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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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治理体系范文第1篇

城市公共安全；公共安全评估；智慧城市；大数据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ospect of constructing and improving a public safety assessment system under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y. The level of traditional safe city construction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traditional city public safe system can realize the entity， modeling and computable relay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computing， and big-data technologies. In this way， city safety system， which is sensible and automatically measured， is constructed.

city public safety； public safety assessment； smart city； big data

当前，智慧城市的建设已经从理论层面落实到中国很多城市的实际建设层面。中兴通讯作了不少实践，并有一些自己的提炼思考。在智慧城市中，城市公共安全的建设作为基础性需求，不容忽视。为有效预防、减少和降低城市公共安全风险，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必要规范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本文从智慧城市建设的实际出发，探讨基于智慧城市建设理念的城市公共安全建设与评估体系，为具体智慧城市系统建设提供借鉴。

1 智慧城市建设理念

智慧城市理念论述众多：从城市管理者角度来看，智慧城市意味着一种发展城市的新思维、新策略，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需要，是一种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实现城市全面数字化后可视、可测量的智能化城市管理和运营模式，可以推动城市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的跨越式提升。从信息化专家的角度来看，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形态，是城市的信息化经历数字化、智能化后的必然结果。从市民角度来看，智慧城市意味着生活品质、民生服务、居住环境等得到极大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入渗透到市民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智能、便捷与舒适成为城市生活的典型特征。

智慧城市是借助信息技术，把已有的各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形成技术集成、综合应用、高端发展的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市。基于此，我们认为智慧城市具有信息（Information）、智能（Intelligence）、创新（Innovation）、市民与城市互动（Interaction）的“4I”特征。

城市作为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组织形态，作为众多个人构成的集体活动实体，实际上在城市整体需求上也体现出了与个人需求相对应的层次需求模型。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爱和归属感（Love and Belonging，亦称为社交需求）、尊重（Esteem）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5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由此，安全需求不论对个人还是一个城市都是仅次于“活着”或者“存在”的基础性需求。

一个城市的安全需求是众多个人安全需求的集合，是一种公共安全的需求。城市安全关系到城市中的每个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安全是一个基本模块。进行安全城市建设，必须坚持安全建设与评估两条腿走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1-15]。

2 智慧化的安全城市系统

构建

在智慧化的城市公共安全建设中，物联网是城市公共安全基础信息采集、汇集的基础架构，大数据分析则是对海量基础数据进行模型分析的基本技术支撑，而云计算架构则为高强度的、成本可接受的柔性计算能力获取提供了基础保障。这些新技术的成熟应用是使整体城市公共安全体系构建成为可能的关键。

2.1 城市公共安全建设现状

近些年，城市公共安全的信息化建设主要落地到平安城市建设方面。构建平安城市业已成为政府建设共识。但当前平安城市的建设尚存在如下具体问题：

（1）信息系统缺乏整合

相关信息主要为公安等具体部门服务，缺乏从城市层面的共享与整合，其他城市管理部门建立了大量“烟囱式”的监控系统，缺乏标准互不相通；部门间的信息没有实现共享，“信息孤岛”现象非常普遍。基本上各方各自建设，各自享受自己的建设成果；各城市的电子防控系统多呈现分而治之状态，一个平安城市系统中有几种甚至十几种安防平台，且大多数之间没有实现互联。

（2）信息系统与城市中其他系统联动较少

缺乏业务的有机整合，视频监控系统自成一体，覆盖面小，应用面窄，缺乏与应急联动、警务指挥、城市管理等业务的高效整合，视频监控信息与警用地理信息系统（PGIS）及其他公安信息没有进行关联。

（3）各城市普遍存在“重建设、轻应用”的现象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对与智慧城市建设相配套的运作管理机制、服务模式、政策措施，要进行妥善的分析和梳理。建设与管理并重才是实现智慧城市最终目标的重要保障。信息化部署完成了，它只是个系统，是工具。此后，需要相应的城市管理人员和市民一起使用这套系统，并从中汲取“智慧”的价值，这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

2.2 智慧理念下城市公共安全实践

当前，依托智慧城市理念和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从技术角度看，城市公共安全建设可有如下升级方向：

（1）大联网平台建设

随着GB/T28181-2011《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于2012年6月1日正式生效，大联网平台建设已经成为未来几年平安城市建设的首要任务。城市公共安全建设的视频监控联网管理平台，必须开放系统能力，能够与主流监控厂商前端设备进行信息对接及互操作，可进行不同平台和设备之间的业务组合和调用，实现不同平台信息的往来交互。

（2）信息全网可调用

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大联网平台建设的逐步深化，使得区域内经过授权的监控平台的操作台，均能够在区域范围内自由调动信息。同时，以上的互联和共享将完全在权限可控的状态下进行，以最大限度保证海量数据的有序使用。

（3）业务流程实战整合

发展应用型的城市公共安全建设专业化系统。城市公共安全系统的核心在于系统与警务的日常工作紧密结合，这样视频信息才能成为真正的“大数据”。和警方已经建设或者正在建设众多数字化的业务信息系统有效关联，使得平台系统更加贴近公安部门的实际业务应用，做到“三实”，即实际、实战、实效，从而贴近公安实战，促进信息共享，提高工作效率。

（4）高清设备的大量使用

公安对于城市公共安全系统建设从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的阶段。更高的清晰度成为提升视频监控质量的首要诉求。高清摄像机和高清编码器等被平安城市建设大量引入，同时移动高清摄像机也被各方案补充引入。

（5）视频智能分析深度应用

海量的视频文件、日志信息的挖掘、分析，可以有效提升治安监控系统的工作效率。通过对视频内容进行视频诊断、视频浓缩、视频检索、视频压缩等先进视频处理技术等，使视频资源从粗放无序的数据真正转化为精细可用的信息，并最终实现高效应用。

（6）云计算的大量使用

高清视频的广泛使用及城市级视频网络的完善将会产生大量视频数据，只有云计算的强大架构扩展能力，高可用性将使海量视频数据的有效处理成为可能。这对于对城市安全管理意义重大。

基于以上对城市公共安全系统建设的理解，中兴通讯提出了自己的平安城市解决方案，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

3 安全城市的评估和实践

从实践中看，无论在之前的平安城市建设还是最新智慧城市架构下的智慧公安系统建设，不少地方都已经构建城市公共安全类相关系统，在不少城市也已经初步形成较完整的体系。但在这些系统建设中，是否有从城市公共安全评估的角度出发，更严谨地在事前基于评估数据更合理规划整体方案，在系统建成后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评估城市安全水平的提升或变化，从而适度调整相关系统侧重或在后续建设中更加科学地、有针对性地对重点地区、重点问题进行安全系统规划和实施，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实际情况中这方面通常被忽略。很多系统的规划设计，往往是侧重在“设计”系统本身，说明系统本身要解决的问题。而对系统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缺乏量化。相当于说，事先缺乏定量评估问题，事后缺乏定量评估成效。很多系统上马了，只能笼统地说“有了提升”，最多总体而言某个指标提升或下降了之类。而这些和城市公共安全评估应达到的“以评估指导规划，以评估调整布设，以评估安排升级”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3.1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识别方法

影响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进展的主要因素包括：评估时间、力度、展开幅度和深度，所有这些因素都应和城市实际安全状况和城市特性的不同点相符合。对不同的城市而言，应该选择适合本城市特性和发展水平的风险评估方法。这样的评估过程与正在进行的平安城市或智慧城市安全建设是一个并行关系，相互吸收经验，相互促进。

根据对各要素的指标量化及计算方法的不同，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分析可分为定性分析、半定量分析和定量分析，或这些分析方法的组合。

3.1.1 城市公共安全的定性分析方法

定性分析方法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风险分析方法，在城市公共安全分析中也同样如此。定性分析方法对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和后果可用如“低、中、高”这样定性表达程度的表示方式。

但在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实际定性分析过程中，有时仅仅使用“低、中、高”这样的程度表达并不能显著分辨不同风险值间的差别，因此，在实践中，有时会考虑给这些主观判断的值设定一个数据化的结果，比如，设“高”为“3”，“中”为“2”，“低”为“1”。该“3”、“2”、“1”，并非一个客观的实验值，相反只是一个相对值。对本意仅用来确定等级的对应等级数据进行过度解读，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决策。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定性分析常用于：在开始细致风险分析前的最初风险鉴别，以找出可能需要更细致分析的风险；或者相关风险可能不值得花更多资源去进行更充分分析；或者实际具备的数据不足以进行更细致定量分析的场合。

城市公共安全的定性分析是基础性的分析方法。即使在可采用更进一步评估方法的场合，定性分析依然是非常重要的选择。

3.1.2 城市公共安全的半定量分析

半定量分析是在定性分析基础上的提升，同时也是对花费更大的完全定量分析的妥协。在半定量分析中，定性分析的某些定性分析数据可能已是确定数字，但每个子项所确定的数字并不一定与具有非常精确的对应关系。

在应用半定量分析时需要小心，因为半定量分析可能不能正确地区分各种不同风险，尤其是当分析结果或可能性处于极端状态的时候。因此，在实际分析时可将“可能性”分解成两个要素“暴露频率”和“概率”。所谓暴露频率是风险来源存在的程度，而概率是当相应风险源存在时产生后果的可能性。在上述两者间关系不是完全独立时需要审慎对待分析结果，因为相互干涉后的分析结果可能产生偏差。这是半定量分析需要注意避免的问题。

3.1.3 城市公共安全的定量分析

城市公共安全的定量风险分析主要关注两个基本数据：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和风险对应可能损失的资产。这两者相乘的结果称为年度预期损失（ALE）或年度成本估算（EAC）。理论上可依据ALE计算威胁事件的风险等级并有针对性地做出相应的决策。

ALE的具体计算方法是首先评估城市单项资产的价值V；然后根据客观数据计算威胁的频率P；最后计算威胁影响系数μ：

ALE=V×P×μ

显然的，城市公共安全整体ALE值应该是各单项ALE的总和。

但上述方法存在数据可靠性问题。定量分析依赖准确数据，而准确数据整体上依赖于人类的科学发展水平。对于某些安全威胁，人们确认已可掌握相应数据信息，但对于另一些威胁来说，可能还无法掌握实际数据。这是定量分析当前的局限性。

在定量分析实际应用中，对于这样定量化的困难，可尝试使用客观概率和主观概率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客观概率用于有人们已经掌握客观数据的情形；主观概率则针对尚无法掌握直接根据数据的情况，此时将利用包括经验数据、主观判断等进行替代。举例来说，在社会稳定度评估中，对于攻击行为的威胁可考虑如动机、手段和机会等要素。

总体而言，完全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是有相当难度的。但从城市公共安全精细化、智能化及未来发展来说，定量分析毕竟是城市公共安全最希望采用的方法。

3.2 “全生命周期”公共安全评估实践

我们认为，一个真正的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系统在城市公共安全评估价值这方面应具备“全生命周期性”。所谓“全生命周期性”，是指应在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系统建设的规划设计、实施部署、使用运维、系统升级4个阶段全面引入城市公共安全评估方法，通过评估数据的变化指导上述4个过程形成闭环，不断提升整体城市安全系统的水平及有效性。

具体来说，在系统规划设计阶段，首先要做的是基于现有信息系统形成的各类数据，有针对性地对待建系统所要解决的公共安全问题现状进行评估，形成各类辅助决策分析结果，指导规划设计体现出应有的重点问题的侧重性、区域的差异性等。

针对平安城市的高清智能卡口布设问题：

（1）规划阶段进行风险识别和定量分析

利用比如历史报警数据、案事件区域数据、车流量数据、人口分布数据等计算出整体区域风险度分布图。将该数据所体现的区域差异性和整体卡口布设其他因素进行叠加，最终确定实际卡口布设位置、区域密度方案。

（2）在实施部署阶段多次联调测试及系统试运行

获取相关测试数据，进而评估系统整体有效性，发现系统不足，及时调整、改进系统本身及相关部署。

（3）运维阶段进行长效的公共安全评估

系统将在这个阶段持续给出城市公共安全状况评估，这不仅是给决策者对城市整体安全管理所用，也是给系统运营维护方面甚至于系统自身进行系统参数调整的必要依据。如果说决策人根据相关评估进行决策和调整是传统安全系统应做到的，那么系统自身根据自身产生的安全评估在事先系统设计模式下进行相关参数调整才是真正“智慧”城市公共安全系统的智慧体现。

毫无疑问，如果安全评估体系长效机制建立起来的话，系统升级参考相关评估进行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系统的自我调节总是有效有限的，社会状况的变化、科技水平的提升则是永远的，所以，在反应现实公共安全状况的评估持续给出情况下，规划新的系统升级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系统升级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规划设计”阶段，在持续评估的机制下，整个城市的公共安全体系将形成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不断螺旋式提升的正向轨道。辅助这个全生命周期循环的形成，也正是智慧城市公共安全评估最大价值所在。

4 结束语

当前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方兴未艾。智慧城市建设投资巨大、影响深远，而城市公共安全是城市基础性需求之一，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智慧城市的规划阶段就将城市公共安全评估体系纳入其中。传统上城市公共安全定量评估分析的方法，可以应用最新的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从而降低评估的成本。这正是我们在后续智慧城市建设中需要不断探索、落实的事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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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田依林. 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模型 [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07，47（2）：2-5.

城市社会治理体系范文第2篇

（赤峰学院 大学外语教学部，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多元评价模式是采用多种方式方法评价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成效以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取得的教学成效的，它是一种以现代质量管理理论、建构主义和多元智能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为根本目标，以教学过程为主线，既充分考虑到高考社会化趋势下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的现实需要，又综合参考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等各项指标的科学性、实用性的评价模式。

关键词 ：多元评价模式；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48-02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制区社科规划项目“高考社会化趋势下高效英语专业教学问题及对策研究”（2014B130）

随着高中全面素质教育改革的正式“起飞”，高考选拔制度改革从考试内容到选拔模式变得更加灵活，更加务实，更加符合高校培养人才的需要。在新的教育考试模式下，教育评价的人本回归和多元评价模式的运用必将促使学生的自主意识和个性发挥得到充分尊重，并得到更多的发展通路，而多元评价模式也是高考社会化趋势下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

一、高考社会化趋势下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多元评价模式的内容

1.形成性评价理论。形成性评价理论（assessment for learning）是与终结性评价理论(assessment of learning)相对应的理论，强调的是学习过程，是为了促进学习而进行的评价；终结性评价是指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评价，注重学习所取得的结果。形成性评价理论由美国学者Carol Boston在《形成性评价的概念》一文中提出的，强调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观察，学生个体在学习过程中参与程度的差别，教师对学生的学业成绩的分析等，这种评价模式可以促进教师与学生课上与课下的交流，有利于教师全面了解学生的英语知识技能，引导不同层次的学生全面发展。在高考社会化趋势下，对于学生英语水平的要求，更加注重学生英语整体能力的要求，高考英语分数在比例上提高了听力和口语所占的比重。注重形成性评价在大学英语教学评价体系中的作用，发挥信息技术在记录、分析、处理数据方面的优势，合理地设计评价工具与评价方法，实现评价重心由终结性评价向形成性评价的转移，有利于学生英语水平整体能力的提高。

2.建构主义评价理论。建构主义评价理论强调学习是知识建构的过程，因此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对学习者如何进行知识建构的技能指导，而学习者所获得的学习效果直接由学习者在知识建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决定。利用建构主义评价模式来评价大学英语教学，是将评价结果与评价教学过程结合起来，侧重于针对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的过程的评价与努力开发学习资源的评价，能够达到评价的深度和广度。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只要求学生提供正确的问题答案，而对于学生如何获得这些答案却漠不关心，使学生的学习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在面对具体问题上，不能鼓励学生自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学生难以形成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可以避免学生只重问题的答案、忽视探索问题的过程，培养学生注重科学探究的过程、养成科学探究的习惯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与精神。建构主义评价体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各种潜能，促使教师、学生注重探索问题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只注重问题的答案是否正确。

二、运用多元评价模式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应注意的问题

1.运用多元评价模式，首先应该保持教学评价的常态化与正规化。多元评价模式是一个比较综合复杂的评价方式，它对促进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也非“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因为提高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质量需要教师的教学水平、自身素质、教学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因此，保持评估的常态化既是多元评价模式实施过程中的现实需要，也是提高教学质量过程中从积累到“质变”的现实需要。保障教学评价的常态化与正规化需要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制度，探索科学的评价方法。要想做到评价管理的公开、公正，每一段时期的评价必须妥善设计，并且坚持始终。合理设计评价的调查问卷仅仅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环节，调查问卷应该包括教师之间的评价、学生对教师的评价以及其他层次的评价。如何要从众多的评价结果中获得有代表性的数据，保证将测试的偏见降到最低，建立数据收集程序也很重要。除了注重评价问卷的设计，评价问卷的发放和回收也同样重要。在进行评价问卷调查后，要想了解客观、公正的调查结果，调查问卷应由被调查者自愿提交到公开的投递箱内，再进行整理评价的数据，这样才能保证评价结果的信度。

2.运用多元评价模式对大学生英语课程教学质量进行评价既要评价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也要评价教师的教学实践活动。在教学过程中以“评教”和“评学”为双内核，符合以学生为本，兼顾教师发展的教育理念。对于学生学业水平的考核应包括学生的语言素质、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学业成绩，同时还要考核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探索知识与实践应用的能力。对于大学英语教师的评价应包括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师素质、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

3.运用多元评价模式需要设立教学评价委员会。教学评价委员会是评价工作的权威机构，负责制定评价体系、审核评价数据、公布评价结果、解释评价依据。其成员应该由教学水平、教学能力能够得到广泛认可的教师担任，这样既可以对大学英语教师队伍起到规范管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方法起到指导提高的作用，带动教师队伍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教学评价委员会应该制定广泛认同的评价体系和以质量为本的评价标准。多元评价模式可以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授课教师和广大学生的积极参与，教学管理流程的顺利进行也需要教师、学生等各方人员的积极配合。为此，大学英语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成员组建、体系制定、评价实践等环节都必须得到大学英语教师的广泛认可，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也应得到学生的广泛认可，才能从原动力上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和学习的表现欲。

4.运用多元评价模式需要处理好考试与评价的关系。对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多元评价既需要通过考试检测学生英语能力，包括日常的课堂提问、随堂考试、大规模的英语竞赛和标准的英语能力测试等，更需要对课程内容、教学设计、学生基础、接受能力及学习兴趣等全面的评价，也就是说考试只能为综合评价提供“参考数据”，而不能替代评价，这样的评价才是公平的和令人信服的。

5.运用多元评价模式需要始终遵守全面客观的原则。利用多元评价体系评价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目的是提高教师的英语教学水平以及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在整个评价的过程中需要评价者合理地使用评价结果，全面客观地反馈评价的各方面信息，通过课程评价体系信息真实地反映出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效果，以及学生的英语基础和学生英语水平提高程度。

三、运用多元评价模式的意义

多元评价模式是把教师教学的实际效果与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接收效果有机结合起来，真正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主动适应高考社会化新时代的要求，有利于充分发挥教学评价对大学英语教学行为的指导作用和对学生学习状态的掌握，有利于对教师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的监控，有利于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和学生的健康均衡发展，对全面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推动新一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对学生英语能力的培养和英语教师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评价内容必须是多维性的，需要评价各方充分理解课程评价的理念，有效地开展评价工作。在多方配合下，及时全面地掌握评价信息，再采用知识评价、能力评价、学业内容、非学业内容等数据，形成立体式“影像”呈现为、评价结果。实践证明，多元评价模式切实能够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刘丽梅.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新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10)：79.

〔2〕张林英.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形成机理、有效教学评价及质量管理体系构建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08.

〔3〕王志丽，李利红.多元智能理论视角下的课堂教学评价革新[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5):61.

〔4〕胡章平.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估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重庆大学，2006.

城市社会治理体系范文第3篇

新型智慧城市面向国家层面的全局智慧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城市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为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型智慧城市是以为民服务全程全时、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经济发展绿色开源、网络空间安全清朗为主要目标，通过体系规划、信息主导、改革创新，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合、迭代演进，实现国家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新生态。”中国电科总经理樊友山表示。

与智慧城市相比，新型智慧城市在发展理念、建设目标、实施途径、核心功能、资源和形态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强调在国家层面开展体系规划与顶层设计，实现城市之间、城市内部的信息融合共享以及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二是强调数据归心、信息主导，通过数据的集中、融合和开放，汇聚社会力量，共同挖掘数据的内在价值，支持城市的管理者、使用者和建设者实现更加合理的决策，并利用信息流驱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等其他流态，完成智慧的组织，推动政府管理扁平化和高效化，加快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三是坚持探索开放经济和共享经济，打造基于开源信息系统的经济发展能力，把数据存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充分汇聚信息、利用信息、挖掘信息，以开源的方式催生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信息经济等新兴经济模式蓬勃发展，形成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四是强调便捷为民，通过建立基于智慧信息系统的便捷为民服务体系，形成高效便捷、无处不在的信息服务。

“互联网+数据融合”解决城市治理难题

城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承载着人民对更美好生活的期盼。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进入协同发展新时期，以城市治理与新一轮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为代表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

在樊友山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在技术上涉及基础网络、感知设备、云计算设施、共性平台及基础信息资源，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则面临着更为严苛的要求。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应从全局视角出发，根据国家总体规划、城市现状、城市功能定位、城市发展规划，对城市的特点、竞争力、吸引力、发展驱动力、信息化可提升的点线面进行全面分析。

纵观当前的城市治理，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跨域业务协同方面，城市信息化建设，缺乏全局的顶层设计；管理机制建设方面，各部门条块分割和层级化的管理模式严重阻碍城市信息化发展；数据共享应用方面，城市基础数据资源未能实现充分共享和综合利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方面，尚未建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体系，形势严峻……要解决这些问题，对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不能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还要成体系的信息系统技术来推动城市管理改革。

在此背景下，许多企业都在积极布局，致力于通过“互联网+数据融合”催生新的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自2010年开始，中国电科先后承担了北京、重庆、天津、上海等100多个城市的智慧城市设计与建设。2015年8月以来，中国电科与深圳市、福州市、嘉兴市达成协议，深度参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在城市运营、大数据管理、网络安全等多领域运用体系工程方法，自顶层向下开展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最终打造改革开放、创新生态、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个方面的“新型智慧城市的新标杆”。

作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落地的重要技术手段，在物联网通用体系架构指引下，各物联网应用支撑平台可实现城市内及城市间各部门应用信息的接入、汇聚和整合，通过数据融合共享和开发开放，可为城市管理者提供城市日常运行状态信息和应急响应决策依据，便于城市管理者进行一体化应急指挥调度、多部门协同处置、精细化和精准化城市管理。

“通过在普通监控摄像机中嵌入多种智能识别算法，当探头发现实时信息，自动将信息传送至视频平台，实现了对监控系统‘智慧’技术的革新。”海康威视董事长陈宗年表示，将可视化的视频设备与物联网、视频云平台等技术结合起来，还可实现智慧交通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教育、智慧旅游等。

智慧方案为生活带去更多便利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核心是为民服务。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浓厚氛围下，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致力于利用“互联网+”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智慧解决方案。

提起看病，很多人都有过去大医院就诊的经历：挂号排长队，候诊等半天，反复检查太折腾，开大处方花钱多……说到底就是一个字：“难”。那么，是否可以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运用到医疗领域，实现更为便捷的智慧医疗？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电科的技术“极客”们推出了“全科医生”解决方案：患者通过智能手机连接社区全科团队，可以得到更加方便有效的医疗和健康管理服务；全科团队利用信息系统在循证、知识库、认知技术的帮助下提升诊疗水平，更好服务患者，全科团队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对接高端医院专科医生资源，实现远程会诊、远程门诊。

颇具代表性的还有“智慧工地”解决方案。这是专门为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打造的一款产品，其综合应用了RFID、红外探测、无线传感网等物联网技术，帮助施工企业和建筑工人改善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和劳动力薪资，并提供便民服务一站式服务。

城市社会治理体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电力管理 体制改革

一、城市电力管理体制改革的地位与作用

1、城市是电力体制改革中不容忽视的管理主体之一

党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作为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功能。而城市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能源供应的可持续和健康发展。电力是重要的二次能源，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重要的公用事业，电力安全直接关系到一个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安全，从而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安全。多年来，我国能源短缺和电力供应的问题未能根本解决。很多城市的管理者不了解城市电力供应的问题，对于电力供应的安全性、电源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经济承受能力与城市竞争能力之间的关系缺乏足够认知。

2、城市电力管理体制改革现状。

首先，城市电力管理体制改革缺乏理论指导。电力管理体制改革相关研究本身就滞后于改革实践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力工业发展迅速，有力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发电、输电、配电各环节实行一体化垄断经营的旧的电力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务院于2002年3月确定了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打破垄断，引人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健全电价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电力发展，推进全国联网，构建政府监管下的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理论界的研究也就是围绕着政府既定的改革目标展开。由于缺乏理论研究的先导性，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始终是步履维艰，并屡遭非议。

其次，电力体制改革更多的是侧重于技术层面。电力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环节，由于电力工业的特殊性，由于电能产品的特殊性，电力体制发展历史等因素，目前电力体制改革更多的是侧重于技术的层面，工具的层面，改革目的旨在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健全电价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缺少对电力管理体制宏观层面、政治层面的思考和运作。电力管理体制改革没有充足的价值理性考量。由此导致电力体制改革理论也多是侧重于技术层面的研究。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人，有必要研究如何加强政府监管，对电力监管的模式、手段、方式、方法作出有益的探索。在电力行业的垄断问题日益为社会所重视和非议的背景下，有必要从公共管理视角下对电力体制改革、对构建政府监管下的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市场体系作出深入的思考，有必要在公共管理的背景下探索城市电力管理体制改革的合理路径。

二、公共管理模式－城市电力体制改革背景的新趋势

l、建国以后到1993年，我国电力管理体制改革是在统治型治理模式之下进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形态上是计划性的管理手段，在社会治理的层面则是统治型的治理模式。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府内部结构是垂直的集中的层级节制的统治型模式，政府和社会之间也是权力层级节制的统治模式，公共领域侵吞私人领域的空间，私人领域没有自由独立的权利。电力管理体制也是一种政企合一、垂直垄断的管理体制。从1949年到1978年，由于电力工业管理实行的是以计划经济为背景的政企合一、垂直垄断的管理体制，电力工业管理体制的主线始终是以中央管理为主，大区电业管理局分片管理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城市作为电力管理主体没有生长的土壤。作为电力行业的主管部门，不论是燃料工业部还是电力工业部，对电力工业都是实行集中管理的体制，尽管后来的水利电力部作为主管部门，对电力工业实行了分散管理的尝试，但也没有改变政府直接经营管理电力工业的体制。1975年10月17日国务院批准了《跨省电网管理办法》，重申跨省电网的统一管理体制。

2、统治模式向管理模式即公共行政模式过渡中的城市电力管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反映在社会治理模式上就是统治型治理模式向管理型治理模式的过渡。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主体的形成，是契约精神的体现，也是政府与社会平等关系的开端。私人领域本着自由契约精神彼此互动交往，政府不再能任意践踏市场中平等主体一的私权。从1978年到1997年，电力工业对政企分开、市场化管理体制改革。在这种思路下自1993年我国《宪法》确立“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电力体制改革进人了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如果说1993年电力工业部从能源部独立出来只是一个形式的话，1997年国家电力公司挂牌，则标志着电力体制出现了本质的飞跃。

在这一阶段，初步搭建了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在电力行业管理的合作互动结构形式。在此期间中央电力管理部门经过了电力工业部、水利电力部、能源部、电力工业部四次变更。在电力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曾研究过全面包干经济责任制，简政放权、自负盈亏、以电养电等方案，最后成立了华能集团公司及各大区的电力集团公司，这一时期的电力改革朝着国务院提出的“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的电力体制改革原则进行。1988年12月成立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在网省，电力管理局、电力工业局的基础上成立电力集团公司和省电力公司。由此，实现了电力工业的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和行业自律性管理职能的初步分开，电力行业管理主体结构框架初步搭建。但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过渡性，专业化的行业监管机构尚未建立，多元主体在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等方面没有明确，其职责和功能基本上还是含混不清。所以，只能称这一段时期搭建了多元主体治理的草图，没有形成真正的多元共理构架。

与建国后我国城市化进程相比较，尽管城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城市也是电力供应和消费的重要主体，但是，在统治型和管理型治理模式背景下城市始终不是电力管理的一级实体单位。

城市社会治理体系范文第5篇

长期以来，由于发展规划、组织体制和财税政策的原因，远郊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严重滞后于中心城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乡一体化工作，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城乡一体化推进工作，其中，农民的社会医疗和养老保障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硬件建设有了较大的进步。今年以来，市政府出资10亿，并要求各部、委、办、局和国有大企业出资等方式开展综合帮扶，以此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城乡一体化目标。

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在保持其各自不同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和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在相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中，保障城乡居民具有平等的发展和生存环境。上海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工作中，目前的综合帮扶主要是希望长效解决农村地区由于集体资产产出不足，难以支付其社会管理中的经费和公共服务配套所需资金而实施的政府行为。现有的10亿政府综合帮扶资金，主要是通过购买成熟区域的房地产，实现贫困村农村集体资产的增值。现有的方式可能产生的经济和社会风险主要是：一是，所形成的资产能否真正以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利润，进而满足农村社区管理经费和城乡公共配套均等化所需有待进一步检验。二是，如果形成了良好的资产回报，城市居民治理体系与农村居民治理体系所需的经费来源和金额不同，将形成新城乡社区治理中的不平衡。事实上，现在同一区域的贫困村与富裕村已经因政府“帮扶”资金的使用问题，形成了新的社会矛盾。同时，在国有企业和上市企业捐助农村集体资产增值的过程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障碍。为了使综合帮扶这项工作取得实效，需要对一些基础性工作加以认真思考和研究，使综合帮扶能够在区、镇、农村社区规划、体制、机制明确的基础上，精准帮扶，有效提高。

1、加强对综合帮扶战略目标的定位研究和顶层设计。加强对城乡一体化建设与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可持续发展架构认识，明确政府资金是用于提高农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和产出效率，实现未来农村完全自我管理的治理目标，还是以上海农业现代适度规模的发展趋势为依据，将村委会的经济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分离，以城乡一体化的居民治理体系为目标，构建镇、村社区建设与城市社区居委会相同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形成具有与国际化大都市和依法治国相匹配的城乡管理法律法规和组织体系。

2、加强远郊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规划配套标准研究和设计。现有10亿综合帮扶资金，主要是购买成熟地区的房产，与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关联度尚不紧密。从政府职能角度出发，主要应以提高全体居民的公共服务质量均衡化为目标。事实上，与城市人口集中的街道社区不同，镇域化和农村生活区域，相关的社区公共服务配套标准需与乡镇、农村社区面积大、人口少的实际相匹配，制定近距离、便利化和规模小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更加有利于农村社区居民就近享受公益性公共设施，有利于各种小型综合帮扶资金发挥作用。

3、加强远郊社区规模和管理法规的研究和顶层设计。历史上由于乡镇和村委会组织机构的不断归并，远郊镇域、农村社区的区域大小、人口规模、经济实力差距较大；区、镇、村级社区的组织体系各自为政，层级多，管理模式差距较大，组织和管理体系设计难以满足群众对社区生活的便利需求，社区治理效率低。农村行政管理条例缺乏，“城中村”现象频现。上海需要根据远郊乡镇和农村的实际，加强社区居委会的规模和组织框架的顶层设计，制定城乡一体的《城乡行政管理条例》，促进城乡社区治理和现代文明共同发展。 （作者系市人大代表，奉贤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奉贤区委主委、奉贤区科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