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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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的框架范文第1篇

读陈家琪的《当代哲学问题九讲》，很多问题豁然开朗起来。本书第一讲，即“什么是当代哲学问题？”，明确了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哲学是用思想去把握时代，离不开感受性、想象力、回忆能力和概念的框架二者的紧密结合。在我看来，这也是贯穿全书的思想，尽管各讲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不同，但是始终围绕这个核心思想展开论述。

2政治哲学用政治的概念把握当下的时代

关于政治哲学成为显学，作者借用了迈尔在《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一文中提出的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苏联和原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二是启示宗教问题；三是人们对于新的绝对义务的渴望；四是后现代大潮中，人们对某种决定性的大事件有一种混乱的、朦胧的期盼等。对上述四个方面进行详述，依据的还是“哲学是用思想去把握时代”这个指导思想。如就罗尔斯的《正义论》，陈教授指出“这本书想给出一个能替功利主义的，或能为被称作传统资本主义精神的国家的人提供一种相对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财富分配方案”。基于对社会财富分配的思考，罗尔斯的确在《正义论》中回答了如何建立一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问题。书中指出：“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足见，经济问题关系治国安邦，一直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中国，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中国选择的道路既不是凯恩斯主义，也不是新自由主义。中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导，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装置，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劳资关系为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述中，就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与剥削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讨论了资本和劳动的本质、资本和劳动的未来等问题，揭示出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探究劳动关系结构中劳资冲突双方力量的态势以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被迫接受其他人决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状态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理论体现在以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为基础、以劳资两利思想为原则、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为目标、以‘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为载体的四个方面。”也就是说，中国并未完全照搬，也没有沿着欧美的范式发展，而是根据时代要求，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有学者说：“目前我国流行的劳动关系理论,源自欧美的产业关系理论,其研究范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变化不可避免，这点毋庸置疑，然无论怎样变化，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定要展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优越性，那就是以人民利益的保障为中心，体现公平与正义。以上足以证明，政治哲学是用一套政治概念在思想中去把握时代。政治与哲学在柏拉图那里就没有分开，柏拉图构建的理想国以及其中等级森严的制度就是对政治所做的哲学思考。政治更不能脱离现实，脱离时代，政治哲学成为显学足以说明哲学距离现实很近。

3现代性的危机与知识分子的困惑

值得提及的是黑格尔和汉娜•阿伦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提到两种态度：一个叫天真心灵，一个叫认真态度。所谓天真心灵就是常识心理，即人云亦云的心理。认真态度在这里指的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在《反抗“平庸之恶”》中，汉娜•阿伦特指出：“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而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无论是所谓的认真态度还是平庸之恶，黑格尔和汉娜•阿伦特这两位大师的观点指导我们，哲学研究者，尤其是在高校从事哲学课程教学工作的教师，以一种近似简实容易理解的语言将深奥的哲学理论讲透彻、讲明白就是一种贡献，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不要以为恶一定是十恶不赦，一定是巨大的破坏，平庸之恶常常更多，却极容易被忽视，甚至被接受。知识分子该怎样？不能人云亦云，不能故弄玄虚，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不能自甘平庸等等。《当代哲学问题九讲》第五讲专门讨论了现代性危机与知识分子。陈教授认为“在现代性情况下，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工具理性的知识分子，就是专家治国型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类是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前者把理性当作一种工具来治国，后者敢于批判社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品质等。现在要阐明的是，尽管后一种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那么是什么最终导致了后者的边缘化？能否抑制这种边缘化？这些就是哲学问题了。哲学对时代进行把握，把握不是被动地接受或者机械的反映，是基于感受、想象、回忆基础之上，借用一套概念和框架所做出的有意义的表达。即要有“感受性或者敏感性，回忆的能力，展望的、想象的能力......要有概念的框架，这些概念的框架与经验与现象（也就是内容）合成为哲学的理念”哲学要回答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根源，就要用哲学概念进行表达，“现代性”就是这样的概念。第五讲先阐释了现代性的危机，然后引出知识分子问题，因为“现代性”的复杂性，那么知识分子的困惑将继续下去。

4结语

综上所述，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哲学距离生活其实很近。本书的其他几讲，如世纪的思想情绪及20世纪的主导逻辑、社会转型中的信任问题，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母语的危机等，从不同的论题展开阐述，但同样彰显了这样的哲学精神。

作者:李莹波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家琪.当代哲学问题九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张利萍,邸敏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理论述要[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5）.

政治哲学的框架范文第2篇

关键词：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西方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是作者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五十余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对高等教育的许多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晶”。该书从美国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出发，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沿着高等教育哲学的两个理论基础彼此间的联系与冲突的路径，深刻分析了高等教育最为关键且又彼此关联的若干基本问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丰富的高等教育分析框架。

一、历史回望：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冲突与并存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的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高等教育哲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布鲁贝克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是以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为逻辑起点的。这个逻辑起点即“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围绕问题的主旋律“E”调进行论述得出其结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其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则以政治论为基础。

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趋向于以“闲逸的好奇”精神去追求知识。认为大学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逻辑就是追求知识的客观性；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只受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的认识规律制约，崇尚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摆脱一切价值的判断，回避学术对社会的影响；认为应“在学术和现实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限来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因此，传承知识、探求知识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在这种哲学视野中，高等教育的价值体现为追求知识，在价值观上是一种知识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

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认为，人们探求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它强调高等教育应该关注社会的要求，认为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是以实际问题为价值取向的。人们追求高深学问主要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都是有限的。“大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知识之翼”。在这种哲学主导下，高校以服务社会、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价值。在这种哲学视野中，高等教育的价值观是一种社会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其活动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利益高于一切。它是实现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人不再是目的，而沦为了手段和工具。

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交替并存于高等教育系统中，有时是认识论哲学占主导地位，有时又是政治论哲学占主导地位，总体上呈现一种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联系的矛盾关系。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的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这种矛盾在客观上成了高等学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矛盾产生的深层根源之一，其相互联系之处在于：一方面，政治论使命的实现以认识论为依托；另一方面，认识论目的的达成又越来越依赖于政治论的照应。

二、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主要贡献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自1987年被译为中文以来，在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一方面，表现在该书的引用率上；另一方面，反映在针对该书的评论、比较、体会、反思、启示的文章大量涌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该书的认识与理解。笔者认为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最突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巧妙地找到了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高深学问。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深’只是程度不同。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是如此突出，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该书以高深学问为原点，推导出高等教育的八个基本问题：由高深学问是应当被关在象牙塔中以防被曲解，还是应当放到市场和政治竞争场中去锤炼，分析概括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由学术活动是否应当由掌握高深学问的专家予以控制，导出学术自治的问题；由为了高深学问的发展，是否应当保持完全价值自由的客观性和理智上的独立性，导出学术自由的问题；由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掌握高深学问的才能，导出高等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由学生学习高深学问是以知识本身为目的还是以为工作准备为目的，导出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问题；由高深学问如何教授和承载高深学问的教材如何选择，导出教学与课程的问题；由“高深学问处于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外，公众就难以评判学者是否在诚恳公正地对待公众的利益”，导出治学道德的问题；由对高深学问的探索具有宗教的内涵，导出庇护高深学问的大学在世俗社会中扮演教会角色的问题。其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是提出了著名的两派高等教育哲学分野。布鲁贝克认为，20世纪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是认识论，另一种是政治论。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都以探究高深学问为基础，但是探究的目的和方式不同。前者认为探究高深学问的目的是知识本身，追求的是真理，探究的方式是完全摆脱价值的影响，认为学术与现实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获得依靠的是高深学问自身的规律，所采用的学术标准是真理的客观性；后者认为探究高深学问的目的是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追求的是权力，探究高深学问时必须考虑价值问题，认为学术与现实之间是紧密相连的，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获得依靠的是服务社会，所采用的学术标准是社会的需要。布鲁贝克借此分析了美国的高等教育，认为自美国建国起“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自19世纪末开始，这两种教育哲学就并驾齐驱，但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它们的冲突始终贯穿于书中的各个章节。不过布鲁贝克认为，这两种教育哲学是可以调和的，“使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达到最有效的和谐”的方法是把思维和行动结合起来，“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必须用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作补充”。布鲁贝克提出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较强的普适性，各种高等教育哲学和各类关于高等教育的观点基本上都可以纳入这个分析框架之中。

三是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当我们打开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时，会立即感受到一种浓浓的实践性”。该书开篇就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批评与挑战入手，当美国高等教育已成为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当“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甚至有人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本体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布鲁贝克认为“需要对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一次痛苦的重新评估”，“教育实践中矛盾错综复杂之时，就是检验这些实践的理论基础之日”，而且认为高等教育哲学“不可能从哲学界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实用主义或存在主义这些流派中演绎出来”，而是要“从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矛盾和未定论的问题出发”，并且在书中多次强调“是经验而不是逻辑”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对于一向注重体系建构的我国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和思路的拓展。

三、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局限性

近年，国内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质疑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自醒，“开始对经典著作进行求真性的论证与批判性的反思”；另一方面也说明经典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笔者认为，该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推敲和商榷。

首先，我国研究者对《高等教育哲学》提出的是否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译者王承绪先生的解读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认为该书“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然而，也有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该书是为论说高等教育哲学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框架，而非旨在表达作者本人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

笔者认为，布鲁贝克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实际上，布鲁贝克的本意并非要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对高等教育的现实矛盾和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对众多的哲学流派进行整合。这些意图在该书中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触及高等教育本质的价值观念的冲突明确地要求对此类问题作出哲学性的解决――这就是说，要求通过更为根本性的理论思考来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本书试图建立一个参照框架，并且试图像音乐家在一个主题上做出变奏曲那样对各种哲学流派，甚至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哲学流派做出处理。”因此，与其说布鲁贝克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不如说给了我们一个思考和分析高等教育问题的方法和框架；与其说布鲁贝克是在构建自己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不如说是在自己的分析框架中对众多哲学观点进行归类和评说。

其次，以高深学问作为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是否准确。虽然如上文所述，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提出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布鲁贝克的重要贡献，而且以之贯穿全书，分析合理、逻辑严密，且能自圆其说，但是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无视人的存在。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教育的第一意义存在是人，人是第一位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康德说：“人是目的。”如果说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我们就会进一步追问：高深学问的基点是什么？显然还是人，没有人就不可能有高深学问。这样看来，高深学问并非高等教育的本原。而以探究高深学问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存在同样的问题。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关注的是高深知识本身，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关注的是高深学问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在这里依然看不到人的身影。人在这里沦为探究知识和服务国家的工具和奴仆，而与这两种哲学相关联的高等教育的两大职能――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被误当作高等教育的本体意义上的存在了。

再次，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和读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高等教育哲学》是根植于美国本土的完全美国式的高等教育哲学，虽然从目前世界高等教育面临着许多共同问题的角度看，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但是各国高等教育又存在各不相同的问题，若完全套用，很容易导致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另一方面，该书的观点经常被淹没在大量引述的他人的观点之中，对于不太熟悉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系统和学术传承的中国读者而言，若想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部著作是非常困难的，极易造成误读和误解。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马廷奇.冲突与整合：西方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的演变[J].江苏高教，2002，（3）.

[3]卢晓中.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评析[J].现代教育论丛，2000，（2）.

政治哲学的框架范文第3篇

（一）哲学的特质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其希腊文为“φιλοσοφíα”，英文为“Philosophy”，意即爱智慧，即一种对智慧的不懈追求。在哲学发展的早期，哲学瓤括万千，不仅有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学、植物学、社会学、逻辑学，甚至包括本属宗教探讨的世界终极存在和意义的所谓形而上学。观哲学的发展史，古希腊先贤（尤指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以发展哲学的本体论和宇宙论为主。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纷纷提出自己所认为的“世界的本原”，诸如哲学第一人的泰勒斯提出“世界的本原是水”，赫拉克利特提出“世界的本原是一团在一定尺度上燃烧的永恒的活火”，以及毕达哥拉斯提出的“世界的本原是数”。在伯利克里执掌希腊政权，希腊哲学迎来了自身发展的巅峰期，涌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哲学家。如美国现代哲学家怀特海所言，“后柏拉图时期的哲学均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解”。此时的哲学则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以探讨本体论和宇宙论为主，发展为探讨本体论（柏拉图的理念与现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逻辑学（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伦理学（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克伦理学》和《大伦理学》）等。然而，随着希腊政治的变化，希腊哲学进入希腊化时期，以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主义”为典型。由此可知，无论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天问，还是伊壁鸠鲁提出的快乐主义均表明：人类在孤立与孤独的环境下，试图寻求世界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归宿。然而，古希腊意义上的哲学和希伯来意义上的信仰虽在历史上曾有过交集，但二者在探寻存在的根本指向上却始终是迥异的。正所谓人之所以能够“哲学”，恰恰是因为人自身中的有限性，也正因人自身的有限性导致哲学的有限性。鉴于哲学的有限性，在西方世界最为流行的西方哲学的著作———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在选取纳入各自哲学史目录时亦表明哲学这一学科性质的局限。

（二）“哲学”东传时中国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哲学”一词传入中国从严复开始，正如先生所言，“至于整理国故的事业，也到严复介绍西洋哲学的时期，才渐渐倾向哲学方面”。严复在《天演论》中讲述了政治社会哲学、自然哲学等方面。此后出现了专门研究哲学的学科设置，而等人开始编撰关于哲学的著作及教科书。在这个过程中就开始了哲学史概念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哲学范畴的形成时期。较有影响力的有韦政通的《中国哲学辞典》、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大辞典》，以范畴概念观照中国哲学的确方便和直观了许多。在此基础上选取与范畴紧密相关的人物建构哲学史显然有一定的逻辑性，且大大方便了人们对人物的梳理与概括。中国哲学史基本上分为四部分：先秦、唐宋、元明清及现代，并且将先秦与宋明作为最重要的时期，前者是奠基是源泉，后者是成熟、完善。这种定型大大影响了后世对哲学史的梳理与评判。将本来非常丰富的文化简缩为范畴和与范畴相对的人物的集合，单一的评判与选取方式使得哲学范围由宽变窄。然而，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哲学是不排斥文学与历史，相反与历史、文学融合为一体的。其结果显然违背了这一初衷，哲学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来源都被抽掉了，换之以简单的范畴概念，从而以范畴的“视界”抹杀了原初大量文本的价值。当然，这是教科书的编写方式，随着中国哲学的发展的完善，亦有其他认知方式的提出。一些有远见的学者提出了研究哲学不能只是局限于脱离实际的范畴研究，而应与民族文化相结合。但大多数人都遵循了以往的研究方式，也就是跟着前人研究的惯性导致了一大批人不去跟风追随，并不去认真思考前人思想背后的深层原因，不扎扎实实地深入研讨与探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固然是好的，但作为学者在身心及知识条件具备和社会要求之下，未能在人类文化的大道上行走就急于下结论，显然不合适，这与研究者责任感缺失有关系。

二、解决之道

要达到尽可能的完备与准确性，研究者必须在人类文化的大道上走一遍，不能仅对单纯的哲学人物和范畴进行罗列。更重要的是，要从背景分析，从一般性知识、思想和信仰分析，得出哲学的一般的、概括的知识。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探讨：

（一）学科本身的重新定义伴随具有自身参照系统的西方哲学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文化“焕然一新”。但是，如上面所分析，哲学自其降生之初便有着不可消弭的有限性，更何况将一个有着内在学科局限性的哲学完全运用在另一个有着自身完整文化特质的中国文化之上。在完全运用西方哲学理论框架去“格”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导致的明清时期的文化在任何一部哲学史著作中的概要性结局完全可以想象。所以，在运用某一文化系统的概念系统去研究另一异质化的文化系统时，就会出现文化传播早期所谓的“格义”现象。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当有自己的概念系统和价值系统，不能盲目崇信通过本就有自身局限性的哲学去研究异质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并非一门孤立学科，与其他学问相联系，尤其是历史与文学。历史、文学作为哲学的奠基对哲学研究的推进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当然哲学仰望星空，有自己的学科点，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阐述的是一般的原理与概念。但是没有脚踏大地的历史、文学，它只能是失去大地母亲庇佑的阿喀琉斯。此外，虽然现在分科越来越细，研究时也是隔行如隔山。但从哲学之原初看，其不仅包含现在通俗意义上哲学领域，还囊括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科学等学科。因此，在哲学研究时，不能因为其他学科的分离就弃之如敝屣。

（二）教科书编写的方法一种文化或者思想被过分强调，原因之一是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葛兆光讲到，“传统的思想史依据的是怀有某种意图的官方或控制着只是和思想话语权力的精英的历史叙述”，而这些叙述是存在着“有’组织的历史记载’和’有偏向的价值确认’”，在这种价值和意识下选取的哲学主线是片面的和脱离生活实际的。一种原因是社会这种思想的过度缺失，不得不通过强调才能让人们注意到。而真正内化人心的思想价值观念无需高喊。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出于礼崩乐坏的战乱时代。只因礼崩乐坏，孔孟才站出来为人民伸张正义。同样，作为哲学同样盛行的程朱时代也是一样。统治阶级总是把符合自己利益要求的思想定位正统，对于正统的采纳，学者无需发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感慨，无需怀才不遇。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呐喊者，却是少数。“道”高深却没人能懂，人们关注的只是能不能解决生和死的问题。“中庸”非常深刻，但人们只是觉得这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可否认，精英思想有某种超前性和理想性，他们只占历史上的少数。而思想史选取他们来写会充满着神圣与骄傲，充满历史奇迹的波澜壮阔，但这样反反复复的精英咀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学科本身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呢？脱离生产精英土壤和背景的思想终将成为一潭死水。程朱理学被赋予极高的价值，普遍性、绝对性与恒常性。他的“理”将那远在春秋的孔子之“仁义礼智”变为既超越又内在的价值规范。或许就连朱熹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抬高到这样的地位，授予如此高的荣誉。孔子那个遥远的背景被加诸于朱熹这个“道统”的传承人身上，显得那样遥不可及，而朱熹当时社会状况及对当时的影响我们却无从得知。哲学研究不是踩高跷，需要不断还原，不断认识，而非站在前人肩膀上让前人扛着走。思想只有先还原才能再创造。背景的回归挖掘，思想史所依据的文献或资料的重新检讨，才能找出前人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土壤，才能将前人思想与方法内化为己用。

（三）编写者的素质要求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遵循了太多的习惯，以至于习惯甚至是无意识地继承了某人的思想，这样一环接一环，脱离了生活中延续并直接起作用的一般性知识与思想。这一点上，佛经作者那种不只从书本上读到，而是不辞千辛万苦，受尽人间艰辛亲身体验才写出来著作的素质可作借鉴。这是作为传授人类文化的学者应有的担当和责任感。

三、结论

政治哲学的框架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政治文化传统；圣人政治；全能政府；契约政治；有限政府

【中图分类号】 TU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63-2

政治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理解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治时，政治文化是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政治文化，我们就不会理解政治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因为政治文化第一为政治体系的确立提供合法性说明；第二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第三为政治统治体系的发展提供指导作用。我们深入地研究中西政治文化，了解二者各自的主要特质和差异，对于理解两国不同的政治行为和建立我国新型的政治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1956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用来代替“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政治意识”等概念。接着，在他与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中，认为“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于该体系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最后，在其《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一书中，他进一步将政治文化明确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根据这种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或心理方面。徐大同教授认为“它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要求的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政治行为是它的外在表现，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态，政治学说是它的理性升华”。因为政治文化是超越阶级、党派界限和时间界限的，它比表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政治个性，所以政治文化是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根源因素。

哲学框架为我们理解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种可行途径，因为哲学是文化的基础。哲学包括三大部分：方法论、形而上学和价值论。方法论又可分为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和宇宙论；价值论可分为伦理学和美学。价值论来源于对世界的形而上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而方法论又是形而上的认识的基础，所以方法论是价值论的基础，而价值论就是文化的核心。

首先来看中西哲学的方法论差异。方法论包括逻辑和认识论两部分。逻辑从事寻求种种最后的标准，以便用以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根据又使得我们可得到真的知识。蒙塔古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观念与信仰源自见证、直觉、理智、知觉和实践。人们在事实上也已经把每个这种源泉当作断定哲学真理的主要标准，因而跟这五种信仰源泉相应的有五种类型的逻辑学说：权威主义、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经验论和实用主义。也就是说，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主要靠这五种逻辑方法。从不同的逻辑方法出发，就会得到不同的认识论、世界观和政治伦理价值。

在中国哲学的开端时期，就逻辑说，表现为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精神境界、心理体验的可能性的寻求和对人作为超越性存在的现实伦理生活的可能性的寻求两类问题的互补。按照蒙塔古在《认识的途径》一书中对逻辑方法的分类标准，中国哲学的逻辑方法可归为神秘主义的逻辑方法，因为蒙塔古将神秘主义定义为：“通过超理智的、超感觉的直觉官能来达到真理”。神秘主义逻辑方法注重直觉，把直接认知的东西看为宝贵的东西，所以中国哲学“没有明确区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客体还是浑然一体的”。

从这种重直觉的神秘主义逻辑出发，中国哲学发展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和用“道”表示的本体论。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开始就与“天”相关，在对天体地形的观察体验与认识中，包含了宇宙天地有中心与边缘的思想，而且潜含了中国古代人们自认为是居于天地中心的想法。正是这种对天地四方的直观感觉和想象是古代中国人推理和联想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和依据。从天圆地方，大地有四极八方为象征的空间观念出发，由此推彼，“人们会产生在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优于四方的想法。”当这种观念延生到社会领域，就会成为中央帝王领属四方藩臣的政治结构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由于这种政治结构象征天地的器物，拥有与天地的“同构性”，而这些器物并非全体所有，所以只有拥有权力和能体察“天地之道”的人才能拥有它。对于宇宙时空即“天道”的探索、体验与玄想最终在思想世界积淀了一个大体成型的观念性框架，即人类生活在一个由“道”、“阴阳”、“四时”、“五行”、“八卦”等整饬有序的概念构筑起来的，天地、社会、人类同源同构的宇宙之中，在这个宇宙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都是流转不居的，整齐有序的流转时正常的，同类联系的感应式正常的，在这一秩序中体现的“天道”，是一切最终依据也是一切的价值来源。

那么人们怎么才能感知“天道”呢？“天道”就体现在“圣人”身上。《尚书・洪范》篇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圣人是唯一能体察“天道”的人，所以圣人作为价值的代表，指导社会的一切行为。谁又是圣人的现实体现呢？是皇帝。《洪范》强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天子或君主秉承“天道”来治理天下。所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圣人体察天道，而君主又是圣人的代表，所以对君主的命令需要绝对的服从，于是形成了“圣人政治”。圣人为王的理论在逻辑上不仅没有对限制君权的思想留有任何余地，反倒帮助君主无限制地扩张权力，形成绝对的专制权力。“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主对其子民拥有极大的支配权力，最终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国同构”、“君国一体”的认知。在“圣人政治”体制中，君主掌握绝对的政治权力，君主独揽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享有随时对官员和民众的生杀予夺的权力，“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由于皇权至上，而治理国家的官员又依附于君主，所以君权可以通过层层社会网络直接扩张到社会最底层。国家无所不及地全面支配整个社会，形成了全能政府。

从根本上来讲，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主要是经验主义的，并辅之以理性主义。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有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城邦政治体制时就采取经验主义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曾说：我们通过观察和归纳得到演证推理的可靠前提。虽然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哲学一度沦为神学的婢女，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西方哲学逐渐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开始用“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世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重新成为主要的哲学方法论。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拒绝任何天赋观念，认为人们的一切观念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某种经验而产生的，所以主张知识应当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这种经验主义方法论把宇宙一分为二：人和独立于人的外部世界；人是认识外部世界的主体，而外部世界对人来说就是认识的客体。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就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虽然在人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上，西方哲学有过巨大的争论，但是经过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西方成功的将依靠超自然力量（上帝）的方法排除在可行的认识途径之外，从而将人的经验确立为认识主要途径。

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生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相反的“天人相分”的宇宙观。随着经验主义认识论取代神学认识论，西方的神权政治也走到了尽头，逐渐被权利政治论所取代。当神已经不能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的时候，人就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于是人民的同意就成为西方政治文化的圭臬。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西方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成为政治的组成单元，公民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和国家构成的基本单位。人们从自身经验认识到：个人无法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从而组成家庭、村社、部落和国家，所以国家是基于“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也就是说，国家的产生是人们为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国家统治者的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方为合法的统治。这种古希腊的政治传统被伊壁鸠鲁总首先提出，后来经过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发展，最终由卢梭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推向顶峰。

政治哲学的框架范文第5篇

【关键词】 高等教育哲学 知识价值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06(a)-0164-01

近日通读了一遍约翰·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禁不住有想表达点“思想”的欲望。在通才教育倡导者眼中:“职业教育传授的是经验而非知识,因为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似乎是谋生。”近年来,大学逐渐成了国内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焦点,对于它的批评也是日嚣尘上。这倒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有几分相似,美国学者布鲁贝克将这一切写进了他的代表作《高等教育哲学》一书里。

1 知识价值视角的缺失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围绕着高深学问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探讨高等教育哲学的代表思想及其演变,可谓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这个分析框架之中,存在着一个二元论的哲学基础,分别是认识论和政治论。其观点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局限和不足:

(1)从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强化了政治论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知识自身价值和功能发展因素的影响,弱化了认识论的价值。布鲁贝克在论述高等学校存在的合法基础时指出:“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认识论的和政治论的———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在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所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我们把学院和大学看作是提供牧师、教师、律师和医师的场所,这种观念是从殖民地时代继承下来的,而殖民地时代又是从欧洲继承下来的。”从这种历史描述性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主要是从外部社会因素的变化来论述的,也就很自然地得出布鲁贝克后来提到的“政治论哲学盛行”的结论。而很难从其中看出认识论的价值及其合理性。

(2)偏重描述性地论述高等教育哲学的演化过程,以及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分析高等教育哲学演化的原因,不能完全解释高等教育哲学演变的合理性,也无法对未来高等教育哲学的演变趋势进行有效预测。布鲁贝克在导言中分析了引起高等教育哲学变化的外部原因。指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行动,集中抨击了“高等教育本身的性质和组织结构”,“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布鲁贝克认为导致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变化的原因是社会的需要。认为“正如高等教育的界限埋嵌在历史发展中一样,高等教育哲学的许多方面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显现的。

(3)布鲁贝克将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的哲学基础,预设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为什么是认识论和政治论成为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否必然存在着矛盾冲突?一定时期的高等教育哲学只有一个中心(认识论的或政治论的),还是两个中心(认识论和政治论并存)这些问题布鲁贝克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2 缺失了自由的教育

在《高等教育哲学》里,布鲁贝克向读者描述了一种“存在主义大学”或曰“非大学”(nonuniversity)。在这样的大学里,学生不受传统、刻板的学术要求束缚,他们可以自由地学习绘画、录音等,也可以学习非理性的东方文化,决定什么时候离校、什么时候继续学习。

我们说,技术问题在深层次上就是人的再生产问题。因为在利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当人类受到科学技术的束缚、限制和迷惑,其自身也逐渐展现为功能性、物质性的存在,成为可预测、可计算的技术对象时,他就失去了自我支配的自由,从而变成一种“新的普遍的奴隶化”。在这种前提下,大学教育不可避免地会被赋予强烈的功利色彩。理性主义思维高扬,而人的主观性、情绪化、意志品质等主题恰恰被教育所遗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我们应该从布鲁贝克的“两点论”之外寻找一个教育人类学的基础。

当美国以“嬉皮士”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历时十余年终于平息下来时,人们也终于意识到大学是个悖论性的存在,既要思考当下的问题,也要思考未来的甚至是乌托邦的问题。因为高等教育不仅要考虑直观、情感、体验、感悟等非理性因素,更与逻辑、理性与科学态度等紧密相连。

3 知识价值视角的建立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存在的一些局限和不足,可以归结于知识价值视角的缺失,即缺乏对高深学问也就是高深知识本身的变化的探讨。从知识价值视角来探讨高等教育哲学,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发现:

(1)高深知识的客观性和实践性,决定了知识具有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知识的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是产生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基础。布鲁贝克在谈到认识论哲学时,认为“学术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来自于德国大学所称的价值自由”。需要指出的是价值自由并不是产生高深学问客观性的前提条件,相反,应该说客观性是高深知识的本质特性,正是知识的客观性要求教授在学术活动中遵循价值自由的原则。

(2)高深知识的认识价值和应用价值决定了知识发展的两条不同道路。认识价值要求知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应用价值要求知识适应社会需要的变化。社会要求大学除了承担纯粹认识意义上的高深学问研究之外,还要承担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的任务,甚至于直接参与解决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4 结语

在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问题上,虽然自由教育最初是“自由人”的教育,是一种上层社会的特权,但自由教育的追求理性发展理智美德的特点并不是只有“自由人”才需要。同样,专业教育和职业技能的教育也并非是平民阶级才需要。大学既应该重视普通教育也应该重视专业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携手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