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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舆情 舆情治理 社交媒体 传统媒体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互联网从边缘媒体的角色,已经发展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6.88亿网民,6.20亿手机网民,使网络成为各个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汇聚平台,成为最喧哗、最庞杂的舆论场。在互联网媒体化、社交化的态势下,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的联系和互动也在日趋紧密,社会的运转方式以及政府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改变。准确掌握和及时研判舆情走势,可以有效地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促进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新的社交媒体环境下,政府如何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舆情治理机制便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
一、当前政府网络舆情治理中存在的难点
网络舆情治理是指政府机构在掌握网络舆情传播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网络舆情的发展、扩散和消解进行干预与引导,发挥舆情对于政府管理的积极作用,降低和消除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网络舆情由网民、政府、媒介等相关主体产生和推动。其发生过程是,与政府相关的舆情通过网络媒介产生、扩散,引发政府关注,政府根据舆情发展动态,借助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引导舆情,实现与网民的政治沟通。舆情治理需要相关利益主体的共同配合,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网络舆情产生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党的宣传阵地的传统媒体从不同角度推动引领着舆情的走向。然而,各个相关主体对于舆情的认识和应对方式由于体制、机制、资源以及意识等问题,使政府的舆情治理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
(一)政府部门:新媒体平台作用甚微,被动应对成常态
目前政府对舆情的治理主要依托各职能部门的宣传部门和信息监管部门进行,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开通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方式建立专属的新媒体信息渠道。这类新媒体平台在日常运营中担任政策政绩宣传和规章制度公示的角色,信息以单向传播为主,未能对的热点及时回应,度较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市、县一级政府人员尚未正确认识网络民意对于政府工作以及对政府形象的影响,未能有效利用新媒体平台及时了解群众诉求,及时化解社会负面情绪和矛盾,在危机事件发生后通常采取“事后救火”的方式被动应对,表明出政府部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也说明政府部门缺少对新媒体环境下传播规律和传播手段的科学认识。
(二)传统媒体:话语权消解,用户关注度有限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媒体有大量专业和经验丰富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内容生产方面有着绝对优势。在互联网环境下,传统媒体精心打造的正面宣传话语在互联网中迅速被消解,网络的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特征加剧了受众对于传统媒体宣传话语的不信任和抗拒。在社会化媒体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传统媒体的受众流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传统媒体的“受众”一跃成为新媒体的“用户”。受众流失,传统媒体的舆论影响力下降,虽然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发展方面已经做过多种努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影响力十分有限。纵观传统媒体的媒介融合尝试,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移动新闻客户端成为众多媒体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究其根本来讲,仍是乏善可陈,尚未出现平台级的新媒体应用产品,其影响力的实现依赖于商业型互联网企业搭建的超大规模用户平台。
(三)网络媒体平台:缺少行业自律,删帖行为推动舆情发酵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崛起,今日头条、网易新闻、腾讯新闻等移动新闻客户端强势发展,自媒体也随之迎来了新的巅峰。社交平台和移动新闻客户端的发展极大地释放了公众话语权,公众有了更多的发声渠道。“众声喧哗”成为民间舆论场的代名词,网络谣言泛滥,网络水军肆虐,加之社交网络去中心化、传播面广、传播速度快等特性,各种新媒体平台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出口,极易出现舆论难以控制的局面。网络媒体平台在内容制作、、转载等环节较为随意、缺乏监管,在内容违规后采取删帖等简单的处理方式,使得舆情不断发酵,甚至出现难以挽回的后果。还有一些网络媒体平台视商业利益为唯一追逐点,放任甚至炒作渲染网络谣言等违法违规信息,缺乏行业自律,有的利用法律监管的空白,通过技术手段营销不法和不实的信息,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置于不顾,给舆情的社会治理埋下各种隐患。
二、网络舆情治理的优化建议
(一)各级政府部门应建立常态化舆情预警机制
在技术和政策的双重推动作用下,各级政府部门基本建立了专属的信息渠道,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正有序推进。政府通过门户网站以及政务微博、微信平台的信息成为民众获取政务信息的重要渠道。网络舆情是民意的重要体现,舆论引导工作事关整个决策体系,不能单单依赖各级宣传部、网信办等主管部门,各个职能部门、各个岗位都应该具备舆情预警意识,将网络舆情作为政府日常工作以及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依据。现阶段从新媒体平台上进行舆情采集、监控、研判、预警等工作已经有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建立完善的分行业、分部门的舆情监督预警机制,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的全员参与,并进行常态化运行。
此外,为了建立更有效的舆情治理机制,可以从信息源头着手,考虑把舆论引导工作纳入公务员培训科目,依托各级党校、干部学院等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加强对行政机关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有关舆情应对工作的培训,了解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规律,自觉树立舆论引导的意识,强化舆情预警思维。
(二)信息安全管理部门应扩大对媒体的监管范围
新形势下,“媒体”这一概念的外延在不断扩大。之前报社、电视台、杂志社等传媒机构在传统媒体时代,享有绝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进入“万众皆媒”的时代,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平台级应用崛起,自媒体野蛮生长,各类微信公众号、大V的传播力、影响力甚至超越了某些传媒组织。因此舆论监管范围应该延伸,凡是参与时政新闻和评论的各类组织及个人都应该纳入管理对象的范畴。
与传统媒体相比,商业性互联网公司搭建的新媒体平台起步早、发展快、用户基数大,网络新闻客户端随即也成为用户接受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无论是门户网站搭建的Apps,如新浪、网易、腾讯等新闻客户端,还是具有媒体属性的技术公司,如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都应该成为舆论监管的重点。
(三)传统媒体应利用技术手段和资本手段建立个性化的信息传播机制
传统媒体一直承担着舆论引导工作的重任。新形势下,传统媒体可以创新方式方法,继续加强舆论引导工作。舆情治理工作承载于新闻内容之中,而作为专业的新闻内容生产机构,传统媒体可以利用技术手段的革新,注重宣传方式的创新,当下流行的H5技术、VR技术、短视频等形式都可以成为借助的手段。传统媒体应一改长篇累牍的通稿式宣传模式,化繁为简,以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用户”碎片化、移动化、重社交、重互动的媒介消费习惯。在分众化传播的趋势下,传统媒体必须针对用户的不同属性,建立更具个性化、精准化的信息传播机制,宣传信息自然也不例外。
实际上,地方传媒集团运用资本手段收购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具备一定用户规模的社交平台、游戏平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以浙报传媒收购游戏平台边锋浩方为例,交易完成后,浙报传媒可以直接获取大量用户,在自家的平台上进行宣传工作和舆论引导更游刃有余,同时又为传统媒体转型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谓一举两得。
(四)社交媒体平台强化自身社会责任意识
目前国内的社交应用市场主要分两大类,一是各类信息汇聚的综合类应用,如QQ空间、微博等;另一类是细分、专业、小众的垂直类社交应用,如职场社交、社区社交、视频社交等。现阶段这两类社交应用都聚集了大规模的用户。相比传统媒体,社交应用更易出现“失控”状态。因此,这类平台应该成为舆情治理的重点。因此,舆情治理需要将社交平台纳入管理体系,将其作为舆论引导和管理的主要途径,督促社交平台履行职能,自觉建立舆情采集、研判的机制,可以设置关键词,实时进行动态监测,并将之常态化、日常化;重视排查有害信息、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建立定期汇报机制,并报备主管部门;强化网络平台的责任意识,督促企业将网络信息安全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纳入企业的考核指标体系,以期能间接加强对内容服务提供者的引导,确保互联网上的良性生态。
三、结束语
作为网络舆情治理主体的政府以及舆情传播的媒介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舆情的走向,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当都可能导致网络舆情治理的无效化。为此,有必要在新媒体环境下研究媒介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借助新媒体平台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破解网络舆情治理的难题,增加网络舆情治理的有效性、科学性和持续性,使网络舆情对政府管理以及社会的正常运转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佳慧.中国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政策研究:态势与走向[J].情报杂志,2015(5):20- 22.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 地方治理 技术研究 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D630;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5)12(b)-0209-02
在现代社会,电子信息技术影响着人们的学习和生活,逐渐成为工作习惯和生活习惯,同时电子信息技术也深深影响着政府与公民的联系,改变了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方式,甚至对政治过程的每个小细节都产生巨大地影响。在技术不断进步,政府主导和社会的推动下,互联网时代为地方治理开启了不同的公共空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单向度的政府管理模式收到严重的威胁。新媒体技术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没有局限性,面对新媒体技术崛起的形势,政府要采取怎样的应对方式,是政府必须进行反思和探讨的问题。
1 新技术与地方治理创新
关于地方治理,应该关注的是治理模式,影响公共策略的网络等,但是这些问题经常会被忽视。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技术对地方治理的重要性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要维持一个参与的、复杂的网路进行运行,不仅要依靠相应的制度,还依靠着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和沟通技术。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多媒体等技术,成为地方治理实现价值观和理念转化的一种实践活动,这些都为地方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技术也影响着地方治理的各个细节,一些在治理过程中认为无关紧要的细节也被重视起来[1]。
新媒体信息技术已经深入到地方治理的每个环节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动了地方公民民主化的热情,因此,新媒体信息技术很大程度对过去的政府互动方式进行了创新和改革,由原来的政府垄断性媒体方式转变为公民民主化方式,进行了社会权利的转移,建立了更加透明的,具有公民参与意义的政治体系。新媒体创新的地方治理模式,创造了一种更加民主的讨论氛围,增加了参与者的积极性,加上微博和手机的促进,的议题能得到及时的关注和回复,形成了随时随地参与决策的形式[2]。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美国很多地区就进行过电子镇民大会,北欧很多国家也开创了电子论坛,方便公民更快更便捷的参与到各项议题中,克服了路途遥远的地理障碍等问题,这样的方式不仅方便投票环节,同时还出现了多元化的讨论模式,最重要的是,新媒体技术扮演者催化剂的角色,能够最大程度的扩大政治参与,鼓励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与他们自身息息相关的政治问题中,此外,新媒体技术还推动了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换。地方政府要在复杂的地方治理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甚至在需要的时候,要及时、准确、有效地了解公民的偏好和需求,获得与自身相关的地方、国家的信息。新媒体信息技术能够为政府提供专业的信息处理能力,使地方官员更好地对当今社会环境和经济进行准确的理解和判断,做出正确有效的应对。地方政府要在地方治理中担任关键作用,那么就必须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必须建立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的信息分析工具,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从而能够准确进行预判,制定长期发展战略计划。
2 目前地方治理创新的技术新倾向
地方治理的技术倾向,实际上就是把地方治理简化成一种技术过程,把地方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归纳成技术,通过技术的革新来达到对地方治理进行有效管理的目的。地方治理的技术新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认知上的技术决定主义。第二地方治理实践中的技术建设[3]。
2.1 认知上的技术决定主义
在大部分人看来,信息技术改变了过去陈旧技术在对地方治理细微末节的事情上处理不到位的情况,在如今地方治理的整个过程中,新媒体信息技术成为地方治理的关键,电子信息技术不仅可以实现地方治理的互动方式,还能推动治理结构的优化。
2.2 地方治理实践中的技术建设
在地方治理中,政府对技术建设情有独钟,包括技术的基础设施投入、运行、管理维护等,从而忽视组织结构和相关制度的建设,新媒体技术的地方治理与过去的地方治理中的组织和制度都不同,加大了技术建设的力度,成为近几年来地方治理改革中最关键的特点[4]。
3 地方治理技术化遇到的难题
如今,地方治理需要完善的网络,从而把各地的参与主体集中起来,在公共的决策环境中实现权力共享,这就需要通畅的信息传递技术,还需要相互依赖的公共参与,因此,地方治理需要更多的信任和认同。新媒体技术对地方治理网络具有巨大的完善作用,但是自身不会引导出地方治理的核心关键,将地方治理简化成一种技术过程在一部分人心中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因为技术知识一种手段和工具,地方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剥离了技术和地方治理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是,新媒体技术本身带来了以前陈旧技术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地方治理具有负面的影响,让地方治理陷入了新的难题中。
信息的有效性难题,地方治理建立在信息的便捷基础上,同时也要建立在有效性中,有效性代表地方治理的公民能够及时地获取最新的议题信息,并且保证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5]。
信息的不平等难题。在当今嘻嘻社会中,地方治理必须建立在公民信息平等的基础上,只有技术娴熟,硬件设施优良,鉴于程度高的人才才能发挥信息技术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社会中,不平等的情况比比皆是,不仅是公民之间,城乡之间,地方区域间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4 结语
现在政治生活中,很多环节和细节都收到新技术的影响,政治生活收到技术的影响从而会迷失政治生活的目的。地方治理也越来越离不开新媒体技术,面对迅速发展的新媒体技术,我国地方治理的革新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态度进行处理,首先技术的引入和引入程度都要因地制宜,不可盲目。其次,技术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必须紧密结合在一起。最后,就是对地方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有效应对。只有牢牢把握这三点要求,才能保证信息技术更好的服务地方治理工作,在技术不断进步,政府主导和社会的推动下,才能使互联网时代为地方治理开启了不同的公共空间。
参考文献
[1]陈星平.新媒体时代地方治理创新中的技术化倾向[J].行政论坛,2014(2):56-59.
[2]朱健刚.国际NGO与中国地方治理创新――以珠三角为例[J].杭州(我们),2011(6):38-40.
[3]沈荣华.地方治理中的核心行动者[J].学习与探索,2013(12):61-65.
1福建省“两高型”企业环境公共治理模式
在环境治理方面,福建省目前所采取的仍然是传统上“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模式。该模式中,政府作为单一的行为主体,以行政手段为主实行强制性的环境治理政策,辅之以一定的经济手段和企业方面的技术革新。实践经验表明,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和市场都存在失灵的现象,出现了越治理而环境污染
却越严重的环境治理困境。目前复杂的环境困局,已非政府或市场等少数几个治理主体通过简单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或技术手段可以解决。鉴于此,引入公共治理理念的环境公共治理模式,应成为一种新的选择。
公共治理是指在自组织网络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参与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与自组织形成互动型治理网络,共同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1]环境公共治理模式就是把公共治理的理念、原则、机制、方法运用于环境治理实践,从而创新环境治理模式,以期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持续利用中,环境福祉的利益相关者们进行环境决策,行使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达到一定的环境绩效、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力求绩效的最大化和可持续性的治理过程。环境公共治理主张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应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同时让公民社会密切参与。环境公共治理模式的基本要素可概括为:(1)主体多元化。环境公共治理除了政府外,还有市场和公众,它注重吸纳企业、民间环保组织、大众传媒、社区或市民对环境治理的参与并发挥其作用;(2)结构网络化。打破传统两分法的思维方式,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专属性和排他性,强调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关联与协作,在环境治理中形成紧密联系的网状结构,淡化传统环境治理公私机构界限分明和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责任孤立化状态;(3)过程互动化。在环境公共治理过程中,处于网状结构中的各相关主体通过相互了解,在互动的过程中创造新的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4)方式协调化。环境公共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发生联系时不是隶属、服从的关系而是沟通、交流、平等协商的关系,不同的治理主体虽各有不同的治理方式与手段,但它们不是相互分离与孤立的,而是要求相互协调。概括起来,环境公共治理的根本特征就是强调网络、互动、协调。
鉴于中国的行政传统,现阶段我国的环境治理应以政府权威力量为主导,以市场运行为基础,以公众广泛参与为辅助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强调由单一的政府行政强制转变为各主体的互动、协调、配合。这是一种“参与―回应”型的关系模式。政府在公民社会及市场参与其行政管理过程的基础之上,通过多样化渠道及时准确地了解社会的环境诉求,并通过制度供给、具体行政行为等方式在问题或事件的初始时期及时做出回应,以求高效、公平地实现环境友好目标。该关系模式并不急于改变政府的主导地位,只是在原有的封闭型政府“命令―控制”型治理模式中加入市场参与和公众参与要素,政府以制度方式确立市场参与和公众参与的合法性,使市场参与和公众参与成为行政程序不可缺少的环节,市场以绿色生产、合作外包、签订合同等形式参与政府治理,公众以提供信息、表达利益、社会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民意支持等各种方式参与政府治理,以弥补政府自身的有限理性,矫正政府自利性,从而应对当前环境问题的危机性、复杂性、动态性局势。
2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各主体的治理措施
“参与―回应”型关系模式是现阶段一种可行的、渐进的制度改进路径,可以在现有条件下有效地整合政府、公民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政府管制的核心是命令,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交易,公民社会的核心是合作,三者各有长短,如能在不同领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优势互补达成良好的治理效果。政府机制的比较优势在于供给垄断性公共物品,市场机制的比较优势在于供给私人物品,而公民社会的比较优势在于供给非垄断性公共物品,“参与―回应”型关系模式形成的过程就是三者有机整合、互动合作的过程。
2.1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政策选择
政府在现代环境公共治理结构中仍旧承担领导作用,是最终的责任者,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目标和政策,成为回应社会的战略制定者;在政策和目标面前,动员各方参与,协商和合作,以便共同获益。[2]
在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政策取向不再是以直接控制和干预为主,转而以制定宏观战略和行政督察为主。一方面,政府建立适应市场机制运行的环境经济、财政、税收、金融政策体系和法规体系,为“两高型”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并逐步向生态型企业的转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在环境经济、财政、税收、融资、信贷、政府采购等方面对节约能源、无污染或少污染的生态型企业及其所生产的生态型产品实行优惠、扶持政策;尽早制定推动生态型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通过政策引导、法律法规约束、制度管理等推动生态型企业的发展,如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开征环境税、推行生态标志认证、实行绿色GDP核算制等;针对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粗放型、高耗能生产模式,尽快转变目前免费或低成本使用资源的状况,制定合理的资源价格,开征资源税。
另一方面,政府运用强制力,对污染者的行为进行管制,包括管制投入品的性质和数量、规定生产技术、管制产出、设定污染物排放标准、设定排放配额、规定选址等。政府对“两高型”企业应该实行强有力的环保督察措施,对企业实行严格的环保绩效考核制、环境目标责任追究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生产者责任的延伸制度、企业的绿色采购制度、环境准入制度、废物循环利用制度;依法开展清理整顿违法排污企业等专项行动,把专项检查与经常性检查结合起来,依法关闭一批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企业;加强部门联合执法,完善环境犯罪案件的移送程序,依法办理各类环境案件;严格执行强制淘汰和限期治理制度,建立跨行政区域河流断面水质考核制度。
此外,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政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供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参与和博弈的制度平台,以克服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模式下条块分割的弊病,条块分割造成各种具有特定环境保护职能的政府部门各行其政,互不协调,甚至推诿扯皮,同时,还导致问责无门,监督失效的困境。可以考虑建立强有力的区域环境公共治理管理机构,即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在特定领域,尤其是跨行政区域设立管理机构,加强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宏观管理。主要是加强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间、民间环保组织、“两高型”企业间的协作。例如在闽江流域治理中,配合“大部制”改革,就可尝试由环保局牵头负责,建立由农业厅、发改委、水利厅、林业厅、渔业部门、航运部门等多部门参加,以及企业、新闻媒体、民间环保部门、社区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形成了统一规划、分部门实施、执法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管理体系。
2.2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企业的行为转变
在“命令―控制”型环境治理模式下,企业只是作为政府监管和公众埋怨的对象,失去了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被动而非主动地承担起环境责任。环境公共治理模式强调激发企业内在的社会责任感,在兼顾利润与环境的前提下,在内在责任约束和社会监督的氛围中,参与环境公共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主动地进行节能减排。
在环境公共治理过程中,“两高型”企业可以尝试环境监事制度,即在企业内部设立一个环境保护监督部门或参照企业监事会制度专门设立一名环境监事,负责环境监察。在环境监事的人选方面,应由企业聘用专业的外部环保人士(主要是社会环保人士),但该人选则应从第三方环保机构(包括政府环保部门)拟定并定期公布的符合环境监事资格的人员名单中产生。同时,应当赋予环境监事相应的职权。环境监事制度以企业可以接受并且熟悉的方式,巧妙地将政府与社会的监督有效地延伸到“高耗能、高污染”的源头―生产过程和企业内部,是企业、社会、政府三者合作互动的一种有益探索。
在技术方面,在政府的引导下,“两高型”企业应积极推行ISO14000环境管理标准体系。ISO14000系列标准有六个方面的内容:环境管理基本制度;环境审计;环境标准;环境评价;产品生命周期分析;对产品的环境要求标准。其特点体现在国际通用的权威性、实施非法律强制的自愿性、普适性、可操作性、动态开放性。[3]同以往强调末端治理的环保标准不同,ISO14000将环保的理念贯彻到生产与消费的全过程中,为企业提高环境管理水平提供了一套预防为主,减少和消除产品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污染的管理体系,有助于工业企业摆脱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推行清洁生产,减少排放,最终实现对末端治理型的外部治理模式的超越。
2.3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的公众参与
现代公民社会(主要包括新闻媒体、民间环保组织与公众)中人们自发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并参与公共事务,此即为自组织网络,它是公共治理的基础。公民是生态环境的最终消费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环境恶化的最敏感者,生存理性是公民社会参与环境治理的最深厚、最持久动力。事实上,公民社会的崛起正是现代环境治理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救治市场和政府相继在环境问题上失灵的希望所在。
2.3.1公众
一方面,公众可以监督、引导企业的生产方式。主要通过以消费引导企业生产、监督企业排污等方式对“两高型”企业的环境治理施以监督。企业经营方针的核心就是行销产品,凡是有利于产品销售的途径都将受到企业的重视。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的提高会促使企业通过强化环境管理,改善环境形象,实施绿色战略。[4]公众可以通过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环境素养和环境意识,倡导绿色、文明、简约消费,从而引导“两高型”企业走清洁生产之路。
另一方面,公众以督促政府环境治理、辅助政府政策、协助政府行为等方式参与环境治理。勿庸讳言,当前我国“两高型”企业环境治理困局的出现与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彻底(政企不分)和政企利益的过多关联有关,在政企利益关联体中,单纯地从政府、企业或者政企联手的角度来节能减排,无疑是困难的,必须有第三方外力介入,这就是公众的力量。
2.3.2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对福建省“两高型”企业的环境公共治理起着促进社会监督和扩大公众参与的作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通过其传播活动制定着社会的“议事日程”,预期中的环境问题必须受到媒体的关注,才能上升为社会问题,引起讨论,带来改变。比如厦门PX项目的选址、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怒江水电开发都是经新闻媒体的报道在公众中引起广泛的关注。
新闻媒体在宣传政府工作的同时,也要重视反映群众的环保呼声,把普通百姓对污染源的检举和揭发公诸于众,以监督排污企业承担起应尽的法律责任。从而也更有利于新闻媒体对福建省“两高型”企业的环境治理实施“阳光监督”。新闻媒体对重大环保项目全程跟踪报道有利于公众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的参与。
【关键词】高校体育专业 思想政治理论课 多维互动教学模式 实施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0C-0022-04
高校体育专业学生是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对于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参与度,增强体育专业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感,激发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积极性,课题组成员从2014年开始积极探索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构建,并于2015―2016年在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各个班级中进行深入的教学改革,将多维互动教学模式运用到教学之中,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一、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
多维互动教学模式指的是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社会之间发生的各种形式、各种性质、各种程度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是一种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课堂和课外延伸为平台的互动教学模式。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是各种教学因素相互影响的过程,需要教师从多方面进行精心设计。为了达到预定的教学效果,在本课题中将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运用与实施分为五个环节。
(一)结合学生特点,挖掘互动主题。在多维互动教学实施之前,教师必须结合本门课程特点及学生的特点来进行教学设计。首先,教师要熟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在把握好课程重点、难点及热点问题的基础上,寻找挖掘互动教学的主题。其次,要通过与学生进行交流和进行问卷调查摸底等方式来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及认知水平,切实了解学生对本门课程教学的期望及学生关注的话题。再次,要针对学生的特点来设计互动教学环节,从而引起学生的共鸣,激发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积极性。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教师在认真钻研本门课程教材的基础之上,将课程的内容分为三大模块:一是入学适应教育模块(绪论章节);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模块(第一章至第三章);三是道德法制模块(第四章至第七章)。在不同的模块,课题组根据学生认知水平及专业特点设计了不同的互动主题,同时通过对各模块中的内容进行有效融合,以实现各模块的教育目标,让课程内容形成一个既井然有序又有机联系的整体。如在第一模块设计了体育专业大学生生活规划互动主题,在第二模块设计了奥运冠军的成长之路互动主题,第三模块设计了“小悦悦事件”的道德与法律之争等互动主题。这些互动主题结合学生特点及实际,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参与互动的积极性非常高。
(二)布置互动主题,做好启动准备。教师制定出互动主题之后,要根据互动主题查阅相关资料,在充分掌握该主题的基础之上,制作出课堂上所使用的课件,准备好上课所需要用到的视频、音乐等多媒体文件及相关教具。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互动教学效果,必须给学生留有充足的准备时间,那就是要提前给学生布置好任务,让学生自主进行课前预习。在课前预习的环节中,学生要明确学习目标,通过自学课本相关内容、分析整理相关资料来达到对互动主题的认识,从而结合自身实际及社会热点来对问题进行分析。在此环节中,教师要教会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让学生知道应该怎样制订学习计划,怎样在网上及图书馆搜索查阅相关资料,怎样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怎样凝练自己的观点等。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在第三章“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的学习中,教师设计了关于“金钱是不是万能的”辩论。在进行辩论的前一周课上,课题组把全班同学分成了正方和反方,要正方和反方分别推选出5名同学来担任辩手,同时,将辩论主题、辩论程序、辩论时间告诉学生,还选出两名同学担任计时员。在任务布置下去之后,教师通过QQ、微信等方式跟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进程,解决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存在的一些困惑。在辩论当天,参与辩论的学生表现出色,整个辩论过程精彩而激烈,时不时引发场下学生的阵阵掌声。通过布置互动主题,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本次辩论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
(三)实施互动教学,进行合作探究。这一阶段是多维互动教学的核心环节。教师经过酝酿环节及启动环节的准备,已经对课程进行了合理的互动教学设计,同时也把相关的任务交给学生做好课前准备,在这一环节,教师需要灵活采用情境体验互动、角色扮演互动、案例讨论互动、团队合作互动、问题探究互动、辩题争论互动、对话互动等互动方式,通过不同的互动方式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交往能力、表达思辨能力等。这一环节中教师要发挥自身的上课特点及上课优势,在班级营造出良好的互动氛围。互动的形式可分为多种,包含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多媒体设备之间的互动。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为例,在第一章“理论的两大成果”的教学过程中,为了让学生能正确认识的历史地位、时代价值,从而进一步明确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内涵,课题组教师先给学生播放了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迹介绍的视频。课堂上学生看得津津有味,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敬仰之情。但是仍有很多学生存在着困扰: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产生于160多年前的呢?是不是已经过时了?针对学生存在的疑问,教师提出问题:“在当今坚持有没有其必要性?请大家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学生开始进行讨论,他们对于该问题的看法不一,各持己见,在讨论的过程中产生了一次次思想的碰撞。
(四)进行相互点评,实现反思提升。相互点评是教学反馈的重要阶段,要通过点评对课程的重点及难点进行总结归纳,对学生有疑义和争论的问题进行启发引导,对课程知识进行引申、迁移及拓展,强化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认识与理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及科学思维方式。点评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种:教师点评学生、学生点评教师与学生相互点评。这三种点评方式都必须在平等的环境与氛围中进行,双方要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进行点评,切不可轻易地进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尤其是教师点评学生是最有权威性的一种方式,教师必须掌握好点评的艺术,要多使用鼓励性的语言来肯定学生的表现,在指出学生的不足之处时必须以理服人,而非教师所说的一切就是真理的高高在上姿态。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在当今坚持有没有其必要性?”这一问题为例,学生在对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双方观点进行相互点评的过程。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请各组代表与同学们分享讨论的结果,最后教师拿出一本《资本论》的书,说道:“之所以能成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因为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严密的科学体系及巨大的实践指导作用。直到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读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这并不仅仅只是中国人在读,还包括很多外国人,其中有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在读这本书。这是由于,是深刻察析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方法,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让大家在全球再一次看到马克思思想的光芒。我们应当把作为引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指南,坚持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师通过点评,来对课堂讨论问题进行总结,既具有权威性,同时也具有说服力,从而加深了学生对的理解与认识,最终实现学生对思想及情感上的认同,而不仅仅是局限于课本字面上的表述。
(五)课后交流联系,延续教学互动。课后的交流与互动是课堂教学向课外的延续与深入,是对所学课本知识的拓展与延伸,在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是一个最为生动的实践环节。在此阶段,教师给学生布置拓展式的作业,让学生将课本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生活之中去解决生活的实际问题,去分析生活中的社会现象,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课题组成员设计了学生遵守公德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态度的调查与分析、学生入党动机的调查与分析、学生对本校的总体评价及原因分析、优秀学生访谈录等实践作业,同时,还组织学生参与清明祭扫革命先烈、“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活动等。在给学生布置课外作业,组织学生参与课外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教师通过微信、QQ、电话等方式与学生进行课堂外的交流,对学生进行拓展作业的指导,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更加畅通、更加有效、更加深入。
二、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
本课题以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2014级、2015级体育专业学生作为教学改革对象,涉及体育教育、运动训练、高尔夫运动技术与管理、体育保健、体育服务与管理及民族传统体育6个体育类专业。在教学改革实施过程中,将多维互动教学模式运用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及“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门课程的教学之中。同时,在开学初及学期末对同班次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60份,收回调查问卷352份,问卷有效率为97.8%。通过对教学改革前后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体育专业学生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
(一)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感增强。在教学改革实施之前,课题组成员对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专业学生对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态度及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喜爱程度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39.8%的学生认为在体育专业中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有必要或有一点必要,有60.2%的学生认为体育专业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完全没必要(见表1)。由此可以看出,在体育专业学生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同学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可有可无的课程,许多学生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原因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拿到学分,并没有真正从心理上重视并认同这门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教师通过贴近体育生专业实际的教学设计,融入微课、慕课等新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增强了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喜爱程度,让学生从“要我学”主动转变为“我要学”。教学改革实施之后,当再次问及这一问题时,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有了新的改观,学生开始重新审视这门课程,并对这门课程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如表1所示,82.4%的学生认识到在体育专业中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其必要性。同时,如表2所示,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感兴趣的从8.0%提升至32.4%,一般感兴趣的从35.2%提升至59.7%,表示反感的从56.8%降至7.9%。由此可见,教学改革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感有了进一步增强。
表1 学生对于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态度统计表
您认为在体育专业大学生中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没有必要? 非常有必要 有一点必要 完全没必要
教改前 9.7% 30.1% 60.2%
教改后 38.1% 44.3% 17.6%
表2 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喜爱程度统计表
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喜爱程度如何? 非常感兴趣 一般感兴趣 反感
教改前 8.0% 35.2% 56.8%
教改后 32.4% 59.7% 7.9%
(二)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提高。在教学改革实施之前,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专业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参与度一直很低,学生迟到、旷课、早退的现象较为常见,在课上聊天、睡觉或玩手机的学生也大面积存在。学生对于老师的讲课并不关注,对于老师课堂上的提问或布置的作业也不关心。通过对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专业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发言情况及在课后与老师交流情况进行调查,课题组发现高达89.1%的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没有回答过问题或者进行发言(见表3),高达91.5%的学生在课后没有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见表4)。在教学改革的实施过程中,通过采用专题讨论教学、辩论式教学、情景模拟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尽可能地创设“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环境,让体育专业学生主动参与到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中,充分调动了学生课堂内外的积极性。在教学改革实施之后,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回答问题或发言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如表3所示,在课堂上发言的学生由教改前的10.9%上升为59.7%。此外,在课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进行沟通的学生人数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在课后与老师沟通交流的学生由教改前的8.5%上升为33.0%(见表4)。
表3 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发言情况统计表
您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回答问题或发言的次数有多少? 没有 1-2次 3-4次 5次以上
教改前 89.1% 8.0% 2.3% 0.6%
教改后 40.3% 46.6% 6.8% 6.3%
表4 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后与老师交流情况统计表
在课外您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沟通的次数有多少? 没有 1-2次 3-4次 5次以上
教改前 91.5% 7.4% 1.1% 0%
教改后 67.0% 23.4% 8.5% 1.1%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体育专业学生的影响力扩大。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专业学生在教学改革之前,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积极性一直不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十分差。调查结果显示,有60%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没有太大收获,学过就忘记或者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大帮助。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教师在教学设计环节根据体育专业学生的特点加入了“弘扬奥运精神 做一名诚信的体育人”、“我为体育竞赛添光彩”等专题教学,同时积极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积极主动参与到社会实践之中。社会实践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志愿服务活动、“三下乡”实践活动、参观企业、革命老区活动及社会调查等。通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体育专业学生中的影响力得以逐步扩大,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有了新的体会,有61.4%的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加强了自身的道德修养及法治观念,53.4%的学生认为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50.6%的学生认为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明确了奋斗目标,认为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没有太大收获的学生也从60%降至15.3%。此外,课外实践活动的丰富及多样性也对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教改后,学生普遍认为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实践对自身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68.8%的学生认为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增长了见识,55.7%的学生认为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服务了社会,49.4%的学生认为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将专业知识学以致用,认为参加社会实践没什么用处的学生也从33.5%降至10.8%。由此可见,通过教学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的重要性得以发挥出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三、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反思
通过对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教学改革取得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同感增强,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性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体育专业学生的影响力扩大。但课题组成员在调查中也发现教学改革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教师对于新兴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有待进一步增强、学生参与课堂互动的覆盖面仍不够广、课程考核评价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针对教学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课题组成员从互动主体、互动管理、互动维度、互动空间、互动平台及互动评价等方面入手,提出高校体育专业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提升路径。
(一)注重互动主体的参与性及互动管理的严密性。多维互动教学实施的过程是师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过程,教师和学生作为互动主体要主动积极参与到其中。一方面,要求教师在教学管理上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教师必须提前做好专题的设计,在设计过程中要做到内容新颖、题材丰富、过程精密。要积极寻找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的切入点,将学生充分动员组织起来参与到课程教学中。另一方面,要求教学活动的组织开展具有高度的严密性。课前的设计准备、课中的分工协调及课后的完善总结都必须严格进行管理,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各个环节之中。尤其在大班教学之中,教学活动组织开展的严密性更显得尤为重要。
(二)注重互动维度的创新性及互动空间的灵活性。多维互动教学是多种教学因素相互影响的过程,教师、学生、课程、社会、媒体之间进行着多元的信息交流与活动交往。在多种教学因素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教学手段及教学方法的创新是影响互动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教师应多采用辩论式、问题式、演讲式、案例式、情景模拟式等教育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多媒体来创设教学情境,加强学生对课程的理解,拓展课程内容知识,并通过QQ、微信、博客等工具来进行沟通交流。在教学内容的选取过程中,不能一成不变,必须紧跟时展的要求,结合“90后”大学生的性格特征,结合体育专业学生的专业特点,加入一些新的教学案例。此外,教师还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课堂外的时间,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有效资源,加强与各部门的协作及配合,拓展课堂外的实践方式与途径。
(三)注重互动平台的时代性及互动评价的多元性。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课程的互动平台也变得越来越广泛。微课及慕课的出现对传统的课堂教学造成了极大的挑战,为了加强课堂教学的时效性,教师也应当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的多媒体技术。此外,简单的课件制作、图片编辑、影像处理也是教师的一项基本功之一。实践表明,图文并茂、声像具备的课堂教学更为学生所喜爱,也更容易取得潜移默化的教学效果。在评价方面,必须引入多元评价机制,把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作为课程教学评价的主要内容,不把考试成绩作为课程的主要评定依据,更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还有学生在价值观及情感态度方面的发展。通过调查显示,62.5%的学生认为平时成绩占50%、考试成绩占50%是比较合适的成绩评定方式,这也表明学生对课程考核的一个新的要求。在进行课程成绩评价的时候,必须充分借助评教评学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实行学生自评、学生互评及教师点评,力求做到考核过程科学,考核群体普及面广,确保考核结果的公平、公开及公正,通过考核来更好地激发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欧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基于大班教学环境的探讨[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1(6)
[2]张梅花.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教学模式的构建[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12(6)
[3]程恩富.的当代意义[N].人民日报,2013-03-19
【基金项目】2014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一般A类项目“体育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多维互动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研究”(2014JGA283 )
关键词:食品安全;多元治理模式;主体功能
一、食品安全多元治理的重要性
食品安全问题不仅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且在社会范围内造成了恐慌,引发了人们对政府或相关食品企业的信任危机,因此需要建立多元治理模式,发挥全社会的监督力量,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食品安全多元化主体共同协调治理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正常的食品交易程序,保证食品供应的安全,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是为了更好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单方面对食品安全治理虽然具有强制力、威慑力等优点,但是存在的弊端也是不可忽视的。发动企业、消费者和非政府组织积极有序地参与到食品安全规制中来已经成为食品安全治理的必然趋势。多元主体共同协调治理的模式是以我国的各级政府为主导,在发挥政府监管的力度之外提倡多元规制主体之间的相互监督和相互促进,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是一种调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冲突,促成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由政府监管转向构建多元主体治理新体系,从而达到全方位的监管和治理过程。转变传统的政府单方面监管模式,实现我国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的创新。
二、多元主体治理面临的挑战
1.食品安全多元主体间发展不平衡
尽管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是化解目前食品安全治理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实现各主体的协同与合作仍然存在着诸多挑战。首先就是与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多元主体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虽然政府在食品安全治理的众多责任主体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仅仅依靠政府的单方面努力是无法解决当前问题的。需要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多方面多个主体在共同的价值目标导向下共享社会资源、共同协作才能实现。我国传统的体制造成了政府强、社会弱的格局,致使政府在力量不断扩张的同时,市场和社会等参与主体受到了极大的制约。政府利用多种手段严格控制其管理体制和资金来源,同时又削减和控制其他主体的财政支出,严重限制了非政府主体的发展,使其功能萎缩,无法实现治理主体功能。
2.多元主体间权责界定不清
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各个主体的权力界定不清、责任分配不够到位,相互之间不能很好的制约,无法将每个主体具有的功能全方面发挥出来。对企业而言,权责界定不清,企业治理行为的动力不足,在其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心理作用之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就会面临严重的确实状态。对于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和新闻媒体等社会主体而言,在权责不明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对市场食品安全监管无力的现象。这给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3.多元主体治理缺乏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
传统模式下,强有力的垂直控制、命令式的统治和管理是其主要特点,相对于传统治理模式而言,现代的公共治理理论更多依靠的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力量和政府、公民、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积极合作的态度,从而让理论走向实践。然而在治理过程中,这些要素也成为了资源共享、组织协调、有效沟通和伙伴关系形成的内在社会基础。但是目前我国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合作程度均有待提高,同样也致使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过程存在重重的障碍。
社会网络组织体系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组织基础,能够很好地将分散的力量汇聚到一起,从而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社会网络组织体系能够促使政府、市场和公民自治组织等治理主体围绕着食品安全这一公共问题,通过协商、谈判和妥协等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来实现信息的互通和功能的协调。但是在目前,我国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由于长期受到来自政府单方面监督管理模式的影响,未能建立起网络合作组织体系,从而没有办法将分散的力量更好汇聚起来,使得组织之间能够实现有效结合而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食品安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协调难度,虽然在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中,各类非营利组织、新闻媒体、企业以及公民都参与到了治理之中,但是各自的行为方式存在不同,其发挥的功能也不尽相同,甚至在价值追求上也存在着差异,致使治理过程中非常缺乏协调性,各自为政,甚至相互之间还有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这样就更加为食品安全治理留下了空白和缝隙。
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调治理的重点就是研究透彻各主体的功能,并使其分别发挥好相应的效用,达到最终的协调治理目标。构建一个企业自律、政府高效、第三方力量合作、社会大众共同监督的良好食品安全治理环境。
三、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功能
食品安全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消费者、企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以及新闻媒体。
1.生产者应是首先负责食品安全的主体
食品安全法中明文规定:食品安全生产者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依法和依照标准从事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并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同时国家也确立了相应的制度从而保证食品安全生产者履行法定义务。
2.消费者是对食品安全具有天然需求的主体
是使用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并对其进行消耗进行生活消费的人。食物的消费又是消费者的最基本的消费。从法律上讲,消费者是为了个人的目的购买或者使用和接受社会服务的社会成员。消费者是安全食品的直接受益者也是非安全食品的直接受害者。为了对消费者的利益进行保护,国家制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权益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规定消费者享有安全权、消费者享有知情权、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权、消费者享受求偿权、消费者享有结社权、消费者享有获得有关知识权等。消费者是食品安全的直接受影响者,具有维护食品安全的根本动力。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投诉回应机制,使得对检举不法生产者的积极性不高,如果根据举报内容和事故的严重程度给予民众一定的奖励。将会极大地提高消费者参与监督治理的积极性。作为食品安全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法律赋予这部分群体的权力使得在食品安全治理中,消费者聚集起来的能量是不可小视的。
3.政府是食品安全的掌舵手
广义上的政府是指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公共机关的总和,代表着社会的公共权力,狭义上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其实在生活中政府往往被看做一种为了实现有序统治,制定和实施公共决策的机关。政府的特点是以公共利益行为目标,以公共领域为行为领域,机构具有整体性,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我国的政府主要有四大经济职能:经济调节、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国家提供基础公共五福,对社会管理职能加以完善,这类事务一般是指靠市场自身的自我调节无法完全解决的具有社会公共性事物。这些特点和性质体现了政府在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决定了政府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必要性。
4.非政府组织是对食品安全治理的具有巨大推动力的主体
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不以盈利为目的,由志愿者自愿组成的公益性社会团体。自主服务社会,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是团体性活动,它不是个人行为,相较于个人力量而言团体性活动更具有影响力,这种特点为其组织自身的发展以及为社会公众做一些有益的活动奠定了基础。非政府组织具有公益性、自治性的特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业协会是同行企业的自律性和公益性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引导行业协会推进企业的诚信建设,从而协助行业协会组织和开展对企业进行食品法律法规培训的各项活动。不断深入完善食品安全的相关工作,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汇总,帮助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能够向政府反映和申诉意见,同时政府也需要一个组织能将自己的声音传达到企业中去。
我国目前的检测机构主要是隶属于政府的技术服务、鉴别和验证机构,我国目前具有将近7000家食品相关检验检测机构,其中大部分都是隶属于政府的卫生、质检、农业、食品药品监管和环保部门。这些机构大都各自建设、资源分散、利用率低且区域差距比较明显,存在基层技术力量薄弱和东西部地区差距较大等问题。民间的检测机构主要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和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检验机构,都在顺利传递着有效的信息,降低监管制度的均衡成本,而且减少了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平衡的周期和品徐,降低了制度均衡成本。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第三方组织必将成为食品安全监管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会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有一定的数量,但是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应充分发挥社会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管作用要求切实提高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通过政策扶持第三方组织的发展,并且通过各项规定认可他们组织的成立,从而保证第三方组织检验检测结果的权威性。
5.新闻媒体是对食品安全快速扫描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