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注销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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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销合同范文第1篇

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于1988年秋与济南市天桥区某村委会洽谈旧村改造事宜，并于1991年4月与该村委会签定了联合开发居民住宅楼合同。1993年1月，所建6栋楼房主体工程基本建成后，某经济开发中心没有办理出售商品住宅楼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即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于1993年1月11日签定了商品住宅楼购销合同。合同载明：某经济技术开发中心把5栋商品住宅楼出售给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建筑面积17919.82平方米，每平方米850元，总价为1523.1847万元；付款方式：合同签定后付总款数的30％，3月底付总款数的50％，余款待房屋验收后10日内付清；交房时间为1993年6月1日。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负责办理一切房产所有权手续，如购房方在交房前售出该房，则由某经济开发中心为某实业总公司和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指定的客户办理房产所有权手续。某经济开发中心为某实业总公司和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办理房产证明后，购房方应按合同规定及时付清款项，每延期一天按总房款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楼房竣工验收后2个月，如售房方不能顺利为购房方办理房产权手续，应退还购房方所付房款并赔偿银行利息的损失，另按总房款的20％支付罚金。

合同签定后，某实业总公司于1993年1月12日至6月1日先后6次付给某经济开发中心人民币共计1204万元。某实业总公司征得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同意，又于1993年4月23日，与山东省某综合公司签定了购销所买之商品住宅楼合同，每平方米售价930元，共计16665430.60元。交房时间为1993年6月30日。违约责任与前引合同相同。合同签定后，某综合公司于1993年4月23日至6月5日先后6次共付给某实业总公司1316万元。某综合公司因计划变动，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出售该商品住宅楼许可证后，又于1993年5月15日与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签定了出售所购商品住宅楼的购销合同，房价为每平方米990元，共计17740621.80元。交房时间为1993年6月30日。违约责任与前引合同相同。合同签定后，某劳动服务公司以月息5％贷款700万元，月息2.7％贷款100万元，分别于1993年5月19日至6月30日3次共付给某商业综合公司900万元。后因某劳动服务公司只见到复印的楼房图纸，故再未付款。某经济开发中心至今未将5栋楼房竣工，致使原被告及第三人某实业总公司共造成经济损失448万余元，为此，原、被告及第三人因合同履行及赔偿经济损失发生诉争。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根据原告之申请，于1993年12月3日裁定，将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在本市某住宅小区所建的第一、三、四、五。六号楼查封。查封期间，为避免更大经济损失，法院准许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继续施工，并督促其办理有关的商品住宅楼土地使用权手续。但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坚持不予办理。

审判结果：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认为：

1、基于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未办理出售商品住宅楼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即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签定了商品住宅楼购销合同，违反了国家有关房地产开发和土地使用的法律规定。法院受理此案后，在较长的时间内督促其办理该商品住宅楼土地使用权手续，但第三人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至今不予办理，故应认定双方所签定的合同无效。

2.由于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签定的商品住宅楼合同无效，致使后来原被告及第三人以同一标的物所签定的两个商品住宅楼合同无法履行，给原被告及第三人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3.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不注意审查法定手续，盲目签定购房合同亦应负一定责任，应承担部分经济损失。

4.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高息贷款之利息，在法律允许之范围内予以保护，超出部分不予支持。

在查明事实、核实证据的基础上，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及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购房款1204万元，赔偿经济损失4223150元；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山东省某综合公司购房款4334200元；山东省某综合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返还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购房款900万元，赔偿经济损失3134250元。

2.案件受理费58200元，由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承担228400元，山东省某实业公司承担7500元，山东省某综合公司承担14300元，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承担8000元。诉讼保全费7769元，由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承担7000元，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承担769元。

宣判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上诉。

[案例评释]

本案是一起案情颇为复杂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一方面，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多次的转售行为错综迷离；另一方面，该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很多，既有物权法上的物权变动问题，又有合同法上的合同效力问题、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具体适用问题以及违约责任的承担问题。要想合理地解决本案，必须把握合同的效力认定以及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这两个核心，层层递进，才能理顺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准确地适用法律，公平地解决纠纷。

一、合同的效力问题

解决本案，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即是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所签商品住宅楼购销合同的效力问题。对此，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即在受理此案后，在较长的时期内督促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办理该商品住宅搂土地使用权手续未果的情况下，认定：该合同违反了国家有关房地产开发和土地使用的法律规定，而且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迟迟不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因而应是无效合同。从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态度看，其受理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做法与其最后的裁判未尽一致：裁判做出前，该院是督促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办理相关手续，也就是说，督促其履行合同，而履行合同是以该合同有效为前提的；但嗣后的裁决却是认定合同无效。

那么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在未办理出售商品住宅楼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的情况下，与其他当事人所签定的出售商品住宅楼合同，是否属无效合同？答案应是否定的。理由在于：

由于我国对于物权变动，在法律未设特别规定或当事人之间未有特别约定时，采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因而合同法上，作为买卖合同的出卖方，无须在签定合同时，既已取得其所欲出售的物品的所有权或处分权，而只须在合同签定时，有可能取得合同标的物的处分权即可。故合同生效的要件，就标的而言，是要求其在合同订立时“确定、可能”。[2]所谓“确定”，系指合同的标的在合同成立时必须确定，或者必须处于将来履行时可以确定的状态；所谓“可能”，是指合同的标的在客观上有实现的可能性。以客观上不可能实现的事项作为合同标的，理论上称为标的不能。民法理论上关于标的不能的情形，可分为下列几种：1.事实不能与法律不能。事实不能又称自然不能或物理不能，如约定购买根本上不存在的自然物质等；法律不能是指由于法律有禁止性规定而不能，法律不能的情形，构成违法行为，本质上属于合同违法。2.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自始不能又称原始不能，指合同成立之时，其标的已不可能实现；嗣后不能又称后发不能，指合同成立时尚属可能，但于合同成立后因故而不能。3.全部不能与一部不能。全部不能指合同标的全部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一部不能指合同标的仅一部分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4.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客观不能指标的非因当事人本身的原因而归于不能，主观不能指仅因当事人本身的原因而不能。5.永久不能与一时不能。永久不能指标的不能的情况永久持续下去，无消除的可能。一时不能指开始时标的虽属不能，但其不能之情形，于嗣后可以消除。[3]

在这几种标的不能的情形中，只有自始客观永久不能和法律不能方致使合同无效，本案中，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虽在订立合同时尚未取得所售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但它完全可以在合同订立后通过办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手续，从而取得土地使用权，因而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所签的商品住宅楼购销合同属自始主观不能，而非属自始客观永久不能，再者这一合同也无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定之处，因而也不存在法律不能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所签的商品住宅楼购销合同并不属于无效合同，而是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4]

二、合同解除及其法律效果

既然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是否意味着在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确定地成为生效合同之前，合同对于当事人并无法律的约束力？答案是否定的。无权处分情形下，合同效力待定，所待定的，是合同的部分效力，即关于受让人取得相应的财产权利的合同条款的效力，至于合同的其他条款，只要符合了合同的生效要件，自合同成立时起，即当然地发生法律效力。新颁行的《合同法》第44条第1款已确认了这一点，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一方面迟迟不能完工房屋的建造，另一方面又迟迟不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从而影响了其他当事人的利益。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的上述行为，对于已经生效的合同条款，业已构成违约。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当事人如欲从这一交易关系中脱身出来，途径之一是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确认合同无效或行使撤销权撤销合同；途径之二是解除合同。从前述的理由可以看出，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此时，只有一种选择，即解除合同。

所谓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因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或者双方的协议，使基于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的法律制度。合同解除分为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5]所谓法定解除，也称法律上的解除，它的解除条件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当这种条件具备时，当事人可以将合同解除。对于法定解除，我国的合同立法一向都设有具体规定。如《经济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由于另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允许当事人解除合同。除此以外，我国法律还规定了适用于特殊合同解除的条件，称为特别的法定解除条件。如《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了涉外经济合同解除的条件：1.另一方违反合同，以致严重影响了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2.另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在被允许推迟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3.发生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合同的全部义务不能履行。《技术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技术合同解除的条件：1.另一方违反合同致使履行成为不必要或者不可能；2.作为技术合同标的的技术已由他人公开使履行成为不必要。《经济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四十六条及各种合同条例、实施细则还规定了财产租赁、借贷、财产保险等合同的特别的法定解除条件。新颁行的《合同法》在总结以往合同立法关于合同法定解除规定的基础上，就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也作了详尽的规定。[6]

在本案中，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对于其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可所签的商品住宅楼购销合同，在约定的合同履行时间1993年6月1日到来后，未能依约履行合同，构成了履行迟延，嗣后在人民法院采取措施后，该经济技术开发中心又拒不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这就表明其违约形态已从履行迟延转化为履行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对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期望的利益，根本就无法实现，人民法院应确认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

合同解除发生的法律效果，一般是使基于合同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但是这种消灭是否溯及既往，各国立法的规定不同。大体来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使合同关系消灭，当事人负有恢复原状的义务。另一种是使合同关系自合同解除时消灭，即：使合同发生终止的效力，解除以前的合同关系依然存在。

在我国，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颁行以前的法律尚无直接规定，理论解释基本认为是无溯及力的，即仅对将来有效。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固然不能忽视合同解除的本来性质，也不能不考虑实际情况。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合同，在解除时必须使其发生溯及的效力。但也有一些合同，在解除时无须发生溯及的效力。其中，对于非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原则上有溯及力。所谓非继续性合同，是指履行为一次性行为的合同。就非继续性合同的性质而言，当它被解除时能够恢复原状，即已经进行的给付能够返还给给付人。因此非继续性合同作为解除的标的，为解除有溯及力提供了可能。对于继续性合同，其解除原则上无溯及力，所谓继续性合同，是履行必须在一定继续的时间完成，而不是一时或一次完成的合同，[7]租赁合同、供用电合同、仓储保管合同等均属此类。[8]本案中，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和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所签定的商品住宅楼购销合同，属非继续性合同，对这一合同行使解除权，可使其自合同订立时起归于消灭。我国新颁行的《合同法》第97条即明确认可了这一点。

通过当事人行使合同的解除权，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了，当事人各方都可从此项交易中脱出身来，但当事人之间并非从此就了无瓜葛。在本案中，由于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未能依约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从而给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和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同时由于该实业总公司和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又未能按期履行它们与山东省某综合公司所签定的购销商品住宅楼合同，因而要承担违约责任，这种违约责任的承担，不仅要补救该综合公司因合同未能履行所遭受的损失，还要在其可预见的范围内，对该综合公司因违约而对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所承担的违约的损害赔偿责任负担责任，诸此种种，都给该实业总公司和经济技术发展公司造成了数额较大的经济损失。对于这些损失，在合同已被解除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这就引出了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问题。

对于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各国态度不一。

德国民法认为，合同解除是使合同恢复到与未订立合同时同样的状态，合同关系溯及既往地消灭，而损害赔偿要以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才能成立。因此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不能同时并存，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一而请求。

法国民法认为，在债务人违约的情况下，损害赔偿已经成立，非违约方将合同解除时，该损害赔偿不能因此而化为乌有。因此合同解除不排斥损害赔偿。不过，为了维持损害赔偿的成立要以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这种观点，便在损害赔偿成立与存在的范围内拟制合同关系没有消灭。

瑞士债务关系法一方面追随德国民法关于合同解除排斥损害赔偿的立场，另一方面又允许非违约方请求因合同解除所致损害的赔偿，即所谓对信赖利益的赔偿。

我国《民法通则》第115条明确规定，合同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新颁行的《合同法》坚持了这一原则。这显然不同于德国民法的规定，与法国民法和瑞士债务关系法的规定也不同，因为法国民法只承认合同不履行的损害赔偿，对因返还给付所支付的费用等损失不予赔偿。这对非违约方来说过于苛刻。瑞士债务关系法承认的是合同解除而产生的损害赔偿，对因合同不履行的损害赔偿置之不顾，也放纵了违约方，仍不足取。因而，我国的做法克服了以上弊端，较具有合理性。

结合本案，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以及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一方面可以要求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返还他们支付的房屋价款，另一方对自身国对方违约及合同被解除而遭受的损失，可主张损害赔偿责任。

三、合同的相对性及其适用

此外，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理由认为，由于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签定的商品住宅楼购销合同无效，致使后来原被告及第三人以同一标的物所签定的两个商品住宅楼无法履行，给原、被告及第三人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对此，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应负主要责任。根据这一判决理由，我们能否据此得出结论：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或者山东省某综合公司可直接向给其造成损失的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主张损害赔偿责任？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合同法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合同的相对性原则。

所谓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在大陆法中通常被称为债的相对性，它主要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与合同当事人没有发生合同上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不能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也不应承担合同的义务或责任，非依法律或合同规定，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包含了极为复杂和丰富的内容，且广泛体现在合同法的各项制度之中，但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主体的相对性。所谓主体的相对性，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只有合同的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合同的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具体来说，首先，由于合同关系仅是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因此，只有合同关系当事人彼此之间才能相互提出请求，与合同当事人没有发生合同上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人，不能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其次，合同一方当事人只能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和提起诉讼，而不能向无合同上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及诉讼。

2.内容的相对性。所谓内容的相对性，是指除法律、合同另有规定外，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某个合同所规定的权利，并承担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在双务合同中，合同内容的相对性还表现为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就是另一方当事人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相互对应的。

3.责任的相对性。所谓责任的相对性，是指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即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责任的相对性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违约的当事人应当对因自己的过错所造成的违约后果承担违约责任，而不能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其二，在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债务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债务人仍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债务人在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以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债务人为第三人的行为负责，既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体现，又是保护债权人利益所必须。当然，如果第三人的行为已直接侵害了债权人的债权，那么，该第三人就应依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向债权人负责。我国民法也确认了债务人应就第三人的行为向债权人负责的原则，《民法通则》第11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由于上级机关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另一方赔偿损失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再由上级机关对它因此所受的损失负责处理。”值得注意的是，修改前的《经济合同法》第33条曾规定：“由于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的过错，造成经济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上级领导机关和企业主管机关应承担违约责任。”这一规定要求作为第三人的上级领导机关和主管机关承担违约责任，虽有利于减少行政机关对合同关系的不正当干预，保障并落实企业的经营权，但由于该条要求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明显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故《民法通则》对该条款所做出的修正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我国新颁行的《合同法》坚持了《民法通则》所确立的原则，该法第12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其三，债务人只能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而不应向国家或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只有债权人和债务人才是合同的当事人。如果因为违约造成国家集体或他人损害的，债务人应承担违约责任以外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9]

结合本案，正是因为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尤其是因为责任的相对性使然，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以及山东省某综合公司不得直接向第三人求偿。

应注意的是，出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在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所签定的合同中曾约定：由甲方负责办一切房产所有权手续，如乙方在交房前售出该房，则由甲方负责为方指定的客户办理房产所有权手续。这一约定是否意味着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对乙方未来可能的买受人承担了合同义务，从而使该合同成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答案是否定的。所谓的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指订约的当事人并非为自己设定权利，而是为第三人的利益订立合同，合同将对第三人发生效力。此种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使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第三人因此取得直接请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10]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与山东省某实业总公司和海南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所签定的合同之所以不能认定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原因在于：该合同中，某经济开发中心所对应的权利人是某实业总公司和某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其所做的为买受人未来的客户办理房产所有权手续的承诺，是向合同权利人做出的，而不是向第三人做出的，该项义务仍是向合同对方当事人履行的义务，并非向第三人履行的义务；另从该实业总公司和经济技术发展公司随后与某综合公司所签定的合同看，某综合公司所对应的义务人是与其订立合同的该实业总公司和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并非某经济开发中心。因而，就为其买受人未来的客户办理房产所有权手续而言，某经济开发中心所承担的角色，只是其所对应的买受人的债务履行辅助人，合同义务仍应由买受人负担。买受人的客户不能直接请求某经济开发中心履行合同义务，某经济开发中心也只是在接到买受人的指令后，方协助履行义务。

四、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

我们说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以及山东省某综合公司不得直接向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主张损害赔偿，并不意味着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就不对他们的损失承担责任。那么，山东省某经济开发中心在何种情况下对山东省某劳动服务公司以及山东省某综合公司的损失承担责任？这就引出了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问题，即非违约方间接损失，违约方应否赔偿，如果赔偿的话，是否应有所限制？

公司注销合同范文第2篇

【关键词】非公司企业法人 土地承包合同 解除 终止

一、案例及法律问题

（一）案例

2000年1月1日，A村民委员会与B集团疗养院洽谈有关土地承包的相关事宜，B集团疗养院以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的名义与A签订了《合同书》一份，合同约定A村民委员会发包本村集体所有的山里水库西侧荒山100亩、供给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开发使用、用途为茶叶试验田基地、承包期为30年，合同还明确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等事宜。合同签订后，A村民委员会严格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承包方却没有将承包土地开发为茶叶试验田基地，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此，A村民委员会主动找到B集团疗养院，希望协商解决此事，但却遭B集团疗养院拒绝。A村民委员会无奈，以B集团XX办事处为被告提讼，要求解除与B集团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土地承包合同。审理中查明，B集团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为非公司法人，已经于2003年12月25日被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强制注销；B集团疗养院为“全民所有”的“非政府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核准登记的机关为市卫生局。

（二）上述案件引出的法律问题

（1）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被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强制注销，是否还具有合同主体资格？

（2）B集团疗养院是否是能成为本案的被告？

（3）B集团疗养院是否是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

二、法律分析及作者观点

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为非公司法人，已经于2003年12月25日被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强制注销、企业法人资格消亡；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不再具有合同主体资格，2000年1月1日A村民委员会与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即本案涉案合同，以下简称土地承包合同）自然应依法解除。

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为非公司法人，按照《企业法人登记条例》，可以被强制注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强制注销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

《企业法人登记条例》第22条“企业法人须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满6个月尚未开展经营活动或者停止经营活动满一年的，视同歇业，登记主管机关应当收缴《企业法人营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收缴公章，并将注销登记情况告知其开户银行”。《企业法人登记条例》第33条的“企业法人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主管机关应当收缴其公章，并将注销登记情况告知其开户银行，其债权债务由主管部门或者清算组织负责清理”。

依据以上两条规定，企业法人被强行注销登记情况有两种：视同歇业和被吊销营业执照。与申请注销登记相比，强行注销登记特点是：一是注销登记不需要企业法人提出申请，对视同歇业和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登记主管机关有权直接注销企业法人登记，二是注销登记不需要具备企业法人清算完结这一条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执行国务院《企业法人登记条例》，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54条规定：“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注销登记或者吊销执照，应当同时撤销注册号，收缴营业执照正、副本和公章，并通知开户银行”。

因此，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3年12月25日对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强制注销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

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已被强制注销；且按照B集团内部文件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也已经被撤销；B集团日照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不再具有合同主体资格。

B集团疗养院庭审中已经承认了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已消亡的事实。

B集团疗养院提交的证据2-2B集团董发[2005]70号文件，证明根据B集团内部文件规定，XX办事处及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已经被撤销。

B集团日照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2003年12月25日被强制注销，企业法人资格随之消亡。

《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文件工商企字[2002]第106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法人资格问题的答复》：“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企业法人凭证，申请人经登记主管机关依法核准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因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登记主管机关吊销，企业法人资格随之消亡。”“吊销营业执照、注销登记是企业法人资格消亡的两种方式，两者的法律后果均导致企业法人资格消亡。注销登记以企业法人申请为前提，是企业法人的主动行为，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法人资格消亡；吊销营业执照是登记主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企业法人违反规定实施的一种行政处罚，对企业法人而言，吊销营业执照就意味着其法人资格被强行剥夺，法人资格也就随之消亡，并由登记主管机关在企业档案上予以载明，不需要被吊销执照的企业法人再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因此，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企业法人资格已经消亡，不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不再具有合同主体资格。A村民委员会与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之间的土地承包合同自然应依法解除。

被告B集团疗养院不是也不可能是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被告B集团疗养院一直没有将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被强制注销的事实告知A村民委员会。至前，A村民委员会一直不知道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已经于2003年12月25日被强制注销的事实，2003年后A村民委员会之所以同意与被告B集团疗养院交涉有关土地承包合同的有关事宜，原因在于A村民委员会一直认为被告B集团疗养院是作为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的人在处理有关合同事宜；A村民委员会并没有与被告B集团疗养院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直是在履行2000年1月1日与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因此，A村民委员会根本没有将B集团疗养院作为土地承包合同的合同主体。

再者，A村民委员会提交的证据证明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为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的以赢利性为目的企业法人；自1992年9月28日成立至2003年12月25日被强制注销，期间进行过多次企业变更登记，成立时为集体企业，中间曾变更为国有企业，注销前为集体企业等。而B集团疗养院执业许可证显示，B集团疗养院为“全民所有”的“非政府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核准登记的机关为市卫生局。一个经工商核准设立、一个经卫生局核准成立。因此，不可能存在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合并到B集团疗养院的事实。如此，也就不存在被告B集团疗养院在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被强制注销后承继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在土地承包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的问题。

所以，被告集团疗养院不是也不可能是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

本案以B集团疗养院作为被告，完全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的规定：“企业法人未经清算即被撤销，有清算组织的，以该组织为当事人，没有清算组织的，以作出撤销决定的机构为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9条规定，“企业法人解散或者被撤销的，应当由其主管机关组织清算小组进行清算。”最高人民法院法经[2000]23号函、最高人民法院法经（2000）24号函也明确企业法人资格消亡后应由清算组织作为诉讼当事人。

时，A村民委员会通过查询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才知道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已经被强制注销的事实，推测B集团疗养院可能为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被强制注销后的清算组织，于是选择B集团疗养院作为被告提讼。庭审中，B集团疗养院提交的证据证明了被告B集团疗养院确实是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被强制注销后的清算组织，且应该在2009年6月底前完成清算工作。因此应以B集团疗养院为被告。

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违约，将承包的土地长期撂荒，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合同根本违约，A村民委员会据此也可依法解除土地承包合同。

B集团XX办事处多种经营公司欠交承包费，也构成合同根本违约，A村民委员会据此亦可依法解除土地承包合同。

三、结论

公司注销合同范文第3篇

    某工业品采购供应站向工行借款34万元,供应站的开办单位某燃料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抵押物为其所有的价值50余万元的一宗国有土地,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借款期限届满后,供应站没有还款,工行向法院起诉,诉讼过程中,供应站被吊销营业执照,某燃料公司以改制完毕,该企业设备、设施、债务等都已处理完毕为由申请注销,其主管单位商务局签署了同意注销的意见,工商局依其申请和同意注销的意见对其进行了注销。现抵押物仍由某商务局代管,工行遂以供应站法定代表人和商务局为被告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都合法有效,供应站和燃料公司应承担清偿责任,由于商务局在工行未就抵押物优先受偿的情况下同意燃料公司注销,其应承担清算和赔偿责任。法院判决:供应站所欠工行借款由原燃料公司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商务局在判决生效后1个月内对原燃料公司的财产予以清算和拍卖,并将抵押的土地拍卖款向原告优先清偿。否则,由其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向原告承担上述债务的赔偿责任。

    抵押权是最典型的担保物权,其主要作用在于就抵押权的标的物的交换价值使债权优先受偿,即使得债权不落空。这也是人们常选择抵押担保的缘故。企业在注销前应由开办单位或股东组织清算,企业在未有能力清偿债务的情况下,还应通过破产还债程序后,才能予以办理注销。本案中,商务局在未正确履行清算职责的前提下,竟同意燃料公司注销,致使债权人的债权落空,这种行为侵害了原告的抵押权,故应承担继续清算和赔偿责任。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燃料公司破产,抵押物土地也不属于破产财产,此时债权人享有别除权,即债权人就此抵押物行使权利不依据破产程序就能实现其债权,故商务局随意地同意抵押人注销,对债权人抵押权的实现造成了障碍,就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公司注销合同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 吊销营业执照 法律地位 法律后果 权益维护 合同履行

笔者在实践中遇到这样一则案例：甲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与乙经济联社于1994年12月27日签订《租赁合同书》，将位于广州某村的447亩土地出租给甲公司，租期50年。合同签订后，双方一直积极履行，2002年11月15日甲公司因没有办理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2006年乙经济联社因土地升值等原因故意不收租并以甲方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并主张甲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不享有权利义务，不能到庭应诉，法院以甲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为由并以《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一）、（四）项的规定为依据，判令解除甲公司与乙经济联社的《租赁合同书》。该案例是有限责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所涉及的法律地位、权利能力等问题的集中反映，同时也说明了实践当中我们还需纠正关于上述问题的诸多错误认识。

一、有限责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地位

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已明确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法人中一种，其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成立时产生，到终止时消灭。何谓“终止”，营业执照只是公司经营资格的一种表征，吊销营业执照只是取消了公司的经营资格，其主体资格还继续存在，只有经过注销之后，公司的法律主体资格才消灭，才是终止。

而实践中，为什么往往会出现误认为营业执照被吊销即该公司已被注销的认识呢，笔者认为与公司法关于公司成立的规定有关，旧公司法规定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新公司法规定依法设立的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从常理上来讲，人们往往会认为既然签发营业执照之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那么吊销之日当然也是终止之日。实践中，公司因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被吊销营业执照或撤销后，被登记机关直接依职权注销现象时有发生。

立法上的模糊界定，致使了实践中这些错误的做法，乃至于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接连有两封复函，但尽管如此，由于复函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司法实践中仍然有争议，直至新公司法施行，才明确了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和撤销是公司解散的一种原因。在程序上，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和撤销后，应当停止经营活动，并依法组织清算，清算结束后，办理注销登记。

但最终很明确的规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问题还是2008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该司法解释第十条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有限责任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该公司的自己的名义进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负责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还没有成立清算组的，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

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进行清算。清算期间，企业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或参加诉讼。因为，清算属于非经营性活动，在清算阶段，法人具有基于清算必要范围内的民事行为能力。可见，在清算阶段，法人民事主体资格并未丧失。从实体上，它仍应以自己的财产对外承担责任；从程序上，它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所以，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被注销登记前，仍应视为存续，应当以自己名义从事清算范围内的活动，包括起诉、应诉。

二、有限责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后果

吊销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公司登记管理工作中采取的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企业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第9条就明确规定，“登记主管机关对不予通过年检的企业，应当依法通知，并及时作出行政处罚，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对于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后果，《公司法》第181、184条均有明确规定，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也明确了清算组的组成，即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对于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公司法也明确规定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而且还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

由此可见，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是导致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之一。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法律后果之一是应当及时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三、有限责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合同履行问题。

有限责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自身的权益怎么维护，其已经签订的合同如何处理？这是关乎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的问题。

《公司法》第185条规定明确规定了清算组的职权：“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权：（一）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二）通知、公告债权人：（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四）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五）清理债权、债务；（六）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七）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

上述职权表现为：（1）清算组成立以后，应当对公司的财产进行全面清理和核查，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财产清单是指公司全部资产的明细表，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查清公司的资产是公司进行清算的前提条件，没有查清公司的资产，清算工作无法继续进行。（2）公司解散，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得到保护，因此应当将公司解散的情况通知其债权人，以便债权人及时行使权利。公司解散，公司的董事会停止行使职权，其职权由公司的清算组接管，由清算组通知公司债权人申报债权，合法合理行使债权。对于住所明确的债权人，清算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其公司解散的情况；对于住所不明确的债权人，清算组应当发出公告，以便债权人尽快参与公司财产的清算和分配。（3）所谓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主要是指公司解散之前已经订立的，但是目前尚未履行的有关合同事项；拖欠公司职工的工资、劳动保险费用；未结算的债权、债务及有关的纳税事宜等。清算组在处理公司未了结的业务时，有权根据清算工作的需要决定进行或者停止进行一些公司业务。清算组决定不进行未了结的公司业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从公司的财产中给予赔偿。清算组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时，应当本着遵守法律法规、有利于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尽快结束公司的业务，有利于减少股东的损失的原则进行。（4）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一切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公司解散，清算组应当清查公司的纳税事项，发现应当缴纳的税款未缴纳的，应当报请有关税务部门查实，并依法将所欠的税款缴纳。公司在清算中产生的税款，清算组也应当依法缴纳。（5）清算组清理公司的债权和债务，可以为公司的债务清偿做好准备。清理债权、债务涉及广大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清算组应当依照公司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6）所谓处理公司的剩余财产，是指清算组和股东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对公司财产在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公司所欠的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尚有剩余的财产进行分配。（7）在清算期间，清算组代表公司从事对外事务。如果解散公司要起诉或者被起诉，应由清算组代表公司进行。清算组在其职权范围内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受法律的保护。

从上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清算组的职权内容来看，公司在清算前已经签订的合同的处理权由清算组决定，是否解除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公司，并不必然解除合同。

四、法院以被吊销营业执照为由判令解除合同没有法律依据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甲公司与乙经济联社之间并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可以解除合同”的各种情形。

法院判决以《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一）、（四）项的规定为依据，判令解除甲公司与乙经济联社的《租赁合同书》【《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但是《合同法》该条内容规定的是“可以中止合同履行”的情形而非“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法院判决张冠李戴，错误适用法律进行判决。

公司注销合同范文第5篇

面对数目庞大的特困国有小型企业，数年前，一些地区积极尝试了企业整体向社会零资产出售的方式。此举在搞活市场，盘活存量资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规范的运作方式，因各类资产重组引发的经济纠纷也着实让决策部门包括司法部门挠头。

1999年10月，S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粮油公司）与D县选矿厂就1＃锌锭（国标GB/T480―1997）出口合作问题达成协议，为实施该协议，双方又签订《供料委托加工锌锭合同》。由于D县选矿厂无加工能力，为履行与粮油公司的协议，遂在2000年初与地方国有小企业F县锌品厂签订锌锭加工合同。该合同生效后，D县选矿厂将粮油公司提供的锌精矿1149.119吨交付锌品厂，并支付加工费233万元。

由于经营不善，锌品厂无力在合同期内按约履行约定义务。于是该F县人民政府2000年3月通过专题会议决定，由具备实力的另一地方企业东方机械厂（以下简称东方厂）组建一个新企业，全盘接收锌品厂。2000年5月上旬，东方厂在新企业尚未依法成立之前，即与锌品厂签订了《关于对F县锌品厂进行资产重组的协议》，约定由锌品厂按“零资产”向东方厂转让全部产权；由东方厂承担锌品厂全部债权与债务；并在新组建的企业中对锌品厂全体在册员工进行安置；对锌品厂截止交接基准日的资产负债情况须经双方认可的中介机构进行审计，依法核查后确认；同时组成移交工作领导小组；在协议签订的60日内办好产权转移手续等条款。同月中旬，东方厂吸收另一家企业合股组建并依法成立了东方锌业有限责任公司，做好了以新公司接受锌品厂的前期准备工作。

同年6月，接受移交领导小组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计报告，确认锌品厂实际净资产为-6300万元，东方厂认为锌品厂净资产总额与所谓的零资产差距太大，遂以锌品厂实施欺诈行为为由，将锌品厂作为被申请人向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年10月，仲裁委以调解方式撤销了东方厂与锌品厂签订的《资产重组协议》。

仲裁程序结束后，由于锌品厂无力返还东方厂为筹建新企业、履行《资产重组协议》的约定而注入的资本金，遂于2000年10月中旬与东方厂签订了一份财产租赁协议书，约定由东方厂将锌品厂冶炼项目厂房及设备整体承租。该租赁行为得到了F县政府的支持。虽然锌品厂上级主管部门F县工业总公司向F县工商局致函称：东方厂与锌品厂交接工作已完成，原锌品厂不复存在，请按规定办理注销手续。但工商局接函后未办理注销手续。鉴于原《资产重组协议》已撤销，东方厂于同年12月在工商局为新组建的东方锌业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2001年元月，根据《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锌品厂在F县工商局将名称变更为东方锌厂。由于一波三折的资产重组过程，锌品厂未能如约完成向D县选矿厂应负的全部合同义务，前后仅交付加工物624.5吨,尚余295吨迟迟未能交付。嗣后，粮油公司因多次催付未果,遂将D县选矿厂、东方厂作为被告、锌品厂作为第三人诉至法院。由于粮油公司将东方厂作为直接债务人，此案迅即在当地政府部门及企业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2001年底，受理该案的L区人民法院确认第三人锌品厂在履行与D县选矿厂签订的合同期间，于2000年5月被东方厂兼并，且资产亦被接收，从而导致不能完全履行合同义务，故对粮油公司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遂判令被告东方厂与第三人锌品厂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返还原告粮油公司锌锭295吨，不能交付时按同期国际市场价格交付对应货款275万余元，并承担原委托合同约定的未交货值15%的违约金等。宣判后，东方厂不服，以其与锌品厂之间系租赁关系，而非兼并关系，不应承担本案债务等为由提起上诉。2002年6月，A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确认东方厂与锌品厂未按法定程序完成兼并行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兼并事实，而实际的关系是租赁关系，遂对原审判决的内容作部分变更，判令由第三人锌品厂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粮油公司锌锭295吨，不能交付时支付对应货款275万元，逾期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法定利息，免除了东方厂在本案中直接承担债务的责任，此案到此画上了句号。

从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审理结果分析，不同的资产组合必将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笔者认为，要确认粮油公司的债务主体，理顺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东方厂与锌品厂实际发生的资产重组性质认定当是全案关键。从法律上讲，企业的兼并，是两个民事主体合并的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规定：“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如果确认东方厂兼并锌品厂，则东方厂必然成为粮油公司的偿债主体。但如果东方厂与锌品厂之间仅为租赁关系，则双方的关系应为经营上的合作，锌品厂的债务自然不应直接由东方厂清偿，而只能用东方厂支付的租金予以清偿。东方厂与锌品厂的民事法律关系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确认：

首先，企业兼并是两个企业合二为一，必然发生至少有一个企业（一般为被兼并者）的主体消亡。企业的设立、变更、注销在我国受到严格的管理，设立与注销必然经过一定的公示程序，并最终经由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登记，方为法律意义上的成立。本案中，涉及工商登记的行为发生过三次，一是东方锌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二是该公司的注销，三是锌品厂名称变更为东方锌厂，但三次登记均未涉及锌品厂的消亡。东方锌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是东方厂依据F县人民政府会议纪要精神及履行《资产重组协议》而实施的兼并锌品厂的前期筹备行为，在锌品厂未注销登记之前，并不影响锌品厂法人资格的存在。尽管锌品厂的上级主管部门曾给工商局有涉及兼并意思表示的注销锌品厂的请求函，但工商局并未作出注销登记的行政行为，因而，这一申请注销锌品厂行为的过程缺乏法律意义。鉴于锌品厂始终存在，故东方厂兼并锌品厂的法律事实并未实际发生。

其次，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调解书同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东方厂认识到原《资产重组协议》存在欺诈事实后，根据该协议的约定，依法提起了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审理后做出撤销原协议的法律文书，从法律文书下发之日起，原协议书除具有证据作用外丧失全部效力。粮油公司在其后依据作废无效的协议认定兼并成立缺乏法律依据。

第三，在涉及东方厂与锌品厂资产重组的过程中，尽管县政府形成过专题会议决议，决定两个企业之间实行兼并。但政府作为行政管理部门，所作出的决定仅是一种指导性意见，最终实施与完成必须依赖于企业之间积极的民事合作，此即俗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决不能以政府的指导意见作法律上的否定依据，否则，即成了违法、悖理的“拉郎配”。本案两家企业的合作关系因锌品厂的过错，在经过曲折的资产重组过程最终定位于租赁关系，符合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规定。

第四、东方厂与锌品厂建立的租赁关系，是在不改变锌品厂全民所有制性质的条件下，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经营方式，并不违背法律和国家政策。由于自愿签订的租赁协议是双方意思的真实表示，所以租赁关系合法有效。至于锌品厂变更其名称为东方锌厂，履行的是法定程序，这样更便于承租人独立自主的经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