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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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范文第1篇

《再燃激情——苏州“三大法宝”读本》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以“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等苏州“三大法宝”相互激荡、相得益彰，点燃干事创业、争相奋进的“熊熊烈火”，成就了苏州经济社会发展最浓墨重彩的华章，成为苏州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写照。

根据党支部学习要求，我阅读了《“再燃激情”—“苏州三大法宝”读本》,其中，我生活工作的城市，苏州工业园区的孕育产生和其发展历程，让人赞叹不已，感触很深，也深刻感到党员干部要有志在必得的决心和信心争项目、抓发展、抓机遇。园区的发展经历了制造业产业主体地位的成型阶段、制造业的全面发展阶段、到产业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系列发展进程中，我作为计量检测行业的一员，也见证了园区的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在苏州工业园区成立初期，我们就参与到了服务园区的建设中，当时企业不多，主要是园区辖区5个乡镇的小企业和4个乡镇粮管所的计量检定，还有先期落户为数不多的中外企业，随着招商引资全面展开，九十年代中期园区开始大量筑路建桥，我们也跟随着路桥建设者们一起开展公路桥梁计量仪器的检测。在园区制造业成型和全面发展阶段，我们见证了园区建设的高速发展和创业者高效的工作，此刻大量工厂引入建成并投产，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逐步落户投产，我们在园区计量检测上投入更多的力量，此前很少有加班检测的情形，也在逐步适应企业生产要求，加班加点检测。进入新时代，园区的发展也进入了产业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的转型升级，生物医药产业、纳米技术作为园区新兴战略产业等高科技支柱产业的落户，大大提高了苏州工业园区产业能级，这些企业的实验室和生产线上的称量仪器精度高、对仪器检测要求更高，并且部分客户有特殊的检测要求，也对我们检测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我们在园区相关产业计量检测上投入了更多人力物力，加班加点成为常态，同时我们在提高检测技术上下功夫，更好的服务企业，更好地顺应时展要求。回顾这些年，我们与园区一起成长，在26年前，这片国际化开放型园区的脚下还只是一片广袤的泥塘，昔日城东农田湿地变为现代化的国际一流的城区，成片万丈高楼，产城融合、创新创优，彰显了成功的园区经验。

通过学习 “再燃激情”—“苏州三大法宝”读本，还使我深刻认识到，作为党员要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有敢于解放思想，锐意创新，要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思想，无论是以“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为内核的“张家港精神”，以“艰苦创业、勇于创新、争先创优”为标志的昆山之路，以“借鉴、创新、圆融、共赢”为特质的园区经验。无一不是广大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干出来的、闯出来的。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研发投资；技术创新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今后五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的预期性指标，这一增长率与“十一五”期间的实际年均增长率11.2％相比低了许多，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际年均增长率也低了不少。“十二五”规划提出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于强调影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增长的质量而不仅仅是速度。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但经济增长质量在很多指标上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从我国科技发展的轨迹来看，我国的研发投资状况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投入强度仍然偏低，配置仍然不合理，投入效率仍然不高，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的科技发展，从而影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为了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要促进各研发主体加强研发投资，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

一，经济增长质量的含义

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是多维度的，持续、稳定的经济数量增长是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的表现。

1.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它可以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片面追求数量、产值和速度，导致经济增长质量偏低，这种增长一般都是由高投入、高消耗推动的，是一种消耗型增长方式；而集约型的增长方式注重经济增长中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协调，它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劳动效率提高等推动的，是一种效率型的增长方式。技术创新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走技术创新之路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有效途径。

2.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各个生产部门在增长速度、就业人数、对整体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各生产部门的构成及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也就不同。因此，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应该根据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以建立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合理的产业结构。产业升级是产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换过程，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比如从传统的工厂发展为高技术企业，产业升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

3.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发展经济不能只顾当前短期利益，应该具有一种长期的观念，不能以对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为代价发展经济。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关键在于采用清洁的生产技术，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为环保型和节约型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同时，在已有环境污染的压力下，必须对环境问题加以重视，在保持均衡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治理的力度也要不断加强。只有与环境、生态、资源协调发展的经济才是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二、我国研发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现状的考察

1.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一直还没有走出外延式、粗放型、总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怪圈”，尤其是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行业成为GDP高增长的最大贡献者，这导致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质量问题已经相当严峻。目前许多重要资源，如石油、铁矿、木材等已经捉襟见肘，相当程度上依靠进口维持，生态环境的破坏也相当严重，自然资源的消耗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已无法支撑这一模式延续下去。此外，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整体差异较大，呈现出整体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差异显著的特征。科技水平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相对较好，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由此可见，我国目前低质量的经济增长与技术水平落后、技术创新能力薄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要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首先要把经济增长从原来主要依靠资源、劳动和资本的推动逐渐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模式，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2.我国研发投资的现状

技术创新与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推动力，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纷纷制定各种政策和措施推动研发活动，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而我国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研发投入水平和投入效率对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的R&D投入近年来一直保持着上升趋势，且增长速度比较快，我国2000年～2009年各年R&D经费投入、投入强度(R&D／GDP)及投入强度增长率表示如表1：

虽然我国的研发投入一直保持上升趋势，但是由于我国研发投入的基数小，投入的绝对值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很大，在全球研发经费投入最多的6个国家中，美国的研发总经费占GDP的比例为2.79％、德国为2.82％、日本为3.44％、法国为2.11％、英国为1.87％，而我国的研发投入强度只有1.70％，低于欧盟25个国家1.87％的平均水平，处于全球中等水平。由此可见，我国的研发投资仍有较大的增加空间。

三、我国经济增长中研发投资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现状分析可以发现，研发投资不足是造成我国经济粗放型增长、影增长质量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我国的研发投资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1.研发投入强度仍处于较低水平

2002年我国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目前我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国际经验表明，研发投入强度与工业化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研发投入强度一般不超过GDP总量的1.5％；中期阶段的研发投入强度约为GDP总量的1.5％～2.5％。按照我国目前的情况来判断，2009年的研发投入强度应该至少达到2％的水平，而实际只有1.7％，与这一发展阶段R&D／GDP所需达到的正常状态相比明显偏低。

2.企业主导型的研发投入模式尚未形成

企业的研发投入在我国整体研发投资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并不能说明我国的研发投入模式已经进入了企业主导型的研发投入模式。以2008年我国的工业企业为例，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6％，而美国在1960年这一比例就已经达到了2％，1999年为3.6％。相比较于发达国家，

我国企业主导的研发投入模式并没有有效形成，还有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和努力。

3.各研发阶段研发投入不均衡

国际上，通常基础研究、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这三个研发阶段的经费支出比例约为13％～19％、20％～25％和56％～65％，从1995年到2008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比重最高的是2004年的5.96％，用研究比重最高的是1995年的22.79％，试验发展比重最高的为2008年的82.76％。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我国的试验发展投入的比重相对偏高，三大研发阶段的研发投入失衡。这是因为我国研发主体多以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为主，过分注重能迅速获得经济效益的试验发展投入，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不够，才导致了我国的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4.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资源，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稀缺性上。如果研发主体耗费了大量的成本进行研发，而其成果却得不到保护，被别的单位无偿使用，该研发主体也就失去了优势，这便会削弱研发的积极性。目前，我国尚未形成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企业在发展中缺乏知识产权意识，技术人员害怕技术泄密，不愿与别人合作和交流，这便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研发的效率以及研发成果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的速度。

四、依靠促进研发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对策

1.加大研发投资力度，优化研发投资结构

目前我国的研发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和企业，筹资方式相对单一，因此建立多渠道的研发投资体系、多方筹措研发资金对有效促进研发活动非常关键。首先，要合理地增加政府对研发的资金投入，我国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投资远远小于西方发达国家。其次，还要强化企业在研发中的主体地位，鼓励企业不断拓宽筹资渠道。

调整和优化研发投资结构可以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投资效率。首先，调整基础研究、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个阶段的投入比例，尤其要特别关注基础研究的投入，因为基础研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基础研究做的扎实才能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动力。其次，该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特点和对技术的实际需要状况进行合理、均衡的资源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协调发展。

2.重视人才的积累，提高教育领域的效率

创新人才对于研发投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提高研发活动效率的核心在于引进和培养创新型人才，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强人才的培养和积累：

首先该加强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鼓励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合作培养研究型的人才；其次该支持和鼓励研究生和本科生参与科研工作，在实践中培养他们的科学精神和探索精神；此外，高等院校该实时地根据科技发展的需求合理地设置一些新兴学科，培养能够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各类科技人才。

研发人员具有个性化、创造性和自主性的特征，并且拥有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意愿，因此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为了保证各单位研发工作的持续连贯，必须对研发人员进行有效的激励以促进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对于研发人员的激励机制采用多样化、多维度的激励方式。要加大研发人员对企业发展的技术投入的报酬分配，鼓励原创性的工作、鼓励随时随地通畅的交流、重视细节和不同意见，充分尊重、理解和信任研发人员，用人性化的管理来促进研发工作的高效进行。

3.完善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合作体系建设

“产学研”合作是把以课堂传授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与直接获取实际经验、实践能力为主的生产、科研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高校是知识创新的主体，拥有技术和人才的优势，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拥有市场和产业化的优势，他们的结合是优势互补，必然促进其共同发展。另外，不同区域的单位之间的合作可以促进各区域间的交流和互动，减小我国各区域的技术水平差异。因此“产学研”合作是现阶段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科技水平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为了提高产学研合作效率，在实践中该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要提高我国产学研合作的效率。企业该培养主动寻求科研单位进行合作研发的意识，在研发过程中该动员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与企业的工作人员组成团队一起工作。同时，研发人员该直接参与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环节，因为市场反馈是研发人员最宝贵的研发材料，只有满足市场需求的研发产品才是真正成功的产品。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范文第3篇

西部FDI占全国的比重有走下坡趋势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全球投资前景评估机构”2004年发表的专题工作报告中，中国被列为全球对FDI最具吸引力国家。2003年中国吸引外资达570亿美元，创历史性最高，占亚太地区外资流入量的一半以上。然而，大量涌入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极度不平衡分布的特点。

历年来，东部一直都是中国吸引FDI的主要聚集区位，比重大多在85％以上，而中西部的比重仅7％一16％区间，尤其1990年起，西部的比重为最低，大约只占到4％左右。

尽管2000年以来，中央政府给予了西部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不均衡趋势并未得到有效转变，西部FDI占全国的比重有走下坡趋势，从1997年的5．58％到2003的3．25％。

为什么FDI不向西部集聚呢?有的学者认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北上”趋势有所加快，而“西进”的趋势则不明显；从长远看，外商对西部地区的转进不可能是“大跨越式”的。其原因是西部改革开放严重滞后，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软环境更令人担忧，此外由于政府机构臃肿庞大，行政办事效率低，手续复杂繁锁，增加了交易成本。

有的学者则认为，外资“西进”趋势并不明显，原因是，西部地区观念落后，配套能力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供应不足，东部地区政府不愿意外资从本地转移出去。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外商对西部缺乏了解，害怕上当受骗和安全没有保障。尽管中央对投资西部有优惠政策，但他们有的不敢贸然进入西部投资，有的还没有投资的打算。

优惠政策效应趋弱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国家陆续在东部和中西部等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优惠政策对各地区的影响是不同的，这表现在下述两方面原因：一是东部先于中部、西部实行优惠政策；二是三大区域的第二轮优惠激励政策的时间不同步。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首先赋予东部地区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1992年起中部、西部地区也开始享受东部地区原先的优惠政策，而这时东部地区因更全面开放及累积效应进入第二轮优惠政策激励。但中国实施开发大西部重大战略，并赋予西部地区更优惠的政策，即西部地区进入第二轮优惠政策激励，却是从2000年起。

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的确比较明显。以中部地区为例，1992年以后，中部地区开始享受先前东部地区FDI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飞速增长，从1991年的16734万美元到1993年的234273万美元，仅仅两年的时间，增长了13倍。

不过，从长期效应看，这种政策效应已逐渐呈弱化趋势，如2000年起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在近几年对西部地区吸引FDI影响不显著。这可从2000年至2003年西部的FDI占比4．64％、4．15％、3．82％、3．25％等四个逐步下滑的比值中得到验证。这表明，在新的引资发展阶段中，各区域不应过度开展区域间优惠政策的竞争。

低劳动力成本不再是获得投资的优势

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似乎一直是中国各区域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东部引资的初期阶段，低成本优惠更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因素，但随着更多的跨国公司及高质量外资进入，在东部其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已不存在了，更多的高质量外资倾向于以较高成本留住高素质优秀人才。

通过研究发现，当前东部的低成本优势已逐步消失，而且职工平均工资还有了提高。比如在1986―1991年第一阶段，职工平均工资每降低1个百分点，FDI就增加0．409个百分点。然而，在第二阶段，也就是从1992年到2003年期间，职工平均工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反而促进吸引FDI提高了0．39个百分点。

这一新的变化基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东部地区的职工素质提高了，无法以原来的低成本获取足够的劳动力，这可以从该阶段后期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缺工”显著现象得到证实。如果不适当提高工资，这一地区的“缺工”现象将持续。二是东部地区FDI已从第一阶段的以低质量外资为主转向以高质量外资为主，即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等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陆续进入我国，他们更愿意通过高工资来吸引高素质人才。

而目前进入西部的还是低质量的FDI，对劳动力质量要求不高，更偏好于低成本的劳动力。但随着高质量FDI的进入，低成本劳动力对FDI的弹性影响存在弱化趋势。所以，西部今后若要提高FDI的质量，还需通过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加强人才教育与培训来提高劳动力质量，以吸引高质量外资的流入。

提高第三产业比重

东部吸引外资的初期，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还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正处于萌芽状态，市场很不成熟，因而外商直接投资更愿意选择GDP大的地区。而且，从东部地区在1986―1991期间的企业结构分析看，大批量的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为能享受到外资优惠政策，纷纷戴上“洋帽子”、“红帽子”，这部分企业也大多以国内市场为主。

但重要的是，在东部引进外资的初期，FDI主要集中在出口加工型产业，这与打造“中国制造”是吻合的。在东部1992年以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或第三产业比重的下降，均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东部。

然而，这个趋势在1992年后有了新的变化。1992年以来，中国的FDI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即随着大量高质量外资的进入，提高东部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东部。

不过，在西部，迄今为止第三产业比重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流人的反向影响仍然十分显著。统计显示，西部第一二产业的总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FDI流入量会增加2．509个百分点。这说明在西部引资的整个历程里，FDI更倾向于投资其第一或第二产业。

目前中国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纺织行业也潜存产能过剩的问题。比如铁合金行业，现有生产能力是2200多万吨，企业的开工率目前仅仅是40％左右；焦炭行业的产能也超过1亿吨，同时还有在建和拟建的各3000万吨。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范文第4篇

一、“一个中心、两大战役”对建设山区科学发展试验区具有重大意义

“一个中心、两大战役”是新时期衢州发展战略思路的继承和创新，符合中央和省委要求，切合衢州发展实际，顺应百姓期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推进“一个中心、两大战役”是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建设山区科学发展试验区的重要举措。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确立了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发展方向，开启了我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科学发展的新征程，吹响了加快迈向现代化的新号角，从“两创”到“两富”，反映了浙江现代化建设向纵深推进。我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两地三城’（即浙江海洋经济的绿色腹地、山区经济的示范高地，神形兼备的人文生态城、开放包容的活力创业城、和美富庶的民生幸福城），为加快‘两个崛起’（即在全省后发崛起和四省边际率先崛起），实现富民强市”的总体目标，体现了“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目标要求。“一个中心、两大战役”是我市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的具体举措，使“两富浙江”和建设“两地三城”的任务更加明确、路径更加清晰、操作性更强。同时，省委、省政府从统筹区域发展、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高度，把衢州确定为浙江山区科学发展试验区。建设山区科学发展试验区关键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创新区域发展模式，积极探索山区科学发展新路子，使衢州成为全省山区绿色产业发展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我们必须紧紧抓牢、大力推进“一个中心、两大战役”。工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只有加快工业经济的发展，才能增强山区科学发展的动力，提升山区科学发展试验区的实力和竞争力。城市是山区科学发展试验区的重要平台，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有利于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促进资源要素集聚和综合利用，为山区试验区建设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加快发展旅游业是山区试验区建设的题中之义，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衢州的潜力所在。因此，推进“一个中心、两大战役”是建设山区科学发展试验区的内在要求、重点所在，是实现“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科学跨越”必然路径。

推进“一个中心、两大战役”是立足发展阶段，实现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的迫切要求。总书记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理念具体落实到经济领域，就是要实现可持续的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当前衢州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属于发达省份的欠发达地区，与全省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2011年衢州GDP总量只占全省2.7%左右。从周边地区看，四省九市相互竞争激烈，赶超步伐加快，衢州排位并不处于明显优势。尤其是今年以来，衢州经济发展遇到了近年来最为严峻的挑战，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超乎预期，多项指标增幅在全省排位后移，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幅下滑，企业经营面临较大困难。阶段决定战略，形势决定重点。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格局决定了必须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建设“两地三城”、加快“两个崛起”决定了必须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也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不加快发展，就会落后；低质量的发展，就难以为继。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和形势背景下，必须紧紧抓住“一个中心、两大战役”，切实发挥工业经济的引领支撑作用，带动城市经济和旅游经济双轮驱动，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抢抓机遇，迎难而进，克难攻坚，努力实现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为与全省同步提前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推进“一个中心、两大战役”是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推进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全世界产业结构面临新的调整，转型升级是“华山一条路”。衢州产业结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2011年衢州第一、二产业比重高出全省水平3.6和3.8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比重低7.4个百分点，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工业化，提升城市化，突出以旅游业为重点的三产发展。同时，衢州工业以传统重化工为主，大多处于产业链上游和价值链低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特征明显，产业层次较低，核心竞争力不强。在资源环境约束加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倒逼”下，必须把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作为增强经济竞争力的根本动力，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大力引进新项目、新技术、新设备，拉长和拓宽产业链，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良性互动，促进工业经济走上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路子。城市是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平台，当前衢州的城市化水平仍较低，2011年城市化率仅为44.8%，落后全省17.5个百分点，打好城市建设和管理战役，有利于有效扩大内需、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有利于集聚高端要素、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全市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龙头产业，对于融合工业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品质有着重要作用。衢州地处钱江源头，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全市森林覆盖率高达71.5%，具有打造休闲养生基地的基础，生态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打好旅游业大发展战役，有利于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培育特色产业优势。

二、进一步明确“一个中心、两大战役”的重点工作和具体举措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产品；专营店；质量信号；博弈

中图分类号：F304.3 文献标识码：B

近年来，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日益重视与自身健康密切相关的食品质量问题，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生产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同时，通过发展农业一体化经营，使农业生产经营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不断延长。在这一背景下，农产品零售模式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农产品专营店得到了快速发展。

对农产品零售模式的研究集中在零售渠道的管理与发展方面，万丽亚、连先亮（2007）和陈雪凤（2007）分别对特色农产品和无公害农产品的零售模式进行了探讨，提出几种农产品的零售模式，包括“农户+公司+订单+市场”和“农产品+超市”模式。储宇奇（2007）从市场策略方面阐述了农产品销售存在的问题，例如产品结构不合理、农产品质量不高、品牌意识淡薄和产品包装不受重视。董晓霞、毕翔和胡定寰（2006）阐述了各时期不同的采购体系，重点探讨了新兴零售业态――超市的现代化采购体系及其给中国小规模农户生产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李春成、李崇光（2007）认为不管采用何种农产品营销渠道体系，政府都需加强市场监管，确保食品安全。王成荣、李诚（2006）和王海岐（2007）认为我国专营店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

尽管不少学者对零售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对于新兴的农产品专卖店的研究文献仍然较为缺乏。专卖店是否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是专卖店持续性发展的前提，具有高质量和品牌形象的农产品专卖店能否将其农产品质量信号有效传递给消费者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利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信号传递模型（Spence，1974），分析农产品专营店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模型的基本假设

依据农产品专营店与消费者在实际中的质量信号传递与购买决策行为，对质量信号博弈模型做出以下基本假设：

1．博弈的参加者。在农产品专营店与消费者的博弈模型中，博弈的双方为农产品专营店和消费者，为方便起见将农产品专营店作为参加者1，将消费者作为参加者2。模型中引入“自然”作为虚拟参加者，其以一种纯机械般的方式来采取行动，在博弈的起始点上以特定的概率随机选择参加者的类型。参加人1（农产品专营店）为信号发送者，其类型为私人信息；参加人2（消费者）为信号接收者，其类型为公共信息。

2．策略空间。参加者1（农产品专营店）的信号空间为（高质量信号RH、低质量信号RL），这里的信号主要是通过价格来体现的。农产品专营店根据其出售的农产品分为高质量和低质量，消费者对这两种类型的农产品专营店的评价分别为Vg和Vd，Vg>Vd，消费者只能根据农产品专营店的定价，判断其销售农产品的质量（以下简称农产品专营店的质量），即消费者对农产品专营店的质量具有不完全信息。消费者的全部可选策略只包括购买或不购买，农产品专营店的全部可选策略包括定高价或定低价，分别用Ph和Pi表示，且Ph>Pi。

3．农产品专营店与消费者是经济理性的，严格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具有通过交易获取利益的动力。

4．农产品专营店与消费者的交易能否达成取决于双方的博弈过程，外部因素暂不加以考虑。

二、模型构建

农产品专营店只有两种类型：销售高质量农产品的专营店（g），销售低质量农产品的专营店（d）。用Vh表示销售高质量农产品专营店销售的高质量农产品价值（以下简称高质量农产品价值，这一价值中已经包含农产品专营店的正常成本），用Vl表示销售低质量农产品专营店销售的低质量农产品价值（以下简称低质量农产品价值，这一价值中同样已经包含农产品专营店的正常成本）。农产品专营店的可选策略空间包括定高价和定低价，用Ph表示定高价，用Pl表示定低价，当然Ph>Pl，高质量农产品专营店（g）可以选择定高价（Ph），或者选择定低价（Pl）；同样的，低质量农产品专营店（d）也可以选择定高价（Ph），或者选择定低价（Pl）。C表示农产品专营店的非正常成本（只发生在低质量农产品专营店d），包括低质量农产品专营店选择定高价时所花费的成本（伪装成本）与低质量农产品专营店为了高价销售弄虚作假被发现后受到查处的成本（惩罚成本）。

消费者的行动空间为（购买，不购买），这里假定消费者不能讨价还价，要么以农产品专营店所定的价格购买，要么不购买。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可接受的价格为Wh，对低质量农产品可接受的价格为Wl，显然Wh>Wl。W与P之间的差额为消费者剩余（或称为消费者净收益），只有为正值时消费者才会购买；P与V之间的差额为销售者剩余（或称为销售者净收益），只有为正值的时候销售者才会出售。

1. 博弈双方的净收益情况。

（1）高质量农产品专营店g选择高价格Ph：消费者选择购买时，农产品专营店的净收益为Ph-Vh，消费者的净收益为Wh- Ph；当消费者选择不购买时，农产品专营店的净收益为0，消费者的净收益为0。

（2）高质量农产品专营店g选择低价格Pl：消费者选择购买时，农产品专营店的净收益为Pl-Vh，消费者的净收益为Wh- Pl；当消费者选择不购买时，农产品专营店的净收益为0，消费者的净收益为0。

（3）低质量农产品专营店d选择高价格Ph：消费者选择购买时，农产品专营店的净收益为Ph-Vl-C，消费者的净收益为Wl-Ph；当消费者选择不购买时，农产品专营店的净收益为C，消费者的净收益为0。

（4）低质量农产品专营店d选择低价格Pl：消费者选择购买时，农产品专营店的净收益为Pl-Vl，消费者的净收益为Wl- Pl；当消费者选择不购买时，农产品专营店的净收益为0，消费者的净收益为0。

由于Ph>Pl，所以（Wh-Pl）>（Wh-Ph）；同理（Wl-Pl）>（Wl-Ph）。可以假定（Wh-Ph）>（Wl- Pl），即认为相对于用较低的价格购买低质量农产品，消费者更愿意以高价格购买高质量的农产品（该假定仅为分析方便设定，没有该假定不影响博弈的结论）；同时假定消费者对于低质量农产品所愿意承受的最高价也低于农产品专营店出售高质量农产品的价格，即（Wl-Ph）（Wh-Ph）>（Wl-Pl）> 0 >（Wl-Ph）。值得注意的是，当低质量农产品的质量低到对人的健康有所损害（即不安全）的时候，Wl会足够低（甚至为0），此时（Wl-Pl）

2. 消费者购买农产品专营店出售的农产品的期望净收益。

E（V）=p（g/h）（Wh-Ph）+p（d/h）（Wl-Ph）+p（g/l）（Wh-Pl）+p（d/l）（Wl-Pl）

其中h表示事件定价高，l表示事件定价低。p（g/h）表示定价高的高质量农产品专营店的条件概率，p（d/h）表示定价高的低质量农产品专营店的条件概率，p（g/l）表示定价低的高质量农产品专营店的条件概率，p（d/l）表示定价低的低质量农产品专营店的条件概率。显然，当E（V）>0时，消费者选择购买；当E（V）

3．博弈过程。

（1）“自然”首先选择参加者1（农产品专营店）的类型θ∈，其中={θ1，…，θk}是参加者1（农产品专营店）的类型空间。基于以上的假定农产品专营店只有高质量（g）与低质量（d）两种类型，即θ∈{高质量g，低质量d}。参加者1（农产品专营店）知道自己的类型θ，但参加者2（消费者）不知道，只知道农产品专营店属于θ的先验概率是p=p（θ），θ∈{g，d}，p（g）+p（d）=1，我们令p（g）=θ，则p（d）=1-θ。

（2）农产品专营店观测到自己的类型（高质量g，低质量d）后选择发出信号p（价格）∈P，这里P={高价格Ph，低价格Pl}是信号空间。

（3）消费者观测到农产品专营店发出的信号p（注意不是类型θ），使用贝叶斯法则从先验概率p=p（θ）得到后验概率p（θ｜p），然后根据后验概率选择α∈Α，Α={购买，不购买}是消费者的行动空间。该博弈过程如图1所示。

三、均衡分析

1. 分离均衡。分离均衡是指农产品专营店传递的信号能反映出它的真实类型（g或者d），能够给消费者的判断提供充分的信息和依据，当（Ph-Vl-C）

p（g／h）=1，p（d／h）=0，p（g／l）=0，p（d／l）=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购买的期望收益是：

E（V）=p（g/h）（Wh-Ph）+p（d/h）（Wl-Ph）+p（g/l）（Wh-Pl）+p（d/l）（Wl- Pl）=（Wh- Ph）+（Wl- Pl）

对于消费者而言，当（Wh-Ph）+（Wl-Pl）>0是，购买大于不购买时的收益，消费者应该选择购买。对农产品专营店来说，当企业质量高时，因为Ph>Pl，所以（Ph-Vh）>（Pl-Vh）应当选择定高价；当企业质量低时，则取决于C的大小，当（Ph-Vl-C）（Ph-Pl）时选择定低价是合理的。因此在分离均衡情况下，价格信号可以真实地反映农产品专营店质量，即高质量的农产品专营店会选择高定价，低质量的农产品专营店会选择定低价。此时如果依照前面假设（Wh-Ph）>（Wl-Pl），即消费者在高质量、高价格的农产品专营店购买的总收益会大于在低质量、低价格农产品专营店购买的总收益，所以消费者会到高质量农产品专营店购买，分离均衡使得低质量农产品专营店逐渐萎缩、退出市场，农产品专营店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当然，如果（Wl-Pl）>（Wh-Ph），即消费者在低质量、低价格的农产品专营店购买的总收益会大于在高质量、高价格农产品专营店购买的总收益，消费者会到低质量农产品专营店购买，分离均衡使得高质量农产品专营店逐渐萎缩、退出市场，农产品专营店向低质量方向发展。综上所述，在分离均衡状态下，消费者会选择到农产品专营店购买，而农产品专营店的发展方向随着消费者对高、低质量农产品的偏好而变化。

特别是当低质量农产品的质量低到对人的健康有所损害（即不安全）的时候，Wl会足够低（甚至为0），此时（Wl-Pl）

2. 混同均衡。混同均衡是指质量高、低的农产品专营店都选择相同的信号，即定高价，此时价格已经起不到传递信息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根据贝叶斯法则和农产品专营店的策略做出的判断为：p（g/h）= p（g），p（d/h）=p（d）；而p（g/l）=0，p（d/l）=0。给定（Ph-Vl-C）>（Pl-Vl），由于此时p（g/h）=p（g）=θ，p（d/h）=p（d）=1-θ。

对于消费者来说，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购买的期望净收益是：

E（V）=p（g/h）（Wh-Ph）+p（d/h）（Wl-Ph）+p（g/l）（Wh-Pl）+p（d/l）（Wl- Pl）=p（g）（Wh- Ph）+p（d）（Wl-Ph）=θ（Wh- Ph）+（1-θ）（Wl-Ph）

当θ趋近于1的时候：E（V）= θ（Wh-Ph）+（1-θ）（Wl-Ph）=（Wh- Ph）>0，此时市场上只存在高质量的农产品专营店，期望净收益为正，消费者选择购买。

当θ趋近于0的时候：E（V）= θ（Wh-Ph）+（1-θ）（Wl-Ph）=（Wl-Ph）

消费者是否购买取决于E（V）>0还是E（V）0时，消费者选择购买，当E（V）>0时，消费者选择不购买。

求解以上不等式得到θ的临界值：θ=[SX(]W1-Pk[]Wl-Wk[SX)]。

当θ>[SX(]W1-Pk[]Wl-Wk[SX)]时，说明市场中质量高的农产品专营店很多，购买是有益的，消费者购买高质量农产品专营店的农产品收益足以弥补购买低质量农产品专营店农产品的损失，消费者选择购买。对农产品专营店来说，当质量高时，因为Ph>Pl，应当选择定高价；当企业质量低时，由于（Ph-Vl-C）>（Pl-Vl），因此仍然选择定高价。

当θ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C很大，使得（Ph-Vl-C）

3. 准分离均衡。根据贝叶斯法则，企业的判断为：准分离均衡是指当农产品专营店质量高时，选择定高价，当农产品专营店质量低时，以概率ω定高价，以概率（1-ω）定低价，即p（h／g）=1，p（h／d）=ω，p（l／d）=1-ω，其中ω∈［0，1］表示市场中存在“欺骗”的农产品专营店的概率。根据前述消费者期望收益的公式：

E（V）=p（g/h）（Wh-Ph）+p（d/h）（Wl-Ph）+p（g/l）（Wh-Pl）+p（d/l）（Wl- Pl）。

其中p（g/h）=[SX(]p(g)p(h/g)[]p(g)p(h/g)+p(d)p(h/d)[SX)]

=[SX(]p(g)[]p(g)+p(d)ω[SX)]=[SX(]θ[]θ+(1-θ)ω[SX)]

p（d/h）=[SX(]p(d)p(h/d)[]p(g)p(h/g)+p(d)p(h/d)[SX)]

=[SX(]p(d)ω[]p(g)p(d)ω[SX)]

=[SX(](1-θ)ω[]θ+(1-θ)ω[SX)]

p（g/l）=0；p（d/l）=1

所以：E（V）=[SX(]θ[]θ+(1-θ)ω[SX)] （Wh-Ph）+[SX(](1-θ)ω[]θ+(1-θ)ω[SX)] （Wl-Ph）+（Wl-Pl）

此时，消费者的期望净收益和均衡策略会随ω的变化而变化，并随机选择购买或不购买，当ω=1时，变成混同均衡状态下的期望收益和均衡策略，当ω=0时，变成分离均衡状态下的期望收益和均衡策略，可以把分离均衡和混同均衡理解为准分离均衡的特殊情况。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表明：消费者是否到农产品专营店购买农产品是双方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进行博弈的结果。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可能产生多种均衡，其中分离均衡是理想和有效率的均衡。

如果将三种均衡与农产品专营店的不同发展阶段想联系，那么目前的农产品专营店处在混同均衡的状态下，此时农产品专营店作为一种崭新的刚刚建立不久，由于市场运作机制不健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运作效率很低。同时，由于买卖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的购买风险较大。随着农产品专营店这一零售模式的逐步完善发展，可以近似看成准分离均衡状态下的市场，此时买卖双方的收益和策略随着概率ω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概率ω表示并购市场中“欺骗”的农产品专营店出现的概率，是消费者根据收集的市场信息做出判断的结果，随着监督惩罚机制、认证机制的不断发展，伴随着诚信体系的完善，使得“欺骗”的农产品专营店越来越少，即ω越来越小，消费者购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农产品专营店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分离均衡状态下，农产品专营店各种管理运作体制已经完全建立起来，同时，随着人们对高品质农产品的偏好越来越强，高品质农产品专营店逐步彻底取代低质量农产品专营店，这也是农产品专营店发展的目标。当然，此时，高品质与低品质会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下重新界定，新的高低差距仍然存在，买卖双方按照市场运作规律进行操作，就能做出合理的决策，这是最理想和最有效率的均衡。

现阶段，农产品专营店处在发展的初期，相关制度不健全，市场上鱼目混珠，很多农产品专营店质次价高，让消费者望而怯步。从信号博弈的角度看，目前正处在混同均衡向准分离均衡过度的阶段。此时，如果不能采取措施打破混同均衡，同时减小准分离均衡中的ω，是市场逐渐过渡到分离均衡，那么农产品专营店这一新式的将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可，很可能在没有进入良性循环的道路上之前就已经夭折。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首先，如前所述，当（Ph-Vl- C）（Ph-Pl），这正式分离均衡形成的条件之一。因此，通过政策提高C是目前打破混同均衡、形成分离均衡的关键方法之一。

如前所述，C表示农产品专营店的非正常成本，主要包括 “伪装成本”与 “惩罚成本”。通过完善农产品认证机制、提升品牌影响力以及增加专用性资产投资等方式都可以增加“欺骗”的农产品专营店的“伪装成本”；加大对质次价高、欺骗消费者的农产品专营店的打击力度和制裁，可以有效地提高其“惩罚成本”。其次，市场诚信体系的建设可以减小ω，使得准分离均衡尽量接近乃至最后达到分离均衡，农产品专营店将得到更快发展。最后，提高θ，即高质量农产品专营店的比例，当然这似乎已经超越了该博弈模型的高度。通过政策支撑，大力扶持高质量农产品专营店，使其数量、规模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在市场中占有足够大的比重，那么即使出现混同均衡，对于消费者和农产品专营店这一零售主体的发展，影响也是比较小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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