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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55-02
一、金融危机理论中“虚拟经济”的考证分析
金融危机理论在分析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时,把金融危机分成了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两种。特别是在分析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时,强调了信用、“虚拟资本”、“虚拟经济”对于产生金融危机的影响。
1.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写道:“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1]同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一样,首先,商品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使货币和商品的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因为“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买和卖这二者之间的对立。”[1]这样以来,商品和货币的转换即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就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其次,随着信用的发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在物物交换时代是不可能有危机的,只有在货币时代或商品经济时代,“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彼此的债权相互抵消,也就是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中潜在地包含的矛盾没有成为现实;因而,如果危机的这两种抽象形式本身并没有实际地表现出来,那就不会有危机。”[2]而当这种矛盾实现时,危机的爆发就有其可能性了。
2.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现实性
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不以经济危机爆发为条件的金融危机。它产生的现实条件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3]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用、银行金融和在信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虚拟资本交易日益重要,形成所谓“信用经济”、“金融经济”、“虚拟经济”。特别是虚拟资本如债券、股票、汇票等的发展有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趋势。这时,货币与虚拟资本商品与信用货币的对立显露出来,其矛盾的积累导致了货币金融危机。因为信用和信用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不是真实的财富,和普通商品一样最终要向货币转化,因此 “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够同时一起转化为银行货币,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都能够同时一起再转化为资金。”这时,以虚拟资本为主体的虚拟经济中就会出现所谓“金融过剩”,危机一触即发。马克思又说:“劳动的社会性质一旦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表现为一个处在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会不可避免。”[4]在这里,马克思在论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时,都特别强调了信用的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运动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形成的主要机制[5]。
3.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扩散性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分析虽然是以国内系统为基础进行的,但并没有限于国内系统。他已经认识到资本的国际流动对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过程中,各国金融、贸易和生产密切关联,金融系统特别脆弱,而资本的国际流动更加速了普遍性危机的产生。马克思指出:“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像排炮一样,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爆发危机……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4]金融危机就这样在许多国家依次发生了[6]。国际信用的发展推动了一切国家的出口和进口膨胀,加深了各国间经济贸易和资本金融的相互依赖,但信用支持下各种商品和债务的价值最终仍然都需要货币来实现和清算,从而就可能使国际性和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特别容易发生了。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探析
按照金融危机理论,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但这又是一场并不伴随经济危机而发生的独立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这一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简称次贷危机)持续恶化酿成的金融风暴,几乎波及到了楼市、股市、债市、汇市、银行、保险、大宗商品等所有经济领域,其影响范围也几乎扩大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无论从其可能性,现实性还是其全球性上,都印证了金融危机理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那么,它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
1.从美国金融危机看金融危机理论中的信用和虚拟资本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而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也就是所谓的虚拟经济。美国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其金融系统非常活跃,金融创新更加迅速。其金融衍生产品如按揭抵押债券(MBS)、债务抵押凭证(CDO)、信用违约掉期(CDS)等等(也即虚拟资本)的产生,大大延长了货币支付链条,一旦某一环节不能实现,就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紊乱,引发如马克思所说的:“……同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一起自然发生的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7]马克思当时对于信用和虚拟资本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的论述,恰恰说明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导火索:无论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还是次贷危机都是美国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2.直接原因或导火索是美国次贷危机或房地产泡沫
由美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破灭所引发的次贷危机,进而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甚至全球性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其危机的源头就在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的冲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使得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而在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下,房贷规模进一步扩大,埋下了危机的隐患,而2005年美国房价的普遍下跌,以及利率的上调,使房贷者无力还款,造成了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
3.根本原因在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要是从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周期(繁荣、衰退、停滞、复苏)中来分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的,但当时,他已经意识到了信用发展和虚拟资本的产生对独立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决定性影响。并且,马克思还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信用经济,这种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是虚拟经济。美国金融危机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其最大特点就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做了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汇票、土地所有证等带利息的有价证券或所有权证。虚拟资本不代表现实的资本,但它通过深入到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生活中,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而一旦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因此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存在虚拟经济而在于它的过度发展。
三、总结
金融危机理论关于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而且对于我们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分析现代金融危机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其理论中关于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的研究,为我们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虚拟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此,我们应该完善商品交易的法律规范,建立健全信用制度,完善银行信贷等信用支付系统。并且要在充分利用虚拟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同时,防止其过度发展所造成的“金融过剩”而引发危机。此外,还应在国际贸易中,建立健全完善的国际信用体制,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外部传递性的继续扩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3-15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84.
[3]周雨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特区经济,2006,(12):310-312.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01.
[5]王德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金融危机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市场泡沫 杠杆倍率 金融创新
一、金融危机给我们警示
1、前车之鉴
金融创新在短期内确实可以积聚大量的财富,会给人以巨大的诱惑,华尔街的神话证实了这一点,但高风险也会与之相伴。假如金融创新不能评估和不可控,假如金融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逐利,那么,这种创新活动带来的一定是金融市场的泡沫、危机和灾难。本轮始发于美国的金融风暴是次贷危机蔓延的结果,是次贷危机与美国金融创新过度和不恰当使用金融衍生品的产物。美国房贷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商业银行和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并通过粉饰包装使其资产证券化,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投资银行又利用其金融工程技术,通过创新再将次债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在市场上分别出售。由此,衍生层次不断叠加,信用链条拉长,市场泡沫不断吹大,使得市场主体不再去关注资产的质量,而是考虑在购买了衍生产品之后,如何通过打包、分拆和证券化处理,再将衍生出来的新产品卖给下家。其结果是没有人去关心这些衍生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从而助长了极度的短期投机趋利化,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市场危机。借鉴美国金融危机血的教训,我们有必要对金融创新进行重新审视,既要看到其对金融发展起到推进器的作用,又要对其令人防不胜防的放大风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把金融创新的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使我们金融企业发展变得更为健康,融资功能更为强健。
2、盲目创新是风险,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
虽说一国没有强大的金融,就不会有强大的经济。但我们不要忘了当今这场金融游戏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这场游戏也使我们看到国际金融集团及其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史上翻云覆雨,掠夺他国财富,再现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不断掀起金融战役的手段与结果。它给了我们许多启示:我们金融产品创新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不能为了追求眼前既得利益而创新,它必须要围绕实体经济服务而创新。因为脱离实体的虚拟的金融创新,其信用是难以把握和测控的,它必将为事后积聚大量的风险。譬如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就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当前金融危机情况下,我国许多中小企业是首当其冲受害者,更显其要害是融资困难,并可由此引起诸多问题困扰,将会引起我国失业率大幅上升。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将会起到提纲挈领、正中要的作用。因为中小企业可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员,而就业人员增加就可以增加下游产品消费需求,下游需求旺盛起来必然会引起上游产品消费需求同步增长,从而理顺产业链,使经济活络起来,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说金融产品创新必须要与时俱进,与整体经济发展相联系,它不需要空洞的包装,虚幻的赢利,是要与实体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会创造富有生命力的经久不衰的经济增长体系。
3、亚洲金融危机警示的意义
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迅速扩散至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这次金融危机在半年时间之内以席卷国家之多、危害之大、损失之惨令世人瞠目结舌,在事后的总结中,人们认为危机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其外部原因,是国际投资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起的外资撤离。据统计,危机期间撤离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高达400亿美元。但是,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经验,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从深层次的层面我们可以认为是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它只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经济的矛盾性。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近20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暴露出日益严重的问题:包括经济结构未作适时有效的调整;国际收支赤字增大,外债增多;银行贷款过分宽松。
二、金融危机的成因
1、金融杠杆无限制放大
人们追求财富的梦想始终伴随着社会发展,如果超出现实和不择手段地追求,往往会给别人或自己带来祸害。过去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毫不顾市场环境地扩大生产,引起商品相对过剩,结果所生产的产品没办法销售,经营难以为继,最终导致大量失业,社会购买力大量下降,社会形成混乱,造成了恶性循环。这种趋利心理不被理性思维所占据,它就会周而复始地出现经济危机。不过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市场会变得更为理性,产品过剩没有那么严重,对经济破坏程度没有那么强。当人们慢慢醒悟过来的时候(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所造成的震荡幅度越来越小的时候),社会更高层的危机就出现了,它的杀伤力绝对胜过产品过剩所造成的经济危机,这就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对孪生兄弟,都是逐利求财不择手段的后果,都是造成了社会经济混乱,市场萎缩,流通堵塞,工厂开工不足,失业率急剧上升。近年来,在高利润的诱惑和激烈竞争的压力下,传统上以赚取佣金收入为主、对资本金要求很低的投资银行,大量介入次贷市场和复杂衍生金融产品的投资。
2、信用过度资产化所带来的危害
从本质上来讲,次贷危机的根源就是金融企业不顾触犯金融道德风险,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进而引发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美元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这一系列危机的背后凸显的则是美国出现了整体性的信用坍塌。国家信用是金融体制的最后依托。联邦政府多年来对于两房疏于监管,无形中纵容了风险的不断膨胀,而事发后又将“风险社会化”,其所触犯的“道德风险”则从价值层面上对国家信用造成严重冲击。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信用是建立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一旦遭遇金融风暴,很有可能连国家信用一起毁掉。“信用危机”也是人类社会最难防范的危机。其他任何危机无论轻重大小,往往都有“特异性”、“变异性”、“周期性”等蛛丝马迹可寻,人们可以通过采取有“预见性”、“防范性”的措施,进行防范和化解。而“信用危机”的爆发既无先兆,更无固定的模式和规律,因而也相对难以防范和化解。所以在极度投机氛围的华尔街里,没有什么不可以买卖,包括良心,甚至是灵魂都可以出售,这种早已透支了的信用资产,也已极度证化了,它早已潜伏着巨大的市场风险,为金融风暴的到来积累了大量的筹码。
3、集成因素
当今政府关心的是社会有效需求,企业关心的是满足消费者需求,设计师们是要创造新的需求,消费者所关心的是如何获得更多消费的权利。离开消费,世界将找不到重心。消费的概念内涵丰富多彩,包括了物质的,也包括非物质的;包括实体的,也包括虚拟的。“社会中受自利动机支配的行为逻辑,使得人的多样化需要的满足不再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爱情、理想甚至生命这些生活中最可珍贵的事物,都统统受到金钱的支配”。拥有财富,人们才能够有能力选择他想过的生活。拥有更多的财富,才能够有更多的现实权利,而这种权利又多半是一种消费的自由。现实世界的诱惑是那么快速地变化,通过实物经济的积累,财富的增长似乎仍然不能满足人们变化得更快的消费需要。随着经济内在的增长因素的被耗尽,实体经济创造财富的速度在持续下降。泰勒的现代化标准生产、日本的精益生产、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普及、欠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供应等使财富在过去的100年中被高速创造出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随着廉价资源的过度开发、半导体技术发展渐近极限、重大创新普遍减少,下一个财富制造机器又在哪里呢?在实体经济内生性动力逐渐减弱的过程中,通过投资和膨胀消费的方法来刺激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是最简单、最便利的工具。但财富显然将被迫放慢自己的膨胀速度。
能源问题是指由于能源生产无法满足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导致能源价格过快上升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的问题。2004年以来石油价格迅速上升,2008年7月11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价格曾创下每桶147.27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此后石油价格虽然有所下降,但目前又向高位回升。由于以石油为主的化石能源受资源量限制增产有限,而同时非化石能源又难以弥补能源供需缺口,因此,总的来看,廉价能源时代结束,能源价格保持在高水平是对未来能源形势的基本判断。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关注金融危机,部分人认为金融危机与能源问题是毫不相关的两个问题,在制定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时不需要考虑能源问题。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不能够把它们截然分开,如果只关注金融危机而不考虑能源问题那么金融危机也是难以解决的,本文就对二者的关系作一探讨。
能源问题与金融危机的成因
对于金融危机的成因,通常认为包括以下几点:房价的下降、利率上升、抵押贷款条件过于宽松、贷款者的过度借贷以及监管不力等。在所有这些因素中,贷款者的还款能力超出自己的收入水平是个最基本的原因,而贷款者还款额超出自己能力的原因除了还款数目过高外,能源价格上涨造成的贷款者支出扩大也是个重要原因,因而能源问题与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存在一定的联系。
最近几年能源价格总体大幅上涨,而随着能源价格上涨,能源消费在总的消费中所占比例大幅上升,2002年美国个人消费总支出为73507亿美元,其中能源商品与服务支出占4.51%,2007年这一数字升至6.03%,能源消费的增幅为76.8%,而消费总支出的增长比例只有32.1%。能源消费因而成为美国人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再考虑到能源价格上涨是这些年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那么能源问题对消费者收入的销蚀作用就更大,能源问题成为除过高的房贷负担外,又一个造成贷款人无力还贷的主要原因。
美联储提高利率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线,这也表明能源问题与金融危机具有内在的联系性。自2004年以来,随着能源价格大幅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这导致美联储在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间连续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至5.25%。同时由于大部分次级抵押贷款采取可调整利率的形式,随着利率提高,贷款人还款数额也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贷款人无力还贷。制止能源危机的政策却导致了金融危机,这表明二者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并且在政策上也是互相关联的。
能源问题与金融危机的解决措施及其效果
尽管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政府陆续出台多个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然而金融危机仍然不断恶化。这固然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政策的效果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而2008年以来能源价格暴涨也是金融危机恶化、政策难以奏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入2008年以来,能源价格暴涨,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从2008年1月份的每桶92.97美元升至6月份的133.88美元,所有等级汽油零售价(含税)2008年1月份为每加仑309分,6月份升至411分,居民用天然气由每千立方英尺12.12美元增至7月份19.83美元,居民用电由1月份每千瓦时10.2分增至8月份11.9分。能源消费在总的消费中所占比例继续上升,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能源商品和服务占个人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为6.33%,2008年第二季度这一数字升至6.69%,多支出517亿美元,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能源价格上涨造成的,如果把食品也计算在内,则能源和食品消费支出在这半年内增加了1082亿美元;对于所有商品和服务而言,通过计算可得2007年第四季度到2008年第二季度的CPI上升了大约3.36%,即在2008年第二季度仅要维持2007年第四季度的消费水平就要多支出3300多亿美元。与此相对,2007年全年的CPI涨幅只比2006年上升了2.85%,物价的过快上涨导致更多人收入缩水及无力还贷,恶化了宏观经济形势并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美国救市计划本应具有的作用,因而金融危机的恶化和油价暴涨几乎同时发生决不是偶然的。
另外,解决金融危机需要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而解决能源价格上涨则需要实行紧缩政策,处理不好,则可能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引发或加重另一个问题。事实正是如此,金融危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实行紧缩政策的结果,而2008年以来的油价暴涨从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为应对2007年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实行扩张性政策的结果。目前,美国仍在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但扩张性政策会导致流动性增加,可以预见,如果美国经济状况得以改善,大量资金将涌入石油期货市场从而推动油价迅速上升,反过来又导致经济的衰退。由此可见,能源问题的存在加大了解决金融危机的难度,如果在解决金融危机与能源问题二者之间无法取得平衡,美国经济有可能陷入复苏—油价上涨—衰退这样的恶性循环。能源问题与金融危机的未来走向
随着陷入金融危机,美国许多经济指标都在恶化。在私人国内投资总量中,除了住宅建设大幅下降外,固定资产投资也连续出现下滑,非住宅建设增幅出现下降,使2008年第二季度私人国内投资总量下降达11.5%;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出现大幅下降,2008年第二季度降幅达2.2%,是2006年第一季度以来的首次下降,并且是1989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大降幅;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却大幅上升,2008年第二季度增幅达6.2%,每小时实际收入自2008年以来连续下降;制造业国民收入自2007年第二季度以来一直在下降,到2008的第二季度降幅达7.89%;物价持续上涨,2008年上半年美国城市消费者CPI增幅为4.24%,远高于2007年同期1.02%的增幅,2008年8月份制成品的PPI同比上升9.69%,而2007年8月同比只上升了2.34%;失业率也不断上升,2008年8、9两个月的失业率均高达6.1%,2008年9月份美国共损失15万9千份工作,是5年多来就业机会减少最多的一个月,也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就业市场的第二大单月降幅。
当前金融危机已蔓延到实体经济,其解决尚需时日。这些指标还表明,能源问题对经济的影响也在日益加深,比如在各产业GDP的变化中,汽车生产从2007年第四季度以来连续下降达25.7%、14.2%和33.8%,成为拉动GDP增幅下降乃至负增长的主要因素;2008年上半年与2007年上半年相比,除食品和能源外的其他商品CPI增幅只有2.35%,这表明食品和能源对CPI上升的贡献达45%,而2008年8月能源类制成品的PPI同比涨幅高达27.4%,远远高于制成品的平均涨幅。目前油价已回归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从而使油价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有所削弱,同时,随着美国政府承担起更多的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责任,金融体系将重新获得稳定,金融机构也将得以正常运转,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金融体系混乱局面将逐渐结束。
然而由于金融危机已蔓延至实体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并不表明金融危机的结束。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将会持续存在,市场信心难以在短期内恢复,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也阻碍着经济的复苏,美国经济困难局面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同时能源问题持续存在,并且由于美国经济的任何复苏迹象都可能带来油价的迅速上涨从而使美国经济重返困境,能源问题将因此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能源问题,金融危机最终将会转化为能源危机。
结论及启示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在金融危机与能源问题二者中,金融危机只是一个偶然性和暂时性的历史事件,能源问题则更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能源问题引起了金融危机,并影响和制约着金融危机的发展变化,就象能源问题引起粮食危机那样。这是因为能源是世界经济的基础,能源领域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必然要求对世界经济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如果人类不主动进行调整,经济自身就要进行调整,在当前就表现为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目前调整仍在进行之中,未来世界经济还将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因而必须高度重视能源问题并采取措施应对,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世界经济困难局面将会持续更长时间,过程更曲折,代价也更昂贵。
金融危机对中国有一定影响,但相比之下,能源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刻、更具有根本性。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消极影响的同时,更需要关注能源问题,并采取诸如严格厉行节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能源利用强度、积极开发新能源等措施积极应对这一挑战,从而使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民工荒;刘易斯拐点;主体视角;归属感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9―0103―05
一、问题的提出
始于几年前东南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目前呈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仅波及范围广,已经由经济发达地区扩散到中西部地区,所涉及的行业也越来越广。关于“民工荒”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见仁见智。自从2004年首次遭遇出现“民工荒”以来,就有学者抛出“刘易斯拐点论”,认为“民工荒”的出现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从农村劳动力增长率的变化和外出转移的速度变化来看,中国已经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蔡防,2007;姚上海,2009)。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反对此说,认为“刘易斯拐点”还远未到来,“民工荒”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仍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客观事实(姜华东,2007;张宗坪,2008;陈华,2009)。马晓河、马建蕾(2007)通过计算农业从业人员和当前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之间的差距,估算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1.1亿人。张瑛(2009)则根据钱纳里赛尔昆提出的多国模型,运用使用劳动力的国际标准,估算中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3亿人,因此,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还为时尚早。
“民工荒”的出现,固然与宏观经济形势直接相关,但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民工荒”现象归根结底是一种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表现,既有其宏观经济周期因素,更反映长期人口结构变化趋势(蔡防,2010)。更多研究者提倡民工“权利荒”之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追逐剩余价值与劳动力的工资增长之间的矛盾永远难以解决,“民工荒”是农民工利益比较的理性选择(刘铮,2007)。随着劳动生产体制日益全球化,农民工淹没在国家和资本共同创造的现代化洪流中。在国家和资本双重控制下,一个失语的阶层无法实现组织化,无法在合法体制内通过产业行动来与资本对抗,但它却导致了各种抗争行动的产生与蔓延:从一般的劳动反抗一直到对资本的抛弃――“用脚投票”,“民工荒”便是抗争行动最好诠释(欧阳俊、杨正喜,2009)。
笔者认为,“民工荒”的产生固然与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等宏观因素密切相关,但“民工荒”首先是农民工个体行为所致,是农民工面对比较利益时所作出的主动选择,后金融危机时代,即便随着订单经济的回温,大批中小企业也无法继续对农民工产生吸引力,从而陷入“民工荒”的尴尬境地。本文无意卷入“刘易斯拐点论”之争,通过调查数据,在既有的宏观结构框架之内,本文着重从农民工主体视角,深入探讨“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个体的利益诉求和心理动机,从微观层面讨论“民工荒”的发生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民工荒”的思路和建议。
二、农民工城市生存状况描述
本研究的经验数据源于笔者2011年3月份在深圳市展开的社会调查。选择深圳作为调查地点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农民工流动极为频繁。另一方面,深圳又是珠三角受“民工荒”困扰的主要城市之一。调查过程采取概率抽样方式,在福田区、罗湖区、宝安区抽取十个人才市场发放问卷。总计发放问卷320份,回收问卷305份,其中有效问卷282份。本次调查样本的人口特征统计量:男性占84.8%,女性占15.2%;从年龄结构来看,70后农民工所占比重最高,为37.9%,其次是60后、80后和90后农民工,比重分别为23.0%、22.7%和11.4%;婚姻状况,已婚占67.4%,未婚占26.6%;文化程度,初中级以下的比重占69.1%,高中文化程度占15.6%。本文以下的实证分析将以此次调查为基础而展开。
(一)劳动保障
劳动保障关乎农民工的切身经济利益,也是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重要物质基础。农民工劳动保障历来都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本研究首先考察后金融危机时代“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的劳动保障状况。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市农民工日均工作时间9.2小时,月均工资1753元,其中建筑业平均工资达到2785元。此外,本研究重点调查了农民工的各项劳动保障待遇,其结果却令人堪忧。如图1所示:农民工不享受病假工资、带薪休假、产假工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均高达68.4%、74.5%、71.3%、65.3%、68.1%、77.6%和72.5%。只有享受工伤保险的比例稍高,为52.0%。总体可见,尽管社会各界一再呼吁加强对农民工的劳动保障,但农民工群体仍处于一种“劳无所保”的状态。
(二)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是考察农民工城市生存状态的重要维度之一。从调查情况看,农民工个人月均消费支出1167.1元,其中三项最大消费支出为伙食费、服装消费及住宿费,分别为414.9元、150.1元和141.9元,而文化娱乐月均消费支出只有63.4元。如果粗略计算恩格尔系数,则农民工个体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37%,比较接近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水平。
居住地作为农民工在城市的栖息地,居住模式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体现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本调查从三个维度来考察农民工的居住模式,如表1所示:其一是“未找到工作之前”,53.3%的农民工居无定所,15.6%居住在出租屋;其二是“目前状况”,43.6%的农民工仍居无定所,另有39.9%住在集体宿舍;其三是“最久居住方式”,居住在集体宿舍的比例最高,为44.2%,其次有15.8%的农民工住在出租屋,另有14.5%农民工一直以来居无定所。作为一种另类的社会空间形态,宿舍劳动体制随着全球化生产的去地域化而在现代中国出现(任焰、潘毅,2006)。居住在集体宿舍的农民工,由于其生活的集体性特征,将使个体与城市社会生活场所的接触极为有限。于他们而言,城市仍然只是工作场所和暂时的栖息地。
闲暇生活是考察农民工社会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指标,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他们的闲暇生活质量还处在较低水平阶段:工作时间太长使得其闲暇时间很少;闲暇时间也主要是以春节等传统节假日为主,没有稳定性;而且低收入导致了新市民闲暇生活内容的选择只能是贫乏和单调的,以住家娱乐为主要的文化活动方式,看电视则是闲暇活动的主要项目,其余的还有打牌、听收音机、聊天、逛街、看小报等(章辉美、邓春梅,2007)。本研究中通过对农
民工参与各项闲暇活动的频率赋值,来了解农民工闲暇活动的情况。频率赋值分为5个等级:4分为“几乎每天进行”、3分为“经常进行”、2分为“有时进行”、1分为“很少进行”、0分为“从未有过”,以此来计算农民工闲暇活动的频率得分并排名,如表2所示:农民工最经常从事的闲暇活动为看电视;随着闲暇成本或闲暇层次的提高,农民工从事某项闲暇活动的频率在降低。值得注意的是,买彩票作为一种投机性的博弈活动,可能会在瞬间改变农民工个体的命运,因而在农民工的闲暇活动中占据重要位置。
(三)主观满意度调查
关于农民工的主观满意度调查,本研究设计了婚姻家庭、身体状况、人际关系、物质生活、职业类型、工作环境、工资待遇、晋升机会和社会地位9个维度的满意度比较。满意度分为5个等级:5分表示“很满意”,4分表示“较满意”,3分表示“一般”,2分表示“不太满意”,1分表示“很不满意”。本文根据满意度的平均得分情况编制满意度指数,如表3所示。
上表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关乎农民工个人生活的指标得分较高,如身体状况、人际关系、婚姻家庭得分均高于一般水平,其次是与职业相关的各项指标(职业类型、工作环境、工资待遇),最后是对关于城市生活整体评价(物质生活、社会地位)和个人发展前景的指标。其二,所有指标得分都较低,除了前三项得分稍高于3分,表明农民工在这三方面的满意度为一般水平,其余6项指标得分均低于3分,从而可以说明农民工主观满意度整体水平偏低。
三、进一步讨论
前文的研究展示了农民工城市生存状态,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劳无所保、居无定所、一叶浮萍”。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较差。“完全没有归属感”、“较弱”和“一般”的比例分别为30.1%、20.7%和26.2%,只有22%左右的农民工有一定归属感。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的归属感随企业性质、代际和工种等因素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为了比较各变量内部归属感差异,本研究仍采用赋值形式,将“完全没有归属感”、“较弱”、“一般”、“比较强”和“很强”分别赋值为0分、1分、2分、3分和4分,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表中数据反应出农民工归属感整体水平较低,但是对于不同群体内部的农民工,归属感还是具有一定差异:(1)代际差异。70后及以上农民工归属感得分较高,80后其次,90后最低。70后得分高的原因并非他们具有较强的归属感,而是因为他们主要的利益诉求仍是提高经济收入,对是否能融入城市、是否有归属感等问题概念模糊,从得分情况看也仅处于一般水平。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希望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之外,他们具有更复杂的利益诉求,对农民工游离于城市社会的现状有更清楚的认识,因此与以70后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具失落感,更缺乏城市归属感。(2)企业性质。除国有企业农民工归属感得分稍高,其余均处于相近水平。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特征,国有企业的农民工形成较强的组织依赖性,从而具有较强的归属感。(3)工种。随工种不同,农民工归属感差异比较明显。技术型农民工的归属感指数为2.5341,而体力型农民工的归属感指数只有1.8322。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型农民工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其社会生活的丰富程度和多维性要高于体力型农民工,更容易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归属感较强。
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农民工居留城市的意愿,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农民工明确表示不会留在城市,不会留在城市的主要原因是“个人赚钱能力有限”,无法支付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而打算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则多半是举家外迁,子女在城市上学。另外有23.5%的被访者对居留城市持观望态度,只有6.9%的被访者表示无论面对多大困难都努力在城市定居。因此,总体来看,农民工有比较普遍的潜在的“逃离”城市的意识。当外在经济环境和就业环境发生不利于农民工自身的变化,他们也很容易选择“逃离”,继续追逐个人经济利益,实现个人收入的最大化。
四、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但农民工群体仍然只是游离于城乡之间追逐生存依赖的简单经济主体。他们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生活支离破碎,甚至其原有的农民户口身份都成为在城市生存的一道尴尬的门槛。调查中可以发现,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仍非常原始和朴素,只要能够得到相对公平的劳动报酬,可以最大化地满足家庭经济需求,生活条件的艰苦、劳动保障的缺乏和城市社会的排斥与挤压都不能将农民工“推”出城市。长期以来,农民工群体默默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当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并非只有农民工群体)。因此,经济收入的最大化是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最根本动因。秉持典型的小农“生存伦理”(黄婧、纪志耿,2010),当金融危机袭来,东南沿海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将选择在中西部地区或者家乡附近继续寻找预期收入最大化的工作机会。当金融危机退去,由于东南沿海生活成本较高,劳动待遇并不优厚,再加上农民工主体意识的日渐提高,中小企业已经难以满足农民工继续实现其预期收入的最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民工荒”的成因,以及为何受民工荒困扰的主要是缺乏劳动保障的中小企业。
另外,从农民工流动过程来看,“民工荒”意味着大批农民工最终选择离开。近年来,受制度约束和社会环境影响,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他们对工资长期徘徊不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采取了“用脚投票”的抗争手段。他们渴望相对公平的待遇,因此,民工荒是一种对制度公平的呼唤(欧阳俊、杨正喜,2009)。从这个意义上,应对“民工荒”局面,必须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成过程,即农村劳动力不仅要从农村转移出来,而且要实行市民化,改变半城市化经济发展模式为城市化经济发展模式(杨晓天,2008;杨永华,2010)。西方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一般都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转变,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农民工在进入城市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的一个环节的同时,却因为户籍制度而无法实现身份转变。农民工作为中国新工人阶级主体,从一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或“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之中(潘毅,2009)。
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短期内难以实现迅速转型的前提下,缓解“民工荒”应当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为切入点,笔者建议:第一,加快制度变革,尽快打破户籍制度壁垒,保障农民工自由迁徙定居的权利;第二,机制创新,通过法律约束来构建农民工与企业的集体协商机制,围绕劳动报酬、劳动时间、福利待遇等各方面,展开农民工与企业之间的合理博弈,使农民工获得一定程度的话语权;第三,政府
主导,在制度刚性约束短期内难以突破的前提下,通过住房保障、提供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手段实现农民工社会生活城市化的“软着陆”;第四,呼唤企业家精神,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适当让利来改善农民工的经济待遇,以保证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性;第五,营造和谐、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各阶层对农民工群体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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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房地产市场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3-0113-03
中图分类号:F832.45
文献标识码:A
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对孪生兄弟,世界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中国,而房地产业则受到显著影响。当前房地产业的困境,特别是房价的起伏很容易造成房地产泡沫被挤出或变小的假象,从而疏于防范并酿成大祸。
一、房地产泡沫
泡沫或泡沫经济一词,通常指虚拟资本的过度增长,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各种手段,使得某种商品、某种资产或股票的价格猛涨,远离其实际价值。
这种猛涨形成的高价,并不能够长期维持,最终会像泡沫一样地破灭,它实际上是高速度、高消费带来的高价值而产生的违反价值规律、违背常规的经济现象。
现在我们对它的解释是:在市场经济中,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经历过连续的涨价过程后,其市场价格远远高于实际价值的经济现象。
所谓房地产泡沫是指由于房地产过度投机而引起的房地产价格突然攀升,与其使用的价值严重背离,脱离了实际使用者支撑的情况。由于房地产是由土地及其附属建筑物,即地产和房产所构成,而建筑物是劳动产品,其价格相对稳定,容易判别,所以房地产泡沫实质上是指地产泡沫。
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对于整个金融业和国民经济而言后果是灾难性的、毁灭性的。近年来,我国房地产泡沫以及泡沫可能带来的金融危机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
二、房地产泡沫与金融的关联
现代经济中,金融业的支持是房地产繁荣必不可少的条件,可以说,没有金融机构的参与,房地产市场就很难正常运转。而房地产既是实体资产,在被炒作时又带有一定的虚拟经济的成分,容易产生泡沫并成为金融危机的催生剂。
(一)金融支持过度是房地产泡沫的主要成因
持金融支持过度说的学者通过研究日本经济泡沫的形成原理和全球房地产周期发现,金融自由化、金融管制的放松、信用工具多样性和复杂创新、金融机构违规借贷等金融风险的累加,是房地产周期波动加速和房地产泡沫形成与破灭的诱因。而银行信贷在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扩张不仅是造成房地产泡沫的重要原因,而且在泡沫崩溃和金融危机中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换言之,就是银行的非理性扩张容易导致房地产泡沫。在现代的资本市场中,房地产和股票成为虚拟资本的两大载体,尤其是房地产业。
因为,房地产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其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随着房地产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开发商仅靠自有资金远远不够,其开发资金主要来源实际就是银行贷款。
但由于房地产位置的固定性、保值增值性和高回报率,使许多银行在贷款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违反了政府的约束政策和有关规定,向开发商发放大量贷款,甚至不去验证其信用等级。
在金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大量的资金涌向房地产市场,银行盲目追求信贷规模而忽略了投资项目潜在的风险,致使各种投机行为愈演愈烈。不断堆积金融风险,给泡沫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实际上,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就是因为金融机构与房地产市场的联系过于紧密,由此产生次贷危机并引发房地产泡沫,从而导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二)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金融危机
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投入资金中约20%-30%是银行贷款,建筑公司往往要对项目垫付约占总投入30%-40%的资金,这部分资金也多是向银行贷款。
此外,至少一半以上的购房者申请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以上各项累加,房地产项目中来自于银行的资金竟高达61%。
可见,金融机构是房地产业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
因此,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最直接的危害是加大了金融风险,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根据金德尔伯格对17世纪早期至20世纪晚期各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的研究,房地产屡屡在金融危机的爆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爆发的金融危机中都伴随着房价的剧烈波动。房地产泡沫引发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借贷市场的失衡引起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房地产价格急剧下降,造成消费者持币观望,房地产成交量大幅萎缩,导致房地产企业经营极其困难,甚至破产。
由此造成金融机构的呆账、坏账的大量增加,大量资金撤离,并且进一步引起了金融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使金融机构由点到面,逐个破产。因此,我国应引以为戒,谨防房地产泡沫破裂加剧金融危机。
三、在当前金融危机下房地产泡沫防范的必要性
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房地产业十分繁荣,甚至有些过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较大泡沫,很多人担心一旦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碎,中国的经济将受到重创,十分危险,甚至戏称“中国的房地产业绑架了国民经济”。
但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商业银行对房地产信贷紧缩,房企基本上都已经失去了融资能力并受到了显著影响。房地产业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土地购置面积、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竣工面积和房价涨幅都出现了同比下降的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以为房价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房地产泡沫,从而泡沫防范的压力会减小。
但实际上当前房地产泡沫并不小,而且还有可能进一步被放大。得出这种结论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因素:
(一)中长期内我国房地产的供求状况基本稳定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前几年流人的生产要素由于“时滞”的存在并不会立即减少房屋的供给。但生产成本、相关商品的价格及预期的变化,则会相应增加商品房供给。
因此,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短期内房屋的供给将会保持相对稳定。从长期看,房地产业仍将是我国的支柱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供给将会稳中有升,而长期内房地产价格会涨落互见,仍旧会出现上涨的阶段。
(二)国家的内需扩大计划和地方政府对GDP的追逐
房地产开发商及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可以制造短期的经济繁荣,甚至可以把GDP描绘得更美。但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美国这样金融监管严厉、金融市场发达的情况下,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风险与危机。中国如果任由房地产泡沫吹大,后果也将显而易见。
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房地产不是一个炒作投机的市场,对中国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说,是没有能力进入这样高房价的市场的。一个居民没有支
付能力的市场,如果仅是通过银行的金融杠杆来炒高房价、来制造短期的房地产市场繁荣、来增长GDP,那么这个房地产的泡沫一定会吹得比美国还要大。
四、房地产泡沫防范的思路与对策
在当前的形势下,防范房地产泡沫关键是把房价控制在相对理性的范围内。据资料统计,目前房地产项目中来自于银行的资金竟高达61%。
因此,防范房地产泡沫最有效也是最容易操作的方法是从金融领域人手,加强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信贷监管,抑制投机。
(一)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金融机构是房地产市场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控制其供给是达到控制房价上涨目的的必要措施。由于金融创新,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难度不断加大。监管措施往往跟不上金融创新的速度,以至于导致监管的失败。
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商业银行贷款证券化使放款机构突破传统住房贷款“先存后贷”经营模式的约束而造成的。
因此,只要金融监管措施跟上金融创新的速度就是最有效的方法。
(二)完善金融体系
目前,我国的房地产金融体系主要与银行制度有关,我国银行业是在金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涉足房地产信贷业务的,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抵押制度和抵押保险机制目前还不完善,银行自身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如资本金不足、不良资产过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低等,这些都会加大房地产信贷的风险。
我国银行业应当从基础设施建设人手,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金融监管部门应从制度建设人手,完善信用制度、抵押制度、抵押保险和抵押二级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本充足率,控制不良贷款率。
(三)调整货币政策和房地产信贷政策
房地产业跟金融业的密切相关性,决定了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宽松的房地产信贷政策。
在流动性充裕、融资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如果投资投机需求都很旺盛,企业投资开发热情高涨,市场渐渐出现非理性繁荣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政策不能提前、有效地调整,那么房地产泡沫很容易产生。
因此,一方面货币当局通过货币供给、利率和信贷条件等手段调整房地产信贷流向。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合理控制和调控房地产信贷规模,防范金融风险。
(四)拓宽房地产融资渠道,监控和规范房地产业融资行为
拓展房地产融资渠道和培育融资机制是发展房地产融资、解决房地产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分散风险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