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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亚洲金融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 启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近二十年来最大的两次金融危机。这两次金融危机的触发机制和传导机制也有着自己的特点。两次危机的爆发也对我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两次危机的比较
(一)危机表现
图1 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泰国GDP变化与次贷危机前后美国年度GDP变化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Word Bank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危机冲击的主要国家的股票市场都出现了大幅度的跳水,经济增速也有所下滑,泰国1997年和1998年的GDP分别下降了17.1%和25.9%,同样美国2009年的GDP下降了1.77%。金融危机除了冲击证券市场和经济增速外,也使得受冲击国家的货币贬值,房地产市场萎缩。
从金融危机的表现上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金融危机的发生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二)危机爆发的原因
1、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共同造就的。
首先,泰国泡沫经济崩溃带来了不良债权。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的房地产市场迅速地膨胀,外国资金的流入也推动了泰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到了1997年,泰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泡沫的破裂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债权。
其次,泰国在危机爆发前出口减少,产生贸易逆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由于美元升值,泰铢又是长期盯住美元浮动,因此造成泰国的出口减少,经常项目逆差扩大。
再次,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对冲基金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冲击。冲基金预期到泰铢的贬值,于是对泰铢发起了攻击,泰铢大幅度贬值。在对泰铢进行了冲击之后,对冲基金又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货币进行了冲击,使得这场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危机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
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美国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创造了多环节的资产证券化。美国的房地产放贷机构大量地发行次级贷款,抵押贷款公司又发行了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支持的证券(MBS),并将MBS出售给了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又以MBS为基础发行了担保债务权证。这样,当利率身高,次级房贷的债务人无力偿还贷款时,就会使得整个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金融危机爆发。
其次,贸易顺差国资金流入美国引起房地产市场泡沫。以中国为代表的贸易顺差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国家用将外汇储备用以购买美国的债券,将资金注入美国市场。资金的流入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图2 2001-2007年次贷危机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数据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局官方网站
再次,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美联储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美联储在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当美国经济在2003年开始反弹的时候,美联储并没有及时上调利率,长期的宽松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房地产泡沫。
最后,金融监管的欠缺最终使得危机爆发。在美国金融机构不断进行资产证券化和金融创新的时候,美国相关的监管机构并没有对金融创新中存在的风险进行有效地监管。监管的欠缺放大了金融产品的风险,最终使得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
(三)危机的触发机制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来看,两次危机的触发机制是不同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危机引起的一场全球金融危机,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前者发起于发展中国家,后者是由发达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引起的。但是引起两次危机爆发的共同原因是金融监管的欠缺和危机前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
(四)危机的应对措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冲击的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应对危机中主要是接受了IMF的援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对本国经济进行了救助。作为美国债权国的中国、日本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等也因不愿看到美元资产贬值而加入到拯救危机的行列中。
二、两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从两次危机前后我国出口额变化的情况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额的影响要远远大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原因在于:
一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冲击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是中国在出口中的竞争国家。因此,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影响的时候,我国出口的变化并不会很大。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受危机冲击的主要是欧美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当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受到影响的时候,其进口需求减少,我国的出口必然大受影响。
二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本身的影响范围要大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受到了比1997年更严重的冲击,自然我国的出口所受的影响也将会更大。
三是,由于我国商务部公布的官方数据的限制,我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只能是年度数据,因此很有可能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所使用的月度数据波动性更小。
(二)危机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图3两次危机前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年度变化(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
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从两次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看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我国在两次危机中外商直接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由1996年的700多亿美元下降到了1999年近400亿美元。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由2007年第四季度的350亿美元下降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不到200亿美元。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
(三)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银行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以及资本充足率都已有显著提高。由于资产负债表更加强劲,资本杠杆率更低,我国银行无需通过减缩贷款对危机做出反应。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银行正通过提高杠杆率向经济注入流动性。2009年3月份的贷款增长率从2008年8月份的14.3%增加到29.8%。这说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我国银行业应对危机的机制更加成熟,银行业应对危机也有着更大的主动性。
三、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一)在经济发展中要警惕泡沫经济的出现
不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危机爆发前,危机发生国都出现了由于流动性过剩而引起的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也是两次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的触发机制。因此,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我们也要警惕这种由于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房地产泡沫。在房地产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强对住房实际使用量的监控。
(二)加强金融机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都有由于金融监管不力而造成危机加剧的因素。尤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大量热钱涌入东南亚国家的市场,推动泡沫高涨,这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是很大的。我国目前也是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很多资金由于看好中国市场而想涌入中国。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限制资本流动的国家,因此,这还没有给我国造成过大的冲击。但是不可否认,我国的资本项目将逐步开放,在那种情况下,我国一定要警惕短期资本的冲击行为,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
除了对于热钱的监管外,我国也要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我国的金融业尚处在一个发展阶段,各种金融创新的工具将在我国逐步使用,我国在金融创新的同时要吸取美国过度创新引发危机的教训,加强监管。
(三)保持适当的外汇储备以应对冲击
从我国历年外汇占款的变化看,我国的外汇占款在2000年之后进入了一个加速增长的时期。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汇率完全浮动之前,我国保持一定量的外汇储备可以防止在资本账户开放后国际游资对于人民币的冲击。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以泰国为首的东南亚国家正是由于最终的外汇储备不足而无法抵御对冲基金的冲击,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四)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金融业的发展是一种虚拟经济的发展,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虚拟经济的风险也是巨大的。只有制造业、实业等实体经济得到切实的发展才能真正的增强一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都有由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而造成经济泡沫放大的因素。因此,只有加强实体经济的发展才能够提高一国的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刘亮.美国次贷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比较[J].金融数学与研究,2010(1)
[2]刘遵义.十年回眸:东亚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2007(8)
[3]余永定.泰国的货币危机及其启示[J].国际经济评论,1997(9)
摘要: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研究很多。但是大多数研究没有注意到FDI的大量流入对于东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FDI没有直接引起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它确实对危机国家经济脆弱性的形成发挥了作用。FDI给东道国带来的金融风险往往是潜在的,如果不能有效监管,这种潜在金融风险就有转化成现实金融风险的可能。所以,一味提高FDI的引资比重并不能使发展中国家摆脱金融危机的侵扰,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对FDI的监管。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东亚;金融危机
一、引言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研究已经很多。学者们从各个角度研究了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的学者从金融领域寻找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认为东亚国家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过早对外开放资本市场而又缺乏有效的监控措施,为国际投机力量的炒作提供了土壤,从而触发了金融危机;有的学者从发展模式和体制方面研究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认为东亚国家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通过集权型的资源配置培植主导产业和部分经济利益集团,虽在特定的条件下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发展模式在经济上妨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政治上滋生了权钱交易和政府腐败,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仅经济增长难以为续,而且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的学者从经济结构上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东亚国家基础工业落后,资本货物及中间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则进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另外还有金融监管不力、金融和非金融部门以及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复杂关系等原因(陈健安,2000)。归根结底,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于经济中潜在的脆弱性引发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当外部环境急剧恶化时就转化为现实的危机。东亚经济中潜在的脆弱性主要指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赤字。如表1所示,1996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9,18%,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5%的警戒线。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经常项目逆差也比较大,分别为GDP的5.99%和5.86%。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都是FDI的主要接受国。那么,FDI的大量流入是否是这些国家经济脆弱性产生,从而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呢?笔者认为FDI对东亚国家经济脆弱性的产生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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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论》 危机理论 金融危机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发展,许多银行和金融机构都致力于拓宽自己的金融市场。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其带来的巨大损失将蔓延至全世界。同时,金融危机也会由金融部门向实体经济部门蔓延,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阐明了虚拟资本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和经济的演进历程进行了动态性的分析,对信用做出了双重性评价。同时介绍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全过程,并且对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剖析。
二、《资本论》中对金融危机的阐释
《资本论》将经济周期划分为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萧条以及复苏四个阶段。马克思指出,金融危机大多是经济危机的征兆,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 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
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中总结出――“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段话中的“特种危机”,就是独立的金融危机,来自于金融系统自身内部的紊乱。
综上,《资本论》中将金融危机分为两类,一是作为经济危机的征兆发生的金融危机,另一类则是独立产生的发生于银行、交易所的金融危机。
三、《资本论》中对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经济危机的产生解读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原因,而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因此,任何条件下发生的经济危机其本质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二)马克思的金融信用危机理论
由《资本论》第三卷“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与货币经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营业的发展又依然会和商品经营业的发展齐头并进。”于是信用制度引发了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使再生产过程不断被拉紧从而达到极端,加速了生产过剩的内在矛盾借由危机的形式爆发。作为资本积累和集中的有力推动,信用使得股份公司和银行把分散资金集中起来,扩大了生产,但也不可避免地使单纯性投机出现。这样,生产脱离市场而迅速扩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再生产的过程。“信用制度加速各种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加速了危机”;“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会有效,金融危机就会爆发。”
(三)《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与金融危机
所谓虚拟资本,是本来并不存在,而是根据一定收入虚构出来的资本。“当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货币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生息资本就出现了。”生息资本的出现表明:每一个确定的货币收入都将表现为一个不一定是由这个资本本身产生的资本的利息。收入的资本化过程解释了虚拟资本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价格与价值发生了分离,作为生产之外出现了虚拟市场――资本市场就出现了。虚拟资本的价值运动独立于现实资本,其价值并不随着现实资本价值的变动而变动。
从虚拟资本理论中可以得出,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商品或虚拟资本货币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种矛盾对立的严峻程度很容易超过一般商品与货币的对立矛盾。由此可见,“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基础。”
四、启示与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独立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也会反作用于实体经济,从而对一个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产生恶劣影响。我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初级阶段,一个平稳有序的市场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资本论》中有关金融危机理论的分析,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对金融行业的市场监管
由马克思对于信用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分析,信用危机的存在,是金融市场的一个巨大的隐患。因此,加强对金融行业的市场监管势在必行。加强金融监管,就要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制定科学与有效的经济政策。
监管措施方面,应当注重监管手段的科学合理,监管方法的多元化。金融监管并非管制,对于金融的过度束缚无疑将会阻碍一国的经济发展。金融监管不仅要科学、合理,还要适度。
(二)加强对虚拟资本的管理
虚拟资本在金融危机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虚拟资本的双重作用,在推进和支持虚拟资本的发展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虚拟资本的管理,从而更好地利用虚拟资本,创造更大的收益。
具体来讲,首先应当规范股票、期货等的市场交易秩序,以保证金融交易的有序进行。第二,有关部门应该严格把关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发的金融工具及金融衍生品,科学预测其发展前景,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社会的巨大损失。
参考文献
[1]高新宇.《<资本论>中金融危机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思考》[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5(04).
[2]汤延刚.《理论视角下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研究》[M].2010.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经济复苏 区域差异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运行的整体情况
2008年全球经济遭遇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严重肆虐,这场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甚至更深层次的影响了世界政治格局。而随着经济触底反弹,全球经济逐渐步入复苏轨道,在过去的时间里,全球经济大体上都经历了一个GDP增长的“V”形变化。目前,我们越来越倾向于用“后金融危机时代”来描述当前的国际及国内经济形势。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道路上,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了巨大力量。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2009年中国顺利完成了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成为世界各国效仿、学习的榜样。从GDP增速来看,且不管全球大部分国家的GDP增速绝对低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2008年第1季度我国GDP增速为10.6%,持续下降到2009年第1季度的6.1%,然后持续上升到2010年第1季度的11.9%,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一年时间中经历了典型的“V”形变化。目前,全球各地虽然早已脱离金融危机的严重直接影响,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续影响并没远走,其影子影响依然存留在现今世界多个国家,各国的各项产业也都处于调整与复苏时期,因此我们仍有必要回过头来对在刚刚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国家进行一次较为深刻的认识和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复苏的区域差异
此次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进出口传导机制由东向西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造成严重冲击,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显著特征,因此本文使用GIS地理信息技术将选取指标图形化以形象说明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大陆地区经济复苏的区域差异,其中选取的指标包括:GDP复苏能力、工业复苏能力、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社零复苏能力、出口复苏能力。同时通过与金融危机肆虐各省市时各相应指标受损值在图上的区域差异比较,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大陆地区经济复苏的不同区域差异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一)GDP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2010年第1季度我国大陆地区绝大部分省市的GDP增速都突破了10%(GDP增速为8.9%),增速最快的海南省达到25.1%。相比2009年第1季度的GDP增速后从图1中可以发现,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大陆各省市GDP复苏能力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块状分布特征:山西以27.5%的复苏速度一枝独秀,高高在上;复苏次之的是处于10.3%-19.69%之间的西部三省甘肃、宁夏、重庆,以及东部三省浙江、海南、上海;复苏能力处于2.5%-10.29%之间的18个省市则覆盖东中西部,尤其东部片区较为密集;复苏能力最小的区域则集中在西部的、广西、内蒙、贵州四省以及中部湖南,东部的天津。
(二)工业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2010年第1季度我国大陆地区绝大部分省市的工业增加值都以两位数的正速度在增长,增速最快的山西省达到了39.8%。从图2可看出,2010年第1季度大陆地区各省市的工业复苏能力在图上呈现较为明显的块状分布:工业复苏能力最大的区域仅有山西62.2%,对照反映在图1中的白色部分;复苏能力次之处于20.00%-40.40%的区域集中于我国大陆地区中间地带的甘肃、宁夏、陕西、重庆、河南一片及东部的上海和浙江;复苏能力在5.10%-19.99之间的区域则分布较广,主要集中于三大片区-北部的东北三省、内蒙、河北、山东等地,南部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以及西部的新疆、青海、四川、云南一线;复苏能力最小的区域则是西部的和贵州两省。
(三)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后金融危机时期全国各地区经济逐步复苏,危机前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效应也逐步显现。从图3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所呈现出的分布特征与GDP和工业有所不同,带状分布特征不如工业增加值增幅变化的带状分布明显。北京复苏能力最强,较之上年GDP增速复苏了54.10%;复苏能力在1.2%-30.27%之间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的几大省市以及山西和湖北等八个省市;全国其他地区均呈现出负增长,复苏能力在1.19%- -24.03%之间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的陕、甘、宁、川、渝、藏等省市,华南的湘、赣、桂、琼,华北的津、冀、内蒙古,东北的吉林以及华东的安徽等16个省市;复苏能力最小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新、青、贵、滇以及东北的黑、辽,复苏能力处在-30.28%--24.04%之间。
(四)社零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2010年第1季度我国各地区的社会零售额总额较去年同期波动幅度不大,从图4可知,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大陆各省市社零复苏能力总体上表现出内陆小沿海大的区域特征。社会零售复苏能力出现最大负值,达到-9.50%;复苏能力处于
-2.70%-0.01%之间的区域,包括华北-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山西、河北、天津,中部的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东北三省以及云南、海南等17省市;全国其他地区均呈现出正复苏能力,复苏能力处于0.01%-1.59%的区域为西南的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四省,以及散布在全国的新疆、宁夏、山东三省;复苏能力最强劲的区域为北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六省市,复苏能力处于1.60%-5.70%之间。
(五)出口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随着金融危机消退,我国经济率先突围,尤其是出口经济得到迅速提升。从图5可以看出出口复苏能力表现出的块状或条状分布不如工业和社零的分布明显,但仍呈现出一定的特征。出口复苏最快的是西部的甘肃、青海和片区以及中部的山西;复苏能力次之的区域包括东部的吉林-福建的东部沿海一线省份、中部的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四省、西部的广西、云南、重庆、内蒙、宁夏、陕西六省市;复苏能力处于-4.18%-42.29%的区域则分散呈三角形势,东北的黑龙江、西北的新疆以及南部的海南和广东;而复苏能力处于负值-50.70%--4.19%的区域则仅有贵州一省,其出口增速同比变化达到-50.7%,也是2010年第1季度我国大陆地区唯一一个出口总额增速呈负增长的省份。
后金融危机时代区域复苏差异的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的图形和数据综合分析不难发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经济复苏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究其背后的原因,是经济成熟度、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或是地区的产业结构特征?值得我们一一分析。
(一)GDP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GDP复苏能力从-3.7%-27.5%跨越了31.2个百分点,这与我国经济大环境整体好转、各省市经济基础不一、企业创新能力不同等密切相关。山西以27.5%的GDP复苏能力独领,是因为山西煤炭能源基地经济底子雄厚、产业基础扎实。GDP复苏能力次之的区域中甘肃、宁夏、重庆主要得力于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内部的协作发展,较好的承接了东部的产业转移;东部的上海和浙江经济成熟度处于较高水平,金融危机中逐步转移传统产业,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实行经济转型的典型代表;海南则主要是因为打造国际旅游岛所带来的旅游业飞跃。GDP复苏能力处于2.5%-10.29%之间的大部分省市正处于探索发展方式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效用并没有得到快速显现,只是逐步回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正常增长速度。GDP复苏能力最低的天津、湖南和内蒙有特殊原因,而贵州和两省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在新一轮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因其区位劣势、经济基础较差等原因难以大规模招商引资发展地区经济。
(二)工业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工业复苏能力从1.4%-62.2%跨越了60.8个百分点,变化差异较大,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投资拉动和政策支撑,与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分不开。山西工业以62.2%的复苏能力傲视群雄,归因于整体经济大环境好转,政府加大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扶持力度,全省工业产品价格逐步上涨,加上市场需求旺盛,产品销量前景看好,使得全省工业迅速增长。工业复苏能力次之的甘肃、宁夏、陕西、重庆、河南几省工业增幅较大与其战略地位提升,划定新的经济区刺激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上海和浙江则得益于金融危机后迅速进行产业转型,发展新型工业,上海世博会带来的工业发展契机也不容小视。复苏能力处于5.10%-19.99%的三大片区中东北三省及东部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在经历金融危机后传统工业发展势头逐步回升,新型产业开始逐步兴起;西部和中部各省主要因为获得政府较多优惠政策后区域之间内部协作加强,承接国际产业和我国东部的转移产业较为成功;海南省则受益于国际旅游岛的打造从而拉动一批新型工业、食品加工业、旅游产品加工业等的快速发展。工业复苏能力最小的一方面由于自身工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另一方面上年该指标基数较大,导致增幅空间较小;贵州省遭遇特大干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相当不错。
(三)固定资产投资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从-41.2%-54.1%跨越了95.3个百分点,变化比较大,主要归因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规范地方投融资平台会使其融资受到一定抑制,政策性投资增长的效应会有所减弱,产能过剩矛盾凸现也会抑制投资增长。北京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最强归因于北京市上年同期基数较低且受2010年第1季度中央房地产开发大项目,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费大幅度增加,中央投资增速快于地方投资增速影响,致使全市第1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开局。鲁、苏、沪、浙、闽、粤六个沿海省市及晋、鄂两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次之,原因在于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八省份继续得到了国债项目的支持,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及中央扩大投资项目建设;微观方面,金融危机过后,八省市投资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对外制造业投资受出口复苏带动有所加速,民间投资表现活跃,新开工项目和规模实现“双增”,为后续投资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社零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社零复苏能力从-9.50%-5.70%仅跨越了15.2个百分点,是跨越幅度最小的指标,源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来临国内经济复苏路径加快,居民消费水平基本趋于稳定。社会零售品复苏能力最大的区域为北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六省市,复苏能力在1.60%-5.70%之间;西南的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四省,以及散布在全国的新疆、宁夏、山东三省等区域复苏能力处于0.01%-1.59%之间,呈现出正增长趋势,其原因是受燃油价格上涨和汽车消费需求上升因素影响,该区域消费需求保持强劲态势,城镇化进程加快,服务消费进入快速增长的黄金期 。社零复苏较慢是由于受季节性和节假日密集等因素的影响,住宿业零售额增速下滑,再加上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全国最高,达到27.5%);复苏能力在-2.70%--0.01%之间的区域则主要因为云南省受干旱、北部大部分地区受低温雨雪天气等影响较大,与天气密切相关的食品消费价格明显上涨,致使部分居民在收入并未大幅增长的前提下采取适度紧缩消费行为,从而抑制了消费的快速增长,减缓了社会零售品增长幅度。
(五)出口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出口复苏能力从-50.7%-135.3%跨越了186个百分点,是跨越幅度最大的指标,归因于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拉动力由2009年的主要依靠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均衡拉动,推行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和出口导向型转变。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及电价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发热影响,导致国内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贵州省化肥、磷矿石、烤烟等重点商品出口在国外市场上失去了竞争的优势,生产企业基本处于停产状态,导致该省出口复苏能力最小。其他地区出口则出现不同幅度正复苏,其中复苏最快的地区为甘、藏、青、晋四省市自治区,分别达到135.30、126.20、116.40以及114.50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在于国外市场需求回暖并逐步恢复到常态。具体分析来看:一是2009年全国各地区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巨大,除川、贵、赣三省市外其他地区出口较之2008年第1季度均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因此较之2010年第1季度出口增速相对而言基数较小,回升空间巨大;二是危机后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国内各省市企业出口订单迅速增加,出口预期逐步转好;三是随着欧美国家经济及消费者市场信心逐渐恢复,经过一年多的国际消费市场的萎缩,国外市场需求将在更大程度上呈现刚性需求拉动,同时国内各省市出口企业不断采取提高产品附加值、努力优化产品结构、积极研发自主品牌、转化出口贸易方式等措施也是出口产品逐步走高的因素。
结论
文章通过从GDP复苏能力、工业复苏能力、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社零复苏能力、出口复苏能力五个方面来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所出现的区域差异及差异背后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研究。不难发现,从这五个方面都能找到金融危机当中留下的影子和金融危机过后各地区尽力发展摆脱其影响的努力。而这其中尤其是关于工业和社会零售额这两个方面所呈现的区域差异最为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仍是工业这一模块。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最大程度方面受到压制和打击的是工业,而能够在短时间内让国家和各地区通过加大民生投入、刺激居民消费来达到大力发展经济的因素就是社会零售能力,一般来说金融危机后某个地区若是能在较大程度上来刺激其居民消费和民生工程发展等就能在较短时间内将金融危机的影响稍微降低。
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次发轫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我们必须及时总结和反思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在经济全球化日益紧密的背景下,要在产业结构升级、金融管理模式、政府监管、金融体系建设等方面做出更加成熟的转变和发展,以此来加固自身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展。
参考文献:
Abstract: The article veviews the influence that financial crisis has on the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in apparel industry, the reason of this influence and the measur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In this way, we can provid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employment of migrant workers in apparel industry under financial crisis.
关键词:金融危机;服装行业;农民工;就业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apparel industry;migrant workers;employment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4-0151-01
0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外向型企业被迫倒闭、停产或外迁,大量农民工失业,成为金融危机中的最大受害者,农民工就业问题不容忽视。
张莉(2009)指出金融危机引发农民工失业的基本路径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萎缩――外部需求萎缩产生企业经营困境――企业经营困境造成农民工失业。
1金融危机与服装行业农民工就业问题概述
我国纺织服装品出口还是高度依赖主要发达国家,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国、日本、欧盟等许多国家经济衰退,消费支出缩减、贸易额下降,对纺织品服装的需求也处于衰退中。
外部需求萎缩使企业获得的订单减少,甚至陷入经营困境。不少外向型中小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等农民工集中的企业,它们的限产或停产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就业岗位的减少,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因此失去就业岗位(张莉,2009)。
2金融危机对服装行业农民工的具体影响
2.1 金融危机使服装行业农民工收入减少甚至下岗失业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企业中一半以上是农民工,经济衰退的直接影响就是失业冲击,而农民工则成为金融危机中遭遇冲击最严重的群体。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表现为农民工失业、农民工收入水平下降。经济危机下外向型的纺织服装企业不景气,劳动力需求降低,导致农民工失业。而这又对在岗农民工形成了无形的压力,他们时刻面临着被替代的风险。金融危机下我国出口商品价格被明显压低,由于我国企业深加工程度较低,在应对国际价格竞争中没有优势,企业将价格下行压力转移到农民工身上,农民工工资下降。(苏发金,2010)。
2.2 金融危机引发农民工返乡潮2009年春节前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是金融危机造成的农民工就业冲击的直接体现。被淘汰出来的农民工纷纷返乡充电,提高自身素质,学习劳动技能,或重新务农(鲍永娟,2009)。李梅(2009)对河南省劳动力输出地信阳市四个乡镇的400户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金融危机下回流者主要是原来在珠三角、长三角从事电子、机械制造、服装加工的农民工。由于国际经济的波动首先波及这些产业,进而影响农民工回流的行业结构。
3服装业农民工就业受危机影响的原因解析
3.1 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自身参保意识薄弱唐踔(2010)在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深度思考中指出在全国层面上缺乏统一的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规定。另一方面,政府为农民工提供的只是单一化的社会保障项目,缺少针对农民工多样性需求的社保政策。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他们受二元用工制度“规则”的限制,缺乏单位福利、社会福利等等,农民工自身参保意识薄弱也是农民工社会保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3.2 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缺乏技术培训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返乡农民工中文化程度主要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及以上的农民工分别占2.4%、14.8%、65.8%、11.1%、4%和2%。这说明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民工越容易回流,加强培训有利于提高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陆林等,2010)。
4解决金融危机下农民工问题的对策思考
4.1 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王丽君等(2009)在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农民工就业问题探讨中指出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关键环节。坚持按需培训,注意培训实效。加强农村劳动力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法律法规和维权意识。
4.2 构建就业与社会保障联动调整的体制和机制金融危机背景下建议对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进行联动调整,在管理体制上由政府主导并充分发挥各部门作用。同时,完善就业与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低收入救助工作的联动机制,建立特殊条件下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联动调整的应急机制(张艳萍,2009)。
4.3 加强政府对农民工的就业指导韩凯等(2009)在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影响的百村调查中指出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工继续外出务工,因此提供就业服务当前的重点。负责管理农民工就业的政府部门应增加就业指导信息,提供就业渠道,鼓励农民工合理流动就业。李珂等(2009)认为地方政府应通过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从资金、技术等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工在家乡自主创业。同时,农民工输入地和输出地的劳动行政部门,应及时掌握失业农民工的最新动态,对农民工提供再就业服务,通过用工信息平台及时就业信息,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实现再就业。
参考文献:
[1]张莉,冷崇总.金融危机下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思考[J].价格月刊,2009,(03).
[2]鲍永娟.金融危机:农民工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对我国农民工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9,(07).
[3]苏发金.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农民工收入的影响[J].湖北社会科学,2010,(08).
[4]李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农民工回流特征分析[J].农村经济,2009,(12).
[5]唐踔.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深度思考[J].特区经济,2010,(09).
[6]陆林,杨睿.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返乡农民工失业救助体系构建的思考[J].西南大学学报,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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