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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互联网革命引发的社会研究方法革命和社会治理思维变革
社会解释与社会治理实践是社会治理的两个密不可分的重要方面。正确的社会解释是有效社会治理的必要条件和理论基础,而社会治理则是社会解释所产生的现实成果。社会解释的任务需要通过社会研究来完成,它的使命是发现和认识社会运行的本质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以往社会治理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下的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与最佳的方法及路径选择。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与对自然界和物质世界的研究相比,我们人类对自身行为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研究,总体上说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型系统,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系统都更加复杂和迷离,其规律也难以完全为社会所知晓和掌握。
同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受到一定社会主导性思维方式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影响。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再到当代的所谓信息社会或大数据社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不断更新和发展,研究范式不断更新,研究技术手段不断进步。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大数据时代与以往最大区别在于,人类社会被计算机和互联网纳入到了一个具有无限空间和行为可能性的体系之中,任何人离开这个体系都将无法生存。处于这个体系中的人与组织,最重要的生存和发展技能是信息处理能力。对此,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识,这就是“社会的信息处理范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 of society)。在已经形成“信息处理社会范式”的大数据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最有效、最符合时代要求的范式只能是“社会科学的计算范式”(computational paradigm of social science)。于是,计算社会科学(computional socail science)与计算社会学(computional sociology)应运而生。
2014年8月,美国社会学界举办了“新计算社会学研讨会(New computational sociology conference)”,与会者来自哈佛、MIT、斯坦福等名校。这次学术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跨学科的学术研讨,既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专家,也有来自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学者,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的技术专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新计算社会学”在社会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了全面创新,除了大数据的获取与分析之外,还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融合、互联网社会实验、计算机社会模拟、新型社会计算工具的研发等方面展开探索。
“新计算社会学”试图创造性地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所提供的新方法、新技术、新工具,克服既有社会学研究的局限,以达到对人类行为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真实认知与科学解释。
大数据带来的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革命,更是对社会治理思维的冲击,就如我们不能把数学仅仅看成一个计算工具,而应认识到它是一种思维方式―通过把握事物的量的关系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联系;同样,我们不能仅仅把互联网和大数据看作是一个新工具,仅仅是对传统研究方法和测量方法的突破,而更应该意识到它将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方法。
让数据成为知识
尽管互联网与大数据的作用如此之大,但使其真正发挥效力却绝非易事。大数据真正“落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数据准备;二是“硬实力”,即计算能力强大的服务器集群;三是“软实力”,即先进、高效的大数据处理技术。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已经生成了海量数据,并且还在加速增长之中,数据准备已经不是问题。我国政府正积极推动云计算平台的建设,许多企业正在就此展开战略布局,云计算技术可以充分调动互联网上的计算机资源,使普通用户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得强大的计算能力,对于用户来说,分析、处理大数据的计算机资源已经初步具备,并且将越来越强大和完善,就目前情况而言,硬件资源的能力也已经不是问题。
大数据运用的短板是“软实力”,我们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数据的挖掘(Data mining)。互联网上生成的大数据是“自然数据”,它不会按照研究者的意愿而有序、有条理、有逻辑地排列。它是海量的、模糊的、随机的、有噪声的。要运用大数据,必须先使数据成为知识,否则这些数据就与一堆垃圾无异;对海量数据的处理自然不是人能够完成的,必须借助计算机高速、强大的运算能力,也就是借助于计算机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是通过分析,从海量数据中寻找其规律,设计适合的计算机算法,从而自动搜索隐藏于其中的有价值的、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是数据库知识发现(Knowledge-Discovery in Databases)中的一个步骤。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挖掘是最关键的工作。
由于问题不同,所需数据也就不同,而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种类和结构,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设计计算机算法。例如:互联网舆情挖掘,以微博、博客、论坛等为挖掘对象,主要是通过文本分析、自然语言理解等技术来搜集、分析数据;而在电子商务中,则以电商交易平台中的浏览、交易等行为踪迹为主要挖掘对象。前者是对某一政策的社会反应进行调查,后者是对人们的购物行为进行分析。
当前数据挖掘应用主要集中在电信、零售、银行、电力、医药等方面,虽然看似广泛,但实际上还远远没有普及。在社会研究和治理方面,需要挖掘的大多数都是非结构性数据,其难度很大,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大力开发这类挖掘工具,我国的这项工作起步不久,亟待深入和提高。
政府机构、一般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用户大多不具备从大数据中发现知识的专业技能,要使大数据真正服务于社会,这是必须解决的难题。我们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否则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各种数据已经可以有偿或无偿地获取,大大小小的云计算平台已经星罗棋布,但是用户却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条件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目前的情况是:数据量在高速增长之中,云计算平台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而另外一个条件的准备却行动缓慢,即将成为发展的瓶颈。三者的发展已经不平衡,很可能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互联网对社会生态的改变和对社会治理模式的冲击
互联网使信息的传递彻底突破了空间限制,不仅传播信息的速度快,并且可传播信息量越来越大,传递的成本还越来越低廉,此外,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模式越来越表现出实时互动性的优势:传统的公众信息传播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很多是单向的,只能是一方向另一方传递信息,另一方被动接受,而互联网具有信息交互性。
由于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和优势,它正在改变社会生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类社会从信息匮乏转变为信息爆炸;二是信息垄断正在被打破,互联网的存在使人为的信息封闭越来越困难,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不可能,三是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正在加强,互联网把世界连成了一体,对任何一个局部来说,它与整体和其他局部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已经无法排除其他局部对自身的影响;四是“蚁聚效应”,互联网使普通人获得了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个人力量因“网民聚合”而增强。以往,单个普通人的言论和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一般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却可能通过“网民聚合”发挥出过去不敢想象的力量;五是“蝶翅效应”,在互联网上,一件局部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成为公众事件,一则利用公众心理精心编造的谣言可能引发一轮汹涌的舆情;六是“众筹效应”,通过互联网,政府、社会组织甚至一个普通人都可能调动社会力量,获得社会的某种支持和帮助。
互联网对社会生态的改变,在很多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在政治领域,互联网和大数据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生态,“网络政治”已经显出雏形;互联网带来了公众监督力的提升,这对社会治理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公众监督能力如果得到充分发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担政府自身监督的任务,克服自身监督的不足之处。同时,大数据可以使政府变得更有智慧,通过数据的分析,能够使政府有一双“慧眼”,准确地认识社会问题;利用互联网这一高速信息传播平台,可以使公共管理信息的、传播更为及时、高效;互联网的交互性也使政府能够快速获悉民众对政策的反应,民意、民情调查的准确性可以大大提高。政府利用互联网的“众筹效应”,可以集思广益,择善而从。
在经济领域,互联网和大数据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经济资源,并且催生出新的经济形态。从经济学的观点看:降低交易成本的行为将提升竞争力,亦即高交易成本的营销模式将被低交易成本的营销模式所取代,在过去的10年中,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发展印证了这一原理。互联网和大数据帮助企业更为科学、更为高效的分析市场、汇集资源、制定计划,改变原有的营销模式,其中尤为受到企业的重视的是预测市场需求和降低交易成本。
在教育领域,人们对“云课堂”已经不再陌生,“云上课题”更为充分地发挥了有限的教育资源的作用,并使适配式教育成为可能。
在医疗领域,从疾病预防、疫情监测到药品管理、医务监督,从医疗专家系统到线上预诊服务,互联网和大数据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其应用面还在持续扩大。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不仅帮助我们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效率;并且还有望在治理医疗腐败、缓解医患纠纷这些棘手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大有作为。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到来,在带给人类美好的馈赠的同时,也会不同程度地带来麻烦。互联网和大数据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以前不可能具有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传统的社会治理思维已经难以适应互联网带来的迅速而剧烈的变化,因此必须在很多方面及时作出调整。当前最迫在眉睫的主要有数据安全问题和网络污染问题。
一是数据安全。与互联网和大数据如影随形而至的是数据安全问题,一些数据(个人隐私数据、关系国家安全的数据等)如果被恶意利用,将会对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国家安全,这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涂子沛在《大数据》一书中曾提及美国警察滥用个人隐私数据的真实事例:
密歇根州的一些警察,利用警务数据库“猎艳”:他们在街上邂逅漂亮的女性之后,就跟踪她们,记下她们的车牌号码,然后通过查询数据库,获得该女性的住址等个人信息,再人为制造进一步接触的机会。此外,还有警察利用数据库查询政治对手和上司的信息,对相关人员实施威胁。在2001年前后的5年间,涉嫌滥用警务数据库的警察共有90名之多。特拉华州还有政府官员将公民的个人信息泄露、出卖给赌博公司,帮助他们追债、开发新的顾客。
1995年,欧盟颁布《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2014年,欧洲法院裁定普通用户的个人隐私拥有“被遗忘权”,要求谷歌公司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删除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
据刚刚出现的数据交易业称,我国数据的获取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法无禁止皆可为”的状态。虽然这有助于推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但其中潜藏着巨大的隐患。我们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对数据获取和使用的权限应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尽早将数据获取和使用纳入正常、良性的运行轨道。
数据安全不仅关系到个人隐私、企业商业机密,还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安全。一些看似寻常的数据,如果由专业人员进行汇集分析,可以获得一些极为重要的情报。因此,一些公司的“过度追踪行为”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
2014年,我国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这表明我国政府深刻意识到互联网发展对国家、安全、发展利益提出的挑战,深刻意识到数据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经把数据安全提升至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二是网络污染。由于互联网强大的传播能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信息污染,大量虚假信息泛滥成灾,治理、控制网络污染成为信息管理的新难题。
互联网上的言论是复杂多样的,既有民意的期盼,也有不负责任的流言;既有真知灼见,也有无稽之谈;既有对现实问题理性冷静的思考,也有非理性的情绪发泄。这些言论会不同程度地对公众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此外,某些境外势力把互联网作为谋求其文化霸权的工具,有组织、有策划地“引导舆论”,欺骗公众,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试图破坏我国的社会稳定。因此,互联网也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交锋的战场,我们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觉,要充分认识、研究互联网舆论战场的规律,沉着应战。
面对互联网带来的这一挑战,政府方面应先准确辨别言论的性质和动机,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积极应对。各级官员应不断从互联网上倾听公众的声音,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凡事先行一步,临变快速反应,避免在“倒逼”下被动应付。近些年来的一些网络事件表明,大多数严重后果是因反应不及时和应对失误所造成。
论文摘要:“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在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古代,这一思想体系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关于“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者,因而在“人和”基础上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是一种“群”的存在,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只有群体才能够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曾指出,儒家伦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整体或群体主义思想。
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儒家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主旨就是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伦理思想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实现政治和谐,即统治者要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儒家认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在于统治者实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实施“仁政”。“仁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德政”,即“修德为政”和“以德治国”,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汉代贾谊则认为:“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二是以民为本,即“民为邦本”的重民尊民亲民爱民思想。如荀子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租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仁政”的这两方面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将社会利益和谐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核心在于“均贫富”。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就是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在财富分配方面,儒家强调“均”。孔子说:“有国有家者,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儒家反对“富者地连吁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表现是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即生产活动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生活要老有所终、皆有所养。这是一幅人无后顾之忧、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生活图景。
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思想,把构建和睦和谐的人与社会关系、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这些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封建性的因素,比如强调统治者对人民大众施行“仁政”,这仍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的。现代民主社会在吸收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时,应当进行现代转换,使其融入符合时展要求的现代价值观。比如公民权利义务观、政府的服务意识。因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官员与公民不是臣与民、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要为公民利益服务,而公民也应该为社会尽责。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因而天、地、人之间就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
首先,儒家关于天、地、人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儒家关于“天地生万物”及“仁民爱物”、“物我相亲”的观点就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儒家在强调自然对人类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人也可以利用自然、影响自然。孟子就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口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只要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通往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其次,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是其重要的一个命题。儒家早期的思想家虽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但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思想。张岱年先生就认为:“孟子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观念,但他的‘性夭同一’的观点是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渊源。”董仲舒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张载则明确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朱熹也认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地,即生此人,则又在天矣。”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虽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内涵和旨意上远远超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而指向人与世界关系的精神层面,但它本身所蕴涵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追求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构成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绝对人类中心论、相对人类中心论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到动物解放一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不断转换。虽然这其中也出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统一关系的论证和认识,但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某种倾向,总是逃脱不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对立认识。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受其影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都影响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儒家人文精神中“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以及民胞物与、尽物之性的生态伦理观念里所闪现出的哲理与智慧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廓清思维的烛照之光。它不仅有助于消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二元对立思想,而且还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实践方法。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关系。一方面,人是具有主体精神的,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另一方面,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不能违背自然固有的发展规律,应该注意保护和尊重自然,最终就可以做到“天人合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摒弃那种将人与自然绝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辩证思维,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四、人自身的和谐
注重修身在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思想非常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个体的人格完善,并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人、自然三者和谐统一的基本途径,它也是儒家“和谐”伦理价值观的基础。“如何培养‘仁且智’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伦理思想所要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孔子根据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一套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的理论与方法”。儒家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身心和谐。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完善人格的人作为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贫困大学生面临更大的心理压力,更容易产生自卑、抑郁、仇视社会等心理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帮助和引导贫困大学生积极地面对这些压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众多压力中选取就业压力进行研究。
Lazarus认为他人的支持在摆脱困境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有深远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学者开始关注社会支持,但社会支持的概念,各学科之间一直未达成统一意见,《当代社会科学大辞典》对社会支持的解释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这种联系在个体面临威胁或困难时,可以为个体提供物质或精神上的支持,是心理障碍与心理社会压力之间的中介因子之一。
本文认为,社会支持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客观存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亲密的,是能够被感知的。在互相交流中,人们能感受到被爱、被关心、被接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支持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换和互动。
陶沙等通过对大学生社会支持结构的研究发现,从社会支持来源的角度看,社会支持的构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纵向来源,如父母、老师等;另一类是横向来源,如同学、朋友等。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相对于父母,辅导员给予他们的社会支持会更直接有效,因而本文选取辅导员作为研究视角,就社会支持对贫困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2.理论研究
2.1 就业压力的相关研究
对于大学生就业压力的研究,车文博等认为来自乡村的大学生在家庭、择业等方面的压力感高于城市大学生。林海等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存在毕业去向的冲突、就业选择与父母意见的冲突、恋爱冲突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他们具有较高的就业压力。朱鲲鹏发现在校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来源于就业环境因素、家庭社会关系因素、就业去向因素、个人能力因素、专业因素及个人看重因素。
综上可以看出,国内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的研究缺少以贫困大学生为切入点,研究社会支持对于就业心理压力的研究,因而本文重点研究社会支持对贫困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的影响。
2.2辅导员的社会支持对贫困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影响的相关研究
罗兰研究认为,应该从重视辅导员队伍建设、完善辅导员就业指导制度、制定科学合理的奖励措施三个方面入手,加强辅导员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国研究认为辅导员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中间力量,在缓解毕业生的就业心理压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李艳红发现贫困生相对于非贫困生而言,不善于利用社会支持系统帮助自身缓解压力。万煌的研究表明贫困生得到的社会支持状况低于非贫困生。同时,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状况直接影响贫困生心理健康水平。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太多的选取辅导员作为研究视角,分析其社会支持对贫困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的影响效果,因此,本文的选题立意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3.研究方法
目前,肖水源的三分法在国内研究领域中得到大多数的认可,他将社会支持分为三个方面: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本文选用肖水源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进行研究,在参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跟踪与社会支持和贫困大学生就业相关的研究及最新进展,为本文基于扎根理论得出的结论奠定基础。
为了进一步的了解研究结果,本研究采用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结合的资料收集手段,最终整理出了本研究所需要的约3万字的材料。对于一手资料的获得本文采取半结构式访谈的形式,访谈对象为从事过就业工作的辅导员15名,正在找工作的大四贫困学生3名、正在找工作的研二贫困学生2名和即将找工作的大三贫困学生3名。本文在进行访谈之前征得访谈对象的同意,使其有所准备。
将收集整理的扎根材料,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分析后使用定性研究分析软件Nvivo10.0对得到的参考点进行编码,最后得到18个自由节点和7个树状节点。又通过对主副范畴及二者间的相互关系不断挖掘与识别,最终得出本文的核心范畴“社会支持”。
4.研究结论
重视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促进贫困大学生人格的良性塑造,应该成为辅导员工作的重心之一。因此,辅导员不仅要给贫困大学生提供更多社会支持,给贫困大学生更多关爱与呵护,而且要提高他们对支持的有效利用,更要根据性别及其他因素有区分地对贫困大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教育与辅导。
在缺乏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的情况下,贫困学生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是相对匮乏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辅导员对于他们的社会支持对于缓解他们的就业心理压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4.1贫困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的现状
4.1.1经济困难是贫困大学生就业最基本的障碍。
在求职过程中,一定的费用支出是必然的,但是经济条件困难是贫困大学生自身存在的且不可规避的因素,这给他们的求职带来了最基本障碍。同时,家庭经济的弱势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在就业过程中的焦虑心理,过分的焦虑将会导致他们缺乏信心和韧性,产生消极心理和被动就业心态,无形中失去一些就业机会。
4.1.2社会关系支持匮乏成为贫困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
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来自家庭、父母或是亲人朋友的支持显得特别薄弱,他们无法指望家庭范畴内的支持,无形之中失去一些机会。同时,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贫困学生将他们的空余时间用于勤工俭学,这减少了他们与辅导员和同学的交流互动,无形中也错失了一些获得社会支持的机会。
总体说来,贫困大学生的求职不仅是自身价值的实现,更承载着家人的期望,他们面临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综上所述,辅导员的社会支持对于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的影响是积极且重要的,对于缓解他们的就业心理压力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4.2辅导员对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现状
辅导员作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沟通的纽带,是学生工作的中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对大学生的日常管理中,对学生提供社会支持是重要且必要的。
本文通过扎根分析,发现目前辅导员对学生提供社会支持的状态处于一般情况,甚至一些辅导员很少提供给贫困大学生专门的社会支持。这也说明在就业相关问题上,辅导员缺乏提供社会支持的意识,社会支持力度不够,尤其是针对贫困学生的。
由于贫困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自身特点与现实情况,辅导员投入和支持越多,在面临就业心理压力时,学生才会敢于并且积极地寻求帮助与支持,才能更好地缓解就业心理压力,才能更放松地求职,探索自己的职业生涯路。
4.2.1缺乏互动,社会支持不及时。
由于贫困大学生自身特点,他们与辅导员间缺乏互动,无法及时有效地共享社会支持。同时,由于缺乏互动,辅导员老师并不非常了解学生的求职动态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包括在就业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心理问题等,这使得辅导员因缺乏事实基础而无法及时给予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和资源支持。
4.2.2支持内容丰富,但缺乏个性化指导。
辅导员对贫困大学生的支持内容较其他非正式支持群体要丰富一些,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关心帮助之外,也应提供一些经济资助。辅导员应积极与贫困大学生建立起良师益友的关系,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及在求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为贫困大学生就业提供一定的情感支持;同时,辅导员老师还要依据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向贫困学生提供求职方法和技巧的指导,提供就业信息等支持。
但是,对于贫困学生而言,他们的家庭和成长环境等都存在差异,通过扎根分析发现,他们更希望得到辅导员的个性化指导和帮助。
5.对贫困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的社会支持系统路径思考
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在就业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他们将面临更残酷的现实,这些也造成了他们严重的就业心理压力。为了更有效地缓解他们的就业心理压力,社会支持变得不可或缺。本文选取辅导员作为研究视角,基于完善辅导员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出一些切合实际的路径建议。
5.1贫困大学生档案――专属支持
辅导员通过对新入学的贫困大学生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心理健康情况等实时跟踪记录,及时准确地掌握学生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走访学生寝室、参加学生活动等方式积极深入学生内部,实事求是地获取和记录他们的真实信息。基于掌握的素材,建立属于每个贫困大学生的专属档案,采取“经济扶贫”和“心理扶贫”并行的方式,给贫困大学生更多关怀和帮助,为学生提供专属支持,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尤其对于毕业生,一直积累的专属支持将会高效合理地缓解贫困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
5.2个性化咨询――心理支持
健康的心理是保证大学生全成长成才的基础和前提,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社会、大学生求学就业压力不断增强的今天,特别是贫困大学生由于社会、经济资源的缺乏,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及受性格原因和人际交往技巧等其他方面的影响,心理障碍问题日渐突出,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其社会支持工作的加强对于大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及高校和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辅导员的心理咨询专业化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不同贫困学生的就业特点,辅导员将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咨询,包括面对面交流、电话咨询、在线咨询等多种形式的咨询服务,帮助贫困大学生及时获得支持和缓解就业压力。
5.3辅导员队伍建设――师资保障
辅导员队伍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学校和学生的有效连接者,发挥其自身不可代替的作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明确指出辅导员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辅导员队伍是最直接接触学生的教师团体,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他们的社会支持对于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会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因此,通过科学合理配备辅导员、提高辅导员自身素质和加强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是缓解贫困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师资保障。
5.4建立激励机制――提升意识
研究表明,辅导员的社会支持将有利于减轻贫困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如何提高其社会支持意识,本文认为可以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辅导员参与就业工作的积极性。对于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辅导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稳步开展就业工作的中坚力量。因此,学校在建立机制监督考核辅导员的同时,应通过一些有效的激励机制,如评选就业工作先进个人、就业指导优秀教师等,充分调动辅导员参与就业指导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鼓励辅导员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才能在帮助学生的时候游刃有余,只有走专业化道路,才能进一步实现职业化。
5.5完善社会支持体系――缓解压力
5.5.1加大辅导员工作的认可度。
在我国,对于辅导员队伍的角色定位比较“边缘化”,但众多学者认为,辅导员在高校中应既是隶属于教师队伍的,又是机关行政干部的后备人才库。如果在我国的高校中有一大批的行政领导干部是辅导员出身,某种意义上也为辅导员的未来发展指明了一定方向,更能激发辅导员在日常的学生事务工作中的激情和热情。
辅导员的工作最贴近学生切实需求,日常工作繁琐且量大。作为辅导员,他们需要得到认可,在他们提供社会支持的同时,他们需要得到属于他们的社会支持。社会、学校和学生的肯定都是他们在未来工作中能够继续不懈努力的坚实支撑和保障。因而,加大对辅导员工作的认可度,有利于提高辅导员加强社会支持的意识。
5.5.2加强辅导员工作的重视度。
辅导员队伍作为高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规定》的要求,辅导员不仅要承担教师的责任义务,而且要将自己定位为管理者。高校应加大对辅导员的重视程度,在队伍建设中,应提高辅导员的工作地位和职业认同度,完善其职业发展路径;加强辅导员岗前和在职培训;加强辅导员队伍的专业性研究。
5.5.3实现自我效能的最大化,找到职业归属感。
辅导员对于自身的工作应有一个准确、明晰的定位,只有在找准定位和方向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实现自我效能。同样,只有在自我认可的方向上努力工作,实现自我效能的最大化,才能获得职业的归属感。热爱自己的工作,关心帮助自己的学生,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做好分内之事,摒弃错误的职业观念,把握准确的自身定位,科学合理地引导培养学生,实现自我效能的最大化,找到职业归属感,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幸福感。
5.5.4培养学生积极寻求社会支持的意识。
无论是本文所研究的贫困大学生,还是非贫困大学生,他们都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和掌舵者,因而,他们要时刻明确自己身上的责任,用主人翁意识指导自己实现理想与抱负。在这样的前提下,积极寻求社会支持,提高自身寻求社会支持的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也应该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实践项目,在学习和实践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培养个人的抗压能力等。引导学生敢于寻求帮助,用于需求帮助,并乐于帮助他人。在互助互爱中学会信任,让一切心理问题和压力都随着各方的支持减少和降低。同样,在求职过程中,学生会因为日常的积累而敢于面对困难,缓解自身就业压力。
论文摘要:《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历史上的一部文学名著,书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而和谐观是贯穿全文的一条主线,具体体现在和谐、有序、知识、知足等四个方面。这些伦理思想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谙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文学家、政治家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公元十一世纪我国历史上的喀喇汗王朝时期用回鹊语(古代维吾尔语)写成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福乐智慧》集中概括反映了当时深刻的社会现实,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一部治世方略。但又不局限于此,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伦理思想至今规范影响着维吾尔族的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重新挖掘《福乐智慧》中蕴含的与构建和谐社会一致的伦理思想内涵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福乐智慧》中蕴含的伦理思想
(一)和谐共处
构建和谐社会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提倡多种文化的和谐共处、各阶级之间的和谐共处无疑是最根本的,而这种和谐共处的思想在《福乐智慧》中是有所表现的。
首先,从《福乐智慧》的成书来看,《福乐智慧》是在吸收多元、异质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当时喀喇汗王朝政治文化中心喀什噶尔是多元文化汇集的中心,作者优素甫就生活在这里,在这里受到伊斯兰文化、中原文化等异质文化的熏陶,写成了这部著作。品格开放善于吸收异质文化,绚丽多彩的维吾尔族文化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福乐智慧》就是当时维吾尔文化与异质文化和谐共处的果实。
其次,从文章的具体内容来看,和谐相处的思想在文中体现的更为丰富。作品中的四个人物形象个个都是道德的典范象征,相互之间的交往象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坦诚,他们的友爱是十分纯洁的。《福乐智慧》中在提到国君应具备的条件时说:“态度要和谐,语言要甜蜜,性格要温善,行为要端正,心胸要谦虚,出手要大方,对人民要慈惠宏仁。”这些品质都是强调国君要处理好与大臣、臣民等各种人之间的关系。
(二)有序
构建和谐社会是要求社会处于一种有序运行的良性状态,这种有序的思想在《福乐智慧》也有体现。这与我们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理念也有相同之处,笔者认为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规范秩序健全,人与自然、社会和人与人和睦相处,社会休系内诸要素总体上处于稳定的态势的社会。
首先,从成书的背景来说。喀喇汗王朝时期社会处在不安与动荡之中,为追逐权力和财富而导致的战争和动乱,以及贯穿其间的阴谋离间、凶杀背叛等各种各样的丑行使国家丧失了正常的秩序。这种混乱状态使人民生活无法保障,当时维吾尔族思想家把这一切都归罪与人品质尤其是统治者的品质,所以他们设想追求一种以伦理为纽带,以法律为支柱的制度来整治喀喇汗王朝的社樱,傅使整个社会处于有序运行的状态,《福乐智慧》正体现了这种理想与要求。
其次,从实现有序的凭依来说。要想维持社会的秩序,法律无疑是根本保障。《福乐智慧》强调首先必须确立社会公认的法制,再而要公正严格的执行法制;最后应该诚实地服从法制。即要做到有法、执法、守法三者相结合。《福乐智慧》中指出法律是支撑整个社会的支柱“明主啊,你若要国柞长久,须推行良法,保护黎民。”
(三)智敖、知识
和谐社会是一个提倡发展科学文化知识、充分实现了各尽其能、人尽其才的社会,没有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构建和谐社会是不可能的。人尽其才不仅是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保障,也是其目的。
而知识正是《福乐智慧》一书中讨论最多的又一个话题,书中阐述了知识与个人品质,知识与国家法制,知识与人生,知识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等。如:“智慧使人高升,知识使人高大,借此二者,世人方能非同凡响。”书中始终在强调不论是国君还是臣子都要凭借智慧和知识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并将知识与智慧作为法律和道德规范得以实施和推行的保障。
作者这种提倡学习知识,重视智慧的思想在书中就具体体现在重视人才。作为一本为统治者提供治国方略的著作,作者希望国君能近贤者、远小人,尊重、珍惜人才。作者在书中还依次论述了侍臣、秘书官、外交大使等应具备的条件,反复说明高尚的品行、廉洁奉公、忠诚可靠、知识丰富应该是上述这些人具备的主要品行。 (四)知足
构建和谐社会与人的心理状态息息相关,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不可能和谐的,所以构建和谐社会要提倡“知足”的理念,“知足”不是指消极意义上的不思进取,而是一种对个人的欲望的节制。
要想实现优素福所勾勒的和谐的理想社会,“知足”这种伦理道德也是必不可少的。社会要安宁,要维持正常的秩序,仅靠国家法律的强制力是远远不够的。和谐是整个社会的和谐但也必然是具体到每个个人的和谐,对单独的个体来说,要保持身心的和谐,没有过多贪欲尤为必要,所谓“知足常乐”,作者由此提出了“知足”的伦理思想。
“要知足,知耻,态度和蔼,语言和举止要正大光明。”那么如何做到“知足”呢?《福乐智慧》中认为“智慧”是人类行动的最好制约。书中要求从君王到大臣必须有理智,对感情、情绪等采取节制的态度,对自己的言行要慎重。“处理诸事要凭借知识,知识能使万事有美满结局。”
书中有一人物就是“知足”这个理念的代表人物,那就是“觉醒”。“觉醒”因看破红尘,以理抑制欲,才远离人世,他以为今世的生活只是虚伪的享乐。
二、《福乐智慧》体现的伦理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
以上主要论述了《福乐智慧》中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为实现他所希望的理想社会而提出的最重要的几种伦理道德即和谐相处、有序、公正、智慧、知识和知足,作者认为要实现和谐的理想社会这些伦理思想是前提。而这些伦理思想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福乐智慧》中提到的和谐相处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内涵是相同的。也就是说社会同一切与自身相关的事情都保持一种协调状态,包括社会与自然环境、政治文化之间的协调,更具体一些说也就是社会的各个群体能够实现良性的互动,整个社会能够表现出一种公正的状态,社会能过实现安全的运行和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社会支持;糖尿病患者;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R5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55(2012)01-0046-02
糖尿病是胰岛素分泌减少或绝对不足导致的一种全身性慢性代谢疾病。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糖尿病的患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许多研究证实了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状况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更有研究表明,在糖尿病治疗过程中,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患者获得知识、提高自信、减少心理压力 [1] ; 另外, 社会支持对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2] 。本研究主要探讨社会支持对糖尿病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为从社会支持角度制定科学的措施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11年11月~2012年2月期间,在唐山市某医院内分泌科门诊糖尿病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78份,有效率89.0%。其中男79例、女115例,性别不明者6例;年龄37~63岁,平均(50.23±6.46)岁;文化程度:高中64.8%,大学以上24.0%,初中6.1%,小学2.0%;病程9个月-10年。所有患者诊断均符合 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美国DM协会制订的DM诊断标准[3] :(1)有糖尿病症状和任意时间血糖≥11.1mmol/l;(2)空腹血糖(FPG)≥7.0mmol/l;(3)OGTT 分均呈正相关(P
1.2 评估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姓名(选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居住地、个人收入满意度、病种、病程、对子女现状满意度等
1.2.2 SCL-90症状自评量表 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4]。社会支持评定结果时,以社会支持总分160分为界分为高、低社会支持组。
1.3 评估过程及数据处理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文化程度较高的由患者亲自填写,并由调查员收回,查漏检错,文化程度较低不能自行填写者,由经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一对一问卷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数据利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为t检验。
2 结果
2.1 SCL-90量表评定结果
量表中各因子得分>2分判断为筛查阳性,本研究糖尿病患者各因子症状严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人际关系敏感(89.0%)、抑郁(88.0%)、精神病性(88.0%) 、 偏执(88.0%) 、躯体化(87.0%)、敌对(86.0%)、恐怖(86.0%)、强迫(86.0%)和焦虑(85.0%)。某因子阳性检出率越高表明该方面症状越严重。本研究糖尿病患者SCL-90量表各因子得分与常模比较见表1。
2.2 社会支持对糖尿病患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以SCL-90总分160分为界将调查组分为高社会支持组和低社会支持组,不同社会支持组的SCL-90量表评分结果比较见表2
3 讨论
糖尿病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己受到广泛的关注。本研究结果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强迫症状、精神病性、人际关系敏感、敌对、恐怖、偏执、抑郁、焦虑和躯体化均显著高于常模和以往的研究结果[5,6],表明糖尿病患者存在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糖尿病患者因长期患病,使机体处于生理和心理上的应激状态,因此,患者对自身身体状况变化特别敏感,出现强迫症状,并以自我为中心,要求明显增多,人际关系变得敏感。因治疗费用昂贵且需要长期支出,给患者本人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需要家人、亲朋好友、单位及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就提示临床医生在关心糖尿病患者的躯体状况的同时,还要特别关注情绪的问题,另外,还要有家人的沟通与陪护以及必要的心理治疗,以便帮助病人尽旱摆脱疾病困扰,恢复自信。
本研究还发现,高社会支持组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好于低社会支持组。这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对维护患者的心理健康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有效地降低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等症状的发生,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7,8]。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疾病,需要坚持长期遵医治疗。社会支持可以对应激状态下的患者提供保护,还可以调控人的思维、感情和行为,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社会及家庭的有力支持,对帮助糖尿病患者提高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具有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对糖尿病患者进行临床治疗的同时,要重视患者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
总之,糖尿病病人社会支持低下。要在正规化疗的基础上,即躯体治疗的同时,考虑病人的社会支持及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状况的影响,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干预和支持性心理治疗。积极调动病人的社会支持网络,鼓励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社会认知能力.帮助病人取得良好的社会支持,从而消除和降低患者的不良情绪反应。增强自我价值观,积极配合治疗,以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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