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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重点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转型的路径,在“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下,并根据中国金融的发展历程,将金融转型的路径划分为:初级发展阶段(起步期、发展期和调整期)、进化发展阶段(危机期、后危机期和完善期)和高级发展阶段(参与期、共同期和直接期)。
关键词:中国金融 国际金融 转型路径
中国金融改革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程,这一历程伴随着金融转型的过程。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的问题,而中国经济则面临着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这些变化已经并正在对中国金融业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从金融领域来看,全球银行业发生着深刻变化,监管机构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为此,中国金融业不仅要关注宏观经济的新形势,而且还要适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银行业监管变革和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创新和整合。中国必须抓住全球金融转型的机遇,直面自身一系列瓶颈性难题,坚决踏上金融转型之路,以期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将重点研究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转型的路径,在“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下,并根据中国金融的发展历程,将金融转型的路径划分为:初级发展阶段(起步期发展期调整期)进化发展阶段(危机期后危机期完善期)高级发展阶段(参与期共同期直接期)。
中国金融转型初级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初级发展阶段(从1978年至2007年):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扩张运行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的国民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30年间经济实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又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源的投入来支撑,过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社会保障不健全,城乡两元结构的矛盾加剧,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区域性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利用缺乏可持续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等。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经济总量呈现加速扩张态势,但充分凸显了“三大”:经济规模大,成本压力大,产能过大;三低:低端,低价,低利润。
从金融领域来看,这一阶段金融转型取得了辉煌成就,也充满了曲折与争议。总体而言,中国金融业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金融业已上升为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并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改革,适应了经济高速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要。从金融转型的路径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起步期发展期调整期。
1978年至1984年,是我国金融体系和结构开始了制度调整的起步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体系和结构出现了变化,最主要表现在实行金融机构多元化,打破传统制度一统天下的组织结构,建立了二级银行制度的框架。显著特点是金融制度变革的发生时期,新机构和旧机制并存,机构是新的,但制度安排的运行机制基本上是旧机制起支配作用。
1985年至1996年,是我国金融体系走向市场化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基本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为金融市场建立了初步框架。显著特点是金融宏观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从单一的行政型调控向运用经济手段转变。资金管理从统存统贷转变为差额包干的基础上,继而推进到差额控制和实存实贷,由指标管理过渡到资金管理;金融调控也从单一的行政手段直接调控向市场化运作机制调整,从开始的控制贷款规模,逐步启用中央银行的三大政策工具,发展到以比例管理彻底取代贷款规模控制。
1997年至2007年,是我国金融体系变革进入市场金融体系框架的调整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传统的短缺经济发展到总量相对过剩、需求不足的经济。显著特点是形成“一行三会”格局,银监会负责统一监管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保监会则统一监管全国的保险市场。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履行一定的金融监管职责,并负责协调三家监管委员会的工作,充当最后贷款人,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金融转型进化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进化发展阶段(2008年至201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调整运行的时期,是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转折期,是经济结构大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大转变和发展模式再创新的一个关键阶段。这不仅是因为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而且过去30多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面临的挑战日趋复杂和严峻。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各种问题和矛盾进行深度调整和寻找解决方法,积聚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动力。
从金融领域来看,这一阶段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内结构调整的挑战。从金融转型的路径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危机期(2008年至2009年第一季度)后危机期(2009年第二季度至2010年)完善期(2011年至201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
2008年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并导致全球实体经济进入严重衰退,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全球经济金融进入了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体系运行的宏观环境良好;金融改革成效显著,金融开放继续推进,金融创新不断加强;外汇储备继续保持增长,应对外部冲击能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实际支付能力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继续保持健康发展,总体运行平稳;金融安全网建设继续推进,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稳定。
2009年无疑是中国金融业挑战与机遇并存、发展与风险并蓄的一年,第二季度以来,尽管失业率依然走高,但全球经济信心逐步恢复,经济先行指标PMI得到回升,工业实际产出开始回暖,金融市场利差指标恢复正常,消费者信心震荡回升,经济增长预期上调,全球经济金融逐步渡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了后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金融业改革取得积极进展,金融机构实力明显增强,金融市场运行平稳,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金融体系总体稳健。国际金融市场逐渐稳定,国内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逐步巩固,但影响我国金融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依然复杂,金融体系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继续存在,维护金融稳定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金融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需要,而走向国际金融市场化的完善时期。“十二五”时期,只有继续贯彻落实金融促进经济发展各项措施,创造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继续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发挥危机应急处置机制作用,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切实改善融资结构,提升金融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能力;改进金融监管制度和方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稳步推进金融创新,提升金融业整体竞争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为国际金融稳定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金融转型高级发展阶段
中国金融转型高级发展阶段:当主要矛盾和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积聚了新的积极因素之后,进入高级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成熟运行的时期。其显著特点是更多地体现出经济社会成熟发展的特征、成功的运行和卓越的成效,使中国经济模式、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社会文化、技术进步、管理理念等不但体现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典范。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化会成为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从金融转型的路径来看,这一阶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即从中国参与建立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及制定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程度依次划分为参与制定期、共同制定期到直接制定期,这是中国金融转型路径达到高级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
结论
虽然总的来说,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但它基本符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初级发展阶段的一种必然选择。事实证明,我国渐进式的金融体制改革,既保证了转型过程中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实现了自身的改革目标。
但是必须看到,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金融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已开始日益凸显,阻碍着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亟待进一步解决。这集中反映在一方面我国金融资产规模迅速积累,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的内部效率却没有得到明显提高。衡量金融体制改革成就并不只是规模的扩张,而更重要的是效率的改善。只有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才能有效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在结构布局、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固有的问题,阻碍了其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发挥,从而难以适应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需要。中国的经济转型以“渐进”而闻名,金融转型更为渐进。但是这种过甚的渐进,实际上已经严重损害了效率,客观上要求提升金融转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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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信用 社会信用体系 金融风险 信用风险
【中图分类号】 F8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10(a)-0162-01
1 信用及社会信用体系
信用是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准则,是一个企业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性因素,也是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信用显得尤为重要。所谓信用是指建立在对受信人信任的基础上、使后者无须付现即可获得商品、服务和货币的能力。[2]信用是伴随着商品交换一起的,是与商品经济存在紧密联系并反映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哲学范畴。
2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金融风险防范中的重要作用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例如,当前恶意拖欠和逃废银行债务、非法集资等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对于打击失信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经济秩序,保护群众权益,推进政府更好地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真正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可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以下两点作用:1:建设完备的信用体系是依法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保证2: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
3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萌芽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之后,我国社会信用建设逐步推进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代表性标志是信用评级机构的稳步发展,涌现出中诚信、大公和远东等一批资信评估公司。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代表性标志是信用担保机构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中投保、济南、铜陵、镇江、深圳等300 多家信用担保机构。第三阶段是进一步完善阶段,地区社会信用体系、政府信用披露系统、社会信用中介机构、行业协会信用体系同时起步并协调发展。
经过十余年的不断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取得进展和突破。但是,相对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与西方发达国家150多年征信制度的历史相比,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社会成员的信用观念淡薄,信用制度和法规基础薄弱,征信行业的发展还处在初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
1:社会普遍缺乏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规范
2:国家信用管理体系机制不健全
3:征信数据未纳入有效管理
4:信用评估中介机构不规范且权威性不够
4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措施
信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和必备理念,已经越被大众所认可。因而,如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济,防范金融风险具有举足轻重用。
4.1 加快对信用管理的立法工作
由于我国尚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受发展阶段所限市场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环境都很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政府应在借鉴各国建立国家信用体系的经验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以较低的成本初步建立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为社会信用体系能自行运营和发展奠定基础,并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当前,应积极推进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信用资料数据库和实现信用资料的开放,并对信用资料的公开、合法、正当的收集与使用通过立法的形式做出明确界定。二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信用法律体系。[3]三是理顺监管体制。
4.2 发挥政府在信用制度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政府是国家的人,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也是法律法规的制定者,是信用的关键,整个社会信用都是基于政府信用来推动和发展的。同时政府要注重为信用产品的应用创造市场需求,从多方面、多渠道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和个人使用信用信息产品,增强企业和个人的信用需求,利用多种手段引导市场交易者进行或者利用信用评级,加强信用行业管理, 监督其合法运行,在全社会范围内强化信用建设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4.3 建设征信数据库,发展信用中介机构
我国应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经验,奉行“超脱、公正、独立”的原则,高起点、高标准地扶持、培育专业的资信评估机构;完善信用评估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评估准则、方法和管理办法。
4.4 引导企业加强信用管理
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是信用风险的主要承担者之一,因此引导企业加强信用管理就成为有效发挥信用功能、防范信用风险的必然选择。可考虑从以下两方面引导企业加强信用管理:一是引导企业加强自我信用控制能力;二是提高信用风险防范能力。
4.5 加快建立个人信用制度
从目前我国信用缺失严重的现状来看,培育社会信用文化, 树立人们诚实守信的观念,首要的问题是建立个人基本信用制度,即实行个人信用实码制及全社会个人信用计算机联网查询系统,从制度上约束个人违背信用行为的发生。通过对信用文化的相关制度建设,逐步在全社会树立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信用文化,塑造精神文明的新气象。
一、集体谈判制度在西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集体谈判制度作为西方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处理劳资关系的主要方式,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市场经济萌芽时期的集体谈判制度第一阶段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萌芽时期(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这一阶段的经济特点是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国家不干预经济。由于在资本积累时期,工厂采用血汗制的剥削方式,工人处于非常艰难的生活环境。无产阶级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就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开始组建工会团结起来采用罢工、破坏机器、集体谈判等方式同资本家斗争。但是,此时的集体谈判并没有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形成大规模,雇主千方百计抵制与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在这个阶段,西方各国劳动法律普遍严格禁止劳动者的团结权和集体谈判权。因此,此时的集体谈判并没有在解决劳资矛盾的过程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的集体谈判制度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发展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工人运动的频繁爆发,西方各国政府为了缓和不断加深的阶级矛盾,采取比较平和的方式,开始谦让无产阶级,在立法上承认工人享有团结权、谈判权;承认工会,确定了工会组织的地位和集体谈判制度,进一步调整劳资关系政策,从过去的自由放任转向积极干预国家经济。如1871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工会法》,该法明确规定作为工人团体组织的工会具有集体谈判的权利。随后,诸多西方国家相继通过劳动立法规定了有关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问题,这些国家工人有关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福利水平等问题,都可以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
(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时期的集体谈判制度第三阶段即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形成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劳资关系呈现出对立与合作并存的特点。雇主开始普遍采用集体谈判的方式处理劳资矛盾。随着战后工人受教育、培训机会增多,其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使工人阶级逐步认识到,罢工和破坏生产设备不是解决劳资纠纷的最好方法,只有通过集体谈判寻求劳资合作,才能符合双方的利益,这就使得集体谈判有了显著的发展。西方国家通过立法完全承认工会的集体谈判权,使集体谈判成为处理劳资矛盾的最主要的方法。另外,国际劳工组织也通过了一系列有关集体谈判的公约和建议书,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集体谈判制度,使集体谈判成为各国协调劳资关系的重要机制。
二、集体谈判制度的几点启示
集体谈判制度的实行已被许多国家成为建立和谐劳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保证社会安定的关键。西方国家通过集体谈判制度处理劳资关系的成功经验,对于完善我国劳资关系调整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通过集体谈判制度调整劳资关系是市场经济进程中的普遍规律集体谈判制度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从冲突对抗到协商对话,从个人交涉到组织交涉,从相关国内法律单独规制到相关国内国际法律共同规制的历史演变过程。实行集体谈判制度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和谐、政局稳定、劳资关系融洽的需求,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处理劳资关系应当遵循的一般规律。集体谈判制度作为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化解劳资矛盾、解决劳资纠纷的主要手段,必然与该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其存在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不因国家政治体制和人们的意识形态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它体现出工业化国家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般性和共性特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原来实行的半行政化劳资关系处理机制已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其劳资关系协调方式已与实际情况严重脱节。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集体谈判制度方面的有益经验,遵循集体谈判机制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构建以集体谈判为中心的劳资关系协调制度,成为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完全可以遵循其规律性,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完善我国的集体谈判制度,使之为我国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发挥更好的作用。
关键词:GDP 影响因素 变化 评价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有的常驻单位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反映。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变化的指标有很多,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有所不同,但是GDP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通用指标,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和国家的综合国力相联系,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国防的财富基础。GDP是宏观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受到政府和经济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GDP的发明比20世纪的航天技术的发明更有意义。中国正式的GDP核算开始于1992年8月颁布的《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GDP从此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重大进步,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进一步走向科学。本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发生的变化过程及其特点,对GDP的发展过程有一个系统的研究,以期对GDP的发展变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GDP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GDP是一个按照国土进行核算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地域概念。GDP在衡量经济指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代表一国的财富状况,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是把握和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参考。国内生产总值一共有三种表现形态,即收入形态、产品形态和价值形态,从这个角度分析,影响GDP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劳动量、投资量、生产率水平。通用的GDP的测算方法有三种,即收入法、生产法、支出法。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发生的变化
根据GDP的核算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1978年中国境内的GDP总数量为3643.22亿元,到2012年519322.33亿元,1978-2012年间年增长量515679.11,年均增长率在8.13%,2007年中国GDP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位,2011年,中国GDP又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GDP实现了较快增长,同时经济发展也取得了巨大进步。
1978年-2012年间中国GDP从总体上看处于上升趋势,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其它指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GDP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1978年-1991年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GDP实现了初步增长,中国对建国以后实行的长达二十几年的计划经济制度进行改革,中国初步放开了对经济的严格管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步建立起来,相关的商品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善,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逐渐显现,经济增长初见成效,国民经济增长虽然有波动,但整体上还是有很大的发展。
1992年-2002年是全面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阶段,在这个阶段中GDP实现了快速增长,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体的经济制度,同时,国家建立健全了宏观调控体系,适当对市场发展做出干预,避免了自发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周期造成的资源的浪费,这一时期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制度还有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和依法治国入宪等,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在这一时期经济呈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GDP实现了较快增长,1995年国内GDP增长至6037.4亿元,实现了GDP比1980年翻两番的整体目标,进过经一步发展,2001年GDP发展达到了120373.4亿元,是1978年的33倍,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2003至今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完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GDP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市场经济作为一项经济制度得到了巩固,并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顺应国际经济的发展形势,顺利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抓住机遇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不断的完善,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至2007年初,全球已经有66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受到次贷危机和殴债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从2007年的13%下降到2009年的9%左右。但是国民生产总值仍达到323323亿元,较1978年增长了95%。
三、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发展的评价
GDP基本上由三大产业组成,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以外的产业,主要是指服务业,三大产业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能够促进GDP的增长,这是社会经济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的前提,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一)积极方面的评价
首先,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对GDP的贡献中,三大产业的贡献都很明显,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一产业更加强大,其中,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27.9%下降到2012年的10.4%,第一产业的增速在33%左右;第二产业在市场经济建立以前增长缓慢,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第二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总量较1978年增长了93%;第三产业随着互联网兴起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增速在三大产业之中是最快的,也符合了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总量较1978年增长了143%。
其次,经济结构日趋合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变化符合世界产业演变的一般规律,即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基本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第一产业也由过去的分散经营转变为现在的规模经营,逐步向现代农业方向发展;第二产业的机械化程度上升,取得了丰硕的成功;第三产业的比重显著升高,服务质量大幅改进,服务业的信息化程度在不但加深,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不仅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消极方面的评价
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GDP的产业结构逐渐趋向平衡,但是,三大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一是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转移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中国还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农业上的劳动力生产方式还比较落后,农业生产的效率还有待提高;二是第二产业虽然近年来发展较快,但是重工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能够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并不多,部分工业的增长依然存在高污染、高消耗的状态,难以做到可持续发展;三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虽然增长迅速,但是仍处于40%左右的水平,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程度仍较低,城市与第三产业良性互动的局面还未形成,第三产业的信息化程度还较低。
四、结论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GDP发展速度迅速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在加快,现阶段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经济发展初期的人力资源价格较低、土地供应充足等优势已经消失,现阶段中国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要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对于第一产业,要走农业规模化经营道路,提升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对于第二产业,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降低单位产量对能源的消耗,注意保护环境,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第三产业,要重点发展信息产业,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服务业,优化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以做到更好的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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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市场经济
集约增长方式
浙江经济
4月6日~18日和5月27日~28日,我与几位同事在浙江的9个县市考察,就浙江经济如何再创新优势问题进行了调研,访问了25家企业,与各界人士作了广泛的讨论。以下是我们在调查中形成的主要想法:
作为率先从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下脱颖而出的地区,浙江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但在新的条件下,凭借体制优势和低档次、低价格劳动密集型产品迅速发展起来的浙江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
20世纪末期,沿海(特别是江苏、广东、福建等省)民营经济的发展加速,它们的工商业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好,基础设施、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逐渐形成,而使浙江的经济体制优势不再那么突出。其它地区的这种发展,使一些浙江人士发出了“速度比不过广东,质量比不过上海,外向型比不上江苏,潜能比不过后发省”的警号。此外,随着国内市场逐步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以及能源、土地和淡水等基本资源的短缺,都对浙江企业的当前生产和未来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浙江经济要再上一个台阶,必须全面提升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这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产业升级和经济的“高度化”,二是从早期初级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提升,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
一、浙江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
浙江经济是通过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起来的。这种产业的产品档次低、附加价值小、利润微薄、竞争力差,难以在日益加剧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正因为如此,浙江先行地区温州曾经繁荣一时的灯具、服装、纽扣等专业市场逐渐走向没落。目前政、学、企各界已经形成共识,认为浙江如果不能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它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问题在于,浙江应当沿着什么道路,朝着什么方向进行产业升级?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能否顺利的实现发展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从农业国到发达工业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区分为“起飞以前”、“初级发展”和“现展”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大体上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方式、增长类型的这种变化最先是由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加以总结的(参见《经济学》(第12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1358页)。):在“起飞前”的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投入。它的主导产业是农业。在“早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物质投入增加。它的主导产业是大量耗费资源的重化工业(1931年德国经济学家w·霍夫曼把这种增长方式外推到工业化的中后期,提出重工业将在工业化中后期愈益占有主导地位的所谓“霍夫曼经验定理”。不过20世纪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并不是按这一“定理”进行的。)。由于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经济发展受到资源有限性的极大制约,而且物质资本(不变资本)的大量投入必然带来利润率的下降、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等经济社会问题,先行国家在“现展”阶段,即工业化的中后期转向了以人力(知识能力)资本积累、技术的改进和效率的提高为主的现展。在这个阶段中,推动经济发展的产业,在20世纪早期是服务业,在20世纪后期,则是信息产业。不少经济学家指出,20世纪后期东亚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曲折,就是因为没有能够从粗放增长的早期发展方式成功的转向集约增长的现展方式。
看来,浙江目前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方式转换问题。据我们在考察中的了解,目前浙江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沿着先行国家的早期发展道路前行,而不是走现展道路以便迎头赶上。不少人认为,浙江已经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提出浙江原有的制造业“欠厚度”,应当超高速地发展基础原材料、电力、石化、冶炼、重型机械、汽车、造船等重化工业,实现“从轻型制造业为主向重型制造业为主的高级化”(《寻找重化工业时代的浙江特色》,《浙江日报》2004年3月19日。)。尽管浙江在发展服务业方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部分企业前些年在发展信息产业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现,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很多企业还是向着“重型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这种粗放方式的高投入、高消耗、低就业率等弊病也就很快显示出来。
这首先表现为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在2000年到2003年的四年中,浙江省gdp增长了57%,而固定资产投资却增加了150%。这表明,经济增长是靠大量资源投入支撑的。
这样,在浙江经济增长提速后不久,就出现了土地、能源、运力、淡水以及生态环境的全面紧张。以电力为例,西方发达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电力消耗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大致为1,而浙江省2003年则高达1.70以上,造成了电力的极度紧缺。与此同时,无法从国外进口的土地、淡水等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以上的情况说明,这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大量耗费资源的粗放发展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作为一个资源禀赋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后起国家,我们必须发挥“后发性优势”,即充分汲取先行国家的经验,转到现代经济发展道路上来,靠效率提高为主的内涵增长方式实现持续发展。这对于自然资源贫乏的浙江甚至中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发挥“扬长避短”和“后发性优势”,从发展的需要来看,浙江必须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更为积极的努力:一是建立完备的教育体系和提高各类教育的教育质量,使浙江的人力资本逐步积累;二是努力研发和应用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it),实现产品升级和技术升级;三是发展服务业,以便改善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日益占重要地位的交易活动,使人们在现代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的交易活动变得更为简单和快捷。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四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浙江产业沿着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径得到提升;五是努力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创建自主品牌和参与国际竞争,促使有条件的企业由为外商做代为加工(oem)、代为设计(odm)升级为自有品牌制造商(obm)。
二、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的完善
要顺利实现由粗放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经济体制,对于浙江来说,就是把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初级市场经济提升为现代市场经济。这必须从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两方面进行。
(一)提升企业制度,优化管理模式
在浙江经济的发展初期,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个体业主拥有的家庭作坊或“前店后厂”的家庭厂商。在企业规模扩大、雇员增多、业务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原有的企业组织形式就不再适应,需要提升。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大中型企业在企业制度演化上的主流趋势,是向产权社会化、经营集中化的股份公司转化。但是,目前浙江绝大多数企业步入营业额在1~2亿元以上的中型企业以后的一般做法,是组成具有“核心层”、“紧密层”、“松散层”、“协作层”等多个层次的“企业集团”。这种多级法人制的企业往往由于各“成员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成为一个缺乏统一意志和统一步调的诸侯联盟,造成资金分散、相互拆台、为了取得局部利益不惜损害整体利益等不良后果。因此,一些企业正在努力将自己整合成多事业部制的公司。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当支持他们的这种努力,为我国大公司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条件。
应当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需要改组为公司制的现代企业。不同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企业要求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少数大企业和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并存的。不过,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小企业,也必须是具有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专、精、特”的企业,在企业组织与管理上必须是严密和有效的。
无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改善组织和管理的关键都在于引进经理人员、会计人员、工程师、高级技工等专业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浙江很多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或是由家族企业演变而来,如何保证引进的专业人员与业主以及老板的业主成员和衷共济地共事,是一个企业能否在现代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的关键。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等专业人员还存在不少障碍,例如,业主家族和企业的文化氛围排斥外部优秀人才,对职业经理人的权利和利益法律保障不足,职业经理人本身的管理经验不全面,专业人员缺乏高尚的职业道德等。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二)实现由早期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提升
关于市场状况的改变,目前在浙江最受瞩目的,是市场的“业态升级”。在浙江经济早期发展中,采取“三现交易”(现场、现金、现货交易)作为主要交易形式,这种交易方式辐射范围有限,交易成本偏高,交易规模难以有大的扩展,甚至会逐渐走向萎缩。目前浙江一些地方,如义乌、绍兴的专业市场正在进行从“三现交易”到以贸易公司为中介的业态升级,并且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
应当注意的是,即使浙江的专业市场升级到了以商业企业为中介的交换,也还不能说浙江的市场“业态”已经从早期市场经济提升到了现代市场经济。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学说,市场交换有三个递进的发展阶段,这就是:(1)在熟人之间重复进行的地方性人格化交换;(2)由交易双方所属的族群、商会、宗教等共同体实施合约的初步非人格化交换,即早期市场经济;(3)通常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范围广大、由第三方(通常是政府)实施的非人格化交换,即现代市场经济。显然,浙江大部分地区的市场还处在从第(1)种交换形态到第(2)种交换形态的过渡之中。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条件,进一步实现由第(2)种交换形态到第(3)种交换形态的过渡。
现代市场经济有三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上述高级形态的非人格化交换占主导地位;二是交易部门,即商业、金融、电信等服务业高度发展,使流通“业态”能够提升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起来的全球化的供应链管理;三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由公正的第三方来实施合约。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服务业的高度发展对于降低在总成本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的交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据沃利斯和诺斯计算,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民收入的45%以上被用于交易,而在一个世纪以前,这个比例只有20%(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8页)。香港利丰集团董事长冯国经指出,在从购入原料直到进入消费者手中的整个供应链中,制造成本只占1/4,而处理交易的成本要占3/4(利丰研究中心编著:《供应链管理:香港利丰集团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因此,发展服务业对于降低总成本和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浙江服务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较好的基础。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缓慢。改革以后仍无大的起色。在最近几年“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浪潮中,服务业在浙江gdp中的比重不升反降(2003年,浙江省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7%,仍大大低于当代典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对于浙江省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率是极其不利的。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发展流通业、金融业、电信业和其他服务业,浙江就能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使自己的竞争优势得到确立。
三、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促进浙江产业升级和提升浙江经济形态的关键在于转变各级政府的职能,建设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与计划经济下的从宏观到微观、什么事都管的全能政府相比较,这种服务型政府既是有限的政府,又是有效的政府。
(一)限制各级党政机关配置资源和进行微观干预的权力
在过去20多年中,浙江许多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及对待企业的态度比较开明,使企业的经营环境较为宽松。这也是浙江民营经济能够较快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较,浙江各级政府仍然拥有过多的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和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权。特别是近年来各地加强政府对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领导以后,许多地方党政领导用自己掌握的土地资源和银行信贷资源来“经营城市”,按照自己制定的“产业规划”发展“支柱产业”,按照“重点扶持企业”名单“扶大、扶优、扶强”。
政府充当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者和介入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是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的。这既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效率损失,也是滋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在浙江的不少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浪费土地等极度稀缺资源的情况,表明政府成为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某些地方政府对造假、售假等的“睁只眼,闭只眼”等执法不力,甚至包庇纵容(例如,一位赴浙江采访“假奶粉”源头的记者写道:“在浙江苍南,一些企业都已经向《新民周刊》记者自曝家丑,但某些政府部门在接受采访时依然套话连篇,矢口否认当地企业生产劣质奶粉。”(《新民周刊》2004年4月26日~5月2日刊。)),也给我们提出了警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应过于紧密,否则就很容易造成裁判员和运动员合一,产生党政官员弄权枉法、以权谋私等弊病。
在我们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不少地、县领导提出这样的指导原则:凡是市场能管、百姓自己能管、民间组织能管的事情,政府都不要管;市场现在还管不了的微观经济活动,也要创造条件让市场去管;即使政府不能不管的事情,也应当尽量运用市场手段和经济杠杆进行间接调控。例如,宁波地区工业用水极度紧缺,运用价格杠杆进行调节,就比采用工业用水配给制更富有弹性和更有利于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一位企业家说得好,浙江应当利用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即将生效的机会,全面系统地对行政审批作一次彻底的清理,以便像改革初期率先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一样,率先取消审批制度,进行一次新的制度创新。
(二)有效地执行政府的服务职能
政府淡出市场并与企业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政府应当无所作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在设定和执行市场规则、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对特殊行业进行监管、主持社会公正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各级政府机构一方面对不该管的事管得太多,另一方面又有许多该管的事又没有管。浙江企业迫切要求政府在以下方面加强政府的服务功能:
1.实现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目前浙江的电子政务硬件设施是比较完备的,但应用却显得不足。政府必须对公共信息的公开化作出明确规定,将各种法规和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都通过政府网页公之于众,便于群众监督,并使企业和居民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后果具有可预测性,使官、民的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
2.切实保护产权和严格执法。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中,政府作为公正的第三方实施合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为了提升浙江的市场“业态”,必须实行法治。加速企业核心技术开发的关键在于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使创新者得到利益。目前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等现象仍然相当广泛地存在。这种状况必须尽快加以改变。
3.改善文教设施和商贸环境。近年来,浙江各地在道路、大楼、广场、绿地等城市“硬件”建设上下了很大的力气,但对文化、教育、信息等“软环境”建设却有所忽视。实际上,为了留住本地的厂商、吸引外地厂商,“软环境”的改善较之“硬环境”的建设更加重要,各级政府应当对它付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