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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会计人员管理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有的会计人员管理制度为会计人员委派制,即由政府有关部门(包括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经贸委等有关部门)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主管、财会机构负责人和一般会计人员,经考核录用后,派到需要监控的单位从事财务会计工作。会计人员委派制在各地试点推行过程中,逐渐显现出一系列的问题。
(一)制度本身的问题。首先,它与现行法规相抵触。《会计法》和《公司法》明确规定了企业财务负责人及各类会计人员的任免权应由董事会和经理组成的企业管理机构决定,资产所有者和其他外部集团无权直接干预,这恰好与会计人员委派制相抵触。其次,它有悖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我国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已充分认识到行政干预企业的管理和协调需要花费巨大成本的问题,以及由此引起资源配置与利用的低效率,从而做出了减少对企业行政干预的重大决策,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转变政府职能,把企业推向市场,使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组织,这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会计人员委派制显然是与这一目标相违背的,它直接干预了企业的劳动用工权和人事管理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决策。第三,它不符合我国会计改革的目标。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会计信息不仅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会计人员委派制强调会计作为政府代表而对企业实行监督,并不重视会计在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方面的作用。第四,它与国家审计构成重复监督。国家审计是政府接受人民委托而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而会计人员委派制下的会计也是代表人民(政府接受人民委托)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
(二)适用范围问题。集体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由于与国有资产无关,不适于实行会计委派制,而应采取税收稽核、外部审计等方式,促使其依法经营。
(三)利益分配问题。会计人员提供会计信息的准确程度与其自身的利益直接相关,而在实行会计人员委派制的过程中,在会计人员的利益问题上,各地却有不同的规定。由于会计人员的利益与企业有关,这样会计就很难实现其监督职能。
会计人员委派制作为一种新的监督形式,隐含着巨大的合谋成本与风险。会计人员委派制作为一种过渡性管理形式,其优点是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管理模式所无法相比的,但它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作。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政企分开、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和依法纳税。显然,会计人员委派制违背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精神。
二、会计人员社会化管理制度的涵义及前提
原有的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运作,所以必须有新的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来替代它,会计人员社会化应运而生。
(一)会计人员社会化的涵义。会计人员社会化是指会计人员从传统的财政部门的管理模式转向民间的行业管理模式。开始时,可以在财政部门指导下建立起各省、地、市、县的会计人才联合会,该会对内负责建立财会人员资料库、继续教育和在职专业培训,对外负责人才咨询,出具会计人员的学历状况、工作资历的证明,等等。
(二)会计人员社会化的必要前提。会计人员社会化是需要一定基础的,要满足以下几点要求才会建立行之有效的会计人员社会化的新型管理制度。
1、建立高层管理者的自我约束机制。在国外,通过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金实行“年薪制”或“期权制”的方法来实现对高层管理者的自我约束。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做法,建立高层管理者的自我约束机制,将经营者的业绩与经营者的权益有效地衔接起来。只有这样,经理在挑选会计人员时才能任人唯贤。
2、建立相配套的管理体系和法律体系。首先,是资料库的建立问题,应该充分利用电子信息技术,以法律的形式把每一个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及每一个在高校学习会计专业的学生,采用完全相同的格式、标准录入到INTERNET网站上,由各个地区的会计人才联合会负责管理这些数据。其次,是对会计人才联合会所实施再教育的教学设计和考核办法进行法律约束。第三,对会计人员竞争上岗的公平条件、执业纪律进行法律约束。
三、会计人员社会化的必然性
会计人员社会化是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新型会计人员管理制度的推广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持久繁荣。
(一)实现会计人员社会化有利于加强企业财务管理。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部分,要求专业职责具有相应的独立性,财会人员只应该对企业经理负责,至于传统理论上的监督职能大可不必照搬。按照管理学理论中的最大效益原则,唯一上级是必要的,也是高效率的。如果他们做得好,自然有经营者去奖励;干得不好,自然有司法机构去处理,财政部门既无法替代反贪局,也无法替代司法机构,自然也就不必重复以上两者的功能了。
(二)实现会计人员社会化对会计执业水平提高有很大好处。会计人员的执业技术得到进一步强化也是实现会计人员社会化的好处之一。会计人员可以自主选择时机,针对自身业务的薄弱环节进行继续学习,而一改现行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模式,即统一学习时间、统一学习内容,注重形式而轻实质。会计人员自行决定继续学习的时间、学习的内容,这样既可以给国家节省大量的培训经费,又可以克服一刀切的盲从性,对会计人员执业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好处。
在几乎所有行业都会注入社交元素的今天,以下三个案例或许可以启发一些创业者。
陌陌:金字塔的平衡
纵观整个社交流程,可以看到以下一些特点――爆点、破冰、关系链、社群、控质、黏性、转化、盈利、往复,无外乎如此。
在爆点之后,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大量用户的涌入。有人说这是好事,可并不一定如此。
“陌陌”一开始有着非常稳定的金字塔结构:塔基是所谓的“潘俊庇没В潘磕小潘颗;中层有优质用户,尤其以女性最为珍贵(1位优质的女性用户可以带来7位男性用户);塔尖是一些大V、高富帅等。
金字塔一开始结构是相当稳定的,它内在的生态是平衡的,但是所有底层的潘坑没Щ岵欢系厝ゴ钰ê妥放踔屑涞挠胖视没В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中间的优质用户又可以筛选出顶层的高富帅,相当于绩优股的角色。顶层的用户又会发现,真的有很多高颜值、好身材的妹子在身边。紧接着一夜之间,产品的名声传了出去。
于是,很多潘坑没в咳胝飧鲇τ茫不断地对中间优质用户提出邀约。久了之后这种行为就从“追捧”变成了“骚扰”,优质用户做筛选的成本变高了,这个产品的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了,于是,优质用户纷纷开始逃离。同时又有特殊职业的用户进入,社交的价值出现改变。顶端的高富帅意识到想要认识优质女性的效率变低了,高富帅用户开始流失。于是这个金字塔开始出现失去平衡、崩塌的局面。
当社交产品的规则约束不了它的海量用户,将会使它的生态失去平衡。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是当时陌陌的产品经理,我将如何解决?我可能会让两个不对等的阶层每日限量搭讪,超出限额,可直接引导进行付费――请注意,是在不对等阶层之间,比如潘看钰ǜ咧柿坑没В而潘看钰潘炕故遣幌蘖康摹U庋既控制了用户间隔一边倒的趋势,也进行了适当的变现测试,并且底层用户量级也是非常大的,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来解决这个问题。
支付宝:为什么要做社交
不是支付宝为什么要做社交,而是“为什么支付宝不得不做社交”。
看似相似,实则不然。前者是主动,后者为被动。
支付宝已然变成当前手机装机量前几的App,并不是它黏性有多么大,而是产品属性为刚需。在淘宝如此巨大的体量掩护之下,支付宝为唯一支付方式,它的体量已然显而易见。
而一旦用户仅仅只是把你作为一个工具,即使是刚需,也是存在风险的。谁能证明十年以后淘宝不会消失呢?所以伴随淘宝的消失(百年以后?)和流量的下滑(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出现的直接问题就是支付宝的下滑,而为了阻止这最差的一切结果的发生,只好将大招“社交”搬到支付宝来企图维系住用户。
那为什么不把支付宝的社交功能放进当前的淘宝里呢?
首先淘宝已经有社交了,比如旺信、阿里旺旺,但是场景是买卖双方的沟通,虽然也是社交,但是附加价值并不大;淘宝去年上线了问答形式的“问大家”功能,不算是即时社交所以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淘宝直播”也是社交手段,但短期内不太可能变成社交主力,在首页的位置比较靠后;社区也是去年淘宝大力在推行的,但是围绕的都是商品而不是人,所以依然是购物场景。
综上,只有旺信才是用户理解的即时社交。致命的问题是,这种社交场景其实是在商业的羽翼之下,几乎不可能从这种场景得到能够转移到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放到支付宝里呢?从理论来说,淘宝和支付宝的装机量应该近似1∶1这个比例,而且装机量非常大。旺信切陌生人社交,场景是购物;支付宝里的社交切熟人社交,场景和微信类似。
假设在不可预见的将来,淘宝消失或者阿里转型,支付宝最好还能存在于用户的手机当中,当成日常的沟通工具也是不错的选择。从用户立场来说,哪个平台都无所谓,能用、好用、有用就好了。不过微信的优势实在巨大,支付宝得拿出点新货来。年初的集五福真的是逆天的活动,让人佩服到五体投地。
电商:为何要动社交的奶酪?
电商社交与社区,能真的有用吗?答案显而易见――肯定有用,不然做它干什么呢。
当下市场做得最好的有两家,但是这两家切入的场景和手段都不一样。第一个是淘宝的社区模式,第二个是京东的购物圈。前者是传统社区模式,以商品聚类用户,增大App用户黏性及活跃度,捎带手地增加转化、引发购买行为,这是个比较保守和传统的做法。
京东则比较有意思。购物圈是京东丢在微信里的一个入口,用户购物后可以直接从京东微店分享到购物圈当中,且分享的商品不止好友能看到,其他用户也能看到。重点是这个“其他用户”,微信或者是京东方面没有人给出它是怎么筛出来的。
个人推测,京东根据用户相同的购买行为,以及通过微信结合一般生活场景,推测出每个用户的喜好与本质,通过算法匹配连线,也就是精选模块。有意思或者说是可怕在哪儿呢?京东将购物社交场景和生活社交场景连到一起了,它知道你的生活喜好或者相关的标签,可以根据你生活的想法去给你推荐。这样的话,不管从人性来说,还是从成功率来说,都远比淘宝独立做的社区要可怕许多,虽然不知道微信的数据共享做到了什么地步。
内容提要: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既要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也要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还要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关键词:公共管理制度和谐理念和谐行为和谐绩效
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而我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样一个社会潜在危机风险较大的时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相互交织激荡,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使社会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动态均衡之中,社会和谐显然面临着挑战。如何使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不致演变为社会冲突?最关键的是建设一套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来避免社会潜在风险的外在化。如何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第一,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法规。所以,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其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即法律法规本身的和谐性。怎样做到法律法规的和谐?最根本的是要突破法律法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思维定势,真正站在公共的立场上,以和谐的理念公正地设计作为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制度制定过程存在着明显的部门、行业、领域、阶层或利益集团垄断的现象,这导致了一些公共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不和谐。譬如,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程序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起草,然后由立法机构或政府批准,故许多法律法规在设定之初就深深地打上了某些部门或利益主体的印记。国土地法中关于土地征用的条款就是典型的社会群体利益失衡的体现。在这一制度中,农民利益受到了严重伤害,近年来已造成了4000多万的失地而穷困的农民,而以极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商人或地方政府却将数倍于原有土地价格的土地增值利润攫为已有。面对失衡的制度,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为维护土地权益而采取拼斗自杀等过激的抗争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制度设计理念的不和谐埋下了社会不同群体产生矛盾冲突的隐患。
如何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者要具有社会角色的超脱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人一定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即制度的制定者要超脱于部门、行业、领域、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之外,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设计制度。二是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原点要具有充分的理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应当是社会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阶层、群体、利益集团或一部分人(哪怕这一部分人代表了社会的相当多数)。当然,全体人民也不是指国家中的每一个人,而是指国家中的公民整体,这个整体代表了社会公正、正义的公民意志或公民理性,这种公民理性就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原点的充分理性。三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程序的公正性。即制度的制定应当有一套公正科学的过程和次序。这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程序法。我国也应当有程序法。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原点正义需要制度论证程序的公正加以保证,否则,制度设计的结果可能与设计的初衷大相径庭。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投票悖论已经证明了程序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国许多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用心良苦,但由于未能遵循公正的程序,结果损害了社会相当部分人群的利益,造成了制度路径依赖的强大后遗症。譬如,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区域封闭的多元户籍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结果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的浪费和区域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且如今仍然难以废除这个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制度设计程序不公的一个沉痛教训。因为如此一个事关人民基本权利的重大制度,竟然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以政府命令形式颁布的。可以说,这个制度的出发点也是良好的,它是为了控制过度膨胀的人口,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就目前的公共管理制度而言,类似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各种国家、地方性的不和谐制度仍然大量存在。
第二,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主体是公共管理机构,即国家和政府。这表明,国家和政府不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而应当是社会公民意志的体现,是国民授权的结果。因此,基于公民意志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该当是一个和谐的过程。但是,我国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在许多方面却很难体现这种和谐,官本民末的思想仍然主导着公共管理者的施政行为,从而致使许多制度的执行过程充满着官民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各种个案上,如湖南嘉禾折迁事件、广东的孙志刚事件等等。而且表现在普通百姓对政府行为的各种逆反心理。如近几年国企改革中所发生的多起就是例证。各种迹象表明,我国这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行为还不是和谐的,这些不和谐不仅影响了制度的效率,而且从根本上制约了制度的公正性和可行性。
如何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公共管理制度呢?
一是以和谐的行为动机实施公共管理制度。人的社会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同样也是受动机的驱使。传统的专制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是维护自身的政权地位和对人民的统治,所以,它必须基于强权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专制社会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其制度也服务于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和谐地施行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民主社会,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所以,它必须基于和谐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民主社会是公民选出公务人员进行社会的自我管理,其制度也是服务于公民自身。正是如此,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者就应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动机来确立和谐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依据人民授予的权力去压榨百姓。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官员有一个普遍感受,即随着公民法律制度意识的增强,政府的行政行为难度越来越大,政府的权威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譬如,湖南嘉禾的拆迁事件最终就是以地方官员的过错而终结的。对此,我们的学术界和上级党委政府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公务人员的执政能力不强问题。其实,问题的原因不是执政能力不强,而是执政动机不正确。如果我们的官员抱着为民服务的行为动机,就不会将公民抛向对立面。
二是以和谐的行为需要实施公共管理制度。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的行为受动机的支配,动机的背后,则是人的需要;同样,受行为动机驱使的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行为也是人的行为需要在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之所以要基于公务人员的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其原因就是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即人们对社会公共品的需要。如果我们把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制定看着是社会公共品的生产过程的话,那么,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者即政府则是公共品的经销商或送达者,公民就是公共品的消费者。一种高质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了,如果不能通过优质的服务送到消费者手中,其满足人们欲求的功能同样难以实施。好的公共管理制度如果不能保质保量地满足公民的需要,它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在我国,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行为的走样已是一个常态,所谓政策执行效果的边际递减效应就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者缺乏制度执行的需要行为意识,他们总是站在上级或领导者的位置去实施制度行为,而不是站在一个制度供货商或制度产品送达者的位置去满足公民的需求;他们不懂得公民对公共制度的需求就是自己的行为使命。所以,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者应当以和谐的行为需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三,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是否和谐,最终得以制度实施后的绩效加以衡量和检验,和谐的制度必然产生和谐的绩效。当然,绩效的衡量指标有多个方面,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设计。我国是一个物质财富缺乏的社会,人们在衡量人类活动绩效的过程中总是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放在首要位置。近年来GTP的大小已经成了各级政府追求的最重要的政绩目标,结果GDP增加了,而带来的是经济活动对自然和社会因子的过度消费。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公共管理制度也是随之配合的。譬如,越来越多的“矿难”看起来是一个安全生产和矿业的管理制度问题,但安全和管理的背后却是国家公共管理制度的失衡使然。因为现在从事矿业一线生产的工人基本上是农民工,而农民工的生命价值在我国矿业矿难中的赔偿标准只有国有矿业中正式职工的二十分之一甚至更低。极低的生命赔偿价值使矿业企业只要支付极低的成本就可以渡过矿难,企业主当然就没有积极性和责任心去花费大量的钱财去维护矿井的安全,这是经济人计算成本收益结果的必然选择。类似的情况在许多公共管理制度中都有体现。譬如,我国的公务员违规的惩诫制度,金融领域、公有单位的信贷优先制度,垄断领域的特殊人占有制度等等,它们都无不打上了物质与精神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公有单位与民有单位之间,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公务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城市居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等等不和谐的烙印。表面看起来,这些不和谐制度似乎没有影响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的绩效,但从深层次观察,特别是站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看,它们已经透支了未来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潜力,若不对其改革,势必造成重大的社会潜在危机。所以,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公共管理制度已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如何衡量公共管理制度的和谐绩效呢?
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要体现自然与人的和谐。这种和谐的核心是人不要过份地向自然索取甚至是掠夺。2004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是量的20%,铁矿石的30%,铝的40%、水泥的45%,GDP却只有世界的5%左右。极不协调的投入产出关系凸显的是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有违自然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为一旦自然资源枯竭,人类的生存条件也将荡然无存。所以,现在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应当是建立一套科学的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以在保持生态和环境不受破坏的条件下提高物质财富的质量和数量。只有官员的绩效考核制度和谐了,整个公共管理制度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是公共管理制度要体现政治与人的和谐。公共管理制度的本意应不具有政治性。但是,由于任何国家的公共管理制度都是具有政治倾向的人所制定的,所以,它就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了。正因为如此,公共管理制度很可能被少数政治集团或人物利用而变成一种政治统治工具。在我国,由于公共管理制度的建立严重地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进程,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的政府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就使政治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公共管理制度之中。为了不至于使政治影响公共制度的公正性,我们有必要强调政治与人的和谐,使渗融于公共制度中的政治能更好地体现人的意志和权利,真正使社会主义的公共管理制度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
[关键词] 留守儿童 社会工作 学校社会工作
留守儿童是指那些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在外地务工、留守在户籍所在的农村家乡的儿童,他们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快速流动催生出的一个新群体。这些儿童在身心发展和社会化的关键时期缺少父母的关爱和教导,容易遭受各种问题的困扰,在发展中处于一种弱势地位,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特别的关注。留守儿童的构成主体是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龄儿童,2008年2月召开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报告会上提到,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约为3000多万。这些留守儿童特别需要来自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关爱和科学指导。
一、留守儿童的教育服务需求与学校的回应
留守儿童非正常化的家庭环境使他们的学习、身心健康和社会化容易遭受到各种障碍的困扰。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学习方面的困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①委托监护人对留守儿童难以进行有效的教育和引导;②留守儿童健康的课余生活难以得到保障;③学校和家庭之间缺乏理解和配合;④少数留守儿童出现了学习成绩下降;⑤父母文化素质较高的留守儿童失去学习辅导机会;⑥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由于失去很好的监督,其学习态度逐渐散漫、不端正,部分出现了迟到、逃课、不交作业等不良现象。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的最大差异主要体现在精神方面,和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普遍感觉失落和孤单,同时也感觉缺少关爱[2];孤独感、委屈难过和敏感自卑是留守儿童的“代表性”情绪体验,忧虑情绪主要体现在初中留守儿童中[3]。在社会化方面,一项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实证研究[4]表明,“留守”经历在个别社会化指标上给儿童带来较大影响: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欠缺与同辈群体和亲戚间的交往;家庭结构观念松散,亲子关系淡化;孤独感较强;缺乏合群性,初中阶段的留守儿童尤其如此。另一项关于初中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5]表明:留守儿童的违法和违纪行为高于非留守儿童,初中留守男生均比留守女生存在更多的危害健康的行为。要克服这些障碍健康发展,留守儿童需要特别的教育和社会化服务。
家庭和学校是儿童接受教育进行社会化的两个最重要的机构,父母是自然的社会化执行者,教育工作者是专业的社会化执行者。父母的外出削弱了留守儿童家庭的社会化功能,造成留守儿童发展服务的缺失。削弱的功能和缺失的服务被父母期望、社会期望由学校和教育工作者来弥补。许多学校通过积极探索,采取了建立留守儿童档案、提供寄宿服务、选派教师作留守儿童的家长等方式回应留守儿童的服务需求。但是,这些方式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①留守儿童主要分布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这些地区本来就存在着教育经费紧张、教育水平落后、师资力量缺乏等障碍,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建立详细的留守儿童档案并对变动情况做及时的补充和修改;家长精力有限又缺乏解决儿童身心发展问题的知识技巧,无法提供足额的寄宿服务,即便已建立的寄宿学校也因为管理薄弱、资源有限、监护范围和监护质量达不到要求。②现有方式只能满足留守儿童基本的生活需求,不能有效地促进他们的发展。③现有方式忽略了留守儿童的自身力量和可能拥有的多种社会支持。现有的服务方式存在的问题制约了对留守儿童服务需求的满足。为进一步保护、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学校和教育工作者需要开拓思路、跟随社会发展的节拍引入专业方法为留守儿童提供指导和服务。学校社会工作正是可以用来指导农村中小学的留守儿童工作的专业制度和方法。
二、学校社会工作的内涵、方法以及在我国的试点和推行
学校社会工作是20世纪初期在美国、英国、德国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一项“结合教育和福利两种制度的社会事业”[6],是现代社会工作发展较早的一个分支和重要领域。学校社会工作即是把社会工作的助人原则、方法与技术运用到学校环境中,促成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协调合作,协助学校形成“教”与“学”的良好环境,引导学生寻求个别化和生活化的教育,建立社会化人格,习得适应现在与未来生活的能力。学校社会工作追求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崇高目标:(1)实现社会福利。学校社会工作为学习和生活适应失调的学生提供服务,协助他们处理困难和解决问题,帮助他们学会如何预防问题的出现和发展自己的潜能;(2)保证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和普及义务教育。学校社会工作为因经济、社会、心理等因素不能参与或不能充分运用教育机会的学生提供生活与学习的抚助和保障,使他们得以利用应受教育的机会,掌握知识本领,发挥潜能;(3)促进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协调,以配合学校的需要和增强教育功能。家庭、学校和社区是影响学生的心理、行为和学习成绩的三大因素,也是促进学生形成社会化人格的三大力量,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学校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服务和职责所在;(4)学校社会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等的全面发展。[7]P316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学校社会工作主要运用个案方法的传统工作模式和团体方法的学校变迁式工作模式,从事治疗性的服务工作,参与学校家长会及社区活动,并负有就学校不良环境提出建议和反映的责任。1960年以后,学校社会工作的方法和目标都发生了明显转变,形成社区学校式工作模式,学校社会工作开始扮演预防与矫治的角色,参与学校政策的制定,维护学生应有的权利。同时,学校社会工作者把社区活动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把教育、卫生、福利的结合看成为学校社会工作的趋势和理想。[7]P316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和发展,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学校社会工作已成为学生辅导和服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社会工作者与心理辅导人员以及其他服务人员一起为学生提供全面、优质的教育服务。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全面深入,儿童青少年的社会、家庭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给学校的学生管理工作面提出了严峻考验。为胜出这场考验,“在中小学中积极开展专业化的学校社会工作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势在必行”。[6]为回应现实的需求,提高教育的现代化水平,本世纪初学校社会工作在我国大陆地区得到积极的倡导和试点推行。2002年5月,由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牵头,在浦东38所学校开始试行学校社会工作,按照香港模式,推行“一校一社工”制度,拉开了大陆地区发展专业学校社会工作的序幕。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试点工作经过了学校确认、专业服务培训、资金和设施保障、政府监管部门成立等环节,标志着学校社会工作作为一项制度正式介入学校体系。[8]P39随后,深圳、福州、济南等地区也学习上海经验开始推行学校社会工作的试点工作。
三、推行学校社会工作强化留守儿童教育管理和服务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相关决定使社会工作步入快速发展期,在学校社会工作领域,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加入以试点方式在中小学开展学校社会工作的行列。这些试点工作大多借鉴港台地区经验,又结合本地实际,发展了多种学校社会工作的介入模式。试点工作不仅为学校社会工作的普遍推广积累了丰富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试点展示了学校社会工作的强大功能和重要意义,突显了广泛开展学校社会工作的必要性。但是,目前学校社会工作的试点均是安排在城市的中小学,这与社会工作的起源于城市的、成熟于城市的发展传统相一致,也与我国的资源分配方式相关――无论是在经济资源还是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农村均弱于城市,几十年的城市优先发展模式已使城乡差距扩大到危害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的程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改变顾此失彼的发展模式,要弥合农村被拉下的差距、解决农村发展的障碍,尽快形成城乡协调发展、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格局,在政策和资源方面向农村、农村社会发展合理倾斜成为必要的举措。
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政策和资源对农村的一个合理倾斜就是,政府应大力推动在农村中小学试点和推广学校社会工作,发展学校社会工作制度。运用学校社会工作的传统模式以个案工作方法为有特殊困难的留守儿童及其家长提供服务和咨询,减少或避免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现象;运用学校变迁式的学校社会工作模式为留守儿童提供生活、学业和职业辅导;采用团体工作方法打破留守儿童自我封闭的防线,培养他们互助合作的精神和方法技巧;运用社区学校式的学校社会工作模式,强化学校与家长的联系、学校与社区的沟通,启发、培养留守儿童的服务精神,鼓励他们参与社区建设、改善教育和生活环境,通过服务他人、服务社区促进自我训练,实现自我成长。从发展的角度看,抓住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契机在农村中小学开展学校社会工作,终将惠及整个农村教育,提升全体农村儿童的福利、提高农村社区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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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化管理;韩非子制度化;智慧
当前,制度化管理作为一种行之有效、放之四海皆准的管理模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管理中。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引进学习西方的制度化管理内容,造成很多个领域出现生搬硬套的情况,在没有较高程度本土化的前提下,制度化管理在我国的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所以本文力图通过韩非子制度化管理智慧的分析,为我国制度化管理的应用提供一定建议,并最终促进中国式管理的进步发展。
一、韩非子制度化管理中制度常变关系的分析
在我国制度化管理中应用中,经常发生制度不符合实际情况而越来越僵化问题,并造成管理效果的降低,更影响了制度化管理的稳定性。尤其是一些部门在应用制度化管理的过程中,朝令夕改,随意更改制度,导致制度经常发生变化,导致内部人员无所依从,进而造成了内部管理的混乱。结合韩非子有关制度化管理的思想来看,所谓“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误变,务变之谓变业。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管理制度必须明确稳定,而且切实可行,制度一旦颁布,除非特殊情况必须坚定不移的落实,只有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制度化管理才能稳定内部的秩序。但是另一方面,制度也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调整改变,只有不断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制度化管理才能与实践和时代相符合,发挥最大的应用价值。综上而言,管理制度中的常变关系是对立而又统一关系,制度化管理的变与不变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正如韩非子在《有度》中所言,“法与时专则治”、“法与时宜则有功”,因此韩非子对于制度化中常变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其论证体现着哲学辩证的智慧。
二、韩非子制度化管理中管理和人性关系的分析
在制度化管理中,处理好管理和人性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社会提倡人性化管理的必然要求。结合韩非子有关制度化管理的思想,“人皆挟自为之心”、“人与人间皆是利害关系”等内容体现了人性的本质,也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或者说人都是利己为先的。所以在除了管理和人性的关系中,不仅要“因循而不当化”,使制度化管理顺应人性,不和人性相冲突。而且制度化管理要通过具体可行的奖惩制度来引导人性,但是在奖惩制度上,韩非子有着重罚的思想,这也与当时各国争霸的状况有关。但是在我国现代化的管理制度中,不应当全盘接受韩非子的重罚思想,应当在制度化管理中贯彻赏罚分明的理念,尤其是通过激励机制来提升内部人员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制度化管理的应用效果。
三、韩非子制度化管理中组织控制管理的分析
在韩非子制度换管理中,术治系统虽然原先是君主统治群臣的方法和手段,比如《难三》中所言“术者,藏之于胸中,于偶众端,而潜御群臣也”,但是在我国现代制度化管理中,批判接受韩非子的术治理念,尤其是吸取术治理念中丰富的管理学智慧,并结合实践加以利用,也会对我国的制度化管理中组织控制管理有所裨益。此外,韩非子术治也有注重通过实践来考核官吏的理念,比如“相马不如赛马”、“因任而受官”等思想理念,将这些韩非子的术治理念运用组织管理中,有助于组织内部注重实际能力的考核,并控制组织内部成员的言行举止,比如《说疑》中“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所以韩非子的术治部分也体现出了高超的管理智慧。因此在组织控制管理中,可以应用韩非子术治制度中强化管理者管理能力的方法,以此达到强化组织控制、增强组织凝聚力的目的。而且韩非子主张术治系统要和刑德赏罚理念结合运用,这说明其相对于近代西方管理学思想,很早就认识到激励手段在组织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四、韩非子制度化管理中势治系统的分析
在韩非子思想,术与势是紧密联系的,其中势主要包括威势、位势和权势。在我国现代化制度化管理中,管理中要想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必须完整结合威势、位势和权势这三势。具体而言,权势和位势是管理者权力的表现,而威势则是指管理者的威望和威信,也就是管理者的非权力性影响力。韩非子制度化管理中,管理者不仅要增强位势和权势,还要积极发挥自己的威势。因为管理者如果只具有权势和位势,而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威望和威信,必定不能是内部管理人员信服,即便摄于管理者的权力而服从,也只是口服心不服,这会导致管理者不能实现有效管理的目的。因此管理必须注重树立自己的威信、威望,做到公正无私、赏罚分明、用人为贤,使自身的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紧密结合,从而为成为一个成功管理者奠定基础。
五、韩非子制度化管理智慧的应用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韩非子管理思想对我国制度化管理建设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以商场管理为例,为了提高制度化管理的应用水平和效果。管理者首先要处理好制度化管理中的常变关系,使商场管理制度符合实际需要,比如商场旺季和淡季的管理制度要有所变化,旺季的商场管理要以稳定秩序为重;然后,商场管理制度要正确处理管理与人性的关系,通过健全完善的奖罚制度,一方面防止内部员工出现违规行为,另一方面激励员工提供优质的服务,并且达到更高的销售指标,促使商场效益和员工效益共同提高;此外商场管理者要积极利用韩非子制度化管理中的术治和势治,吸取其中的精华,通过对内部员工言行必要的控制,来达到增强组织控制的效果,并且商场管理者要做到公正无私、赏罚分明、用人为贤,使自身的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紧密结合,实现商场的有效管理。
总而言之,韩非子制度化管理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智慧。将韩非子思想积极应用到现代管理中,可以消除西方制度化管理与本土实践不符合的问题,并且辩证实现中西方制度化管理思想的融合,促进中国式管理的进步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