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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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一体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宁国的文化传统；开放的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126-02

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逐步由主要通过政治方式，向以文化为主要表现力的综合方式转变。文化软实力成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力量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必须与提升文化软实力相结合。近年来，宁国市通过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努力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宁国的文化传统、宁国的现实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宁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路径。

作为一个山区县市，宁国市综合经济实力连续多年位居安徽县市前列，连续三年被授予安徽省科学发展先进县，连续五年荣获“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百强”称号，连续三年跻身中国十佳“两型”中小城市行列，之所以能够在安徽率先崛起，从根本上讲就是依靠开放的文化软实力，这也是宁国市今后发展最大的无形资产。宁国市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也需要从文化中寻找动力、提振信心、集聚智慧、凝聚力量。构建宁国开放的文化生态，必须提升建立在县域文化、公共服务和人力素质提升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特色文化感召力、居民创造力和对区域外的吸引力。

一、宁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探索

1.提炼城市精神，构筑城市共同价值。城市精神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精髓，是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的提炼，是生活信念与人生境界的升华。它是一座城市从外到内显示出的地域性的群体精神，包含着城市内生活成员的共有价值观；它是城市被认同的价值与共同追求的境界；是城市创业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是城市的精、气、神。

宁国是著名的“中国元竹之乡”和“中国竹子之乡”。莽莽山冈、津河两岸、村前屋后，处处都有翠竹的身影，无论土地是否肥沃，无论雨露是否滋润，宁国悠悠翠竹都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傲然挺立。这种生生不息的“翠竹精神”，正是宁国人创新、创业、创优的真实写照，也是推动宁国率先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凝聚全市发展合力的一面旗帜。近年来，宁国市大力弘扬翠竹文化，积极倡导勇破勇立的拼搏创新精神、自信自强的艰苦创业精神、竞风竞节的争先创优精神，努力塑造新时代宁国城市精神。

勇破勇立的拼搏创新精神是宁国“翠竹”精神的灵魂。在宁国，没有一条整车生产线，却拥有全国汽车橡胶密封件30%的份额；没有一条家用电器终端生产线，却拥有全国电子元器件20%的份额；没有任何建材资源优势，却诞生了亚洲最大的耐磨材料生产基地，拥有全国耐磨铸件21%的份额，荣膺“中国耐磨铸件之都”荣誉称号；宁国的工业企业很少生产终端产品，但却在末端做得小而精，80%的企业担负了发达地区产业龙头的配套角色，并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自信自强的艰苦创业精神是宁国“翠竹”精神的基石。从闻名全国的以夏鼎湖、陈宗明为代表的“四大名旦”，到以金国清、唐新国、周夏耘等企业界“十大金刚”，宁国初步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宝塔式的企业家群体，成功研发百余种科技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实践，60多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省、市奖，涌现出“海螺”牌水泥、“凤形”牌磨球、“鼎湖”牌密封圈、“司尔特”牌复合肥等一批中国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竞风竞节的争先创优精神是宁国“翠竹”精神的价值取向。从安徽省唯一的县级金融安全区，到全省“名牌产品”高居榜首的县级市，从第一个推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并轨运行制度，到率先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均衡化，成为安徽61个县市中第一例；从探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到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宁国市先后进入了全国、全省先进行列。

时下，“翠竹”精神正成为宁国全市上下创新、创业、创优的一种力量，一种激励，一面鼓舞人心的旗帜，经过几年的努力，已不断深入人心，并转化为日常工作的动力。

2.打造城市品牌，塑造良好城市形象。城市品牌可以彰显城市的独特魅力和核心价值，对内增强市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对外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和美誉度。宁国城市有三张名片：

第一张，宁国是“自然山水，宜居、度假的创业之地”，致力建设生态环保型的人居城市。宁国是水阳江、青弋江、富春江的源头，境内西津、东津、中津三条河流穿城而过，拥有峰岭地貌的天下奇观青龙湖，有北亚热带东北部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板桥自然保护区，有地球上濒临灭绝的防癌治癌珍稀树种、素有植物界大熊猫之称的天然红豆杉群落。宁国的森林覆盖率近75%，是“中国山核桃之乡”、“中国元竹之乡”，素有“长三角绿色氧吧”之称。宁国的国土面积2 48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8万、依山傍水的地形地貌与卢森堡相当相似，繁华雅致的都市风情、江南诗韵的田园风光、宛如仙境的世外桃源相兼相容，构成了一幅“东方卢森堡，梦中桃花源”的优美画卷。

第二张，宁国是“多元文化，相融、共生的繁荣之地”，致力建设开放创新型的文化城市。宁国文化底蕴浓厚，东汉建安十三年置县，1997年撤县设市，儒释道文化源远流长，江南商埠文化、徽商文化和苏商浙商文化一脉相承，风土人情与“红学文化”息息相关。宁国民风开放包容，这里是清末的移民城市，在20世纪初就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传播，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曾有3万上海人在此生产生活，形成了“打造创新型城市、构建企业家社会、培育文明化市民”的城市价值理念，其移民文化素有“安徽深圳、中国上海、世界美国”之称。

第三张，宁国是“特色产业，研发、经营的总部之地”，致力建设先进高端型的产业城市。已形成汽车橡胶密封件、耐磨铸件、灯具电容器三大产业集群，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30%、21%和80%，跻身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全国农业产业化先进县（市）、“安徽省旅游经济发展十强县”、“安徽县域银行业金融服务创新试点市”行列，被授予“中国耐磨铸件之都”。

3.弘扬传统文化，增加城市文化厚度。宁国是个移民城市，“土著少，客藉多，五方杂居，风俗不一”。历史的变迁，移民迁徙垦荒生息，儒释道文化、江南文化、徽文化、移民文化、西方文化、上海文化、浙商文化等交融积淀共同形成了宁国的文脉，形成了“开放包容、进取创新”的文化氛围。特别是有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的良好传统，宁国作为一个交通较为闭塞的山区县市，之所以能够在全省率先崛起，靠得就是这种多元文化的软实力，靠得就是创新创业和尊重企业家的良好氛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宁国人愈来愈体会到宁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和精神动力，尤其需要立足已有的文化积淀，大力传承和弘扬文化精神。从2002年开始，宁国启动了每年一届的节庆文化活动，每年一个主题，将宁国文化的传统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充分挖掘宁国文化的内涵和符合现展的精神，构建创新文化、和谐文化、生态文化，打造符合时展的核心价值观念。

二、宁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经验启示

1.与城市文化相结合，构建城市核心价值理念。宁国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城市的文化，尤其是一个城市的传统文化和城市精神，体现和反映着该城市的核心价值理论。城市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市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应该与城市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城市文化之中，形成市民的共同认识，增强城市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从而使主流价值观通过文化载体潜移默化地内化为市民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

2.与城市形象相结合，提升城市的文化感召力。宁国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形象是一个城市的精神支柱，集中表现为城市的整体价值观及市民的价值取向，是维系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优美的城市形象，不仅对提高城市知名度，创立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品位，繁荣城市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增强城市软实力，增强城市的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富有导向性的城市形象，对广大市民具有激励性，对城市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具体来说，对内应具有凝聚力，对外应具有吸引力和辐射力，它对城市的繁荣和健康发展应具有引导作用。

社会治理一体化范文第2篇

为推进我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既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目标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创造性地落实好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和问题

近年来，我县的农村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农村文化事业发展还相对滞后，为基层提供的文化总量仍偏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还较多。

1、阵地建设已起步，但普及率不高。仅占全县农村总数的18%。

2、文化活动有所活跃，但与农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难以满足需求。

3、文化建设机制正在形成，但还不配套，有待进一步完善。政府、村（居）、群众三大主体的结合与协调发展尚缺乏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比如投资机制问题，政府补一点，具体要补多少？怎么补？集体出一点，要在哪里出？能否出的出？群众筹一点，要怎么筹？谁来筹等等的问题还欠明确、欠规范。

4、文化资源配置不平衡。基层农村文化资源稀缺，群众文化生活贫乏。在我县的农村特别是广大山区，农民群众看电视难、听广播难、看电影难、看戏难、读书报难，仍然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基层文化单位条件艰苦，部分文化站仍处于无场地、无器材、无队伍、无活动的境地，工作很难开展。

（二）履行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

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政府部门必须加强对农村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这包括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扶贫攻坚计划，纳入干部晋升考核指标，以确保农村文化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的实现。只有切实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落实有关部门责任，加强督促检查，这项工作才能得到更好开展，使广大农村和农民得益，从而在农村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1、抓规划。各级政府部门都应该对所辖区域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作出整体的、长远的、符合实际的规划，并按规划认真实施。在具体操作中，各地要注重发展农村特色文化，实施特色文化品牌战略，要树立新的建设理念，探索新的建设模式，发展新的建设内容，引进新的管理机制，做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实现一地一品、一村一品的目标。

2、抓投入。现行的农村文化建设中政府投入基础上的效果和方式主要存在以下三大问题：一是投入量太少；二是投入机制不配套；三是投入效果有待提高。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投入与需求不成比例；二是投入的领域不够全面；三是投入方式过于单一，仅限于给钱、给物，关键是要给人才、给政策；四是投入渠道过于狭小，应该是多渠道、多途径的；五是缺少投入的绩效评估机制，花钱多办事少的情况时有出现。因此，要建立健全的投入机制，加大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

社会治理一体化范文第3篇

在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变迁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进一步完善，导致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不同层次、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乃至不同人群的目标越来越独立，利益边界越来越明晰，并由此分化出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为此，必须从建立现代社会结构的角度去分析各职工群体存在的社会基础、利益分配及生存状况，及时把握住职工队伍中各利益群体的发展趋势，引导扶持各利益群体健康发展，使其达到应有的社会定位，使社会结构现代化并日趋合理。

辽宁作为一个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老工业基地省份，不同利益群体的重构在辽宁社会的阶层建构中表现出了一系列的特殊性，私营企业主群体发展滞后，大量产业工人阶层社会地位总体下移，工人阶级的整体认同感弱化，经济发展与社会不同利益群体构成不相适应的群体分化整合特征，构成辽宁社会阶层结构的特有变化，其基本构成如下：

1.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体。社会的稀缺资源，集企业的决策权、经营权、管理权于一身，是企业各种资源的支配者、市场化政策的积极推进者和制度创新者，其群体素质的完善与否，关系到企业的兴衰和普通工人的命运。

2.普通工人群体。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城镇企业的工人、服务业中的工人与下层管理人员和由农村流入城镇的打工者，约占辽宁职工队伍中的60%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传统重工业基地的特征之一。

3.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拥有社会文化资源和实现自我价值、社会价值的能力。目前辽宁专业技术人员群体规模比20世纪90年代略有下降，但大多收入较为丰厚，因单位所属系列的不同和专业技术等级的不同，其工资存在3-4倍的差距。

4.公务员群体。具有等级差别的科层系列，在相应的科层位置上取得相应的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和经济权益，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收益者之一。自进入21世纪以来，辽宁公务员群体约有41万余人，按30%为国家社会管理者计算，这一群体数量比重约占辽宁职工队伍的0.7%。

5.下岗失业者群体。是普通工人群体的派生物，也是社会转型期间的特殊现象。这个群体为改革做出了牺牲，是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其经济利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因失去工作而受到损害，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转移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风险，辽宁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深化企业改革中，大量解雇或变相解雇劳动者，1995年～2001年，辽宁每年下岗失业人员40万人，到2003年辽宁实际失业率已高达10%以上，成为全国下岗失业率最高的地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必然引起工人阶层内部群体结构的变化，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是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人事、用工制度，往往使职工被固定在某个单位身份、社会职业身份上，既限制了人才的流动，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使人们从传统的固定身份的壁垒中摆脱出来，大范围的职业变更引起职业分化，在促进工人阶层内部不同利益群体形成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提高了人才资源的利用率以及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但适应了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同时也为社会财富的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持。

其次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工人阶层内部结构由简单向复杂演化的同时，也适应了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以及人们对社会工作和生活需求的多样化。工人劳动的流动性和职业身份的可变性为工人阶层内部结构的多元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工人阶层内部新、老群体的消长，实际上是工人阶层对社会关系变革的适应性调整，从而使自身内部结构对外部社会的适应性更趋完善，内部群体的互补性不断增强，达到工人阶层结构与社会系统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匹配、相互支持，在维护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和谐中发挥着自身作用。

二、职工群体分化现状与发展中的不足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辽宁工人阶层中各群体之间成员流动频率加快，各自的规模在进一步调整，但各群体之间的界限、利益关系、总体格局已经基本确定，其发展趋势主要反映在群体利益关系和群体发展规模等方面。

在群体利益关系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之手”的作用，经济利益的第一次分配，倾向于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群体。中国加入WTO进一步引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新的调整，使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有管理权与没有管理权的人，有文化技术技能与没有文化技术技能的人的经济利益差异明显拉大。公务员群体、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体、专业技术人员群体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得以提升。为促进职工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协调、和谐，实现双赢互利，共同分享改革成果，“政府之手”加大了经济利益二次分配力度，“低保”政策、社会统筹和各种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实施，增加了普通工人群体、下岗失业者群体收入，基本生活得到保证。

从各利益群体发展规模看，公务员群体经过各级政府的机构调整和人员精简分流，群体规模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随着政企分离进程的加快，其规模还应适当的减小。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体和专业技术员群体目前在辽宁各群体间所占比例偏低，离社会现代化还有相当的差距。随着教育、科技、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两个群体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仍处于上升、扩展趋势。普通工人群体现在仍是辽宁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群体。由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和辽宁重工业基地的历史地位，加之农民打工者源源不断地进入城镇和企业，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群体规模不会大幅度下降。下岗失业者群体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再就业难度大，经济结构面临新一轮的调整，有些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还会萎缩或破产，农村富裕劳动力仍会继续增加，在诸多压力下，下岗失业者群体规模还有进一步加大趋势。

由于市场经济尚未成熟，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正处于起步阶段，一些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政策还有待完善，使辽宁职工队伍内的各个利益群体均面临着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

1.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健全。收入差距过大主要表现在城镇内部差距拉大、行业收入差距拉大和地区收入差距拉大，此外，隐性收入依然是高收入的主要来源。一些行业凭着对优厚资源的垄断占有，而非劳动素质、能力因素得到高出资源不丰厚行业几倍的收入。

2.双轨制的负面效应。社会资源多元化的配置格局虽然打开了人们获得社会资源的多种方式，但同时也打开了权钱交易的腐败阀门，使社会上大部分公共资源被少数利益集团占有，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缺陷和资源配制的非制度性因素，不仅产生多元化的社会利益主体及其利益实现方式，还聚合成当前社会利益群体分化最主要的演化机制――个人对社会资源的快速占有与积累。

3.现行税收制度不健全。国家税务始终存在着对再分配调节力度过低、执行中漏洞较多等问题。特别对高收入群体的征税手段较落后，缺少规范性。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高收入带来反面的示范作用，严重挫伤人们合法经营的积极性，阻碍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使经济运行紊乱、低效。

4.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援助亟待加强。在职工队伍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快速转型过程中，己显著地形成了一个为数甚众的弱势职工群体，这部分职工主要为下岗失业人员，多集中在效益低下、亏损和停产半停产的国有企业。其特点是收入少、消费低，起码的温饱受到威胁，劳动技能低下，再就业困难。这部分职工的现实问题，如不能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5.农民工的维权问题。作为一个新的职工群体，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并迅速走向规模化，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在具体的劳动关系中，打工者群体与其他普通职工群体相比，其合法权益更易受到侵害，近年来许多生产中的恶性伤亡事故和歧视性事件，多发生在打工者群体身上，他们所面临的种种风险，尚没有相应规范的制度安排来提供援助。

6.职工队伍的素质亟待加强。在职工队伍内部结构和相互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直接、间接地与职工素质有一定关联，因为职工素质决定利益关系。部分职工群众的素质低下，不能适应效率优先、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其利益诉求面对市场化的劳动关系不能不受到一定的抑制。提高职工技能素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经济性的投入，既是一种个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因为迫切需要提高技术素质的职工，多为困难职工，在其温饱尚面临窘境的情况下，单靠其个体追加这方面的投入，显然是不够的。

三、制度完善的路径选择

面对职工队伍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企盼与诉求，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应在一定的时期中给予其各种经济性的制度援助，其对策如下:

1.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同时，要发挥政治优势，有效协调整体利益相同、具体利益各异的不同职工群体的关系，激励与约束结合，调控分配差异的悬殊，整顿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减少行业性垄断经营带来的高额利润，同时运用税收手段，调节分配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并控制在社会所能认可和承受的范围内。

2.健全和完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确保困难职工群体的基本生活条件和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尊严，提供就业条件以保证稳定的收入和介入社会生活的发展平台，提供教育条件以保证自身的发展基础，提供社会保障以降低风险因素并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调剂方式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使中低收入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准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准保持同步。

3.政府应加大劳动关系监督力度，加快劳动立法步伐，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劳动关系和解决劳资冲突，运用国际惯例搞好三方协商，维系劳动关系的平等、和谐。同时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调整产生于市场供求关系的效率与涉及社会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问题。针对社会初次分配秩序混乱、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的不争事实，应搞好分配领域的监督和制约工作。对于已经为社会发展做出牺牲、垫付成本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应变现部分国有资产以做补偿。

社会治理一体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乡村治理；善治理念；美丽乡村；城乡统筹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075-02

一、善治是乡村治理的基本趋势

治理（Governance）主要用于与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进行了全面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我国学者则从不同角度分析治理和乡村治理的内涵，徐勇认为“乡村治理是通过公共权力配置与运作，对村域社会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政治活动”[2]；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活动”[3]。可见，对社会的公共治理目标是能够使公众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发展决策，保障公众政治自由和参与决策权利的政治意愿，“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4]。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善治”（Good Governance）成为实现治理目标的重要范畴。“善治”就是良好的社会治理，它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是国家与公民社会良好合作的一种新颖关系，善治“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和二者关系的最佳状态”[5]。

乡村善治就是通过治理农村社区以实现农村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动态管理过程。善治理论提示我们乡村治理的根本改善有赖于形成乡镇政权和公民社会合作共治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多中心治理体系，善治理念是改善乡村治理的必然选择[6]。首先，善治理念所提倡的多中心理念，为我国乡村治理中各种组织性因素提供了完善其组织和人事的基本准则。其次，善治理论有助于实现我国乡村治理改革模式由国家权力本位型向公民权利本位型的转化。再次，善治理念所提倡的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理念，有利于“信任”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和合作型治理精神和文化的培养。善治的网络治理理念有助于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尤其是政府之外的主体在改善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二、乡村善治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乡统筹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城乡统筹是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为目标，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平等、和谐、协调发展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7]。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就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统筹发展的有序转变。因此，城乡统筹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统筹发展的过程与手段，而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实现状态，是统筹发展的价值目标。

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具体内容包括城乡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与城乡居民生活均等化。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缩小城乡公共事业发展差距和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等战略举措正是围绕城乡一体化的具体目标实现而展开的，这与乡村善治的推进也是密不可分的。

（一）城乡经济一体化是城乡统筹的基本要求

城乡经济一体化可以构建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和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城乡经济一体化需要通过有效的乡村治理解决农村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与农村土地有效利用的根本性问题。城乡统筹发展要求协调城乡资源配置关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8]。乡村善治的基本目标是充分发挥乡村自治的基本功能，完善农民集体组织的运行和决策机制，实现土地要素功能的一体化、土地要素地位的均等化与土地要素流动的自由化。

（二）社会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延伸

实现城市与农村的融合和平等化，通过实行城乡空间结构优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实施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等措施实现城乡地位平等和城乡共同繁荣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统筹是对区域经济系统中城市与乡村两个共生单元的综合考虑、相互兼顾，以保持二者协调、持续发展”[9]。因此，未来的乡村治理应当围绕农村社区形态的转变，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社会化职能，为农村居民融入城乡一体化进程提供综合平台。

（三）城乡居民生活均等化是城乡统筹的最终目标

城乡居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统筹城乡发展正是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民社会保障、增加农民权益等手段实现城乡和谐发展。一方面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实现农民的市民化，通过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以及农村人口待遇的普遍提高向市民转变。未来的乡村治理应当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以保护农民权利特别是土地权利为核心，使农民能够以土地的权益来分享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成果，并建立保障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生存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善治的内在品质

乡村治理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涉及国家的权力建构，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乡村善治作为一种目标追求实施起来，在现实中仍存在着种种问题或困境。如何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对当前的农村治理模式进行调整和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美丽乡村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工程、新载体，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践的又一重大创新。美丽乡村建设应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主线，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核心，着力构建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永续发展的农村产业结构形式、农村建设管理模式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美丽乡村是实现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核心内容，美丽中国战略是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时期提出的，“体现了中国现阶段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的转变，是中国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手段”[10]。在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需要积极贯彻“善治”的乡村治理理念，以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区和谐，而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密切联系的。

1.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统筹性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首先应将新农村建设放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格局中来谋划部署、统筹推进。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具体实施途径，“美丽中国”是一个集合和动态的概念，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的中国实践，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的基础和保障[11]。美丽乡村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城乡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生态富民与绿色乡村的基本目标。

2.以人为本理念下的主体性参与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它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合理利益与个性发展[12]。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需要培养村民的主体性意识，鼓励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这种参与应该是有序化的制度性参与。村民的主体性参与也符合直接性参与民主政治的治理理念，强调公民对公共行政和政治生活的直接参与，有利于激活公民精神和培养现代公民，是政治和行政民主最充分的体现。因此，村民的主动性和直接下的政治参与是乡村治理的重点，包括制度化参与和而非制度化参与都有利于提高村民自治的程度。

3.公平法治理念下的和谐性构建

公平和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障，乡村法治和公平是解决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重要保证。善治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基于民主和法律的治理，亦即民主治理和依法治理，将管理社会事务和保护公民自由等都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公平法治的治理理念是为了构建真正的乡村和谐，包括村民之间、村民与集体之间，以及村集体与乡镇之间协调合作的社会关系。乡村善治的实现要求在乡村治理主体上、乡村权力流向上和空间上的多中心，要求变单一的自上而下权力流向为上下左右互动的多元权力流向。通过对乡村和谐社会构建，能够促进乡村治理主体间对公共权威的高度认同和相互合作，增进公平与效率，因此完善我国乡村治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乡村治理机制创新是乡村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学者们一直所讨论的话题。美丽乡村建设不能局限于乡村的自我完善，而是应当顺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完善多元、自治、有效的乡村治理机制。传统的乡村治理是由政府主导下的治理模式，即所谓的“乡政村治”，但这种制度设计和实践中带有浓郁计划经济色彩的治理方式，正被市场经济催生出的多元治理模式所打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利益需求的多样化，嵌入市场因素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乡村治理的趋势和必然。我国乡村治理应当适应多元化中心的趋势，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功能，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转变职能，通过制度性安排来构建平等自主、具有活力的多元治理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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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一体化范文第5篇

陕西省水伙伴协会会长刘枢机认为，渭河综合治理工程的核心理念，在于坚持以治理河道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处于均衡状态，在对立统一中促进环境与经济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内在统一；尤其要平衡解决好各种利益关系，并推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

平衡解决好各种利益关系

刘枢机指出，渭河综合治理的实践，绝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也绝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职责，它应当是全社会关注和参与的事业。在这种自觉的实践中，尤其要平衡解决好各种利益关系。

作为一项民心工程，渭河治理是为了让渭河所蕴藏的财富和机遇惠泽更多的百姓。在建设过程中，应该处理解决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对此，西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各区县也努力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最大限度保障好、实现好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在治理工程土地清理回收工作中，北郊经开区等地就积极为群众联系奶厂收购玉米秸秆作为青储饲料，保护了群众的利益。在综合治理过程中，应该重视和实现近期成果和长远效益相结合。

渭河不仅是一种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更是不可或缺的人文资源。在渭河的治理和开发上，将用水、管水、治水与现代文明、人类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弘扬渭河文化，传播渭河文化。在进一步努力消除水灾危害、合理开发水资源的同时，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与河流自身生存的要求，实现人与河流的和谐共生。

推进渭河流域城乡统筹一体发展

2008年8月4日，陕西省通过《西咸一体化建设规划》。这个规划的通过和实施，将使西咸一体化由蓝图变成现实。西咸一体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也是渭河治理的一体化。

同年10月28日，《渭河西安城市段综合治理规划》整体开工实施，渭河承担起了西安城市重心北移的历史任务，西安市将形成“东连临潼、西接咸阳、南拓长安、北跨渭河”的发展新格局。

刘枢机认为，随着这两项规划的实施，西安城市重心在北移，北郊逐步成为西安市颇具活力的新的经济发展基地，但是北郊与其他郊区之间仍有差距。比如：远离城市中心生活体系，生活配套设施相对不完善；周边地区软硬环境不尽如人意，影响区域整体发展效率；人文氛围不够浓厚，缺乏人气，等等。更重要的是，靠近渭河地带，面临洪灾的威胁，而且产业结构选择受到河道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