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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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特征范文第1篇

一、前言

上世纪末，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且人口老龄化还在不断加快。与此同时，由于现代社会成年子女倾向于独立生活，许多老年人因此与子女分开居住，空巢家庭的比例显著增加。资料显示，目前城乡空巢家庭数超过老人家庭总数的50%，部分大中城市甚至达到70%。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空巢老年人。空巢老年人既要经历从中年到老年的转变，经历从工作到退休的社会角色转变，还要经历从家庭核心（或群居家庭）到家庭附庸（或空巢家庭）的转变，如果转变过程中发生适应困难，很容易引发身心问题。而随着空巢家庭不断增多，空巢老年人的健康保障、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

作为一个特殊的老年群体，空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逐渐成为一个社会热点课题。本文通过回顾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已有研究成果，分析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特点，并结合现有的心理学理论和干预手段，探讨解决空巢老年人心理问题的对策。

二、空巢老年人的心理特点

我国学者对空巢老年人和非空巢老年人进行了大量的对比研究，总体来说，非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夫妻同住的空巢老年人次之，独居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同时，空巢老年人和非空巢老年人在心理活动的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一）空巢老年人情绪与情感的演变

1.情绪：失落感和孤独感突出

虽然老年人经历了数十年的人生沉淀，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刺激事件时情绪状态一般比较稳定，不会轻易因外界影响发生较大的起伏波动。但是老年人群中常常存在一些具有共性的消极情绪，需要予以关注，而对于“空巢”老年人，失落感和孤独感尤为突出。

首先是失落感。老年人体验着各种的“丧失”，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健康、容貌、配偶等的丧失，这些“丧失”都是激发老年人失落感的重要刺激，而对于“空巢”老年人来说，子女不在身边更加重了他们的失落感。对于子女在身边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可以有子女的陪伴，可以在与子女互动的行为中体现自己的某些“权力”，同时担当一定“社会”角色（如照料子女日常生活等）。而对于空巢老年人来说，他们在面临着各种“丧失”的同时，不仅没有子女的陪伴，无法分担“丧失”带来的消极感受，而且无法寻求角色转换的“着陆点”，从而造成强烈的失落感，即心理上感到有所失去，有遭受冷落的感觉。

其次是孤独感。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现代社会很少出现过去那种几世同堂的现象，子女更倾向建立自己独立自由的空间，从而造成越来越多的“空巢”现象。有研究者发现，在情感性孤独感这个维度上，空巢老年人的孤独感得分显著高于非空巢老年人。[2]老年人在退休后本就人际范围变窄，人际交流的频率降低，再加上子女不在身边，从而产生了封闭的心理状态，感到孤寂、被遗忘或被抛弃。同时，他们的喜怒哀乐没有人分享，正常情绪找不到发泄途径，久而久之，过分压抑容易造成抑郁心理。中国自古以来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而现念中许多年轻个体或家庭寻求自己的独处空间，空巢家庭的高速扩张与传统观念上的冲突，造成空巢老年人无法及时适应这种不协调，从而引起他们心理上的消极反应。

还有其他情绪反应。与非空巢家庭相比，空巢家庭的老年人还有其他的情绪反应。如周荣山等人通过对600例空巢老年人和600例非空巢老年人研究比较发现，空巢老年人中存在焦虑、抑郁情绪的比例显著高于非空巢老年人。[3]李金晏通过对社区210例空巢老年人和200例非空巢老年人研究比较发现，空巢老年人在过分担忧、莫名感到害怕两方面显著多于非空巢老年人。[4]“空巢”是家庭结构的一种变化，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由于老年人适应力下降，最初会表现出分离焦虑和不适应障碍，严重者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尤其在传统的团圆佳节，我国传统观念中合家欢聚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些消极情绪会更加强烈。

2.情感：主观幸福感逐步减弱

情绪具有情境性、暂时性，而情感是在情绪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较大的稳定性、深刻性和持久性。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能够代表老年人整体生活质量进行情感性评价的主观幸福感。我国老年人整体上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以上，水平较高。但仍有一定数量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他们对幸福的体验较多的是消极情感。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主要受到人格特征、控制感、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等主观因素和健康状况、社会支持、家庭生活及经济收入等客观因素影响。[5]对于空巢老年人，尤其缺失的是家庭生活中的亲子支持。有研究者对我国北京等四省市288名老年人进行测量，结果表明亲子支持通常影响老年人的自尊感、孤独感和亲情感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6]可见，子女给予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很大影响，并且老年人接受子女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大于老年人给予子女的社会支持。由于“空巢”家庭中老年人与其子女产生的空间阻隔，造成老年人与子女间的言语交流和行为互动较少，在接受子女的社会支持的频率和质量上势必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到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

空巢老年人情绪情感上更脆弱，更加渴望外界的支持与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突出，这些心理问题归纳起来称作“空巢综合征”（empty nest syndrome）。[7]空巢综合征可导致内分泌、中枢神经的紊乱和免疫功能下降，易诱发或加重冠心病、高血压、支气管哮喘、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等生理疾病。[3]可见，无论是心理健康还是生理健康，老年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代社会空巢化的消极影响。

（二）空巢老年人社会性与个性的发展

1.社会性发展：亲情关系淡化

老年人的人际关系主要体现在夫妻关系、与子女关系、与朋友关系上。这些人际关系构成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直接影响到个体对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而空巢家庭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老年人与子女间的关系纽带强度的弱化。在这个纽带中，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势必会经历消极的心理过程。

跨文化研究显示，子女的住所及其与父母的物理距离是影响子女向父母提供支持的关键因素。同时，老年人得到社会支持越多，空巢老年人的孤独感越少，幸福感和生活质量越高。[8]缺少子女的情感和精神危机是引发空巢老年人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

孝道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老年人对子女孝顺行为的期望方面，刘靓等人的研究表明，孝顺期待直接影响孤独感，同时还通过给予亲子支持、接受亲子支持间接影响老年人孤独感的产生。老年人孝顺期待以及与亲子之间的互动支持对老年人孤独感有显著影响。[9]可见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人际互动会影响老年人的情绪情感，从而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通常情况下，子女通过亲自探望、电话慰问等方式进行人际互动，体现自己孝顺的一面，有研究对社区老年人调查发现，空巢老年人在是否认为子女探望次数过少上与非空巢组有显著差异，空巢老年人更希望子女能更多地来看望自己。[10]可见，空巢老人普遍具有强烈的与子女增加见面次数的需要。

2.个性发展：自我价值感弱化

自我价值是指在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社会和他人对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肯定关系，包括人的尊严和保证人的尊严的物质精神条件。自我价值的实现必然要以对社会的贡献为基础。根据自我价值定向理论，人对自我价值的寻求和确立贯穿一生，自我存在有价值，生活与生命才是有理由的，世界的一切对于主体才具有价值。自我价值定向决定人与自身及环境的关系。[11]

在老年人个性发展中，空巢家庭与非空巢家庭对老年人自我价值感影响的差异尤为明显。对于老年人来说，由于离、退休使社会角色和人际圈发生变化，老年人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角色和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会体验到一种“意义感”的缺失，即自己不仅失去了某些权力，更重要的是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意义性”突然减弱。而对于子女在身边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会通过“转移”的方式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子女的照顾和关心上，如关注子女的婚姻问题，关心子女的工作状况，给子女在生活琐事上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等。

李金晏等人研究发现，空巢老年人在自我价值肯定上得分显著低于非空巢老年人。[4]对于空巢老年人来说，他们希望能够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由于子女不在身边，这种价值体现的期望受到一定的阻碍和削弱，他们无法直接寻找发挥自我价值的着陆点，从而产生消极的心理体验，由此而变得悲伤、焦虑、抑郁、失去信心、自我否定或降低自尊等。有研究者经过调查发现，对城市非空巢老年人来说，给予子女的情感支持越多，抑郁水平越低；对城市空巢老年人来说，给予子女的情感支持越多，物质支持越少，抑郁水平越低。[12]可见，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与老年人给予子女的帮助有一定关系，在给子女提供帮助的同时，体现了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积极应对家庭“空巢化”的心理学攻略

面对当今社会空巢现象的普遍化，对于空巢老年人情绪上的失落感、孤独感增强，情感上的主观幸福感削弱，个性上的自我价值感缺失以及社会性发展方面的人际关系变化，可以从老年人自身、老年人家庭以及社会群体三个层面进行积极应对和心理干预。空巢老年人自身的态度和认知需要跟上时代变化的脚步，社会支持是维护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而家庭层面里成年子女对空巢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尤为重要。同时，社会层面中良好的邻居关系对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年人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各种民间组织的活动也有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

（一）改变个体的信念认知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埃利斯的情绪ABC理论，诱发事件A（activating event）只是引绪和行为后果C（consequence）的间接原因，而引起C的直接原因则是个体对诱发事件A的认知和评价而产生的信念B（belief）。也就是说，要改变空巢老年人消极的心理体验，首先要改变他们的信念和认知，即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和全新的态度对待自身以及社会的空巢化问题。

空巢老年人应当积极对待老化问题和空巢现象，应该理解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而不是子女或自身问题造成的。同时学会自我调节，将注意力从与孩子的分离焦虑中转移，而在其他方面进行发展（如绘画、书法、音乐、运动等文娱活动上），积极参与活动以获得积极的自我形象和充实感、幸福感，既可以陶冶情操，又可以消除孤独，同时在这些活动中寻求自我价值感的自我实现。

西方心理学家提出SOC模型，成功解决老年人晚期适应的理论模型，[1]即选择（selection）、最优化（optimization）和补偿（compensation）三个过程。选择是指确认最有价值或最重要的机遇或活动领域；最优化指有限地分配和提炼资源，以便在所选领域发挥最高水平；补偿指在资源减少的情况下，确定一些可以弥补损失和将其对功能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小的策略。也就是说空巢老年人想要获得满意的生活，首先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某个具体目标（如健身、书法等文娱活动）作为其发挥自身作用，实现自我价值观的重要领域。然后投入心理资源，专注于这个领域，把注意力从消极事件（如与子女分离、退休）上转移，同时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如政府、社会提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挥自身最大的作用。

这是一个个体与社会积极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空巢老年人自身的精神投入，还需要社会支持和完善的体系建构。积极引导空巢老年人进行认知重建，同时结合心理学模型进行应对干预，通过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互动来消解消极情绪，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二）增强家庭的情感维系

亲子支持是维护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子女与父母在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彼此的依恋情感，这种依恋情感对两代人之间的人际互动和相处产生很大的影响。尽管父母与子女的物理距离影响亲子支持的效果，但我们无法逆转历史潮流，回到过去儿孙满堂、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情景。

根据Bowlby的理论，依恋系统使个体维持对重要人物（依恋对象）的亲近（proximity），从而作为处理压力事件和应对危难的一种途径。依恋对象作为安全的避风港，使个体能够在一个有支持的环境中探索世界和发展个体。[13]依恋系统贯穿人的一生，依恋对老年人的健康和幸福感有重要作用。[14]与婴幼儿和成年人相比，老年人的依恋对象更为复杂，其中包括配偶、兄弟姐妹、成年子女和象征性依恋（故去的父母、上帝等）。其中，成年子女与老年人在相互依恋过程中产生的紧密联结，使得依恋个体有较高的自尊、自我效能、且较能接纳别人，少有寂寞感，拥有较多的社会支持网络。随着老年人与子女的分离，很可能带来老年人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同时，随着年龄增长，面对慢性疾病的日益增加，老年人的安全感下降，脆弱感增强，这就需要子女在这个依恋体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把依恋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证研究成果相结合，进而推进依恋研究成果在实践领域的应用，是未来一个重大的研究方向。[15]“情绪聚焦疗法”（Emotionally Focused Therapy，简称EF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可以帮助打破人际关系中（如父母与子女）消极的互动循环，相互提供更有效的情感支持，发展出信任和安全感。这些技术对于老年生活的干预也有一定的潜力。[14]目前正在国际临床心理治疗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另外，饲养宠物也是缓解与子女的分离焦虑，分散老年人依恋对象，提高生活质量的有效方式。郑日昌、傅纳和Headey的一项调查发现，是否拥有宠物犬与空巢父母身心健康显著相关，饲养宠物犬能使空巢父母的身体更健康，就医次数更少，生活满意度更高。[16]同时，进一步验证了饲养宠物犬的空巢老年人的生存质量优于不饲养宠物犬的空巢老年人，饲养宠物行为确实有效地提高了空巢老年人的生存质量。[17]空巢老年人在家中喂养宠物，从而寻求、替代、填补感情空白，排解孤独感，这些宠物可以给老年人带来乐趣，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支持。

也就是说，对于空巢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在家庭治疗方面专注于依恋情感。子女尽量多抽出时间与父母进行互动与沟通，物质上的辅助远没有精神上的交流作用大，因此要注重精神上的支持。同时，可以通过心理疗法进行干预，也可以通过饲养宠物获得依恋上的情感支持。

（三）强化社会的心理干预

除了老年人自身和家庭影响外，社区、社会团体组织有效的心理干预，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团体干预是多向沟通的过程，每个成员都存在多个影响源，在参与中增强彼此关系，从他人行为中审视自己，从多元化价值的信息交流中探索与自我成长，从而将这些心理上的改变迁移到日常生活中去。在团体辅导过程中，当团体凝聚力形成并增强时，会让团体成员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消除孤独感和失落感。罗茜根据存在主义的基本理论，关注困扰空巢老年人的现状，并进行一系列团体辅导。[2]其中一个案例总共进行五次团体辅导，每次活动1.5小时，共5周。目的是：一、通过个体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唤起对生活意义的思考和追求。二、通过培养团体氛围、审视过去、认识自我、重塑信心等方式有效缓解空巢老年人的孤独感。追踪调查证实，团体干预有效缓解了城市空巢老年人的孤独感体验。

个体辅导具有针对性和私密性，针对每个人不同的心理困扰和心理问题进行咨询，并根据个人心理特点和所处环境制定个性化的咨询方式。汪星等人运用个体咨询，在建立信任的基础上，以循序渐进地引导老年人回忆过去的方式，进行了8周的个体怀旧治疗。结果显示，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明显减弱，幸福度明显增强。[18]

杭荣华结合团体干预加个体干预，对有抑郁情况的空巢老年人进行为期6个月的有效辅导。[19]团体心理干预主要有讲座和团体训练，学习正确宣泄情绪，寻找自我认同感，相互支持和沟通，保持心理平衡等。个体心理干预包括支持性心理治疗、认知干预和行为治疗等。结果发现心理干预后抑郁孤独感降低，幸福感增强，可见，心理干预可以大大改善有抑郁症状的空巢老年人的心理状况。

对空巢老年人进行心理干预的方法在研究领域已经硕果累累，重要的是给这些科学研究一个展现其应用价值的平台，从而更好地为人们服务，这就需要加强NGO组织、社会工作者等民间团体的服务作用，还需要政府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为空巢老年人安度晚年提供一个温馨的环境。

四、结语

随着老龄化社会步伐加快，空巢家庭越来越普遍，对于空巢老年人的关怀，不仅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现代社会把老年人视作弱势群体，对老年人的衰退进行各种形式的消极渲染，从而使人们对老年人产生消极刻板印象。这不仅影响到人们对老年人的行为和态度，同时也影响到老年人对自己的认知和因此而产生的行为。

根据巴尔斯特的毕生发展观，心理发展贯穿于一生，老年期心理变化不能仅仅用“衰退”来概括。人到老年，虽然某些心理功能（如感知觉、记忆等）有所减退，但另一些复杂的功能（如抽象逻辑思维等）非但没有减退，甚至还继续增强。如流体智力（主要与神经的生理结构和功能有关，如直觉整合能力、思维敏捷度等）虽然随年龄增长减退，但是晶体智力（后天获得，主要与文化和经验的积累有关，如知识、词汇的理解能力）仍然保持较高水平，那些在国家重大事件和企业高层中起重要决策的老年人，很好地运用他们高水平的晶体智力实现了自我价值感。

也就是说，不仅是老年人，整个社会都需要用积极心理学的态度对待社会老龄化，对待老年人以及空巢老年人面临的各种心理变化。整个社会需要关心他们心理上软弱的地方，不要过分强调消极方面，而要强调他们对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强调他们被社会所需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充分体验自己存在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从而积极应对环境变化和心理发展。

此外，长期空巢除导致老年人身心健康问题外，也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老年人的生命安全、经济供给、生活照顾、医疗保健等问题。因此，空巢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如何帮助空巢老年人解决身心问题必将成为政府、社会及家庭子女面临并解决的重要社会课题，值得关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杨丽珠，刘文，胡金生.毕生发展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罗茜.城市空巢老年人的孤独感及其团体辅导干预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12.

[3]周荣山，潘忠德，谢斌，等.上海市黄浦区空巢与非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及主观幸感比较[J].上海精神医学，2009（6）.

[4]李金晏，张文谦，王伟芹.城市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分析[J].中国医药科学，2011（20）.

[5]袁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干预对策[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2）.

[6]王大华，佟雁，周丽清，等.亲子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J].心理学报，2004（1）.

[7]卢慕雪，郭成.空巢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现状及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13（2）.

[8]陈传锋，严建雯，O’Leary E， et al.老年人社会支持与期望的调查研究[J].心理科学，2006（1）.

[9]刘靓，徐慧兰，宋爽.老年人孤独感与亲子支持，孝顺期待的关系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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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金盛华.社会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12]彭华茂，尹述飞.城乡空巢老年人的亲子支持及其与抑郁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0（6）.

[13]Bowlby，J.Attachment and loss： a secure bas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ttachment theory [M].London：Routledge，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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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郑日昌，傅纳，Heady B.宠物犬对“空巢父母”身心健康影响的研究[J].心理科学，2005（6）.

[17]李沫.饲养宠物犬对空巢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D].大连医科大学，2009.

社会治理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孤独症；儿童；父母；焦虑；抑郁；社会支持

儿童孤独症在日本及港、台地区又称自闭症， 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最常见形式， 广泛性发育障碍是一组起病于婴幼儿时期的全面性精神发育障碍， 有学者称为孤独谱系障碍[1]。最新研究发现， 儿童孤独症的患病率接近1%， 男女比例为4：1， 但女孩一般较严重[2]。当面对一个面容聪慧、心身发育迟滞的孩子， 家长的内心感受是复杂的。为了解孤独症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支持， 预防减少心理问题， 作者对96例孤独症患儿的父母进行调查，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研究组为2011年9月～2013年9月在本市孤独症康复训练机构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的父母， 他们孩子的诊断符合ICD-10儿童孤独症的诊断标准。①经精神专科医院确诊为孤独症患儿的父母；②小学以上的文化程度；③无重大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 两系三代无精神疾病史；④自愿配合参加调查者。对照组为本市1所幼儿园和1所小学就读的正常儿童的父母， 孩子排除有发育性和智力问题。选择孤独症患儿父母96例作为研究组， 其中男83例， 女13例， 年龄37～125个月， 平均年龄（55.5±34.6）个月；选取正常儿童父母100例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49例， 女51例， 年龄40～118个月， 平均年龄（49.6±23.8）个月；两组患儿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研究组患儿父母平均年龄（34.25±6.68）岁， 对照组儿童父母年龄（33.54±4.57）岁， 两组家长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1. 2. 1 调查形式 ①研究组调查形式：在康复训练机构训练时或者上门，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由家长当场完成填写。②对照组调查形式：取得园（校）方配合， 调查员说明调查目的和表格填写方法， 按标准由家长当场完成填写。

1. 2. 2 评估工具 ①SCL-90：该量表包括90个项目， 从0～4级分为5级评分， 得出均分和9个因子分；②SAS；③SDS；④EPQ：该量表含88项是否选择测试题， 分4个分量表， 即P、E、N、L。⑤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共10个条目， 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对社会支持利用度3个为维度。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研究组患儿父母的SDS、SAS、SCL-90的量表总均分和各分量表分均高于正常儿童父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孤独症儿童父母的SDS、SAS、SCL-90的量表总均分和各分量表分均高于正常儿童父母， 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但是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总分上均明显低于正常儿童父母， 提示孤独症患儿父母得到的实际支持和对支持的满意度较低。

孤独症患儿作为一个特殊群体， 在不同程度上与正常的儿童相比较有较多的言语发育交流障碍和行为问题等， 不仅不利于自身的发展， 且给父母也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力。有研究资料表明， 适当的社会支持可以增强孤独症患儿父母的生活能力， 能减少其恐慌、抑郁等心理情绪， 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 提高患儿父母的生活质量。良好的社会支持可降低个体对应激过程的认知评价， 使个体在面对压力情境时所承受的伤害程度减弱。家长身心健康对孤独症患儿的预后至关重要。要使孤独症治疗取得较好的效果， 关键在于坚持长期的干预。针对家长的情况进行个别的心理辅导， 举办家长座谈会， 让家长间进行充分的交流沟通， 以减轻家长焦虑、烦躁的情绪， 且能激发家长对患儿付出更多的关爱， 促进患儿的成长。

因此， 政府相关部门在关注孤独症患儿的同时， 勿忽视孤独症患儿父母的需要， 望尽快完善社会支持保障系统， 提供更多的经济资助和专业知识及技巧的培训等各类支持， 以缓解孤独症患儿父母面临的各种压力。本研究未就孤独症患儿家庭在养育类型、经济状况、家庭完整性、父母照料时间、父母间焦虑抑郁等方面进行对比并就父母的心理特性和社会支持开展研究， 有待于今后深入调查。

参考文献

[1] 江开达.精神病学高级教程.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3： 259-263.

社会治理特征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不同行业的企业有着不同风格特征的公司治理文化,而企业独特的公司治理文化又决定着其进入新行业的成败。公司治理文化与企业的行业选择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并且公司治理文化对企业的行业选择有其自身的作用机制。企业应该综合考察其所处行业的内外部特征并将其运用到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中去,公司治理文化的行业特征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不同行业的企业有着不同风格特征的公司治理文化,而企业独特的公司治理文化又决定其进入新行业新领域的成败。因此,对公司治理文化行业特征的研究,不但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公司治理文化与企业行业选择的相互影响

1、公司治理文化对企业行业选择的影响

(1)行业结构需要一定的管理技术系统支持,这个系统与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是否切合,直接影响企业在行业中持续发展的技术能力。行业选择之所以要考虑与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相契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所选择的行业的管理技术系统与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不切合,它就很难为股东、董事、监事和管理者等公司治理的参与成员所接受和学习,行业优势也会因此而难以形成。

一个企业的公司治理文化,是参与公司治理的成员所拥有的经过反复整合已经模式化了的行事方式,这种方式过去曾卓有成效地适应了一定的生存环境,经过长期相传,又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东西。在这个模式化的体系中,包含着一定特质的管理技术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构成了一定的治理文化。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不仅是指物质的管理工具,而且是指特定的管理艺术。每一个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技术系统都有某种独特的素质,我们所说的模式化的东西,就是指这种特质。它的稳定性表现在:即使人们具体使用着的管理工具改变了,它还会继续存在于新的管理工具当中;甚至当人们采用其他公司治理文化传来的管理工具时,这种模式化了的特质也会借助其文化的惯性力量体现在其采用的过程中。

正是由于一个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具有这样的整合力量,一个企业的行业选择所要求的管理技术系统如果与之切合,就能得到一种可持续开发的管理技术支撑。反之,如果一个企业的行业选择与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术系统是完全隔绝的,就意味着企业在采用新的管理技术的同时还要学会放弃既有的模式化了的管理技术能力,使自身已经熟悉并且熟练了的生存手段失效。这意味着处在行业转换当中的人们要承受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学习、理解和掌握新的管理技术系统;另一方面是放弃业已成熟了的管理技术能力。这样的行业调整与转换,无疑会造成一种文化的断裂,给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极大的困扰。这种困扰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既有的管理技术和经验突然失灵,造成它们的浪费和流失;二是学习和掌握新的管理技术又缺乏足够的时间和必要的条件基础;三是由于没有相应的知识背景和信仰背景,不仅是学习和模仿异质公司治理文化中的管理技术与经验很难,而且即便是学,这些技术和经验也很有可能在仿效过程中耗散和变形。因此,将一个公司的行业选择植根于企业的公司治理文化模式之中,尽可能使两个管理技术系统相契合,使行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同公司治理文化的转型保持动态的一致对行业结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优势行业形成需要一定的社会人文环境,而公司治理文化模式正是这一环境的内在基础或内在模式。一个企业公司治理文化的价值系统、道德观念等,通过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的支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行业的发展,毕竟任何行业活动都是人的活动,而人又都是被打上了文化烙印的人。因此,一个企业的行业管理制度如果与其治理文化相切合,这个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即它的经济、社会功能的实现就有了深厚的基础。就公司治理体系来看,行业选择的合理与否,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看它能否将一个企业内外部的人力、财力等所有资源激活并将其有效组织起来推动行业的开发与发展。

2、企业行业选择对公司治理文化的影响

公司治理文化主要受到四个因子的影响,即专用资本所有者权益保障因子、创新与开放因子、制度规范性因子和社会责任因子[1]。公司治理文化通过将重心放在不同因子上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而这种配置恰恰受到企业所在行业的强烈影响。

公司治理文化行业特征是适应企业生存需要而产生的。伴随着企业的产生,其长期生存所必须的基本假设就存在于企业员工和所有者之中,之后这些假设成为公司治理文化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与Schein的见解相一致,他解释了成功的行为如何制度化进而转化为企业价值,最后成为潜在的假设[2]。表现在行业影响方面,企业必须适应行业所要求的某些假设才能生存。与行业驱动假设相适应的行为也会导致成功的结果。这样一来,正如Schein描述的那样从成功经验中提取处理的价值观和假设凝结为公司治理文化的组成部分。一旦行业驱动假设不为企业广泛共享,那么其行为将与行业市场基本要求发生冲突并威胁企业生存。社会学家还从制度理论的角度对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组织的制度环境是指那些组织必须遵守的成文和非成文的规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组织的合法性、生存和繁荣。从本质上讲,它们反映了特定制度环境中成员的信念、价值观和规范。因此,行业文化也可以看作是公司治理制度价值观和信念的组织表现之一。

二、公司治理文化对企业行业特征的作用机制

与其他管理手段相比,公司治理文化的形成更加依赖于作用效果。文化以假设和相关价值观的形式介入外部环境和内部权力与控制的分配,经过市场竞争的检验,只有与其所处行业环境相融合的部分才能生存和发展。当然,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因而对于管理者来说仍然存在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在此基础上,企业表现出不同的战略、结构和流程。公司治理文化作用既包括与如何管理有关的内部控制导向信念,也包括与如何竞争有关的外部导向信念[3]。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的组成部分莫过于公司治理文化和制度规范,由于企业行业差异,两者及其内部之间的作用重心也应该有所不同;外部导向包括处理外界环境所带来的风险等。不同的行业因其本质假设差异内所隐含的风险显然不同,如行业退出壁垒高的行业风险高于对应低的行业、顾客偏好差异及变化大的行业风险高于对应低的行业等。更重要的是行业特征风险本身将对企业如何处理问题产生重要的影响。出于行业驱动文化研究的需要,相应的行业分类系统也有待于发展。过去的行业分类主要集中在财务、就业量及产出等特征上。其实,除了上述特征外,员工技术含量、顾客偏好、产品竞争范围、行业成长等都构成了行业文化驱动的重要特征。

1、文化内部控制导向行业特征

首先,我们将内部控制要素区分为正式控制和社会控制机制。正式控制包括结果控制和行为控制(或者说流程控制),通过它可以对结果和行为进行评估、激励和奖赏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企业内部的正式控制还可以分为等级控制和合同控制。合同控制更多依赖于法律,等级控制更多依赖于制度。合同控制易于理解;等级控制指组织内部所采取的控制,它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包括命令和评估绩效。配置公司治理结构中各机构的成员、会议、政策和程序都是等级控制的一部分。不管控制的目标是在于界定特定的绩效(产出控制)还是特定的过程(行为控制),在这种控制之下往往会导致道德、责任或者是竞争意识的缺乏。并且正式控制还被认为有碍于信任的发展。

相比之下,社会控制通过“软”方法引导合意行为,更多地考虑影响他人行为。社会控制基本假设是人们可以最终决定自身的行为:通过社会化和一致的决策流程、强大的价值共享,员工将更加忠于企业;通过建立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减少组织成员之间目标差异,以达到影响员工行为的目的。这种影响只有在共享目标、价值观和规范时才能产生作用。也就是说,社会控制只有通过公司治理文化这一纽带才能发生作用。在长期社会控制的基础上,企业之间价值共享还能进一步增强企业内部的信任关系。此外,社会控制还为参与公司治理的成员提供相互支持的氛围从而增进企业内部的相互理解[4]。尽管社会控制存在正式控制所不具备的种种优点,但是社会控制并不排斥正式控制,相控制必须以健全的正式控制为基础。

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最优的内部控制机制是由任务的特征决定的,也可以说成是控制机制情境适应性。即:在任务特征和控制机制之间存在适应性。对控制机制的选择取决于任务的两个特征:知识可传递性和结果的可测性。知识可传递性指管理者对整个知识传递过程能够理解的程度。结果可测性是指以客观、精确的方式对结果进行评估的能力。结果控制对于高可测性和知识传递性较为适应,而行为控制则恰恰相反。当两个纬度都较低时(如非常规问题和创新等),社会控制(对应于公司治理文化)相对于正式控制(对应于制度)为最佳。

任务的行业特征,包括行业知识密集度(尤其是隐性知识)和行业内企业信息对称程度对内部控制的选择都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知识的可传递性取决于知识符号化和标准化程度特征,这与企业的知识密集性及其知识类型是密不可分的。

2、企业行业文化外部导向特征

公司治理文化外部导向也即公司治理行为对环境的适应性,来自于公司治理理念与外环境的整合。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企业公司治理独特的行为模式,这种独特的行为模式系统能够反应公司治理文化的个性、特殊性和生命力。对公司治理文化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竞争环境根据其复杂和动态程度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三个纬度[5]。

(1)产品市场的集中度和复杂性(所在竞争环境的企业数量和差异性)。企业运作的竞争形势对其公司治理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纬度。企业相对数量(行业集中度)决定了企业所处的市场结构,可以从完全垄断到完全竞争。毫无疑问,完全不同市场结构之下的公司治理文化将存在显著的差别。

(2)稳定性或者动态性(行业环境的变化程度)。行业环境的稳定性或动态性对企业价值观和基本假设有重要影响。如:在高技术行业中,企业所处高度变化的环境促使个体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积极行动解决问题。企业最大的需求是创造力和快速开发能力。相比之下,在稳定的市场中企业的行为标准涉及到人际关系、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人力资源的发展和稳定。

(3)成长性(企业所处行业的成长速度)。行业成长性能够影响企业承担风险创新能力与组织管理和行为,而这些都将反映在公司治理文化中。行业高速成长则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同时高行业成长还会影响员工稳定性、潜在创新资源。这些都会增加企业对人力资源的重视程度。相比之下,在低成长行业的企业中更加倾向于依靠正式控制如政策、程序来指导员工的行为。许多实证研究表明,行业成长与其技术进步密不可分。新的技术和方法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并增加行业内企业的生产能力。反过来说,在高度成长的行业中企业将经历资源充沛、利润持续增长和大量的机会并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在行业成长性方面,我国企业具有明显的自身特征。自1979年起,除了为期不长的打断之外,我国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必然是绝大多数行业的高度成长。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客观地讲,我国的企业远没有经历过像早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而又残酷的大范围的激烈竞争的时代,大多数企业并不具备成熟的公司治理文化,其中包括适应高度成长的公司治理文化。一般来说,企业起步阶段,免疫力都很差,也就是说面临的风险比较大。尽管如此,企业却得到了其能力之外的成就。

三、公司治理文化产业特征的现实意义

1、指导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方向

我国公司治理文化所处的阶段决定了公司治理文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众多的弊端。公司治理文化不仅仅存在管理手段上的问题,发展方向也非常不明确,特别是在对企业创新性的考虑上常常是有欠考虑。然而,公司治理文化管理具有不同的偏重维度,企业首先必须明白公司治理文化管理的方向性,然后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方法。比方说,制造业企业间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相似性,它们都更加重视创新和冲突解决,创新能力甚至成为影响企业存在与发展的核心竞争能力,因此企业在制定公司治理文化战略决策时,必须认真分析其所在的产业对创新的特殊要求,选择合适的公司治理文化维度及管理方法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指导公司治理文化变革管理

公司内部和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同时导致与这相关的假设和价值观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对于这些变化,管理中也可能会忽视公司治理文化的相应调整。如果这样的话,新的文化冲突就很可能出现并进一步诱发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的抵触情绪。于是公司很可能出现公司治理绩效下降,由此带来的压力会迫使企业改革。但是以过往的经验为基础的公司治理文化常常会抵制变化。然而,环境的变化很少导致公司治理文化从假设层次上发生改变,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导致重新构造整个产业。相比之下,公司治理文化在价值观层次上发生变化是常有的事情,价值观层次的变化会产生企业改变公司治理文化的压力,如:新的管理方式、引进具有不同的文化前景的成员顾问等。也就是说存在两种层次上的潜在力量对公司治理文化产生作用:假设和价值观。显然,假设层次的变化对于企业来说更加具有影响力。它可能人们在进行商业运作时下意识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企业需要新鲜的血液促使假设层成功地转变。价值层面上的革新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原有的成员或许就能够胜任。当然,组织必须经历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如国企改革前后的公司治理文化的变更,国企改革之前,政府是企业运作的主导力量,随着产权制度与产权结构的改革,股权结构渐渐多元化,行政干预的力量逐渐减少,企业必须根据自身所处的新情况重新调配公司治理文化的特质。

3、为公司治理制度与公司治理文化配合提供参考意见

制度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首先,通过简化决策过程,节约交易费用。当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而无法迅速、准确、低成本地作出理性判断时,他们便会借助于公司治理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准则等“习惯”进行决策,从而简化决策过程。一个企业的公司治理文化一旦形成,它就建立起了自身系统的价值和规范标准,如果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在价值和行为取向上与公司治理文化的系统标准产生悖逆现象,公司治理文化会将其纠正并将之引导到公司治理的价值面和规范标准上来。靠这种协调机制大大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其次,减少机会主义,节约监督成本。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监督和考核以及加大处罚力度等制度安排增加机会主义成本,从而减少机会主义的发生,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但这需要较大的监督成本,而公司治理文化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作为一套价值观念或认知学识,是公司治理中每个成员都具有的,它的存在可以使人们限制自己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发生,从而使人们超出对个人直接利益的斤斤计较,并诱发集体行动。意识形态通过增强个人对于某项制度安排的法理性认同和依赖,能够淡化机会主义行为。

最后,加强对企业相关各方的激励。诺思等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一定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是减少经济秩序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对经济主体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推动,具有和产权界定匹敌的巨大作用,它可以提供选择性经济动力激励等方面的产出,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基础。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社会性需要。公司治理文化具有使公司治理活动中的成员从内心产生一种高昂情绪和奋发进取精神的效应。公司治理文化把尊重人作为中心内容,以人的管理为中心。所以,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及行为准则会形成强烈的使命感、持久的驱动力,成为成员自我激励的一把标尺。同时一种优秀的公司治理文化也强调股东、债权人、员工、顾客、供应方等相关利益人的利益,它不但加强了对企业相关各方的激励,而且企业通过创造除物质激励的其他激励方式来满足不同成员的不同需要,从而强化企业各方的合作博弈,成为解决企业相关各方激励不相容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刘翌·我国公司治理文化理论与实证研究[J]·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1·

[2]Schein,EdgarH,“ComingtoaNewAwarenessofOrganizationalCulture”[J]·SloanManagementReview,1984,Vol·25,Issue2·

[3]Chatman,JenniferA;Jehn,KarenA:“Assess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IndustrycharacteristicsandOrganizationalCulture:HowDifferentCanYouBe?”[J]·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MississippiState,1994·

社会治理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务治理；财务管理学；财权配置；财务文化

一、界定内涵：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进行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超级秘书网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1]申书海，李连清.试论公司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的关系与对接.会计研究，2006，（10）.

[2]伍中信.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会计研究，2005，（10）.

[3]李心合.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互动和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衣龙新.公司财务治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5]林钟高，王锴，章铁生.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社会治理特征范文第5篇

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

贺雪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村庄治理模式,即村治模式,是华中乡土学者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路径探索。2009年1月出版的《中国村治模式研究丛书》(16本),可算作这一学术路径的阶段性成果。丛书作者分别选取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陕西、浙江、江苏、吉林、福建等重要农业大省15个村庄,驻村调查百余天,从生产生活、弱势群体、村庄政治等角度进行了深入调查。单就16本书的经验材料本身来讲,丛书就是一个不小的学术贡献,是对转型农村社会的一次素描――“描绘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另外,丛书的出版代表着农村研究“集体学术”的进展。作者均出自一个团队,怀着同样的理念,同样的学术进路。丛书不是16本调查报告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学术理念的集体表达,是一个学术团队集体发出声音,是对村治模式研究的多套经验阐释。其中,贺雪峰所著《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一书,在叙述村庄经验的同时,对村治模式的缘起、研究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很好的阐释。

一、村治模式研究的缘起

村治模式研究不同于普通的农村田野调研,不是要理解一个村庄,而是要理解中国80%村庄的80%现象。这样的学术抱负自然不能通过“普查”来实现,而只能寻找一种方法,通过广泛调查对中国农村进行区域化、类型化的解剖,或者说是要找到一条路径,对中国农村进行结构性的理解。

在《自序》中,贺雪峰讲述了村治模式研究的缘起。在从事“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过程中,日益关注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国农村极其不均衡,相同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地区的村庄会形成不同的过程、机制和后果。中国农村不能一刀切(非均衡性),这虽然几乎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集体共识,但是非均衡性的深层原因却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伴随着调查的深入,研究者发现,乡村治理形态区域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村庄治理逻辑的不同,必须对“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进行讨论。

探讨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就需要对村庄进行一个整体性考察。不是关注家庭结构、老人赡养、村庄舆论、派性宗族等个别现象,而是要把这些小专题放在一起来理解,通过对村庄秩序的总体性考察,揭示复杂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这样的调研成果就类似于一个相对翔实的民族志报告。通过村庄经验的总体性意义来呈现村庄的内在机制,进而呈现村庄治理的逻辑。

但另一个问题出来了,是不是1000个村庄有1000个逻辑呢?还是有些村庄治理具有逻辑上的相似性?村治模式研究就是要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即在呈现个案村庄社会基础和治理逻辑的同时,对个案进行比较,进而将治理逻辑类型化,形成关于村庄治理模式的讨论。

村治模式不仅仅是一种研究策略,同时也是一种调查写作方案,调研者有统一的调研提纲和写作框架,便于不同村庄的资料具有可比较性。这种调研方法与纯粹的人类学对村庄的理解方式不同,是中度调查,不太追求村庄个案的绝对精细化,而是要通过1―3个月的调查呈现出村庄的结构性特征。之所以不是特别注重经验的绝对精细化,是因为在村治模式研究中,比较的不是具体现象,而是逻辑,比较的是村庄各种结构性因素、事件和治理机制的异同。

二、村治模式研究的路径

在村治模式研究过程中,存在以下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选取某一个专题或视角,结合不同村庄经验进行比较,理解和呈现村庄治理逻辑的差异性。本书共列示了20个专题:家庭结构与老年人地位;妇女地位及其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农民的闲暇时间及其社会交往;人情往来;红白喜事及其仪式;村庄中的竞争;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地方性规范与地方性共识;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公与私;积极分子与消极分子;村庄公共事务的“搭便车”;土地调整;农民负担、村级债务与农村上访;等等。这些专题,都是在长期农村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对田野经验的问题意识,即以某些标志性事件为切口,剖析村庄治理的内在逻辑,同时强化对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认知。这正是本书导论中《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以在全国九个农村地区调查为例》一文的问题意识和主要内容。

第二条路径:立足一个村庄,做一个相对翔实的调查报告,生动呈现村庄治理的逻辑,形成一个模式表达,同时在其他报告的比较中获得意义。书中九个村庄村治模式报告的写作就属于此条路径,不仅仅是关注村庄治理,还要特别关注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涉及对村庄政治社会诸多面向的结构性理解,重点关注以下系列主题:

(1)社会关联――家庭结构、分家模式、纠纷及其解决、行动单位、公与私,等等;

(2)生产生活――村庄历史、自然环境、聚居类型、种植结构、闲暇生活、副业、打工经济、电视下乡、人情,等等;

(3)村庄政治――派性、上访、乡村债务、农民负担等,乡村关系,等等;

(4)意义世界――生育观念、面子竞争、丧葬习俗、自杀,等等。

虽然一些问题在第一条路径中也曾涉及,但是此处更关注村庄经验的总体性意义,理解其关联性,进而呈现个案本身的逻辑,呈现乡土秩序的基本特征。这种村治模式的报告,信息量较大,并没有过多的宏大理论解释,而是力图呈现村庄经验的逻辑自洽性。所谓的村庄经验的逻辑,意指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是逻辑性地关联在一起并彼此作用,例如农村老人的处境与代际关系、兄弟关系、村庄舆论等命题紧密相关,村庄治理与宗族、派性、选举和乡村关系等主题高度关联。理论可以呈现经验的逻辑,根本原因在于经验本身是自洽的,可以自我阐释。经验研究的最高境界是用经验来理解经验。村治模式报告的写作,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农村经验的内容和意义,进而理解村庄经验本身的逻辑和作用机制,这是村治模式研究的重要环节,是村治模式研究的基本功。

第三条路径:将诸多模式进行比较,建构更大范围的模式概念。“村治模式不仅存在具体的小区域差异,而且存在大区域的差异”,而这正是书中关于“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农村”的讨论。只是这里要强调,村治模式类型化的标准不完全是“地理区域”。虽然地理空间的不同导致南北方农村的种植结构、社会关联方式、国家权力渗入程度等方面的不同,但是村治模式类型化的根本标准是村庄治理逻辑的相似性。所以书中“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的划分并不是地理空间的简单表达,而是依据“离中央权力的远近、地方性规范、开发时期”三个因素对村庄治理逻辑的一种类型化理解。或者说,可以算作是更大范围村治模式的类型建构。

三、村治模式关键词

所谓的村治模式关键词,就是理解村庄治理的关键概念。

一方面,在村庄从事调查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会有一个或几个因素或事件,它们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中非常惹眼,影响着村庄治理的诸多面向,主导着村庄治理的逻辑。如贺雪峰在湖北荆门调查时发现的“原子化”,在关中调查时发现的“户族”,在河南安阳调查时发现的“联合家庭、门子与宗族”,在安徽中部调查时发现的“村民组”,徽州宅坦村的“积极分子”。以“积极分子”为例,安徽宅坦村虽然也有“原子化”的特征,但是在村庄中却活跃着一个由退休人员等组成的“积极分子集团”,他们成立了“公益事业委员会”,还刻了公章,积极行动,使村庄治理呈现为非原子化的特征。积极分子,构成了理解宅坦村治理的关键词。从这样的一些概念出发,就可以很好地理解村庄社会结构和村庄治理的逻辑,进而概括村庄治理的模式。

另外一方面,在超出村庄个案层面,还可以发现一些概念具有更大范围的比较意义,如“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这是一个比户族、原子化、联合家庭、宗族更高一级的关键词。其中“行动单位”探讨了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将农村社会关系的特征概括为“差序格局”,意指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且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但是现实中,不同层次的“波纹”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从核心家庭出发,并不完全是越来越弱,而是在某一个层次表现出来较强的一致行动能力,影响着村庄治理,表现为村庄水利、红白喜事等事务中合作的形成,以及团结一致政治行动的发生,表现为选举中的派性、上访等等。影响“行动单位”的关键因素是“农民认同”。虽然家庭核心化是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的整体趋势,小家庭构成了利益的坚固堡垒,但是除了“原子化”村庄外,我国其他农村地区存在一个超出核心家庭的认同单位,在黄淮海地区和安徽阜阳表现为小亲族,在关中表现为“户族”,在赣南表现为“宗族”。“认同”建构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行动单位”,进而影响村庄治理的形态和模式。

以“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这一村治模式关键词为视角,利用“村庄价值生产能力”等概念,可以建构一个区域比较的村治模型,进而对生育观念、非正常死亡率、住房竞争、老年人地位、村内纠纷等政治社会现象进行区域比较分析,概括出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基本特征。

四、结语

如果说“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关照代表着纵向对社会变迁进行考察,那么村治模式研究则代表着横向对不同区域农村社会性质及其差异原因的关照。如果说先前以政策、法律的实践为视角来理解村庄治理的区域差异,那么村治模式研究代表着视角从外部到内部的转换,即关注已经不是差异本身,而是差异产生的原因。这种原因不是仅仅在外部,还扎根于村庄内部,是村庄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不同地区村庄治理的面貌的特殊性,即村治模式。

正像贺雪峰在后记中所表达的:村治模式研究“是一项探索,是经验研究的探险”。在笔者看来,村治模式研究最根本目的并不只是要建构出符合区域治理特征的“模式”――这只是一个过程,关键是要找到一条可操作的路径,对广大的、非均衡的中国农村进行理解。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苛刻地追问模式准确性及其代表性问题,而应该深入理解这样一种学术路径所蕴含的农村经验研究的战略意义。它不仅为区域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方法,还能在区域比较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些关键词、关键概念。他们均来自村庄,仿佛从田野中生长出来一般,充满了本土气息,对本土经验很有解释力,为理解中国农村提供了有益的概念和框架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