹象表明，在世界各地却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地中海地区。
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主要研究各种政治现象。可以说，它是政治分析最古老的领域之一，而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是政治哲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开创之作。近代的比较政治研究发展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比如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后马克斯・韦伯、孔德、涂尔干等的社会科学方法对比较政治学之研究有很大影响。但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之形成，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代表性的著作有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的《政党论》，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维巴（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比较政治是政治学中很常使用的方法，其特征是将比较建立在经验基础上。换句话说，比较政治是对国内政治，政治机构以及国家之间关系与冲突的研究，常常涉及到国家之间的比较或单一国家在一定时间内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比较。有学者比较政治是一个方法论，其着重于“如何分析，而不特别强调分析的是什么？”Lijphart， Arend .1971.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3）： 682-693. 换句话说，比较政治不必界定其研究对象，而是通过该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也有学者认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重点，就在于既要进行对某些国家政治制度的实质考察，又要识别和解释这些国家之间使用共同概念的异同性。“从方法论上说，与其他方法不同的是，比较方法所使用的概念适用于一个以上的国家。”Rose， Richard； MacKenzie， W. J. M. 1991. “Comparing form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Political Studies 39 （3）： 446-462. 当应用到具体领域的研究时，比较政治可改为其他名称，如政府比较、外交政策比较等。
当然，比较研究可以运用于几乎所有的领域与学科，如比较史学、比较法学、比较宗教学等等，但因本文篇幅有限，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四、 比较方法的分类形式
比较研究有多种类型，如个案比较研究，文化传统比较研究，跨国或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多国多文化比较研究等。比较研究还有多种资源，如实地考察比较，跨国调查比较，文字资料比较，量化数据比较以及概念意义比较等。比较方法的特质在于作为一种多元性的方式（diversityoriented approach），其有以下六个要点：一、可用于识别，分析和解释整个国际社会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跨文化研究；二、可揭示任何跨国界的研究，应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社会文化背景；三、可提供一个在跨区域/次区域相关的具体问题和研究基础上，对全国的综合比较研究；四、可获可比的数据集，并在概念和功能等价和研究参数上达成一致；五、可找到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谈判、妥协，以及对不同国家具体状况的了解；六、可在跨国工作中，加深对其他的文化及其研究过程的了解。
比较研究还有多种方式：其一，内部关系比较：比较的重点并非直接表现为与外部关系的纵向或横向的时空比较上，而是在同一特定时空中，同一研究主题、范畴或体系之中，以内部关系的各方为比较对象，如同一文化或亚文化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比较。其二，历史纵向比较：比较的重点为时间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即在同一研究主题、范畴或体系中，某特定研究对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如宋明理学两个阶段发展的比较。其三，社会横向比较：比较的重点为空间的地域性与关联性，即在同一研究主题、范畴或体系中，某特定研究对象在不同领域或国度的现状，如当代中国儒学与日本儒学的比较等。其四，多维层次比较：比较的重点同时注重时空――结合纵向与横向两种轴线，既重视时间的阶段性与连续性，也强调空间的地域性与关联性，如大乘佛教在东亚不同地区历史演变的比较等。
比较研究必须有明确的研究主题或对象，因此在进行收集资料前，清楚地界定研究范围、课题与假设，是比较研究法的首要工作。寻找研究课题关键的第一步是确定范围，“大胆假设”，最好以已确立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为基础：一是发现现实世界不合常理的现象，由此提出具刺激性的重要研究课题，形成关注焦点；二是从不同社会的相同点及差异点找出研究重点。第二步为资料的选取，最好是依据既定标准抽样，进而收集相关资料，但根据问题选择主次资料，克服前人资料的欠缺，并坚持开放性。第三步为资料的分析，依据选取资料的内容与特质，进行深入的解析，进一步探讨研究对象间的关联或异同。
在比较研究上应注意：1）被比较的各个对象或范畴必须在平衡的出发点或共同的基础观点上进行，2）被比较的各个对象或范畴必须有相同的问题焦点；3）被比较的各个对象或范畴对考察主题的重要性必须对等；4）被比较的各个对象或范畴必须具有同等的正面意义与作用，否则其所能发展的空间必然受到局限。通常在比较研究中应防止下列四种不正确的误导：首先是双重标准，即对被比较的各方采用不同的标准，如对某一国采用一种环保标准而对另一国则采取另一种标准；其次是虚假数据，即忽视或有意删除、隐瞒、夸大缩小、甚至捏造重要的信息和数据，对被比较的各方所收集的材料厚此薄彼多寡不一，如对某一国的污染数据极力夸大，而对另一国则极力缩小甚至隐瞒；再次是无可比性，即被“比较”的各方并不存在加以比较的意义，如男性与女性在某些方面是无法比较的；最后是笼统模糊，即对被比较的各方采用含混不清的抽象比较，或利用不具体的总平均数（an unspecific average）来进行比较，如称两个工厂的工人收入一样，但实际上一个工厂的工人仅每周工作32个小时，而另一个工厂则工作64个小时。
当然，在研究的方法中还有比比较方法更普遍的方法。定量分析比定性分析更被人们所频繁地使用，在大多数比较研究中使用的是定量数据。Deacon， Bob. 1983.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ism. Pluto Press. 对比^研究来说，比较事物的一般方法就像我们日常比较一样是相同的，即类似的情况同等对待，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不同的程度决定如何对待不同的情况。如果一个人真能够完全地区分这两种情况，比较研究的结论不会是非常有用。同其他一切方法一样，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有其局限。由于人们对事例与数据进行选择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历史的表述和跨文化的知识往往不完善，甚至可能是偏见。历史比较研究者大多判定事件的成因是偶发论而非决定论，不同的人看相同证据经常会赋予不同的意义。因此在重构其他文化时，很容易将其扭曲。证据和解释的运用，既可完成，也可摧毁一个历史比较研究。
五、 从比较主义到新多元比较主义
在东西方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通过西方哲学诠释学，应用新的或现代的比较主义，建立有效的范例。我们可揭示出这种比较主义的主要倾向。
斯帕维克（G. C. Spavak）认为：“当重新思考比较主义时，我们认为翻译是积极的，而非虚假的实践。我经常说，翻译是阅读最紧密的行为。因此，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翻译作为阅读本身而存在的比较主义的新见解。 ”Spavak， Gayatri C.. 2009. “Rethinking Comparativ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ume 40， Number 3， Summer 2009， pp609-626.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613. 登普西（C. G. Dempsey）通过回顾比较方法的历史和批判，构建了自己研究的基础，他还引用了一个新比较主义的支持者对他研究的反驳。作为回应乔纳森 Z.史密斯（Jonathan Z. Smith）对旧比较研究的批评及其为进一步加强该领域研究方法所提的建议，登普西描述了自己如何使用比较方法来查验和造就这个学科的分类与假设；还勾勒了以神圣（the sacred）作为比较多层次宗教语境的生动分类，以此揭示一种蕴含超然意义和力量并不仅限于形而上学或霸权。对他来说，“作为某种错综复杂的参考结构，当形成比较研究的宽大网络时，神圣极为有用；此外，对比较的探索提供了多面的场景，从中可以加深对神圣复杂性的理解。”Dempsey， Corinne G.. 2011. Bringing the Sacred Down to Earth： Adventure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20.
西格尔（R. A. Segal）认为，目前有关于神话研究的比较方法的四种类型。其中一个极端是所谓后现代的类型，它等于完全摒弃了比较。在这里假设比较方法仅关注相似之处，而否认差异，即采取对相似的东西加以比较，造成断章取义，这种相似意味着认同，因而这类比较总是肤浅的，甚至不可避免地令人反感。第二种类型不太激进，还有点老旧，它允许比较，但只是局限于某一区域或地方，而并非全球规模。这种比较被称为“受控”的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s）。这种比较主义很常见，例如对印欧主义者（IndoEuropeanists）的比较。第三种是较为新近的类型，强调更新而普遍的比较，但同时关注差异性和相似性。这就是“新比较主义”，它认为旧的比较主义只寻求共性而忽略个性是不足取的。第四种类型是“旧比较主义”，或者是曾被简称为“比较方法”。对于这种类型，比较虽是普遍的，但主要强调纯粹的相似性。 “我反对受控比较方法和新比较方法所作的假设：即只有区域性而非普遍性的相似性是正确的（控制的比较主义）以及差异性比相似性更重要（新比较主义）。 ”Dempsey， Corinne G.. 2011. Bringing the Sacred Down to Earth： Adventure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15.
贝尔申科和迪萨尔丹（Thomas Bierschenk， JeanPierre Olivier de Sardan）将比较方法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统比较主义”，其被J作与某种封闭的体系如文化与社会等相联系；二是“当代比较主义”，其能很快地构建区域性观察与全球理论之间松散联系；“我们提倡比较主义的第三种类型，即从某种坚实的实证基础逐步向外传播：一、在一个特定领域所实行的一种密集而多点的比较主义（an intensive， multisite comparativism）…；二、 一种建立在地区性和主题关系上的比较主义，在历史上相关的地区与国家的语境中进行机构的比较……；三、一种更广泛层面的比较主义，它涉及到非常不同历史和空间语境下的相似过程。”Thomas Bierschenk， JeanPierre Olivier de Sardan （ed.）. 2014. States at Work： Dynamics of African Bureaucracies. Brill Academic Publication. pp21-22.
在凯帕耶尔（J. Kaipayil）看来，比较哲学所遭遇的难题显然是双重的。至少在其经典模型，比较哲学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不同的哲学传统是相辅相成的，因此真正的哲学应综合东西方哲学的观点。然而，这违背了哲学的本质。哲学作为批判反思的系统，不能与多元性脱离。如果与其激进的多元主义分离，哲学本身将被取缔。比较哲学所遭遇的第二个难题是在当代哲学中东西方分划的崩溃。印度、中国和西方的哲学传统各自有数千年的发展，相互独立，因而产生或多或少的隔绝。然而，这种情况不再继续了。哲学中古老的文化鸿沟几乎在当今更加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坍塌。 “比较哲学当今在程序上和哲学上所遭遇的难题要求整个比较体系的改造。比较哲学的未来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当今本学科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全球的哲学不能完全失去比较哲学。比较哲学应该以某种形式不断提醒哲学家自己为多元文化的哲学传统和思想模式而需要对话的开放性。”Kaipayil， Joseph. 2010. ACPI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1， edited by Johnson J. Puthenpurackal， 296-98. Bangalore： AsianTrading Corporation. Pp297-298.
据阿斯普瑞姆（E.Asprem）分析，人们常用两种比较，即基于家谱性（genealogy）或同源性（homology）的比较与基于类比性（anology）或纯粹结构性或功能性（structural or functional）的比较；而东西方比较方法的不同类型沿两条轴线构成：一是同源性-类比性（a homologicalanalogical axis）；另一是共时性-历时性（a synchronicdiachronic axis）。对他而言，历史研究计划一般通过同源性比较，因为类比比较仍然存疑；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局限完全是任意的。他指出，从同源比较的角度来看，历史研究也可能揭示了一些长期存在的概念问题；“这种分类提供了‘查单方式（checklist approach）...正确地应用这种启发式可作为对具有共同家谱（即基于同源性比较）的现象之间进行比较的比较基础（tertium comparationis）。相比之下，从实行类比比较而应用那些特征作为充分的必要条件，就会产生通常的错误，并由此暗示某些跨文化和非历史的类型取代了一个以历史为基础的‘思想形式'。”Asprem， Egil. 2014. “Towards a New Comparativism in the Study of Esotericism， ” Correspondences， 2.1 （2014） pp25-26.
克莱因（E. Cline）指出，在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中，常常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即必须回答比较工作是否值得的问题；而那些差异有时作为独特目标和趋势的一部份。“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对各种比较研究者来说，仍然存在如哲学和宗教研究领域所面临的共同的挑战。”Cline， Erin. 2013. Confucius， Rawls， and the Sense of Justice.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P48. 克莱因不断地声称，尽管在儒家不同的伦理论述中存在一些分歧，但都承认，“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有许多不同形式，而解释儒家伦理最好的办法就是作为美德伦理学的一种形式。”Ibid，p24.诺登（V.Norden）也认为，儒家与西方思想家对美德伦理学的论述是进行比较的良好话题，因为学习儒家美德伦理可引导我们采取美德的新观念，并了解有意义生活的方式有所不同，还因为西方美德伦理学所阐述的不少儒家思想可能会被忽视。”Ibid，p118.
Comparative Method and New Diversityoriented Comparativism
DING Zi-ji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he U.S.A.）
政治哲学与文化范文第5篇
一、用哲学原理讲授文化生活知识
1.利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讲授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在讲授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时，笔者设计了以下三个问题。
（1）辨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正确揭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2）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3）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据此，有人认为，经济上去了，社会文化就发展了，社会文明程度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运用文化生活的有关知识分析，这种观点对不对？为什么？
解答正误混杂型辨析题的关键在于找出题中观点哪些地方合理，为什么合理，哪些地方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学生通过分组讨论，得出问题（1）的结论：题中观点看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忽视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
通过教师引导和学生探究讨论，学生一般能依照上图思路把握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即经济、政治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文化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经济、政治决定文化，文化对经济、政治具有反作用，并且文化有其自身的传承性以及相对独立性。
把握住了问题（2），学生也就不难得出问题（3）的结论了，即题中观点肯定了经济决定文化，但忽视了文化有其自身的传承性、相对独立性，并对经济具有反作用。
2.利用辩证的否定观讲授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在利用辩证的否定观讲授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时，笔者运用以下背景材料设计了问题。
二人转本是东北的草根文化，据说有三百年的历史。二人转内容很丰富，也很深奥，演员需要在“口”“相”“唱”上下很多工夫研究。传统二人转以唱为主，给人感觉“大俗”，难登大雅之堂。如今，经过改良的二人转，提倡“绿色二人转”，在保留原来大部分精华的基础上，加入了很多综艺性的内容，使二人转增强了生机与活力。二人转演员小沈阳的精彩演出，使200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分外红火。“刘老根大舞台”剧场落户全国九大城市。
（1）运用生活与哲学的知识分析，二人转为什么能增强生机与活力？
（2）结合文化生活的知识，谈谈怎样使二人转继续增强生机与活力。
先让学生分组讨论，各组选出代表回答，其他学生补充，教师及时点拨，总结得出结论：辩证否定的实质是“扬弃”，因而文化继承，不是原封不动地承袭传统文化，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的否定是发展的环节，是实现新事物的产生和促使旧事物灭亡的根本途径，因而文化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辩证的否定观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创新意识，因而我们必须推进文化创新，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以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为社会实践服务。
3.利用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讲授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
在讲授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时，笔者先给出探究问题。
常言道：“多想出智慧。”因此，文艺创作来自创作者的灵感，根源于创作者的聪明才智。请从哲学角度进行分析。
学生通过讨论，一方面肯定了人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意识活动具有主动创造性，另一方面又指出材料中的观点违背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的原理。
紧接着，笔者又引导学生思考：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一关系和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有何内在联系呢？
学生经过自主探究、合作学习后一般会指出，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教师引导总结补充得出结论：文化创新的过程也就是认识深化、发展的过程，因而社会实践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是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在文化生活领域中的具体体现。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文化创新又引导、制约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是文化创新的根本目的，也是检验文化创新的根本标准。
二、用哲学思维挖掘文化生活知识的隐性联系
1.利用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原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把握同类知识的关系
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整体和部分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告诉我们，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学习哲学时，我们反复告诫学生，一定不能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理解为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但这两者之间又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整体由部分构成，而部分之间既有整体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用图表示如右。
整体的事物A由a、b、c等部分构成，a、b、c相交的阴影部分，既是a、b、c三部分的共性特征，又是处于整体地位的A事物的更小的部分。
文化生活知识之间在本质上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又有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挖掘这些联系，既可以整合知识，又能加深对整体与部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的理解和掌握。
例如以下文化生活现象就反映了整体与部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世界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世界文化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它们之间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同时，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文化是民族的，强调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和特征；文化是世界的，强调不同民族文化也有共性和普遍规律，因而，各民族文化之间既有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用类比推理可知，中华文化与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也是如此。中华文化与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同时，中华各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的民族特性。
2.利用普遍联系原理，挖掘知识内在的线索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联系是具体的、多样的，因此，我们要善于把握知识间的必然联系、因果联系来挖掘知识间的线索联系。教材中的某些重要知识点，渗透在教材的各个角落，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教学中，我们要学会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顺藤摸瓜”，把知识点有机串联起来。
文化生活教材第一课中的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就是贯穿整个文化生活的一条隐性红线，我们可以用上图把相关知识点串联起来。图中右端的知识点无不隐含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
三、利用哲学讲授文化生活教材，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1.反对穿新鞋走老路，以传统的方式应对新课程，做到由“教教材”转化为“用教材教”
用哲学讲授文化生活教材，我们要做到由“教教材”转化为“用教材教”，引导学生自主、互助、合作、探究，挖掘出哲学与文化生活的隐性联系，或者用哲学的思维去理清文化生活知识点之间的显性联系。要坚决反对以传统的方式应对新课程，仅仅满足于哲学知识与文化生活知识间的机械转移，要始终坚持“四前四后”原则，即：学生在前，教师在后；尝试在前，指导在后；练习在前，讲解在后；活动在前，结论在后。
2.避免用“理论教理论”，而应理论联系实际，连接、融入鲜活的背景材料
理论具有抽象性，用抽象的哲学理论去讲授文化生活理论，往往枯燥难懂，教师教得痛苦，学生学得辛苦。因此，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连接、融入鲜活的背景材料，遵循由特殊到普遍再到特殊的认识秩序，这样既能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又能提高学生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