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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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货币危机模型 演化路径 理论逻辑 现实困境
一、引言
2010年11月4日，美国重启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简称QE2），这引起了世界资本市场剧烈的反映。在本次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过去的时期，美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这无疑对金融危机的的发展态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体系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rugman）于1979年首创的。该理论是在黄金本位制度崩溃后，随着世界各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而采纳浮动汇率制度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当前货币危机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许多西方学者都使用该模型来解释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和机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货币危机模型按照其研究的重点不同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探寻扩张性经济政策同固定汇率之间的矛盾关系，即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二是危机预期模型，其研究的重点在于强调危机的自我促进（又称为自我实现）的性质，即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三是道德风险模型，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金融资产泡沫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以上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结论都明确地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急剧逆转的根本原因。国内已有的综述货币危机模型方面的文献十分丰富，但它们缺乏系统、全面地阐述每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形成的假设前提及其基本原理，在研究每一代危机的困境方面涉足更少。因此，本文试图在作者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高晨伟、王选华，2010）进一步来弥补该领域的不足，全面地研究三代模型的演化路径、理论逻辑及其现实困境，以便对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全面把握，并为研究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提供理论帮助。
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逻辑
（一）模型的假设前提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定前提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政府将内部均衡视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二是外汇市场信息完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国内外资本可完全替代，且投资者进行理性决策；三是政府发行货币不受限制；四是外汇储备规模有限，可以持续耗尽，但购买外汇的本国货币规模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得到；五是外汇市场实行固定汇率。
（二）模型的理论体系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研究了外汇市场的投机攻击同国家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Krugman在1979年所构建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假设前提之一就是完全预见能力的存在（即外汇市场的信息完全），在这种假设前提下，产生国际收支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国政府所实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同固定汇率之间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性最终会导致理性的投机攻击产生。其理论逻辑在于：扩张性经济政策财政赤字增发货币影子汇率本币贬值。这时，公众会减持本币数量，增加对外币的持有，通过调整其资产结构来降低本币与外币未来收益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社会公众理性投机的持续攻击下，政府不断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货币，已有的外汇储备会随之而耗尽，固定汇率逐渐丧失。后来，弗拉德和加尔伯（Flood and Garber，1984）认为，由于国内的信贷过程和投机攻击随着时间的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Krugman模型中的完全预见能力假设不成立，他们对Krugman模型进行了改进和简化，简化模型称为K-F-G模型。在K-F-G模型中，所有的经济变量都是动态变化的，且是一个具有线性结构的国际收支模型。该模型的基本结构为：Mst=Pt［a-b.Ret］ （1）
（二）货币危机预期模型――金融恐慌模型 金融恐慌模型是货币危机预期模型的另一个理论模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戴蒙德和戴维格（Douglas. W. Diamond and Philip .H Dybvig，1983）首先提出来的银行挤兑模型，又被一些学者称为D-D模型。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银行挤兑模型的基本原理，许多学者采用保罗・克鲁格曼（1998a）对该模型的简化形式。
（1）D-D模型的假设条件。模型有四个假设条件：银行的存贷款业务遵循大数定律，存贷款业务按照一定储蓄进行；假设存在三个时期T（T=0，1，2），银行客户均在T=0时刻向银行存款，当取款发生在T=1，2时刻时，假定对应的回报分别为1+R，（1+H）2（H≥R）；按照提款时期将存款者共分为两类：类型1（T=1时期提款消费）和类型2（T=2时期提款消费）；银行不知道存款者的类型，只有本人知道。
（2）D-D模型的基本原理。首先，一般模型推理。假设存在一种跨3个时期的模型（T=0，1，2），在T=0时期有两类投资项目：第一类项目约定只有在第1时期获得的报酬才为1+R，第二类项目约定只有在第2时期获得的报酬才为（1+H）2，且项目回报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因素，时期越长，回报率越高，即假定H>R。因此，如果第二类项目的报酬要想提前到第1期取得，只有以价格P来计算报酬，且P
四、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演进
（一）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 从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来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通过建立开放的小国经济模型来研究以劳动和资本作为投入要素的单商品生产，且国内商品对进口商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假定收入不存在剩余，即企业将收入全部用于投资，工人将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并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研究投入―产出的基本工具；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都在开放条件下运行；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不存在国内障碍，被允许任意借债经营，其投资规模受最优化条件约束，即：Rtd= （1+Rft）-1，在约束条件中，Rtd、Rft、Rt分别表示国内、国外资本投资回报率和国内价格水平；假定国际市场的资金供给方对国内企业附加了约束条件，其融资规模取决于国内企业的净财富水平和融资能力。
（二）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体系 Krugman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部分：（1）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Krugman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介存在金融过度行为，这种行为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原理在于：当国内金融机构处于封闭状态时，随着国内企业的投资需求膨胀，国内资金逐渐耗尽，而又无法从国际市场筹集资金，这时企业膨胀的投资需求不会导致实际投资过度行为发生，而只会引起国内银行利率的上升；相反，当国内金融机构处于开放状态时，它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自由获取资金支持，这时金融中介机构会摆脱道德约束，将大量资金流向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过度积累，形成金融过度和金融泡沫，恶化了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时，金融泡沫破灭，货币危机爆发。（2）“亲缘政治”加深了金融过度的程度。这种“亲缘政治”表现在政府同企业和银行之间形成的裙带关系，并为这些机构提供隐性担保，从而催化了企业和银行敢于从事道德冒险的经济活动，由此形成的不良资产就成为政府的“隐性赤字”。然而，东南亚国家潜在的隐性赤字却表现为“良好”的财政状况，最终导致货币危机到来时为力的困境。正是这种“亲缘政治”的长期存在导致了东南亚国家时刻处于危机爆发的风险之中。（3）东南亚爆发的货币危机主要在于企业的经营行为。因为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主要根源于：国内货币贬值银行利率提高企业销售收入急剧下降企业资产负债恶化企业财务状况崩溃。这时，即使想通过改善银行经营活动（比如将面临困境的银行实施重组）来扭转企业日益恶化的财务状况，这种设想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使将金融环境得到改善，那种财务状况已经急剧恶化的企业也无法得到改变。因此，企业财务状况发生恶化的主因并不在于银行经营活动的改变。（4）在小国经济模型中，共有三个均衡存在。其中中间均衡具有不确定性。这时，其他两个均衡可以不予考虑：即当 = 时的高水平均衡和低水平均衡。当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时，国内企业无法在国内筹集到资金，因为资金所有者认为企业没有得到担保，贷放资金会承受较大风险，不会向企业发放贷款。这样，国内的实际汇率面临贬值的风险，加速了企业破产的进程，从而又印证了资金所有者拒绝向企业贷款所做决定的合理性，最终形成了拒绝贷款实际汇率贬值企业破产继续拒绝贷款……的恶性循环。因此，资金所有者拒绝向企业贷款的行为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的特征。（5）政府对于是否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并没有固定的决策模式。因为在作出决策时它面临两难境地：当作出稳定汇率的决策时，另外一种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会随之出现。如当企业的财务杠杆效应十分明显，所负债的金额又较大时，如果政府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其维护成本较高，因为这样势必会导致企业减少生产，从而加速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货币危机随时爆发。
五、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现实困境
（一）货币危机模型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 到目前为止，货币危机模型还属于一种不断发展的理论，同传统的经济理论相比还远未成熟。比如，第一代危机模型所推导的投机攻击时间仅仅是在严格假设和高度抽象的条件下，从理论层面来论证确定的投机攻击时间，而在现实实践中并不能准确判断投机攻击时间点的发生；第二代模型虽然将心理预期视为货币危机的变量，对现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它所强调的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各种均衡之间随着预期的变化而不断转移，这种均衡转移的过程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三代危机模型将道德风险和亲缘政治等社会因素作为危机的控制变量，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危机爆发的影响程度如何来实施计量，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还没有涉及。
（二）危机模型的封闭性无法扩展对现实的解释 从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体系来看，都是在分析个别案例的条件下形成一种只是局限于特殊现象的解释，而无法建立预测模型。因此，这种封闭的特性决定了三代模型的理论局限。对于货币危机来说，导致其爆发的诱因较多，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制度因素等等，因此，每一次货币危机爆发后都有其特殊原因，如果仅仅是从局部范围来进行原因分析，每一次货币危机爆发都会提出一种新的理论，且这种理论无法逐渐成熟，因为当下一次危机爆发后引起经济学者对原因的寻找又会掩盖前一次理论的发展。如此循环下去，最后留下的仅仅是讨论货币危机爆发的零碎的理论片段。
（三）危机模型研究方法上的“形而上学” 从三代危机模型寻找到的危机爆发原因来看，都是对危机现实表面原因的描述。当然，西方学者所描述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公众心理预期、金融体制的脆弱等等看上去的确符合当时的危机表象。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寻找这些原因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因为那将涉及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思考。从历次爆发的货币危机来看，其主要原因均可以归结为市场的缺陷，而市场缺陷其根源又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视角考察，货币危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失败的象征。因为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的“万能性”，用“最小的政府、最大的市场”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定“良方”，想必这样的逻辑正是货币危机爆发的真正诱因。因此，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在各自局限的范围解释独特的危机现象，而使用这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来寻找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最终很难建立一套能全面防范、治理和预测各种货币危机的理论体系。
六、结论
从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演化逻辑及其现实困境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已经成为解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主流理论，但它们共同面临的现实困境则充分暴露了危机模型的局限性，即无法建立统一的理论体系来对金融危机进行解释、防范、治理和预测。全球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过去，如何对此次危机从理论上作出合理的解释是当前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当前金融危机的现象来看，政府缺乏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导致危机爆发的主因，这是区别以前货币危机的重要特征。因此，在既有的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逻辑框架内无法对此次危机作出合理的解释。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危机的出现是社会制度基本矛盾的强制平衡，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其自身无法解决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因此，如果要建立一套能解释所有金融危机爆发诱因的危机理论，只有在经济理论的逻辑框架下，从分析社会制度本身出发，将决定金融危机的本质要素分离出来，通过引入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管制职能来约束危机爆发的基础――自由市场盲目地、自动地调节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统一的逻辑框架下将所有的金融危机纳入解释范畴。至于如何在经济学的框架下建立统一的金融危机理论，这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吴有昌：《货币危机的三代模型》，《世界经济》2000年第3期。
［2］吴有昌：《现代货币危机理论及其启示》，《财贸经济》1999年第3期。
［3］邢毓静：《现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演进及其发展趋势》，《当代财经》2001年第1期。
［4］Paul. Krugman. 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es，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 1979 .
［5］Flood，Robert and Peter，Garber.Collapsing Exchange Rate Regime:Some Linear Exampl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4.
［6］Diamond， Douglas W. and Philip H. Dybvig.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3.
［7］Paul. Krugman， What Happen to Asian？Mimeo. Cambridge， MA，MIT，1998.
［8］Paul. Krugman，Fire-Sale FDI. Mimeo. Cambridge， MA，MIT，1998.
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货币危机;银行危机;早期预警模型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主权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货币危机 美元之谜 金融黑洞 资本逆转
中图分类号：F 83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12-016-05
一、引言及问题的提出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确立了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结束了战前货币制度混乱和各自为政的局面，并为战后近30年的经济增长和货币稳定提供了较强保障。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拥有天生缺陷――特里芬难题，美元发行速度受制于黄金增长速度，远远满足不了世界经济快速增长需要，从“美元匮乏”到“美元泛滥”的过程就是美元不断贬值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过程。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国际汇率制度逐步演变成牙买加体系，汇率制度和币值稳定再次成为国际焦点。自此，世界各国均努力追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内外均衡，但是“三元悖论”①存在使得各国追求理想状态下的“内外均衡”成为泡影，各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追求“次优”，其中发展中国家大多选择了汇率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性而放弃了货币政策独立性，货币政策无效使得这些国家调控内部均衡出现“失灵”，经济基本面恶化，投资信心丧失或资本流动逆转都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外汇市场动荡不安和固定汇率制度崩溃的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就是指一国因经济基本面恶化、投资者丧失信心或资本流动逆转所引致的投机冲击，造成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外汇储备大幅减少和固定汇率制度崩溃的情形，它是金融危机一种表现形式。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人类社会再次进入货币制度混乱和货币危机不断出现的时代，从而催生现代货币危机理论形成和发展。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构造了最早的货币危机理论，即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罗伯特・弗勒德(Robert P Flood)和彼得・加伯(Peter M Garber)对克鲁格曼货币危机模型加以扩展与简化。由于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主要探讨投机冲击和固定汇率制崩溃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析经济基本面(Eoonomic Fundamentals)不断恶化条件下政府与投机者之间的博弈，经济基本面不断恶化与固定汇率制难以维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催生了投机冲击，投机行为是一种理想选择而非不道德行为，因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又被称为理性冲击模型(Ration Attack Model)，第一代货币冲击理论对拉美国家债务危机能够给予很好解释。20世纪90年代初，莫里斯-奥伯斯特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杰拉维多埃斯基维尔(Gerardo Esqulvel)和菲利佩・拉雷恩(Felipe Larrain)等认为货币危机完全可能发生在经济基本面完好的国家，对理性冲击模型提出了质疑，从公众主观预期和投资信心两个角度分析政府能否捍卫固定汇率制，并深入分析“羊群行为(Herding Behavior)和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对货币危机的影响，得出有些货币危机之所以发生是“自我实现”的结论，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对英镑危机和里拉危机能够给予很好的解释。20世纪末，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从亲缘政治(Affinis Politics)和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的角度深入探讨货币危机发生的机理，并认为货币的实际贬值、经常账户逆差和资本流动逆转将引发货币危机。21世纪初，克鲁格曼和哈佛大学的阿洪(Aghion)又对第三代货币危机进行一定程度拓展，分析债务币种错位、外币风险敞口和资产负债表效益对货币危机的影响。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人类再次进入了汇率制度混乱和货币市场动荡不安时代，无实质内容的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不能确保货币稳定，相反汇率制度多元化和无实质约束的国际货币体系更容易滋生危机，汇率的人为固定和无约束的货币增长机制都容易将人类带入货币危机的深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先后经历了拉美债务危机，英镑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从这些危机表现来看，危机国大多出现货币大幅贬值、外汇储备大幅减少和资本流动逆转，是名副其实的货币危机，危机的发生与货币的贬值紧密相连。由表一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各次金融危机均伴随着货币大幅贬值，其中以印尼盾和阿根廷比索贬值幅度最大，分别为85.24％和73.33％，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在英镑危机中贬值29.99％。因此，金融危机必然影响本国币值稳定，货币贬值是历次金融危机的突出表现。
然而，货币贬值是金融危机突出表现的结论并没有在美国出现，美国次债危机逐步演变成全面金融危机的过程反倒是美元止跌回升过程，与以往金融危机伴随货币贬值大相径庭。2007年3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New Century Finan-cial(NCF)宣布濒临破产，这标志着美国次债危机全面爆发，美元也随之走弱，美元对欧元、日元和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最大贬幅分别为4.71％，1.55％和6.46％。2007年8月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American Home Mortgage(AHM)申请破产保护进一步加剧了次债危机，美元进一步走弱，对欧元、日元和英镑最大贬幅分别为10.21％、13.58％和3.06％。2008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破产传闻将次债危机逐步演化成金融危机，美元在次债危机第三阶段前期继续走弱，对欧元、日元和英镑最大贬幅分别8.76％、9.68％和3.56％，但是从次债危机第三阶段中后期起，美元开始止跌回升。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和美林证券被收购标志着次债危机已转变成全面金融危机，而美元却走上了强劲升值之路(见图一)。2008年3月美元指数最低跌至70.70，随后美元指数开始止跌回升，2008年10月27日曾达到87.84，为次债危机以来的新高，美元走势十分强劲。2008年11月11日美元指数为87.33，较次债危机前上涨5.87％，美元与欧元、日元和英镑的汇率分别为0.7874。97.4917和0.6414，其中美元与欧元汇率和美元与英镑汇率分别较次债危机前升值3.32％和24.08％(见图二、图三和图四)。随着美国次债危机逐步演变成全面金融危机，美元反而加速升
值，这与历次金融危机中危机国货币大幅贬值相悖，美国次债危机不断加深恶化与美元走强违背常理，我们称之为“美元之谜”。
二、“美元之谜”的可能原因
根据现代货币危机理论，一国经济基本面(EconomicFundamentals)出现恶化，那么该国货币将贬值，甚至发生金融危机。据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2008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0.3％，为2001年以来最大跌幅；2008年10月失业率达到6.5％，创下14年新高；2008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到455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美国存在较大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风险。同时，学者和国际金融机构均对美国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根据BMO Capital Market Company的经济学家MichaelGregory预测，美国2009年失业率将达到8.75％，而IMF最新预测美国2009年经济增长率将为-0.7％。因此，美国经济基本面将发生明显恶化，且学者和国际金融机构对美国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美国金融危机有进一步加深和恶化趋势，美元前景更令人担忧。然而，在美国经济基本面不断恶化、投资者信心不断丧失和金融危机日益加深之时，美国最有可能发生货币危机，但是美元却走上强势升值之路，美元指数较历史低点累积升值23.52％，较次债危机前升值5.87％，“美元之谜”很难用传统货币危机理论解释，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美元之谜”产生的可能原因。
(一)美元政策逆转是美元走强的直接原因。2001年1月，布什上台后放弃了克林顿政府执行数年之久的“强势美元”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弱势美元”政策，放任美元贬值，以解决日益严重的贸易逆差问题。但是“弱势美元”政策并没有减少贸易逆差，2000年美国贸易逆差为3787亿美元，而2007年达到7116亿美元，几乎是其2倍，美元贬值并不能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甚至还会动摇美元的绝对“货币霸主”地位。经过近七年政策实践，布什政府逐步认识到“弱势美元”不利于美国长远利益，不利于维持美元的国际霸权，美国要想实现全球利益最大化必须牢牢掌握“全球货币霸权”，通过输出美元让世界为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买单”。因此，布什于2008年7月2日正式放弃了“弱势美元”政策，重申美国支持“强势美元”政策，并认为经济相对强势应该在汇率上得到体现，“强势美元”政策再次成为美国政策取向。美元政策逆转带动了美元升值2008年7月1 日美元指数探底后强劲反弹，从历史低点7070大幅上涨到87.84，上涨幅度高达24.24％，目前美元指数仍在85左右运行，可见美元政策逆转直接推动美元走强，是“美元之谜”的直接原因。
(二)美元“霸主”地位是“美元之谜”的根本原因。二战以后，美元成为仅次于黄金的国际硬通货，美元不仅充当了国际计量单位、国际交易媒介和国际支付手段，还是各国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取得了绝对“霸主”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元国际“霸主”地位，但美元的绝对“霸主”地位并没有动摇，虽然欧元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了美元国际“霸主”地位，但美元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截至2007年末各国外汇储备总额中美元占比仍高达63.9％，而欧元仅为26.5％，并没有动摇美元国际“霸主”地位。由于美元特殊国际地位，2007年末世界各国美元储备高达2.6万亿美元，如果美元大幅贬值，各国外汇储备将大幅缩水，各国均不希望看到“弱势美元”，这也是在次债危机不断恶化时各国没有明显抛售美元的主要原因。而且，美元是主要国际计价货币，石油。矿石、农产品和黄金等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计价，如果美元大幅贬值，这些商品价格将大幅上升，从而加剧全球性通货膨胀，只有美元走强，世界各国才能避免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因此，美元特殊的国际地位造就了“美元之谜”。
(三)“资本流动逆转”是“美元之谜”的重要原因。资本总是从低利率国家流向高利率国家，从汇率高估国家流向汇率低估国家，获取“利差和汇差”是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1990～1995年美元持续贬值使得大量国际资本以债务形式流入东南亚等地区新兴市场国家，但是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经常账户逐步改善、财政赤字明显好转和强势美元政策的执行，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逃离”并流入美国，“资本流动逆转”直接加剧了美元升值和东南亚金融危机。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执行“弱势美元”政策，美元对主要货币均不断贬值，以“逐利”为目的的国际资本又迅速从美国流出，并以证券资本的形式流入新兴市场国家。据高盛《2008年全球资本流向》分析，2007年流入亚洲股市和债市的资金已经从2006年的2500亿美元增长到4500亿美元，直接推动2007年亚洲股市膨胀和资产溢价。2008年以来资本流动逐渐逆转，大量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撤离并回流美国等发达国家，据统计2008年8月回流美国的国际资本就高达200亿美元，但是这次“资本流动逆转”不是“套利和套汇”驱动，更多是人为因素造成，主要是美国次债危机逐步恶化，国内各大金融机构大多面临资金链断裂危险，为了能在金融危机中生存下来，各大金融机构(尤其是对冲基金)均紧缩全球“战线”，从新兴市场国家撤离回国“自救”。因此在美国次债危机逐渐恶化之时，美国各大金融机构收缩全球“战线”回国“自救”，资本流动发生逆转，美元也走上了升值之路。
(四)美国次债危机与以往金融危机具有质的区别，次债危机爆发、恶化和蔓延的过程就是全球性流动性枯竭的过程，也是美元由“泛滥”走向“紧缺”的过程。拉美债务危机实质上是拉美国家经济危机在债务上的表现，英镑危机实质上是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企业危机，而美国次债危机表现为债务危机，实质上是衍生品危机，是衍生品成倍放大次级债规模，存在巨大“金融黑洞”，当房地产市场出现萧条，次级债标的资产质量恶化，次债危机才会爆发、恶化和蔓延，通过金融衍生品所创造的流动性就会“枯竭”。由于美国次级债投资者是全球各大银行、投行等金融机构，甚至是各国中央银行，美国次级债早已不是美国人的次级债，而是世界人的次级债，全球各大金融机构通过金融衍生品层层放大次级债规模的过程，既是创造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过程，又是全球金融危机风险不断积聚的过程，一旦次级债的泡沫破灭，全球流动性很可能从“过剩”转为“枯竭”，由次级债所产生的“金融黑洞”大大吸收了全球流动性；美元很可能由“泛滥”转向“紧缺”，美元升值将不可避免。
三、“美元之谜”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美元之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美元升值有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外贸形势，加快石油、矿石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以减轻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保全各国多年积累的美元财富。同时，美元升值将导致”资本
流动逆转”，发展中国家很可能因此出现资本外逃和货币危机，应该引起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
(一)“美元之谜”将加快石油。矿石和农产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从而减轻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压力。2001年以来，布什政府放弃“强势美元”政策，美元不断贬值，由于大宗资源类和农产品均以美元标价，美元贬值推动了这类产品价格上涨。2001年石油价格约为24美元／桶，而2008年7月石油价格接近150美元／桶，石油价格增长了约6倍，同时铁矿石和农产品价格也大幅上升，其中铁矿石价格累计增长约5倍。“弱势美元”直接推动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世界各国面临较为严重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且石油、矿石和农产品等商品又是工业生产和加工的能源和原材料，能源价格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将推动产品成本的上升，世界各国又面临较为严重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由于发展中国家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成本消化能力和成本转移能力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石油、矿石和农产品等价格的飙升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远超过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更大，有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发生了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发展中国家面临严峻的挑战。随着“美元之谜”的出现，石油、矿石和农产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开始明显回落2008年11月石油价格已回落到56美元／桶，而矿石等产品基本上是“一年一价”，预计200g年矿石价格将明显回落。石油、矿石和农产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回落将大大减轻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物价回落。
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第4篇
国家外汇管理局2006年11月6日宣布：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面对如此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如何充分运用并使其发挥最大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外汇储备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探讨我国兑现加入WTO承诺后，在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外汇储备在规避金融风险、保护金融安全中的作用等问题。
一、金融安全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
1.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逐步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金融经济时代，金融安全与稳定对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可以使一国经济陷入停滞、负增长甚至倒退。金融危机频繁发生，金融安全维护愈发困难，金融安全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甚至被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人们由此产生了对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的恐惧进而去防范它，对金融安全与稳定则由衷地企盼并竭力维护。金融风险的产生或存在构成了对金融安全的威胁，而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就是对金融安全的维护，化解金融风险就是巩固金融安全。
2.金融风险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金融风险关系着一个国家的贸易收支，影响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当金融风险日趋严重时，由于投资者对本币资产的恐慌性抛售和私人资本外逃，进一步加剧了本国货币汇率下跌。为了阻止汇率下跌，中央银行往往用外汇储备入市干预。而为摆脱金融危机，危机国家则通过增加外债来救急。这样，会使本来就已经债务累累的危机国家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恶化其债务状况。
二、我国的外汇储备
上面已经提到当一国金融风险日趋严重时，中央银行往往会用外汇储备入市干预，以阻止本国汇率下跌，防止进口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降低通货膨胀。那么，外汇储备到底能发挥哪些作用，我国的外汇储备情况又如何呢？下面我们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外汇储备的涵义
外汇储备属于国际收支平衡表储备资产项目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储备的一部分，主要由国际收支顺差形成，是弥补国际经济交往中自主易不平衡的主要手段。
外汇储备既可以是外币现金或相当于现钞的支付凭证，也可以表现为以外币计值的短期金融资产，具有灵活性、方便性和流动性的特点，可直接用于各种经济交易和国际支付，并可根据本国需要进行区域调拨和币种转换，必要时可用作外汇市场的干预，以保持汇率稳定。
（二）我国外汇储备的特殊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银行具有政策性银行的管理职能，其外汇结存也计入国家外汇储备，我国的外汇储备就由国家外汇库存和中国银行外汇库存两部分构成。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银行逐步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业银行发展，政府不再无条件地使用其所持有外汇，而划入国际清偿能力的范畴。自1993年起，中国银行的外汇结存不再计入我国外汇储备的范围，现阶段我国外汇储备只包括国家外汇结存。
2006年11月，我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这是继2006年2月，我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后，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外汇储备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
三、外汇储备与国际金融危机
外汇储备对于一个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大背景下，虽然开放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优化资本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另一方面却也能够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增加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延伸，世界各国及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这使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随时有可能通过经济链条蔓延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时外汇储备在规避国家的金融风险及危机，保护国家金融与经济安全方面就扮演了一个极具分量的角色。
（一）在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外汇储备在规避金融潜在风险中的作用
1.金融市场开放下面临国际游资冲击的风险。通常，非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在开放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实行浮动汇率，其宏观经济政策都会存在弊端，国家内部的金融体系机制不十分健全，可能存在大量经济泡沫，此时如果该国大规模举借外债，其货币就会面临投机性资本冲击的强大压力，若本国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以应对冲击，就会抵挡不过投机资本的力量。当一国经济发展呈现疲弱的态势时，投机资本就会抓住该国金融体系机制上的缺陷，利用其可兑换的固定汇率下被高估的弱势货币进行投机性打击，牟取暴利，这种国际游资带来的风险往往会诱发并加速一国的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货币危机正是如此，不管是拉美的债务危机还是墨西哥、亚洲货币的大幅度贬值最终都表现为：缺乏足够的外汇或外汇储备保持本币汇率稳定，对外债务支付困难和要求延期。但是如果一国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就会有与强大国际资本相抗衡的实力，足以让恶意投机止步。我国所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就可以给投机资本以威慑作用，使他们不敢对中国进行恶意或蓄谋的投机，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稳定发展。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事实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降低了企业境外筹集资金成本，能够使国际金融市场感受到中国的力量和重要。并且能够使得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感觉到中国的经济实力所能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增强了外界对我国经济金融实力的信心。
2.金融市场开放使一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被削弱，发展中国家有丧失经济的风险。金融市场开放下，金融衍生工具增加了资产的可替代性，国家金融当局对市场货币总量和货币实际供应量难以进行准确的估计和判断，一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有效性大大降低。随着金融资产规模膨胀和外资的不断流入，货币当局干预市场的能力以及对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能力降低，中央银行的监管难以真正实现其监管目标和发挥作用，变得力不从心。
与此同时，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中，全球金融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发达国家垄断资本集团，为其所操纵和控制。这些垄断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开放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使本国经济处于发达国家强大的垄断资本摆布之中。然而强大的外汇储备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保证我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尤其是利率的稳定，使我国真正有能力实现浮动汇率。通过市场机制保持汇率稳定，在与国际垄断资本的长期较量中获胜，保护国家的经济，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
（二）外汇储备在规避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播风险中的作用
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商品市场渠道；二是金融市场渠道。
1.商品市场渠道的国际货币危机传播，是指一国货币危机的发生通过商品市场的传播时，另一个国家实际的宏观经济变量发生改变，从而在另一个国家诱发和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货币危机在商品市场上的传播，是通过两国间直接或是由第三国产生的间接联系完成。假设A国经济稳定、低通货膨胀、汇率水平适当、无国际收支逆差，B国遭受了一次货币冲击，将引起外汇市场对A国的投机性冲击，表现为：
（1）造成A国出现贸易赤字及外汇储备减少。货币冲击导致B国货币汇率下降，货币贬值，而B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下降，竞争力增强，若B国与A国对C国出口类似产品，C国会增加B国进口商品数量，导致A国出口数量减少，甚至完全从B国进口；另外，B国商品降价会导致A国商品降价。这样B国的货币危机就通过A国商品出口减少、价格下降及进口增加引发A国的贸易赤字，从而减少A国外汇储备。当其外汇储备下降到难以维持外汇市场上该国的汇率水平时，就容易诱发对A国货币的投机冲击，导致A国的货币危机。
（2）产生多余的货币供给。B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使得A国进口商品价格下降，迫使A国国内类似商品下降，最终整体物价水平下降，从而导致A国国内的货币需求下降，经济中就产生了多余的货币供给。而其只能由中央银行向居民出售外国资产收回本币才得以消除，这样外汇储备减少，当外汇储备减少到难以维持本币汇率时，就容易诱发本币货币危机。
由此可见，一国的外汇储备在国际货币危机传播时，对于稳定本币汇率，避免本币受到投机冲击，阻止货币危机在本国的发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金融市场渠道的国际货币危机传播。金融市场是货币危机在国际间传播最迅速、最重要的渠道。如果大量的A国投资者及居民提取本币将其兑换成外币，那么会造成银行大面积的支付危机，而在A国银行体系拥有大量资产的国际投资者就会面临流动性困难，并因此转向B国的金融市场上提取资金，当这种提款较为集中的发生在B国时，就有可能引发B国的货币危机。但是如果A国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就会减少国际投资者的流动性困难，也就减少了引发B国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一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不仅可以避免本国遭到货币冲击，也是对与本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周边国家的支持，对于维护本国的国际地位和金融信誉也有一定的作用。
四、过多的外汇储备也蕴藏着风险
虽然外汇储备在保证国家金融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并不是说外汇储备越多越好，要坚持适度原则，过多的外汇储备实际上也蕴藏着风险。
（一）决定外汇储备规模的因素
一般认为，决定外汇储备规模的因素首先是国家的进口规模和外债的规模，其次是汇率制度及汇率的稳定状况，再次是其他目的的外汇储备需要。按照国际公认标准，外汇储备一般应相当于一个季度的进口额。以2005年为例，我国每季度进口额大约1500亿美元，加上外债流出、外商投资回报以及其他需要，外汇储备规模应约为2500亿－3000亿美元；而统计显示，我国实际外汇储备已达8189亿美元，高出合理需要1倍以上。
（二）我国外汇储备过多所造成的影响及蕴藏的风险
我国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外汇储备过多隐含着巨大风险。外汇储备不是多多益善，必须规模适度，储备增加有利于增强国家宏观调控与防范国际经济金融风险的能力。不过，外汇储备超过合理需求、高速增长，也给我国经济金融带来负面影响（萧灼基）。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不等于中国经济就高枕无忧，高额外汇储备累积了巨大的汇率风险，增加了配置这些资金的难度，还增加了中央银行和国家外汇管局管理国内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的外汇管理难度。
1.外汇储备过多会增加本币升值压力，加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一国外汇储备过多会增加对本币的需求，减少对外汇的需求，就会造成外汇供给大于需求，从而本币升值产生巨大压力。另外，央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投放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又会形成巨大的货币供给量，成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当前，面对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如果要既不对人民币升值产生压力，也不对国内的价格水平产生压力，央行就必须通过发行中央票据采取对冲，由此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都将造成很大压力。
2不利于提高我国总体经济的运行效率。高额外汇储备，意味着相对应的国民储蓄从国民经济运行中沉淀，没有参与国民经济的运作；另外，我国还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巨额资金缺口问题，如“三农”资金问题，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资金紧张问题等。因此，对处于高速增长时期的中国来说，此时以较低的利率借钱给外国政府使用，从总体经济效率上看是一种浪费。
3.外汇储备过多会造成外汇资金的闲置和积压。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表明我国牺牲了自己国民消费和投资的机会向外国提供低息融资，充当别人的现金流。发展中国家投资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1994－2003年间，所有发展中国家投资回报率平均为13.3%，而西方七国集团平均只有7.8%，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梅新育）。
4.可能面临美元贬值风险。我国外汇储备目前以美元为主。从历史上看，美国往往不顾他国利益，不断地交替采取美元升值、贬值的政策，以解决其经济的矛盾与问题。如果我国长期持有高额美元储备，遇到美元严重贬值，可能的损失不能轻视。
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货币危机 债务危机 主权信用等级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之前，金融危机通常表现为某种单一形式，例如60年代的英镑危机为单纯的货币危机，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为典型的银行危机，而80年代导致拉美国家进入“失去的十年”是纯粹的债务危机。然而，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本币大幅贬值至超过政府规定的波动幅度从而被迫放弃原有汇率制度的同时，当事国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银行业危机，银行坏账率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甚至出现了存款抽逃和银行挤提等现象。此外，墨西哥、泰国和韩国等国家在危机发生期间还出现了外汇储备无法保证外债按期偿付的债务危机。换言之，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以及债务危机的同时或相继爆发作为现代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特征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尤为明显。这一共生性现象意味着上述三种类型的危机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而且从理论上分析这种联系的确存在。
涉及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研究文献总的来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集中分析分别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具有一定预警能力的金融指标。通过对此类研究文献的汇总我们发现，对货币危机具有一定预警能力的指标主要有：实际汇率的升值、出口增长、进口增长、贸易条件的恶化、经常账户余额、外汇储备、短期债务／外汇储备、国内信贷、实际利率等(IMF，2001)；影响债务危机的金融指标主要有：人均收入、通货膨胀率、GDP增长、外汇储备、外债违约历史、债务／出口比、经济发展水平等(Edison，2003)。对照这两类危机的影响因素，我们可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对这两类危机均产生影响的共同因素非常少，仅有出口增长、贸易条件、经常账户／GDP以及外汇储备四个指标。这意味着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诱发因素或来源可能是不同的。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间不存在影响关系。例如，GKR(Goldstein， Kaminsky and Reinhart，2000)与IMF(2001)认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IMF进一步认为，某一国家的盯住汇率制变得不可维系，可能是由于某些宏观方面的原因而与该国是否有能力偿付其外债无关。此外，一国也可能发生债务拖欠或出现债务违约，而同时其汇率未发生任何变动，1999年的巴基斯坦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政府公开宣布停止偿付一切外债，但这并未导致其汇率发生大幅度贬值(IMF，2001)。
另一类研究文献则主要围绕主权信用等级展开。债务危机通常表现为一国对其主权债务发生违约，从理论上分析，反映一国主权债务违约可能性的主权信用等级应当是研究者或市场参与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主权信用等级可视为一组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集中体现，而这些宏观基本面因素影响着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为此，Cantor和Packer(1996)、Juttner和McCarthy(1998)以及Bhatia(2002)等许多学者就主权信用评级与一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均发现宏观经济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主权信用等级。
既然主权债务评级中蕴含了众多基本面因素的信息，那么债务危机与货币危机是否可能通过主权债务等级这一渠道发生联系呢?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研究的结论大体一致，即主权债务评级并不能预测货币危机，反而只是货币危机的一个事后反应(GKR，2000；IMF，1999；Radelet and Sachs，1998；Reinhart，2002)。当然，这些研究也分析了主权评级未能预测出危机的可能原因所在。
然而，对上述所提及的GKR(2000)、IMF(2001)以及Reinhart(2002)等文献进行仔细研究发现，这些文献所考虑的债务危机大多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债务危机大多都是对银行辛迪加贷款发生违约。与上述研究有所不同，Amadou(2003)试图来回答在1994～2002年这一动荡时期内，主权债务等级是否有助于预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所以选择这一样本时期，主要是考虑到这段时期的债务危机大多是对主权债券发生违约，这显然与80年代的银行信贷市场债务违约有所不同。他的研究发现与已有研究相同的是，主权债务评级并不能预测货币危机，反之只是货币危机的一个事后反应；而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当选择1994—2002年为样本期，同时当债务危机被定义为主权债务利差超过1000个基点时，那些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通常在危机爆发两个季度之前就会经历资本市场规模的快速下滑以及外债利率的急剧上升，并且滞后的信用评级或评级变化(还包括不利的经济展望以及信用观测)有助于预测这样的债务危机。
基于已有研究所得出结论的不一致，同时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债务危机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通常表现为主权债券的违约，二是通常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本文以18个新兴市场国家在1990—2004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首先，我们考虑到如果按照债务危机的传统定义，在所选择的样本期间，很少发生主权债务违约的事件。例如，根据穆迪公司(Moody)的一项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总共有9个国家经历了10次违约事件(Moody Compang， 2003)。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主要借鉴了Amadou(2003)中的思路对债务危机进行了重新界定，并且按照这一新的定义，对所选择样本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从而大大增加了债务危机的发生次数、扩大了样本规模。其次，既然主权信用等级蕴含了多个定量或定性经济基本面因素的信息，而这些经济指标对危机应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这意味着从理论上分析主权信用评级应有助于预测危机。基于此，本文参照GKR (2000)的研究思路，针对所选择的样本数据，采用logit概率回归模型来估计主权信用等级在预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时的表现。最后，我们转换一种思路，不直接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挂钩，而是将货币危机与主权债务违约概率相联系，通过借鉴Duffle和Singleton(2003)一文中的转换模型，将收集到的主权评级数据转化为主权债务违约概率，同时通过计算获得样本数据相对应的货币危机发生概率，采用不同形式的估计模型来探讨货币危机与主权违约概率的相关关系。
二 经验研究的准备工作
(一)主权信用评级数据的获得
大多数有关主权信用评级的研究都将评级机构的字母等级转化为数值等级。然而，除了定期主权信用等级之外，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通常也会在正式宣布升级或降级之前，定期公布或正面或负面的等级展望报告，并且随后一些关于主权等级升级或降级的评论或重点观望名单。例如，标准普尔公司(S&P)曾公开表示，其的信用观望(credit watch)就是依据一些公开的事件与短期趋势来预测 90天内信用等级变化的可能方向。此外，S&P定期公布的等级展望报告就是对6个月到2年之内的信用等级可能变化的方向所做的预测。
参照Amadou(2003)的做法，我们将Moody或S&P做的字母等级转化为数值指数，取值范围为1-58，具体的对应关系可参见附表1。同时，根据信用观望为正面还是负面来决定如何进行上下调整。由此，我们可通过Moody与S&P公布的主权信用等级计算出月度平均综合评级指数(It)。考虑到评级指数可能存在的非线性，我们进一步对该综合评级指数进行对数变换：Rt=ln(It/(59-It))。
(二)对债务危机的重新界定及债务危机数据的获得
鉴于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债务危机的频繁发生，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主权违约和主权风险的决定因素。相关研究首先需要对债务危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通常情况下，债务危机的发生意味着下列事件的发生：债务重组、未按期支付本金或利率而发生欠款、国际货币基金贷款协议的上限部分。一些研究综合考虑上述三个事件来定义债务危机；另外一些研究简单地采用某一个单个事件或对债务重组或欠款的度量来识别债务危机。例如Lee(1991)、Balkan(1992)、Lanoie和Lemarbre(1996)以及Marchesi(2003)采用债务重组的概念来定义债务危机；Hajivassiliou(1994)在定义债务违约时则考虑了所有上述三个事件。此外，考虑到9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债务危机大多以对主权债券发生违约为特征，穆迪公司将一个主权债券的发行者满足下面的一个或多个条件时定义为违约状态，相关条件是：(1)延期支付利息或本金，尽管最终在宽限期之内付清；(2)发行者以息票率或面值更低的债券来代替原来的债券；(3)发生不公平的交换，以帮助发行者避免陷入更严重的违约中去(MoodyCompang，2003)。然而，当我们试图采用上述债务危机的定义时会面临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主权信用评级的历史较短；第二，主权债券发生违约的事件非常有限，自1985年以来，仅有7个主权债券的发行国家对其外币债券发生了违约，而且大多集中发生在1998—2002年。鉴于样本期间主权违约事件过少这一事实，Amadou(2003)借鉴Altman(1998)对困境证券的定义建议：如果主权债券的月度平均利差(实际计算中，月度债券评级指数(EMBI)+国家利差来表示)超出美国国库券1000个基点或更多时，就将此主权债券认定为困境债券，主权债券被认定为困境债券时，就认为发生了债务危机。随后，Amadou又给出了一个备选定义：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券利差超出其历史分布的90%分位数时，就认定发生了债务危机。将主权债券处于困境定义为债务危机显然要比仅仅将主权违约界定为债务危机广义得多，这种改进的定义不仅包括了真正的主权违约事件，还包括了一些濒临违约但由于受到外界资助而成功规避的情况。显然，如果将债务危机的本质看做是信用风险的加剧，而这种加剧并不一定就导致违约，同时信用风险加剧事件的发生频率显然要比真正的违约事件发生频率更高，从这个意义来讲，这种改进的定义更加合理。因此我们采用这种改进的定义来识别债务危机的发生。
按照这种改进的定义，针对所选择的样本数据，我们总共识别出263次主权债券困境事件，而在这段时期货币危机的发生数为42次。进一步通过仔细对照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我们发现总共仅有12个月，货币危机与主权困境同时发生。这一发现可能意味着即使采用这种改进的定义，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之间的相关性也较小，当然这一结论还需要进一步采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加以验证。为了便于经验研究，我们引入债务危机的二元变量，如果在债务危机发生后的24个月内出现一次或多次主权利差高于 1000个基点，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该变量取值为0。此外，考虑到债券危机与货币危机尤其是后者通常都要持续多个月，因此为了避免重复统计，我们应设定适当的数据窗口(data window)。对于债券危机而言，我们参照穆迪进行评级展望的频率，设定6个月为数据窗口，即当主权债券的月度平均利差在某月出现“大幅变化”(换言之，超出美国国库券1000个基点或更多时)，我们就将此后6个月内发生的所有大幅变化都视做一次危机，在统计债务危机发生时间与次数时不考虑在内。货币-[飞诺网FENO.CN]
(三)对货币危机的界定及货币危机数据的获得
Eichengreen等(1995，1996)是最早研究货币压力度量方法的学者，并希望以此来确定货币危机的发生时间。具体来说，他们将汇率处于压力状态定义为当所构造的指数值超过一定临界值。这里的指数是由名义汇率、国际储备以及利率三个变量相对变化的加权和构成，该指数既包括了成功的投机攻击也包括了不成功的投机攻击。在该指数中的所有变量是相对于所选定的参照国家，同时其临界值是不随时间而变化的。
Eichengreen等人关于货币危机的定义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并由此衍生出了许多其他有关货币危机的定义。Kaminsky等(1998)以及Kaminsky和Reinhart(1999)对货币危机的定义与Eichengreen等人的非常类似，但在他们所构造的指数中不包括利率变化，因为在他们所研究的样本国家中，利率受到了中央银行的严格控制。一些学者考虑到不成功的投机攻击很难被识别，因此在构造货币压力指数时并不考虑该因素。例如Frankel和Rose(1996)以及Esquivel和Larrain(1998)将国际储备与利率差这两个变量从汇率压力指数中略去，构造了一个简单的货币崩溃指数。此外，有的学者强调了在货币危机中变量的波动程度明显不同这一特征。例如Zhang(2001)采用随时间变动的临界值来解决这一问题。考虑到现代货币危机的本质，同时由于市场化的利率数据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中都无法获得，我们认为采用Kaminsky和 Reinhart的定义作为计算外汇市场压力的基准点是合理的。换言之，外汇市场压力(EMP)被定义为：
EMP=%汇率it／std1it+%外汇储备it／std2it
这里std1it和std2it分别代表国家i在时间t时汇率百分比和外汇储备百分比变化的标准偏差。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因，这里的标准偏差分别指一年中的月度汇率波动率与月度外汇储备波动率的标准差。这里假定与汇率压力相关的名义汇率的变化应当影响本币的购买力，换言之，名义汇率的变化应当导致实际汇率的变化(至少在短期)。这一条件排除了在高通货膨胀时期所发生的一些急剧贬值现象，但同时保留了在通货膨胀较为温和的时期所发生的大幅贬值。
在确定是否发生危机时，一些研究者采用外生性的贬值临界值，即这一临界值对于所分析的所有国家都是相同的(Frankel and Rose，1996；Kumar et al.，1998)；另一些研究者则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来确定具体的贬值临界值(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Kaminsky et al.，1998；IMF，1998；Esquivel and Larrain， 1998；Glick and Moreno，1998；Moreno，1999)。本文将汇率压力的大幅变动明确为所定义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变化超过5%，同时超出均值2个标准差，这里的均值和标准差是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设定的。
同样考虑到货币危机通常都要持续多个月，因此为了避免重复统计，我们参照大多数研究者的做法，设定24个月为数据窗口，即当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在某月发生了大幅变化，我们就将此后24个月内发生的所有大幅变化都视做一次危机，在统计货币危机发生时间与次数时不考虑在内。
三 主权信用评级是否有助于预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
我们首先采用logit概率回归模型来估计主权信用等级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能力。其中，因变量是货币危机(危机发生时取值为1，否则为0)，而解释变量是前面所构建的平均综合评级指数。值得注意的是，在估计过程中，我们将采用不同间隔期的指数变化、不同的指数构成来进行压力测试，以保证估计结果的一致性与可靠性。具体的估计结果参见表1。
从估计结果可看出，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主权信用等级的变化并不能显著地预测货币危机的发生。尽管对数综合评级指数的3月期变化与Moody评级的3月期变化在5%的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但相对应的边际效应却分别仅仅达到-0.2%和-0.6%，意味着影响可忽略不计。此外，综合评级指数的12月期变化与6月期变化的估计系数的方向与预期的相同，但在统计上却并不显著。同时当分别采用S&P的评级指数、简单的评级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时，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一结果基本上与Amadou(2003)以及 GKR(2000)的研究结论一致，前者选取了1990-2002年期间的13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发生的30次货币危机为样本，后者则选取了2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21次货币危机为研究样本。
既然主权信用评级不能显著地预测出货币危机的发生，那么主权信用等级是否在货币危机发生后进行了调整?IMF(1999)通过对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后评级机构的表现进行调研，发现评级的变化通常滞后于货币危机的发生，意味着降级通常发生在危机爆发之后而并非之前。这一事实似乎进一步印证了前面所提到的观点：由于评级机构大多都是对被评客户直接收费，同时为了避免受到其降级行为可能引发危机的指责，因此评级机构通常没有动力在金融危机真正爆发之前主动地降低主权信用等级。当然评级机构对此也做了反驳，认为它们不会冒着损害自身信誉的风险而只考虑当前的利益。然而，无论原因究竟是什么，研究货币危机发生后评级的变化情况无论对于市场参与者还是决策者而言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就这一问题，GKR(2000)以及Amadou(2003)针对不同的样本集合分别采用有序probit概率回归模型来估计货币危机的发生是否有助于预测主权信用评级的下降。在他们的估计中，因变量为主权信用评级的3月期变化，具体地说，当主权信用等级出现升级时，因变量取值为1，当未出现变化时，因变量取值为0，而当出现降级时，因变量取值为-1；而解释变量则为滞后3个月的货币危机二元变量。
同样，我们采用有序probit概率估计方法，针对 1990 - 2004年样本国家货币危机的发生情况与主权信用等级的相关数据，在Limdep 7.0分析软件的帮助下，对货币危机对主权信用等级的下降是否具有预测力进行了估计，结果参见表2。从估计结果我们不难看出，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且其边际预测贡献达到了7.9%，意味着货币危机有助于预测主权信用等级的下降。这一结论与GKR(2000)以及Amadou(2003)采用不同的样本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程度有所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可靠的结论：货币危机的发生增加了主权信用等级被降级的概率。
GKR(2000)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主权信用等级的决定因素是否就是对金融危机具有预测力的那组基本面因素?上面的经验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可能并不尽然。换言之，可能存在其他一些因素(不同于通常讨论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在货币危机与主权违约事件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可能是我们未来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
我们最后来研究主权信用等级是否可以代表主权违约发生的可能性?为此，我们采用1990—2004年期间18个新兴市场国家中的隐含违约概率(IPD)数据与综合评级指数数据构成的面板数据库来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3)。从估计结果可看出，无论我们采用综合评级指数的3月期变化、6月期变化、 12月期变化，还是采用单独的Moody评级指数或S&P评级指数，R2均表现显著，在54%-72%的范围内波动，模型中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且估计系数的方向也与预期的相同，表明主权信用等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代表主权违约的可能性。
四 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与货币危机发生的相关性
前面我们曾提到，GKR(2000)与IMF(2001)认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然而，上述两项研究均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在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与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是密切相关的。GKR与IMF的结论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债务危机，而且这些危机通常都集中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债务危机通常以对银行贷款发生违约为特征。进入90年代，债务危机通常以主权债券发生违约为特征，同时我们对传统的债务危机定义进行了修正，那么上述结论是否仍然成立?
本文参照Amadou(2003)的研究方法，针对所选择的样本国(18个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集样本期间(1990-2004年)JP—摩根银行的EMBI指数以及样本国相对美国国库券的收益率利差数据，在假定利率期限结构不变且回收率为30%的情况下，运用一个基于强度(intensity-based)的非参数模型计算风险中性的IPD。这些IPD值给出了样本国在样本期间发生违约的可能性。通过比较这些IPD值在货币危机发生前后的变化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平均IPD值在货币危机发生前后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用t—检验统计量做进一步的验证，仍不能拒绝原假设“在货币危机期间的平均IPD值=整个样本期间的平均IPD值”，这与Amadou(2003)的研究结果是相同的。
为了进一步研究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与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将本文的样本数据运用于刘莉亚(2004)中货币危机预警模型中，在Limdep 7.0分析软件的帮助下获得货币危机的发生概率。在获得代表着主权债务发生违约可能性的IPD数据与代表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的危机概率数据后，我们分别采用简单的线性相关性检验、非线性有序probit概率回归模型，以及两变量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三种方法来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
从表4中可看出，主权债务发生违约的可能性与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的线性相关性是较低的，相关系数仅为5.2%。同时，当把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作为货币危机发生概率的非线性函数进行估计(这里我们选择了有序probit模型)时，我们发现R2仅仅达到0.0076，并且货币危机发生概率的估计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并不显著；当把货币危机发生概率作为主权债务违约概率的非线性函数进行估计时，结果也是相似的，R2仅为0.0036，IPD的估计系数同样在5%的水平上并不具有显著性。最后，我们采用了两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滞后阶数分别从一阶至五阶，从F值及相应的p值可看出均无法拒绝原假设，即两变量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均不成立。
上述结果表明，在所选的样本期间1990-2004年内，与已有的研究有所不同，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与货币危机的发生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究其原因，这可能是由于在样本期间内，债务危机不再表现为对银行辛迪加贷款发生违约，而大多表现为主权债券违约概率的加剧，同时这也进一步反映出，主权债券违约的形成机理与银行债务违约的形成机理有所不同。同时，这一估计结果与本文第三部分的估计结果相一致，即主权信用评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权债务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这样的估计结果如何来解释?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际角度所进行的研究均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尽管分别对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产生影响的经济基本面因素有许多，但这两组因素的重合点却很少，即使少数因素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均发生作用，但它们的预警能力的大小也大相径庭。
五 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