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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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材料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结构/制度，过程－事件，权力分析

在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或者说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方法是结构/制度的分析方法，即偏重于从社会结构与制度方面寻求对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或者认为农村社会的问题是国家权力渗透造成的，或者认为是国家政权建设的结果。这样的认识有一个前提，即国家是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国家可以对农村社会进行塑造和改变。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社会在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不能不承认国家力量的强大，它对农村社会形塑的影响是深远的。

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之快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农村社会同样也在经历这样一个变化，学者们把这样一个变化称之为市场转型或者是社会转型。这样一个转型是全面而深刻的，因此对我们研究方法的使用也提出了挑战。

一、结构/制度分析方法的局限

按照沃特斯的定义，结构是“在直接感受到的经验之下潜藏的各种社会安排所体现出来的模式”；制度或称“系统”，是“集体性的社会安排似乎有它自己的逻辑和方向，独立于参与者的主观意向。这些社会安排表现为整合成整体的形式，可以描述为系统”（沃特斯，2000：13）。结构强调的是现实经验背后的安排，制度强调的是秩序、功能，在此我们把与此相关的分析方法统称为“结构/制度分析方法”。

“结构/制度”分析方法一直是主流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向。涂尔干的“集体表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外在于我们的力量的存在，个体在其中是微不足道的。一直到帕森斯那里，更是把结构与功能发展到极致，虽然后来的冲突理论对此做出了批评，但它仍没有逃出结构/制度的框架，它只是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一些必要的修补。韦伯提出对社会行动的分析代表了社会学的另一个方向，但其后继者们并没有把对社会行动分析深入下去，而是走向了两个方向：一个是现象学的方向，这是一个极端，完全忽视了社会结构的限定因素；另一个方向就是后来的吉登斯所做的，他把行动的概念与结构结合起来，编织成了他的新结构主义理论。同时我们看到更多的学者强调的是韦伯的理性行动，典型代表就是交换理论。

具体到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证研究上，传统的研究多侧重于整体社会结构及其变动。、张仲礼（1991）在对传统社会进行结构研究时，都用“士绅阶层”这一概念来反映传统的社会结构，强调的是宏观的社会结构的特征。杜赞奇（1995）和黄宗智（2000a；2000b）的研究重点分析现代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渗透的过程，虽然杜赞奇提出了“文化的权力网络”的概念，但在其中我们也看不到行动者的影子，他们的研究也是在结构/制度框架下的。在这些研究中，重视的都是国家权力的实现，对于基层社会力量重视是不够的。

近些年的研究开始重视基层社会自身的力量，如张静（2000，2002）强调基层社会的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她把基层社会冲突的根源归之于基层政权。她的研究多是侧重于乡规民约、基层财税、乡村干部的地位分配等，并没有涉及到村民的权力，她自己也坦承她的研究是结构/制度的方法。王铭铭（1997）的研究更多的是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他采用历时性的描述方法，对一个村落的变动历史进行描述，从而揭示社会结构的变化。虽然他采用了个案研究方法，但他并没有探讨行动者在社会变动中的能动作用。这些研究虽然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基层社会自身，但这种研究更多的仍是探讨国家权力的实现，只是换了研究的角度，所以仍旧没有摆脱结构/制度框架的限定。

应该说这种结构/制度的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分析力，特别是对传统社会的分析，在社会结构变动不大的情况下，这种分析方法是强有力的，有助于我们对传统社会结构的认识。但结构/制度分析存在一种明显的滞后性，它总是在社会结构变动后才能对社会结构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再用这些得出的结论去认识新的正在变动的社会。因此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这种分析方法的效力就要大打折扣。

同时这样的研究侧重于宏观结构的角度，着眼于国家政治组织变革对基层社会的影响方面，“它将国家和农村社会假定为强制和反应的关系，国家为主动强权的自变方，而基层社会在其中的位置是被动（弱方）或反应性的因变方。这种视角强调了基层社会变动的外部影响力量，有助于我们观察到基层变化的大背景，但在解释上容易产生的问题是，过高地假定国家组织的控制，而忽略基层社会取外部因素为我所用的方面，特别是忽略基层社会以不同的方式——通常是顺应外部需要的方式和语言，建构自主性空间或防卫来自外部的“管辖权”竞争方面。事实上，由于这些活动的存在，很多外部的变迁，对于基层而言，不过是改装了旧现实的新形式。”（张静，2000：253）

结构/制度分析重视行为的社会规则，而这种规则是行动者力图确立的。结构/制度分析方法并不是关注问题本身，而是认为问题背后的制度因素对事件具有决定意义。因而这样的分析方法就有目的论之嫌，因为他们总是试图发现“事件”背后的制度因素，正是因为这些制度因素才导致类似事件的发生。但实际上，结构（制度）与事件是共生的，而不是前在的，因此我们不能在传统意义上来理解结构，而应该把结构看成是流变的。

张静也意识到这种分析框架作为分析工具引导思维有另一面的作用，即容易使事件成为“定义”意义上的真实（张静，2000：15）。为解决结构/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张静所采取的方法是通过对制度的重新定义试图对此框架有所突破，而且许多学者通过建立一系列新的概念体系来弥补其不足。以吉登斯为代表的新结构主义强调社会行动的弹性，充分考虑行动者的能动性和社会结构的结构化一面。但这种“社会行动的‘完成’观仍然是一种变相的结构观，只不过寄托在一种主客观的二元结构上面”（李猛，1996：28）。所以这样一种新结构主义也没有彻底摆脱结构主义的不足。

结构/制度分析往往从现实的材料中选择有利于说明的材料，而对于其他表面上看似无关的材料则予以舍弃，从而用这些材料重新建构了另一个世界。但现实生活是丰富而全面的，一些看似无用但却在乡土社会重复着的历史也许是打开社会隐秘的密匙。孙立平（2000）认为这样的分析方法具有静态性，他们所提供的只能是连续的断片。但问题是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市场转型期，农村社会同样处于这样一个背景下，农村社会的变化之大已经模糊了学者们的眼睛，用结构/制度分析方法去分析农村社会总有一种谜团。针对这种情况，孙立平提出了用一种动态的分析方法来取代这种静态的分析方法，这就是“过程-事件”的分析策略。

转贴于 二、事件分析的策略

“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一大特点是针对“事件”的分析，真正把“事件”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把过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对其中的逻辑进行一种动态的解释，以期发现社会生活的隐秘。这种解释因而跳出了传统的因果关系的传统视野。他们认为，农村社会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并不是在类如“小社区－大社会”、“国家－社会”这样的结构中，而是通过许多偶然的事件特别是冲突性较强的事件才得以充分地展现或调动起来的（孙立平，2000；应星，2001：339）。

这样一种对事件分析的策略把事件本身突显出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多是从各种事件中抽取一些共同的或者是对研究假设有用的材料，而忽略了事件的完整性，在这样的分析中，一个完整的事件被切割，事件中的一些“似乎不相关的因素”也被割舍。而事件分析的策略重视事件的完整性，事件中的各种因素都被考虑进来，同时也只有在一些事件中，生活中经常被忽略的因子暴露出来。把事件作为独立的分析对象，也是彻底摆脱“大事件因果性”的限制，走向真正的社会学分析之路（李猛，1996）。

在孙立平那里，权力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即一种被拥有、被占有的物。应星（2001：393）甚至认为他的权力还带有极权主义理论的痕迹。它重视的仍是国家权力的实现，而对于农村或农民的行动对国家的影响我们几乎是找不到的。同时，“过程-事件”批判国家与社会二分法过于简单化了，但我们看到，它仍然没有跳出国家与社会这个大的框架，而只是更加重视国家与社会中的其他因素。应该说这种分析策略并没有摆脱李猛（1996：5）所说的“深度模式”的不足。而且在实际的农村生活中，农民的逻辑是不存在国家与社会这样的框架的，他们的生活可以说很简单，他们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但正因为这不符合学术框架的生活逻辑在我们的学术分析中却变得相当复杂，我们会感到无从下手，不知道把他们的做法归为哪种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分析框架却又显得过于简单化了。“过程-事件”分析方法试图进入行动者的隐密世界，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过程-事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只是停留在行动者层面上，并没有对行动者本身的思维逻辑进行解构。

受中国社会现实情况及理论研究现状的困惑，一批学者开始探求运用权力分析方法，以求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有一个突破。苏力（2000）、李猛（1996）、李康（1999）、应星（2001）、强世功（2002）、赵晓力（2000）等就是这种方法的实践者，他们的研究为学界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也让我们的眼睛开始更加全面地来审视中国社会。这种权力分析的直接理论来源是福柯对权力的认识。

三、权力分析的方法

谈到权力，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的权力观念进行简单的梳理，因为在福柯这里，权力完全是另一种形态。最早重视权力并对之进行分析的是马克思，他所提到的权力是社会层面的。他的权力观念是与阶级、物质资源的占有、压迫、斗争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权力不是某个人所有的，而是某个阶级所共同拥有的。

到了韦伯那里，权力就是不顾他人意志而实现自己意愿的机会。从他这个定义中我们看到了他对行动者的重视，但他更多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支配关系。后来的米尔斯的“权力精英”，阿伦特的“合法支配型”权力，帕森斯的权力体系，达尔的权力决策，卢克斯的多维权力等等，在这些权力概念中，我们看到的权力都具有相似性，即它们都是政治领域的权力，这种权力是被一部分人所拥有的。因此这样的权力概念对社会的分析范围受到了很大限制。

而福柯则提出了具有颠覆性的权力概念。福柯（1999，2000）认为，权力是在过程中形成的，在人们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因而，他提出应当在关系网络中，在不断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中，来理解权力，而不是把它看作人们可能拥有的一项特权。权力与其说是被占有，不如说是被行使，权力的支配效应不应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我们不应该把权力视为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战略。同时，权力是生产性的实践，而不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权力渗透于整个社会肌体，应该重视微观权力的运作。权力与反抗密不可分，同时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没有知识领域的相关构成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关系作为前提，也不可能有任何知识。

同时，福柯认为，权力是多形态的，既有国家机器自上而下的运作，也有自下面上的微观权力，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微观权力运作成为权力运作的主要形式。因此，在乡村社会研究中，应该重点分析微观权力及其权力运作中各种技术的使用。

孙立平、郭于华（2000）在研究华北征粮时提出了“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那么是不是这种非正式运作的权力就不是政府应有的权力策略（技术）吗？福柯在研究监狱的全景敞视主义时就提出了“温和原则”，他认为以最小的代价来行使权力而使权力的效用最大化是规训的一种技术手段，在现代社会普遍表现为传统的暴力原则被“温和原则”所取代（1999：244-5）。在华北征粮事件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权力的行使，同样，在强世功（2002）看到的民事调解那里，我们看到的也是这样一种“温和原则”的行使。这并非是“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而是一种权力策略的调整，更是一种权力渗透的方式。在征粮中，乡镇干部之所以采取种种策略，他应该是基于这样的理性计算：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最有效、成本最低，而且对以后的征粮工作的开展更为有利。以这样一种成本更低，却效果更好的方式完成了国家的征粮任务，乡镇干部又何乐而不为呢？如果政府轻易就动用暴力的手段，一方面征粮实际成本会增加，另一方面象征成本也会增加，对于以后的征粮工作开展仍留下许多隐患；但用这样一种方式，一方面政府留下了亲民的形象，另一方面对于以后征粮工作的开展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试想，经过多次这种类似方式的征粮，每次国家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那么村民还会不会平白无故的拒交粮呢？恐怕更多的是在无特殊社会情况下（无自然灾害、无不合理摊派），村民会自觉地完成这个任务。

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在这种与村民的“亲密”接触中，权力关系得以形成，国家意志得以贯彻。那位拒不交粮的老人，通过此事他自己对自己就形成了一种规训约束，他明白如果他再不交粮自己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的再生产过程，也是权力扩充的过程（福柯，1999：234），是从肉体的控制转向了知识（表现为话语权的争夺）的控制。通过这样一种权力的生产，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得以确立。

所以在农村社会中发生的大量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不能仅仅用一系列新的概念进行简单的解释，而是应看到在这些策略背后权力的行使。用这样一种微观物理学的方式来观察农村社会，这并不是忽视大的社会结构变动的背景，而是让这些社会结构背景在这些微观技术层面得以显现。“任何一个现实、具体的权力关系都同时涉及制度、组织和这些制度组织交织在一起的日常生活以及作为这些场合中的实践活动的前提和产物的自我－主体型态……权力分析所能够探索的正是这些成为技术的权力运作方式，它虽然只是权力运作的冰山所露出的小小尖角，却使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话语的水面之下所隐藏的权力运作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李猛，1996：27）

在事件分析中运用权力分析的方法，就是要发现真正隐藏于行动者背后的深层奥秘。但目前我们对权力分析方法的运用却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对权力概念的理解存在分歧，还有就是对历史及文化因素的作用认识不足。福柯所强调的权力是一种分析工具，与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但在目前的研究中，却往往出现权力概念的混用，特别是他们用动态的权力分析来得出静态的权力结果，而这种转换缺乏有效的环节，因而说服力不够（萧瀚，2002）。同时权力分析往往忽视国家在权力运作中所持有的理念，对国家权力的理解较为狭隘。应该说国家也是一个行动者，而且是一个更加理性化的行动者。

目前权力分析作品缺乏对历史的联系与社会背景资料的分析。权力分析侧重于微观权力的运作，对历史及社会背景的强调似乎有结构化之嫌，应该说有意避开结构主义的影响，保持这样一种自觉是必要的，但也不应该走向现象学的极端，不应该忽视历史及文化的影响。虽然在福柯那里历史是有断裂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及社会文化背景都对当地民众的生活及他们的思维产生影响，而他们的权力技术的采用也跳不出这个大背景。这样讲，似乎有结构化之嫌，但实际上，结构是处于流变之中的，但社会文化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布洛克，转引自王铭铭，1997：8）。因此，在实际的研究中并不能一概抹杀历史的延续及地区文化传承的意义及影响。

我们的研究应该去发现那“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命颤动”（应星，2001：342）。权力分析完全打破了原有框架的约束，国家、社会等概念只是用来分析的工具，而不是限定分析的框架。在具体的分析中注重处理好微观权力与传统权力概念的差异，相信权力分析的方法会对发掘社会生活的隐秘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杜赞奇，1995，《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福柯，1999，《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0，《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黄宗智，2000a，《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2000b，《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

强世功，2002，《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知识、技术与权力——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中国社会学（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73—195页

李康，1999，《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

李猛，1996，《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迈向一种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苏力，2000，《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孙立平，2000，《“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期

孙立平、郭于华，2000，《“软硬兼施”：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期

王铭铭，1997，《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沃特斯，2000，《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萧瀚，2002，《解读〈送法下乡〉》，《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应星，2001，《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北京：三联书店

张静，2000，《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村庄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华北西村案例分析》，《中国社会学（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材料范文第2篇

关键词：供销合作社 深化改革 农村主渠道作用

随着农村流通业市场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供销合作社旧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流通主渠道作用力减弱，在一些地方还比较严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供销合作社必须进行战略性选择：面向市场，深化改革，引导农民、企业成立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各类专业协会，发展经纪人队伍，直接为农民提供生产、营销、信息、技术、培训等服务，从而全方位、多途径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切实充分地发挥农村流通主渠道的作用。

供销合作社振兴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之前，供销合作社曾有着遍布农村、贯通城乡的组织系统和经营服务网络。其职工队伍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城镇农村、熟悉农村情况、与农民感情深厚，在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搞活农村流通，助农增收和为农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壮大和繁荣农村经济中担负着重要任务。然而随着流通业市场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供销合作社的农村流通主渠道作用减弱，一些地方甚至停业瘫痪。供销合作社旧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逐渐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以至束缚农村经济发展，在市场竞争中导致网络失缺、队伍涣散、市场丧失，越是农村经济活跃、发展相对较快的地方，其程度越为严重。因此带来了新的问题：农村流通业商品结构偏向利润较大商品、商品质量检查部门和单位检查不够、卫生条件不能令人满意、网络布点嫌贫爱富、价格秩序难以规范、商业道德教育缺乏等等。这警示我们，供销合作社的网络、队伍、作用已不是从前，处于低落态势，流通民营趋势方兴未艾但问题较多；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亟待供销合作社努力振兴和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同民营流通网络相互借重、相互促进，共同壮大和繁荣农村流通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供销合作社应该做出战略性的选择：坚持以农为本，改革旧的管理体制，改变旧的经营机制，面向市场，引导农民和农业企业成立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各类专业协会，发展经纪人队伍，直接为农民提供生产、营销、信息、技术、培训等服务，从而全方位、多途径参与农业生产经营。

供销合作社振兴的机制选择

供销合作社在低落中振兴，进而发挥农村流通主渠道作用，首先要有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这一方面要求各级政府要把供销合作社工作纳入“三农”工作范畴，积极支持各级供销合作社参与农业产业化、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工作，认真研究和积极解决所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在项目安排和工作经费上要予以倾斜和支持。另一方面，供销合作社自身必须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深化改革，转换机制。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不仅包括供销合作社企业、基层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也包括加快各级联合社改革。

供销合作社企业改革，应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加快社有企业之间、社有企业与系统外企业合并、重组和联合。同时，应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创新企业经营机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规范运作。基层供销合作社改革，应加快民主办社、开放办社步伐，以合作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实现基层社产权多元化。结合小城镇发展布局规划，调整优化基层社布局，对长期亏损、丧失服务功能、资不抵债的基层社，要按照有关政策，在妥善处置资产、安置人员、清偿债务后予以破产或撤并。县级供销社还应加强和改善对基层社改制后剩余资产的管理和经营，防止社有资产流失。各级联合社改革，应强化联合社对成员社的指导、协调、监督和服务职能；抓紧理顺社企关系，实行社企分开，建立社有资产管理机构，完善社有资产监管运营制度，确保社有资产保值增值。

供销合作社振兴的经营方略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供销合作社振兴和发挥主渠道作用，经营方略必须有大的转变，这也是供销合作社自身发展壮大的必然选择。供销合作社应把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以市场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积极探索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引导和帮助农民走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子，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在农业产业化的链条中，凡是能够参与的环节、能够采取的办法和措施、能够发挥作用的途径，供销合作社及社有企业都要积极参与，大胆尝试。

加快发展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应把发展专业合作社作为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切入点，按照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印发的《农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农村专业合作社指导意见》的要求，紧紧围绕当地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兴办各类专业合作社，尽快扩大农村专业合作社的覆盖面。基层供销合作社应充分发挥和利用其资金、技术、信息、人才、设施、经营等方面的优势，坚持开放办社，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采取资本联合、劳动联合、科技联合、销售联合等方式，与农民和不同所有制形式、不同类型的经济组织，共同创办或联合兴办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也应根据自身实际，自办或与农民及其它经济组织联办专业合作社。各级供销合作社应切实加强对各级、各类专业合作社的管理，规范其经营活动，充分发挥其维权、服务、自律的作用，增强对农民的带动和服务功能。应积极鼓励和支持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接，按照“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推进专业合作社的兴办、发展、壮大。

积极引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供销合作社应利用自身优势，为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搭建平台，围绕地方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积极引领流通服务型、技术推广型、储运加工型、综合服务型等产权清晰、股权多元化、服务带动能力强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加强指导，搞好服务，鼓励和支持农村种植、养殖、加工、运销大户和农民经纪人等牵头组建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以产权关系为基础，以利益连接为纽带，积极探索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组成新的联合性组织，增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持续发展能力。

积极推进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农民经纪人协会的发展。供销合作社应根据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需要，结合县域经济发展，加快整合和改造现有农产品行业协会，积极发展各种新的农产品行业协会。坚持开放办会，广泛吸纳同行业各类组织入会，扩大实力，增强代表性。供销合作社应加强对各类协会的指导，提升协会的服务功能，加快协会的社会化步伐。积极培育农民经纪人，壮大农民经纪人队伍，加快组建农民经纪人协会，提高组织化程度，增强中介服务能力，充分发挥他们在搞活农村流通中的重要作用。

大力培育和发展龙头企业和农产品科技示范基地，是供销合作社经营方略转变的关键环节。应围绕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发展这个中心，结合社属企业改革改制，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产权多元化为方向，通过兼并、改组、改造、联合、重组、租赁等多种形式，整合资源，大力培育和发展一批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地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全面提升龙头企业的经营规模和带动能力。应有一定比例的企业分别达到国家级、省级和全国供销总社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标准。供销合作社还应按照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组织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围绕果品、蔬菜、棉花、茶叶、蚕桑、药材等优势农产品，积极引进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创办科技示范基地，实行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辐射和带动农民发展绿色农业、环保农业和品牌农业。

供销合作社转变经营方略，也应积极参与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组织开展农民培训和劳务输出工作。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基层供销社，应按照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的要求，大力发展村级综合服务站、庄稼医院、科技服务站，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完善服务手段、增强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质量，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组织开展农民实用生产技术和营销知识培训，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尤其应注意做好对农民经纪人市场经济基本知识和有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不断增强他们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

供销合作社现有的各类学校，应根据市场需要，面向农村富余和城镇新增劳动力及下岗失业人员，开展形式多样的就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城镇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和再就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劳务输出，帮助农民发展有利于就业、增收和学习技术与经验、开阔眼界的劳务经济。

以供销合作社为依托的新农村流通网络建设方案

迅速发展的先进的现代流通方式，对供销合作社传统流通方式带来严峻挑战，也为其创新发展带来良好机遇。供销合作社应顺应当前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的发展，以建立高效、畅通、有序的现代流通网络为目标，整合经营网络，转变经营观念，创新经营方式，在构建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中提高服务水平。

加快现有经营网络的整合是构建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的基础措施。供销合作社可依托现有龙头企业，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加快现有经营网络整合，培育具有较强资本运作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流通集团。进而，充分发挥其龙头带动作用，立足茶叶、棉花、果品、烟花爆竹、再生资源等传统优势业务，积极引进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加快经营网络的战略性整合，逐步形成上联市场、下联农民、统一配送、规模化经营的网络体系。

加快基层网点改造步伐。村级综合服务站、庄稼医院、科技服务站以及基层社的“双代店”、综合商店是供销社为“三农”服务的前沿阵地，应加快改造步伐，以农民小买小卖不出村、大买大卖有依托为目标，积极引进连锁、配送等新的经营业态，实现与龙头企业、现代流通网络成功对接，真正成为农副产品收购的前沿和日用工业品销售的终端，方便农民，服务农民。

加快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可根据当地城市及小城镇建设规划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经营服务设施和闲置场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参与农村市场体系建设，逐步形成以供销合作社的农贸市场为基础，批发市场为骨干，综合市场与专业市场相结合的农村市场体系。必须不断完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散地市场和中心城市销售市场三级市场网络，搞活农产品流通。应搞好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

协调和配合物价、农业等部门，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农产品市场信息的开发采集、加工整理、分析预测和工作，抓紧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组织、经营大户提供准确、及时、有利、满意的市场信息服务。

参考文献：

1.张绪昌，丁俊发主编.流通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95

2.金盛先著.农村经济探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材料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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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关税结构调整及关税减让方式探讨李坤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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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权到普遍性权利：美国公民选举权的扩大张聚国 (31)

从“世袭政治”看日本民主的实像乔林生 (42)

深化域外法治研究 推动中国信息公开张千帆 (51)

本刊启事 (41)

对英语学习者阅读行为的实例研究——探讨提高中国学生阅读能力的有效途径高燕 (134)

南开学术名家志：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教育家——温公颐 (F0002)

《文学与文化》发刊词陈洪 (F0003)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中国艺术美学基本问题的相关讨论蒋永青 (53)

论艾伦·卡尔松的“环境模式”薛富兴 (60)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神仙观念的嬗变宁稼雨 (71)

论唐人小说接受诗歌之方式崔际银 (82)

论明清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传播的关系——以识语、凡例作为考察中心程国赋 蔡亚平 (90)

中国古人对外邦的态度与豪侠文化——《聊斋志异·王司马》的主题学解读王立 (97)

发展中大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规模效应的分析孙浦阳 (104)

我国中小企业支持政策体系变迁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舒萍 汪立峰 (112)

城市治理多元化及利益均衡机制研究王志锋 (119)

中国省际农业生产力成长差异及其结构性因素白雪洁 赵婧 (127)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问题梅雪芹 (1)

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陷阱和误区杨庭硕 (8)

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余新忠 (16)

中国大陆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回应林树明 (21)

性别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新诗罗振亚 卢桢 (29)

博物馆语境下的性别文化表征——以妇女文化博物馆为例屈雅君 傅美蓉 (37)

中国文化史上的鸠摩罗什孙昌武 (44)

《杓峪问答》探析——清代天地门教经卷的又一重要发现濮文起 (55)

遗世独立 以智启信——论中国禅宗反对宗教世俗化的思想史意义张培锋 (60)

台湾社区工作：从“福利小区化”迈向“永续小区”詹火生 黄源协 彭华民 (67)

中国特色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框架特征与政策要点刘继同 (75)

新经济的本质及其生产的制度结构——一个经济学的视角刘刚 (84)

调整政府支出结构 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一个财政政策视角的分析贺京同 那艺 (94)

基于资源战略观的营销资源层级模型研究韩德昌 王亚江 (102)

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体系的特征及成因说辨析——兼申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本思想的关系贾洪波 (109)

元代新附军问题再探王晓欣 (118)

论场域资本运作对刑事司法的影响——以布迪厄资本理论为分析视角张心向 (123)

机动车单车事故情形下的保险金给付责任——驾驶员被自己所停车辆溜压致死之情形岳卫 (134)

冷战后欧洲安全的新特征——安全治理张东升 巩乐 (1)

欧洲食品安全治理评析傅家荣 杨娜 (10)

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博弈朱剑 (18)

朱舜水的实功实用思想及对待程朱陆王的态度南炳文 (20)

从“君臣之义”到“君臣道合”——论唐宋时期君臣观念的发展胡宝华 (26)

历史上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问题研究——从抑制到容纳：两汉国家与豪族关系的发展路径刘敏 (35)

中古士族到士人的演进王力平 (39)

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李治安 (43)

变动时代的乡村政制与国家权力——20世纪初年乡制变迁的时代特征王先明 (47)

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亭故事李剑国 张玉莲 (51)

《中国小说史略》材料平议欧阳健 (62)

图画崇拜与画中人母题的佛经渊源及仙话意蕴王立 (72)

“突击文化”的历史内涵及其对延安文学研究的意义张健 周维东 (80)

南开学术名家志：著名教育家、戏剧理论家、外交家——张彭春 (F0002)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简介 (F0003)

收入分配、技术进步与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段文斌 袁晓龙 李伟 (88)

市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演进与评析景维民 田卫民 (98)

股权控制权市场公司治理研究述评——微观结构视角李元 (108)

连锁董事与企业战略：前沿理论与实证研究评述任兵 阎大颖 张婧婷 (119)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知识论：朝向一种新的整体罗亚娜 (127)

浅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条件的理论付洪 (134)

女性文学主体性论纲李玲 (1)

“雄化女性”、文化身份及其他——兼谈木兰故事的东西方演绎李祥林 (7)

当代中国影视中的女性形象之嬗变陈嬿如 (14)

指向心灵的艺术之路——论残雪的文学批评赵树勤 黄海阔 (22)

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沈松勤 史伟 (30)

用逻辑的观念审视中国逻辑研究——兼论逻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翟锦程 (36)

达米特对直觉主义逻辑的辩护任晓明 谷飙 (46)

次协调型科学哲学的兴起及其意义——从逻辑的观点看桂起权 李蒙 (52)

ADR——一个法经济学视角的探析周晓唯 (57)

国际保险法释义与国际保险法学研究刘玮 (67)

专利权滥用的反垄断法规制张玲 王洋 (74)

强制性冲突法和任意性冲突法理论初探秦瑞亭 (83)

增长极形成机制及增长极与区的关系安虎森 (90)

施穆勒纲领与演化经济学的起源贾根良 黄阳华 (102)

金融学的深化：范式转变与信息技术季冬生 (110)

欧盟共同金融政策的发展与调整王志军 韩轶男 (116)

地方政府土地管理模式更新——农民参与的视角王骚 王达梅 (125)

埃及现代政党政治的演变哈全安 (133)

从公司治理法律制度角度探寻反商业贿赂路径万国华 张小芳 (1)

我国反商业贿赂法律有效性的比较分析及建议任建明 董晓燕 (9)

社会组织商业贿赂行为的特点、原因及其控制——以越轨社会学理论为分析视角张心向 (17)

我国商业贿赂民事责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安宁 (26)

中国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笔谈——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刘泽华 (33)

关于中国宗教思想史的研究孙昌武 (36)

跨学科与超领域的研究陈启云 (39)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定位张荣明 (42)

文人心态研究的文献使用与意义阐发左东岭 (45)

“世界秩序观”和“中国意识”王中江 (47)

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与新话语体系乔清举 (50)

生态环境史 (53)

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朱彦民 (54)

《新菩萨经》、《劝善经》背后的疾病恐慌——试论唐五代主要疾病种类于赓哲 (62)

定居游牧、草原景观与东蒙社会政治的构建（1950—1980）王建革 (71)

当代西方研究：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

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 (81)

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价值走向刘建军 (82)

回归抑或转向：后现代语境下的美国文学伦理学批评刘英 (90)

人与环境：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未刃 (98)

文化的融合与东北亚的区域经济合作胡联国 (100)

东亚地区经济内部化及产业分工体系研究张伯伟 彭支伟 (110)

重叠式自由贸易区与多边贸易协议的关系成新轩 张玉柯 (118)

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材料范文第4篇

［关键词］劳动密集型;工业区;风险

［DOI］10.13939/ki.zgsc.2015.51.152

1引言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空间、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的社会风险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集成与反映。所有的城市社会都具有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社会风险。［1］在城市，人口高度密集，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职能不够完善，更是加大了城市风险性和城市治理难度。

2K工业区基本概况

K工业区是上海市最早的市级工业区之一，该园区以现有产业基础为依托，大力发展以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物联网为主导的新兴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大大小小各式加工工厂在该地区形成了巨大的网络。随着用工需求的不断增加，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蜂拥而至。用工最高峰时，该工业区外来务工人员高打几十万人。

3问题现状

3.1企业劳动关系风险

通过走访发现，K工业区部分工厂存在许多侵犯工人权益的现象，如超时加班、工资低、管理制度非人性化等。K工业区部分代工厂以低廉的基本工资为枷锁，利用工人获得加班工资的驱动心理，进行软强制加班。为工人提供的工作和住宿环境恶劣、职业安全事故频发。为谋取最大利润，采用两班倒的轮班机制，以牺牲工人身体健康为代价。企业以人员流动性大为由，并未为工人提供定期体检，加之工人自身缺乏防范意识，工人生病死亡的消息不绝于耳。此外，由于职业病本身具有潜伏期大、发病滞后等特点有些工人在离开企业返乡之后才出现症状，得不到职业病的工伤认定、补偿和治疗。

3.2城市流动人口风险

K工业区及周围地区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由于工业区劳动人口密集、鱼龙混杂，常有犯罪分子藏匿于此，暴力偷盗事件频发。人员流动性大，人员失踪的事情偶有发生。此外，青年工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也引发一系列的人身伤害事故。为满足工业区工人的消费需求，以工厂为轴心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亚市场。这个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但是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脏乱差现象，也滋生了其他治安问题，比如黑中介骗取来此找寻工作的工人钱财、抢劫、盗窃等问题。

3.3城市群体性失业风险

由于上海市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和产业结构调整期，中低端制造业正在或逐渐退出该地区。在这些工厂退出之后，将造成大批工人的闲置，与此同时，之前形成的亚市场会大程度缩水。届时，旧产业迁移，新产业未引进，大批工人及个体户将面临失业问题。工业区中以代加工产业为主，特殊的工作性质对工人的体力提出了高要求。根据调查发现，该工业区大部分工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年龄主要集中在15～30岁之间。第二，文化程度较低。在所调查的工人中，大部分是职业中等教育水平以及初中文化水平。第三，家庭状况比较差。第四，培训以及工作经历缺乏。

4现状风险性分析

4.1劳资矛盾的风险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在的其传统、现代、后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各种类型的劳资关系，在我国当前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而通常情况下，劳动密集型工业区劳资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更容易极端化。在中国现阶段，劳资矛盾恶化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有违社会公平原则。该工业区大部分工人为农民工，农民工作为中国现有户籍制度下的特殊群体，在城市雇佣劳动者中，从事着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工作。政府一直强调要让劳动者体面劳动、有尊严地生活，但劳动者权益受损的问题近些年来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第二，劳资的发生往往具有突发性特征，事件一旦发生，给企业的生产与管理秩序带来直接冲击，增加了经济成本，造成了企业损失。第三，劳资给工会组织和政府带来巨大压力，给基层社会秩序造成不稳定与混乱。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的重要因素。第四，目前中国的劳资矛盾和集体行动的处理是否得当，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劳资冲突直接对应的双方是雇主和工人，但是作为一种风险，劳资冲突的不确定影响针对的是整个社会。劳资冲突中的被工人运用为一种利益表达渠道，但对于常规化、秩序化的社会管理来说，是一种挑战。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劳资关系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必然会越来越大，劳资关系是否公正与合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能否安全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2］但就劳资矛盾的性质而言，学界已经达成了一致看法，学者们都认为劳资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资本和劳动这对矛盾共同体与生俱来的特征。劳资作为一种劳动者与资方相互制衡的一种手段，它并不影响社会稳定，反而为社会稳定提供有效的保障。［3］所以管理者在处理问题时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

4.2流动人口管理问题

流动人口聚集地区的治安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给其自身带来不同程度的困扰。外来务工人员是S市城市劳动力补给的重要来源，是城市建设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政府有责任为其创造良好的就业保障和生活工作环境。其次，社会的失序会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将提高政府的管理成本。

4.3城市青年工人群体性失业的负面效应

城市失业是世界上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青年工人失业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给个人、家庭社会都会有很大的负面效应:首先，失业对青年工人心理有着不利影响。这些青年大多孤身一人背井离乡，或是跟着同乡同学一起。失业虽然让他们摆脱了工厂体制的管制，但同时又重新步入离散个体化个人的轨道，对青年心理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其次，青年工人失业使得大量的劳动力资源闲置，造成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长远来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其不利。最后，青年工人群体失业容易导致社会犯罪等威胁社会安定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表明，群体失业是我国突发的主要风险源之一，也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风险的重大隐患。［4］

5对策建议

5.1处理好劳资关系

承认和尊重劳动者的多元化利益是我们缓解和解决劳资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前提。首先，政府要起到调节矛盾冲突的主导作用。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大力培育工会力量以平衡劳资地位，推动工会运作起来。当前许多企业工会只是没有工人的空壳，依然依附于企业，缺乏独立性。工人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状况，只有借助工人团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得以转变。其次，给予和保障劳动者的集体谈判权、协商权，这在很多发达国家中被证明行之有效。比如当前广州拟规定职工可以与企业进行集体谈判，在为企业职工的权益完善方面起到促进作用。再次，政府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及其他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如完善工伤认定制度等，确保患有职业病的工人能及时得以治疗。最后，应鼓励第三方力量在取得合法身份和地位并规范其行为的前提下，介入到基层劳资关系调解工作中。非政府组织调解劳动关系具有即时、便捷的特点，能有效减少隐性和非隐性劳动争议，降低交易费用，起到化解劳资双方的矛盾和冲突作用。

5.2管理流动人口

人口流动的风险在于无序流动造成人口过度向特大型城市聚集，引发“大城市病”，［5］比如引发和治安问题，造成公共资源的短缺。本文仅结合K工业区实际，从劳动人口管理的角度提出相关建议。首先，做好流动人口信息登记排查工作，对人员的流入和流出做好备案登记;加大警力，协助厂区安保警务人员对厂内外进行管制，实现常去内外治安防范工作哥环节的衔接与配合。其次，压迫规制劳务派遣，大力打击周边黑中介。最后，对工人进行心理辅导、健康教育，提高工人个人防范意识。

5.3促进失业工人再就业

首先，增强对低学历青年的信任。低学历失业青年属于特殊的弱势群体，政府应重视此类人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维护其利益。其次，帮助企业对失业人员进行人员分流帮助再就业，或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如果低端制造业退出本地，劳动市场一时无法消化如此大规模的闲散劳动力，政府应积极帮助企业进行人员分流帮助其再就业。此外，发达国家通常由政府出资、在一些部门创造就业岗位。如法国推行的“青年就业计划”就是由政府出资，在教育、文化、环境、社会救助、家庭及卫生领域新增22种职业，专门招聘26岁以下及从未领过失业补贴的30岁以下失业青年，并且其报酬不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水平。［6］最后，提高青年工人供给质量。针对青年技能水平普遍低下的状况，发达国家很早就通过财政补贴向企业征税等方法筹集资金，开展对青年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期提高青年失业者的技能，使之与企业需求相适应。［6］比如，英国政府自1983年就开始实施“青年培训计划”，对16岁左右的中学毕业生和青年人进行职业培训，到1986年共吸引约100万青年参加。关于青年工人的失业问题，发达国家已经有许多成功案例，我们应当借鉴其经验，不断制定和完善相关的青年就业培训法律、法规制度，维护好工人的就业权益。

参考文献:

［1］何江.城市风险与治理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

［2］吴忠民.重视经济波动下的社会问题［J］．瞭望，2009(3):43－46.

［3］吴清军，许晓君.中国劳资的性质与特征研究［J］．学术研究，2010(8):59－65.

［4］魏红英.我国群体失业风险管制政策的再就业功能分析［J］．太平洋学报，2009(10):39.

［5］吴瑞君.特大型城市人口“流动”的风险［J］．探索与争鸣，2015(3):29－30.

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材料范文第5篇

督导全面覆盖，强化评价反馈

房山区在学校督导工作中做到了对幼、小、中、职、成、民办等各类教育的全面覆盖，将全面督导与专项督导、集中督导与随机督导相结合，实施了一年一轮的全面评价。目前的督导工作分为8个系列，包括公办和民办教育共180多个单位。在评价方向上，我们秉承以下原则：一是坚持教育行政决策、学校执行和教育督导三位一体的工作理念，统一发展方向，汇聚发展合力；二是坚持围绕区域教育中心工作和年度重点，突出质量核心，强化各类教育贯通发展；三是坚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深度践行；四是坚持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教育的创新发展；五是坚持紧扣教育发展的方向，聚焦新课程方案的落实、学科教学实践活动的落位和中高考改革的教学实践；六是坚持突出课堂质量核心，全面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七是坚持督导队伍组成和评价方式的创新，以信息化手段提高社会评价效率。

在评价实施中，我们严格遵循“两听、三访、四看、五查”的工作规程，即两听――听汇报、听课；三访――访谈校长、访谈教师、访谈学生；四看――看档案材料、看学校管理、看文化建设、看特色亮点；五查――查校园安全、查食品卫生、查开齐开足、查学生体质、查课外活动。落实了两评价两反馈，即评课堂教学、评全面管理，进行现场口头反馈和年度书面反馈。在2015年的评价过程中，累计听课450多节，组织教师访谈近200人次，学生访谈200多人次，收集对学校发展的意见建议平均每校12条左右，比较全面地获取了学校发展的基础材料，为学校发展提供了诊断资料和工作方向。

抓住评价重点，实施有效引领

在学校督导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紧扣督导工作的年度重点，深化教育改革的实践探索，对各类教育的内涵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监督指导作用。

1.立足科学引领，诊断学校办学理念与管理思想

在学校发展的理念层面，由督学结合评价指标进行科学分析，通过师生座谈走访、校园的行为观察和业务科室的数据统计，对学校确立的思想理念在科学性、知晓率和教育性三个方面进行研判并提出建议。

在督导中，指导学校坚持办学理念与办学实践相统一，构建起理念统领下的办学目标、发展思路、管理模式、文化架构、课程体系相统一的办学实践体系。通过督导，学校的发展思路和实践体系日益完整、清晰，以思想引领学校发展的效果日益彰显。引导学校确立正确的管理思想，坚持以管理激发人的创造性，聚焦人的全面发展。通过督导，以有效管理为目标，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得以深度贯彻。

2.突出全面育人，考察学校资源开发与整合

在学校办学过程中，构建系统、丰富的课程资源体系和浓郁的文化氛围是学生全面成长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全面育人的重要内容。在督导过程中，责任督学坚持紧紧围绕这两个领域，从多个维度对学校工作进行考察和评价指导。

强调文化育人功能，评估文化体系构建。几年来，我们将学校文化建设纳入督导评价指标体系，实施了全面的考查评估。评价重点放在学校文化与办学目标的一致性、文化构建在多领域推进的系统性、文化建设与课程构建的一贯性、文化环境中学生参与的有效性上。通过两年的督导工作，各校在文化建设中逐步实现了思想文化、管理文化、行为文化、课程文化、环境文化的有机统一，文化环境的育人功能、文化氛围的渗透功能、文化气息的同化功能逐步显现。

围绕学生核心素养，考察课程资源建设。学校三级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是学生提升素养的重要依托，课程的设置与构建必须围绕学生核心素养和学校的培养目标。督学抓住这个关键，重点考察学校在培养目标和核心素养指导下课程的设置和实施情况。将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作为教育督导的年度工作重点，督促各校将三级课程体系的构建和新课程方案的实施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在知识技能、科学素养、创新能力、特长培养等多方面获得发展。通过严格的考察与指导，各类学校的三级课程体系建设进一步丰富，学生体质和艺术素质整体提高。

突出教育创新，推进改革落位

督导评价要突出教育改革方向，服务教育发展大局。同时，要确立改革意识，鼓励教育创新。

紧扣教育考试改革，监督新课程实施。在评价过程中，监督各校以教育综合改革为指针，围绕中高考改革全面落实新课程方案，增加学生选课、长短课时搭配，实现课程实施的规范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多渠道挖掘校内外资源，与学科教学需求有机整合，开展学科教学实践活动。在督导中，边检查指导边介绍典型学校的成功经验，为学校提供借鉴。借督导之力，实现了新课程方案实施和学科教学实践的有序推进。

关注课堂教学质量，聚焦发展主渠道。责任督学在课堂教学督导中将重点放在提升质量、推进学校课堂教学改革理论和实践模式探索的持续深化上。组织责任督学中的业务骨干深入各校课堂听课、评课，同一线教师深入交流，从新课程理念、课堂模式、教学设计思路等多维度挖掘制约学校发展的根本因素，为教师提供有益指导。同时，宣传全区课改典型，提供有益的借鉴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发展。通过督导，以联盟制、一体化、手拉手为基本模式，城乡间、校际间多种形式的教师培训帮带、教学改革研讨与实践得以顺利开展，以课题为引领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课堂观察活动得以深入推进。

着力引导教育创新，激活发展动力。我们将教育创新作为单独项目，放在督导评价指标体系之外独立考查加分，引导各类教育创新发展。在评价中，责任督学从创新项目的科学性、创新内容与学校培养目标和学生素养提升的一致性、创新实践对全面提升质量和教学效益的有效性等方面对学校的教育创新进行评价指导。同时，不断发掘创新典型，通过总结交流等形式进行宣传。通过积极引导，全区涌现出了一批教育创新项目和特色学校，教育创新在多层面、多角度逐步彰显。

坚持全局推动，运用督导结果

多年来，房山区的学校督导工作在教育发展中较好地发挥了指导性和全局性作用，推动了各类教育的协调持续发展。目前，全区基础教育突出核心素养，探索一体化模式和贯通发展，在保教质量、学生素质、课程体系、教学改革、文化建设等多方面实现了全面推进，各学段教学质量稳步提升。职业教育进一步拓宽领域、打造优势专业，推动特色发展，办学效益逐年提高。乡镇成人职业教育围绕“1286”工作任务，创新发展，服务于市民文化需求、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学习化社会建设，有效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

与此同时，我们发挥督导评价结果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坚持立足教育发展全局，实施评价表彰。真正实现了以实施素质教育为基本方向，评价过程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评价结果得到了系统的广泛认可。督导评价的方向正确、体系科学、过程严密、结果客观，保障了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并且在教育系统得到广泛使用。两委一室每年度组织全系统的综合评价表彰，并将评价结果与学校绩效工资挂钩，作为确定各学校年终绩效档次的依据；同时，评价结果作为教委、教工委评选教育系统先进单位、人民满意标兵学校、优秀党支部、文明单位的重要指标，作为对基层单位党政正职考核的重要参考。

紧抓发展机遇，深化督导职能

目前，教育发展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在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大背景下，为更好地发挥教育督导的作用，我们将重点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瞄准区域短板，实施精确指导。针对发展状态低迷和起伏波动较大的学校，实施专项督导和连续督导。整合学校工作各领域的专家和骨干，对问题学校实施内科解剖式的诊断并进行持续指导，帮助区域内基础薄弱校快速提升，逐步补齐全区学校发展的短板。