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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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根基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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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农业、农民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亟需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双重引擎。20世纪中期以来，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以及市场化力量的严重缺位必然造成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走出困境的突破进路，这一转变要求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关键词〕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市场推动；政府引导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108-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840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09B23914）

〔作者简介〕曹海林，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江苏南京210098。

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实践是西方合作经济形式的“嫁接”或“移植”，但因其“嵌入”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合作组织实践。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合作组织虽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事实上却陷入了农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涣散、合作关系疏远、合作信用欠佳等困境。本文着重剖析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运行环境的特殊性，力求揭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

一、政府与市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

合作行动（cooperative action）作为构成合作组织经济生活的基本单元与微观基础，一直是经济学和社会学最具争议的研究焦点。经济学基于完全理性（entirely rational）前提假设，通常采用大量数据图表对合作行动进行定量分析，并建构出交易模型（Staatz，1983）、投资模型（Alback，1997）、博弈模型（Fulton，2000）、寻租模型（Banerjee，2001）等。但在社会学看来，以上理论模型的最大缺陷即假设合作行动者能准确决定其行动后果和潜在效用。经济学假设显然不符事实，合作行动嵌入于复杂的社会制度运行环境，非经济因素对合作行动的影响不容忽视。早在社会学经典时期，马克思（1867）、涂尔干（1893）、韦伯（1921）等对合作行动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社会学基本范畴分析，强调制度建构及其有效实施的非理性基础（包括风俗习惯、社会规范和文化观念等）同样对合作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产生影响。在经济学视野中，经济合作组织是处于市场竞争不利地位的弱小生产者按照平等原则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通过共同经营实现改善自身经济利益或经济地位的组织，现代农民合作组织应是市场经济的产儿。

事实上，世界合作运动的实践经验表明，现代农民合作组织是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进入市场、改善自身经济地位的理性选择。农民合作组织不仅仅是当今世界最为成功的合作组织类型，而且还是当今世界合作运动的主体。鉴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差异，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社会根基及其发育成长动因也互不相同。从发生机理上看，现代农民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竞争性的市场，因为“竞争性的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展的有效的生产和分配货物与劳务的最佳方式。国内与国际竞争带来了刺激因素，挣脱了束缚企业家和技术进步的羁绊”1。毋庸置疑，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需要“市场化力量”的推动，而“市场化力量”指特定市民社会（以市场经济为轴心的经济社会共同体）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的自由意志，在非特权和非垄断资源占有方式中的体现，其核心是凡具有意志能力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体及其功能组织，获得了按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自身价值与发展目标的行动自由及其保障条件，2亦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根据市场需求，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各类活动，以提高组织效率和效益。

农业作为分散产业、农民作为技术弱势群体所具有的天生弱性同样亟需市场化力量的介入与推动。农业的自然生产与分散经营的特点，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过程，经常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违约风险，同时由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低，是一个弱质产业。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不可忽视，这种矛盾很容易被视为市场化推动的负面影响或副产品。这就需要设立专业性的经济机构，为分散的小农经济提供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产销信息和功能的可能。另外，政府在农民权益保护方面也存在着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服务缺位的问题，农业市场竞争急剧性和农业产业弱质性之间的矛盾，是制约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市场竞争具有自主性、效率性和风险性的优势特点，同时市场化竞争的推动又具有分散性、小规模性、非均衡性的明显缺点。这一事实必然要求在市场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之外还应有政府引导力量的介入，政府引导也成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又一引擎。

正是基于市场化竞争存在的诸多不足，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还需要政府引导，即通过一系列政策过程来实现市场化力量推动难以完成的任务，体现政府引导所具有的公益性、反应速度快和规模影响大的优势。更何况，“市场不能在真空中运转——他们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法律与规章体系。就其他许多任务而言，市场有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3这种市场和政府作用的互补性，要求农民合作组织实现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合作社诞生之初的价值目标及其行为取向表明，合作经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介于市场与政府管理之间的组织制度安排，客观上要求市场与政府的共同参与和有效配合，这种内在需要决定了农民合作组织本身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依赖性，决定了其实现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首先是农民合作组织本身的迫切需要及其行为保证。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基础薄弱，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不快，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还很薄弱，对市场信号反应不够灵敏，经营管理素质基础较差。农业生产工具由于受到土地自然条件和规模经营不够的限制，机械化、自动化、现代化的程度还不高。由于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现实地要求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迫切需要构架以家庭承包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为基本框架的市场农业组织结构，提高农业市场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水平，促进小规模的农户分散经营与社会化的统一大市场对接，实现农民合作组织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的良性互动。

二、引擎失衡：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畸变境遇

基于中国社会事实，对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为何会陷入更为艰难困境的疑虑与反思在学术界早就酝酿成强烈的问题意识。果真如有学者质疑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农民合作能力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烈的利益驱动致使农民间的合作关系必然会迅速减少？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必然会促使农民行为的原子化和农村传统组织的衰落进而造成农民合作变得更为艰难？毫无疑问，对这样的质疑回答“是”或“否”都显得极为草率。因为对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特别是对转型期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的剖析离不开我国特定的制度运行环境，不仅要重新审视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制度文化背景，而且更要认真思考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在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之上。因为经济行动不仅仅是满足个人自然物质需要的工具，而且还是自我实现的工具，所有这些只有在社会背景下才能实现。4

回顾世界合作组织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合作组织发展的初期，合作组织是作为民间产生的自下而上的经济互助自救组织而存在的。作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自救组织，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将“无涉政治性”视为重要的组织原则或组织行为准则。不过，合作组织的最初设想未必就会形成合作组织后来实践的现实轨迹。进入20世纪以后，合作事业从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农民合作组织逐渐得到普及，合作组织发展赖以生长的经济环境和政治体制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强调政府干预经济、认为政府是惟一有效的干预工具成为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主流观点，同时也成为战后西方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开始普遍推行强制性色彩极浓的经济运行体制，将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视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惟一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合作组织发展的价值指向及其运作轨迹开始发生偏移，原先作为自下而上的自救组织开始为外在力量所利用并加以牵制，经济合作组织不再完全是互助自救的经济组织，合作组织制度及其运作形式开始被政府力量改造重新组装并成为政府振兴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的理想路径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自上而下推行合作组织发展的意图就更为明显，即政府欲将合作组织作为推行其特定经济或社会政策的有力工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开始套上国家行政化运作的外衣，而其发展自然也越来越背离“无涉政治性”原则。国家的行政意图明显左右着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方向，若将其置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其产权模糊，内部交易成本过高，合作组织的技术效率与企业组织相比有明显的差距（Alchian & Demsetz，1972；Poter & Scully，1987），所以，合作组织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总是与国家对它的各种扶持联系在一起。5如此情境，国家行政化驱动力压市场化推动而成为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影响力，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自然也就难以避免。

毋庸置疑，农民合作组织发育成长的根源基于“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农民合作组织源于市场化，又能推动市场化。毕竟“在私人物品的交换过程中，理性行动者最大限度获取效益的途径就是放弃原有物品，以获取使自己受益的更多的其他物品”6。所以，农民在面对大市场时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及规避市场风险的需要，联合起来集体行动，放弃原有物品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获取最大效益。而在政府行政化推动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既非源于市场化，更不能推动市场化，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越来越捆绑于国家的行政设计及其意图而陷入极其被动的尴尬境地。

非常明显，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自1950年代以后的“畸变”发展与国家政权的强力推进密切相关。如果说50年代初运动中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主导作用还仅仅停留在法律制度规定层面的话，那么，随后的合作化运动、化运动则是国家在自己名义下，构造了体现国家意志的乡村集体组织并赋予其特定的经济和法律权利，进而实现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实质性主导。7重新审视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1950年代开始合作化之时，我国农村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随后长达20余年之久的体制不仅使中国的农民合作组织变了质，没有了“合作”的实质内容，而且更使绝大多数农民丧失了对合作组织的兴趣及其参与的主动性，以至于对1980年代后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造成无形的伤害。在行政力量推动下，农民对于合作组织的参与仅仅是“被动式市场化”卷入，国家的行政意图及其指令毫无商量地将农民全部卷入合作化运动。如此规模宏大的国家行政化合作运动注定造成两大后果，一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不再按市场化规则运行（事实上也无法按市场化规则运行），必然陷入实践困境；二是农民参加合作组织也不再是权利型的理性参与，实为农民的无奈选择。双重引擎的严重偏颇失衡必然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

三、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农民合作困境的突破进路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民的合作化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动员的性质，特别是在国家主导乡村的社会背景下，国家凭借高度集权的行政权力将农民卷入各项政治运动，这种“政治卷入”式的政治参与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而实现的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控制。8毫无疑问，卷入式的合作化参与显然扼杀了合作农民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高度集权的国家行政控制使得农民拥有的公共参与权利还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一切权利因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层层控制而根本无法兑现。农民对合作化运动的参与只是国家行政力量动员农民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而并非要真正体现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权利及其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性地位。

事实上，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下，农民合作组织的生成机制及其运作模式完全格式化于国家行政体系，农民作为“合作主体”参与自上而下的合作化运动并不是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要求以及政治权利主张的积极行动，而是迫于国家行政压力的无奈选择。建国后国家行政力量正是通过发动合作化等运动将农民成功卷入其中，这种“政治卷入”式的合作化参与实质上就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缺乏主体选择权利的被动行为，农民必然沦为缺乏自主意识与选择权利的一群“合作化盲从”者。如此合作化只能是国家行政权力对农民合作行动的单向控制，显然无法激发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主动性。

毫无疑问，1980年代后，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的均衡运作初现端倪。乡村改革使农民真正获得了主动性参与的权利资格，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农民在身份上不再是隶属于公社体制的“社员”，拥有了生产经营上的自，确立了独立的经济自主地位，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合作组织必须遵循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原则才能获得一定的合法性。因此，农民自愿合作也就会成为农民在事实上可能实现的一项法定权利。9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权利有了特定的经济利益基础，而且，也改变了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性质，即由集体化时代的“政治卷入”式参与向新时期的“权利合作型”转变，农民合作参与的权利性日益突出。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均衡运作的社会基础逐渐形成。然而，农民合作组织参与性质与方式的转型并不就意味着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性能得到充分体现，由于农村改革后农民的合作参与成为一种非强制，这就使得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很难避免“多数人参与”的困境。1980年代以后，农民合作组织虽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事实上却出现了农民合作意愿不高、合作精神涣散、合作关系疏远、合作信用欠佳等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不能让我们轻率地对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绩效与前景下结论，但至少促使我们思考在市场化主体力量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组织如何培育和发展的问题。农民参与合作组织从“卷入式”向“权利型”的转变，不应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而且更应有实质性内容的切换，这一转变要求国家引导与市场推动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其一，培育村民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先决条件。从较大范围来看，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是权利型合作中参与主体的文化因素，也即政治文化中的一种。一般来说，合作主体的合作文化主要体现在合作主体在合作问题上对合作过程的行为和心理取向。合作文化的类型对合作主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合作的价值评价、合作的态度和情感表现、合作的方式选择、合作规则的认同情况、合作的行为向度、合作的效果认识等等方面，文化因素常常会潜在地发挥着制约作用。权利型合作不仅要求农民要有较强的权利观念，而且要求农民具备现代公共精神。

其二，提升农村市场化程度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重要根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重要条件，健全市场体制能使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推进农业市场化的直接体现是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和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农民才有可能选择合作组织这种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提升农村市场化程度既要求政府为农民合作组织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又要求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各种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等硬件设施的建设以及农村市场流通体系、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和农村消费品市场体系的建设，从而为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奠定重要根基。

其三，突出农民合作主体地位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关键因素。农民权利型合作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农民以合作主体身份对合作事务实施民主管理的过程，在合作过程中，农民作为合作主体不仅要积极参与合作规则的制定，而且更应成为农民合作规则的实践者与创新主体。农民合作规则的内容应以文本的形式而存在，这既包括确立合作主体权益的合作社法，也包括着眼于地方特色的农民合作章程（条例）。虽然两种合作规则在性质和功能上具有一定差异，但参与制定的主体理应都是农民，农民合作主体地位的确立必然能确保农民权利型合作的真正实现。

其四，提高乡村组织化程度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基本保证。农民权利型合作必须要依赖于制度化的组织通道，农民合作参与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庄组织化程度的高低。乡村改革以来，农民在空间地域上彼此相互割断，横向联系也相对缺乏，这种低度组织化的乡村社会结构，必然使农民的合作参与因缺乏凝聚载体而出现弥散化和相对弱化，从而导致农民的权利表达和政策要求难以集中，农民权利型合作必须要求切实提高乡村组织化程度。

其五，创新农民合作形态是实现农民权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农民合作形态的现实状况意味着农民合作权利实现的可能性大小，农民合作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农民参与形态的多元化程度。由于受到“卷入式”合作形态的长期影响，我国农民合作的方式和途径表现出单一、空乏的总体性趋势，农民的合作行为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缺乏主体性的被动行为，农民的文化特质、价值观念、社会行为惯性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农民权利型合作多元形态的选择。创新农民合作形态激发农民合作的主体性则是确保农民权利型合作的根本措施。

〔参考文献〕

〔1〕〔3〕世界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R〕.年度报告，1991.

〔2〕赵泉民.对20世纪中国合作经济困境的比较经济社会学分析〔J〕.学术研究，2005，（8）.

〔4〕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4.

〔5〕熊万胜.合作社：制度化进程中的意外后果〔J〕.社会学研究，2009，（5）.

〔6〕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37.

〔7〕曹海林.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J〕.江苏社会科学，2008，（5）.

经济发展根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场景 数据业务量 语音业务量 单站业务贡献量

Tracking and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base station traffic

GAO Chang Beijing Telecom planning & Designing institude Co.，Ltd，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3G and 4G network has been deployed， the depth of coverage of the network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followup constru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s on the precision gradually improve； through the base station side tracking data for a year， based on actual data， standing in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of the different scenarios of business contribution. As a reference for network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Key words： scene；data traffic； voice traffic ； single station business contribution；

一、 前言

过多年网络建设，目前市区和县城面覆盖基本完善，乡镇和高等级景区基本实现达到覆盖；线覆盖方面高等级线路，如高铁、机场高速已经实现连续覆盖。后续网络建设主要以市区内补充覆盖和边缘区域的扩展覆盖为重点；线覆盖以完善高等级线路覆盖，补充拓展低等级线路覆盖为主。网络建设进入进入投资精细化阶段。

随着网络的演进、网络覆盖日益完善和网络内容日益丰富，用户在不同场景下对业务的使用习惯和使用欲望也发生改变。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兴建城市不同区域人口密度也发生改变。以上两点共同作用造成不同场景下业务量的发展趋势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投资效益。

二、 各场景业务量存量和自然增幅

业务自然增长，即分析存量基站在一年期间业务增长幅度。

面覆盖区域：

业务量存量角度，数据业务从内至外单站业务量递减，即平均站间距越大区域单站业务存量越小。语音业务从内至外单站业务量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即密集城区到一般城区业务量增加，成熟城区至郊区单站业务量递减。

业务量增长潜力角度，从内至外业务增长潜力递增，即平均站间距越大区域，单站业务量自然增幅也随之越大，语音业务和数据业务保持统一；从单站业务增量角度，语音密集城区至成熟城区增量增加，成熟城区至郊区增量减少；数据业务增量，密集城区至开发区增量增加，开发区至郊区增量减少。

线覆盖区域：

业务量存量角度，线覆盖场景语音业务量和数据业务量国道和省道业务量较高，机场高速业务量较低的原因是机场高速前一年统计时段尚未开通，其他线覆盖场景业务量差距不大。国道和省道单站业务量较高和目前该场景基站分布特点相关，选址多为行政村附近，形成主要覆盖道路并兼顾覆盖行政村的兼顾覆盖。

业务量增长潜力角度，机场高速业务增幅最大，且数据流量增幅尤为明显；铁路线路包括高铁和普铁，业务增幅均较高；高速线路基站业务增幅明显高于省道和国道。对比数据业务量和语音业务量增幅，线覆盖存在明显不平衡现象，第一类，机场高速语音业务与数据业务增长幅度相近，相对其他线覆盖场景机场高速双增长是由于用户增加引起，且机场高速用户对数据使用意愿快速提高。第二类，高铁和普铁，语音业务均增加200%左右，数据业务均增长45%左右，相对语音业务，数据业务使用意愿提高较快。第三类，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该场景下语音业务使用意愿较高，但是数据业务使用意愿提高较低。省道单站语音业务量增加，但是数据业务量降低，一方面说明省道用户的增加，另一方面说明省道用户对数据业务使用意愿的降低。

点覆盖区域：

业务量存量角度，语音和数据景区与乡镇差距不大，行政村相对业务量较低。

业务量增长潜力角度，景区业务量增幅最大，且语音和数据同时保持高速增幅，说明景区用户对于数据业务使用意愿提高较快；乡镇和行政村增幅基本相当，行政村数据业务量增幅较大。

综合业自然增幅数据，业务增长幅度较大的场景分别为机场高速、景区、高铁、普通铁路；增量较大的场景分别是景区、高铁、机场高速、乡镇和行政村。

三、面覆盖内新建站贡献增幅

将新建站及新建站周围一圈基站形成的区域作为一个业务单元，在业务单元大小不变的情况下，业务的整体提升量与前一年业务单元的业务量比作为本年度数据业务和语音业务的增幅。

将分场景区域存量基站本年度相对前一年业务量的增长幅度作为本年度年该场景的自然增长幅度。

比较本年度年有新建站区域的业务增长幅度和自然情况下业务增长幅度，来判断该站对于整体业务提升的贡献率。

对本次面覆盖区域内新建的250个基站，分区域业务量增提提升幅度方面呈现由内至外即由密集市区至新兴城区和郊区增长幅度逐步增加的趋势；增加基站区域业务增幅相对于该场景业务自然增幅语音业务和数据业务增幅相反的趋荩语音由内至外逐步增加，而数据业务由内至外逐步减少。

新建基站对本业务单元的贡献算法：

新建站单对业务单元的贡献量主要说明在不分担其他基站业务量情况下，新建站对业务吸收的贡献情况。密集市区单站业务贡献量最高，开发区次之，成熟城区再次，郊区/新兴城区最低。

四、总结

本文跟踪和分析了某地市基站建设前后一年的数据，可以看出由于基础设施投放力度不同和用户习惯变化的双重作用，各个场景下的业务量增长幅度不同，数据业务量和语音业务量增长幅度不同。通过数据分析，在高铁和普铁，客户的数据业务使用意愿很强，而机场高速作为高等级客户集中区域，数据业务和语音均呈现高增长趋势。景区的数据业务增长非常显著，对应了客户的景区数据需求强烈。另在城区，呈现外来人口集中在郊区和开发区，或者人口外迁的特点，可作为投资方向选择参照性指标。

本文定义业务单元自然增幅和单站贡献业务量，对基站建设收进行有效定义。

对数据跟踪和分析结果可预判基础设施投资的有效性，可作为网络建设效益评级的依据。

参 考 文 献

[1]肖云，陈森. 移动通信业务预测方法研究[J]. 无线通信，2011（2）：48-52.

[2]冯毅，曹恒. 业务量预测建模与分析[J]. 邮电设计技术，2008（9）： 25 - 30.

[3]庞京，王坦.移动通信系统数据业务量预测研究[J].信息技术（2014）09： 37-42

[4] Report ITU-R M. 1768. Methodology for calculation of spectrum requirement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terrestrial component of ITU - 2000 and systems beyond ITU - 2000[R]. 2006.

[5]，张玉艳. 基于GSM/GPRS /EDGE 网络的业务量预测方法研究[J]. 电信工程技术与标准化，2011（12）： 16 - 20.

经济发展根基范文第3篇

【关键词】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建筑业；支柱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建筑企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质量高、工期短、造价低的建筑核心产品。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作为时代进步的驱动力，已经渗入到各行各业。也成为建筑行业生产效率增长的活力之源。

1.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1）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行业内部竞争日趋激烈，建筑施工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建筑企业的技术力量上，更是体现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上。建筑企业要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将管理科学理论及时运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提升经营管理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竞争力，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技术创新是建筑企业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谋求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手段。与其他行业相比，建筑行业通常被认为是传统的低技术含量企业，由于思想认识的偏差及国家扶持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建筑企业在创新活动方面投入较少，也是制约建筑企业发展的瓶颈之一。

（2）建筑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新的施工技术、新的施工工艺、新材料、新结构和新机具的研发、生产及推广使用是密切相关的。建筑企业可以充分利用社会科技创新资源，借鉴成熟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通过引进，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进行二次开发。选择有商业价值和有发展潜力的技术开发项目进行自主研究，开发新的服务产品，为承揽新任务进行技术储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建筑企业通过降低材料和劳动力成本提高建筑产品竞争力的发展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建筑企业只有真正解决技术创新主体缺位的问题，使企业成为有创新战略、有筹资能力、有自主开发能力、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的市场主体，才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只有掌握了相关的核心技术，才能占领相应市场，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建筑企业经营管理创新的首要目标是“项目优先”。在承接到工程项目后，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和专业特点，要充分调动和合理分配企业的人、材、物和资金资源，选派适合的项目经理、管理团队及施工班组。

（3）应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对工程项目进行技术创新，积极推广QC小组活动，创建工法、优质工程，打造企业良好形象。创建省级文明工地、创建绿色施工示范工程、创建鲁班奖、长安杯、兴安杯奖等。使建筑企业对外宣传有良好的形象名片。

（4）此外，在工程项目的准备、实施过程中，建筑企业应有计划的安排人员到工程实际中去锻炼、实践，以造就和培养一批高素质、精管理的企业储备人才。同时，要善于摸索和总结，以形成适合企业实际情况、具有企业特色的管理方法，提升项目管理整体水平。

经济发展根基范文第4篇

1995年，陈工孟博士从美国获得金融学博士，放弃了美国高薪聘请来到香港理工大学任教，一干就是15年，他从助理教授、副教授一直做到博士生导师，并于2001年获得香港理工大学终身教授及校长教学成就奖。2002-2011年期间，在成思危副委员长的直接领导下，陈博士创办了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并担任创始院长，为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事业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培养我国急需的风险创业投资人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11年初，陈博士做出了一个很多人难以理解的决定――放弃了香港理工大学的终身教授职务。“我是在成思危副委员长的十年熏陶与鼓励下，决定全身心投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陈博士说：”我希望将我过去15年来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教学研成果与成功经验应用到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去。

在陈博士的带领下，国泰安从原来以金融数据起家，快速扩展覆盖至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基础及幼儿教育、网络教育等领域，针对当前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种种问题，陈博士把风险创业投资、天使投资、创业创新经济的理念与机制引入职业教育，从而改变传统重知识轻能力、重过程轻结果的职业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经济发展根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实体经济；经济结构；战略调整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勤劳创业和实业致富，发达稳健的实体经济，对提供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经济长久繁荣和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笔者认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对提升经济质量、有效扩大内需、控制物价涨势、增加社会就业、提高生活水平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壮大，既是筑牢经济的根基，也是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必要前提。

一、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

2012年，受国内外宏观经济整体下行态势的影响，中国实体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0%左右，比2011年度的13.9%回落了近4个百分点。2011年温州高利贷危机爆发，表象是高利贷危机，实质是中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危机。紧缩的货币政策、不断上涨的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通货膨胀及高额的融资成本和税负导致实际负利率，使企业无心实业生产，越来越多的资本选择更容易保值增值的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实业投资越来越困惑，实业经济与虚拟经济愈发失衡，实体经济的“产业空心化”正动摇着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我们必须直面“产业空心化”这一事实，把握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中国经济持久稳定的发展。

二、实体经济发展“空心化”产生的原因

一边是如火如荼的虚拟经济，一边是举步维艰的实体经济，是什么原因让曾经撑起“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步履艰难呢？

（一）资本的逐利性

近年来，经营实业的企业利润被一再被压缩，甚至出现了亏损，许多中小企业不愿再做实业，而虚拟经济高利润、高回报，与实体经济领域形成反差，资本自然逐利流向高利润、高回报领域，导致资本在虚拟领域的过度循环和过度膨胀。

（二）产业结构滞后，转型升级缺乏动力。

我国产业结构以低端制造业为主，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以温州为例，企业参与配套多局限于产品包装和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上，属于劳动密集型、较低技术含量、较低附加价值的生产制造活动，加工环节少，工序单一，平均利润只有5%左右。大部分企业缺乏核心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产品趋同现象非常严重。

（三）融资缺口大，融资渠道不畅通

资金是企业维持日常生产经营的最基本要素，畅通、便捷的融资融道、适度的现金流、科学的资金管理制度是企业良性经营的前提。但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成为严重束缚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小企业融资难，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体制的原因，产品要创新，人才要培养，规模要扩大都需要资金的投入，资金效益直接影响企业效益，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上涨，都直接影响了企业经营效益，这种资金的低利润低回报又形成恶性循环，导致资金进入实体意愿不强。

三、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对策

影响当前实体经济增速放缓和企业效益下滑的因素，既有世界经济衰退、外需持续低迷萎缩带来的影响，又有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造成的影响。中国经济运行进入新的调整期，针对当前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要把稳增长放在重要的位置，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着力改善经济运行环境，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年度宏观经济政策重点仍要突出稳增长，努力使经济运行特点变化平稳过渡；同时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一）、政府支持。

在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破解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瓶颈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打破行政体制障碍，强化市场导向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1、政策引领和财政支持。在金融危机和转型升级的多重压力仍未明显缓解的情况下，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财政支持和引导力度，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制定适合国情、地情的财税政策，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强国家产业政策引导，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大力推进重点产业调整振兴。

2、金融支持和税费减免。加强政企银的沟通，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支持实体经济，支持新兴产业发展，鼓励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向中小实体企业倾斜。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流向实体经济领域，以支持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良性循环。

（二）、企业自强。

实体经济精神的回归、技术创新、人才培育等是实体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实现实体发展由外部驱动向自身驱动转变，是我国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1、实体经济精神的回归。创业容易守业难，企业要持续健康的发展，首先，企业家要静下心来，戒骄戒躁，要耐得住寂寞，抵制得了诱惑，静心做好实业。

2、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指生产技术的创新，包括开发新技术，或将已有的技术进行应用创新。科学是技术之源，技术是产业之源，技术创新建立在科学道理的发现基础之上，产业创新主要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之上。只有不断创新技术，才能增强企业核心竟争力，才能做大做强企业，才能成为行业或产业的领军人，屹立在世界激烈竟争的舞台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